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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第三节

    原来,陆从骏责令老孙要尽快查清海塞斯在跟什么女人来往,可又不准放他出去,这怎么查?重庆好几十万女人呢。唯一的突破口只有一个人,海塞斯的司机。老孙约他喝了一顿下午茶,软硬兼施,连哄带骗,司机招了,但好像又没全招。司机一口咬定他不知道女人是谁,只知道他们约会的地方在渝字楼。既然在渝字楼,自家的地盘,老孙决定放胆一搏,放他出去。

    夜长梦多,老孙只给海塞斯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后,海塞斯如期回来,姜姐也回家去了。第二天上午,老孙被手下带着去到市中区中山路附近的一条冷僻小巷里,石板路,拾阶而上,一溜木板房,多数是两层楼,家家户户门前屋后挂着红辣椒。老孙走了一个来回,最后走进一户人家。

    这就是姜姐租住的房子,房东是一对老头老太,都已年过花甲,老头吧嗒吧嗒吸着水烟,对人爱理不理的;老太婆坐在堂前纳鞋底,见有人进屋,很贤惠,上来跟老孙打招呼,很客气很热心。相谈中,老孙知道他们有两个儿子都在前绒,女儿嫁的也是个当兵的,屋子就这么空了,便把隔壁一问屋出租给人住,现在住的是一个“大美人”。老太婆对姜姐印象十分好,不但夸她人长得好,心眼更好,经常提前支付房租,有时还给老头子送纸烟。

    老孙想知道平时有什么人跟她来往,老太婆连声说:“没有,没有.”还解释说她丈夫在部队上当大官,所以她待人接物很注意影响,住了一年从来不见她带人回来过。见问不到东西,老孙就很想去隔壁那间屋看看。当然不能硬闯,便来了个缓兵之计。下午,老孙先叫人支走老头老太婆,安排他们去警备区前线官兵家属接济中心领一袋大米,其间,老孙与两名手下趁机对姜姐租住的屋子实行全面搜查。没有发现发报机,也没有发现其他可疑,唯一有一点可疑,是屋内有一部电话机,而且居然藏在床头柜里,引起老孙警觉。

    回头,老孙去通信机站核查这部电话,本想办个手续,登个记,让机站窃听这部电话。可一查吓一跳,这部电话居然是“红线”,是与汪精卫主席联络的专线,要窃听必须有委员长的手令才行。

    陆从骏闻讯着实感到震惊,以为姜姐只是日鬼的虾兵蟹将,哪知道居然还是条神秘的大鲨鱼。大鲨鱼固然诱人,但要是抓捕不当,有可能让你网破船翻:所以,保险起见,陆从骏不得不去请示杜先生。

    先是久久沉思,后来突然对陆从骏爽朗地笑道:“看来你要立大功了。”陆从骏诉苦说:“我一个人怕没这个能耐,我想窃听这电话都没资格。”这话说得不好听,接近发牢骚。杜先生斜他一眼,荡出一步,从陆从骏面前走过去,用背脊对他说:“谁说你是一个人,你的意思这一路走来都是一个人?”

    “不,还有你。”陆从骏讪笑。

    “就是,至少还有我。”杜先生回过头来,肯定了他的媚谄。接着,杜先生说:“汪某的降和不是秘密,时下不乏有人说他在与日本人暗中勾结,妄图颠覆国民政府,但一直苦于没有实证。”

    “据我所知,汪身边的人最近在上海、南京等地与日本特务高层组织梅机关接触异常。”

    杜先生说:“是的,委员长对此非常重视。所以,你给我盯紧这条线,没准可以顺藤摸个大瓜出来。”顿了顿,又说,不乏得意地,“你们查,那叫顺藤摸瓜,在党国政治大局来看,这叫敲山震虎。某些人如果能够悬崖勒马,知难而退最好,要不然……”说到这里,杜先生忽然缄口,但眼神和语气充满杀气。这样的锋利只转瞬即过,他很快又恢复了常态,吩咐陆所长,“事不宜迟,你马上去安排人准备窃听电话。”

    “那手续……”

    “让机站窃听才要手续,难道你自己不会架台机器?”

    意思很明白,让他自己动手干。陆从骏回去即给老孙布置任务。窃听嘛,多容易的事,切开电话线再接一根线出来的事,小学生都会做。老孙叫上人在姜姐住的这条巷子里租了一间屋,屋子窗外便是电线杆,爬上电线杆,并联一根线进屋,这巷子里的所有电话都成了他们的囊中物,想偷听谁的电话,犹如探囊取物一样容易。

    天黑了,姜姐下班回去了。

    姜姐回家,职业地东看西察,注意有无人人室的迹象。这一切,她做得自然不刻意,显然是“每日一课”,已经养成习惯。察看一周,并无异样,她放心地放开手脚.宽衣丢物,洗手洗脸。

    诸事妥当,她掏出一纸条,准备打电话。当她打开床头柜时,发现了异样——原来她在话机上盖着一块绣花丝巾,虽然丝巾依在,但花的方向反了(本来是倒放的,现在正了)。她见此,立即警觉地去找房东问:“今天有无人来找过我。”

    “没有。”房东老太说。

    “你们今天有没有离开过家?”

    “下午我们去了一趟警备区。”老头子说。

    “警备区?干什么?”

    老头说:“没什么,就问我们家儿子现在在哪里。”

    老太说:“你知道的,我家两个儿子和女婿都在前线部队上,他们给我们发了十斤大米。那个长官还说,我大儿子在十九路军,那是抗日的英雄部队,等以后赶走了鬼子还要犒劳我们呢。”

    老太缠着她还想多说,姜姐根本无心听,应付两句就回自己屋里去。一个小时后,姜姐带着一身灰烬和一只皮箱出了门。灰烬可能是烧了一些东西吧,皮箱里是什么?她要溜吗?就让她溜,看她去哪里,跟着她走也许可以摸到更大的瓜。

    夜深了,石板路上因为姜姐敲出的清亮的鞋跟声而显得更加清冷,更加寂静。

    走出巷子,路口停着两辆人力车,车夫一个是年轻人,一个是中年人。年轻人在抽烟,中年人在打盹。姜姐叫醒中年人,上了他的车。

    “快走。”

    “去哪里?”

    “重庆饭店。”

    车子走后,姜姐不时张望后面,注意有无跟踪。没有。拐过一条街,还是没有。她似乎觉得有点奇怪。后来凭着路灯,她无意间发现车夫弯腰露出穿的衫衣是军队的制服衫衣,且侧腰处明显有别枪的迹象,不禁恍然有悟。姜姐见前方有一个路口,支使车夫:“前面往右。”

    车夫回头说:“你不是要去重庆饭店,怎么往右?”

    “少废话,叫你往右就往右。”

    “好嘞。”

    小巷深深,了无人影。

    快行至小巷尽头时,姜姐突然掏出手枪,向车夫后脑勺连开两枪,跳下车钻进另一条小巷,逃之天天。她就这么跑了,永远跑出了黑室的视线,直到几个月后,三号院的人去河内追杀汪精卫时,才在同一宾馆发现她,那一天也成了她的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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