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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份

    本义说过,省城里的人不喝擂茶,也不懂得纺纱织布,可怜他们家家都没有布做裤子,一条短裤只有一巴掌大,像婆娘们的骑马带子,勒得胯裆憋死人。马桥人由此十分同情省城里的人,每次看见我们知青要回城,总是要我们多买点乡下的土布带回去,给爹妈多做两条裤子。

    我们觉得十分好笑,说城里并不缺布,短裤做得小一点,是为了贴身,好看,或者为了运动的方便。

    马桥人眨眨眼,不大相信。

    日子长了,我们发现无论我们如何解释,也没法消除本义的讹传——因我们没有话份。

    “话份”在普通语中几乎找不到近义词,却是马桥词汇中特别紧要的词之一,意指语言权利,或者说在语言总量中占有一定份额的权利。有话份的人,没有特殊的标志和身分,但作为语言的主导者,谁都可以感觉得到他们的存在,感觉得到来自他们隐隐威权的压力。他们一开口,或者咳一声,或者甩一个眼色,旁人便住嘴,便洗耳恭听,即使反对也不敢随便打断话头。这种安静,是话份最通常的显示,也是人们对语言集权最为默契最为协同的甘心屈从。相反,一个没有话份的人,所谓人微言轻,说什么都是白说,人们不会在乎他说什么,甚至不会在乎他是否有机会把话说出来。他的言语总是消散在冷漠的荒原,永远得不到回应。这种难堪的事多了,一个人要保持开口的信心,甚至要保持自己正常的发声功能,是不无困难的。盐早最后几乎成了一个真正的牛哑哑,就是话份丧失的极端一例。

    握有话份的人,他们操纵的话题被众人追随,他们的词语、句式、语气等等被众人习用,权利正是在这种语言的繁殖中得以形成,在这种语言的扩张和辐射过程中得以确证和实现。“话份”一词,道破了权利的语言品格。一个成熟的政权,一个强大的集团,总是拥有自己强大的语言体系,总是伴随着一系列文牍、会议、礼仪、演说、典籍、纪念碑、新概念、宣传口号、艺术作品,甚至新的地名或新的年号等等,以此取得和确立自己在全社会的话份。不能取得话份的强权,不过是一些徒有财力或武力的乌合之众,像一支又一支杀退过官军甚至占领过京城的草寇,即便一时得手,也必然短命。

    正是体会到了这一点,执政者总是重视文件和会议的。文件和会议是保证权利运行的一个个枢纽,也是强化话份的最佳方式。文山会海几乎是官僚们不可或缺并且激情真正所在的生存方式。即便是空话连篇的会议,即便是没有丝毫实际效用的会议,也往往会得到他们本能的欢喜。道理很简单,只有在这种时候,才会设置主席台和听众席,明确区分等级,使人们清醒意识到自己话份的多寡有无。权势者的话语才可以通过众多耳朵、记录本、扩音器等等,得到强制性的传播扩散。也只有在这种氛围里,权势者可以沉浸在自己所熟悉的语言里,感受到权利正在得到这种语言的滋润、哺育、充实和安全保护。

    这一切,往往比会议的具体目的更为重要。

    也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权势者对自己不习惯和不熟悉的语言,充满着天然的警觉和敌意。文化大革命中,马克思和鲁迅在中国受到了最高程度的尊崇,是空荡荡书店里最终得以保留的几位伟人中的两位。即便在这个时候,读马克思和鲁迅仍然是十分危险的,我在乡下的一本马克思的书,就差一点成为了我“反动”的罪证——公社干部说:那个下放崽,不读毛主席的书读马克思的书!什么思想?什么感情?

    我体会,公社干部是无意反对马克思的,也并不知道那一本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说了些什么,是否有害于他们的禁山育林或计划生育或者打平伙分狗肉。不,他们对此一无所知,也不大在乎。他们瞪大眼睛,只是对马克思著作里一切听不太懂的语言恼怒,感到他们的话份正在受到潜在的威胁和挑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现代主义艺术声势浩大,抽象画、荒诞剧、意识流小说和超现实主义诗歌惊世骇俗,嬉皮运动、女权运动,还有摇滚乐等等异生的文化现象也随之而来。有意思的是,这些新现象出现时差不多—一都被视之为邪恶的政治阴谋。资产阶级的报纸攻击毕加索的抽象画是“苏联企图颠覆西方民主社会的罪恶伎俩”,“布尔什维克的意识形态宣传”,而摇滚歌手“猫王”爱尔维斯和“披头士”代表人物列农,被教会和国会议员们疑为“共产党的地下特工”,目的是“要败坏青年一代,使他们在对共产主义的斗争中未战先败”——他们的音乐在美军驻欧基地一直是禁品。在另一方面,任何红色政权也做着差不多同样的事情,现代艺术无论雅俗,几十年来也一律遭到官方的批判,官方文件和大学教科书将其定性为——“和平演变的先锋”,“西方国家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意识形态”,“毒害青少年的精神毒品”等等。

    这些反应显然是一种防卫过度。无论哪一方后来都逐渐认识到这一点,也或多或少地放宽了管制尺度,甚至愿意利用各种新异的文化语汇来为我所用,比如用摇滚乐来各颂延安或南泥湾,用抽象画来促进服装出口业。

    当然,如果把这些反应完全看成防卫过度。是大大的天真。事实上,一种不熟悉的语言,就是一种不可控的语言,它差不多也就是一种不可控的权利。不论它表面上的政治标志如何,它都具有实际上的离心力,造成信息通道的阻抗和中断,形成对执政者话份不同程度的削弱和瓦解。

    马桥人似乎具有一切执政者的洞明,早就看穿了这一点,因此把权利归结为话份,归结为说。

    我们可以着一看,在马桥,哪一些人有话份?

    (1)一般来说,女人没有话份。男人说话的时候,她们习惯于不插嘴,只是在一旁奶娃崽或者衲鞋底。因此,干部从不要求她们参加村民大会。

    (2)年轻人没有话份。他们从小就听熟了“大人说话娃崽听”一类古训,总是优先让老人们说。对老人们的说法,即便反感也多是背地里咕咕哝哝,不可大逆不道地当面顶嘴。

    (3)贫困户没有话份。财大才者气粗,家贫自然气短,穷人一般都觉得自己不够体面,不愿去人多的地方露脸,自然失去了很多向别人说话的机会。马桥还有习俗:凡欠了债的人,哪怕只欠了半升包谷,也不得在村里的红白喜事中担任司仪、主祭、伴娘之类的重要角色,免得给主家带来晦气。各家火塘边最靠近茶柜的位置,是最显服的位置,叫主位,债主之外的任何客人不得随便就坐,否则就有辱主之意。这些规矩都保证了人们的话语权向手握债权的富人们那里集中。

    ……

    这样看来,话份被性别、年龄、财富等因素综合决定。当然还有更重要的政治因素,本义作为党支部书记,作为马桥的最高执政者,无论何时说话,都落地有声,一言九鼎,说一不二,令行禁止。日子久了,他习惯了粗门大嗓,一条嗓子经常伤痕累累地气多声音少,还是哇哇哇地到处送气。哪怕一个人背着手走路,也关不住一张嘴,有时候禁不住自言自语,自问自答。“这个地上种得豆子么?”“扯龙谈,种命!水浸浸的沤烂根。”“掺些黄泥巴来恐怕要得。”“你到哪里担?你到哪里担?有工夫担泥巴,还不如多到坡上种几只包谷。”“醒娘养的……”

    其实都是他一个人说的话。有时候跟在他背后走一路,可以发现他嘴巴从不消停,不惜找自己抬杠,一张嘴可以开一台辩论会。

    人们叫他“义大锣”,知道他走到哪里都热闹。公社于部也对这位“义大锣”让三分。有一次公社开会,本义熟门熟道地到了那里,照例先去伙房里耸耸鼻子,检查一下伙房的气味。他从灶口里找个火点烟,看见脚盆里只切了一大盆萝卜,灶角下肉骨头都没见到一根,立即沉下睑,“岂有此理!对贫下中农这样没有感情!恩?”他怒冲冲拂袖而去,会也不开了,一直冲到供销社的屠房,问还有肉没有?屠夫说,肉刚卖完了。他操起一把板刀,说赶快捉猪来,捉猪来!屠夫说,公社规定每天只准杀一头猪。本义说,公社里说以后可以吃饭不要钱,你也信?万玉刚好也坐在这里,笑嘻嘻地说:“好,好,今天我也搞碗肉汤喝一下。”本义眼睛一瞪,“你如何坐在这里?”

    万玉眨眨眼,“也是,我如何坐在这里?”

    本义本来就有无名火,把板刀一拍,“你看你这个懒样子,不过年不过节你跑到这里来做什么?还不快点跟老子回去!你今天不锄完北坡上那几亩地上的油菜,我发动群众斗死你!”

    万玉被板刀声骇得屁滚尿流,赶快溜出门,只是隔了一阵,怯怯地把油光光的脑袋探进来,“你你……你刚才要我做什么?”

    “你聋了呵?要你锄油菜!”

    “晓得了晓得了。你莫发气罗。”

    油光光的脑袋缩回去了。本义总算吐匀气,卷上一撮烟丝,发现身后有什么动静,回头一看,居然还是万玉脸上的苦笑,“对不起,我刚才又听急了,你是要我锄……锄……”

    想必他已经骇得跑了魂,什么话也听不清了。

    本义把油菜两个字狠狠灌进他的耳朵,这才把他打发走。

    屋后有了一串猪叫,本义的气色才算活了几分。他最喜欢杀猪,杀得也内行。又一阵猪叫之后,他脸上尽是泥点,手上血污污的回到灶边吃烟。刚才只一刀,干净利落把猪放倒。他搭嘴搭舌一直守在屠房里,最后邀几个供销社的伙计凑在热气腾腾的锅灶边,吃了猪肉,喝了猪血汤,才满意地抹了抹油嘴,打了个饱嗝。

    他没有开会,公社干部也不敢批评他。待他满面通红地重返会场,干部还要请他上台发言,足见他的话份十分了得。

    他说:“我今天不讲多了,只讲两点。”

    这是他每次发言前例行的公告。他无论实际上讲的是两点,还是三点、四点、五点乃至更多,也无论是讲三言两语还是长篇大论,都要事先申明,他只讲两点。

    他讲着讲着,一股肉汤味涌上来,便讲到他以前在朝鲜的经历,用当年他打美国兵的武功,来证明现在修水利、种禾谷、养猪、计划生育之类的任务是完全可以完成的,也是一定要完成的!他总是把美国的坦克说成是拖拉机。他说在三八线,美国的拖拉机来了,地都发抖,把人的尿都骇得出来。但志愿军英雄好汉,一百丈,不打,五十丈,还不打,三十丈,还不打,最后,等美国拖拉机到了面前,一炮就把它娘的打掉了!

    他得意地踌躇四顾。

    公社何部长曾经纠正他的说法:“不是拖拉机,那叫坦克。”

    他眨眨眼:“不叫拖拉机?我没读多少书,是个流氓。”

    他的意思是,他是个文盲,分不清坦克和拖拉机没有什么奇怪,他也认真地学习过坦克这个词,但是到了下次开会,他照例一百丈五十丈二十丈地紧张了一通后,还是一溜嘴说成拖拉机。

    他的这一类用语错误,丝毫不影响他的话一句顶一句。“人只有病死的,没有做死的”,“大灾大丰收,小灾小丰收”,“人人都要搞思想搞进步搞世界”,等等这些话没有多少道理,但因为出自他本义,就慢慢通用了,流传下来了。他耳朵有些背,有一次从公社干部那里,把毛主席语录“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听成了“路线是个桩,桩上钉桩”,有明显的错误,但因为“桩”字出于他的口,马桥人后来一直深信不疑,反而嘲笑我们知青把路线说成是“纲”,纲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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