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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公子升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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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晃十几年过去。

    这年秋天,沈达的父亲沈青川病逝,沈达携妻女从省城返回奔丧。

    沈青川死于中风,这年才六十七岁,以现今城市居民的一般寿命比较,可称早死。特别是沈青川身份很不一般,在本地当过专员,后来行政体系变化,实行地改市,也就是地区改为市,辖地区原属各县,沈达的父亲不再是沈专员,改称为沈市长,依然是本地头号行政长官,书记之下他最大。沈青川在市长任上一直干到六十二岁才退下来,而后也没全退,安排为省政协常委,兼了一届五年,届满刚退。他这样身份的人物享有相当高的医疗保健待遇,平时定期安排身体检查,生了病不必到医院排队挂号,有事了往高干病房一送,不必操心床位是否拥挤,自有市里最好的医生照料,需要的话还可以紧急约请省里甚至北京上海大医院的专家前来会诊,通常情况下,如果不是要害部位致命癌变,寻常疾病害不了他,特别是在刚刚退休这个年龄段上。但是他却属例外,突然中风,一时不治,即撒手人寰。

    沈青川多年担任一方行政首脑,其丧事自然不同于普通人物,虽然按规定必须从简,却依然十分隆重、极具气派,其隆重和气派不体现在场面多大,丧仪多排场,如民间富户死了考妣一般,吹吹打打开大道场办大丧礼做足套路;沈青川的丧事很简单,规格却高,体现为葬礼上的一屋子花圈、一屋子人,还有灵车后边的一个送行车队。花圈密密麻麻,上边的名字囊括了本省本市及下属各县区各部门重要官员,还有北京若干重要部门领导,没有一个白丁,不说每一个名字都如雷贯耳,起码非常响亮。当天到场出席葬礼的也一样,除了本市现职主要领导,离退休老领导,县区及部门领导,还有专程从省上赶来的负责官员。简短的告别仪式结束后,灵车送遗体往殡仪馆火化,灵车后边的车队是一支自愿送行车队,主体为亲朋好友与故旧,基本都是官员用车,车牌号码特点鲜明,均为本市及各县排前车号,组成送灵车队泣奉老领导上路火化,队伍格外醒目。

    沈青川的高规格葬礼上有一个小插曲,发生于他的大儿子沈达和沈达的老同学苏宗民之间,这两个人在葬礼正式开始前碰面,忽然有所争执。

    事情是沈达挑起的。当时沈达一家人包括他母亲、弟弟和弟媳们已经进场,站在沈青川的遗体边,苏宗民从人群中挤出来,跟沈达握了握手,什么话都没说,转身走开。沈达突然把他喊住。

    “苏宗民,喂。”他说,“你等等。”

    他把苏宗民拉到母亲身边,问母亲是不是还记得这个人?沈母泪眼迷濛,因丈夫的突然离世悲痛不已,心力交瘁,当时只是两眼发愣看着苏宗民,没有反应。苏宗民喊了她一声“王阿姨”,她也没反应过来。

    沈达告诉母亲,这是苏宗民,他的老同学。

    “苏世强的儿子。想起来了吗?”

    沈母啊了一声。

    “人家现在是苏厂长,连山水电厂的头头。”沈达介绍。

    苏宗民没吭声,跟沈母握了下手,转身走开,却被沈达再次揪住。

    “苏厂长急个啥呢。”他质问。

    苏宗民开了腔,学沈达的口气,管沈达叫“沈主任”。

    “沈主任现在心情不好,咱们回头再谈。”苏宗民说。

    “心情好就不用你。”沈达说,“别的人见了我可以跑,你不行。”

    “我没跑。”苏宗民说。

    人家苏宗民是主动上前跟沈达握手致意的,绝无见了沈达就跑之嫌,但是沈达胡搅蛮缠,不放过他。沈达追问说,苏厂长今天拨冗前来参加他父亲的葬礼,拿什么来送别老人?苏宗民不吭声,不做明确答复。苏宗民身边一个年轻人赶紧搭腔,这人是跟着苏宗民来的,可能是苏手下厂办人员,他告诉沈达,厂里给沈市长送了花圈,苏厂长还特意买了一条新毛毯,送过来表示哀悼,苏厂长自己掏的钱。

    “是拉舍尔毛毯。”年轻人强调。

    沈达知道那个东西。本省有一家大纺织厂,专业生产拉舍尔毛毯,大量出口中东一带。沈达问苏宗民,知道拉舍尔毛毯去中东做什么用吗?

    苏宗民说:“沈主任别说了,办完事咱们再聊。”

    “怎么我不急你急?”

    沈达揪着苏宗民,就是不放他走,非让他知道拉舍尔毛毯怎么回事。按沈达的说法,原来该毛毯在中东是当裹尸布用的,那边战乱,常有人员死亡,裹尸布用量很大。

    “谢谢苏厂长给我老爸送来一条。”沈达说,“哪天不幸轮到我了,记住也给我送一条,别的我不要,就要苏厂长的。”

    苏宗民甩掉他的手,一言不发走了。

    他并没有离开,只是站在人群后边参加仪式。以苏宗民的身份,哪怕贵为厂长,在那个场合也还只能站在后排。简短的葬礼仪式结束后,出席仪式人员排起长队,与沈青川遗体告别,与死者家人一一握手,劝慰节哀,苏宗民排在长队后部,在与死者家人握别时再次与沈达相逢,这一次两人都一言不发,只握了手,彼此都用了力气。沈达忽然眼眶一红,眼泪落了下来。

    如苏宗民形容:“沈主任现在心情不好。”沈达表现出的情绪不是不好,简直可称恶劣,不只是因为父亲突然病故,还有一大因素:此刻沈主任正走背运,包括所谓的“沈主任”也成了一个倒楣标记。沈达原为省电力公司的调度中心主任,眼下已经不是了,职务已免,暂未安排,此刻称他主任如果不是有意刺激,实在只属安慰。

    沈达大学毕业后进了省电力局,十多年一帆风顺。当年收他的老局长是沈青川的老朋友,老局长对沈达非常关照,沈达一去先在局办公室当干事,跟着老局长四处跑,相当于局长的秘书。沈达为人活络、聪明,什么东西都是一点就会,擅长跟人打交道。特别是很会处理上层关系,几乎是生来就会。加上办事有经验,心里有主意,能给领导当参谋,很得局长信任。秘书干了几年,上下情况都熟了,恰逢电力体制改革,省电力局改成省电力公司,依旧是老局长当政,改称总经理,沈达还跟着他,成了公司办公室的副主任。几年后老领导快要到线了,问沈达有什么打算?沈达表示自己到局后一直都跟领导,只有综合部门的履历,太单一、不全面,对今后可能不利,所以想换一换,到业务处室干一干。老领导很赞成,把他调到调度中心当副主任,放手让他管业务,待老领导终于退休时,沈达已经是调度中心的老大,具体掌管全省电力调配业务,位置非常重要。那时他才三十四五岁,是公司里最年轻最为人们看好的中层要角,没有谁不说他是公司里最有前途的年轻干部。

    一年多前,情况忽然发生变化。公司领导层调整,来了一个新老板,是位中年女士,女强人,叫齐斌,名字文武双全,巾帼不让须眉。沈达的楣运意外开始。

    这位新来的老总是从省外交流过来的,以往从未在本省工作过,与地方上没有多少瓜葛,虽是女流,却非常强势,事事有主张,处处打下自己的烙印。她对本省电力企业的原有状况不太满意,要按她自己的一套管理企业。到位后大刀阔斧,锐意改革,有意识地改变前任老总的旧有安排。前任老总重用的干部也就面临困境,要么弃老忠新,改换门庭,千方百计让新领导收纳,要么就得经受冷遇。

    沈达是前任老总的头号重臣,一时面临压力。他开玩笑,称自己虽然对付领导和女人都有经验,但是最讲义气,一定经得起考验,决不叛变。

    有一天晚间,沈达和几个朋友聚会,在省城一家新开的大酒店,相聚的都是年轻干部,却都不寻常,有经委的处长、发改委的办公室主任、副省长的秘书、还有若干年轻女子。沈达因为多种关系,跟这些人混得挺熟,成了一个圈子里的人,有机会就凑起来一聚,交换信息、联络感情,通常由沈达安排买单。电业部门向称电老大,管着电线里的那个东西,谁都用得着,厉害得很,电老大的调度中心主任尤其厉害,谁都想巴结,有成堆的人排队等着为他签单。如果不找人,沈达自己也能签,沈老大不缺钱,他的工资很高。

    那天晚上,沈达表现英勇,酒杯一端,什么都没吃,先干三杯白酒,喝的是高度五粮液。而后他把嘴巴一抹,向大家告罪,称自己已经预先签好单了,大家尽管尽兴吃喝,他却没办法陪同;因为当晚轮值,他必须守在调度室,否则吃不了兜着走。

    “刚换了个女老板,一双大眼盯得紧啊,像醋瓶老婆盯着花心丈夫,让她逮住了包死,所以对不起各位。”他说。

    那些人不依,称他们不会让沈达糊弄,沈达肯定不是把自己送去给那个女老板欣赏,一定另有花心。沈达不慌不忙,再喝三杯,这才勉强得到大家批准,离席走人。

    沈达真没有糊弄人,当晚他确实轮值。他匆匆赶到单位,并未超过到班时间,却不料有人已经打过两次电话找他,不是别个,就是女老总。

    “齐总有事,让你去她的办公室。”值班组长说。

    新来的总经理齐斌超敬业,家在上海,丈夫和孩子没有随迁,她本人以公司为家,是个工作狂;几乎每晚都在电业大楼上班,思考企业发展大计,同时细心地盯紧手下员工的一举一动。

    沈达去了齐总的办公室,一进门齐斌就把脸板起来。

    “喝酒了?”

    沈达承认,今晚有个聚会推不掉,他过去喝了两杯。

    “值班你还敢喝?”

    沈达检讨,虽然他从不因酒误事,但是确实不该喝。

    “不是第一次?”

    “也没几次。”

    齐总比沈达大七八岁,加上职位高,见什么是什么,该批就批,没把前任老总的爱将沈达太当回事。她找沈达并无大事,只是核对一份材料里的几个数据。问过之后她一摆手,让沈达回调度中心继续值班。沈达以为事情了了,哪里想到第二天公司中层干部开会,齐总声色俱厉,对他痛加批评,上纲上线,提到对国家对人民负责的高度,警告他深刻反省,否则必严加处置。她采取的是不点名批评方式,讲有的人身负重责,屡次三番、违反规定,值班喝酒,是害群之马。批评中旁敲侧击,点了些现象,不必太细心,就可以听出讲的是谁。

    事后沈达自嘲,说齐总批了半天,只有四个字他听进去了:“害群之马”。

    由于新老板强势,谁都敢训,批评人不留情面,而且对一些前骨干存有成见。公司里边,难免有人受不了,要发一发牢骚,发牢骚得找地方,沈达这里最合适。沈达有号召力,哥们得很,眼下一起历难,大家感同身受,可以一吐苦水,偷偷骂一骂娘。公司中层同僚里的不满人员因而悄悄集中在沈达身边。事实上这些人早就搞在一起,只是情况不同。当年老领导执掌大权,大家聚在沈达身边,是希望他在领导那里替自己美言;如今变了,是一起发发牢骚。

    所以齐总“害群之马”之说不是随口提及。

    沈达是聪明人,如他自己所笑,有“官家遗传”,眼下这种局面,以往没遇到过,至少也听说过。人到屋檐下,该装孙子就得装孙子,沈达心里很明白,也知道有哪些办法可以拿来摆平与领导的不融洽关系。可是这个人偏偏天生是个老大,从出世到如今,基本一帆风顺,凡事有家中大官罩着,骨子里十分傲气,可以顺着捋毛,逆着来就不快活,一旦不快活他还敢来横的,现在临到事前,他只有一个态度:管他的,随他去吧。

    事情便显出了些紧张度。

    有一天,齐总把沈达叫去,给他看一封群众举报信,涉及加洋水电站。举报信称该水电站设施落后,状况不好,但是老板拿钱铺路,重金贿赂,省公司对他开放绿灯,让他把电卖上电网,发了大财。举报信并没有点明省公司谁拿了人家的钱,但是有一点比较特殊:该水电站位于沈达老家那个地方。

    沈达承认事情与自己有关。加洋水电站是一座小水电站,三十多年前由他老家那边地方政府投建,因经营不善严重亏损,设备老化,面临关闭。几年前地方政府把该电站卖给一个私企老板,老板投资改造厂房和设备,使电站重新运转。该老板接手电站后,曾与当地县及乡镇领导多次到省公司,请求把所发水电卖给省电网;因为是家乡事务,家乡领导找到他,他帮了忙。

    “办理中都按规定,没有违规行为。”沈达说。

    这里边当然有些情况。本省水利资源丰富,早年间地方办电积极性很高,全省各地遍布水电站,绝大多数是小水电站。小水电多建在偏僻山间,附近少有工业项目消耗电能,必须把所发电能卖给省电网,这才能够产生效益。对大电网来说,小水电虽然可以补充电力不足,却也存在不稳定问题;因为小水电受季节、水源影响很大,盛水期马力充足,枯水期发电机停转。往往是电网需求缺口大时,水电站枯水无电;电网电力充足时,小水电正当盛水期,发的电用不了,网上根本不需要。所以不是所有小水电发的电都能卖给省电网,需要根据各种情况协调安排。这就有了一个要谁不要谁的问题,实际上也就是给谁赚钱,让谁赔钱的问题。因此争夺厉害,相争者使出各种手段,包括金钱轰炸,这个不奇怪。

    沈达说明,他帮过加洋水电站的忙,但是没有拿钱,相反还赔了,请对方吃饭。因为来的除了电站老板,还有家乡领导,有几个原本就是熟人。

    齐斌问:“是吗?”

    余音缭绕,人家有怀疑。

    沈达咬定:“不信可以查。”

    齐总当即警告:“我是要查的。”

    不久就出了事:正当盛夏,全省进入用电高峰;那一年恰逢旱灾,各地旱情严重,江河水量锐减,众多水库库容降到极低点,水电站大半停止运行,导致电力供需矛盾尖锐,缺口巨大。邻近省份情况相同,也都严重缺电,无法调剂。省公司在各级政府配合下,除确保重要部门、居民生活用电外,采取各种拉闸限电措施,力图减轻负荷,维持电网正常运转。不料遇上一个持续高温时段,各地用电一起猛增,电网承受不了,终于崩溃。省城近郊一个大型变电站跳闸断电,引发连锁反应,导致省城及附近数市大面积停电,长达数小时,成为一起重大停电事故。

    沈达是调度中心主任,首当其冲,于事故之后即被宣布免职。

    作为现场调度处置人员,沈达对事故发生无疑负有责任,起码负有对重大险情估计不足、未能及时应对之责,齐斌处置他不缺理由。但是沈达不服,认为齐总不等事故调查拿出结论就先拿掉他,是借机整人,收拾害群之马。沈达据此与齐斌理论,还大发牢骚,四处发表不满,让齐斌更为恼火。

    他被搁置起来,大半年时间完全成个闲人,“沈主任”之谓因此成为讽刺。

    这时他父亲沈青川突然病逝。

    沈达老家那边有个笑谈,说沈市长死于中风,其实不全是,他差不多算是给气死的。别的人气不死他,只有他儿子干得了这种事。

    说的是沈达,当时沈达有两件事让老爸特别不爽。

    一件是沈达的免职。沈青川多年为官,知道这一行当里起起落落非常正常,儿子需要对一起事故承担责任,让人把主任拿掉,这没什么了不起。让沈青川不高兴的是儿子在这种情况下依然无所顾忌,且不听老头子安排。沈青川已经退下来了,不再有当初的影响力,不再像当年一样可以一个电话把儿子安排进省电力部门。儿子的女上司是外省调来的,与沈青川没有旧交,人家根本不需要把已经退下的前地方官员沈青川当一回事。但是沈青川够不着省城电力部门,在地方上的影响力依然旺盛,还能继续发挥余热。他告诉儿子,以现在情况看,儿子继续待在省公司不好,不如调回本市算了;可以安排到市经委,先当个副主任,以后再说。只要儿子愿意,他跟市委书记说一说,不会有什么问题。

    沈达不干。认为自己这十几年都在省城,基础在那边,绝对不能放弃。这种情况下灰溜溜走人,回家投奔退休老父,哪怕给个市长干,也会让人耻笑,太掉价了。有一句老话说:“在哪里摔的,要在哪里爬起来。”他哪里都不去,就待在省公司里奉陪到底,当害群之马,看女老总怎么奈何他。

    沈青川骂儿子长了臭脾气。沈达的母亲也配合父亲,拿父母身体都不好,只想儿子回来、一家团聚为由,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反复劝说。然而沈达大少爷脾气上来,只听自己的,谁说的都没用,真是把父亲气了个半死。

    还有一个人出来跟沈达一起气他老爹,是个小女孩,年方两岁,小不点,打扮得像个洋娃娃,模样挺清爽,却会大哭,哭起来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撒野一般嚎叫。

    这小女孩是谁?据说是沈达的女儿,沈父沈母的亲孙女。时沈达早有一个女儿,为沈家长孙女,已经九岁多了,是省城的一个小学生。

    沈达是在参加工作的第三年结婚的,妻子李珍,就是沈达母亲为他物色的李家姑娘,沈达最终还是娶了她。当年为了避开母亲的安排,沈达不听父母招呼,躲在学校不回家,挖空心思想出种种理由留在省城工作。不料沈达的母亲非常执着,非要弄个人把沈达管住不可,也亏得沈达的老爸官大,有办法,加上人家女孩愿意配合,终于联手把沈达捕获:沈达进了省电力局不久,李珍忽然也调到省城工作,进了省法院。女孩笑盈盈找上门来,袖子一挽要帮沈达洗衣服。沈达不禁感叹,说自己算是个孙悟空,还是比不上老妈是如来佛。

    在省城相逢,不像在家里老妈监视之下别扭,加上李珍本来也不让人讨厌,沈达不再严加防范。时日迁移,沈达身边原有的那些女孩渐渐走散,沈达自己年纪稍长,进了单位,知道应当有所收敛,不宜再像读书时那样胡闹,沈达的父母适时施加压力,沈达到底点了头,有情人终成眷属。沈达和李珍婚后第二年有了孩子,是个女儿。沈达很喜欢自己的女儿,嘴上却不时嚷嚷,说感到遗憾,他想要一个儿子。

    “咱们不是官家遗传吗?”他跟苏宗民发牢骚,“到这里没有了。”

    苏宗民说:“女儿也传。”

    沈达不认。所谓代代相传,讲的是传子传孙,没听说往外孙外孙女那边传的。

    后来那些年沈达春风得意,在单位里崭露头角,步步向上,身边又开始有些花花草草。里里外外,不时有些女子与沈达拉扯,电话里、楼道边,嗲声嗲气,沈主任长、沈主任短,让众人看了眼热,听了心跳。这种事很难一直隐瞒,难免会传到老婆那里,夫妻间自然就会发生些动静。李珍成了沈妻后,不再像自愿当女朋友时那般隐忍,已经知道要保卫自己作为老婆的合法权利;加上自身供职于省高院,作为法律界人士,哪里会容忍他女再来分享丈夫。她和沈达之间渐渐燃起战火,时起时落,有时只在家里燃烧,有时还烧到了双方老爸老妈那里。双方家长为小两口救火,循循善诱、苦口婆心,历经多个回合。

    沈达交上楣运,不见容于新来的齐总,因大面积停电事故被免职、陷入低谷之际,有一位少妇风尘仆仆,从省城来到市里,找到沈青川的居所。少妇来者不善,抱着一个两岁多的小不点女孩,她把小女孩往沙发上一放,让小不点管沈青川叫“爷爷”,管沈达的母亲叫“奶奶”。少妇说小女孩是沈达的种,她和沈达的私生女。沈达不认,就来让爷爷奶奶认,谁的种谁养,她不管了。

    这少妇不是陌生人,十多年前跟沈父沈母打过交道,就是那个卖胸罩的女孩。当年沈母给她家人一笔钱,帮女孩找了一份工作,让她答应不再与沈达纠缠。没想到现在她又冒了出来。她声称自己已经嫁人了,但是单位倒了,下岗了,知道沈达在电力公司混得不错,找上门去求助。沈达跟她重温旧情,哄她上床,答应如果给他生个儿子,就跟老婆离婚娶她。结果生的是女儿,沈达不认账了。

    沈青川和妻子被少妇和她带来的小不点弄得一愣一愣,不知道这回爷爷奶奶能怎么当。他们马上给沈达打电话,沈达在电话里很平静,只说那女的已经疯了,别听她胡说八道。尽管打110,让警察把她带走,孩子是谁的谁去认,不行就送民政局福利院。

    沈青川问:“你跟她到底怎么回事?”

    沈达说:“这个你们不必管。”

    沈青川能不生气?

    处理类似事项没有沈达说的那么简单。沈青川是什么人?老专员老市长,德高望重,声名显耀,打个电话让警察上门带走一个少妇,把个莫名其妙哭爹喊娘的两岁小孩送到福利院,外界会是什么议论?沈达的旧日相好不是只会卖胸罩,人家胆子很大、很泼辣,心里也很有数,打上门来,把孩子往沙发上一扔,看你们怎么办。

    于是又如当年,王阿姨跟少妇展开周旋,深入谈判。王阿姨细听对方陈述,摸清内中实情,以摆事实讲道理的精神,循循善诱、软硬兼施。对方胡搅蛮缠半天,从要求沈达离婚娶她,退到要求经济补偿。沈达母亲拿了一千块钱放在她面前,告诉她这钱与孩子和沈达都没关系,只是他们老两口关心下岗工人,帮助渡过生活难关而已。事情必须到此为止,再闹的话,他们就要让警察出面采取措施。少妇不听,嫌沈母给的太少。沈母无法再让一步,赶紧又给儿子打了电话。沈达在电话里说,他已经在路上,很快就到家了,让沈母稳住对方,等他到了再收拾。

    少妇听出他们电话内容,即抱起孩子,抓走那一千元,跑得不知去向。

    其实沈达根本没动,是在省城家中拿电话装神弄鬼,居然就把少妇吓走。

    原来这个女人和她的小不点不止是到沈达父母家闹,此前已经找省公司和沈妻李珍闹过,都是挑沈达不在的时候上门寻事。少妇虽然泼辣大胆,却一如既往,只怕一个沈达,无论在哪里闹腾,一听说通知沈达前来处理,立刻偃旗息鼓,仓皇走人。所以沈达一接家里电话,胸有成竹,靠个舌头于三百公里之外把少妇驱逐出门。

    问题是沈达此时正当落魄,少妇和小不点的出现给他雪上加霜,在单位被人当做笑料。沈达做出满不在乎的样子,要同事们下一次帮他把少妇母女俩扣住,赶紧通知他来认私生女,看他怎么处置。沈妻李珍却不那么容易摆平,夫妻间本来已经战火未断,此时更是加剧,老婆难以释怀,跟沈达大闹了一场。

    沈达恼火,放了狠话:“他妈的离婚算了。”

    李珍大哭:“不要我们母女,要那个妖精。”

    沈达火上浇油:“我还赚一个小不点。”

    夫妻俩闹得不亦乐乎之中,沈青川突然病逝。

    所以有人称沈青川给儿子气死,不尽是无中生有。

    沈达与李珍不和,毕竟还是夫妻,沈青川一死,彼此还得顾全大局。李珍带着女儿随夫回乡,参加了公公沈青川的葬礼。而后母女立刻走人,返回省城,理由是省法院最近很忙,加上女儿是小学生,课外还学钢琴,不能拖课。沈达没跟老婆女儿一起回去,他留在家乡。父亲的后事已经料理完了,母亲有弟弟照料,不需要他太操心;他却不走,在市区和下边县里晃来晃去,找旧日朋友同学谈天说地、打牌钓鱼,居然还偷偷喝酒,似乎不在服丧之中。

    他那些密友清楚,此刻沈达不好受,内外交困。主任已经给免了,回单位无事可干,回家还有战争,所以不如躲着。但是虽然停职,毕竟还是单位干部,为父奔丧,也不能耗时太久。本来和齐总就不对路,现在再被抓住把柄,人家生气了,以旷工论处,痛加收拾,沈达的日子更不好过。

    有一天下午,沈达跑到连山县找朋友玩。朋友名叫张光辉,小名小六,比沈达小一岁,与沈达出自同一个大院,也是个干部子弟,父亲当过工业局长,他本人不逊其父,已经当了连山县县长,是大院伙伴里比较有出息的一个。张光辉与沈达关系密切,知道沈达内外交困,需要朋友关怀,把沈达约到自己管辖地块,领他跑到山间,游山逛水散散心。黄昏时他们回到县城,张光辉说咱们不上宾馆,那里没什么好吃的。他安排沈达去了路边一个不太起眼的餐馆,这里有野味,五步蛇、大蜥蜴,都是别地方看不到的。其他人不叫,就他们两个,老朋友自己吃饭。

    点菜的时候,老板娘跟张光辉说话,问领导要什么小赛。张光辉问人家小赛有什么。老板娘报出卤猪舌、鸡翅膀等等。沈达明白了,原来说的是小菜,不是什么他妈的奥数大赛或者小赛。

    他们用连山话对话。张光辉是在原行署大院长大的,并不是连山人,却因为在此间工作多年,一直当到县长,居然学得一口本地腔,能用地道的连山话与当地人对答,与沈达等老朋友在一起时,也喜欢学人家连山腔互相调侃。不想当时张光辉跟老板娘说“小赛”,却让沈达忽然有些感叹,想起一个人——“嫂嫂”。

    “有苏宗民的电话吗?”沈达问。

    这还能没有吗。

    连山水电厂是省属单位,不归张光辉管辖,但是都在一个地盘上,工作联系很多。苏宗民是本地人,苏宗民父亲生前也曾担任过此地县长,算来是张光辉的前辈。苏宗民本人与张光辉也都出于同一个大院,当年沈达与苏宗民在青少年宫旱冰场打架,张光辉在场,奉沈老大之命,下场围捕苏宗民的小孩里,“小六”也是一个。有这么多瓜葛,张县长与苏厂长当然关系不浅,彼此相熟。所以沈达一问,张光辉于饭桌边当场给苏宗民挂了电话,挂通后把手机递给了沈达。

    “苏厂长很忙?”沈达跟苏宗民打哈哈,“要不要来接见一下?”

    苏宗民问沈达在家里吗?沈达顺着他的话,说不错,自己在家里跟朋友聊天,忽然想起“嫂嫂”,就打了电话。苏宗民告诉他,他此刻不做早操,是坐在车上,回市区看老妈,刚到半路,一会儿进市区后,他会到沈达家,让沈主任接见。

    沈达不禁失望。他告诉苏宗民,刚才是开玩笑,此刻他不在家里,是打上苏厂长的老家来,在连山县县城的一家野味馆。本来想把苏厂长找来叙一叙旧,一起继续探讨拉舍尔毛毯的用途;那天在他父亲葬礼上只说了一半,因为情绪比较激动,没讲完,所以还想找机会再深入探讨。可惜看来对不上,他跑到这里吃“小赛”,苏厂长嫂嫂的,已经在路上跑远了。

    苏宗民说:“只好另找机会了。”

    半个小时后,苏宗民出现在野味馆。

    原来接到电话后他立刻掉头赶了回来。连山县城这家野味馆挺有名,他知道,所以电话里都不问一下,直接打进门来。

    那时候沈达已经喝了半瓶酒,举止言谈显出醉意。苏宗民指着酒瓶冷笑。

    “沈主任管这叫啥?拉舍尔毛毯?”他问。

    沈达强调这是酒,茅台,不是毛毯。

    “我知道苏厂长什么意思。”沈达说,“父亲尸骨未寒,儿子还敢喝酒,找死啊。”

    “对,不像话。”苏宗民刺激他,“你要是真有种,别在这里逞能。”

    “我还是知道你的意思。”沈达回答,“你让我回家去喝,对不对?你以为我不敢?”

    “你真敢吗?”

    沈达称自己没啥不敢的,只不过实在不愿意走人离开。留在老家这里,对付老妈一个女人还容易,回省城要对付的女人可就多了,公司里一个女总、家中一个女婆、外头一个女好,还有一个学钢琴的女儿、一个特别会哭不知哪里搞出来的女娃。这他妈怎么弄?有女人缘真不错,碰多了也真麻烦。

    张光辉招呼苏宗民坐下,要服务小姐给他倒酒。沈达当即制止,说人家苏厂长一向不吃请不请吃,哄上桌也不喝酒,别浪费了毛毯。

    张光辉说:“是茅台。”

    苏宗民让小姐给他矿泉水,他拿矿泉水跟沈达干杯,沈达不干。

    “咱们谁是老大?”他问苏宗民,“你敢欺负我?”

    苏宗民说:“要么就喝,要么就滚,别在这里发酒疯。”

    沈达说:“墙倒众人推,他妈的嫂嫂也欺负人。”

    苏宗民问:“你到底喝不喝?”

    沈达喝,举杯跟苏宗民碰,扬脸一饮而尽。

    苏宗民说:“再来。”

    小姐过来把沈达的酒杯倒满。苏宗民给自己倒水,毫无顾忌,直接拿矿泉水瓶往酒杯里注。沈达已经晕了,不再计较苏宗民拿的是什么。

    他们再喝。喝完了,苏宗民要求再来。张光辉把苏宗民拉到一边,很担心:“苏厂长这是干吗呢?”

    苏宗民说:“这家伙欠一醉。”

    “这么弄他受得了?”

    “是他活该。”

    沈达不痛快了,拿汤勺敲碗,禁止他们俩在一旁嘀咕。

    “有屁当面放,别搞小动作。”他喝道。

    苏宗民没跟他客气,继续灌他酒,桌上那瓶酒全部灌下去,沈达酩酊大醉,身子一滑滚到了酒桌下边。

    他们把他弄上苏宗民的越野车。沈达个子大、身子沉,醉得不省人事,除了借醉使横,不会配合动作。苏宗民和张光辉两个人对付不了,特地请了酒馆两个伙计,都是膀阔腰圆的大小伙子。四个人喊着号子,把沈达从地上抬起来,抓着扛着,弄出了野味馆,塞进了越野车后座。

    苏宗民吩咐司机赶紧动身。他们从连山县城赶到市里,没在市区停留,立刻驶上国道,连夜往省城赶。那一路一共开了近五个小时,午夜两点左右,越野车驶进省公司的住宅区,沈达家住里边一幢新楼。那时沈达还在大醉中,吐得身上、车上到处都是。

    苏宗民按了沈家的门铃。半夜三更,铃声响了许久,沈妻李珍慌慌张张披着衣服跑过来,隔着铁门询问,声音发着抖:“是,是谁?”

    “是我,嫂子。”苏宗民和司机把沈达抬进了屋子。李珍看着丈夫瘫在地上,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苏宗民帮着把沈达衣服脱了,让李珍打一盆热水稍稍擦洗一下,再把他抬上床去。当晚李珍母女俩睡在主卧里,他们把沈达抬上了他女儿小房间的小床上。

    而后苏宗民告辞。李珍看着醉在床上呼呼大睡的丈夫,忽然掉下眼泪,问了苏宗民一句:“我该拿他怎么办?”

    “对他好点。”苏宗民说,“帮他过这个坎儿。”

    李珍一声不响。

    “听我的,不然就完了。”苏宗民又加了一句。

    李珍点了点头。

    苏宗民连夜返程。

    2

    毕业后这十几年里,苏宗民跟沈达走的是两条路。

    当年苏宗民回乡工作,到了连山水电厂,该厂还是一片工地。厂区位于大山深处,要在山间峡谷处筑坝,将流经山地的江水拦截,在狭长山谷盆地间形成一座中型水库,同时开凿一条六公里长的穿山隧道,把水引向山另一侧江流下游,利用水流落差发电。这是当年一个重点水电项目,由省里投资,地区具体负责筹建。苏宗民在工地施工组当技术员,那时离电机进厂安装还远得很,干的都是基建活,水电厂的机构建置也还没有形成,由一个筹建办负责协调建设事宜和工地施工。

    苏宗民到工地报到的第一天,筹建办一位副主任把他叫去谈话。副主任叫陈兴,工地上的人都管他叫“陈头”,他是工地的实际负责人,大约四十出头,还兼着地区水电局副局长。新来的毕业生上岗,领导通常要谈谈话,讲讲大道理,提提要求,这位陈头找苏宗民谈话,却还拉了点家常。

    “你父亲是苏世强?”

    苏宗民说:“是。”

    陈头称见过苏宗民的父亲,当时陈还是个小干部,苏的父亲在台上讲话,远远地看了几眼。他记得苏世强个子不高,中气很足,讲话声音响亮。

    “家里情况怎么样?”陈头问。

    苏宗民告诉他,家里还有母亲和妹妹。母亲身体不好,病休在家。妹妹今年读高三,明年高考。

    “日子还行吧?”

    苏宗民摆了些家庭困难。母亲病休,工资很低,他上大学这几年,家里节衣缩食,母亲有病都不敢上医院拿药。现在他出来工作,情况好一点了,但是妹妹明年上大学,也得准备一笔钱。

    “有那么困难?”

    苏宗民点头,没再多说。陈头笑笑,摆手让苏宗民走。

    人家不信。苏宗民的父亲苏世强是个著名人物,在地区副专员任上跳楼自杀。为什么事跳楼?钱,据说拿了人家几十万。没有这种事他干吗跳楼?楼一跳钱就没法找了,但是人民币不会忽然化成烟。这些钱应当还在,可能还藏在苏家的某个床铺下边,够苏世强的遗孀、子女用一辈子。所以苏宗民哭穷,那是装的。

    苏宗民很清楚旁人怎么看待他父亲的遗留问题,这个问题他无法解答。他始终只坚持一条:家里很困难,他需要有一份工作,所以到了工地。

    陈头安排苏宗民到隧道工地,参与监管施工质量。这项工作与苏宗民在学校里读的专业无关,属专业不对口,但是人家不管那个,工地上需要什么就得干什么,可以一边干一边学。需要苏宗民边干边学的不只是土方、石料、水泥标号之类,更多的还有人情世故。

    下工地第一个月,工程队的一个工头来找苏宗民,当时苏宗民在工棚里看图纸,天气比较热,他只穿背心,把工作服挂在门边的铁钉上。工棚里没有其他人,工头给苏宗民递了支烟,苏宗民摇头,说自己不吸烟。那人点点头,掏出打火机给自己点烟。

    “有事吗?”苏宗民问。

    “没事,你忙。”

    工头在工棚里站一会儿,告辞。出门前他指着挂在门边的工作服问:“你的?”

    苏宗民点头。

    那人从口袋里掏出个东西,随手塞进苏宗民工作服的口袋。

    苏宗民一时感觉惊讶,不知道对方在干什么。待人家走后,他过去摸了摸工作服,在衣服兜里找到了一个信封。是那人留下来的,空白信封,一个字都没有。

    里边却有东西,钱,一百元。

    当天下午,苏宗民在工地上碰上那位工头,把他拉到一边,将信封奉还。

    “哎呀,小意思。”那人不接,“插一点,加班补助。”

    苏宗民明白了。所谓“插”原来就是这个。

    几天前,在工地食堂吃饭时,苏宗民与两个筹建办年轻人同桌。那两人比苏宗民大几岁,在工地混了一年多,已经很油了。两人在吃饭时互相打听,都问对方:“给你插了没有?”表情比较暧昧。苏宗民听了纳闷,不知道两个小子插的是啥,难道是搞女人?两人还互相比较数目,彼此伸出的都是两根指头。

    现在苏宗民知道了,他们说的应当是这个,“加班补助”。所谓“插”没别的意思,就是形象动作,把信封往口袋里一插,简明扼要。看起来工头们“插”钱也分三六九等,苏宗民是新来,初入道的,等级较低,只能“插一点”,别人两根指头,他一百元。

    苏宗民把信封“插”回工头的口袋。说自己的加班费指挥部已经给了。

    “都拿了呢。”工头说。

    他说别人他不管。反正不必给他。

    “你是,哈哈。”工头看着苏宗民,说了半句话,表情很特别。

    事情就这么过了。一个月后该工头又来了,再“插”,这一次加了倍,二百。

    “大家都一样,真的。”他说明。

    他可能以为上回苏宗民嫌少,因此加了倍,一视同仁。

    苏宗民又把信封“插”了回去。

    “真的不要。”他说,“再这样我拿去交了。”

    “小伙子怎么搞的?”人家不满了。

    苏宗民还是那句话:他就这样,别人他不管,不必给他就行。

    不久后苏宗民休探亲假回工地,拿了一张车票单据找陈头签字报账,陈头随口又问一句:“家里真的很困难吗?”

    苏宗民说:“是。”

    他不知道陈头什么意思。也许还一直记挂当年苏副专员的几十万元?认为小苏有这么几十万,报销几块钱的车票也太小气了。也许他还知道包工头送的钱被苏宗民“插”回去了,认为苏声称家庭困难纯属假话,要真是缺钱,为什么不拿?他老爹当年拿人几十万,他小苏拿几百块钱算个啥?大家都拿了,只有你不拿,总得有些缘故。

    从那以后,一直到水电厂建成,苏宗民行事一致,多一分不取。与众不同是要付出代价的,头几年他颇受猜忌,单位里最差最累的活差不多总是他的,好事当然总是没他。这人很沉得住气,一声不吭,叫干什么干什么,别人的事不闻不问不掺和,渐渐地大家就了解了,都说这小子虽然行事个样,脾气古怪,其实不错,并不多管闲事。

    下工地的第二年,有一个人千辛万苦,从省城来到大山深处,找到了苏宗民。

    是袁佩琦,她独自前来,整整坐了两天汽车。当时连山水电厂工地还不通班车,道路不好,交通困难,袁佩琦从省城出发,到地区换车,当晚住在连山县城,第二天才搭上一辆往工地载货的拖拉机,到达目的地。

    她见了苏宗民,非常惊讶,问道:“是你吗?怎么变成这样!”

    与大学时候相比,苏宗民已经变了一个人。苏宗民本就是小个子,工地上跑来跑去,风里雨里待了一年,被山间的大太阳晒得又黑又瘦,几乎成了个人干。工地里又是泥又是水,到处尘土飞扬,露天工作场合,衣服特别不经用,加上小伙子不善于收拾自己,整个人显得非常邋遢,工作服上的油污这里一块那里一块、袖口抽丝、肘部破损,那模样不像是技术人员,倒跟混凝土浇铸现场的民工差不多。

    袁佩琦到达时,苏宗民正在工棚里修机器,也不是什么大家伙,是一只手提扩音喇叭。工地上这东西很管用,特别是放炮炸土石方之际,最怕哪里突然冒出个人,让爆炸飞石砸死,出安全事故;因此用得上这种扩音设备,在放炮之前及早喊叫通知,让周围山岭的人能够听到。这只喇叭用过一段时间,突然坏了,苏宗民把它拆开,找了个电烙铁修理,干这种活他已经是师傅级水准。

    这时工棚外有人喊叫:“小苏,有人找!”

    袁佩琦掀开门帘,走进了工棚。从外边大太阳下走进来,一时间工棚里全是黑的,袁佩琦只见一个黑影从桌子边站起来,她眯起眼睛使劲瞧,根本看不出半点苏宗民的早先模样,顿时以为自己找错了地方。

    “苏宗民?”她试着问了句。

    苏宗民笑:“你怎么找到这里?”

    她这才放心,这个笑容和口音不会错。

    袁佩琦还是当年大学里的那个样子,只是显得成熟了一些,背着个包,戴一副墨镜,还有一顶遮阳帽。大学毕业后,两人时有联络,或者写信,或者打电话,但是再没有见过面,这是第一次重逢。袁佩琦毕业后留在省城,改行了,她进了医疗单位,在省立医院行政处。她的父母都在医务界,她似乎注定要进那个门,哪怕当不了医生。

    忽然在工地上相见,苏宗民当然更为吃惊。苏宗民问她怎么不说一声,突然跑来了?她反问道:“不能来吗?”

    苏宗民追问:“到底出什么事了?”

    她不说。

    “谁告诉你路怎么走?沈达吗?”

    她承认,是沈达给她画了张路线图,告诉她在哪里转车,怎么进山。她是请了假,加上周末休息时间,专程来看苏宗民的。

    苏宗民很感慨。迄今为止,只有两个同学到过这里,一个是沈达,还有一个就是她。沈达是坐着局长的车,跟随前来视察。袁佩琦不一样,是独自一个,跋山涉水,特地跑来找他的。

    “听起来,你有些感动?”袁佩琦笑着问。

    苏宗民纠正:“是很感动。”

    苏宗民领袁佩琦参观工地,带她去了大坝浇铸现场,再走进正在开掘的引水隧道。隧道挖在石头山里,洞壁还没有敷砌,凿开的岩石露出截面,一盏一盏电灯延向隧道深处。洞壁上有水流渗出,流到洞底两侧的排水沟,沿着水沟流往洞外。洞底水汪汪的,铺着废模板。苏宗民和袁佩琦两人戴着安全帽,换了雨靴,踩着洞底的模板往里走。隧道深处,传来空气压缩机和风钻轰隆轰隆的声响,越往里走,越发震耳欲聋。

    袁佩琦抓住苏宗民的胳膊,紧偎着他往洞里行进。有两个民工推着手推车从里边出来,与他们相向而过。袁佩琦并无丝毫躲避,还是偎着苏宗民。

    苏宗民道:“人家眼睛盯着呢!”

    他得喊着,才能在空压机和风钻声中让袁佩琦听明白。袁佩琦抓着他的胳膊不放,大声回应道:“他们不认识我。”

    苏宗民道:“他们认识我。”

    “你害怕?”

    苏宗民笑道:“感觉很温暖。”

    他们走到了隧道尽头的工作面,有十数个工人和技术人员在这里忙碌,往岩石上凿炮眼。有人跟苏宗民拍拍肩膀,权当打招呼,还指了指苏宗民身边的袁佩琦,像是在询问,又像在打趣。轰隆轰隆的机器声响中,大家都用手势,没有谁想要扯嗓门说话。苏宗民和袁佩琦在工作面待了一小会儿就原路返回,铺在隧洞底部的模板被他们的靴子踩得巴唧巴唧发响,水流从模板边喷溅而出。

    苏宗民问袁佩琦对他的工作环境有什么感觉?袁佩琦想了想说:“很特别。感觉不像是你该干的。”

    苏宗民再问,按她的想法,他该是干什么的?

    她忽然冒出一句话:“你父亲的事我知道了。”

    苏宗民顿时无言。

    沈达把情况都告诉她了。有一天沈达陪领导去她们医院,顺便跑到行政处看她,在那里谈起苏宗民。沈达说他前些时候随局长去了连山水电厂工地,见到了苏宗民。苏小子瘦得就像只猴子,让太阳晒成个非洲黑人。后来就谈到苏宗民毕业时执意要回老家去工地,沈达说苏宗民心里头有一块伤疤,把他害得不成人形。事实上,这块伤疤也把袁佩琦害了。在学校时,她和苏宗民互相喜欢,彼此都清楚,苏宗民最终掉头离开。为什么?因为父亲,苏宗民至今没有摆脱他父亲留下的阴影。

    于是袁佩琦知道了旧日苏副专员的故事。

    她买张车票跑到工地来了。

    “以前为什么不告诉我?”袁佩琦问苏宗民,“再怎么说,你父亲是你父亲,你是你,为什么要让他一直阴着自己?”

    苏宗民告诉袁佩琦,她的话让他宽心,却不是真话,有些境遇碰上了才能明白,局外人很难想象。比如他来到工地,领导见了面就问:“你是苏世强的儿子?”可见父亲还是父亲,儿子永远摆脱不了。

    “为什么要管别人说什么?你自己应该把它摆脱。”

    苏宗民称这种事有如命定,不是想摆脱就能摆脱。如果他父亲没有出事,还在那个位子上,估计他不会落到这个工地。但是命运一转,他来了,很可能落地生根,在此过一辈子,陪着这里的大坝、隧道和发电机,终老于深山。

    袁佩琦反驳,认为关键在于自己的努力,任何人都可以通过努力改变处境,无论出自什么家庭,这种事例太多了。

    苏宗民承认袁佩琦说的不错。如果他努力,加上一点运气,有可能改变处境,也许还能渐渐出人头地;搞得好的话,说不定可以一步步往上,像他的父亲一样。那么可能就有一天,轮到他背着所谓的几十万,从某一座大楼顶层跳了下去。

    “胡说什么呀!”袁佩琦叫道。

    苏宗民道:“是沈达说的。”

    他让袁佩琦去问沈达,了解何谓“官家遗传”。以他看,如果真有一种当官的基因,那么出事和跳楼也可能通过该基因遗传。

    “沈达说,你父亲死了,你的脑筋也给弄坏了。真是的。”袁佩琦感慨。

    袁佩琦从沈达那里听说,苏宗民心里压着一个很奇怪的东西,叫做“父亲的遗言”,是他父亲去世前跟苏宗民说过的很特别的话,对他有如魔咒。他从来不愿提起,却始终被它左右。苏宗民的不近人情以及一些有悖常理的举止跟那有关。沈达的话让袁佩琦联想到读大学时的一个星期天,苏宗民到她家里帮助修录音机,留下来吃中饭,恰电视新闻里有一个贪官受审,她注意到苏宗民表情很特别。返回学校的路上打听怎么回事,苏宗民称自己想起了他父亲生前说过的一句话,却不肯说那句话是什么。

    “看起来真有这回事?你父亲到底说些什么呢?”袁佩琦追问。

    苏宗民不做正面回应,只说沈达说得太玄了。

    她却认为苏宗民确实有问题。苏宗民提起要在山沟里终老,或者要去跳楼,这么严重这么恐怖,简直不可思议。为什么不能摆脱心里的阴影,一定要把前景想象得这么灰暗?苏宗民告诉她不是想象,是他必须面对的现实。这些想法一直都在他的心里,但是他从不谈起。袁佩琦是例外,他必须跟她说。

    “你到这里找我,没告诉你父母吧?”他问。

    袁佩琦不吭声。

    “你想象一下自己在这个山沟里怎么生活。或者想象一下,像我母亲那样面对父亲的死亡。你能忍受吗?”

    袁佩琦嚷:“苏宗民,你不要吓我!”

    袁佩琦在工地住了一宿。这里条件很差,没有招待所,苏宗民安排袁佩琦住临时工房的女职员宿舍。工地的女出纳刚好请假回家,就让袁佩琦睡人家那张床。山沟里不比外头,只好让袁佩琦吃点苦头。第二天早晨,袁佩琦走出工房时满脸倦容。她告诉苏宗民,当晚彻夜未眠,因为有蚊子。她还翻来覆去,想了许多。

    “我不在乎你说的那些。”她说,“所以我来找你。”

    “你爸爸妈妈会在乎。”苏宗民道,“我也一样。”

    她让苏宗民不必多说。此时此刻她很想一样东西,她记得本地有种特产叫做“连山贡糖”。当年在学校,有一天晚间下课,苏宗民把她叫住,给了她几颗那种糖,说是感谢她。她吃了,感觉特别好,从此一直记在心里。

    “那是沈达母亲给我的。”苏宗民说明。

    她不管,只记住一个苏宗民。

    那天上午,苏宗民领她去了工地附近的一个村庄,进了村边的一个小学校。小学校很破,几间土房子,一个小操场,没有围墙,有鸡四散于操场觅食。孩子们正在上课,一个女老师领着孩子们朗读课文。袁佩琦听得目瞪口呆,不知道他们读的是啥。

    “操时白地赛银先。”女老师领读,抑扬顿挫。

    “操时白地赛银先。”孩子们齐声跟读,拖腔拉调。

    苏宗民解释,连山仔就是这种口音。沈达笑话过,管“早操”叫“嫂嫂”,土得掉渣。此刻这里的老师和孩子是在读唐诗,李白的“朝辞白帝彩云间”。

    袁佩琦扑哧一下,当即笑出声来:“怎么会有这种土老师!”

    苏宗民让袁佩琦注意土老师,是个才二十出头的小老师,看起来就像个村姑,个子不高,胖墩墩的,圆脸,声音很大,领读很卖力。

    “她叫林秋菊,是民师,民办教师。”苏宗民说,“这小学还有一个老师,是她父亲,兼学校校长,原本也是民师。”

    “这么好玩?”

    这个村子很小,因为离山外远,小孩上学不方便,所以办了这小学。父女两个老师,上六个年级的课。一个班里的学生按年龄程度分三个年段,今年是一三五年段,明年升为二四六年段,老师轮着教,叫做“复式教学”。女老师的父亲,该校林校长时常跑到工地找苏宗民聊天。当年苏宗民的父亲苏世强在本县当县长时,到这个村走过,看到学生们在一个小祠堂里上学,条件很差,回去后拨了笔钱,才修了这些房子。苏宗民的父亲还给了一个名额,让林校长转为公办教师。去年苏宗民来到此地,林校长听说了,特地跑去工地看他。林校长至今认为苏宗民的父亲人很好,死了可惜。见了面还说苏宗民长得跟当年的苏县长一模一样。

    “他一定是看上你了。”袁佩琦打趣。

    “主要因为他女儿。”苏宗民补充。

    他告诉袁佩琦,林校长已经为自己的女儿做媒,想把他收为女婿。

    “这女老师?”袁佩琦指着教室里那位“操时白地赛银先”,难以置信。

    “就是她。”

    袁佩琦当即变色。

    苏宗民说,想来这是他的命。只有在这个林老师家里,他的父亲不会成为问题。他可能注定要在这种地方过一辈子,而不是在其他哪里。

    他指了指天边。

    袁佩琦于当天中午离开工地。苏宗民送她到县城,两人搭一辆拉货的中型拖拉机,一路上几乎没有说话。到了县城已是黄昏,袁佩琦没多停留,立刻转搭一辆过路班车,连夜返回省城。

    几天后,沈达把电话打到工地,在电话里劈头盖脸,把苏宗民臭骂一顿。

    “你小子活该死在那个山沟里。”

    苏宗民居然反骂,说沈达也一样,该死。

    “怪我把你们家的事情告诉她?”沈达问。

    苏宗民说:“不要你多管闲事。”

    沈达骂苏宗民臭小子不识好歹。他恨不得立刻赶到连山,把个臭“嫂嫂”按在地上痛打,打他个灵魂出窍,让他永生永世也忘不了。

    后来才知道,那一夜分手后,袁佩琦上了班车就哭,从连山县城一路哭回了省城。半个月后,她居然还从省城给苏宗民邮来一个包裹,给他寄了几件衣服,都是牛仔布缝制的,结实耐用。工地之行,苏宗民的一身破烂一定让她难以忘怀。

    一年后她结婚了,丈夫是本院一个年轻医生,郎才女貌,非常般配。她给同学都发了请柬,包括苏宗民。苏宗民跟同学凑了贺礼,还特地写了信,以自己远在工地、大坝施工进入关键时刻无法离开为由,提前道歉,没有到场。

    再过半年,苏宗民也结婚了,妻子就是林秋菊。他们的婚事办得非常简单,没有请客,也没给同学发请柬。苏宗民跟他岳父商量,他是家中唯一的男子汉,目前是家庭主要经济支柱,母亲的药费他负责,妹妹上大学他来供,他的工资收入基本都寄回家交母亲安排,结婚之后,依然还得照料一家老小;岳父这一边也一样,都比较困难,所以结婚还是从简,不要去跟别人比,让自己负债背包袱。苏宗民岳父通情达理,只要这门婚事能成,一切听小女婿的。苏宗民的婚事因此办得悄无声息。小两口回市里苏宗民家住了几天,然后返回山里,给两边亲友和工地同事发了些贡糖,这就圆满完成任务。

    沈达不满:“小偷办事也比你们动静大。”

    袁佩琦掩面泣归那一次,沈达听说情况后曾经发话,要把苏宗民按在地上痛打,打得他灵魂出窍。待到沈达真的再次光临,已经时过境迁。

    当时连山水电厂的土建工程已经基本完成,正在安装机器,即将进入试运行,省局局长带着几员大将到厂视察,沈达是随员之一。老同学再见之际,苏宗民不再是工地上晒着太阳跑来跑去的非洲黑人,已经成了厂业务部门的主要技术骨干。这个人数理基础好,技术全面,动手能力和处理问题能力都强;特别是从土建开始就在工地一线,情况非常熟悉。虽然年纪轻轻,水电厂技术事务,包括处理各种难题,他最能抓住要害。他的话最有分量。

    沈达陪老局长到了工地,视察机房时与苏宗民见了一面。当时局长在看设备,沈达跑前跑后安排各种事务。苏宗民则跟着他们的领导陈头,协助回答相关技术事项。大家都忙,顾不上别的,两同学只是握握手,没多说话,更不可能谁把谁按在地上开揍。局长一行当晚住在厂区新建的招待所里。晚十点,厂长陈头悄悄把沈达从房间拉到厂食堂的小包间里,请他喝酒、吃夜宵。那时候沈达已经名声在外,全省电力系统大人小孩,个个知道该小子是局长身边一大红人,在局长面前最说得上话,将来更不得了,因此陈头有心巴结。

    陈头也让苏宗民出场陪老同学,苏宗民以机房有事为由推辞不去。沈达对厂长说:“别管他,这家伙不吃请不请吃,我知道。”

    他还讲笑话,说苏宗民欠他一顿揍,所以当然要躲。

    第二天上午局长一行在厂里现场开会,研究水电厂试运行相关事项,中午厂里宴请,下午领导走人。沈达在宴会中途离席,做出门解手状,跑得不知去向。

    他去了苏宗民的家,苏宗民正等着他呢。原来这人号称不吃请不请吃,也有例外。这例外只对沈达,老同学光临,不能不稍尽地主之谊。其他时间碰不上,只能借中午逃宴相聚。苏宗民在自己家里,让老婆炒菜,请老同学吃饭喝酒。那时苏宗民的女儿已经出生,一家人住在厂里分的旧库房,条件很差,非常拥挤。沈达看了不满,认为陈头欺负苏宗民,怎么能让王牌工程师住得这么差!苏宗民说没事,以后厂里有房子,总得给他。沈达让苏宗民自己找点原因,说苏宗民看起来有些脱离群众,至少脱离领导。苏宗民与众不同,不拉关系不合群;七七八八的事情,人家搞他不搞,人家来他不来,时不时引人猜忌,这对他很不利。

    苏宗民承认,情况属实。例如他一向不吃请,也不请吃。

    “不是这个。你好像不太懂行情?”

    苏宗民也承认,到工地以后,他从没让人“插”过,哪怕一两百块钱额外横财,以所谓“加班费”名义。从领导到伙夫,大家都拿,他不要。

    “你弄得有些过头,太特别了。”沈达批评。

    苏宗民笑,骂了一句妈的,称自己喜欢这样。

    “为什么?”沈达问。

    苏宗民说:“不用问,别人不明白,你最清楚。”

    “还是你家那笔老账?”沈达问,“你老爸生前郑重交代?”

    “说得对。”苏宗民点头。

    “真他妈见鬼。”沈达说。

    当天下午局长一行离开连山水电厂,厂里干部职工于厂区道路两侧列队欢送。局长在陈头和沈达等人陪同下跟大家一一握手,轮到苏宗民时,局长扭头问了沈达一句:“你说的同学就是他?”

    沈达说:“对,苏宗民,技术尖子,业务骨干。”

    局长指着苏宗民对厂长下令:“这个人,给我好好培养。”

    一星期后,厂长陈头找苏宗民谈话,通知他给换了个大宿舍,还准备提他当技术科负责人,在厂里算中层领导了。苏宗民当场表态,感谢厂长,房子他要,因为得找人管小孩,现在的宿舍已经不够住了。但是不必考虑提拔他,他这人不适合当领导。

    “别人争着要呢。”陈头挺意外。

    “给他们吧。”苏宗民说,“我适合搞技术。”

    “这事还能由得你?”陈头眼睛一瞪。

    几天后厂里下了文件,苏宗民成了技术科负责人。苏宗民再次找厂长请求,不想接手。陈头很硬,说省里领导已经发过话了,厂里已经做了决定,苏宗民不干也得干。水电厂技术部门不是好玩的,责任重大,搞不好出重大事故,要逮捕要枪毙要砍头,第一个,先把苏宗民推出去。

    苏宗民软磨硬顶,最终胳膊扭不过大腿,极不情愿,硬着头皮接了手。

    几年之后,陈头逼苏宗民上阵的硬话居然就兑现了,只是倒了个方向,兑现在厂长陈兴自己的身上。

    那一年连山水电厂意外内乱,发端于厂财务科长。该科长年轻,是厂长陈兴的心腹爱将,仗着跟老板关系特殊,胆大包天,挪用厂里巨额公款炒股,不料失手,事发被拘。这人急于立功减罪,将他所知道的厂内不良事项尽行坦白,引发一番彻查。建厂以来,从基建阶段一直到发电运行时期,所有账本全给翻遍。被称为“连山水电厂腐败窝案”因此浮出水面,成为当年本省电力系统最大一案。厂里中层以上领导集体落马,统统入狱,只一人硕果仅存,就是技术科长苏宗民。

    那时没人相信,如此环境中会有一人那般清白。调查人员尤其不信,他们下力气狠查,开玩笑形容,查苏宗民个底朝天。结果很服气,真是什么事也没有。

    事过之后,连山水电厂领导班子被重组。为加强领导,省公司确定一位副总经理亲自兼任厂长,下大力气收拾陈兴一窝人留下的烂摊子,让该厂恢复正常运行。苏宗民被提为副厂长,成为该厂老二。由于厂长是省公司领导兼任,坐镇基层时间有限,厂里的日常工作主要由苏宗民负责。他一上去,实际上已经成了本厂主角。

    苏宗民一如既往,拒绝承担重任。这一回尤其郑重:得知消息后,他打了一张正式报告,强调他是一个工程技术人员,缺乏领导能力,请求考虑他的具体情况,让他继续从事技术工作,不要让他去搞管理。他把该报告复制,公司领导人手一份。老总们看了个个恼火,都说这个苏宗民怎么搞的!烂泥巴糊不上墙,真是不能看重。不干算了,想干的人有的是。

    那时沈达已经去了调度中心,在老总那里依然很有影响力。他找到老总,说苏宗民没治,就是这个德性。当年陈兴安排他负责连山水电厂技术科,他也是推三托四,直到被硬逼上去。这个人不是装样子,他确实是不想干,因为一些个人原因。但是逼他一下,终究他还会干的,而且一定可以干好。连山水电厂的情况,再没有谁比这个苏宗民更熟悉的了;这人的秉性、素质、能力和工作精神,他很了解,肯定是最合适的。

    老总问沈达:“那就不管他这个报告?”

    沈达说:“对,不理他。”

    老总有些担心,万一一纸任命下去,苏宗民还是铁心不干、死活不接受,拒绝承担工作任务,公司岂不非常被动?沈达认为绝无问题,任命书尽管下发,绝了苏宗民的退路。公司领导下去宣布任命时,他愿意一起去找苏宗民谈话,他可以打包票。

    老总按沈达的建议行事。果然如沈达所算计,苏宗民终被逼上梁山。

    俩同学再次见面,苏宗民骂沈达害人。沈达冷笑,称自己会继续害下去,不把苏宗民害下地狱誓不罢休。

    “你小子认命吧。”沈达说,“这是官家遗传,你我没法逃脱。”

    苏宗民无言以对,黯然就职。

    他一如既往地敬业,任劳任怨守在深山劳作。两年后,连山水电厂走上正轨。公司决定不再由副总兼厂长,苏宗民顺理成章,成了苏厂长。对他而言没有什么本质不同,该厂日常工作实际上早就由他全面掌管。

    不久,省公司老领导退了,新任女老总齐斌就位,单位权力格局发生变化,在省公司呼风唤雨十余年的沈达开始磕磕碰碰,终于走了麦城,因承担大停电事故责任被免职挂起。苏宗民深居远方山间,与公司上层事务相隔遥远;加上他本人不好事,权力利益欲望不多,基本不受上层变动波及,反而受到新任女老总的注意与欣赏。同学俩的境遇正好相反。

    沈达的父亲沈青川去世,沈达回乡奔丧,苏宗民前去吊唁。为什么沈达会意气用事,揪着苏宗民送的毛毯不放,让苏厂长下不了台?这里有个原因:其时省公司正在盛传,沈达被免职后,省公司调度中心主任的空缺,齐总打算用苏宗民顶替。沈达失意之中得知了,一见苏宗民,难免心里不快,忍不住要借机敲打。他也明白哪怕实有其事,也不能怪到人家苏宗民头上。事后免不了有些歉意,所以到了连山县就主动相约,请苏厂长一块喝酒;直到自己酩酊大醉,人事不省,被苏宗民送回了省城。

    隔天下午,沈达从省城家中给苏宗民来了个电话。

    “你厉害啊。”沈达感叹,“我一醒来就蒙了,以为是在做梦。”

    苏宗民问:“李珍怎么样,还好吧?”

    李珍坦白了,说苏宗民有交代,让她对丈夫好点,帮他过这个坎儿。沈达听了很感动,知道老同学还是老同学。

    苏宗民告诉沈达,他知道沈达为什么拿拉舍尔毛毯跟他过不去。省公司领导确实找过他,提出让他去接调度中心,他谢绝了。理由有几条,其中之一是他与沈达为老乡、老同学,他要是去调度中心,肯定要听沈达的,相当于沈达还在当家,不利于开展整顿、改变面貌。这条理由领导像是听进去了。

    沈达不禁发笑,说苏宗民真是聪明,哪有这么落井下石的。

    “不是因为那个位子原来是你的,是因为我不想干,这个你清楚。”苏宗民说。

    “我知道,你老爸生前交代过。”沈达嘲讽。

    “你沈达是老大,你厉害,但是眼下旁观者清。”苏宗民说,“劝你一句,该面对的还得面对,躲避不是办法。”

    沈达在奔丧之后滞留不归,在家乡四处游荡,吃吃喝喝,拒不回省公司上班,不回自己家,一味逃避,苏宗民对他了如指掌。苏宗民把沈达于醉中弄回省城,问题并不因此自然解决,该面对的沈达依然需要面对。包括单位,还有家庭。

    沈达问:“你说我该怎么面对?”

    苏宗民说:“你给李珍下跪吧,试一试。”

    沈达哈哈:“馊主意,亏你想得出来。那是我干的事吗?”

    苏宗民知道沈老大自有主意,那么就面对吧,不需要他来多嘴。

    3

    沈达赋闲近半年,终于重新任职,成了省电力干部学校的校长。

    电力干校是全省电力系统的一个培训机构,位于省城西郊。校园不大,有一幢办公楼,一幢兼有教学、宿舍功能的培训楼,一个小操场和食堂等附属建筑。在本系统里,干校属冷门单位,没有产量指标需要完成,不产生经济效益,也没有重大责任;以往多安置年龄较大,从一线退下来的公司中层去那里任职。沈达是一个例外,年纪轻轻去了那个地方,在守了近半年空板凳后,坐上了一条冷板凳。

    沈达到电力干校任职后没怎么管事。干校里有一个书记,还有一个副校长,两人都已经接近退休年龄,在干校里都待了两三个年头;上一任干校校长退休后,一直没有另派,缺位已经好几年,日常工作由那两位负责。沈达到位后即宣布,学校里的分工维持不变,两位老领导原先管什么,现在还管什么;各相关事务以前怎么办理,现在依然那么办,找他们两个就行,不必找他。

    那么要他这个校长干什么?

    沈达声称要考虑本单位的发展战略问题,为迎接未来重大挑战打造基础。因此要深入调研,认真思考,集思广益,多方听取意见,作出长远规划。说得振振有词,大话一堆,却没有一句是真的,沈达实际什么都不干。他自嘲,说自己年纪轻轻,把人家养老的地方占了,这还有什么可急的?私下里沈达自称是“六指”,即手掌上的第六个指头,既是畸形,又属多余。

    那年秋天,省公司安排信息技术培训,由干校负责。沈达指定副校长牵头做个方案,报省公司审定。方案送上去没几天,总办打来电话,让沈校长明天一早到公司大楼,随齐总到基层看现场。沈达挺吃惊,不知道是什么现场需要他陪同观看,电话里赶紧问,明白了,原来是培训现场。齐斌总经理对沈达他们做的方案不满意,提出以往干校培训都是老套套,只知道在自己的综合楼里上大课。为什么不换个思路,把培训班办到下边基层去?让参加培训的下属单位干部有新鲜感,也能加强了解,促进基层工作。齐总是急性子,主意一出就着手推行。当时她恰准备下基层调研,培训选点这件事即被列入调研内容之一,沈达因此成为随行人员。

    沈达建议总办赶紧调整人员,这项工作由本校副校长直接抓,所以由该同志亲自随同齐总下去选点,有利于工作落实。几分钟后总办即回复:齐总不同意,点名沈校长务必随同前往。

    没有推掉,人家盯着呢。隔天沈达只好乖乖跟随,陪齐斌下基层调研。他们去了本省中部山区的一个市,齐总让当地电业局推荐几个可以办信息培训班的点,逐一看过,确定在一座水库边新建的招待所办班,那里山清水秀,环境很好。

    齐总问沈达:“这里怎么样?”

    沈达说:“不错,水里有鱼,山上有野味。”

    “就这些?”

    “还有竹笋,这里很多。”沈达说,“吃很重要。伙食好才能学习好。”

    齐总即批:“鬼话。”

    沈达不吭气了。

    办班地点确定下来,没沈达的事了,是不是可以打道回府?不行。齐总说,加洋水电站在这附近吧?去看看。

    沈达明白了,人家领导这回是有备而来,指定让他跟随到此,不仅是为了找什么办班培训地点,更不是忽然心血来潮,要来聆听沈校长介绍野味和竹笋。他们到达的这个水库位于本省中部两市交界山地,翻过几座山岭就是沈达家乡那个市的地界,加洋水电站在山那边,距离这里也就是三十来公里。沈达与齐总间曾经谈论过该水电站。这个电站规模很小,原归县属,因经营困难面临倒闭,卖给了一个私企老板,而后该电站的电卖上了省电网,企业起死回生。有人告发电站老板以钱铺路,贿赂省公司关键人员,才得以一路绿灯。齐总找沈达追查,沈达承认囿于家乡地方领导情面,确实帮过忙,但是并没有收受贿赂,不信可以查。当时齐总即警告,说她是要查的。

    看起来齐总这回是要亲自办案,把当事人押解到案发现场,看一看查一查。人家女老总记性好着呢,她什么都没忘记。此时此刻,沈达不晓利害,领导问东他答西,什么“吃很重要”,明摆的是在发泄不满,消极对抗。惹领导恼火,走着瞧吧。

    沈达立即提出建议,认为齐总视察加洋水电站,宜另行安排时间。他的理由是交通。小水电站多建于深山,道路通常不好,加洋水电站不例外,特别是从现在这个水库到那边,道路尤其差,因为两个单位分属两个市,行政区划有别,它们与外界的交通,基本上都服从行政隶属关系,主要对接它们所在的县、市,不相统属而相邻的地方交通则不被重视,断头路为多,能接上也都是土路小道,路况不好,交通困难。所以从这里到加洋水电站,说起来只有二三十公里,实际上要跑半天,很可能还会被阻于路中哪个塌方处,根本就过不去。前几天这一带下过大雨,山区道路损毁情况严重,所以眼下不去为好。

    齐斌冷笑,说她要亲自验证沈达是真是假,上车。

    齐总在省公司里坐的是一辆新型奔驰,下基层视察她不坐高级轿车,动用了一辆别克商务车,这种车比轿车宽敞,有三排座位,可坐六人,车况也比较适合山区跑路。这一回下基层,齐总带的人不多,除了总办主任,就是一个女孩,齐斌的秘书——年纪轻轻,学历不低,是中科大出来的硕士,姓秦,叫秦小萌,公司里都称她小秦。最后一个人就是沈达,“六指”,在本车以至本系统里都有多余之嫌。

    他们上了山路,前往加洋。从水库出来,道路情况并不像沈达渲染的那样恐怖,路不宽,也弯曲,但是路面铺有柏油,而且车辆少,车并不难开。直到翻过山,开出水库所属行政区域,到了沈达老家地界,路况并不见坏。两地交界处通常都是道路薄弱地带,过了这个地方就好了。

    齐斌免不了追问:“沈达,哪里塌方了?”

    沈达依然嘴硬:“前边。”

    沈达在商务车里坐最后排,齐斌则在最前排,中间隔着那两位。齐总虽是女流,堪称巾帼豪杰,控制欲很强,坐车永远要在第一排,占领司机旁边的那个座位。通常那被称为助手位,是秘书或向导的地盘,齐总却喜欢,认为视线好,能够一路洞察秋毫,因此就把秘书和随员赶到后边通常供领导使用的座位上。

    没想到他们居然受阻了,有如沈达所预言,但是并不阻于水毁塌方,是修路。离加洋水电站还有十余公里路程,有一段公路改线,新线路基刚起,旧线已经破损不堪,只能单行,有十数辆车被交管人员拦在路旁,要等对面一批车辆过来后再放行。

    他们滞留了十余分钟,而后通过。交管人员说,过了这段路,前边再没有什么大的障碍,一路都好走。

    齐斌及时交代:“沈达,你打电话,告诉他们我们快到了。”

    沈达说:“我没有电站老板的电话。”

    “你不是跟他熟吗?”

    沈达再次说明,他跟老板不熟,当初是当地官员带老板找他的。

    “你还真是六指啊。”齐斌说。

    她让总办主任打,人家行,起码顶个无名指,管用,齐总要什么就有什么。

    沈达脸上表情不改,心里却在忐忑,知道自己这回真有麻烦。齐斌果然厉害,耳听八方,连什么“六指”都知道,肯定有人把沈达的怪话都搬到她那里讨功了。齐斌一定特别恼火,她认为自己对沈达也算网开一面,给了一个干校校长,虽然是冷板凳,毕竟没给处分,也没降级。如此关怀,沈达还不满意,占着茅坑不拉屎,工作敷衍了事,牢骚怪话成堆,这种家伙不痛加收拾怎么行?加洋水电站是个现成题材,电站设施到底怎样?是不是比别家更具备条件?为什么别家上不了电网,这位老板却能大赚一把?一旦发现沈达收受钱物,只要数额足够,就涉嫌经济犯罪,可以立刻动手术,一刀下去,干脆利落,割除这个没用还碍事的“六指”。

    电话打过了,齐斌率一行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急扑加洋。

    这时出了事情。公路急弯,恰又是下坡路段,司机路况不熟,偏又开得太快,在前无埋伏,后无追兵的情况下,居然自行失控。商务车在急弯处偏向公路外沿,右车身与拦在路旁的防护石桩剐擦;司机一时慌张,方向盘往回一打,车又撞向道左;那边是一面石壁,由于弯急,加上路窄,一车人还没回过神,车头就径直撞上石壁,而后被惯性甩弹出来,斜穿公路,从另一侧翻下路沟。车翻处是坡地,上下高差接近四米。

    司机与坐在其身后座位的总办主任当场毙命。坐助手位的女老总被弹出的气囊挡了一下,没有伤及性命,却在撞击中负重伤,人事不省。沈达坐后排,当时情急,两手撑住前排座位,不知怎的居然拽住了前排老总秘书小秦的后衣领,结果他俩虽没能躲过猛烈撞击,却多少有些缓冲,成为意外车祸中的幸运者。

    沈达第一个清醒过来。当时商务车翻在路坡下,四轮朝天,已经没有车形。沈达从破碎的车窗爬出来,听到了前排小秦的哭声。

    “救我。”她喊。

    沈达把她拖了出来,女孩满头满脸全是血。

    “你没事。”沈达说,“头上是外伤。”

    女孩动动手脚,都还灵便,只是浑身疼痛。

    他们跑到车头,车头部位严重变形,齐斌和司机都被卡在车里,司机已经没有呼吸,总经理昏迷,但是还有脉搏。沈达要小秦到另一边去,看总办主任伤情如何,他自己则跑到车后头工具箱找应急工具。这时前头哇一声,小秦又放声大哭。

    总办主任脖子断了,已经没气。

    沈达喊:“别哭,快报警。”

    他把工具箱里能用的东西扔到车前,小秦跑过来,跟他一起紧急施救。他们撬开车门,把齐斌拖下车,抬到一旁地上。总经理在昏迷中开始抽搐,看样子快不行了。

    “把电话给我。”沈达说。

    小秦已经报了120。沈达说,等他们赶到,恐怕又多了一具尸体。

    他打电话求救,找的是一家部队野战医院,该医院离这里不远,医院政委恰是沈达中学的同学。他直接挂了政委的手机。

    “赶紧把你的战地急救车派来,还有医生。”他说,“可能得在车上手术。”

    沈达的这个电话把齐斌救了。十几分钟后部队急救车赶到,她已经濒临死亡。幸好医生和设备都已准备齐整,人一抬上车就紧急处置。医生说,只要再晚五分钟,这条命就没有了。

    那时沈达已经躺在地上动弹不得。

    沈达在车祸时奇迹般逃脱,除了脸上手上几处破皮擦伤,没有更多痕迹,不像另一位生还者小秦满头是血,触目惊心。却不料那一场车祸十足阴险,没给他留明伤,却有重大暗创。沈达从车上爬下来后这边跑那边跳,指挥唯一帮手和他一起收拾残局,那时精神紧张,还顾不上其他;待到救援人员赶到,人松懈下来,忽然感觉非常不对,腰部火辣辣疼痛,哪里还支持得住,他往地上一躺就起不来了。

    他也被送进部队医院。医生没让他再坐起来,问过情况,立刻开张单子,把他推进了CT检查机房。等到医院政委赶来看老同学,结果已经出来:沈达的腰给撞坏了,用医生的术语,叫做“腰椎压缩性骨折”。

    “好好的怎么会断呢?”沈达质疑。

    他意思是说,车祸之后他还能跑来跑去,拖这个拽那个。腰断了哪里还能动?

    “这种骨折跟其他断骨头不太一样。”政委解释。

    老同学把自己的两个手掌握起拳头,拳顶拳给沈达示意,说这好比腰椎上下两节。如果有力量于瞬间从两边猛烈挤压,超过骨头所能承受的程度,椎骨就会变形、损伤,这就是压缩性骨折。说起来沈达也算运气,车祸当时,要是撞击力再大一点,或者撞击方向再偏一点,压迫、伤及腰椎里的神经束,沈达已经半身不遂,从此拜托轮椅了。

    “这是说我没事,能好起来?”沈达问。

    政委说那不一定,要看伤情发展以及治疗情况。弄得好的话可以基本恢复,弄不好就很麻烦,最极端的还是瘫痪。

    沈达笑:“当医生的都他妈一个样子,不管是军医还是兽医,嘴巴一张往死里说,不说死就显不出能。”

    政委警告道:“别不当回事,到时候只怕笑不出来,只能哭。”

    “我该怎么当回事?”

    人家只讲两条:服从医生,绝对卧床。

    沈达打听另一个重伤员,他们公司女总经理的伤情,问得很直接。

    “她怎么样?会死吗?”他问。

    政委告诉他,齐斌肋骨断了四处,两边肺部重创,还好断骨头没有刺进心脏,否则根本无救。由于抢救还算及时,伤情控制住了。这个人求生意志似乎很强,抢救过程中曾经几次濒死,最后又都缓过气来。以这个情况看,估计可以存活。

    沈达感叹,说该领导拼命要缓过气来,除了热爱生活热爱事业,可能还不放心这里有个“六指”——害群之马,不收拾清楚死活不走。

    那时沈达才听说,他们出车祸的地点在当地小有名气,附近有个村庄叫“西添”,那面山坡叫“西添坡”,由于坡陡路窄道弯,是一个事故多发地段,当地人称之为送人上西天的地方。省公司女老板虽然强悍,毕竟难与阎罗王匹敌,一车人冒冒失失撞进西添坡,没有一起上西天,还算人家手下留情。

    沈达在部队医院住了四个月,而后回到省城家中养伤,治病加上养伤,前后大半年没有上班。有赖老同学的关照,部队医院的医生护士都对他很好。在军医们悉心照料下,沈达的伤情稳定下来,没有朝着老同学吓唬他的方向恶性发展。出院时他已经可以拄着拐杖走路,事实上,如果他愿意,放掉拐杖也能行动;但是他还是坚持拄着双拐,从医院一直拄到家中。在家养伤期间,凡有同事朋友探望,他也都要拿那两个拐子说事。称医生有交代,腰椎受伤与手臂骨折不同,其他地方骨折了可以长合,而且硬度不减,如民间土话形容“打折手骨更结实”。但是腰椎不一样,伤了后无法完全长合,不能恢复到原先的硬度,不能承受以往的压力。所以得格外小心,养伤要靠拐杖避免压力帮助恢复,将来恐怕也还得仰仗两拐,终生不敢放弃,否则只好去买轮椅。

    沈达在家养伤期间,有一个晚间,家中门铃被人按响,沈妻李珍跑去开门,外头站着个访客,是小秦——公司总经理的秘书,手中抓着大包小包。

    “沈校长在家吗?”姑娘问。

    李珍点头,打开门让姑娘进来。不想姑娘让开身子退到一边:原来她身后还有一个人,竟是老板,齐斌总经理,领导亲自上门来了。

    齐总回单位上班已经两个月了。这位领导堪称工作狂,车祸当时几乎死亡,情况比沈达严重得多;但是在医院里醒过来,还在病榻之中,她就开始过问单位事务,一边治病一边办公。与沈达不同,她在部队医院只呆了半个月,情况稍微稳定之后就转院回到省城。因为省城离单位近,有助过问工作。身体稍稍恢复之后,她就出院回单位视事,声称一边养病一边工作,实际上于她而言,此时在医院在家都养不了病,只有上班管事才有助健康。这一方面,沈达跟她真是无法相比。

    这一天她让秘书领着,亲自上门慰问沈达。那根本不是慰问,是亲自前来审查。此前她曾交代小秦打过电话,询问沈达身体恢复如何,时间已经不短了,总经理本人伤得那么厉害,已经回来上班两个月,怎么他还出不了门?沈达请小秦转告齐总,他的腰伤好得很慢,表面看已经与常人无异,实际上隐患还很严重。目前遵照医嘱,一边坚持吃药,一边小心养伤,在家里行动都靠拐杖。拄着拐杖到公司大楼或者干校去走走,投入日常工作,不能说完全不行,但是有损单位和个人形象,也怕万一骨头再出问题成了残疾,这一辈子就不能再为齐总服务,得靠公司养了。

    沈达没想到齐斌会打上门来,亲自察看究竟。

    “有一句话叫‘无病呻吟,小病大养’,这说的是什么?”她问沈达。

    沈达不承认自己有问题。无病呻吟肯定没有,也不是小病大养。腰椎压缩性骨折,情况很严重的。

    “公司里的情况知道吗?”领导再问。

    沈达点头。虽然躲在家里,消息还是有的。毕竟在公司工作多年,认识的人多,且眼下通讯发达,电话来来去去,人在家中养,大事能知道。

    “知道为什么不找我?”

    沈达说:“我觉得自己可能不在范围之内。”

    “真是这么想的?”齐斌追问。

    沈达说:“我不是已经调整到干校了吗?”

    那时公司里有一件大事,就是人事调整。齐斌决定大力推行干部交流,对公司中层和各基层单位头头实施轮岗。防止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待久了,工作产生惰性,因循守旧,甚至建立起自己的个人利益关系网络,据之以权谋私。中层干部交流轮岗牵动面很大,颇受大家关注,因为部门有冷热之分:有的掌握资源,有权有钱;有的无权无钱,如沈达形容,只掌握个屁。在热门部门当头头的,很怕给交流到冷门部门去;反之也一样,冷板凳坐久了,有机会坐一坐热板凳,难免摩拳擦掌,分外雀跃。这种时候大家都要表现要争取,要找领导反映个人情况,唯恐错失机会。

    沈达谁都不找,号称养病,像条懒虫似的待在家里。实际上沈达并不像表面上那么老实安静,他对公司里的动态一直保持着密切关注。沈达所在的干校在公司属冷门,往任何地方交流都会更强一些,决不会比现在差,所以他不着急。他被免掉调度中心主任后赋闲过一段时间,重新启用到干校,时间并不长,不属于“一个地方待久了”那一类型。理论上说他已经给交流过了,如果领导没打算动他,让他继续坐冷板凳不缺理由。但是他自己愿意吗?他早就发牢骚,自嘲为“六指”。他这根六指并不是天生的,是从大拇指的位置给挪靠边的,心里根本就不服气,哪里不想重现往日之辉煌。他不吭不声躲在家里,只是在耐心等待机会。

    现在机会似乎来了。

    那天晚上,齐斌慰问沈达,除了批评追问,怀疑其小病大养外,什么多余的话都没说,只待十来分钟即起身走人。对沈达而言,这十来分钟已经完全足够。

    他在第二天给齐斌打了个电话,提出面见领导,汇报个人想法,请求安排时间。齐总很爽快:“来吧。”

    “现在吗?”

    “难道还缺拐杖?”老总说,“去找支扫把。”

    沈达叫了辆车,立刻前往公司。没拄拐杖,当然也不好携带一支扫把拄着前去登门,如总经理所挖苦。

    沈达找齐总汇报个人想法,开门见山,当面做深刻检查。沈达在该领导面前,确实有很多东西需要深刻反省检查。例如检查自己心怀不满、牢骚满腹,或者检查自己曾经是前任领导红人,对新领导心怀抵触、不服从不尊重。再诚恳一些,可以翻一翻加洋水电站老账,承认有所失误,恳请领导批评。但是沈达没有提及这些,一讲讲到牛年马月去了。

    他告诉齐斌,自己当年在省城上大学时,年幼无知,自控能力很差,作风不检点,犯了一个生活错误,涉及男女关系,至今想来脸红。事情发生在学校外头,一个小商品市场里,他陪班里一个女生去那里挑东西,在一个小服装店碰到一个售货员,是个女孩。女生试衣服时,他跟售货员说了几句话,女孩即在发票上写了个电话号码给了他。那以后两人开始交往,关系时断时续、时好时坏,彼此间屡起风波,持续十多年,一直闹到前些时候。

    “是不是抱个女孩闹到公司来的那位?”领导问。

    沈达承认,就是那个人。当年她在家里的服装店卖胸罩内衣,眼下以经营一家小店为生。结了婚,有个家,却不时找他纠缠。女的很泼,激动起来很疯狂,但是骨子里怕他,他在场的话不敢闹,要闹总是挑他不在的时候。这个女人到公司闹过两次,造成一定影响,大家都知道,连齐总都听说了,他是脸面尽失,感到非常痛心。自己青年时代不检点,所犯错误至今还影响公司形象,想来很惭愧。

    齐斌问:“你说这个什么意思啊?”

    沈达称没什么意思,公司正在做中层干部交流轮岗,他担心自己受这件事影响,所以要深刻检讨,让领导知道他的态度。

    齐斌当即驳斥:“这是假话。”

    女老总果然眼睛雪亮,不明底细却能辨真假。事实上沈达早已摆平了自己的那位旧情人,采用的是比较超常的办法:沈达的朋友多,有一位熟人当派出所长,卖胸罩的女子及其丈夫的户口恰在该所辖区之内。沈达让所长出面,把女子的丈夫请出来,找了家高档酒店,一起喝了次酒。女子的丈夫早先是街头混混,如今做小买卖,曾因诈骗被抓过。派出所所长请酒,还有沈达陪喝,他很自豪,表示从此一定管好自家老婆,不让她惹是生非,免得给沈达添麻烦,也给自己丢脸。事情就此了结。

    沈达没跟齐斌总经理说实话,齐斌也没有一追到底,她不让沈达进一步深刻检讨,直截了当,痛加批评。她说沈达的毛病很多,不在于年轻时候作风不检点,或者现在还有一个卖服装的女人纠缠不休,主要的不是那个,是他的个性、秉性。公司上下,都说沈达这种官家子弟是大爷;要她看,不止是大爷,还是大公子大少爷。这就是沈达的毛病,沈达所有毛病里边的毛病。

    沈达连连点头,说领导眼光真是敏锐,一针见血。

    “别给我装。”齐斌根本不买账,“言不由衷。”

    沈达不禁发笑:“领导水平这么高,对话太困难,所以不能怪我不敢找。”

    “你的胆子那么小吗?”

    沈达承认,他这人胆大包天,没什么不敢的。他确实是大爷脾气,还有大少爷的骄横,简直都是天生的,从遗传里来;领导把他看透了,他知道自己的毛病改也困难,真让他改掉,那就变一个人了。但是无论如何,一定要深刻检查。

    齐斌也让他说笑了。

    这以后对话就容易多了。齐斌不待沈达打探,干脆把话挑明。她说,考虑到沈达的实际情况,虽然已经作过调整,她还打算再把他动一动,能够用其所长,让他能够发挥点作用,免得老是躲在家里讲怪话、发牢骚,小病大养。沈达在调度中心主任任上出了点事,从那里出来,再回去不好。她准备把沈达安排到基建处去当处长,那是个要紧岗位,她觉得沈达可以胜任。

    沈达心里暗暗吃惊,他没估计到齐总会如此打算。在公司里,基建处是个大头,绝对的热门,丝毫不比调室中心热度低,不是让老板放心的可靠人选,不可能往那里安排。沈达再会做白日梦,以往也没敢往那里去想。

    “去好好干,打好基础,今后就有其他可能。”齐总说。

    老板是在暗示前景。听从安排,认真努力,有朝一日机会到了,他还可能再上,从公司中层进入上层。

    沈达却拒绝了。如领导所批评,他是个大爷。如他自己所诚恳检讨,天生的毛病,真是改也困难。

    他请求领导给他一个机会,让他离开省公司,也离开省城,到基层去任职。其他地方不必考虑,他要求让他回家乡去。他被免掉调度中心主任职务时,他父亲还活着,当时老人家提出让他回家乡,在市经委想办法给他安排个副主任,他没听,说自己在哪里摔倒,还要在哪里爬起来。现在他提出要回去,并不是后悔没听父亲的话,回心转意要图个地方官做,他父亲已经死了,想要那个已经不太现实。此刻他想下基层、回家乡,并不是要离开本系统,依然还是在哪里摔倒,在哪里爬起来。他恳求老总关心,把家乡电业局那一摊交给他,他会将它视为自己的新生之地,努力工作,全心全意经营好,做出成绩,给父老乡亲和全系统干部职工看一看。

    齐斌非常意外:“那个局情况可不好,排在全公司后头。”

    沈达很清楚,改变落后单位可以出成绩,更有表现空间。

    “你怎么会打这种主意?”

    他是希望自己有一个大的改变。他大学毕业后直接进了省局,以后是省公司,一直都在机关部门转;到基层去干一段,无论从什么方面看,都有好处。包括他向领导检讨过的那件事,年轻时作风不检点,留下苦果;他一走,那个女人就不好再到公司闹腾,使公司形象受损。

    “还是假话。”齐斌照样批驳。

    沈达笑,说齐总真会打假,毫不留情。

    他又陈述一个理由:因为家庭、个人方面的缘故,他个性有缺陷,一向大大咧咧,什么都不当回事。好出头,不愿在人之下,高兴了就服从,不高兴就不听话。这种脾气让他吃了很多苦头,总改不了,让领导一再批评。在省公司当中层处长,他怕自己还会犯毛病,磕磕碰碰,让领导不高兴。到下边去,给他一块天地,说不定倒好,可以增强责任感,也会调动所有本事把单位搞好,绝对不居人后。

    齐斌摇头,认为沈达依然没说实话,如此坚决要回去,一定另有隐情。

    沈达求情:“齐总饶了我吧,再这么检讨下去,我祖宗三代都变坏人了。”

    不由总经理发笑,不再追问。沈达请求她帮助支持,她表了态,愿意再考虑一下。

    两天后,一个不速之客忽然光临,于晚间按响沈达家的门铃。

    却是苏宗民。

    沈达车祸负伤后在部队医院住院,苏宗民曾经去看过他两次。沈达回省城养伤后,苏宗民到省城开会,也都会抽空到家里看一看,时间都不长,没什么事,坐一坐就走。老同学老交情,从当年旱冰场打斗开始,到连山县城野味馆灌醉了塞进车送回省城,彼此之间不必多说,见一见面握一握手,心照不宣,这就够了。

    这天晚上苏宗民上门有些突然,因为苏宗民通常无事不登三宝殿,除了到省公司开会,平时很少跑省城。那几天公司并没有相关会议,他却来了。所以一见苏宗民,沈达感到挺意外,瞪起眼睛上下看了看,笑道:“原来也知道找了。”

    苏宗民问:“我找什么?”

    沈达把手指头往上头比了比。

    苏宗民明白了:“不是那个。”

    沈达说的是找省公司领导。公司正在筹划中层干部们交流轮岗,相关人员都在找人,所以苏宗民突然跑到省城,沈达就联想起那件事。苏宗民以往并不找人,他从小技术员干到厂长,基本上都是官帽子找他,他自己未曾去找。眼下忽然活动起来,免不了让沈达觉得意外。苏宗民明白沈达的意思,当即予以否认,称自己到省城另外有事,与公司的干部交流轮岗无关。

    “找那个干什么。”他说,“不让干算了。”

    沈达说,看起来全公司上下就这么两大懒汉:一个是他沈达,天天在家睡觉;一个是苏宗民,操着手四处乱跑,该找不找,等着好事从天上往下掉。他们怎么会这样?看起来跟遗传有关,官家遗传。从小有人罩着,事事不求人,这就变成大爷了。

    “你是。”苏宗民强调,“我不是。”

    “你不是也是。”沈达说,“你到省里干吗了?”

    苏宗民称自己来办案。

    “瞎话。”沈达说,“当厂长办什么案子。”

    苏宗民笑笑,表示当厂长不妨碍办案。现在他上门来办老同学的案子,查一下沈达怎么回事,小病大养、敷衍塞责。

    沈达说:“行,查吧。”

    他们闲聊,苏宗民忽然问起一个叫刘健南的人,打听沈达是否了解。沈达想了半天,记起当年大学里跟他有过一段故事、被卖胸罩的女孩揪过头发的刘佳。刘佳有个叔叔叫刘健南,当时是省领导。苏宗民点头,说自己问的就是这个人。

    “他现在怎么样了?”苏宗民问。

    沈达不清楚,只知道刘健南当过省政协领导,退休十多年了,除了自己的老婆孩子,以及刘佳等等,恐怕已经没有谁知道他现在怎么样。

    “你问他干什么?”沈达了解。

    “打听一下,没什么。”

    苏宗民不愿多说,沈达也不追问。他们谈起公司的事情,沈达把自己与女老总“对话”的情形告诉了苏宗民。

    “原来。”苏宗民立即发表看法,“你算计人家。”

    沈达发笑,说苏宗民怎么搞的?老同学彼此了解,他有这么丑陋吗?

    苏宗民说,沈达的一举一动都在他的眼睛里,骗得了别人,骗不了他。

    “你一眼看穿。”沈达挖苦,“是你老爹的真传?”

    苏宗民说:“可能吧。”

    苏宗民看穿什么呢?欲擒故纵,他认为沈达在玩花招,从那场车祸开始。

    对沈达来说,那场车祸可谓一次意外转机。车祸之前,由于沈达的种种表现,齐斌对他的恼怒接近顶点,隐隐约约,似乎已经有意对“六指”痛下重手。哪里想到前往加洋水电站途中,司机一个失手,送掉两条人命,却把沈达搭救了。沈达命大,挺过了那场车祸,而且还救了人。当时齐斌已经昏迷,不知道沈达所作所为,事后她不可能不做了解,一了解她一定为自己捏了一把汗。如果沈达不把她从车里拖出来,或者不吭不声、听其自然,让她躺在地上等着地方急救车赶到,她已经死在西天路上了。沈达于紧急中动用个人关系,求助于部队医院,抢回了齐斌的一条命,实为救命恩人,立有大功。齐斌到任后一直跟他过不去,事到临头,他能这样行事,对方不能不感觉意外。但是事后沈达自己从不说及,更不拿它讨功,似乎英雄救美,羞于启齿。齐斌也从不跟沈达交流车祸感想,一个谢字都不说,但是心里对该同志的看法实已发生根本改变。公司酝酿中层干部交流,沈达面临一大机会,他有理由拿那场车祸为自己讨点好处,要求论功行赏。齐斌肯定也有足够心理准备,只要沈达提出,她不能不有所考虑。沈达心知齐斌会为之所动,却不去找,一声不响,只当没这回事,自在家中小病大养。苏宗民认为他这是欲擒故纵,让齐斌觉得这个“六指”确实难得。

    “但是她也可能根本不理睬你,谁让你不去找呢。”苏宗民说。

    沈达不在乎。不理睬又怎么?算了。咱们不是大爷吗?看得起就给咱吧,看不起就算了,没什么了不起的。

    苏宗民说:“我得劝你一句。”

    他反对沈达回家乡电业局任职。他的连山水电站与市电业局是兄弟单位,都归省公司直管;但是相处在同一个市的地界,彼此有不少业务联系。如果沈达到市局当局长,老同学相聚于家乡,两个兄弟单位彼此关照支持,对他是件好事。为什么他不赞成沈达回家乡?因为那对沈达自己未必是件好事。

    “怕我玩不转?”沈达问。

    没有什么事情沈达玩不转。他到地方后肯定一片红火,搞得轰轰烈烈,不要多久就会非常显眼。但是不好。因为什么?就是沈达自己那个胡扯:官家遗传。

    沈达不禁发笑:“现在轮到你胡扯了。”

    苏宗民知道沈达为什么想回乡,所谓“宁当鸡头,不做凤尾”。在下边管一个局,权力在手,说话算数,办事方便,这是一大好处。沈达当过省公司的中层,却缺乏基层单位主官的经历,在下边当一段局长,经历比较全面,今后有望重用,进入省公司领导层,这是又一个好处。凡事有好处就有坏处,省公司的处长有人管着,齐总目光炯炯,不敢乱来。到下边当局长,自己说了算,天高皇帝远,没有谁管得着,只怕一不留神就要出事,一出事就是大事。

    “你这是咒我吗?”沈达问。

    苏宗民说:“咱们彼此都清楚。”

    苏宗民对沈达感叹,说自己跟沈达不一样,谁都没找,并非欲擒故纵,是没心思。他从毕业到现在一直在连山水电厂,他打算在那里待一辈子,不准备离开。必要的话他可以辞掉厂长,回头干他的工程师,靠技术吃饭。

    沈达说:“这不对,你没有那个命。”

    “怎么说?”

    沈达嘲讽道:“你有遗传。”

    两个老同学说东道西,聊到深夜,苏宗民告辞走人。

    几天后,齐斌把沈达找去谈话。经过多方考虑,也个别征求了公司其他领导意见,她准备同意他的请求,把他排进方案,让他回乡当局长。

    “挺可惜,我还是希望你去基建处,现在你改变主意还来得及。”齐斌说。

    沈达感谢领导,说他决心已定。

    “那就这样吧。”领导有些失望。

    齐斌还让他谈谈对省公司中层干部配备的看法。沈达在公司时间长了,情况和人头都比较了解,现在既然要离开,不需要太多考虑个人因素,可以客观一点:哪个人哪方面行,哪方面不行;可以在哪个位置,不好在哪个地方;有什么说什么,尽管畅所欲言,供她参考。

    沈达谈了些情况,他知道人家有些信任了,自己还得掌握好分寸。

    谈话中,齐斌问起了一个职位,公司的监察部主任,沈达觉得谁比较合适?公司监察部为监督机构,与公司党委纪委合署,虽然不掌握具体人权财权,却是一个要紧部门,没有足够分量,当不了那个主任。

    沈达忽然想起了苏宗民,想起了那天晚上苏宗民到他家“办案”的情形。

    “没有谁比他更合适。”他告诉齐斌,“问题就是他自己。”

    4

    苏宗民回到了市区家中。苏宗民在连山水电厂工作,回市区的机会不多,通常回家看母亲得利用节假日,或者是到市区办事、到省公司开会路过的时候,平时只能打打电话。这一天苏宗民回家有些特别,不是开会路过,也不是来市区办事,是专程回家来的。进屋时是黄昏,母亲在厅里看电视,整个屋子空荡荡的,只老人一个在家。

    母亲说:“你妹妹出差去了,后天才回来。”

    “你晚上吃什么?”苏宗民问。

    母亲说她已经吃了,中午多煮一点,晚上也就有了。

    苏宗民的母亲已经六十大几,身体状况很差,心脏有毛病,是先天性的。当年苏宗民父亲去世时,她赶到现场看遗体,眼睛一闭往地上一倒,人事不省,差一点就跟着走了。后来她身体一直不好,没法正常上班,早早办了病休。二三十年间,她曾经几次老病发作,都奇迹般生还,一直坚持到现在。有时候病歪歪的人比体壮如牛者还能持久,真是一点不假。

    苏宗民告诉母亲,今晚他住在家里,跟母亲说说话。

    “你有事?”母亲问。

    苏宗民想跟母亲问件事情,关于他父亲的。

    “都死多少年了,问那些干什么?”

    苏宗民说:“最近有些情况。”

    母亲说:“厨房的灯坏了。”

    苏宗民进屋找工具,给厨房换了个电灯泡。

    苏宗民母亲和妹妹还住在当年一家人生活的房子里。这房子位于市政府宿舍大院内,是一幢两层砖楼,住有两家人,分别拥有小楼的东西两侧,苏家位于西侧。他们这座楼被称为五号楼。还有九座同样规格的砖楼分布在他们家附近。这几幢小楼在大院里自成体系,原称“小灶”,是当年行政公署专员、副专员等领导们的家庭生活区域。“小灶”之称源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当时实行供给制,一般干部按规定吃大灶,主要领导吃小灶;生活区域有所相隔,所以领导们的家庭生活区有了“小灶”之名。后来供给制取消了,“小灶”之称谓却还留着,过了数十年才不再为人提及,只有当年的大院伙伴还偶尔记起。“小灶”区域当年环境很好,道路整洁,路灯明亮,四周安静,一幢幢红墙小楼隐隐约约掩蔽于绿树丛中,很是气派。时过境迁,如今这里的往日辉煌已经不再,小楼的外墙色彩退尽,由红转灰,周边道路坑坑洼洼,路旁杂草丛生。苏家的五号楼里边,居家设施已经显得非常落后,客厅几乎就是过道,卧室面积很小,厨房和卫生间管道布满锈迹,门窗上油漆脱落,斑斑驳驳。这里早已不属于领导们,绝大多数小楼都已经易主,有两幢成了市政府管理局的集体宿舍。从当年一直住到现在的只有一户人家,就是苏宗民的母亲。

    当年,苏宗民的父亲苏世强成为行署副专员后,一家人搬进了这一幢楼,其后不久苏世强就过世了。苏世强属非正常死亡,因牵涉腐败案跳楼自杀;人死之后,家属再留在“一号区”有所不宜,管理部门提出让苏家搬离五号楼,给他们在旧宿舍区安排一间带厨房的平房,让他们到那边生活。苏宗民的母亲坚决不搬,她到处申诉,一直跑到省城上访,最终管理部门不再逼迫,迁房之议不了了之。当年苏宗民母亲坚持不搬的理由只有一条:苏世强死亡之际还是行署副专员,没有任何文件将他免职;按照行署机关宿舍安排的规定,机关干部住房,干部本人死后,遗属有权继续居住,直到死亡干部的配偶过世,管理部门才可以收回房子,同时还需协助安置好其子女居所。苏宗民父亲的情况相当特殊,他有问题,涉嫌腐败,畏罪跳楼,他的死亡让案件无法再查下去,因此也就无法对他做一个明确认定和处理。从理论上说,他最后的身份还是本行政公署的副专员,因此苏宗民母亲可以据理力争。苏世强死后留下孤儿寡母,家人最是可怜。曾经与苏世强共过事的一些人包括领导们也感到不忍,主张不要那么急着收房,慢慢来吧。苏世强跳楼自杀,明明是有问题的,让他遗属继续居住在“小灶”很不合适,所以管理部门不再逼迫,也始终没有收回成命,苏家留在五号楼处于一种非合法状态。事情拖了几年,随着小楼日益老化落后,领导们陆续迁出,搬进新的住宅区域,苏家用房问题渐渐不再为人注目。后来机关公房进行房改,五号楼西侧房屋终于正式归属苏家,这时房子已经破烂不堪了。苏宗民曾经跟母亲商量,打算找个条件好点的房子,让母亲搬出机关大院生活。母亲不同意,说已经住惯了。

    苏宗民知道母亲是不愿离开跟父亲共同生活过的房子。这个五号楼于母亲而言,几乎相当于父亲。父亲死后,一家人惶惶不安,栖居于此。而后儿子女儿相继离家到外边读书,只有小楼始终陪着母亲生活,走过了这二三十年。该房子在一家人心中的位置非常特别。有时苏宗民甚至猜想,父亲之所以会去跳楼,可能也是为了这个房子:当时他父亲牵扯重大案件,面临审查;审查如果认定有罪,他将被撤职、逮捕、判刑,旧日苏副专员成为囚犯,他的家属就失去了继续生活于“小灶”的资格;他们一家人将被扫地出门,搬到某一个旮旯里,日后的艰辛可以想见。他父亲赶前了一步,在自己还是苏副专员的时候跳了楼。他的死亡让案件陷入僵局,让若干人松了口气,也让自己的家人继续留在这幢五号楼里。

    此刻苏家房子里住着苏宗民的母亲和妹妹。苏宗民本人大学毕业后去了老家连山,一直在深山里工作,结婚后把家安在单位。苏宗民的妹妹读的是师范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进了市区一所中学工作,已经有了男友。如果妹妹婚后搬走,这里将只剩母亲一人,与父亲留下的房子相伴终老。

    当晚苏宗民住在家里,他向母亲问起一个叫马文献的人:“妈还记得他吗?”

    母亲说:“那个做建筑的?”

    苏宗民点头。

    “他给抓走了。”母亲说。

    苏宗民告诉她,当年这个马文献给判了无期,后来减刑,早几年释放了。母亲说,她听他爸说过马文献的名字,但并没有提起什么具体事情。

    “我爸谈到过美元吗?”苏宗民问。

    母亲摇头。苏宗民的父亲死后,办案人员曾经找过她,翻来覆去追查一笔美元,听说数额很大,她不知道他们说些什么,从没听丈夫讲过。

    “我爸出事前说过些什么没有?”

    母亲很诧异,不知道苏宗民为什么会特地跑回来问这些。事情过去那么多年了,提它干什么呢?

    苏宗民说:“不管多久,一直都在心里啊。”

    在他们家里,父亲之死是个痛苦话题,家人间通常都会绕开,很少涉及。父亲去世时,苏宗民尚未成年,除了震惊、疑惑和失落,实无从了解也无法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到了上大学,毕业回乡工作,年龄逐渐大了,阅历比较多了,父亲那些事情渐去渐远,虽然阴影犹存,如苏宗民所形容,一直都在心里,但是家人们总是尽量不去提起,把那些往事共同放置于竭力淡忘之列。为什么忽然之间,苏宗民要来翻这个老账,重提母亲特别不愿意回忆、他本人也特别不好受的往昔故事呢?

    因为马文献与苏宗民邂逅相逢。

    苏宗民以往并不知道这个马文献,他们相逢很意外:那一年夏天,连山水电厂一带下了场暴雨,一条厂内通道发生几处塌方,影响了通行。暴雨过后,苏宗民安排一位副厂长负责找工程队,赶紧修复道路。因为只是修修补补,工程量小,副厂长叫了附近一个乡镇的包工头,双方说好价钱,这就动工修补。那位包工头叫周炎火,已经在水电厂揽过几次活,都是砌面护坡补围墙之类小项目,做得都不错,没有偷工减料,也能按时完成,大家比较满意,有活就交给他做。

    却不料那一回与前几次不同,路修了一半,施工忽然停了,包工头周炎火拿着图纸找到厂里,提出图纸要改一改,有一个地方可能得加一个涵洞,否则坡上的水一下来,恐怕还得冲坏。做涵洞用工用料都多,需要多开点钱,工期也会拉长一些。副厂长不敢自己做主,带着周炎火找到苏宗民汇报。苏宗民跟他们到现场看了看,发觉人家讲的有道理,被水冲坏的这条路是前年新修的,原设计主要依靠路边的排水沟排水,看来不太够,在周炎火提出的位置增加一个涵洞确实比较解决问题。

    苏宗民表扬了一句:“不错,你挺懂行。”

    周炎火提到他们村有一个老筛,算起来是他表叔公,以前做过很多工程,现在年纪大了,时常帮他点忙。他做工程都要请该老筛瞧瞧,加涵洞就是人家教的。

    所谓“老筛”是土话,即“老师傅、老把式”之意。

    几天后,中午时分苏宗民下班回家时,步行经过那段工地,工程队正在做涵洞。周炎火跟苏宗民打招呼,问苏厂长有什么交代?苏宗民没说别的,让他们注意质量。周炎火说没问题,老筛在这里看着呢。

    有一位老者蹲在工地上,原来就是包工头的那位表叔公。苏宗民跟老者点点头,发觉该老筛目不转睛,正盯着他看。

    当天下午,苏宗民从厂宿舍区去办公室上班又经过工地,跟老者再次相逢。老者还是那样,目不转睛紧盯着他,突然问了一句话:“苏厂长是连山人?”

    苏宗民说:“是啊。”

    “是苏副专员的公子?”

    “苏世强是我父亲。”

    老者感叹说,苏宗民跟他父亲长得一模一样。

    苏宗民不觉得奇怪。无论在连山还是在市区,苏宗民已经屡屡听到类似评价。遗传就是遗传,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老筛认识他?”苏宗民问了一句。

    老者说他叫马文献,原是市区一家建筑公司的经理。为了当年那件事,苏宗民的父亲死了,他在监狱里关了快二十年。

    苏宗民没有回应,一声不响。

    几天后道路施工结束,苏宗民没再见到那位老筛。

    不久到了周日,苏宗民轮休,他让司机开车,把他送到山下那个乡镇。他在镇上找到周炎火,周炎火把他领到了马文献的家里。

    苏宗民已经掌握了一些底细。老筛马文献是本镇人,当过兵,转业后去了市区一家建筑公司,当时是国有企业,他在那里从施工员一直干到公司副经理。后来企业经营困难,濒临破产,他出面承包,当了老总,几年后企业转制成为民营,他成了私企老板,是当年市区建筑业一个重量级人物。因为同为连山老乡,马文献与苏宗民的父亲当年多有来往,两人联手打造了当时市区一幢标志性建筑,就是让苏宗民的父亲风光无限,也让他备受质疑,最后供他纵身一跃、跳楼身亡的地区工商局办公大楼。这座楼由苏宗民父亲一手筹划,由马文献的建筑公司具体承建。工商大楼属当时的高层建筑,对承建单位的资质要求较高,马文献公司的资质还不能达到,本地只有一家省属建筑公司符合规定条件,马文献有办法,与该公司联手,由那家公司出面标得项目,再将主要建筑工程转包给他,成为工商大厦事实上的承建者。在这一曲线夺取过程中,苏宗民的父亲给了马文献强有力的支持。很多人说,苏世强一开始就内定把工程交给马文献,招标转包等等,都只是合谋策划、做做形式,障眼法而已。

    后来的案子就从这位马文献身上开始。工商局大楼建成了市区标志性建筑,当时很多人提出质疑,因为工程耗资大大超过预算。马文献的解释是施工期间材料费用普遍上涨,加上为使大楼更美观更醒目,外观设计做了多次修改,增加了成本。这一解释并未服众,由于反映较多,上级派专人做了初查,初查中发现马文献提交的账本不实,断定可能做有两本账,确定立案查处。很快,案子从马文献手下财务人员身上突破,发现了马文献工程作假,利用各种名目大量侵占公家基建款的线索,马文献因此落马。马文献入案后交代出许多情况,提到其中一些隐秘款项是提供苏世强用的,由他提出现金,直接交给苏世强,没有办理任何手续,苏世强也没为此留下片纸只字。

    调查因此继续延伸,苏世强在祸及自身前夕跳楼身亡。

    现在马文献从狱中出来,恢复了自由,已经垂垂老矣,再不是当年合纵连横、博弈于地方建筑市场上的时候。马文献没有选在市区终老,独自回到家乡,在镇上买了一幢小楼安度晚年。苏宗民进马文献家门时留意看了一下,发觉这座小楼挺新,样式相当洋气,外墙砌瓷砖,在周边民居中相当显眼。楼里厅堂房间都十分宽敞,家居功能设施齐备,装修很精致,家具全是新的,不说豪华,也显气派。相比而言,苏宗民的父亲纵身一跳,为家人换下的居所简直就如一块抹布。

    马文献自称房子是儿子给他弄的,其子在市区,也在搞建筑。他本人已经告老还乡,乡间建筑工程队的技术力量比较弱,亲戚相求,加上动一动对身体有好处,所以才答应出来给小辈当当“老筛”,指导修修涵洞,只动口,不动手,也算发挥余热。

    他对苏宗民上门并不感觉惊讶。他说万事都有定数,人在世界上怎么过,以前碰上谁,以后又碰上谁,那都不是偶然的。

    苏宗民说:“我想知道当年那些事情。”

    他说:“都过去了。”

    苏宗民摇头:“并没有都过去。”

    他向马文献了解当年。他心中始终有一个疑团,从未解开,一想起来就让他寝食难安,所以特意上门了解。他父亲跳楼后,很多人说他建楼时贪污巨款,数目惊人。但是他父亲死后,没听说办案人员从哪里起获传说中的那笔钱,他们一家人更是从来没见过什么巨款,从那时候到现在,一家人一直过着非常普通有时还是很拮据的日子。因此他心存疑问,马文献或许可以帮助解疑。

    “事情早都过去了。”马文献还是那句话,“提它干什么。”

    苏宗民说,对死者而言,人间所有事情确实都过去了。对他来说却不一样,从那时候到现在,事情一直都在他心里,所以还想了解清楚。时间过去这么久,已经没有人为这个案子操心,说出真相已经不会对任何当事人产生后果,不会给马文献自己产生任何麻烦,所以希望马文献能如实相告。

    “我父亲到底拿钱没有?”苏宗民问。

    他回答毫不含糊:“拿了。”

    “数额很大?”

    累积起来,在当时算得上很大。不是一次拿走,是在整个大楼建设过程中分数次索取,理由是“有急用”。最大的一笔是美元,当时折人民币近二十万。马文献让手下人到黑市上找倒卖外币的,用人民币买了那些美元。

    “事情都是真的,我早都交代了,说的不是假话。”马文献咬定。

    “钱到哪里去了?怎么会消失掉?”

    马文献摇头,他不知道。当年苏宗民的父亲从不提起钱的去向。马文献猜想可能有些特别用途。例如美元,也要得很急,但是当时显然苏家自己用不上。

    苏宗民怅然而返。

    他依然无法释怀,于是回家,找了母亲。

    母亲并没有更多的情况,当年父亲很少谈及工作上的事情,她也从不问起。在母亲的记忆里,父亲嘴巴特别紧,很难从他那里问出什么,所以干脆不问;他觉得什么事该让她知道,他自会告诉她,她听着就是了。父亲说过,单位里的事情他自己处理,家人知道多了多操心,无助于事,反而不好。

    “你爸爸很自以为是。”她告诉苏宗民。

    苏宗民感叹说,他骨子里也一样,自以为是。

    他了解当年父亲的交往,特别是跟上层人物的交往。母亲说,他父亲人缘不错,很会拉关系。每次去省上办事,小车后边塞得满满的,都是东西,主要是本地的土特产,有时连地瓜也成袋成袋往里塞,说是人家喜欢这个。

    “这方面你不像他。”母亲说。

    苏宗民问,当年彼此走得近,交往比较多,对方身居高位,对父亲为官办事都很重要的人物有哪些?父亲建那座楼,提拔当副专员都需要支持,其中比较关键的是谁?类似情况通常不需要刻意对家人回避,或深或浅,随口都会提起,父亲应当也说过。

    母亲没有否认。苏宗民父亲交往面很宽,当然也会有人近些,有人远点。他比较经常找,对他比较重要的人物有几个,虽然母亲不认识,基本上都没见过,但是她记得名字和身份,因为父亲屡屡提到过。

    “这么多年过去,有些恐怕早都不在了。”母亲说。

    苏宗民说:“总有一些还在。”

    他告诉母亲,事情早已过去,了解这些东西已经没有意义。他并不打算也不可能去重办父亲的案子,但是他还是有心了解一下旧事,给自己找一个答案,也许可以让他从此把那些东西彻底放下。

    母亲说了她记得的那些名字。有的名字脱口而出,有的想了好久,有的很不确定。

    母亲还提到了沈青川,是另外一种情况。她知道沈达与苏宗民的关系,以往并不多说与沈家的瓜葛;那天她告诉苏宗民,当年沈达父亲与苏宗民父亲之间存有芥蒂,彼此共事过,相处不好。沈青川职务高,压着苏世强,苏世强被查,沈青川是管查的。

    “你知道就好。”母亲说。

    苏宗民没有吭声。

    他悄悄了解情况,采用的调查方式简单而原始:翻翻旧资料,问问过来人,不动声色,旁敲侧击,点点滴滴,断断续续。母亲提及的人物当年都很有分量,如今早都退出前台,有几位已经过世。在依然存活的若干人里,苏宗民慢慢注意到一个老者,叫刘健南。这人与苏宗民父亲苏世强的关系比较特别,两人曾在一个县里搭档,刘健南是书记,苏世强是副书记,当时关系一般,据说开会时曾经当众争执,彼此脸红脖子粗。后来刘受到省里领导赏识,调到省里工作,一步步上升,待苏世强当连山县长时,人家已经是省政府办公厅的主任。那时候两人的关系有变,来往开始频繁。刘健南曾经在本地工作,离开后对本地一些土产念念不忘,特别是地瓜,当年苏世强到省城开会,小车后边塞着一袋袋地瓜,那多半都是送给刘健南的。后来苏世强调到市工商局,主持盖大楼时,刘健南给了他很大帮助。那时刘已经当了副省长,恰好分管这一块,说话极有分量。苏世强成为副专员也得益于他的帮助。待到苏世强出事跳楼后,刘健南还曾帮过苏的遗属一把:当时机关管理部门决定让苏家搬出五号楼,苏宗民的母亲跑到省里哭诉求助,找的就是这位刘副省长。刘健南给地区领导打了电话,让他们注意稳妥,不要操之过急,事情这才缓和下来。

    “当时你怎么知道要去找他?”苏宗民问母亲。

    母亲原本认识刘健南。苏宗民的父亲苏世强出事前夕,感觉自己可能有麻烦,也曾交代过,万一有事可以去找刘健南。

    眼下刘健南已经退休多年,退休前为省政协副主席。苏宗民从旧日大院伙伴张光辉那里得知,刘健南的大儿子经商,目前在省城搞房地产,得益于老头子的关系,拿的都是好地块,几年里发展迅猛,已经是行内有名的大款。这位刘公子是留洋回来的,有一张美国大学文凭,通过一些公开资料,苏宗民注意到该刘公子出国留美时间,恰在马文献让人到黑市兑换外币的那个时段之后。

    这个发现并不能证明什么。没准当年办案人员已经注意到两个时段的重合?但是没有意义,苏世强一跳身亡,再也无法开口,那一笔美元是不是替刘公子交了美国学费不得而知。没有哪一个案子可以不凭有力证据,只靠猜测和推想去办理。

    苏宗民跑到省城,找老同学沈达打听刘健南,自嘲是在“办案”。其实他没有资格,也根本办不了这个老案子,他情不自禁地搜寻旧日痕迹,只因为心中郁结始终挥之不去。苏宗民听到一个消息:刘健南身体状况不好,突发中风住进医院,可能不久人世,见见这人的念头油然而生。苏宗民到省城所谓“办案”,其实就是想见一见此人。当年要人刘健南已经不久人世,所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这种时候,也许他已经少了顾忌,会愿意吐露真言,给当年死者的后人一个真相?

    他去省立医院行政科找袁佩琦,事前没打电话,突然上门求见。袁佩琦看见他出现在大门口,惊讶得好一阵说不出话来。

    “认不得了?”苏宗民问。

    她骂苏宗民该死,怎么突然从天上掉下来了?

    苏宗民说:“有件事求你帮忙。”

    他请袁佩琦帮助了解一下刘健南的床号,他是病人,住在这个医院的高干病房。

    袁佩琦没听过刘健南的名字,但是这件事对她易如反掌,当着苏宗民的面她打了几个电话,情况就清楚了。

    “这个病人怎么啦?让你这么费心?”袁佩琦问。

    苏宗民告诉她,病人是他父亲的故旧,跟他们家以前的事情似乎有些关系。

    袁佩琦立即责备:“怎么还这样?陷在里边出不来?”

    苏宗民苦笑着附和:“是啊,怎么会呢。”

    他给袁佩琦带了一大袋花生,是他们连山的土产,风味独特。袁佩琦当场表示不满,说苏宗民真小气,知道她喜欢什么,偏偏不给她带。苏宗民不禁感叹,说那种连山贡糖太甜了,如今当地人都不太吃,想不到袁佩琦还记着它。回去他就给她寄来。

    “寄的我不要,要你给我带。”袁佩琦说。

    “行,没问题。”

    那几年他们几乎没见过面,只是偶尔打个电话,问问彼此情况。

    苏宗民去了高干病房,按照袁佩琦提供的信息找到了刘健南。这位病人占据了一个套间,按照他曾经有过的权力和级别,以及眼下他们家大公子的财力,他有足够资格享用厚待。但是病房大了也显得冷清,苏宗民进门之际,除了坐在套间外头沙发上看电视的女护工,以及躺在里屋病床上的病人,再没有其他人影。

    苏宗民告诉护工,他从外地来省城,听说刘主席在这里住院,特地前来探望,想跟病人说几句话。护工觉得他眼生,加上他空着双手,不带花篮,也没有果盒,模样有些奇怪,于是满腹狐疑。

    “你是哪里的?”她问。

    苏宗民说,病人跟他们家是老交情,几十年的关系。

    “你跟他说吧。”护工不再追查。

    苏宗民进了里屋,病人躺在床上,睁着两只眼睛盯着苏宗民,眼神茫然。

    “刘主席记得我吧?”苏宗民问,“认出来了吗?”

    病人目不转睛,却不吭声。

    “我是苏世强。”

    病人表情依旧,没有丝毫变化。

    “以前那些事情不会忘记吧?”

    还是什么反应都没有。

    苏宗民站在病床前,看着病人的眼睛,病人也看着他,两人都不说话,对视许久。苏宗民始终没有从对方眼睛中看出任何明确的意思,无论是认识,或者不认识;想起什么,或者想不起什么,在他的眼神中似乎都不存在。

    突然之间,苏宗民觉得非常乏味,当年那些事情,包括马文献那些美元的来龙去脉,顿时变得没什么意思了。他点点头,从病床边走开。

    女护工把一个本子递给苏宗民,让他留下姓名和住址。到这里探望者,都有权在该本子上写有一行,以备病人及其家人掌握、审阅。苏宗民接过本子,写下他父亲的名字,单位住址填写为老家工商局大楼的901室,当年他父亲就是从这个房间跳楼的。以旧日死者的名义问候今日的垂死者。苏宗民签下“苏世强”三个字时心里非常坦然,假如有谁对这位拜访者的真实性表示怀疑,把他留下的签名拿去与他父亲早年的签字笔迹核对,他们肯定难辨真伪。

    他父亲死亡之后,高考前整整一年多时间里,他读不下书,几乎崩溃。除了在附近一些电器铺子间游荡,他情不自禁,还沾染一个隐秘嗜好,经常偷偷描着父亲的一个笔记本学父亲的字体,“苏世强”那三个字让他模仿得惟妙惟肖,几乎没有人能够分出真假。他从未有过任何机会展示这一本事,这一次例外。

    苏宗民的“办案”过程就此告一段落。心中的那个结子并没有消失,显然有些东西属与生俱来,有如遗传,人永远无望摆脱。

    他没想到自己这次所谓的“办案”竟然成了一个先声。

    省公司人事处打来电话,通知苏宗民于下周一到省公司,有领导找他谈话。苏宗民在电话里问了一句:“是什么事?”通知者说:“是任前谈话。”苏宗民不觉诧异:“要调整我的工作吗?”对方不予明确答复,只说来了后,领导会跟他讲。

    苏宗民这才感到着急,接连往省里挂了几个电话,很快得到证实,果然是要调整他的工作,居然是调进省公司,让他到监察部去当主任。

    他给沈达打了电话。沈达哈哈笑,说自己也是刚知道消息,公司领导昨天研究确定了中层干部交流调配方案,一批动了二三十人,他下去老家当局长,苏宗民上来公司当主任,是方案里的两例。

    “你别装,你肯定有份!”苏宗民追。

    沈达承认自己有一份。齐总曾经问他谁搞监察合适,他提到苏宗民会办案子。

    “你怎么能这么说!”

    沈达毫不在意:“我就是这么说。”

    “你还得再帮我说,那事我不能干。”

    沈达笑:“算了,你别折腾了。”

    当天苏宗民写了一封信,复印若干份,给公司领导各送一份。苏宗民在信件里提出辞去连山水电厂厂长一职,也推辞到省公司任职,希望留在厂里担任工程师。主要理由两条,一条是家庭困难,父亲早亡,母亲年事已高,身体状况很差;妻子一家都在乡村,负担很重,他家庭生活的基础在本地,一旦离开,困难极大。另一条理由是不适应,他大学毕业后到了连山水电厂,从工地技术员开始,直到当厂长,始终没有离开。本单位情况熟悉,当厂长勉强胜任,去省公司任职就不一样,机关工作他从未做过,确实勉为其难,由于一些个人原因,他搞监察尤其不合适,因此上书力辞。

    他把信件封好,让厂办主任亲自送上省城面交各位领导,交代主任周一一早到公司处理,此前不要惊动。送信时就说厂长生病发烧,无法赶到公司,请领导原谅。

    他没有按通知要求前去接受任前谈话,因为担心一去就无法摆脱。

    苏宗民居然用这种方式拒不服从,公司各位领导特别是齐斌总经理非常意外,也异常生气。周一上午,电话一个接一个从省公司打来,下令苏宗民立刻动身前去听训。苏宗民在电话里反复检讨,但是咬紧牙关,始终不松口,报称自己病了,无法前去。他接受领导批评,也愿意接受任何处理,他是自作自受,不会有任何意见。

    第二天,一辆轿车从省公司飞驰而至。

    沈达来了。

    “奉命前来探望。”他跟苏宗民打哈哈,“看看苏厂长是不是快要病死了。”

    苏宗民哪有什么病?健康状况良好。

    沈达给苏宗民带来一份任职文件,苏宗民列名其中,已被任用为监察部主任。他写信请辞,托病拒不前去谈话,都没用,文件已经下发,任职已经生效。

    “看来身体还行,那就执行第二条命令,押送归案。”沈达说,“公司领导发话了,要我把你带走。”

    “我不去。”苏宗民骂道,“就是你搞鬼!”

    沈达承认不错,当时他多了句嘴,推荐过苏宗民,所以现在齐总下令让他跑一趟,收拾苏宗民这个烂尾。他沈达一向敢说敢当,绝不讳言。但是苏宗民不能只怪别人,不思自己。苏宗民为什么会给调到省公司管监察?沈达一句话就管用了?放屁。最关键还在他本人,有史以来,苏宗民一尘不染,身边许多人栽于金钱美色,他能独善其身,不吃请不请吃,不拿不送,干部群众中口碑极好,几乎被认为是刀枪不入。这种人可以往中纪委推荐了,小小一个省公司监察部算什么?苏宗民不去监察部就职,难道去腐败干部中心当主任?

    苏宗民还是说自己哪里都不去,报告里他都说清楚了。沈达骂那个报告算个屁,公司领导个个愤怒不已,苏宗民如此不识好歹,这还了得!苏宗民再不听话,十八层地狱哪里够?领导会立刻找包工头给他挖第十九层。齐总已经决定了,活埋苏宗民,经费没有问题,电老大不缺这个钱。苏宗民又不是刚毕业的小屁孩,哪能不懂?这种事不是想要就要想辞可辞的。谁越想要就越不给谁,谁越不想要就偏要给谁,都这样,爱你没商量。说起来,干那个活确实也是苏宗民最合适。

    苏宗民恳求说:“沈达你清楚的,我真是不能去。”

    “我知道,你老爸生前有交代。”沈达说,“你倒是跟我说清楚他怎么交代的。怎么说?‘别到电力局。别当监察部主任?’这不鬼话吗!你老爸去世时你上高二,他哪能知道你学电机搞电业?他要能未卜先知,会给你算命,早哪去了?怎么就不能给自己算算,非得弄那个下场?”

    苏宗民苦笑:“别的人不清楚,你最知道我老爸是怎么死的。”

    沈达确实最清楚,苏宗民给公司领导的信里含含糊糊,称由于一些个人原因,他搞监察尤其不合适。所谓个人原因是什么?指的是他父亲。沈达批评苏宗民:“你老爸怎么死关你屁事?这么多年过去,你怎么还接受不了?老是陷在里边出不来?”

    “他出的是那种事,我现在怎么好去干那种活?”

    “为什么不行?”

    沈达还是那句话,父亲是父亲,儿子是儿子。当年几乎还穿开裆裤时,他已经教导过苏宗民了。现在话说回来,也许还得加一句,父亲还是儿子的父亲,儿子还是父亲的儿子,血缘遗传,你不认也得认。就是当年老爸出那种事,如今儿子才格外一尘不染,修炼到家。当年老爸干那种活,现在格外需要他儿子来干这种活。因为有苏世强,所以才有苏宗民。苏世强干过那个,所以苏宗民该干这个,以前老爸让人查,现在轮儿子去查案办人。挺有趣,是吗?老天爷就是这么安排的。

    “你命该如此,知道吗?不服不行。”

    苏宗民说不过这种歪论转而求情。你沈达有办法,帮个忙,别让我去干那个。帮我其实也是帮你沈达自己。沈达马上要到本地电业局高就了,权力在握,为所欲为,只怕老是要跟上边监察部门过不去。要是他苏宗民真去干那个事,有朝一日万一老同学撞上了,难道老交情毁于一旦?

    沈达不怕。他们俩小屁孩的时候就打过架了,旱冰场撞了一场,彼此知根知底。今后撞到别人手里,真不如撞到苏宗民手里,是不是?彼此说好了,到时候不需要老同学手下留情,有问题该查就查、该办就办,这还不行吗?

    沈达对苏宗民有办法,一向如此。多年来苏宗民屡次调职,哪一次没有推过?最终还得乖乖就范,沈达很清楚。公司头头们知道他俩的关系,这一次还把他派来,直截了当,连吓带劝,软话硬话、好话坏话、酸话狠话,无一不说。毕竟胳膊扭不过大腿,成命难收,个人不可能与单位抗衡。苏宗民还能不服?

    他就是不服。

    沈达发狠道:“我沈达算老几?还能拿你没办法?”

    沈达拉着苏宗民,让他跟着走,到外头找个地方喝茶,继续谈。苏宗民悻悻然上了他的车。沈达下令司机出发,哪杯茶都不喝,直奔省城。

    “苏主任老实点。”他警告说,“今天我是执行公务,你听也得听,不听也得听。”

    苏宗民硬是被沈达押上省城。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真是不假。几年前曾经有一回,苏宗民把沈达灌醉,塞进越野车,连夜长途奔走,送回省公司宿舍区。今天人家沈达更牛,勿需用酒,只拿嘴巴,连哄带吓,提了就走。

    苏宗民无奈,黯然就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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