很多宿命论的历史学家们给一位能干的领导人下了这么一个定义，那就是，他能够设法使自己的政策与不可能改变的历史潮流统一起来。简而言之，他们相信历史创造伟人，而不是伟人创造历史。根据这一理论，西德渐渐地接近西欧。并且，由于这股强大的冷战潮流和美国与苏联之间的对抗使西德逐渐远离共产主义东方。阿登纳只是一名作些细微调整的舵手。

    从事抽象概念研究的理论家们珍惜这种学说。然而，从事具体工作的政治家们对此并不感兴趣，他们通过实践知道，一个领导人的决定对改变事件的进程能起多么大的作用。事实上，在战后早期的这些多事的岁月里，法国和德国重新和好的前景一欧洲联合的关键，似乎常常是渺茫的。不到一个世纪，法国和德国发生了三次血腥的相互残杀。彼此间的仇恨和不信任似乎太深以致于无法消除。只是由于阿登纳的坚持不懈的努力，使诸如舒曼和戴高乐这样的主要领导人产生信心，并因苏联威胁构成的新的紧迫感，使和解终于得到实现。

    五十年代，法国议会几次否决建立欧洲军的主张，如果换一位德国领导人的话，可能会使法德关系倒退至又一代人的敌对状态。然而，阿登纳默默地忍受了挫折。他曾经说："我认为，在受挫折的武库中最强大的武器是忍耐，我却具有很大的耐心。我可以等待。"

    在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欧洲摇摆在结盟和孤立主义的边缘上。在这样的时刻，当事件可以向这个方向也可以轻易地向另一个方向发展时，一个伟大的领导人就是决定性的因素。具有建立一个以中世纪初的欧洲的蓝图的现代欧洲的理想的阿登纳准备成为这样的一位领导人，并完美地完成自己的任务。

    在他1953年访问华盛顿后到1961年前，他曾先后访美达六次之多。他之所以如此频繁地出访的一个原因是他与杜勒斯和艾森豪威尔的会谈异乎寻常地富有成果。他发觉美国政府比英法更坚决地接受他的西欧防务的想法。1954年，法国反对建立欧洲军后，阿登纳告诉杜勒斯，他发现"最好的欧洲人"是在美国。

    他与杜勒斯的关系十分亲密，因为两人有许多共同之处。

    他们虔诚地信仰宗教，都有从事法律的背景，都忠实于他们的家庭。更重要的是，两人都是有献身精神的国际主义者，从容地致力于为反对专制主义的蔓延而斗争。正如阿登纳的传记作者特伦斯·普里蒂写道，"把他们联结起来的最强大的纽带也许是他们对上帝的虔诚和对共产主义的仇恨。"

    阿登纳从未承认过东德共产党政府的合法性，在他一生中，他一直把它称之为"苏联区"。他不相信苏联人关于他们想要一个经过民主选举产生的、独立的、统一的、中立的德国政府的说法。首先，阿登纳知道苏联人从不允许东德进行自由选举。其次，他相信在战后的欧洲没有一个国家选择中立会保持长期的独立。他说："一个人不可能坐在两把椅子之间。"

    在国内，阿登纳受到了对手们的严厉批评，他们坚持认为他应该更积极地响应苏联人就统一问题偶然提出的倡议。在杜勒斯身上，他找到了增强他自己坚定信念的力量。正如他在回忆录里写的，"杜勒斯和我在一个关键性的信条上是一致的：决没有不报以让步的让步。我们被指责为顽固的和一成不变的，并且整个世界都在要求我们应该更灵活些。"

    《纽约时报》赫赫有名的记者苏兹贝格有一天在波恩请阿登纳说一说谁是他迄今见到过的最伟大的人物。阿登纳走到他的书桌前，拿起一张镶有镜框的杜勒斯在1959年最后一次访问德国时的照片。这是阿登纳与他这位朋友活着时的最后一次见面。

    这位总理把照片递给了苏兹贝格，并说："就是他"。当苏兹贝格问他为什么挑选杜勒斯时，阿登纳国答道，"他思想明确。他事先深思熟虑，对未来有远见，他说话算数：他信守诺言。"

    有些批评家认为，杜勒斯和阿登纳之间的关系是那样密切，以至于使他们两人对苏联的那种毫无道理的僵硬态度有增无减，并认为杜勒斯与这位德国领导人的私交足以使美国国务院为阿登纳的外交政策服务。更确切地说，他们之间难得的友谊产生于与他们关系重大的问题上的完全一致，尤其是他们两国对抗苏联这一最好的立常1959年2月社勒斯知道他已患无法治愈的癌症。他最早告诉的人中就有阿登纳。杜勒斯死于五月，八十三岁的阿登纳飞到华盛顿，参加了葬礼。

    1959年杜勒斯的葬礼使世界上许多有声望的人物云集于华盛顿。出席人数创了纪录。有些人恨他；有些人怕他；但是大家都钦佩他。阿登纳则是少数几个热爱他的人中之一。

    如同英国人缺乏幽默感，日本人看不清楚这种无稽之谈一样，关于德国人是天生地禁欲主义的和缺乏感情的说法也是纯属虚构。我的体会是，不论外表如何，大部分德国人都是富有感情的。阿登纳当然属于这种类型。当他向我讲到对杜勒斯的爱慕和敬仰时，眼中流着泪水。他说："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胜任他的角色。"

    恰如许多人发觉阿登纳是冷冰冰的和缺乏感情的一样，还有许多人，在看到他的坦率，思想和行动纲领几乎是一个有机统一体时，认为他是一个头脑简单的人。奥地利的有能力的、通常具有洞察力的首相布伦诺·克赖斯基，有一次说话过火时曾称阿登纳是一个无教养的人，几乎说不出个什么名堂来。

    确实，阿登纳的讲话不象麦克阿瑟那样对文学和哲学引经据典，那样富有刺激性，也不象戴高乐和邱吉尔那样是一位有才华的作家。他告诉我他写回忆录实际上是出于对历史的责任感才承受下来的包袱。

    然而他是有教养的，见识广博的人。与克赖斯基的印象相反，他经常读书，特别是阅读历史著作；我是从与他的一次交谈中知道此事的。当他度假时，他总是随身带着大量的古典音乐唱片，其中他最喜爱的是舒伯特、海顿、贝多芬、维瓦尔迪和莫扎特的作品。他又以一名有才华的业余园艺家著称。但是几乎没有人知道他还是一位荷兰名家作品的鉴赏权威。华盛顿国立美术馆的负责人曾经以羡慕的口吻说，如果他必须寻找一名替换者的话，这个人就是阿登纳。

    在杜勒斯葬礼后的早晨，阿登纳和我在国会山我的办公室见面了。那天晚上尼克松夫人和我在华盛顿我们的家中为他举行了晚宴。在我们的谈话中阿登纳从未说过英语，但是我可以说他懂得不少英语。象戴高乐一样，有时当他觉得译员没有把他讲话中的细微差别恰当地表达出来时，他会纠正翻译。

    晚宴上我们的谈话转到了严峻的竞选运动和国外旅行。他突然问我："你睡得好吗？"我对他说，当我脑子里考虑许多事时很难入眠。阿登纳说：从年轻时起他就一直睡得不好。我问他有什么办法。他回答说："我吃安眠药，一直吃了三十年了。"

    我问他当安眠药不起作用时怎么办。他笑了笑说："我去找大夫开另一种安眠药。"

    他的授权的传记作家说，阿登纳的失眠是在他1933年躲避纳粹时开始的。在他任总理时，早晨六时起床，早在家人们尚未起床前，独自一人坐在乎台上或在花园里，聆听鸟鸣和观望初升的太阳映在艾菲尔山顶上的光芒。他说，这样就弥补了失眠的夜晚。

    阿登纳有时早晨带着一支铅笔和纸去浴室，因为在他刮胡子时，经常有好主意。早餐后，读晨报，和家人谈一会儿话，九点五十分他离开家门，迈着轻快的步子走下一共五十三级的石台阶，穿过他的丁香和木兰花灌木丛，高高兴兴地向那些记者、警卫和园丁们打招呼，他们中间有些人可能在等候他，然后上他的轿车。阿登纳象皮厄斯七世教皇那样，喜欢开快车。

    他常常在十分钟内到达他在波恩的办公室。他的邻居们可以根据他准确的早晨的常规活动未校对他们的时钟。

    阿登纳象戴高乐和吉田一样，是一位格外忠实于家庭的人。他的生活两次遭到极其不幸的打击。他的第一个妻子埃玛久病之后于1916年死于科拢在她死前的几个月里，阿登纳中午和晚上坐在她的床边，陪她说话和给她念书直到她入睡为止。在1910年他四十三岁时，他和一个二十五岁的名叫古西·青塞尔的女人，约翰·麦克洛伊妻子的表妹结了婚。1944年，当阿登纳躲避纳粹时，他们逮捕了古西，把她关在装满了妓女的牢房，然后残暴地审问她丈夫的下落。只是在当局威胁说要把她的十几岁的女儿利贝特也关进牢房时，她才软了下来。

    古西于1948年死于白血病，一再丧失亲人的阿登纳就再也没有结婚。他抚养他的七个孩子如同他自己小时候家里对他一样：家教甚严而又十分钟爱。他的一个儿子说："父亲在家里把民主搁置一边。他用强硬的手腕治理我们的家庭。如果一株玫瑰树必须移栽的话，只有他才能决定在什么时候和移栽到什么地方。如果我的姐姐想要烤蛋糕时，也必须经他同意。你知道，在德国这种做法并不奇怪，就是这么回事。"

    古西死后，阿登纳出访美国时经常由一至数名他的孩子陪同前往。1959年，他的儿子保罗和女儿利贝特陪他一起出席了尼克松夫人和我在家中举行的晚宴。

    阿登纳于1955年秋访问了莫斯科与赫鲁晓夫举行了会谈，而我正在准备七月份我自己的访问。我请教了许多俄国问题专家——包括杜勒斯，在他去世前四天我去病房看望过他——在那天晚宴上我专门了解了阿登纳的想法。毫不奇怪，阿登纳的思想和杜勒斯的十分相似。

    阿登纳去莫斯科是想要缓和苏联对联邦共和国的好战状态，也许还希望苏联松动一下对东德的控制。他发现赫鲁晓夫在这些问题上是毫不妥协的，但他确实得到了释放一万名德国战俘的收获，他们在苏联已被拘留了十年。他同意建立苏联和西德的外交关系作为交换。

    他怀着一种恐惧感从事这次出访使命。阿登纳认为，苏联代表了无法改变的无神论制，就如同君士坦丁时代以来世界上尚未见过的那种制度。赫鲁晓夫的粗鲁更增添了阿登纳的恐惧。他告诉我他必须使自己坚强些避免在这位苏联领导人面前显得体力不支。

    赫鲁晓夫与阿登纳在一起时确实经常进行恫吓，表现无礼，在某一个观点上他大喊大叫说什么"资本家烘烧共产党人，把他们吃了——还有什么，不放盐！"阿登纳通常以钢铁般的忍耐来降服他。但是，在一次会议上几乎没有什么办法，于是他命令他的坐机从法兰克福飞回来——当然他的一名助手确信这项命令是用外线，很可能是用被监听的电话线传递的，当苏联人认为德国人即将离开时，苏联人的态度大为缓和。

    相对地说，赫鲁晓夫当时上台执政时间不长，对和他相遇的自由世界诸领导人还不熟悉。很明显他是在考验阿登纳的勇气。在一次宴会上，他显然是无止境地一杯接着一怀地祝酒，试图看看在谈判桌上是那样难以对付的七十九岁的阿登纳能否被酒制服。尽管他喜欢葡萄酒甚于伏特加，但是阿登纳有一个如同他的钢铁般的意志一样坚强的胃。十五次的祝酒后，他仍旧不偏不斜并很机警——足于察觉赫鲁晓夫一直在喝水。第二天早晨阿登纳以讽刺挖苦的方式与赫鲁晓夫对质说，任何做这种事的人都不能受到信任。赫鲁晓夫出乎意外地发觉自己已被当场捉住，他只能一笑了之。

    在他们整整一周的对抗中，阿登纳与赫鲁晓夫进行了反复较量。当这位总理在回答德国人的一项建议时说："在我同意你这一项建议前，我肯定看到你在地狱里！"阿登纳回击说："如果你看到我在地狱里，那只是因为你比我先到地狱！"另一次，当赫鲁晓夫愤怒地挥舞他的拳头时，这位总理突然腾的一声站起来，挥舞着他的双拳。

    当俄国人历数了纳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苏联犯下的暴行时，他们处在自以为正义的得意之中。阿登纳拒绝披上克里姆林宫给他制作的卑下的认罪披风。他对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说，许多德国人反对这场战争，并说他的国家也遭到俄国军队的祸害。

    这一点引起了赫鲁晓夫所特有的勃然大怒，他声称，阿登纳对俄国暴行的指控是"攻击性的"，赫鲁晓夫轻蔑地说："究竟谁该负责！""我们没有越过任何边界。我们没有发动战争。"

    阿登纳立场坚定。他提醒赫鲁晓夫，在大战前和战争中他两次被纳粹投入监狱。因此，他有大量的时间去考虑支持希特勒的那些国家的动机，由于直截了当地提到1939年莫洛托夫一里宾特洛甫条约，赫鲁晓夫说教的妄想破灭了。他作了让步。

    会谈的气氛缓和了一下。

    1959年那次晚宴上，阿登纳饶有兴趣地详细讲述了他和赫鲁晓夫的舌战。但是他告诫我，尽管这位俄国人表现做慢，过低地估计他将会犯致命的错误。阿登纳说："他是非常精明、强硬、和冷酷无情的。"

    阿登纳显然是欣赏与赫鲁晓夫的比赛。我可以说，不象某些领导人，他没有从不愉快的对垒中退缩不前。相反，他却迎着上。这正是与他后来描述的他喜欢政治竞选相同的气质。在他整个一生中，他总是希望处在舞台上而不是在看台上。

    在1959年访问华盛顿期间，他刚刚宣布了谋求西德总统职位的决定。他希望把这个职位变成类似于夏尔·戴高乐所控制的法国总统的职位，因为那个时候西德的这个职位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荣誉性质的。如果不陷于处理日常的政治争执的繁忙的总理职务之中，他就能够致力于制定政策。

    这一决定是不明智的，然而是可以理解的。阿登纳已经建成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他任总理第十年时，他终于证明自己是称职的，并且担心一旦他离去后，则后果将难于设想。经过纳粹时代之后，阿登纳对他的同胞就没有再充满信赖。他曾经称他们为"食肉的绵羊"。在去世前不久，他对一位记者说，"德国人使我极其担心。"我唯一能为他们说的话是他们经受的事太多了。自从1914-1918年的战争以来，他们就没有平静和安定。

    因为阿登纳不相信德国人在政治上已完全成熟，所以他努力保留自己的权力超出了应有的任期。事实上，当他应该准备把权力移交给别人的时候，他却还在扩大自己的权力。在1959年发生的总统职位危机期间，阿登纳操之过急。

    有关他的权力主义的内情被再次披露，这次与移交内阁相关。许多情节接近事实。有一个不足为信的故事说，在一次就给工厂工人予"共同管理"权的具有代表性的问题的辩论以后，人们问他："你打算什么时候给你的内阁部长们以共同管理权？"

    随着为人尽知的"总统危机"的逐步发展，阿登纳愈益感到难受。因为原来支持他寻求总统职位的这些基督教民主联盟领导人，坚决支持路德维希·艾哈德继任总理。阿登纳认为艾哈德在政治上幼稚。最后他放弃了总统候选人，为了使艾哈德不能当总理，而决定自己保留总理职位。由于这位前财政部长坚持不懈，他终于在1963年阿登纳退休后继任了总理。

    在他八十多岁高龄时，尽管他仍是一个精力旺盛、身体健壮的人，一天能够完成比他年轻二十岁的人一样多的工作量，然而，他毕竟年事已高，有时也取守势。有一回，虽然他的视力问题井没有被提出来，这位总理却摘下眼镜，拿给来访者看并解释说，这不是读书用的眼镜，只是为了减弱紫外线的照射，以保护他的小小的过敏的眼睛。他每天午睡，但拒不承认，如果有人问他睡得怎样，他会厉声地说："我没睡，我忙着哩！"

    这不仅仅是虚荣心。阿登纳相信，为拯救西德，他责无旁贷。一天，几个朋友小心翼翼提出他总难免要离职一事时，他敷衍地回答说，是的，他可能会在某一次汽车事故中丧身。在他已经离职之后的1966年，当阿登纳九十寿辰时的一次会见中，有一位记者提醒这位前任总理，在他八十寿辰时，他也接见过这位记者，并且说他期望着在他一百寿辰时还能这样。这位老人回答说："当然罗。我要告诉秘书把它记下来。"

    邱吉尔和戴高乐也觉得难于考虑任何其他人来取代他们，更不用说主动物色接班人。这方面，他们与吉田茂和艾森豪威尔不同。1952年艾森豪威尔挑选我作他的竞选伙伴那一天，他告诉我，当他发现杜鲁门接任总统时，因为罗斯福在重大事件上不让他知道而使他缺乏足够的准备一事所感到的震惊。艾森豪威尔决定不犯那种错误，他向我保证说他会使我知道所有情况，便于我如果继任他的话，我能有足够的准备。

    只有很少伟人推荐自己的继承人，然而，象阿登纳那样对继承人如此苛刻则更少。在接见会谈中，甚至在他退休后，当着前去访问他的外国代表们的面，阿登纳还诽谤艾哈德。1959年夏，我在自己的副总统办公室内会见了艾哈德，他眼里噙着泪，梗噎着告诉我，由于阿登纳对他的态度使他受到了极大的伤害。

    阿登纳参加了杜勒斯的葬礼，回到西德之后不久，他宣布他将留任总理。虽然在我们的会谈中，他也顺便提到过这个问题，然而这一决定必定使他一直心情沉重。尽管如此，他还是利用机会表现出他在公共场合下难得的热情的美德。

    从童年起阿登纳就一直是个园艺迷。青年时期，他就嗜好试验，企图培植"爬藤三色紫罗兰"，此事引起了父亲对他的责备："一个人决不应该试图干涉上帝的事。"之后，在玫瑰园里的工作，使他在痛苦地躲避纳粹的年月里得到安慰，在担任总理职务不断受到压力时得到调济。一些职业花匠钦佩他的工作，其中包括于特森地区的马赛厄斯·坦陶，他于1953年培育一种玫瑰新品种，命名为快乐的阿登纳。这种盛开的、深红色的"康拉德·阿登纳"花，在世界各地的花园里仍能见到。

    这是一位伟大的职业政治家和一位同样伟大的业余园丁的充满生气的遗物。

    外交礼节经常使尼克松夫人成为阿登纳在白宫和其他外交场合下的宴会伙伴。他们相处得很好。有一次他问我关于她的出身情况。当我告诉他，她一半是德国人，一半是爱尔兰人时，他咬着他的手指，爽朗地笑了说："我已经猜出来了，爱尔兰人和德国人相结合生出世界上最聪明、最美丽的妇女。"

    在他们的谈话中，他知道她对花也有兴趣。在葬礼后的那天他来到我们家，要求看看我们不太大的后花园。几个星期后，从西德空运来了一百株玫瑰树。

    第二年三月，阿登纳第七次访问美国。他事先捎来话，说要会见我，我们约定了一个晚上六点钟在我家见面。六点差一刻时尼克松夫人突然看到这位总理的轿车徐徐地开到屋前。当她开门时，他宣称，他提前来到是为了看看他的玫瑰树经过冬天的考验后的生长情况。当我六点回家参加会见时，使我吃惊的是我发现他已经站在我们的花园里，就像他后来和我讨论世界形势一样专心致志地正在和她讨论玫瑰的生长状况。

    阿登纳对我们家的访问引起了人们极大的注意，特别是因为他被照相师们和西德新闻纪录片的摄影师们所追踪。一位名叫鲁思·蒙哥马利的专栏作家写道，"这位八十四岁的西德总理和四十六岁的美国人之间的友谊强烈地吸引着官方的华盛顿。

    这两位政治家以前会见和聚在一起共同商量不下六次。但是最近这次肯定是最亲密的一次。"他又说："如果尼克松占据了白宫，阿登纳似乎为又一次亲密的联系奠定了基础，就像他过去与前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之间经常保持的那种联系。

    多年来，阿登纳已经是一位把报界当作战术政治武器加以利用的大师。那年六月，据说他认为参议员肯尼迪作为一名总统来说在外交事务方面缺乏足够的训练和经验。与此同时，弗朗茨一约瑟夫·施特劳斯这位阿登纳的国防部长已经命令他的部对肯尼迪政府在国际舞台上的意义作一估价。一份国防部报告的副本——以"施特劳斯轻率"而闻名泄露给了《巴尔的摩太阳报》，该报将此报告用大字标题登出，"尼克松更能为德国人所接受。"据阿登纳的一名传记作家说："就阿登纳和基督教民主联盟而言，这是千真万确的。"

    从1960年竞选运动临近之际，他给我的政治忠告和他对参议员肯尼迪的贬抑性的讲话可以看出，阿登纳力求与我发展友谊的实际的兴趣是清楚的。到五十年代中期，他知道我有可能成为总统，他要与可能成为艾森豪威尔可靠的保守派的继承人之间建立工作关系。

    在十一月份肯尼迪获胜，我失败之后，他更清楚地表明，他的动机是包含个人成分的。从五十年代中期阿登纳就一直邀请尼克松夫人和我访问西德，但是由于日常各种压力和职责总是使我们无法接受这一邀请。在选举中，我被击败后不久，收到了阿登纳的一封极其热情的来信。信中他同情地写道，他知道我有什么样的感受，并重新邀请尼克松夫人和我访问波恩。

    直到我第一次见到阿登纳的十年之后，我终于能够接受他的邀请。1963年夏天，尼克松夫人和我以及我们的两个女儿育六个星期的休假，其中包括在德国的停留。我在波恩的总理办公室拜访了阿登纳，我们谈了一个多小时，当时只有他信赖的翻译在常我向他讲述了我对欧洲总的印象，并描述了我第一眼瞥见柏林墙时的沮丧心情。接着我们访问了法国，阿登纳特别要我转达对他的朋友戴高乐的最良好的祝愿，自从五十年代他们第一次见面后，他对戴高乐已经产生了无限的爱慕和敬意。他对下月将签字的禁止核试验条约表示了审慎地支持。但是他告诫说，苏联愿意签订这个条约，绝非反映了它的扩张主义目的会有什么变化。

    然而，使我吃惊的是，这个共产主义的不妥协的敌人表达了这样的观点，美国不应该"把它的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应该与共产党中国逐步建立友好关系作为牵制苏联的扩张主义。

    在我们谈话中，我第一次悲伤地注意到他已经失去了一些在我们以前谈话中一直是那么明显地流露出来的很高的热忱。

    继柏林墙的危机，他的党在选举中遭到猛烈的攻击后，他屈服于一些年轻领导人的压力，许诺两年后下台。现在那个时刻迫近了。他很快就不再执政了，对他的继承人他几乎没有什么信心，而在他全面地实现他的联合的、稳定的自由欧洲理想之前，他将离开舞台。

    1963年10月，阿登纳在联邦议院上作了告别讲话。当他讲演完毕，整理好讲稿，从内阁席的椅子上站了起来，直挺挺地、严肃地走到分配给他的议会席的桌前。在他放弃总理职务的权力时，他的忍耐是可贵的，他的脸部是异乎寻常地无表情，但是他的内心处于混乱之中。虽然他花了十四年的时间为建立一个繁荣、自由、安定的西德奠定了基础，但在离职时，他却深感不安，因为他担心，他所已经建立起来的不一定能保持下去。

    他的继承人，路德维希·艾哈德虽然是一名杰出的经济学家，但是缺乏外交政策方面的经验。与此同时，阿登纳认为是不祥之兆的事态发展在国际舞台上正在渐露端倪。上月内，美国和加拿大宣布打算向苏联出售价值七亿五千万美元的小麦和面粉。仅在他向联邦议院所作的告别演说前二天，他坚决要求肯尼迪总统在苏联没有作出任何表示诸如有关柏林等问题的让步之前，决不要批准这样的买卖。那年夏天，他告诉我恰恰是他担心的事发生了，当他提到缓和这个词时，他显然在颤抖。

    他说："我为谈论缓和一事而感到厌倦和害怕。"

    对西方某些天真的领导人和舆论制造者们把缓和看成威慑的替换物；而不是如我们俩人所坚持认为的、没有威慑就没有缓和的观点的这种倾向，他和我一样都对此表示担心。

    我们的最后一次会见是在1967年我到欧洲进行实地调查旅行期间，那是在1968年总统竞选之前。

    在1963年辞去了总理职务后，阿登纳在1966年也放弃了基督教民主联盟的主席职务。作为一种礼遇，在联邦参议院里给了他一间小办公室。当我走进这间办公室时，他的外貌使我震惊，这位老人第一次实实在在地成为一个老人了，他已被剥夺了权力，不再能主宰他的国家的命运。他几乎是非常消瘦，他的笔直的姿态已经恶化到明显的弯腰曲背了。但是这位九十一岁的老人没有失去一点点思想上的警觉。当我走进房间时，他从房间的那一头走过来和我拥抱。然后他转过身来，双手仍搭在我的肩上说："感谢上帝，你来了。你的访问像是来自天堂的吗哪。"

    我看到了墙上的一幅"雅典的卫城"油画，阿登纳说：这幅画是温斯顿·邱吉尔画的，作为礼物送给他的。我也注意到了他在八年前给苏兹贝格看过的杜勒斯的照片。互相说些打趣的话后，我们开始了关于世界政治的认真讨论。

    对戴高乐身后的法国他表示了极大的关注，他说，"戴高乐不是反美的：他是亲欧洲的。"他指出最近的一次民意测验表明百分之四十的法国人愿意同苏联的关系更好一点。他相信，只有戴高乐能守住这条反左的防线；一旦他去世，左派必然会在法国取胜。

    约翰·麦克洛伊告诉我，阿登纳对戴高乐的钦佩近乎对英雄的崇拜。他有一次访问了这位法国领导人在科隆贝的家后，他对麦克洛伊用敬畏的声调说："当我敲门时，你知道是谁来开的门吗？不是助手也不是仆人，而是戴高乐本人。"我认为，在他的头脑中，他把夏尔·戴高乐想象成为他自己的第九世纪的英雄查理曼——或者有时被称为夏尔伟人的直系后裔。

    就像阿登纳和杜勒斯的关系一样，阿登纳和戴高乐在某些方面也是相像的。两人都是身材高大，各方面都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两人都十分虔诚地信仰宗教。两人都是忠实于家庭的人。两人都有巨大的内在的力量，外表都很庄严。两人也都是具有远见卓识的人。

    但在另一些方面他们是完全不同的。戴高乐是一位优秀的作家，阿登纳则不然。戴高乐虽然最初以一名军事领袖为人所知，他基本上是一个内省的知识分子和富有创造力的思想家。

    从本质上说，他是一个善于思维的人，阿登纳则基本上是一个实干家。阿登纳经常用幽默和令人愉快的玩笑使一场严肃的讨论活跃起来，我想不起戴高乐曾经这样做过。

    最重要的事是，这两位战后的巨人彼此尊重，共同合作从而消除了法国和德国之间几个世纪的宿怨。他们中任何一个人都不能单独作到这一点。在他们各自的国家里他们同时执政，这是幸运的历史事件之一。

    阿登纳告诉我，他不同意他的朋友戴高乐关于美国必须从越南撤走的观点。他巧妙地问道，如果我们不支持南越，那么，诸如德国人是否能坚信我们会继续支持他们。但他接着又说，如果我们留在越南，则我们所做的恰好是苏联人想要作的。他说："俄国人并不想试图帮助你从越南脱身，他们要你们留在那里。他们要拖垮你们，除非有其他的因素改变了这种局势使得这样做对他们有利，否则他们是不会帮助你们的。"

    他嘲笑某些德国和美国的政界和商界领导人提出的建议，即增加西方与苏联的贸易将会带来和平。他的含蓄的评论是"买卖毕竟是买卖。"我不能不同意。仅仅依靠贸易是无法确保和平的。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贸易伙伴突然成为死敌。

    正如我在十四年前第一次见到他时一样，他现在主要担心的是苏联人的侵略政策。他关注着苏联人又在修建通向柏林的四条道路。他指出，他们的第一个目标是德国，下一个是法国。另一方面，他说他们认识到了他们的最大的敌人是美国。

    他说，"在这个问题上别犯错误，他们想要这个世界，整个世界。他们尤其想要欧洲，他们知道为了得到欧洲他们必须摧毁德国。我们需要你们帮助我们保持强大和自由。但是你们也需要我们。"

    他对当时正在谈判的禁止核扩散条约表示怀疑。他指出，摩根索计划会导致德国工业的永久性的毁灭。马歇尔计划建成了德国工业。现在，禁止核扩散条约在事实上限制了德国成为一个世界强国的潜在能力。苏联肯定认识到这一点。在一个十分坦率的时刻，阿列克赛·柯西金对丹麦首相承认，"只有当德国人签了字，这个条约对我们才是重要的。"

    阿登纳批评德国外长维利·勃兰特的东方政策：试图采取一系列"小步骤"改善与苏联集团的关系来缓和紧张局势。像他的老朋友福斯特·社勒斯一样，直到他临终前还告诫不要上俄国人提出的"和平"倡议的当。在他看来，一场共产党的和平攻势恰好是：旨在分裂西方和不通过战争赢得全胜的战术。

    他比较详细他讲述了关于苏中关系。他追述了赫鲁晓夫曾经表现出几乎是一反常态地对将来中国的威胁的担心。赫鲁晓夫告诉过阿登纳，"每年要出生一千二百万中国人并且每人都靠一碗饭而生存。"他说到这一点时，他的双手做了端碗的样子。他认为赫鲁晓夫最怕中国人一旦获得原子武器，他们不仅对苏联而且对世界各国都是一个威胁。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上讲，阿登纳几乎看不出中国人和俄国人之间有什么根本的区别。他说："他们都想要统治世界。"他再一次提出了他在1963年已经提出过的观点，只要苏联保持更为强大的军事威胁，美国就应该倾向中国。

    在我们这次会见后一个多月，阿登纳就在勒思多夫自己的家中去诅。他的儿子保罗后来告诉特伦斯·鲁里蒂，阿登纳在临终前非常忧虑，但决不是忧虑他自己。他担忧欧洲的不团结和软弱无能，担忧核战争的危险，担忧人民成为他们错误观念的牺牲品。他想要继续战斗。我后来从他女儿利贝特口中知道，我是见到他的最后一名美国人，如同在1953年我也是第一名欢迎他来美国的美国人一样。

    有主意是一回事：在恰当的时刻有主意是另外一回事；有能使主意付诸实践则又是一国事。阿登纳的伟大之处就是由这三部份所组成。

    他的观点是，面对苏联这个共同的敌人，国家之间要确立伙伴关系，以及在西德社会内部要确立谋求繁荣昌盛、保护自由的伙伴关系。为了避免重复由于国家之间的敌意而引起的二十世纪政治和社会的大变动，他旨在使欧洲恢复九世纪出现的短暂的团结局面。在国内，这种观点就是用欧洲主义代替民族主义，并且通过阻止任何一个社会集团积聚足够的权力扼杀个人的自由来防止无论来自右的或左的专制。

    随着岁月的流逝，他的各项政策的正确性变得愈加清楚。

    1954年，阿登纳的许多批评者们说，西德不需要重新武装和加入北约组织；现在，没有西德的部队要想建立一个自由的欧洲是很难想像的。怀疑论者嘲笑阿登纳相信在不到一个世纪里发生三次战争的法国和德国还可能成为盟友的想法。然而，阿登纳和戴高乐，两位欧洲舞台上的巨人大大胜过他们的批评者，在1963年签订了法德条约，完成了友好邦交的恢复。在整个五十年代，由于阿登纳没能统一两个德国而受到批评；当时认为苏联会允许有一个独立的、统一的、自由的德国的看法，现在看来是荒唐可笑的。由于他没有像维利·勃兰特及其继承者那样通过东方政策谋求与东德和苏联的缓和，他一直为之受到批评，直至他退休为止。现在显而易见的是，一个西德谋求的那个东方政策本来就是无益之蠢事，它不如阿登纳制定的与西方结盟的政策那么强有力，那么能使国家繁荣昌盛，那个东方政策正如实践所证明的那样未能达到它的设计师过分乐观的期望。

    六十年代，随着冷战的缓和，"相信俄国人的话"在西德和别的地方流行起来了，就是对诸如柏林和德国统一问题上，俄国人的建议比起阿登纳的更容易接受了。许多人坚持认为，在东欧的苏维埃帝国不再是反对西方侵略的缓冲区，并认为，只要我们能向苏联表明我们自己的和平诚意，那末，和平，甚至包括东欧和东德人民的自由，都会得到保证。赫鲁晓夫在1955年谈到纳粹侵略俄国的罪行时曾企图把这一类货色兜售给阿登纳，但是这位总理没有买他的账。然而，这一姿态愈益增加了他的继承人的东一西方政策的色彩。尽管有这个东方政策，苏维埃帝国依然存在，苏联的冒险主义已经升级而毫不减弱。

    作为当今自由欧洲的一名领导人，阿登纳是如何看待世界的呢？我敢肯定，他的看法是不同于那些继承他的人们。1997年在阿富汗事件中，他本来可以看到，在第三世界一个遥远的角落里突然燃起的不是一堆小小的战火，而是苏联进入波斯湾宝藏地区的一次无耻的尝试。他不象许多欧洲人当时那样用狭隘的眼光看待它，只认为对于向欧洲输送燃料的石油威胁是超越欧洲盟国的合法利益的范围。而认为它在事实上必定涉及到阿登纳为之奋斗而创立的北约组织的局势。他知道，如果西方的周围防线被突破，它的中心地带很快就会陷落。

    同样，对1981年的波兰，阿登纳不会把它看成是国内的政治问题，而会看成是苏联想永久征服一个有独立思想的、欧洲信奉基督教民族的一种肆无忌惮的尝试。他会把波兰人民的被镇压看成是一种国际犯罪行径并会作出相应的反应；对今天的西德领导人来说，如果他们从另一个方向看得远一些，也许会消除令人遗憾的烦扰之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东方政策的其中一个目标是要为西德找到一条补偿波兰人民在纳粹手中遭到的灾难的途径。既然波兰人民现在新主人手中遭受苦难，西德人民也只能绞自己的手，表示失望而已。

    当然，这些假设是用未经证明的假定来辩论的。在西欧有了象阿登纳这样的领导人，苏联人也许会对自己进行冒险而又不受到惩罚这一点不那么有信心了。阿登纳一向以"冷战的斗士"而著称的。并且他由衷地满意这个称号。如果他能活到今天来审视一下欧洲的话，由于整个欧洲的不团结和精神上的倦怠，他不会同意说冷战已结束。他会说其中有一个战斗员已经停止作出努力去赢得这场冷战。

    如果他听到中立主义的谈论，是那样地使人缅怀三十年代的欧洲，那么他会羞愧得低下头。他相信欧洲会因为试图"坐在两张椅子之间"而跌断了脊梁骨；欧洲今天还存在的脊梁骨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阿登纳和他法国的伙伴的努力的结果。每当一场危机发生时，欧洲的团结似乎是令人吃惊的脆弱，诸如阿富汗和波兰事件等就足以证明阿登纳的继承人已经忘记了他向欧洲发出的预言的紧迫感：它面临的危险比它过去曾经遇到过的都要大。

    没有其它任何事情比联盟内部的现状更使阿登纳感到震惊。1955年，阿登纳和他的大多数同胞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如此快地被接纳进欧洲联盟是一大荣誉。今天，北约组织许多成员国，包括西德在内，吹毛求疵地说，他们将要花费多少钱去资助这个联盟或唠叨他们是否为遏制苏联不让它超越波兰和东德以外，而允许北约导弹设置在他们境内。同时，东方政策继续存在；甚至当苏联逼近波斯湾时，俄国的天然气会很快流向西德人的家中。

    阿登纳对所有这一切的反应会很简单的。他会为包含在东方政策中的这个建议感到悲哀，那就是美国对欧洲的威胁之大与苏联相同。他常告诫欧洲人当他们接近东方时，他们是面临着切断与西方的生命线的危险。他还会说，如果使你失去原有的朋友，或向原来并不是你的那些朋友们献殷勤，特别是，如果你的新朋友到头来成为你不共戴天的敌人，那未，这样的政策是不值得推行的。

    与战后欧洲的其他两名巨人，即邱吉尔和戴高乐相比，呵登纳有时被描写成相对地无特色和无趣味的。除了这种看法是肤浅的和不公正之外，这种描述遗漏了两个重要之点。第一，法国和英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而德国是战败国。戴高乐的傲慢和冲劲十足的夸张的言行与这位第五共和国的奠基人和领导人的品行相称，但是这些品行对于这位战败的德国领导人是极其不相称的。同样地，虽然阿登纳也具有他自己的锐利的洞察力，但是不能象邱吉尔那样侥幸成功地在许多方面得以施展，特别是当同盟国仍在被占领的德国内发号施令的时候。

    那些觉得阿登纳不是那么令人鼓舞的人物，他们也忽略了另外一点，他们具有不同的领导风格。邱吉尔，这位具有讽刺性幽默的、有时爱争吵的知识分子，善于运用一句恰到好处的、极为巧妙的刺人的话，抵挡来自一名反对派议员或一名记者的批评。戴高乐的举止庄严简直深不可测。但是，阿登纳，有着耐心的、准确的律师头脑，是一位成功的领导人，因为他愿意加倍努力地工作，更周密地思考，并且比他周围的人们更能坐得住。他通过掌握问题来达到支配问题，通过猜透批评者心意和考虑得比他们更周密的办法去战胜批评者。他的天主教哲学的一条基本原则是，好事只能来自于艰苦的劳动。他并不希望西德慌乱地进入体面，主权，安全和繁荣的境地。他希望通过集中努力来赢得它们。

    阿登纳花费最大的力气实现他的一个联合的欧洲巨人反对俄国巨人的理想，这却也是他最虚弱的根源。他对法国的钟爱和他致力于欧洲的理想如同他始终怀疑东德认为它无所归属、格格不入的观念一样，出自于同一种思想根源。在他看来，柏林是处在亚洲的门槛上，受到一种现代的野蛮状态的腐蚀。普鲁士领导人经常扮演东方专制君主的角色，十分难得促进和平或关心他们人民的自由。查里曼帝国在易北河覆灭了，但因此启蒙了欧洲文明。在某种程度上讲，它是和阿登纳的欧洲是相同的。

    作为一个德国人，作为一个男子，他关心每一个东德人并渴望他们得到自由。他欢迎并保护那些设法逃出来的人们。但是作为一名历史学家和莱茵人，他相信苏维埃东德丧失了基督文明。在他灵魂深处，这种丧失也许被视为无可避免的，甚至可能是永久性的。

    最后，由于战后苏联的政策使这个根深蒂固的哲学偏见无足轻重。在阿登纳时代，没有任何外交倡议能改变苏联把东德变成他们的西方前哨的意图。然而，这样的倡议在西方为保卫它的自由和理想的战斗中让位了。阿登纳个人致力于与西方恢复和睦关系是直接来源于他的经历和对上帝的信仰。同样，如果他要维护他的战败国的人民的自由的话，这也是他作为一名政治家的唯一合理的选择。

    阿登纳的不朽业绩是建立了自由民主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正如戴高乐的丰功伟绩是建立了第五共和国一样。给希特勒毁坏了名声和一度堕落了的德国再次列入了受人尊敬的民族之林。

    然而，我对阿登纳的最生动的记忆总不是战后主要的政治家之一，而是他这个人：一个顽强地坚持原则但在战术上却又是精明巧妙的人，一个外表生硬和严峻，但是对那些有幸成为他的朋友的人来说又把他视为热情而有强烈感染力和幽默感的人；一个用不同方式然而同样深刻地爱他的家庭，他的教派，和他的人民的人；是一个无论冒多么大的风险或遇到多么严重的困难，人们都可以指望他坚如磐石的人。

    他是难得的一位平民能够如此完满地适合担任公职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