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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筆六則

    (一)

    過去有一個時期我喜歡遊覽名勝,後來漸漸不喜歡了。大概是因為看了縣志,凡有斗方名士的地方總是有十景。讀徐露客遊記,覺得太冷清,也不喜歡。回想起來,以前到過的名勝印象都很淡,倒是常走的小街小巷對我有感情。

    我遊過西湖,見過長城,可是動人的只是當時的情景,不是當地的風景。遊長城返回,宿在南口,夜裏一個人出來,立在星月之下,想像著這是古代的塞外,但結果一無所有。回到旅館裏,一大群男女同學正在大廳上打地舖找睡處,亂轟轟的。我也混在他們中間走動著,這纔感覺到真實,後來在桂林,探尋七星岩,那幽邃奇險的洞穴。我一進去就急於想出來。還是回去的路上,看女人在護城河邊洗衣裳看了半天。我就這樣的一個俗人。

    這也不是因為人到了中年的緣故。小時候的為風景所動其實就是努力使自己感動。

    (二)

    我有名字,可是不喜歡用別號。上次沈啟無來,我和他說:「你為什麼要弄上一個閒步庵呢?頂好是不要這些。」

    別號大概是起於漢末,盛於東晉,早先的人不玩這一套的。漢末的八俊八元,東晉的竹林七賢,是一夥人的別號。可是讀書人最容易散夥,久後便一個人的別號了。一夥人的別號是對人家標榜,一個人的別號是對自己標榜。什麼散人,居士,館主,恨人,都不過是玩意見。一個人玩夠了一切,便玩到自己的身上,弄別號,就是玩自己的一種。讀書人就是這樣,就在他們一夥兒的場合,倘是吟詩,就是什麼「海棠吟社」,倘是弄政治,便是什麼「清流」,「東林黨人」,「左翼作家」,其實還是和「海棠吟社」一樣,算是一夥人的別號,而有了別號就已十分滿足,表達了他們所要表達的了。

    可是我喜歡綽號。水滸傳裏有些綽號就很好。別號是自己取的,綽號卻是人家給的。有別號的多是些讀書人,有綽號的卻多是些下流等社會的人。兩者的分別就在這裏。譬如聽人叫「王麻子」,「康林鬼頭」,比較走到人家的書房裏,看見玻璃板下壓著署有什麼「主人」的箋條,總要心裏舒服得多。

    下等社會的人也有他們一夥兒的別號,那是叫做「幫」。幫多是些窮兇極惡的,但是不無聊。讀書人合夥兒的什麼社,目的只求做到幕僚,現在叫做智囊團的。而流氓的幫則往往做了「火十字團」一類恐怖政冶組織的底子。中間倘有認真的政黨,首先得和這些讀書人的社,流氓的幫分開。尤其是讀書人的,他們弄政治不過是弄個別號玩玩,一夥人合稱為左翼作家的時候,和個別的自署為什麼主人,居士,在沾沾自喜上頭並沒有兩樣。

    (三)

    中國文學近來有南方的與北方的兩種。這是因為地氣不同嗎?不是的。主要的倒是因為政治氣候的不同。也有人把北方文學與南方文學分作兩派。認為有破壞域家的統一的嫌疑。但到底還是分了兩派。

    北方文學的中心是北平,作品的風格比較深湛,來得靜,而以上海為中心的南方文學則是活潑的,不免粗淺。一般人的這種看法,原也是對的。粗淺的可以使之變為深湛,靜可是要不得,因此也有人以為中國文學的前途在南方,北方的則在沒落中。這話我可不以為然。

    文學和政治中心接近,可以作成文學與時代的息息相關,但也使文學成為粗淺。這粗淺不是一個單純的技術修養問題。政治影響於一般人的生活,這一般人的生活是文學的基調。所以政治對於文學的影響無寧是間接的。但因為政治的動態是特別的觸目,作者覺得它新奇,往往拿它做文學的題材,這樣就容易失敗。他們不知道從一般人日常生活的角度去描寫政治,而從政治的角度去描寫政治,變成政治的偵探小說一類。好的文學家是革命的,但不是更廣大的。一個文學家處理政治的題材,應當像處理戀愛的題材一樣,要考察要說明的是人性的抑制與解放,感染於小事物小動作,亦即人們日常生活的全面的情調。

    上海方面的作者因為與政治關係太直接的緣故,往往把政治描寫得太誇張,而忽略了人生。這樣一種誇張法,倘用來描寫戀愛,是才子佳人的鴛鴦蝴蝶派文學,用來描寫政治,則成了騎士式革命家的報告文學。作品的粗淺,便不止是技術的問題了。

    必須把政治在一般人的日常生活裏濾過,纔可以寫成文學的作品。在政治動亂的中心地點不會產生好的文學作品。好的文學作品是產生在離政治動亂的中心地遠一點的地方。政治動亂最高xdx潮的時候不會有好的文學作品,好的文學作品倒是產生在政治動亂的高xdx潮之前或之後的。因為作者要有阻嚼題材的餘裕。

    北伐以來,上海方面文學作品的粗暴,便是因為離政治太近。也有獎勵這種粗暴,以為是革命文學的新的氣質應當如此,可是革命文學必須是文學的,文學不容許粗暴。

    就是革命,要的也是剛健,不是粗暴。北平離政治動亂的中心較遠,較有考察政治動亂的從容,將來倘有描寫一時代的生活氣氛的文學作品,我想在北平比較在上海還更容易產生。就現狀而論,北平方面的文學雖像是消極的,但也不是罵它一聲「落伍」就能說明的。它的基地到底還是比上海方面的好,這不僅是說文學遺產,也是說的文學的前途。

    (四)

    小時候因為一直住在鄉下,聽人說起海。例如「飄洋過海」,「海白洋洋,忘記爹娘」,就有一種大的喜悅。有個堂寄在上海做生意的,一次他回來,我問他道:「上海有海嗎?」他說「有。」「海望得見嗎?」「望得見。」我很興奮,可是他不再說下去了,我也不知道怎樣再發問。

    大起來讀到描寫海的詩與文。懂得的增多了,可是海似乎小了下去了。增多的對於海的感情是些詰屈的,瑣碎的。

    後來從天津坐船到上海,纔第一次看到了海。見了現實的海,要想把它來適合詩與文裏所描寫的海,忽然覺得現實的海並不好,心裏很懊喪。

    再後來又渡過幾次海。一次是上海打仗逃離到香港,隨後又從香港回上海。

    兩次都是拖兒帶女,不但世俗,而且狼狽,沒有詩意,因此對海也不再苛刻。有時只是偶然從舶舷旁邊走過,或者從房艙的窗洞裏望了一眼,那海就像要潑了進來,打翻一切,不去想它,也知道是人在海上。海不是供人欣賞的。

    (五)

    從前大臣們上奏章,皇上看了通常就一批:「知道了。欽此!」現在皇上是沒有了,卻有許多人還是以「知道了」來滿足自已。他們看一篇文章,或一幅畫,首先問這是什麼派,知道了是什麼派的作品之後,就即刻滿意,因為他們已經「知道了」,他們無論到什麼地方,總是各處都踏勘到了,把所有的名目細細的問,一一都記住了。他們非常之注意嚮導人的說明,尊嚴一點的逐件參觀,風雅一點的逐件欣賞。

    十年前有過一個時期,史大林派了一批又一批的作家到礦山,工廠集體農場去,當場抽筆寫成報告文學。這報告文學其實就是「知道了」文學。後來還想擴大範圍,寫「世界一日」。中國也有人打算照樣做,不過後來似乎都沒有下文,大概是因為「知道了」一天之內在全世界發生的事,到底也沒有多大意思。

    中國文人向來是不辨菽麥的,民國以來忽然見到了女人的世面,就寫成了鴦鴛蝴蝶派的作品,有詩有小說,才子配佳人。後來又忽然見到了政治動亂的場面,就寫成了普樂文學,也是有詩有小說,英雄配無產階級。沒有煙士披里純的是「知道了」文學,加上煙士披里純的也仍然是「知道了」文學加煙士披里純。前者是茅盾的「子夜」一類的作品,後者是巴金的「家」一類的作品。

    茅盾的「子夜」久而久之沒有人看了,雖是革命文學批評家也說不出其所以然。巴金的作品還有人看,也猶之乎張恨水的作品還有人看。那點子煙士披里純倘使加在江湖奇俠傳上,也一定還有人看的,不過如此。

    讀了文學集刊一二期廢名論新詩的文章,講詩的解放與人性的自由,實在很好。那讀了武者小路實篤論八大山人的畫的文章,那意境也是相通的。可是一想起廢名近來悟禪不免有點感慨。

    (六)

    在我所知道的人當中,起先都有過生之綺麗,後來一個個走到了禪悅的境界的,除李叔同之外便是廢名。廢名打仗時回到湖北鄉下,起先還問在北平的朋友設法寄沙士比亞的劇本給他,後來卻聽說他悟禪了。比這更早,當他還在北平的時候,就已漸漸接近此道。一次他表現給周作人先生看,他恰如在一種睡眠狀態,但又清醒的,他的肢體本能地動作著,有如舞蹈,周身的感覺如同魚在水中游泳,得大解脫,有大喜悅。周先生看了還是懷疑,這使廢名很惆悵。

    周先生的懷疑確是冤曲他的。一個人把所有的念頭都熄掉,肢體平時受意志的約束慣了,此刻忽然得了解脫,自動的遊戲起來。這本來是可能的。聽仲雲說我鄉也有這麼一個人,快要修成正果的,會打一種拳,叫做「仙拳」,是讓肢體自動舞蹈的。

    不過這裏邊我以為並沒什麼奧妙。肢體的自動舞蹈只是清醒的夢遊。如同海水,沒有風浪的時候,不受任何驅使,也有一種宕漾,因為它是活的。所以清醒的夢遊還是限於它是人身,並且是基於平時動作的游離。這游離是平時動作的帶點反叛性的自由,但不是佛經說的解脫。佛經說的解脫是等於斷線紙鳶,到頭要墜落的。廢名便是欠考究到這一層。

    他的詩論所引致的錯誤和他對肢體自動舞蹈的見解正相似。表現於詩的人的感情,是生於事物的,但這感情一昇華,就不再被事物的跡象所拘束,成為自我圓滿的。但昇華的東西還是有它的根。倘若根被丟掉了,昇華的東西就只靠自身的水份來養它,鮮艷也只得一時。如果是從枝上折了下來的花朵,可以經得起一宿,而從現實的人生折了下來的禪悅,則或者可以經得起幾十年。那幾十年,還是靠的前此的現實人生的殘餘的水份養著的,如同離了水的螃蟹,吹著從江湖裏帶來的口沫濡濕著自己,久後到底是不行的。一個人可以後半生做和尚,靠著前半生絢爛的餘情來潤澤自己,到他坐化的時候還不涸竭。但倘使不是一個人,而是人類來這樣做,那就會遭到可怕的涸竭的。因為做和尚的人,不但以他自已前半生的餘情來潤澤自己,並且是涵養在周圍的人群的生活情調的反映裏的。所以佛法須受十方供養。這供養不僅是物的佈施,而且是情的佈施。

    廢名在那詩論裏指出生之感情的自由,用來發揚昇華說是有功的,但他把昇華當作解脫,終於走到了禪悟,這便成了藝術的還原,倒頭阻礙藝術的發展了。

    (本文原發表在「天地」月刊第十期民國三十三年七月出刊[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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