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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杨门惨案 第1节

    1949年8月,贵阳黔灵山下麒麟洞一所隐秘的四合院中。低低的云层和湿漉漉的雾霭笼罩着这个著名的风景区,抬眼望去,四周像抹了一层厚厚的锅底灰。

    花白了大半头发的前国民党西北军将领、西安事变的发起人之一——著名的杨虎城将军,佝偻着腰,怀抱幼女,手拿一张报纸,步履老态地来到院中。然后紧靠在一方石案下,缓缓戴上老花镜,徐徐展开手中的报纸,默默捧读了起来。

    他由重庆秘密转往贵阳,已在这个近乎与世隔绝的“夜郎之国”又被监禁了七个月。其行藏踪迹仅有蒋介石、军统上层和国民党贵州省主席谷正伦知晓,外界的人仍在多方猜测这位当年声震四方的将军,究竟被蒋介石拘押在何处。

    虎落平阳,英雄末路。经过十余年的监禁,杨虎城倍受折磨刺激,身心俱疲,早已不复当年戎马倥偬、征战四方的豪情霸气。他终日以夫人的骨灰盒为伴,愁眼相对一双无辜的儿女。原先的虎背熊腰已变得形销骨立,若黄钟大吕般的爽朗之声已变得缓慢低沉。惟有那张布满了细密皱纹的脸,依然没有被岁月剥蚀去昔日的冷峻与坚毅。

    这时,透过报纸,杨虎城已基本明了时局的变化,他在心中升腾起了炽烈的热望,灵魂与肉体被掳掠得太久,终要迎来出头之日了。他展开报纸,幼女已挣脱出怀,独自在一旁玩耍。

    报上通篇都在登载蒋介石如何从广州将政府迁来了重庆。满纸是荒唐的支吾之词,明眼人一看,蒋介石已被逼得山穷水尽,企图仿效历史和现实的范例,借助大西南做最后一搏。

    杨虎城读着报,心若明镜,表面上却不动声色。

    这时,负责看守他的军统组长、原重庆白公馆监狱长张鹄讪笑着凑了上来。

    “老先生。”军统特务都这么称呼杨虎城。张鹄不请自坐,径自将报纸拍得沙沙作响,“委员长已将军政系统全部搬到重庆,那里组织了八万人欢迎委座再到陪都,党国上下齐心一致,坚决打好第二个抗战。老先生对此有什么感想啊?”

    杨虎城就势放下报纸。眼光瞟向雾气弥漫的天空,不着边际地答道:“这天气真怪,换了在重庆,热得要命。偏偏在贵阳,这里还跟过春、秋季节似的,一早一晚还怪有点冷。”

    说着,杨虎城起身便去召唤独在一旁玩耍的幼女。张鹄知道杨虎城虽特别关注时事,每天必看报纸,但多年的监禁生活已使他变得异常敏感和谨慎。对于时局特别是蒋介石个人,他绝口不会吐露半个字。

    有好几次,张鹄装作聊天的样子想从他口中掏出这方面的话题,话一出口,总被杨虎城挡了回去。张鹄见杨虎城和幼女击节着手,做起游戏,他心中暗骂一句,只得悻悻地走开了。

    见张鹄离去,杨虎城不由得紧紧搂住幼女,黯然垂泪道:“要是爸爸死了,你可怎么办?”小女儿仰起天真的小脸,忙伸手往父亲的脸上轻轻一拭,稚声稚气道:“爸爸不哭,以后我们还要回蒲城老家。”幼女名叫杨拯贵,是其续弦夫人谢葆贞于1941年陪他在息烽坐监时所生,她给监禁岁月里的杨虎城带来了莫大的慰藉。

    众所周知,因激于民族危亡的义愤,杨虎城和张学良于1936年12月12日发动了“西安事变”,对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蒋介石实行兵谏,痛陈他们的抗日救亡主张。“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被判十年徒刑,公开监禁。杨虎城虽暂时逃过蒋介石的处罚,但被逼交出兵权,带着夫人幼子及随员“出洋考察”,游历了欧州各国。

    谁料到,他一回到国内,就被蒋介石无理拘押了起来。在这十余年的囚徒日子里,杨虎城夫妇及幼子和狱中出生的女儿,大部分时间被监禁在贵州深处的息烽。这里地处黔西北,交通不便,信息不通,易于监管。军统在抗战爆发后,精心选定该地,建起了集中营,作为关押各类“政治犯”的重要场所。

    同张学良相比,杨虎城虽是西北军名将,但实力、地位、影响力当然不可同日而语。至关重要一点,蒋介石一直固执地认为,“西安事变”的发动,主要责任是杨虎城和共产党,至于张学良,则是“少不更事,误入歧途,受了别人蒙骗和蛊惑”。换言之,在蒋介石心中,杨虎城是“元凶”,他一直在心里恨得痒痒的,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只是碍于内外舆论,始终不敢下手而已。

    张学良这时也被长期幽禁,但处境远比杨虎城强。子女未受牵连,还被送往美国接受教育,两位如夫人更是轮番陪伴。其次,张学良承袭家业根基,庞大的东北军虎倒余威在。再者,张学良与国民党上层如宋子文、宋美龄兄妹和不少达官显贵交谊甚厚,他本人还曾是挂名的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综合方方面面因素,蒋介石不能不有所顾忌。

    杨虎城就不同了。“西安事变”前,他只是西北军的一方小诸侯,历来与国民党上层人物交游甚少。“西安事变”后,覆巢之下的十七路军已被打乱建制,重新整编。因此,杨虎城的处境特别艰难。3个年纪稍长的儿女虽被共产党妥善安置,但身边的幼子拯中和幼女拯贵一直不能出狱,为的是怕暴露其被关押的行踪。

    至于其夫人谢葆贞,非但不能和青史留名的红粉佳人赵一荻相比,而且在监禁中不堪折磨,悲惨地死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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