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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刚吃过早饭，我正一边在长满杂草的院子里散步，一边想着怎么给上海局方面起草那份《关于谭宗三一案的最后处理意见》，从敞开着的窗子里，传来急促的电话铃声。电话是上海局方面打来的，说有关领导对谭案的久拖不决，已经感到很不安了。为此他们派出了一个检查组来检查“谭案”的复查情况。让我做好充分准备，接受检查，认真汇报。而且特别强调，这个检查组是代表上海局的。让我一定要服从他们的领导，配合好他们工作，执行他们就谭案所作的一切决定。最后还反复告诫我，一定不要跟检查组“顶牛”。

    放下电话，好长一段时间，我心里都感到不舒服。这个电话表明上边对我前一阶段的工作不满意。而且还不是一般的不满意。他们曾一再指出，形势发展迅猛，战局急速扩大深入，被我俘获逮捕在押急待处理的“伪县职以上的行政官员”越来越多，而且肯定还会更多。稳准狠地处理好这一类案件，已成了稳定新区局面，进一步团结新区广大人民群众，彻底粉碎旧的统治机器，发展人民战争胜利成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希望我尽快从中摸索出一整套正确处理“县职以上伪行政官员”的经验，办法，为上边制订相关政策方针，提供翔实的依据。而各地区也急需这方面的工作“样板”。并多次提醒我，千万不要死抠住“谭宗三究竟为什么一定要放弃上海如此优越的条件，到通海地区去另辟蹊径”这一类细微末节不放。因为谭宗三究竟出于什么动机来通海（盛桥），对最后的判决（定性量刑），不起决定性的作用。最后起作用的，还是要看他到底犯了罪没有、犯了多少多大什么样的罪。

    从理智的层面上说，我承认，上海局有关领导的这个指示是正确的。我一度也是想这么做的。但是，随着与谭宗三接触的渐多、渐至深入，我越来越没法抑制自己的这种愿望：想全面地搞清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越发觉得这个人跟我们以前接触过的那些“伪县长”的确有某种程度的不相似处。的确不能等同类比，而以此及彼。他在盛桥的初期和中期只是办厂办店。参与某些社会活动，也只是办学搞商会。后期担任盛桥商会会长一职，兼任了县参议院参议。频频来往于通海县城和盛桥镇之间，主办了好几次颇有政治色彩的活动，显得相当的活跃。自从踏出大学校门以后，很少再出头露面在众人面前夸夸其谈大发议论的他，居然又经常地在这样的大型集会上，发表一两个小时的“演讲”。从市镇建设谈到反共勘乱。在此期间，他甚至捐了一大笔钱给八监”和“女子模范三监”，让他们从国外订购最先进的警报系统，以防范和镇压在押犯的“暴乱”。这时，应该说，他走到了他人生的最“高峰期”。突然……的确是突然，他又萧瑟了。沉闷了。灰暗了。称病了。卸职了。不出门了。脱下了笔挺的黑哔叽中山装。换掉锃亮的黑牛皮皮鞋。三月不食肉。半年不见客。我访问过当时给他看过病的医生。调阅过他的病历。一切证据都证明，他当时并没有病。他只是不想干了。但他的不干，又绝非出于政治的原因，因为不久，他就接受了“县长”的任命，去了通海。据说（后来我也查实）就在他将去通海而尚未去通海的那一段时间里，黄克莹频频从上海来劝阻他。最多时，一周之内居然来三四次。据提供旁证的老倪说，她到盛桥来，真是比上海人跑南京路还勤快。老倪还证实，到最后两次，谭宗三便闭门不见。他们之间因此也彻底“闹翻”。“唉，其实现在看来，黄小姐这个人还是蛮好的。一直劝三先生不要去当这个伪县长。被三先生关在门外，还不肯走。敲门啊敲门。不断地问，侬到底为啥。到底为啥。我伲在盛桥做得老好的，侬为啥又扔下那里的一切要去做这个短命的啥‘县长’。侬自己也不忖忖，侬是这个做‘县长’的人？到底发生了啥事体，侬跟我讲呀。侬不要闷在心里作践自家。侬不相信别人，还不相信我？我晓得侬一定又碰到啥为难事了。侬这副样子还要去当啥县长，叫人哪能（怎么）放心？宗三。宗三。侬听见(口伐)？”黄克莹真是为他呕心沥血。

    黄克莹在门外几乎叫喊了有一个多小时，最后把手都敲红了，嗓子都叫哑了，又叫了一声：“谭宗三，侬真是叫我失望！”

    据老倪说，黄克莹刚走，谭宗三就把他叫进房。他看见谭宗三躺在藤榻上，泪流满面，手边放了一封刚写好的长信。问老倪：“黄小姐走了？”老倪唯唯道：“走了。”“东西都带走了？”（他说的“东西”，是指黄克莹在盛桥生活期间置备的日常生活用品。）“统统带走了。”老倪答道，并递上一把热毛巾，待谭宗三擦过，便轻声问：“阿要我去把黄小姐追回来？”谭宗三听后，只是轻轻地摇了摇头，说了句：“不要再让她失望了……”老倪这时赶紧说了句：“啥失望。我看黄小姐这个人就是不懂事。三先生去做县长，有啥不好？要她在这里罗里啰嗦……”他本想顺便讨好一下谭宗三，说完后，还得意兮兮地斜过眼去看谭宗三的反应，却见谭宗三正狠狠地瞪着他，吓得他拿起湿毛巾就往外走。刚走到门口，又被谭宗三叫住，让他赶紧去码头，把这封信送给黄克莹：“一定要寻到她。把信交到她手里。”他反复关照。但等老倪小心翼翼地把信藏进内衣口袋里，出门叫了辆“二等车”，急急赶到码头，还没在熙熙攘攘的旅客群中找到黄克莹，他却又派人截住了老倪，把信要了回去。

    “你不知道他信里写的是什么？”我问。

    “那我哪能（怎么）会晓得呢？当时就是三先生允许我看，我也看不懂。我……嘿嘿……不瞒侬首长……我不识字……嘿嘿……”老倪哈着腰，一边说，一边凑过来拿起热水瓶，替我把茶杯里的水续满了。

    谭宗三在通海县政府里，只是个“傀儡”。实际政务由两位年龄要比他大得多、在通海已呆了许多年的副县长操作着。而他在通海两年不到，留下的人缘还不错。过年过节常叫县政府的厨师傅做上一桌菜，把大院里做杂活的那些下人，叫来吃上一顿。这样的事，在提倡和争取人与人之间平等相待几十年后的今天，似乎已并非罕见，但要是想到这是发生在几十年前的当时，应该觉得是不太容易做得到的，是要引起哗然的。他还会亲自去拜访属下的科长科员，尤其关注县城街道的清洁。常常大清老早的就站在县城那个唯一的十字街心，亲自督察晨起的洒扫事宜。下午四五点，他会带着一两个秘书人员，逐条街巷地检查垃圾的堆放和清倒情况。凡是随意堆放和不按他的规定清倒垃圾的，他的处罚也很简单：打扫公共厕所三天。通海县县城在他治理下，虽然别的方面一无建树，但的的确确变得十分干净。他被拘留后，也是这样。自己的拘留室，总是收拾得十分整洁。衣物用品，陈放得井井有条。被带进拘押室后的第一天，问他有什么要求。他就提出，一是要几根钉子，钉在墙上，以便挂他的大衣和外衣。第二，是多给两瓶热水。他每天要擦洗。一天不洗就不得过。一开始，这两个要求都给驳回了。钉子和滚烫的热水都是危险品，是绝对不能给的。他居然激动起来：“没有钉子，你叫我怎么挂衣服？衣服总是要挂起来的嘛！不给热水，给点温水行不行？请你们上峰来，我要问问他，我这点请求是不是算最起码的？！”后来经过特批，同意每天给他两瓶温水，但关于钉子的请求，还是坚决驳回了。

    从这个人住拘留室居然还提出要钉子挂大衣、要热水天天擦洗，可以看出他的“幼稚”。“天真”。事到这一步，他似乎还不太明白自己处境的严峻（或险恶）。但除了这“钉子”和“热水”，他在别的事情上却又从来不计较，没听他提出过任何异议和请求。他总是穿得十分整洁，很温和地笑着，很平静地在特地“圈”给他的那个小院里默默地走动。一圈。一圈。又一圈。砖缝里冒出来的每一点杂草，随时发现便随时都拨净。说话仍是那么的缓慢和轻柔。有一次他这样对我说（他能说一口相当标准的普通话），您知道吗，我有几个最要好的大学同学，踏出校门这些年，居然都失去了一条臂膊。有一次，他们对我说，你不要笑，总有一天，你也会失去一条臂膊的，跟我们一样变成一个独臂人。当时我真笑他们怪，笑他们痴，笑他们幼稚可笑。现在看来，怪的痴的，幼稚可笑的，大概还应算是我了……说着，他用右手拍了拍自己的左胳膊，好像即将就要失去的便是这条左胳膊似的。

    但他却没有意识到，这一回他可能失去的，将远远不止是一条胳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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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如何处置谭宗三的最后争论发生在检查组到达通海县城的当天下午四点五十分左右。助手进门来告诉我，他们到了，请我马上过去汇报。我拿起头天晚上就准备好的汇报提纲及盛放有关材料的一个厚厚卷宗，向外走去的时候，特意地看了一下表。这完全是下意识的动作。但我有这样的预感，即将发生的争论，不仅将最后决定谭宗三的命运，也将决定我自己的命运。参加任何会议，在踏进会场前，我都没有临时看一下时间的习惯。但那一天我的确留心地看了一下。我好像特别在乎这个时间似的。

    四点五十分。走进小会议室那个红漆大门时，我又止不住地看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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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查组一共十二个人。四个是正式成员。其余八个中，除一个负责检查组的日常生活交通联络后勤供应外，那七个，是警卫。配的一式的汤姆式冲锋枪。最近连续接到加强内卫警戒的紧急通知。滨海地区已发生多起国军残部和流窜的海盗土匪袭击残杀我政府工作人员的恶性事件。通海县县城里也从昨天起实行宵禁。并加强了武装巡逻。

    小会议室原先是这大宅里的西餐厅。保留了那张硕大的椭圆形橡木大餐桌，而把那两个做工尤其精致的玻璃酒柜抬走了。现在一边墙头贴着中国革命领袖的像片，另一边墙头贴的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的像片。既然是汇报会，按惯例，与会的同志应围着大会议桌坐一圈。但今天的气氛却有点特别。检查组和地区军管会的那几个主要负责同志都靠里坐在一边去了，而把靠外的那一边，留给我一个人坐。这情景似乎有点像是要“审讯”我，又有点像十几年后发生的那场“文化大革命”排座位。革命的领导同志在主席台上自动坐左边，而被认为或自认为是“保守的”“反动的”，则一律坐右边。

    也许是无意识的。

    但我还是跟他们开了个玩笑，放下手中的汇报提纲和那一厚本卷宗后，笑着问道：“怎么，看这架势，今天好像开的是审判会？审谁呢？”

    有几位同志不无有些尴尬地笑了笑。

    但很有几位同志却依然声色不动地坐着。

    倒是那位检查组组长扫了自己身边的那几位一眼，泰然地笑了笑道：“是啊，都挤一边干吗？我这边又不发糖。散开散开。”

    于是有人拿起自己的茶杯和记事本钢笔，坐到了我这边来。于是气氛顿时松缓活泛了许多。点烟的点烟。沏茶的沏茶。有了动静。但低哑的笑声里却依然渗透着弥漫着笼罩着某种不自然。

    当天的汇报会，就在这样怪异的气氛中，一直开到晚上十点四十分。整整开了六个小时左右。

    大食堂把已经热了好几次的晚饭送到小会议室里，已是十一点差十分。

    我说我胃不舒服，不想吃，想早点休息，便拿起笔记本和那个厚厚的卷宗，头都不回地走了。小会议室里的气氛刚刚由于“包子”和“麦牺粥”变得祥和活跃起来，我这一走，又突然寂静了尴尬了，继而又忿忿了。我知道我不应该走的。我知道无论怎么样，我都应该留下来陪他们一起吃完这顿饭再走。我知道我这样“感情用事”，丝毫无补于问题的解决，而只会加重其严重程度。但我还是忍不住要走。在这六个小时中，除了一开始的那三十分钟因为要听我汇报，必须让我来讲以外，后来的五个多小时几乎再没容我讲一句话。我几次用眼神暗示那位主持会议的“副专员”，希望能容我对某些关键性问题，作一些必要的解释。但这位老练而又年轻的“副专员”却只当没看见。

    我离开上海前，政法委和上海局的首长都召见了我，就如何处理“谭案”，给了一个总方针，那就是既要从快，又要慎重。强调了要在慎重的基础上从快。要通过处理谭案，不仅要给新解放区各阶层人民一个震动、一个振奋和一个教育，还要切实有利于团结新区的最大多数，孤立和打击最少数。有利于巩固稳定和发展那里的新局面。我觉得我在通海期间是努力贯彻这个方针的。是衷心拥护这个方针的。我作为受命来全权处理此案的人，在没有被褫夺这个处理权以前，应该有权决定我自己的工作方法（比如多次找当事人或相关人员单独谈话），有权决定相应的工作进度和工作侧重点。即便工作过程中出现了几分偏差和迟缓，绝非有意对抗，更非阴谋破坏。况且，谭宗三的问题，的确有它的特殊性。他任伪县长时间不长。即便在职，也没被当心腹使用。对此他是不满的，痛苦的。他对国民党政权的腐败有一定的认识。一九四七年盛暑，昆明发生国民党特务枪杀民主人士李闻二教授事件后，他在盛桥和通海的一些公开场合，多次慷慨陈词，提请有关方面应广开言路，深纳民意，以求政清人和。他一度甚至还筹划着要在县政府院子里立一个闻一多的塑像，受到过伪省府和南京最高方面的严厉训斥和追查。

    慎重对待一个，就能团结和瓦解一片，其威力可能比动用一个师一个军的兵力还要大。这方面的经验，我们不是曾多次传达推广过吗？

    为什么到我这儿就不能这么做、做了就好像犯了大罪一般？

    我没直接回房间。我不想回房间。我直接走向海堤。我听堤外的大海匐匐作响。漆黑一片的海面上什么也看不见。我只能感受到大海发起冲击时引发的震撼。颤动。

    不一会儿，我觉得身后有人走了过来。

    “不吃饭，观海景，好雅兴。”是那个年轻的“副专员”。

    “……”我没有回答。我也不想回答。我怕我一张嘴，就会跟他“顶”撞起来，而上海局有关领导的指示十分明确，不许我跟他顶牛。

    “走。上我那儿坐一会儿。”他发出邀请。

    “太晚了吧。要处分，也等明天吧。”

    “谁要处分你？你这情绪不对。”

    “我知道我不对。”

    “你不知道！”他的声音突然严厉起来。

    “……”我不作声了。我知道我不能作声，不能张嘴。

    “走。”他几乎在下命令了。

    他没住在军管会大院里。我们原先为他在这个大院里准备了一个套间，地方还算宽敞，找人谈点什么也方便。他不要。偏偏提出要住南城的“文香阁”。军管会的一个副主任笑着对他说道：“朱专员，看来您对我们通海城的情况是熟透熟透啊。”他没正面回答这位副主任的调侃，只是打听：“原先收藏在文香阁里的那几部线装书，像《四部备要》、《四部丛刊》，还有《纲鉴易知录》、《古文释义》、《白话四书》、《清史稿》、《唐诗全解》……都还在吗？”那位文化程度并不算高的副主任对这个什么《备要》。《知录》的，可太不在行了，便只得回头去问身边的秘书：“在不在？啊？”

    “文香阁”是当初江南名士文征明建来送给金陵城里一位通海籍名妓的。此阁建来十分精妙。东西宽不足两丈，南北却有三四十丈长。纵向依次布置了厅堂榭园竹石池林，真可以用得上石涛的那句话：“搜尽奇峰打草稿”。其间自然少不了还要布置一座专供那位名技居住的闺楼。闺楼虽非镶金嵌银，通体只用楠木雕镂而成，却显得尤其华贵而淳厚。楼早改作藏书用。园子则被荒草野荆所累。副专员看中这里的一种意味，只让人收拾了最后一井那月洞门门楣上题有“宛在”两字的小院住下。三小间平房一间做了卧室。一间做了会客室。一间住了警卫员。并把检查组其他的同志，也安排在相邻的小院里了。

    房间刚用石灰水粉刷过。一桌一椅一个老旧的板箱式书柜，再加一个带蚊帐的大床。没有一件是多余的，没有一处不是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军管会送来的那床大红团花锦簇绸面的新棉被，连同那条八斤重的新棉褥，都让他叠起来放在床脚边一张大方凳上了。他用的是一套他自己带来的被褥。一条套在军用黄布被套里的褥子，极薄极薄。一条铁灰色的军用毛毯。落雪天，最多也只允许再压上一件军棉大衣。他从来不许自己喝热水。从来不许自己在晚饭时吃荤腥。即便在允许自己吃荤腥的中午，也从来不许自己吃两只以上的荤菜。一般总是在炒青椒或炒葫芦瓜片时，稍稍地放进几片肉，或者蒸几条小成鱼。他从来不允许自己在十二点以前上床。上床前，他总要做一篇日记。日记本是他自己用毛边纸装订起来的。早上五点三十分准时起床。二十分钟跑步。五十下俯卧撑。还有一套独到的健身操：拍打全身。噼噼啪啪拍通了全身的经络血脉。切实贯彻中医的一个基本理论，通则盛。然后是一个冷水澡。拼命用干毛巾把全身擦红。再雄纠纠气昂昂地去吃早点。一杯冷开水。两个蒸山芋。或一杯冷开水，一大碗老麦牺粥。尽可能地再吸一个到两个生鸡蛋。他觉得鸡蛋里所包含的营养，用两个字便能说尽，那就是：全部。他还有一个习惯也是别人难以想象的，每月都要在月尾的那两天里，吃一点大黄，让自己彻底地泻一下。攻下泻火。清理。排毒。因此他总是感到非常通畅。非常兴奋。非常“自以为是”。不管是谁，只要跟他一起工作上几天，就会感觉出他身上自有一种非凡的魅力。的确吸引你。同时也让恨他忌他的人更恨他更忌他。非常想不理睬他但又常常想偷偷瞄他一眼。注意他一切动静。

    我走进他房间时，他已经让我的助手把我的晚饭送了过来。然后他挥挥手，把我的助手打发了，也把他的警卫打发了，让这寂静到不能再寂静的“文香阁”“宛在”小院东偏房里只剩下我和他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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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我该怎么来向你们讲述随后一个小时里，在我和他之间发生的那一场我想激烈、但却怎么也没激烈起来的争论。这的确关系到一个人的生死。但他始终取兵临城下之势，有力地有效地控制了这场争论。让这场争论在一边倒的情势下直至结束。

    在这一个小时零八分钟的争论中，只有十八分钟是用来谈谭宗三的问题的。也就是说，他只用了十八分钟时间，就在这根本问题上，把我“搞定”了。搞得我哑口无言。目瞪口呆。心如刀绞，却又无奈。他早在十多天前，就秘密派人来到盛桥和通海，调查谭宗三的问题。他单刀直入。开门见山。很快就掌握了某些我至今都没能掌握的重要情况。“人渣。”这就是他对谭宗三那样的一类人的最后评价。结论。“你要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你的问题要害就在，一直在同情着这个谭某人。你至今还没摆脱你身上那一点‘上海学生味’。你要明白你现在已经不是上海小弄堂里的学生仔了。不要总是让自己身上的那个‘上海学生味’左右自己。不要老是摆脱不了‘上海屋檐下’那点霉朽味儿。把你年轻的头颅伸出这个旧屋檐。太阳就在你面前。一定要明确，我们面对的是中国二千年来制造的一切污泥浊水。我们要清理。清理。不断地清理清理再清理。”然后他问我最近读些什么书。他告诉我，有两本书是一定要反复读的。一本是《联共（布）党史》。“这是我们唯一可借鉴的经验。所以得一遍又一遍地读。还有一本小说。读过《怎么办？》吗？”

    “读过。”

    “谁写的？”

    “车尔尼雪夫斯基呗。”

    “呗什么呗？不少人读书不记作者名。这是个很不好的习惯。你总算还不错，记住了这个作者的名字。这是个值得所有的人记住的名字。这本书你读了几遍？”

    “一遍。”

    “一遍？”他笑着叫喊了起来。“那我就郑重相劝，你一定得读一百遍。至少也不能少于九十九遍。”

    然后，他就从他随身带着的那个小书箱里，取出他那本开明书局出版的《怎么办》。书精心地用牛皮纸做了个新的封面。凡是破损的地方，也都用一种很薄的近似半透明的“米花纸”细心地粘贴平整。缺行掉句的地方甚至都用正楷毛笔小字一一补上。十几分钟后，他又突然把话题转向了他自己（而我这时，依然还着急着那个“谭宗三”。我想立即去找他）。他那么有兴味地激动地讲述着他自己。使我感到很多时间里，他其实是很寂寞的。特别内心是很寂寞的……

    这样，他整整讲了四十分钟。

    最后我唯一记住的是，他家原籍山西霍州府。那是个出煤、出羊羔馍、流行吃莜面饣合饣各的地方。也是当年黄帝大战蚩尤确立华夏胜局的主战场之一。那里的人习惯把“几个人”，说成是“几位人”。把“这个孩子”，说成“这颗娃”。把小女孩统称作“圪爪女”，把小男孩戏称作“夹尻的”。那里的乡民喜欢擂鼓。他们说黄帝打败蚩尤后，留下了一大批带血的战鼓，日后便化作了这里无数的“塬”和“峁’。也许还有那种叫作“岗”的东西。他们祖祖辈辈在这塬上和峁上种下了无数的小麦和莅麦。还有养麦开着连片的白花。淌过那清澈的汾河湾。又翻越那绵亘的西山吕梁。那年他父亲随着他祖父从山西来到上海。后来为什么再没回山西，他就说不清了。他也不想说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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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我就走了。送我出门时，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叮嘱道：“汲取教训。”我犹豫了一下，问：“组织上准备怎么处分我？”他笑了笑反问道：“你想要什么处分？”我没回答。他沉默了一会儿，尔后说道：“处分的问题，相信组织吧。”接着，外边便下开了小雨。

    我没回宿舍。我那个助手还一直在门厅的暗处等着我。见我嗦嗦地走出，他竟喜出望外地扑来，连声问：“没事吧？没事吧？”我吱愣着反问：“什么事？”他一时间居然都不知再说什么才好，只是眼眶湿润了，直直地看着我。我知道他担心的是什么。在当时斗争的环境下，也曾发生过那样的情况，谈话谈到最后，立即下令隔离审查接受谈话的那一方。简直比住院治疗还要简便，不用办任何手续，就可以立即把人带往拘留室或禁闭室。而刚才我走进“宛在”，看见在院门口站着两个荷枪实弹的警卫时，心里并不是没这么预料过。但那时我只想去力争。我所要力争的，似乎还不只是那个“谭宗三”，还为了一种潜在的意愿。一种惶惑。久久未能抹去的惶惑。

    但此时，我却只想赶快走出“文香阁”，见一个人。我想直接责问这个人，甚至大声喝斥、痛骂这个人。这个人就是谭宗三。

    朱“副专员”刚才告诉我，谭宗三在通海期间，曾奸污蹂躏了十多名劳动妇女。在县长任上，他还多次签署了搜捕我地下工作者的命令。小张岛上那个“省八监”用他捐助的钱，从美国进口了一台专门用来处决人犯的电椅，宋邦寅用它杀害了十多名我被俘的高级干部。

    你知道吗？

    朱副专员问。

    电椅的事和签发搜捕令的事，我都知道。命令和行动，都是别人筹划起草好了，只不过让他签一个字而已。买电椅，他事先并不知情。事后用它干些什么，宋邦寅也不会跟他商量。这两件事我都讯问过他。他也都如实招来了。但奸淫那么些妇女，而且又是劳动妇女……我不知道。他也没交代过。

    但……我直接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这个，可能吗？谭宗三？他？

    但我没问出口。我知道，这时我得越发谨慎才是。千万不能再给人造成那种错觉：我仍顽固地在为谭宗三辩护。我知道这个办事极精干实在的“副专员”，手中没有确凿的证据，是不会轻易这么说的。我等着他拿出证据来。果不其然，几分钟后，他便从那只上了锁的铁皮保险柜里，取出十二个卷宗。一个卷宗里记录着一个受害女人的材料。

    这些材料以它无可辩驳的强大的真实性，告诉我，确实是十二个。妇女。更让人无法理解的是，这十二名女子，没有一个是稍有点身份的。十二个里边有七个几乎是半文盲。有两个读过半年初中，当时在县府文秘室做誊录抄写文印等极一般的差使。但那已是十二人中文化程度最高的了。还有一点也很特别，这十二名女子几乎全都是这个“县衙门”的低级差役。或者是厨子（还是白案上的助手），或者是洗衣工（只管洗大件粗作），或者是清洁工（属于她的管理区只到前堂和前院为止），或者是只管烧水灌热水瓶的（谭宗三用的开水还不归她供应）。或者是她们的姐妹、连襟或……有一对甚至是母女。他把人家母女俩都占用了！

    我真的有点不敢相信了。

    这真的是连“禽兽”都不如了！

    这些女子，有好几个我是见过的。不仅说不上有什么姿色，有的甚至连五官都没搭配匀称。翻起的厚嘴唇和往外龇出的长牙和过多的生发油雪花膏。绝对让人惊疑。”（当然也有长得还算是匀称的。但也仅此而已。根本谈不上气质和修养。）而且她们中年龄最小的也要比谭宗三大两岁。最大的已经比他大了七八岁。而且她们平日里根本无法接近“县长大人”。前面已经说过，她们的工作范围最接近谭宗三的也只能到达前堂。而前堂离谭宗三的办公室和卧室，还隔着一个很大的中院。中院两厢排列着一系列县府最重要的科室机构。这些只做粗活的女人要想在众目睽睽之下穿越这漫长的中院，去接近“谭县长”，不是几乎，而是绝对没有这个可能。

    他怎么把她们“搞上手”的？

    他为什么要只盯着这样一些女子？

    通海县城虽然只有八九万人，在规模上绝对无法跟上海相比。但它建城的历史却远比上海悠久。地处长江口。可以说代有名人雅士涌现。也出过不少足以传世的名女子。当时谭宗三即便因为跟黄克莹失和，心里烦恼；退一万步说，按男性社群中的惯例，要找“精神寄托”，县城里也并不缺少各种有品位的女子包括大家闺秀和小家碧玉。有洁身自好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千金，也有十分开通开明、在交往中绝不会以结婚来要挟对方的职业女性。还有那种自认是心比天高、命比纸薄、而又不甘如此、继续在四处出击的“红颜知己”。如此这般，以谭宗三的一切，何至于要在那样的女人中浪掷自己？

    难道真的像北京人说的那样，嗨，您就别想不通了。人家好的就是这一口嘛。难道……他真是某种心理变态狂患者？

    是我把他看得过于简单了？还是过于复杂了？

    是我过于把他当作一个“人”来看了，还是我还没有在足够细微和深入的程度上，把他当作一个“人”来看？！！

    我顿挫。迟疑。并迎着越发密集的雨点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