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对契诃夫笔下那些老是猜想二十——三十——四十年后将是什么情形的知识分子回答说，四十年后在俄罗斯将有刑讯，将用铁环来箍紧脑门，把人放进盛有酸性液的浴槽中去，把赤身裸体绑起来的人丢给蚂蚁和臭虫去咬，用汽炉子上烧红的通条插进肛门去（“暗烙印”），用靴子慢慢踩压性器官，最轻的则是整星期不让睡觉、喝水，打得血肉横飞——那么不论哪一出契诃夫的戏都不能演到底，所有的主人公都会进疯人院。

    不光是契柯夫笔下的主人公，而且任何一个本世纪初的正常的俄国人，包括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任何一个党员，能相信、能忍受对光明未来的这种诽谤吗？这类事情在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时代还可过得去，在彼得大帝时期已经显得是野蛮行为，在比伦时期还可能对十——二十个人采用，从叶卡捷琳娜时代起就已经绝迹，——然而在伟大的二十世纪繁荣昌盛时期，在一个按社会主义原则设想的社会里，在天上已经有了飞机，已经出现了有声电影和无线电广播的年代——这类事情却并不是由哪一个坏蛋，也不是在一个秘密地方干的，而是由几万名受过专门训练的人面野兽对于百万没有自卫能力的人进行的。

    只有现在闪烁其词地称之为“个人迷信”的返祖现象的大发作是骇人听闻的吗？也许我们在那些年代举行普希金的百年祭，不害臊地上演契诃夫那些已经得到答案的戏剧才是可怕的？或许更可怕的是三十年以后还有人对我们说：这些事不要讲了！如果回忆千百万人的苦难，那就会歪曲历史的前景！如果刨根问底地探求我国风习的实质，那就会使物质上的进步黯然失色！最好还是去回忆鼓风炉、轧钢机、挖通的运河，不，运河不要回忆……那就去回忆科雷马的金子吧，不，这也不要……一切都可以回忆，但是要善于回忆，要歌颂……

    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咒骂宗教裁判。难道除了烧人的火堆就没有庄严的祈祷仪式了吗？不明白农奴制为什么使我们那么不喜欢。要知道并没有禁止农民每日去劳动。他可以在圣诞节挨门逐户去唱祝歌，而姑娘们在三一节还编制花冠呢……

    现今书写出来的和口头的传说加于一九三七年的独特性，一般人认为就是捏造罪名和进行刑讯。

    但这是不对的，不确切的。在不同年代，在几十年内，依照五十八条进行的侦查，几乎从来也不是查明真相，而只是履行项不可避免的肮脏手续：把一个不久前自由的、有时是高傲的、永远是没有思想准备的人压弯，把他拖过狭仄的管道，管道配件的钩子会撕破他的皮肉，在那里他将透不过气来，这样他就会央求赶快上另一端去——可是另一端把他甩出来的时候，他已经是群岛的一名现成的土著，而且直接掉进了那一块福地（傻瓜总是牵手牵脚不肯往前走，他以为管道也有往回的出口）。

    无文字记载的年代过去得越多，搜集幸存者们分散的见证就越困难。这些见证告诉我们，制造假案在机关成立的早期就开始了——这是为了使人感觉到他们经常的不可替代的救世活动，不然随着敌人的衰落，说不定在哪个倒霉的时刻机关就全消亡。从科瑟列夫的案卷中可以看出，契卡的地位甚至在一九一九年初就已发生动摇。阅读一九一八年的报纸时，我偶然碰到一则关于破获十人集团可怕阴谋的官方报道，这十个人想（还只是想！）把大炮拖到教养院的屋顶上去（瞧瞧那有多高）——并从那里向克里姆林宫开炮。他们是十个人（其中可能有妇女和少年），不知有多少门炮——这些炮是从哪里搞来的？口径多大？怎样顺楼梯推到阁楼上去？怎样在倾斜的屋顶上安放？可别在打炮时滚下去！为什么彼得堡的警察同二月革命作斗争时不把重于机枪的东西拿到屋顶上去？然而这个预示一九三七年社会结构的幻想作品是大家读过了的呀！相信了的呀！……显然，日后还会有人向我们证明，一九二一年的“古米廖夫案件”是一个假案。同一年梁赞的契一杯制造了关于当地知识界“阴谋”的一桩假案（但勇敢分子的抗议信还能到达莫斯科，于是案件就搁下了）。就在那一九二一年，处决了天然力促进会系统内的腐泥煤委员会的全体成员。我们对那个时代俄国学术界的气质和情绪有足够的了解，狂热病的烟幕未能挡住我们观察那些年代的视线。我们大概不用进行考古发掘也能看清这种案件有多大价值。

    一九二0年十一月十三日捷尔任斯基在给全俄肃反委员会的信中提到：契卡“常给一些诽谤性的申诉大开方便之门”。

    E-多亚连科回忆一九二一年说：卢宾卡的囚犯接收站，四五十张木床，整夜带进来一批一批的妇女。谁也不知道自已犯了什么罪，共同的感觉是：无缘无故地捉人。全监室只有一个人知道为什么被抓——她是社会革命党人。雅戈达的第一个问题是：“那么，为什么你落到这里来了？”意思是，自已说吧，帮忙安个罪名吧！关于一九三0年梁赞的国家政治保卫局，人们所讲的也绝对一样。普遍的感觉是，大家都是无缘无故地坐牢。实在找不到罪名，只好指控特-夫的姓是假的。（虽然姓是再真实不过，仍由特别庭给他扣上个五十八条10，三年）。侦查员不知找什么碴儿好，便问：“干什么工作的？”“计划员。”——“写份说明书来：‘工厂的计划和它的实现办法’。以后你就会知道为了什么被捕的。”（他在说明书中会找出点什么头绪。）

    从那地方是回不来的，几十年来我们对这一点还没有习惯吗？除了一九三九年短暂的有意识的倒退动作外，审讯结果把人放出来的事，只能听到极少、极个别的传说。而且：这个人或者很快又被关进去，或者放出来是为了跟踪监视。这样就造成了一种传说，机关的工作中是从来不出废品的，那么无罪的人怎样处理呢？……

    达里的《详解词典》做了这样一个区别。“调查不同于侦查之点是，它的实行是为了事先查证有无进行侦查的根据。”

    啊，神圣的天真！机关可是从来不知道什么叫调查！上面交下来的名单，或者最初的嫌疑，密人员的报告，甚至一封匿名告密信，都会引起逮捕，随后必然认为有罪。给予侦查的时间并不是用来弄清罪行，百分之九十五都用来磨难、消耗、削弱受侦查的人，使得他但求赶快结束，即便用斧子砍头也罢。

    在一九一九年侦查员的主要手法就已经是：把手枪往上摆

    不仅政治罪的侦查这样进行，“普通罪”也如此。在审理燃料总管理局案件时（一九二一年），被告马赫罗夫斯卡娅申诉说，在审问时给她灌了可卡因。公诉人驳斥道：“如果她申诉说，她受到粗暴对待，用枪毙威胁她等也许这些勉强还可以相信。”手枪吓人地放在桌上，有时对准着你，侦查员就不必花力气去臆想你的罪状，而是：“说吧，你自己知道！”在一九二七年侦查员哈依金就是这样要求斯克里普尼科娃的，在一九二九年也是这样要求维特科夫斯基的。四分之一世纪后也丝毫没有改变。在一九五二年，国家安全部奥尔忠尼启则市侦查处长西瓦科夫对第五次入狱的斯克里普尼科娃说：“狱医给我们的表报上说，你的血压是240／120。这太低，畜牲（她已经五十出头了），我们要叫你升到三百四，让你这条毒蛇断气，见不到青伤，见不到外伤，见不到骨折。我们只要不让你睡觉就能办到！”如果斯克里普尼科娃在通宵审讯后白天在监室里闭上眼睛，看守就会冲进来大声吼叫：“睁开眼睛，不然我就从床上把你倒拖下来，把你站着捆到墙上！”

    在一九二一年，夜间审讯是主要的。当时就用汽车的前灯照脸（梁赞的契卡，斯捷利马赫）。一九二六年在卢宾卡（贝尔塔-甘达尔证明），曾利用采暖设备一会儿向监室输进冷空气，一会儿输进臭气。还有闭塞式的监室，那里本来就没有空气，还要继续烘烤。好像诗人克留耶夫曾住过这种监室，贝尔塔-甘达尔也曾住过。一九一八年雅罗斯拉夫尔暴动的参加者瓦西里-亚历山大罗维奇-卡西亚诺夫叙述说，把这种监室一直烤到身体毛孔出血为止，从监视孔里看见了这种情况后，便把囚犯放在担架上抢去签署笔录。“黄金”时期曾用过”热”法（以及“盐”法）。一九二六年在格鲁吉亚曾用烟卷烧灼受审讯人的手；在梅捷赫监狱曾把他们在黑暗中推到脏水池里去。这里有这样的一种简单联系：既然无论如何要问罪——威胁、暴力、刑讯就不可避免，而且罪名越离奇，审讯也就应当越残酷，才能逼出供状。既然假案从来没有断过，那末暴力和刑讯也从来没有断过。这不光是一九三七年才有，这是一个长时期的特征，是一般性的现象。所以如今在前犯人的一些回忆录中有时读到“刑讯是从一九三八年春天起得到允许的”，之类的话，令人觉得奇怪。能够制止机关实行刑讯的那种精神道德上的阻障从来也不存在。在革命后的最初年代，在《全俄肃反委员会周报》、《红色宝剑》和《红色恐怖》上，公开讨论过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是否能采用刑讯的问题。接后果来判断，得到的答复是肯定的，虽然不是全面的。

    关于一九三八年确切些应该这样说：如果说在这年以前，每个侦查案件采用刑讯时都需要办理某种手续，都需要取得许可（即使很容易取得），——一那末在一九三七——三八年由于非常的形势（要求在规定的短期内通过个别侦查机构把规定的几百万人犯送进群岛，而以前的大规模水流，为“富农流”和“民族流”，都未曾通过这样的机构。）允许侦查员根据他们的工作和规定期限的需要，无限制地、任意地采用暴力和刑讯。并且，对刑讯的种类也不作规定，容许各显其能。

    在一九三九年，这种全面广泛的许可被撤销了，重新要求对刑讯办理书面手续，并且可能并不那么方便（然而普通的威胁、讹诈、欺骗、用不让睡眠和关禁闭来消耗体力，从来也没有禁止过）。但是从战争本期起和在战后的年代已经明令规定了一定类别的囚犯，对他们预先允许采用种类广泛的刑讯。列入这里的，有民族主义分子，特别是乌克兰人和立陶宛人，特别是在那种情况下，即有一个真的或者臆想的地下联络网，必须把它整个拽出来，必须从抓来的人嘴里搞出全部姓名。例如，在罗穆阿尔达斯-普兰诺-斯基留斯集团中约有五十名立陶宛人。他们在一九四五年被控张贴反苏传单。由于当时立陶宛监狱不足，就把他们送到阿尔汉格尔斯克省韦利斯克附近的劳改营。一些人在那里受了刑讯，另一些人没有经受住双重的侦查工作制度，结果所有五十个人一个不剩地都招认了。过了一段时间，立陶宛来了通知，张贴传单的真正肇事者找到了，而所有这些人都毫不相干！一九五0年我在古比雪夫递解站遇见过一个从德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来的乌克兰人，在追查“关系”和个人的时候他受到了各种刑讯，包括罚站禁闭室，这种禁闭室有一根插进来供一昼夜四小时睡眠时支撑用的小树棍。在战后曾对科学院通讯院士列维娜进行了残酷折磨。

    还有，把重口供、轻证据、轻事实这项“发明”归属于一九三七年，恐怕也不对。它早在二十年代就已经形成了。只有维辛斯基的精彩学说是赶在一九三七年提出来的。然而它当时仅下达到侦查员和检察长，是为了坚定他们的精神，至于我们这些局外人，又晚了二十年才知道——当它在报纸文章的从属句子和次要段落里当作一件早已周知的事情挨骂的时候，我们才知道。

    原来，在那人们记忆中阴森恐怖的一年，安得烈-亚努阿里耶维奇（很想讹念为亚古阿里耶维奇）-维辛斯基在他的一篇驰名于专业界的报告中，根据极端灵活的辩证法精神（无论国家的公民，以及现在的电子机器，我们都不许可按这种辩证法行事，因为对他们说来早就县县不是就是不是），指出人类永远也不可能判明绝对真理，而只能判明相对真理。由此他迈出了两千年来法学家们所不敢走的一步：那么可见侦查和审判所能查明的真相，也不可能是绝对的，而只能是相对的。因此，在签署死刑判决时，我们反正永远也不可能绝对地确信，我们所处决的一定是有罪的人，而只可能是某种程度上接近有罪的人，在某种假设上、在一定意义上有罪的人。也许维辛斯基本人当时对这种辩证法安慰的需要并不下于自己的听众。从检察长席上叫嚷“把所有的人都当作疯狗枪毙”的时候，他这个既凶恶又聪明的人心里明白，被告是无罪的。很可能，他和布哈林那样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大师都曾抱着极大的热情致力于为法庭上的谎言进行辩证法的修饰：布哈林觉得，如果连个罪名都没有就死掉，未免太愚蠢、太窝囊——他甚至需要找到自己的罪过！而对于维辛斯基来说，感到自己是一个逻辑家总比感到自己是一个露骨的下流坯更愉快些。

    由此产生一个最实用的结论：寻找绝对的罪证（罪证都是相对的）、无疑的证人（他们可能说得不一致）是白费时间。至于相对的、近似的有罪证据，侦查员不用罪证也无须证人，不必走出办公室，“不仅依靠自己的才智，而且依靠自己的党性感觉、自己的道德力量”（既依靠睡足了、吃饱了和不挨打的人的优越性）“和自己的性格”（下毒手的毅力），也能够找到。

    当然，这一套理论比拉齐斯的指示要雅致得多。但本质是一样的。

    只是在一件事上维辛斯基不够彻底，离开了辩证逻辑：不知为什么他同意子弹依然是绝对的……

    这样，先进法学的结论，沿着螺旋形的发展轨道，又回到了古希腊罗马前的或中世纪的观点。像中世纪的刽子手那样，我们的侦查员、检察长和审判员一致同意把受侦查的人的招认看做是有罪的主要证据。

    然而，朴拙的中世纪为了退出合意的供认，采用了戏剧性如壮观手段：拷问架、轮子、火盆、锯齿杆、插木橛子。在二十世纪，有了发达的医学和不少的监狱经验，认为利用这种强烈手段“加温”是多余的。在大规模应用时——是累赘的。并且除此以外……

    除此以外，显而易见的还有一个情况：斯大林从来也不把话说死，总是要下属们自己去领会，他则给自己留下后退的狼窟，好去写《胜利冲昏头脑》。对成百万人进行有计划的摧残，毕竟是人类历史上的创举，不管自己的权力多大，斯大林对于成功还是没有绝对的把握。在巨大的材料上作试验比在小材料上情形可能不同。但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八年的中央通令中有过关于“施加肉体影响”的指示。在任何情况下，斯大林始终应当披着天使般纯洁的法衣。因此，应当设想并没有开列过刑讯和凌辱方法的情冲印发给各个侦查员，而只不过要求每个侦查处在指定期限内向法庭提供指定数目的全部招认了的家兔。只不过讲过（口头上，但经常地），一切旨在实现崇高目标的办法和手段都是好的，谁也不会因受侦查的人的死亡而追究侦查员的责任；狱医应当尽可能少干预侦查的进行。想必曾经举行过同志式的经验交流，“学先进”；当然还宣布过“物质利益”原则——加夜班的高报酬，缩短侦查期的奖金；当然也曾警告过，没有完成任务的侦查员将要……现在如果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某个省局出了问题，那么它的局长在斯大林面前是干净的：他没有发过用刑的直接指示。然而却保证了刑讯！

    一部分普通侦查员（不是那些发疯似地热衷的）懂得上司们在给自己留后手，也力求从比较温和的方法开始，而在加温时，则避免采用留下太明显的痕迹的做法：打出了的眼珠、揪掉的耳朵、折断的脊椎骨，就连遍体青紫也不太好。

    所以我们在一九三七年的各省局以及同一省局的不同侦查员那里，除了“熬鹰”之外，看不到整齐划一的刑讯方法。传说顿河罗斯托夫和克拉斯诺达尔的刑讯特别严酷，但没有证明材料。在克拉斯诺达尔想出了一种别出心裁的办法：强迫被侦查人在空白纸上签字，然后自己填进假话。不过，还用得着刑讯吗？一九三七年牢房里没有消毒措施，伤寒肆虐，尸体留在拥挤的人群中五天不收，谁要是在号子里发了疯——拖到走廊里用棍子打死。也有共同点，那就是以所谓轻便手段为主（我们现在就将看到这些方法）。这是条不会出差错的路子。其实人的平衡状态真正界限是很厌的，因而要使一个普通的人失去自制能力，完全不需要拷问架、火盆。

    现在我们试着举出某些最简单的方法，这些方法摧折囚犯的意志和人格，而不在他的肉体上留下痕迹。

    我们先从心理方法说起，对于那些从来没有准备自己去经受监狱苦难的家兔们说来——这些方法具有巨大的甚至是毁灭性的力量。即便你是有信念的，那也是不好受的。

    1从夜审开始。为什么主要的攻心战全在夜间进行呢？为什么机关从其初创起就选定了夜间呢？因为夜间从睡梦中被拖出来的（就连还没有受到“熬鹰”折磨的）囚犯，不可能象白天那么平稳和清醒，他较易受到影响。

    2用诚挚的语调进行说服。这是最简单的。为什么要玩猫捉老鼠呢？在其他受侦查人中间稍微呆过一阵以后，囚犯其实就已经懂得了总的形势。于是侦查员就懒洋洋地、友好地向他说：“你自己清楚，刑期是反正要得到的。如果你要抗拒，那末在这里，在监狱里，你就会拖垮、就会失去健康。而上劳改营去-一就会看到空气、阳光……因此还是立即签名为妙。”很合乎逻辑。如果问题只涉及自己，头脑清醒的人便同意签字。但这是罕见的。于是斗争就不可避免了。

    对党员则是另一种说法。“如果咱们国内供应不足，甚至有饥荒，那您作为一个布尔什维克就应当决定：您是否能说这是整个党的过错，或者是苏维埃政权的过错？”“不，当然不！”——亚麻中心经理急忙回答。“那么您就拿出勇气把罪责自己承担起来！”于是他就承担起来了。

    3粗暴辱骂。方法很简单，但对于有教养的、娇生惯养的、气质柔弱的人可以发生很大效果。我知道两起神甫让步于普通辱骂的事件。其中一个（市蒂尔卡，一九四四年）由一名妇女负责审讯。起初他对这个妇女的彬彬有礼在监室里赞不绝口。但有一次他回来时郁郁不乐，好久不肯重复她那些淋漓尽致花样翻新的骂人话。（可惜我不能在这里引用她的一句妙语。）

    4心理对比的打击。出其不意的转变：整个审讯或者一部分审讯都是极端客气的，以名与父名相称，答应给予种种照顾。后来突然摇晃一下文件夹子：“嗨，毒蛇！后脑门给你九克！”接着伸直双手，好像要抓头发，好像指甲尖上还装着针，朝你慢慢逼近（对付妇女这种方法很有效）。

    另一方案：两个侦查员交替，一个拳打脚踢，另一个很可爱，几乎很亲切。受审问的人进入审讯室时每次都发抖——这次要见哪一个？对比之下情愿向第二个签署并招认一切，哪怕根本没有的事。

    5预先凌辱。在罗斯托夫的国家政治保卫局（“三十三号”）的著名地下室里，在大街人行道的厚玻璃下（过去的仓库），叫等待审讯的人犯脸朝下一连几小时趴在大走廊的地上，禁止抬头，禁止出声。他们像做礼拜的穆斯林一样趴在地上，直到传带员前来碰碰他们的肩膀带去审讯——亚历山德拉-奥-娃在卢宾卡没有作出所需的供述。把她转到了列福尔托沃。在那里的接收站上，女看守叫她脱掉衣服，把她光着身于关在隔离室里，然而中走了她的衣服，说是去消毒。马上来了一些男看守，从监视孔里窥看，哄笑并评论她的身体-一如果普遍询问，想必还可搜集到许多例子。而目的是一个：造成精神颓丧的状态。

    6任何足以使受审问的人心慌意乱的方法。请看对莫斯科省克拉斯诺戈尔斯克市是怎样审讯的。女侦查员在审讯过程中自己三下两下脱光了衣服（脱衣舞！），但一直继续进行审讯，若无其事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并走近他的身边，力争他在供述中做出让步。也许，这是她个人的一种需要，也可能是一种冷静的计算：受审问的人头脑一发昏就会签名！而她则丝毫也受不到威胁：有手枪、电铃。

    7.恫吓。最易采用和非常多样化的方法。往往与诱引、许愿（当然是假的）结合起来进行。一九二四年：“不承认，就得上索洛维茨去。谁承认，我们就放他。”一九四四年：“把你分到什么样的劳改营，全在我决定。劳改营与劳改营是不同的。我们现在还有了苦役营。你要是坦白-一就上轻松的地方去。要是抗拒-一二十五年戴上镣铐在地底下干活！”——拿另一个更坏的监狱进行恫吓：“要是抗拒，就送你到列福尔托沃去（如果你是在卢宾卡），到苏汉诺夫卡去（如果你是在列福尔托沃），那里就不会像这样和你讲话了。”而你已经习惯于想：在这个监狱里管理制度好像还过得去，那里谁知道会受什么罪？还有转监……让步吧？……

    恫吓对于那些还没有被捕、而暂时是用传票传到大楼去的人有很了不起的作用。他（她）还有许多东西可以失去，他（她）什么都怕——一怕今天不放回去，怕没收财物、住所。他情愿作出许多供述和让步，但求避免这些危险。她当然不知道刑法典，于是在审讯开始时至少要塞给她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伪造的法典摘录：“我已受到警告，凡作假证者……五年监襟”（实际上——第九十五条——一两年以下）……拒绝提供证词的-一五年……（实际上第九十二条——三个月以下）。在这方面已经通行了并且将永远会通行一种侦查方法：

    8谎话。我们这些羔羊们是不许撒谎的，而侦查员却经常不断地说谎话，所有这些条文对他都没有关系。我们甚至失去了提出“他说谎话该判什么刑？”这个问题的依据。他可以随便在我们面前放上多少份伪造我们亲人和朋友签名的笔录-一而这还算是一种很雅致的侦查手法呢。

    结合诱引和谎话进行的恫吓，是对传唤来作证人陈述的亲属施加影响的基本方法。“如果你不提供这样的（所需的）陈述，他将更糟糕……你将完全毁了他……（母亲听到后将作何感想？）只有在这张（塞给他的）纸上签名，你才能挽救（毁灭）他。”

    9利用对亲人的感情——对受侦查人也很起作用。这甚至是最有效的一种恫吓手段，利用对亲人的感情可以摧毁无所畏惧的人（啊，这是多么有预见性的格言：“自己的家人就是自己的敌人！”）。记得那个谜按人吗？他什么都忍受住了-一自己的痛苦、妻子的痛苦，而对女儿的痛苦却没有忍受住……一九三0年女侦查员里玛利斯这样进行威胁：“我们把你的女儿逮捕起来，把她同梅毒病患者关在一起！”还是个女人！……

    威胁把你心爱的人都关起来。有时带着音响伴奏：你的妻子已经抓进来了，她往后的命运全看你是否坦白。现在她正在隔壁房间里受审讯，听吧！果真隔墙有女人的哭声和尖叫声（其实这类声音都是相似的，何况还隔着一堵墙，而且你的神经已经紧张到极度，你已经没有能力鉴别；有时这只不过是在放一张录有“标准妻子”声音的唱片——女高音或女低音，这是某人的合理化建议）。但接着已经不是弄虚作假，而让你通过玻璃门看到，她悲伤地低着头默不作声地走着，——不错！你的妻子！走在国家安全机关的走廊里！你的顽固不化毁了她！她已经被捕了！（而她只不过是用传票传来办理某项微不足道的手续，在约定的时刻放她通过走廊，但吩咐她，头不要抬起来，否则别想从这里出去！）——有时还给你念她的信，一点不错是她的笔迹：我和你脱离关系！我听到了你干的那些卑鄙事情，我不需要你这样的人！（既然这样的妻子、这样的信在我们的国家里未始不可能有，那末你就只好凭心灵判断，你的妻子是不是这样的？）。

    侦查员戈尔德曼（一九四四年）通过威胁向B-A-科尔汉耶娃索取咬别人的供词：“我们要没收你的房子，把你那些老太婆扔到街上去。”信念坚定的科尔涅耶娃丝毫也不为自己担心，她做好了受难的准备。但戈尔德曼的威胁对于我们的法律来说是完全现实的，她为亲人们忧心如焚。一夜之间几种笔录都被拒绝了，被撕碎了，最后到天亮时，戈尔德曼开始写第四稿，这次受控的只是她一个人，科尔汉耶娃便怀着内心胜利的感觉欣然签了名。连普通的人的本能——进行辩护和甩掉莫须有的罪名——我们都没有给自己保存下来。其实哪谈得上这个！能把全部罪责由自己承担起来，我们就很高兴了。

    像自然界中的任何分类没有硬性的界限一样，我们也做不到一清二楚地把心理方法同肉体方法区别开来。例如，象下面这样的玩意儿当列入何类：

    10.声法。叫受审问的人坐在六米——八米的距离之外，强迫他一直大声说话，重复自己的话。对于已经疲乏不堪的人这是不轻松的。或者一个侦查员用硬纸壳做两个喇叭筒，和另一个进屋来的侦查员靠近囚犯身边，对准他的两个耳朵叫嚷：“招认吧，坏蛋！”囚犯被震得发聋，有时便失去听觉。但这是一种不经济的办法，只不过是侦查员们在单调的工作中也想寻寻开心，于是就各显神通地想出一些花招。

    11呵痒。也是寻开心。把手脚绑起来或者按住，用羽毛往鼻子里呵痒。囚犯便天旋地转起来，他产生一种感觉，仿佛是在往脑子里钻孔。

    12在被告的皮肤上掐灭烟卷（上面已经讲到）。

    13光法。关着囚犯的监室或隔离间里昼夜不灭的刺眼的电灯光，对于墙壁刷着白粉的小屋说来亮度大得过分的灯泡（小学生们和家庭主妇们节约下来的电力）。眼皮发炎，这是很痛的。而在审讯室里又有室内聚光灯对准了他。

    14别出心裁。在哈巴罗夫斯克的国家政治保卫局，一九三三年五一节前夜，契博塔廖夫通宵十二个小时没有受审讯。不对：带去过好多次，契博塔廖夫，手背起来！带出监室，跑上楼，进了侦查员办公室。传带员退出。但是侦查员不提一个问题，有几次连坐也没有让他坐，拿起听筒就说：把一百0七号房间里的带走！来了人，带他回监室。身子刚落铺，门锁响了：契博塔廖夫，审讯！手背起来，到了那儿：把一百0七号房间里的带走！

    而一般地说，对犯人施加影响的方法可以在侦查室以前就开始采用。

    15监狱是从隔离室开始的，就是说从“匣子”或“立柜”开始的。一个人刚刚从外边被抓进来，正处于思绪起伏的高xdx潮，决意要弄清问题，进行争论、斗争——一跨进监狱就被关进一个匣子，有时里面装着灯，他可以在那里坐下，有时是黑漆漆的，而且只能站着，还被门挤着，他被关在这里几小时，半昼夜，一昼夜。一切难以预料的时刻。也许他要一辈子被活砌在这里面了？他在生活中从来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他行不出来！这种心潮翻滚的最初时刻渐渐消逝。有一些人意志消沉了——正好在这时候就给他们来个第一次审讯！另一些人憋了一肚子火——那就更好，他们马上会侮辱侦查员，做出一些失策的事——那就更容易把案子给他们套上。

    16隔离室不够的时候还这样做。在新契尔卡斯克市内务人民委员部里，叫叶连娜-斯特鲁季斯卡娅在走廊里的凳子上坐了六昼夜-一让她不能靠，不能睡觉，不能倒下来，也不能站起来。这是六昼夜呀！你试试去坐上六小时！

    又一个方案，可以让犯人坐在像化验室椅子那样的高椅上，使他脚不着地，这样，脚很快就麻木起来。让他坐上八至十小时。

    有时，在审讯时，在囚犯一直有人盯着的情况下，要他坐在一张普通的椅子上、但要这样：坐在最边边上，坐在座位边缘的枝上（再往前些！持往前些！），让他刚好不滑下来，但要使椅子棱角在整个审讯时间内硌痛他的屁股。几小时不许他动一厂。光这些吗？不错光这些。你去试试！

    17因地制宜。隔离室可以用陷阱代替，伟大卫国战争期间戈罗雀维茨军队集中营里就采用过这个办法。抓起来的人被推进这种深三米、直径两米的陷阱，让他几昼夜呆在露天，日晒雨淋，陷阱既是他的监室，又是他的厕所。三百克的面包和水，用绳子系着放下去给他。请设想一下，如果你是一个刚刚被捕，心里正像开锅似地翻腾着的人，处在这种境地是什么滋味？

    不知是因为给红军所有保卫部门下达过统一的指示，还是因为他们相同的野营生活，这种方法曾经非常盛行。例如，一九四一年驻扎在蒙古沙漠上的哈勒欣战役参战部队第三十六机械化步兵师里，对一个刚被捕的人，二话不说（保卫科长萨穆廖夫），交给他一把铁锹，命令他挖掘一个有准确尺寸的坟坑（这已经是与心理方法交织在一起）。当被捕者挖到超过腰部时，叫他停止，命令他坐在坑底，从外面已经看不见他的头。一名哨兵看守这样几个坑，四周好像是空无一人、在一片荒漠上，受侦查的人在蒙古酷热的白天头上没有遮盖，寒冷的夜晚身上没有衣服。什么刑讯都不搞——为什么要花费力气动刑呢？口粮标准是：一昼夜一百克面包和一杯水。丘利佩尼奥夫中尉是一个魁梧大汉，拳击运动员，二十一岁，这样坐了一个月。十天后，他满身虱子。十五天后才第一次传讯。

    18罚跪——一不是在某种假借的意义上，而是在直接的意义上下跪，屁股本许贴脚后跟，腰背挺直。可以在侦查员办公室里或走廊上罚跪十二小时、十四小时、四十八小时（侦查员自己可以回家、睡觉、娱乐），有一套规定办法：罚跪的人身边设岗。哨兵按时轮换。让谁罚跪最合适呢？已经被压弯、已经准备投降的人。让妇女罚跪最合适——一伊万诺夫-拉祖姆尼克讲述了这类方法的一种变体：让年轻的洛尔德基帕尼泽跪着，侦查员往他脸上撒尿！什么别的办法都攻不克的洛尔德基帕尼泽，却被这种做法摧垮了。可见，对付有傲气的人，这办法也很有作用……

    19要不就罚站。可以在审讯时罚站，这也能消耗他的体力。摧折地的精神。也可以让他在审讯时坐着但在两次审讯之间站着（设置岗哨，看守盯着不许靠墙，如果睡着了倒下来就踢，就拽）。要叫一个人变软，要他供什么就供什么，有时只要罚站一昼夜，就已经足够了。

    20每回连续三、四、五昼夜的罚站，通常不给水喝。

    越来越懂得要把心理方法同肉体方法配合起来。还明白了，所有上述的办法，都可以结合：

    21“熬鹰”。中世纪完全没有认识到这个方法的重要，因为它不知道一个人能在其中保持他的人格的范围是多么狭仄。不让睡觉（再结合罚站、干渴、强光、恐惧和对前途一无所知——你那些毒刑拷打算得了什么！）能模糊神智、动摇意志，使人不再成为自己的“我”（契河夫的《想睡觉》，但是那里要轻得多，那里的小姑娘可以稍稍躺一下，息息精神，这样的一分钟就可以救命地使脑子清醒）。人的行动一半是无意识，或者完全是无意识的，因此就不要为他的供述见怪于他……

    请想象一个外国人，还是不懂俄语的，在这种神志模糊的状态中让他在什么东西上签字。一个叫尤普-阿申布伦纳的巴伐利亚人就这样签了字，承认曾在“杀人汽车”上干过。一九五四年在劳改营里他才得以证明，当时他在慕尼黑的电焊工训练班学习。

    话是这样说的：“你不肯坦白交代，所以不许你睡觉！”有时居心恶毒地不是叫他站着，而是叫他坐在特别引起睡意的软沙发上（值班的看守就在那个沙发上并排坐着，见他一眯上眼睛就踢他）。请看一个受害者（在此以前他刚在臭虫隔离室坐过一昼夜）怎样描写受刑后的感觉：“由于大量失血直打寒颤。眼皮发干，好像有人拿一块烧红的铁紧挨着你的眼睛。舌头干渴得肿起来，稍稍一动就像刺猥在扎。吞咽痉挛使喉咙像刀割一样。”

    “熬鹰”是一种伟大的刑讯手段，并且完全不留下可以看得见的痕迹，甚至连申诉的口实也不给你，哪怕从未见过的检查团突然降临。“没有让你睡觉？可是这里并不是疗养所呀！工作人员也跟你一起没有睡觉。”（他们白天已经睡足了。）可以说，“熬鹰”在机关军已经成了万应药剂，它由一种刑讯手段变成了国家安全部门的生活常规，因而是最省事的方法，不必设什么岗就能达到目的。在所有的侦查牢房里，从起床到熄灯，一分钟也不能睡觉（在苏哈诺夫卡，还在其他一些监狱里，为了这个目的，白天把床折到墙里，在另一些监狱里，根本就不许躺下，甚至不许坐着闭上眼睛）。主要的审讯都是在夜间进行。自动形成这种状况：谁正在受审讯，谁就在一星期内至少五昼夜没有时间睡觉（星期六夜里和星期目的夜里侦查员们自己努力争取休息）。

    22作为上述方法的发展——侦查员的车轮战术你不仅睡不了觉，而且接连三、四昼夜由侦查员轮流交替不断宙讯。

    23臭虫隔离室。上面已经提到过。在漆黑的木板钉的匣子里，繁殖了成百只、也许是成千只臭虫。关进去的人身上的外衣或军便服要扒掉，顿时间饥饿的臭虫从墙上爬下来。从天花板上掉下来，纷纷落到他的身上。起初，他还猛烈同它们进行战斗，在自己身上、在墙板上掐死它们，被臭味熏得出不了气，但过了几小时后他就精疲力尽了，就乖乖地让它们吸血了。

    24禁闭室。监室不管怎样不好，但禁闭室总要比它更坏，从那里看，监室永远是天堂。在禁闭室里，人受到饥饿和一般是寒冷的折磨（在苏哈诺夫卡还有热禁闭室）。例如，列福尔托沃的禁闭室根本就不生暖气，暖气片只给走廊供暖，而在这“供暖的”走廊里，值班的看守还需要穿着毡靴和棉衣来回走动。囚犯被扒掉衣服，只剩内衣，有时只剩一条衬裤，他必须一动不动地（因为面积狭窄）在禁闭室里呆上三、四、五昼夜（热的烂菜场只在第三天才有）。在最初时刻你心里想，我恐怕连一小时也受不住。但某种奇迹使人挨过了五昼夜，也许从此落下一辈子的病根。

    禁闭室有不同类型：潮湿的，有水的。已经是战后了，在契尔诺维茨监狱里让玛莎-T光着脚在齐踝骨深的冰水里呆了两小时——招认吧！（她当时是十八岁，还多么怜惜自己的脚，还要带着这双脚活多少年呀！）。

    25，锁在站龛算不算关禁闭室的一个变种呢？一九三三年在哈巴罗夫斯克国家政治保卫局里，对C-A-契博塔廖夫曾这样施刑：把他赤身裸体关在一个混凝土做的站龛里，在那里他既不能屈屈膝，又不能把手舒展一下换换位置，也不能转动头部。这还不算数。冷水开始一滴一滴往头顶上掉（多么高妙！……），于是一道道的小溪便顺着身子流下来。对他当然没有说明这只是二十四小时的事。可怕吗？不可怕吗？——但他失去了知觉，次日发现他好像已经死了，他苏醒过来是在医院的病床上。用阿莫尼亚水、咖啡因、按摩身体才使他恢复过来。他好久想不起——一地从哪儿来，前夜发生了什么事情。整整一个月他甚至不适于受审讯（我敢于推测，这种站龛和滴水装置不是为契博塔廖夫一个人制作的。在一九四九年，我那个德聂伯罗彼特罗夫斯克同学也曾在类似的场所呆过，虽然那里没有滴水。在哈巴罗夫斯克与德聂伯罗彼特罗夫斯克之间，十六年内可能还有其他的点？）。

    26饥饿。在介绍配合施加影响的方法时曾经提到过。这不是什么稀见的方法：用饥饿迫使犯人招认。说实话，饥饿的因素，像利用夜间审讯一样，已经成为普遍的施加影响办法。贫乏的监狱口粮在不打仗的一九三三年是三百克，一九四五年在卢宾卡是一百五十克。因此，耍弄允许和禁止送牢饭，允许和禁止到小卖部买食物的游戏——这是使用于所有人的，是万能的办法。还有一种利用饥饿的特别强烈的办法：一个月期间只给丘利佩尼奥夫吃每天一百克的口粮——后来，把他从地坑里带出来，侦查员在他面前摆上一锅浮着一层油的红菜汤，放上半个斜着切下来的白面包（怎样切法好像没有什么意义？——但丘利佩尼奥夫今天仍然坚持说，切得实在太诱人了）。然而一次也没有让吃。这是多么老式、封建式、洞穴式的做法呀！只有一点是新鲜的，那就是实施于社会主义社会！其他的人也讲到类似的做法，这是屡见不鲜的。我们还要转述契博塔廖夫遭遇的一件事，因为它是配合方式的范例。把他关在侦查员办公室里七十二小时，唯一允许做的是带去上厕所。其余都不许：不许吃，不许喝（旁边就放着一瓶水），不许睡觉。在办公室里老有三个侦查员。他们分三班轮流工作。一个经常（默默地，丝毫也不打扰受侦查的人！）在写什么东西，第二个在沙发上睡觉，第三个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只要契博塔廖夫一打瞌睡，马上就打。然后他们换了角色（也许他们自己因工作上出了毛病正在受处分？）。突然给契博塔廖夫送来饭菜：油呼呼的乌克兰红菜汤，配有炸土豆块的煎肉排，装在水晶高预瓶里的红酒。契博塔廖夫因为一生厌恶酒类，所以不管侦查员怎样勉强（也不能过分勉强，否则就要搞坏这场游戏）还是不喝。吃过饭以后便对他说：这是你当着两名证人做的供述，现在签名吧！-一原来就是在一睡一醒的两名侦查人员在场时，默不作声地写成的那份东西。从第一页起，契博塔廖夫就看到，他同所有著名的日本将军有密切往来，并从他们那里得到间谍任务。于是他便开始一页一页地勾掉。他遭到一顿毒打后被赶了出去。而与他一起抓来的另一个中东铁路工作人员市拉吉宁，经过了相同的场面，喝了酒，迷迷糊糊地签了名——一结果被枪决了（对子饿了三天的人一杯酒就有多大力量呀！而这里是一大瓶呢）。

    27.不留痕迹的殴打，用橡皮棒打，用木裙子和砂袋打。打在骨头上，例如，审讯员用皮靴踢骨头几乎贴着肉皮的小腿，是很痛的。旅长卡尔布尼奇-勃拉文被接连打了二十一天（他现在说：“过了三十年，浑身骨头还都在发痛，头也痛。”），回忆亲自挨过的和别人讲的，他统计出五十二种打法。比方有这种做法：把手夹在专门的装置里——使被告的手掌平贴在桌上——用直尺边缘敲打关节——能让你嚎叫出来！是不是该把打落牙齿作为殴打的特殊形式单独提一提呢？（卡尔布尼奇给打掉了八颗牙齿。）

    一九四九年被捕入狱的卡累利阿省委书记r-库普里亚诺夫给打掉的牙齿有的是普通的，它们不算数，有的是金的。起初给收据，说是拿去保存。后来觉得不对头，便把收据收回了。

    每个人都知道，拳打腹腔神经丛能叫人暂时停止呼吸，但却留不下一点点痕迹。列福托尔沃监狱的西多罗夫上校在战后采用过用一只胶鞋向男人的睾丸发任意球的做法（被球打中过腹股沟的足球运动员会知道这种打法的分量）。这种疼痛无与伦比，一般会失去知觉。

    28在诺沃罗西斯克的内务人员委员部里，发明了一种夹钳手指甲的机器。后来在递解站看到许多诺沃罗西斯克犯人手指甲脱落。

    29还有和平衣呢？

    30还有折断脊椎骨呢？（也是那个哈巴罗夫斯克的国家政治保卫局，一九三三年。）

    31上勒口（“燕子飞”）？这是苏哈诺夫卡监狱的方法，但阿尔汉格尔斯克监狱也使用它（侦查员伊夫科夫，一九四0年）。用一条粗布长巾勒住你的嘴（上勒口），再从背后把两端系在脚后跟上。就这样像个轮子似地，脊背咯吱作响，没有水喝，没有东西吃，让你肚子贴地趴上两昼夜。

    还需要继续列举吗？还要举很多吗？游手好闲、饱食终日、毫无人性的人们有什么东西发明不出来呢？

    我的兄弟！不要责怪那些因此失足的人，不要责怪那些成为弱者而在不该签的东西上签了名的人……不要向他们扔石头。

    不过且听我往下说。无需这些刑讯，甚至无需最“轻便”的方法，就可以从大部分人取得供词，就可以把毫无防备的、挣扎着想回到自己暖窝去的羊羔用铁牙咬住。力量和处境的对比太悬殊了。

    啊，从侦查员的办公室里回头看我们过去的生活，它完全是另一幅面貌！它充满了危险，到处是真正的非洲丛林。而我们曾经认为它是那样简单！

    你，甲，和你的朋友乙，彼此多年相识，彼此完全信得过，在见面时敢于谈谈大大小小的政治问题。并且没有任何别人在场。也没有任何人能偷听你们。你们彼此也没有告发，绝没有。

    可是你，甲，不知怎么地被列入了计划，被揪着耳朵拉出羊群，关进监狱。由于某些原因，其中也许包括某人告了你的密，包括你为自己亲人担心，包括稍稍的缺觉，包括小小的禁闭室，你决定自己破罐子破摔了，但决不咬别人。于是你便在四个笔录上签名招认了，说你是苏维埃政权的不共戴天的敌人，因为你讲过关于领袖的笑话，希望第二候选人当选，所以你走进投票室里去想把选票上唯一的那个人涂掉，但是墨水瓶里没有墨水。还有，你的收音机有十六米的波长，你竭力想透过干扰从西方广播里听出一点什么。你的十年是保证木成问题了，然而肋骨却完整无缺，肺炎暂时也还没有，你也没有出卖任何人，好像你应付得挺聪明。你已经在监室里表示，对你的审问想必很快就要终结了。

    但是你看！侦查员不慌不忙地欣赏着自己的笔迹，开始填写第五号笔录。问：你同乙是否交过朋友？是。你在政治问题上同他无话不谈吗？不，不，我不相信他。但你们经常见面吧？不很经常。嘿，怎么不很经常？根据邻居的陈述，仅仅最近一个月，某日，某日，某日，他就上你那里去过。去过吗？好吧，也许是这样。邻居注意到，你们从来不喝酒，不喧嚷，讲话很轻，走廊里都听不到（啊，朋友们，喝酒吧！打碎酒瓶吧！骂娘骂的声音响些！——这会使你们不受嫌疑！）——嗯，这又怎么啦？——而且你也上他那里去过，你在电话里说：我们俩那天过了一个内容充实的夜晚。后来，在十字路口又看到你们在一起，你与他在大冷天站了半个小时，你们脸色阴沉，露出不满的表情，这里恰好有你们会见时的照片。（特务的技术，我的朋友们，特务的技术！）那末，-一你们在这次会见时谈论些什么？！

    谈论些什么？！……这是个要害问题！第一个想法——你忘记了你们谈论些什么。难道你非记住不可吗？好，就算忘记了第一次谈话。难道第二次也忘了！第三次也忘了？甚至那个内容充实的夜晚也忘了？还有-一在十字路口，还有同丙的谈话呢？还有同丁的谈话呢？不，你想，“忘了”-一这不是出路，这上面站不住脚。于是，你那受到逮捕的震荡的、因恐惧而受伤的、由于缺觉和饥饿而变昏沉的脑子，便上下求索，以期找到一套巧妙的比较近乎情理的说法来把侦查员蒙混过去。

    谈论些什么？！如果你们谈论了冰球（这在一切场合都是最太平无资的，朋友们！），谈论了女人，甚至谈论了科学，那还好，可以复述一遍（科学——距冰球不远，只是在我们的时代，科学中的一切都是保密的，因此可能会粘上关于泄露机密的法令）。可是如果实际上你们谈论了城里最近又在抓人？谈论了集体农庄？（当然说集体农庄里不好，因为谁会说它们好呢？）谈论了降低计件工资额？瞧你们在十字路口板了半小时的面孔——你们在那里说了些什么？

    也许，乙已经被捕（侦查员向你担保说——一是的，并且已经把你供出来，现在就要把他带来当面对质）。也许他正泰然自若地坐在家里，但马上就会从那儿给拉去审讯，并会同他核对你们那时在十字路口板着脸说了些什么？

    现在，事过之后，你才明白：生活是这样的，当你们每次分手时，你们都应当商量好并牢牢记住：我们今天到底说了些什么？那时，不管怎么审问，你们的供词就会口径一致。但是你们没有说好？你们毕竟没有设想到，这是怎样的热带丛林。

    说你们约好去钓鱼？而乙却可能说根本没有谈过什么钓鱼，说的是函授教学。你非但不会顺利通过侦查，反而会把结子系得更紧：说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

    你闪出一个念头-一成功的还是致命的？——应当说得尽可能接近于真实情况（当然，要磨平一切棱角，去掉一切危险的东西）——一人们不是说，谎话永远应当说得接近真实吗。也许，乙也能想到该这么办，说出些离这不远的话，双方供词在某些方面能碰上头，于是就不再纠缠你们。

    过了许多年你会明白过来，这是一种完全不明智的想法，装成一个难以置信的大傻瓜要正确得多：我自己过的日于一天也记不得，就是打死我也记不得。但你是三昼夜没有睡觉。你费好大劲儿才能留意自己的思想，留意在脸上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况且不给你一分钟思考的时间。况且一下子两个侦查员（他们喜欢彼此往来串门）缠住你不放；说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

    于是你就供述：谈到集体农庄（还没有完全上轨道，但很快就会上去），谈到降低计件工资额……究竟说了些什么？说对降低感到高兴？但这不是正常人说的话，又会搞得不像真的。要完全像真的，得这样说；发了点小牢骚，说工资额卡得紧了点。

    而侦查员是亲自作笔录的，他译成自己的语言：在我们这次会晤时，我们诋毁了党和政府的工资政策。

    将来有一天乙会责怪你：哎，笨蛋，我说的是-一我们约好了去钓鱼……

    但你是想比你的侦查员更狡滑、更聪明！你有迅速敏锐的思想！你是知识分子！于是你就弄巧成拙了……

    在《罪与罚》里，波尔菲利-彼得罗维奇对拉斯科尔尼科夫说出了一个非常透彻的看法，这个看法只有自身经历过这种猫捉老鼠游戏的人才能得出来-一他说，跟你们这些知识分子打交道，无需我替你编造案情，你们自己就会编造好了现成地给我端上来。是啊，正是如此！有知识的人不会做出契河夫笔下的《歹徒》那样妙不可言的牛头不对马嘴的回答。人家说他犯了什么罪，他总要努力编出一套故事，不管怎么假，总会是有头有尾的。

    然而，屠夫侦查员抓的不是这种连贯性，而只是三言两语。他是知道什么货色什么价钱的。而我们却毫无准备！……

    我们从小得到的教育和培养就是如何去掌握自己的专业、履行公民义务、服兵役、练身体、端正品行、甚至养成审美能力（这方面马马虎虎）。但是，无论上课、教育、经验都一点也没有提示我们经受生活的最大考验：无缘无故的逮捕和无事生非的侦查。小说、戏剧、电影（它们的作者们自己最好去喝一喝古拉格这杯苦酒！）把坐在侦查员办公室的人给我们描绘成真理和仁爱的骑士，像我们的亲爹——一什么题目的课没有给我们讲过呀！甚至拿它们考得我们满头大汗——一但是谁也不会讲一堂关于刑法典的真实含义和广义解释的课，而且这些刑法典在图书馆不开架借阅，在书亭里不出售，到不了无忧无虑的青少年手中。

    好像是童话，据说在三海之外的某个地方，受侦查的人可以得到律师的帮助。这就是说，在斗争最困难的时刻，在自己的身边有一个通晓一切法律的清醒头脑！

    我们的侦查工作原则，还在于不许受侦查人对法律有任何了解。

    出示起诉书……（对话：“在上面签名吧。”“我不同意起诉书。”“签名吧。”“但我什么罪过也没有呀！”）……你依照苏俄刑法典第五十八条10第2款和第五十八条11受控诉。签名吧！——但这些条文说的是什么呀？让我看看法典！-一我没有法典——那就上处长那里去拿来！——他也没有。签名吧！——但我请求给我看法典！-一规定不许给你看，它不是为你写的，而是为我们写的。而且你也不需要看，我可以告诉你：这些条文说的正好是你犯的那些罪。而且现在让你签名并不是要你同意，而是证明你已经读过了，证明起诉书已经给你看过。

    在其中的一张纸上突然闪出一种新的字母组合：YIIK（刑诉法典）。你起了戒心：YIIK同YK（刑法典）有什么区别呀。如果碰上侦查员心情舒畅，他会问你解释：这是刑事诉讼法典。怎么？那么说，甚至不是一本，而是整整两大本法典你都一无所知，可是眼下正根据它们的规定开始了对你的惩治？！——

    从那时起已经过了十年、后来又过了十五年。在我的少年时代的坟墓上已经长满了青草。刑期已经服满，甚至无期的流放也已结束。但不论什么地方-一不论在劳改营的“文比教育”处，不伦在区图书馆里，甚至在中等城市，-一我眼里没有见过、手里没有拿过、不能买到、不能搞到甚至不能询问苏联的法典！而且，我所熟识的那些经过了侦查、法院并且不止一次被劳改和流放的几百万囚徒——其中也没有一个人眼里见过法典，手里拿过法典！（深知我国的多疑气氛的人懂得：为什么不能在人民法院或区执行委员会询问法典。你对法典的兴趣将会是一种非常的现象：或者你正在准备犯罪，或者想湮灭罪迹！）

    只有当两个法典结束了自己的三十五年存在的最后日子，只有当它们应当被新法典代替的时候，——一只是那个时候，我才在莫斯科地下铁道的售货柜上看到它们，两个平装的小兄弟，yk和yllK（因为已经无用便决定把它们放出来）。

    我现在深受感动地阅读着。例如，刑诉法典规定：

    第136条-一侦查员无权用暴力和威胁的方法强迫被告

    供述或招认。（预见得多么清楚！）

    第111条——一侦查员还必须查明证明被告无罪的情节，

    以及减轻其罪责的情节。

    （“我可是在十月革命期间建立过苏维埃政权呀！……我枪毙了高尔察克！……我清算过富农！……我给国家节约过一千万卢布！……我在最近一次战争中两次负伤！……我得过三次勋章！……”

    我们并不是为这个审判你——历史张口露出了侦查员的牙齿，——你做过好事——这与案情无关）。

    第139条——被告有权亲笔书写供词，并要求对侦查员

    书写的笔录加以修正。

    （哎，要是及时知道这条多好！正确些说：如果实际上真是这样多好！但是像乞求恩典似的，我们总是徒然地请求侦查员不要写上“我的卑鄙谰言”来代替“我的错误言论”，不要写上“我们的地下武器库”来代替“我的生了锈的芬兰刀”）。

    啊，要是给受侦查人先上一课监狱学多好！要是进行侦查工作时先排演一下，然后再来真的多好！……对一九四八年的二进狱者就没搞过这种侦查把戏-一因为那是白费劲。但初进狱者没有经验、没有知识。并且无人可与商量。

    受侦查人的孤独！-一这就是不公正的侦查获得成功的又一个条件！整个机关扑上去摧毁这个孤独的受压的意志。从逮捕那一刻起，以及在侦查的整个最初突击期，囚犯应当处在理想的孤独状态：在监室里，在走廊里，在楼梯上，在侦查室里，——无论在什么地方，他都不应当与自己的同类接触，不应在任何人的微笑中，在任何人的眼光中，汲取到同情、忠告、支持。机关尽一切力量去遮住他的未来，歪曲他的现在：把他的亲友都说成是已被逮捕的，把一切物证说成是已经找到的。夸大自己对他及其亲人进行制裁的可能性，夸大自己给予饶恕的权利（机关根本没有这种权利）。把真诚“海改”同减轻判决和劳改营待遇联系起来（这种联系根本就不存在）。当囚犯惊魂未定、受尽痛苦并失去自制能力的短短时期内，从他嘴里尽可能多取得一些不能翻悔的供述，尽可能多牵进一些清白无辜的人（有的人精神颓丧到那种程度，甚至请求不要向他们念笔录，受不了，拿来签吧！拿来签吧！）-一只在那以后，才从单人监室放他到大监室去，在那里他将后悔莫及地发现并回味自己的错误。

    在这个决斗中怎能不犯错误呢？谁能不犯错误呢？

    我们说过“应当处在理想的孤独状态”。但是在三七年（还有四五年）监狱发生人满之患的时候，这个新抓来的受侦查人的理想的孤独原则无法得到遵守。囚犯几乎从最初几小时起就处在人烟稠密的集体监室中。

    但这也有它的优点，可以弥补不足。监室的拥挤不仅代替了狭小的单人隔离室，它本身就是一种高级的刑讯，特别可贵的是，这种刑讯长达整整的几昼夜、几星期-一并且侦查员不用花任何精力：刑讯囚犯由囚犯自己未进行！监室中挤进了那么多的囚犯因而不是每个人都能得到一小块的地方，人踩着人，甚至根本不能移动地方，彼此坐在脚上一例如，一九四五年在基什尼奥夫的羁押所里一个单人监室塞进一了十八个人，一九三七年在卢甘斯克——十五人，而伊万诺夫-拉祖姆尼克一九三八年在定员二十五人的布蒂尔卡标准监室中蹲在一百四十人中间。他对牢房生活描写得很好。厕所这样拥挤，以至一昼夜只让解一次手，有时甚至是半夜去，放风也这样！他在卢宾卡接收站“狗窝”里曾经计算，整整几个星期内，每一平方米的地面平均同时要摆三个人（请合计一下，请安排一下！）在“狗窝”里，没有窗和通风装置，由于体温和呼吸，温度高达四十至四十五度，大家都只穿一条村裤（冬季衣物垫在自己身下），他们的赤裸肉体挤在一起，由于别人的汗水，皮肤长上了湿疹。他们就这样几星期地蹲在那里，既不给他们空气，也不给他们水喝（除了烂菜汤和早上的一杯茶）。

    这一年在布蒂尔卡新被捕的犯人（已经过洗澡房和隔离间的处理）几昼夜坐在楼梯台阶上，等待起解的犯人腾出监室。特-夫早七年，即一九三一年在布蒂尔卡蹲过，他说，板铺下都塞得满满的，犯人们躺在沥青地上。我晚七年即在一九四五年蹲过——同样的情况。但不久前我从M-K-勃-契得到了一份关于一九一八年布蒂尔卡拥挤情况的宝贵的个人证明：在那年十月（红色恐怖的第二个月），挤得那么满，甚至在洗衣房里设置了七十人的女监室！那末，布蒂尔卡什么时候空过呢？

    如果再加上用马桶代替上厕所（或者相反，从一次上厕所到另一次上厕所之间，在监室里没有马桶，像在西伯利亚某些监狱里那样）；如果再加上吃饭四人合用一个钵子，并且还相互坐在膝盖上；如果时而拉出什么人去审讯，时而推进个挨过毒打、困倦不堪、浑身瘫软的什么人；如果这些瘫软的人们的样子要比侦查员的任何威胁更有说服力；一个等了几个月还没有传讯的人会觉得，任何一种死亡，任何一种劳改营似乎都比他们的扭曲的姿态轻松得多——这种种也许完全可以代替理想的孤独状态？并且在这样乱七八糟的人堆里，向谁讲心里话，很不好下决心，也并不是经常能找到一个能商量事情的人。因此对于刑讯和毒打，当侦查员拿它作威胁的时候，你不一定马上就相信，而一看到受过刑讯的人们，你便深信不疑了。

    受害者会亲口告诉你，怎样往喉咙里灌盐水，然后一昼夜在隔离室里受干渴的折磨（卡尔布尼奇），或者，用擦板擦背直到出血，然后再涂上松节油（鲁道夫-平措夫旅长两者都尝到了，而且还用针插进他的指甲，灌水直到要把肚子胀破——逼他在笔录上签名，招认他想在十月革命节阅兵式上把坦克旅开向政府领导人）。从全苏自然科学家协会前艺术部主任亚历山德罗夫那里，可以获知阿巴库莫夫本人是怎样打人的（一九四八年），亚历山德罗夫被打断了脊椎骨，身子向一侧倾斜，他失去了抑制眼泪的机能。

    是的，是的，国家安全部长阿巴库莫夫本人决不鄙弃这种粗活（亲临前沿的苏沃洛夫！），他喜欢有时亲手拿拿橡皮棍。他的副手留明就更乐意打人。他是在苏哈诺夫卡的“将军”侦查办公室里干这种活的。办公室有核桃木的护墙板，门窗上挂着丝绸帘子，地板上铺着一块大幅波斯地毯。为了不弄坏这件漂亮东西，给准备挨打的人在地毯上铺了一条肮脏的血迹斑斑的长垫子。在拷打时作留明助手的不是普通的看守，而是一名上校。留明抚摸着直径四厘米的橡皮棍，客气地说：“这么说来，您光荣地经受住了‘熬鹰’的考验（一个月不让睡觉，亚历山大-多尔甘是靠耍滑头才支持下来的——他站着睡）。现在我们拿棍子试试。我们这里没有人能支持两三场的。请您褪下裤子，请趴在垫子上。”上校骑在挨打者的背上。多尔甘想计算打击的次数。他还不知道，由于长期挨饿，屁股已经塌下去，橡皮棍打在坐骨神经上是什么滋味。感到痛的不是挨打的地方，而是头痛欲裂。在第一下打击后，挨打者就痛得失去理智，用指甲乱抓垫子。留明继续打，力求打到点子上。上校用他那肥胖的身躯使劲压住——这正是为权力无边的留明当助手的、肩章上有三颗大金星的人该干的工作！（在一场以后，挨了打的人就不能走路了，当然不是把他抬出去，而是在地上拖出去。臀部很快就痛得扣不上裤子，伤痕却几乎没有。发作了一场很厉害的腹泻，而多尔甘坐在自己的单人监室的马桶上却哈哈大笑，他还要去挨第二场，第三场，打得皮开肉绽，留明狠劲上来，动手朝他肚子上揍，打破了腹膜，肠子流下造成严重的疝气，他得了腹膜炎，拉进市蒂尔卡医院，强迫他干缺德事的企图也就暂时歇手了。）

    你也会受到这种折磨！在这种场面以后，基什尼奥夫的侦查员丹尼洛夫用通条打维克多-希波瓦尔尼科夫神甫的后脑壳，揪住发辫拉来拉去，简直像是父亲的爱抚（对神甫这样揪方便些，对普通俗人则可以揪住胡子从办公室的一角拖到另一角。而对付李哈德-阿霍拉——芬兰赤卫队员，追捕悉尼-雷利的参加者和镇压喀琅施塔得暴动时的连年——一的办法是用钳子夹住他那大八字胡的一端把人提起来，一会儿又夹住另一端，各持续十分钟，不让脚着地）。

    但最可怕的是用下面的办法来对付你：扒掉你下身的衣服，让你仰卧在地上，两腿叉开，帮手们（可爱的军士们）坐在腿上、抓住你的手，侦查员——女人也不嫌弃这种事-一站到你叉开的两腿中间用自己的皮鞋（自己的女便鞋）尖踩住那个某个时候曾经使你成为男人的东西，逐渐地、有节制地、但越来越用力地往地上压，一面瞧着你的眼睛并一遍一遍重复自己的问题或出卖人的建议。如果他没有过早地踩得稍稍用力些，你还有十五秒钟可以喊叫出来，说你一切都招认，说你决意让那些被你咬出的二十个人坐牢，或者在报刊上诋毁任何你视为最神圣的东西……

    让上帝而不是人们去责备你吧……

    派进监室来的“耳目”轻声说：“没有法子！全招了吧！”

    头脑清醒的人说：“简单的盘算：留得青山在……！”

    牙齿已经没有了的人朝你点头：“人家以后不会给你安牙。”

    深知底细的人作结论：“招认也罢，不招认也罢，反正要判刑。”

    还有什么人在角落里预言：“不签名的，他们要枪毙！为了报复，为了使他们在侦查当中干的事不留痕迹。”

    要是你死在审讯室里，他们就向亲属宣布：“判了劳改，剥夺了通信权。”让他们去找吧。

    如果你是个正统派，那末就会有另一个正统派靠过来，怀着敌意看看四周，免得局外人偷听，开始热烈地对你做工作：

    “我们有义务支持苏维埃的侦查工作。我们周围充满了战斗。怪我们自己：我们太心慈手软，所以才会有这种腐烂东西在国内繁殖起来。正在进行着残酷的秘密战争。这里在我们周围的人都是敌人，你听见他们的言论吗？党并没有必要向我们每一个人报告——这是为什么，那是为什么。既然这样要求，那就应当签名。”

    还有一个正统派悄悄凑近来说：

    “我签名咬出了三十五个人，所有的熟人都咬出来了。我也劝你：尽可能多说出一些姓名，尽可能多拉一些人进来！那时就会明白，这是瞎扯淡，就会把大家放了。”

    这正中机关的下怀！正统派的自觉性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目的自然地合拍了。内务人民委员部正需要这把姓名的折扇，正需要姓名的这种扩大再生产。这也正是他们工作质量的标志和抛出新套索用的木橛。“同谋！同谋！思想一致的同伙！”——硬逼着每一个人交代。（据说，P-拉洛夫交代说红衣主教黎塞留是他的同谋，把他写入了笔录——一直到一九五六年恢复名誉时的那一次审讯，谁也没有感到奇怪。）

    正好说到了正统派就再说一点。要搞这样的清洗需要有斯大林，但也需要有这样的党：大部分掌权的党员，直到自己被捕入狱的前一刊，还在毫无怜悯地把别人关进去，遵照同样的指示消灭自己的同类，把任何一个昨日的朋友或战友交出去受惩办。而且今天头顶带上了受难者光环的所有大布尔什维克，都已经充当过杀害其他布尔什维克的刽子手（在此以前他们都曾是杀害非党人士的刽子手，这就不用说了）。也许正是需要一个一九三七年，才能表明他们神气活现地标榜的世界观原来多么不值钱。他们依仗这种世界观把俄国搞得底朝天，摧毁它的基石，践踏它的圣物，而在他们所搞乱的俄国，他们自己却从未受到过这种惩办的威胁。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三六年间布尔什维克手下的牺牲品，从来没有像那些布尔什维克领导干部自己挨整时表现得那么渺小。如果详细考察一九三六——三八年抓捕的历史，那末令人厌恶的主要不是斯大林及其帮手，而是那些既屈辱又丑恶的受审人——他们在丧失了先前的高傲和坚决性后所表现出的那种精神卑贱实在令人作呕。

    ……那该怎么办呢？你——一个触肤知痛的、柔弱的、眷恋亲人的、毫无准备的人，怎样才能顶得住？

    要能够强于侦查员和整个这种圈套需要什么呢？

    应该在走进监狱时把留在身后的温暖生活置之度外。在牢门口就应当对自己说：生命已经完结，稍稍早了一点，但有什么办法呢。我永远也不会重获自由，我已注定灭亡——现在或者略迟一些，但迟些将更难受，还是早一些好。财产我再也没有。亲人们对我说来已经死了——我对于他们说来也已经死了。我的肉体从今天起对我已经无用，非我所有。只有我的精神和我的良心依然是我所珍惜和尊重的。

    在这样的囚犯面前——侦查机关将会发抖；

    只有割断一切尘念的人才会取得胜利！

    但怎样把自己的身体变成石头呢？

    例如，别尔佳耶夫小组里有的人被变成了审判庭上的傀儡，而拿他本人却没有办法。本想把他拉进这一场审判，两次逮捕，曾带到（一九二二年）捷尔任斯基那里去进行夜间审讯，加米涅夫也坐在那里（可见他也不嫌弃通过契卡来进行思想斗争）。但别尔佳耶夫没有卑躬屈膝，没有央告，而是坚定地阐述了作为他不接受俄国现政权的根据的那些宗教和道德原则，结果，他们不仅认为让他出庭没有好处，而且把他释放了。人竟出了观点！

    H-斯托里亚罗娃回忆一九三七年布蒂尔卡板铺上的邻居，一个老太婆。每夜都审讯她。两年前，一个从流放地逃跑出来的过去的大主教曾在她家借宿过。“可别说是过去的，他是现在的！不错，我有福气接待了他，”“好，那他以后从莫斯科出来到谁那里去了？”“我知道，就是不说！”（大主教通过教徒的关系逃到了芬兰）侦查员换了一个又一个，一群又一群，在老太婆的脸前晃拳头，而她对他们说：“你们拿我一点办法也没有，剁成碎块也没用。其实你们害怕长官，互相害怕，甚至害怕把我杀死（“线索断了”）。可我什么也不害怕！就是马上去见上帝也行！”

    在三七年也有过这样的人，他们没有从审讯室回到监室来取行囊。他们选择了死亡，但没有株连任何人。

    不能说俄国革命者的历史给过我们坚强不屈的范例。但这里无法比较，因为我们的革命者从来也没有见识过拥有五十二种方法的这种真正的好的侦查工作。

    舍什科夫斯基没有摧残拉季舍夫”。拉季舍夫根据当时的惯例也很清楚地知道，他的儿子们将依然会当近卫军官，并且谁也不会断送他们的前程。谁也不会去没收拉季舍夫的世袭领地。但这个卓越人物到底还是在他短短两星期的侦查中放弃了自己的信仰，放弃了自己写的书——并请求宽恕。

    尼古拉一世没有这份聪明——把十二月党人的妻子抓来逼她们在隔壁公事房里尖叫或者对十二月党人本人用刑，——不过他也没有这种需要。对十二月党人的侦查完全是自由的，甚至把问题送进单人囚室让他们事先考虑。没有一个十二月党人后来回忆说他的回答被人曲解。不追究对“暴动准备”知情不报的责任。被判刑者的亲属也没受到任何牵连（关于这一点，有沙皇的特谕）。但是，甚至雷列耶夫也是“详尽坦白，毫无隐瞒”地回答问题。甚至彼斯捷尔都分裂出来了，供出受他委托埋藏《俄国法典广的诸同志，以及埋藏地点声很少一些人，像卢宁那样，显示出对侦查委员会的不屑和蔑视。大部分人表现得平平庸庸，互相攀扯，许多人低首请求宽恕！扎瓦利申把一切都推在雷列耶夫身上。E-11-奥波连斯基和C-11-特鲁别茨科伊甚至赶紧咬出格里鲍耶陀夫来——这点，连尼古拉一世也不相信。

    在《仟悔书》里巴枯宁在尼古拉一世面前卑躬屈节地向自己脸上吐口水，从而逃脱了死刑。精神的渺小？还是革命的狡计？

    好像，承担谋杀亚历山大二世的任务的那些人应当是因最富于自我牺牲精神而被选中的吧？可是，格里涅维茨基与沙皇同归于尽，而雷萨科夫却活着并落到了侦查机关的手中。就在当天他已经败露了秘密接头住所和参与密谋的人，由于害怕断送自己的年轻生命，就急忙把比预期能从他那儿得到的更多的情报告知了政府！他悔恨交加，不知所云，他建议“揭穿无政府主义者的一切秘密”。

    在前一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受侦查人如果认为所提问题不适当或涉及了个人隐私，宪兵军官就当即把问题撤回——一九三八年在克列斯特监狱，老政治苦役犯泽林斯基像小孩那样被扒下裤子用通条抽打了一顿以后，回到监室痛哭流涕地说：“沙皇的侦查官跟我说话，连称呼‘你’都不敢！”——一再举一个例子。从一篇现代的研究文章中我们得知，宪兵们拿走了列宁的《我们的部长们在想些什么？》一文的手稿，但是没有能够通过它追查出作者来。

    “在审讯中，不出所料（这里和以后的着重点都是我加的-一作者注），宪兵们从瓦涅耶夫（大学生）处了解到的东西并不多。他总共只不过告知他们，在他那里发现的手稿是搜查前几天由一个他不愿说出姓名的人放在一个包着其他东西的大包里拿来交他保存的。侦查官毫无办法（怎么？那淹到踝骨的冰水呢？盐水呢？留明的棍子呢？……），只能把手稿送去鉴定。”结果竟是一无所获——一看来佩列斯韦托夫本人是熬过了若干年监牢生活的，他本可以很容易地列举出来，如果有一个《我们的部长们在想些什么？》文稿的保存者坐在侦查员面前，侦查员还能有些什么办法！

    C-11-梅利古诺夫回忆：“那是沙皇的监狱，幸福的回忆中的监狱，现在政治犯们几乎怀着欢乐的感情去回忆它。”

    这里有一个观念的差距，这里完全是另一种尺度。正如果戈理时代以前的盐粮贩子不能领会喷气式飞机的速度一样，不经过古拉格接收站绞肉机的人，是不能完全认识到侦查机关的一大神通的。

    在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四日的《消息报》上我们可以读到：尤莉娅-鲁米扬采娃被抓进纳粹集中营的内部监狱，为了查明从这个集中营逃跑的她丈夫的下落。她知道，但是——拒绝回答！对于不知底细的读者来说，这是英勇精神的范例。对于具有古拉格痛苦经验的读者来说，这是侦查员颟顸迟钝的范例：尤莉娅没有在刑讯下死亡，没有被逼得发疯，而是在一个月后活得好好地干脆被放了出来！

    这类应当使自己心如木石的想法，当时对我还是完全陌生的。我非但没有割断温情脉脉的尘缘的准备，连那几百支法贝尔牌的战利品铅笔在逮捕时被没收，还长久地使我耿耿于怀。后来从漫长的监狱岁月中回顾对自己的侦查阶段，我没有什么理由可以自豪。我，当然，本可表现得更坚强些。在最初几个星期，我一直神智昏沉，精神颓丧。这些回忆所以没有使我感到内疚，只是因为，谢天谢地，我避免了株连任何人。可是已经差一点落到这个地步了。

    我们（与我的同案人尼古拉B）的陷入囹圄带有孩子气的性质，虽然我们已经是前线的军官了。战时我与他在两个战区作战，互相之间通信，明知部队有检查信件的制度，却忍不住在信里几乎公开地表示对最最英明的人的政治不满和责骂，该写父亲的地方，我们使用了一眼能看穿的“贼头”这个代号（后来我在监狱中讲述我的案情时我们的幼稚只是引起了讪笑和惊奇。人们对我说，这样的傻瓜是再也找不到了。我也相信这一点）。突然，我阅读关于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一案的研究著作时发现，他们也是由于同样的原因——因不慎的通信而落网的，并且只是这个情况才于一八八七年三月救了亚历山大三世的命。

    暗杀小组成员安德烈尤什金寄给哈尔科夫的朋友一封坦率的信：“我坚信（我们这里）一定会发生一次最无情的恐怖行动，而且不是在遥远的未来……红色恐怖是我的拿手好戏……我为我的收信人担心（他已经写过好多封同样的信——作者注）……如果他遭到那个那我也会遭到那个，而这是不希望发生的，因为将牵连许多很能干的人。”根据这封信进行了五个星期的从容不迫的搜查——经过哈尔科夫，目的是打探出彼得堡的发信人。直到二月二十八日才查明了安德烈尤什金的姓名——于是三月一日，在预定的暗杀前，已经带着炸弹到达涅瓦大街的掷弹者被抓了起来！

    我的侦查员H-H-叶泽波夫的办公室高大、宽敞、明亮，窗户很大（“俄罗斯”保险公司大厦不是为刑讯而建造的）——于是，利用它的五米高度，挂起了威力无穷的主宰的四米高的全身立像，对这个主宰，我，一粒小砂子，献出了自己的仇恨。侦查员有时站到他面前，演戏似地发誓赌咒说：“为他我们情愿献出生命！我们为他决心躺到坦克下去！”在这幅祭坛似的庄严法像面前，我的那些什么净化的列宁主义之类的咕咕哝哝显得实在可怜，而我这个渎神者所应得到的也只能是死亡。

    单单我们通信的内容就已构成给我们两人判刑的充足材料；从它们开始放到军邮检查机关行动人员桌上起，我和维特凯维奇的命运就已经决定了，他们只是让我们给他们扩大战果，多给他们带来些好处。但更无情的是：已经一年了，我们在行军挎包里每人不离身地各带着一份我们在一次前线会面中拟定的《第一号决议》，以便它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保存，只要一个人能活下来。这个《决议》是对我国整个欺骗和压迫制度的有力而扼要的批判，接着，像政治纲领中应有的那样，大致叙述了改造国家生活的方案，并用这样一句话作结束：“没有组织，完成所有这些任务是不可能的。”甚至用不着侦查员的牵强附会，这已是一份成立新党的文件。和它密切相关的还有我们通信中的话——胜利后我们将如何进行“战后的战争”。因此我的侦查员不需要为我发明什么花样，他只是尽力地给我还曾写过信的或曾给我写过信的所有人套上绳索，以及查出我们这个青年集团后头有没有年长的指使者。我在书信中，对我的同龄男女大胆地、几乎是鲁莽地表达了大逆不道的思想——而朋友们不知为什么仍继续同我通信！甚至在他们的回信中也可以遇到一些可疑的用语。现在叶泽波夫也像波尔菲利-彼得罗维奇那样，要求我对所有这些作出有头有尾的解释：如果我们在受检查的信中都能写出这类话，那么我们私下谈话时更能说些什么呢？我总不能向他保证激烈言论完全是信里说的吧……我得用昏昏沉沉的脑子现编一些我和朋友们见面的情形（见面是信里提到的），要编得很像真的，要和信的色调一致，要沾一点政治的边——但毕竟够不上刑法典。还要把这些解释一口气讲出来，使我的老练的侦查员相信我的单纯、技穷和彻底坦白。要使-一这是最主要的——我那懒惰的侦查员不想去清理我装在自己这个该死的箱子里带来的该死的货物——许多本用黯淡的硬铅笔写成的“战时日记”，笔迹细得像针一样的、有的地方已经蹭掉了的日记。这些日记是我想成为一个作家的奢望。我不相信我们的奇妙记忆力，因此在整个战争年代我努力记下所看到的一切（这还不算是大问题）和从人家那里听到的一切、我不谨慎地记下了我的战友们所讲的全部内容——关于农业集体化，关于乌克兰的饥荒，关于三七年，由于仔细的习惯并且因为从来没有挨过人民内务委员部的咬，所以明明白白地写上了是谁对我讲的。从刚一被捕起，当行动人员把这些日记扔进我的提箱，用火漆封上，让我把这只箱子拎到莫斯科——把烧红的钳子就夹着我的心。你看，所有这些在火线上，在死亡面前曾是那么自然的故事，现在到达了四米高的办公室里的斯大林的脚下——并且对于我那些纯洁的、英勇的、有反叛精神的战友们散发着潮湿监狱气息。

    在侦查期间最使我感到压力的是这些日记。为了使侦查员千万不要在它上面多下功夫，不从那里把前线上自由的人们的筋脉抽出来——根据需要，我表示了若干次悔过，根据需要，我对自己在政治上迷失方向表示了若干次觉悟。我被这种走刀尖的把戏弄得疲惫不堪——直到看见谁也没有被押来同我对质，直到露出终结侦查的明显迹象，直到在第四个月上把我的“战时日记”全部扔进卢宾卡炉子的血盆大口，直到又一本在罗斯遭到毁灭的长篇小说的红色残渣在那里迸散，化成黑蝴蝶似的烟炱从最上面的烟囱里飞腾出来。

    我们放风就在这个烟囱底下——在一个混凝土匣子里，那是大卢宾卡的屋顶，和六层楼平行。耸立在六层以上的围墙，还了三个人身的高度。我们耳朵听到了莫斯科——汽车鸣笛声。而宽到的——只是这个烟囱、七层楼了望台上的哨兵，以及这一小块正好罩在卢宾卡上的天空。

    啊，这种烟炱呀！在战后的第一个五月里，它不断地落呀，落呀。它在我们每次放风时都是落得那么多以至我们心里想，莫非卢宾卡在烧自己三十年来的档案。我的毁灭了的日记只是瞬息即逝的一缕细烟。于是我便回忆起三月里一个寒冷的阳光明媚的早晨，我坐在侦查员的办公室里，他提出一些通常的粗暴问题，记录着，歪曲着我的话。宽敞的窗户上结成的冰花正在融化，太阳照在上面闪闪发光。我有时真想从窗户里跳出去——纵然一死也好一现于莫斯科，从五层楼跳到人行道上碰个粉身碎骨，像在我童年时代我们一个顿河罗斯托夫的无名先驱者从窗户里（从“三十三号”）跳出来一样。在窗户冰冻融化了的地方可以看得见莫斯科的一个一个屋顶，屋顶上飘着一缕缕欢乐的轻烟。但我并不是往那里瞧，我瞧的是手稿，它像丘冈似地堆满了半空旷的三十平米的办公室的整个中部，刚刚堆在那里，还没有整理。在练习本里，在厚纸夹里，在自己装订的硬书皮里，一叠叠钉起来的和没有针起来的，或者只是一张张的纸，——手稿躺在那里，形成一个埋葬着人类精神的墓家，这个墓家的圆锥形的顶尖超出侦查员的写字桌，几乎使我看不到侦查员。于是我便对那个我不知道的人的劳动油然产生了一种兄弟般的怜悯之心，这个人昨夜被捕，而搜查的成果到凌晨已被扔在刑讯室的镶木地板上，四米高的斯大林的脚下。我坐着，一面猜想，是谁的不平常的生命在这一夜被带来遭受折磨和摧残，然后付之一炬？

    啊，有多少构思和著作葬送在这幢建筑物里！——整代毁灭了的文化。啊，从一宾卡烟囱里冒出来的烟炱呀，烟炱！！最令人感到委屈的是，后代子孙将认为我们这一代是愚蠢的、庸碌无能的、沉默寡言的，而事实上却并不完全如此！……

    要划一条直线，总共只须标出两个点就行了。

    爱伦堡回忆，一九二0年契卡在他面前提出了一个问题：“请您证明，您不是弗兰格尔的奸细。”

    一九五0年，国家安全部的一个著名的上校福马-福米奇-热列佐夫对犯人们这样说：“我们并不打算花费力气去向他（被捕者）证明他有罪。让他向我们证明他没有敌对的意图吧。”

    在这条吃人的简单的直线之间，包容着千百万人的数不清的回忆。

    多么加速和简化了的侦查呀！真是以往的人类闻所未闻的。机关根本不必花费力气去找寻证据！一只被逮住的家兔，吓得脸色苍白，浑身发抖，没有权利给任何人写信、给任何人打电话，从外面带进任何东西，被剥夺了睡眼、食物，没有纸张、铅笔，甚至没有钮扣，被放在办公室角落里的一张光板凳上，应当自己去找寻并向无所事事的侦查员摆出证据，证明他没有敌对的意图！如果他找不到这些证据（他从哪里能找到呢？），从而也就给了侦查机关说明他有罪的大概的证据！

    我知道一件事，有一个当过德国人俘虏的老人坐在这条光板凳上，摊开光秃的手指，终于做到了向恶魔般的侦查员证明他没有背叛祖国甚至没有这样的意图！真是一件丢脸的事！那怎么样呢，把他放了？哪有的事！——他是在布蒂尔卡而不是在特维尔林荫路上对我讲这件事的。在这种情况下，除了主要的侦查员外，又增加了第二名，他们两人同老人一起度过了一个安静的回忆往事的夜晚，然后两人一起在证人陈述上签了名，证明在这个晚上，饥饿的昏昏欲睡的老人在他们中间进行了反苏宣传！言者无意，听者有心！把老人转给第三个侦查员。这一位给他撤销了理由不足的背叛祖国的罪名，但一丝不苟地给他办好了同样的十年刑期的手续，因为他在侦查时进行反苏宣传。

    侦查既然不再是查明真相，因而对侦查员们自己来说，当他们办棘手的案子的时候，是履行刽子手义务，而在办容易的案子时，则不过是消磨时间，以便取得工资。

    而好办的案子始终是有的——甚至在臭名昭著的一九三七年。例如，博罗德科被控告的罪名是，他在十六年前曾经常到波兰去探望父母，并且那时没有领取出国护照（爸爸和妈妈住在离他十俄里的地方，但外交家们签字把这部分白俄罗斯地方给了波兰，而在一九二一年人们还不习惯，还照老样子往来）。侦查只用了半个小时。去过吗？——去过——怎样去的？——骑马去——得到了十年，

    KP11！（反革命活动。）

    但这样的速度有点斯达汉诺夫运动的味道，而这个运动在蓝箍帽中间是没有追随者的。按照诉讼法典，任何案件的侦查期限为两个月，在发生困难的情况下，允许请求检察长延长几次期限，每次一月（检察长当然不会驳回）。因此，白费精力，不利用这种拖延，用工厂里的说法就是自己给自己哄抬定额，那是愚蠢的。侦查员们认为最有利的做法是，在每次侦查的最初突击周内，可以使使嗓子和拳头，消耗消耗意志和性格（按照维辛斯基的说法），然后就把案件拖延起来，好多积累一些省心的老案子，少一些新案子。在两个月内终结一项政治案件的侦查被认为简直是不成体统的。

    国家的制度由于缺乏对干部的信任和灵活性而使本身受到惩罚。对于那些精选出来的干部也不信任：大概也要求这些人登记上下班时间，而对于传来讯问的犯人那更是必须进行登记，以便检查。为了保证得到附加工资，侦查员有什么办法呢？把自己的某个受侦查人传来，让他坐在角落里，提上个把吓唬吓唬人的问题——自己就忘记了他，只顾长时间看报，做政治学习笔记，写私人信件，互相往来串门（让传带员坐在那里替自己装样子）。侦查员坐在沙发上同前来的朋友安安静静地聊天，有时忽然想起来，便严厉地望着受侦查人说：

    “瞧这坏蛋！瞧他这个少见的坏蛋！好吧，没有关系，对他不吝惜这九克！”

    我的侦查员还不断打电话。例如，他打电话到家里，一面用眼睛瞄着我一面跟妻子说，今天晚上要通宵审讯，天亮前不用等他回来（我丧气了：这么说，我要通宵受审讯了！）。但马上他又拨了自己情妇的电话号码，低声细语地约定现在就到她那里去过夜（好了，可以睡点觉了！-一我的心轻松了）。

    这样，无缺陷的制度只能由执行者的缺陷来加以缓和。

    有些求知心比较强的侦查员喜欢利用这种“空白”的审讯来扩大自己的生活经验：他们问受侦查人关于前线的情况（关于那些他们老是没有时间躺到下面去的德国坦克）；关于犯人去过的那些欧洲和海外国家的风俗习惯；关于当地的商店和商品；特别是关于外国冶游场所的规矩和各种有关女人的事情。

    依照诉讼法典，检察长应当密切注视每一个侦查案件的正确进行。但在我们的时代，谁也没有在表示侦查即将终结的所谓“检察长讯问”以前看到过他。我也被带去受过这种讯问。

    科托夫中校——一个平静的、保养得很好的、无个性的淡黄头发的男子，既不凶恶也不善良，一般说什么也不是，坐在桌旁，打着呵欠，第一次浏览我的案卷。他当着我的面还用了十五分钟光景的时间默默地去熟悉案情（因为这种讯问是完全不可避免的，也是要登记时间的，所以没有必要在登记的时间之外去查阅案卷，何况那样还要把案情细节在脑子里记住几个小时）。然后他抬头用冷淡的眼光瞧着墙，懒洋洋地问我对自己的供述有什么补充。

    他本来应当问：我对侦查的办理过程有什么意见？有否侵害我的意志和违反法制的情形？但检察长们早就不兴这样问了。要是问了呢？要知道整个这个部的上干间房间的大楼，以及分布在苏联各地的五千所它的侦查大楼、车厢、洞穴和地屋，正是靠违反法制而存在的，因此不是我与他能把这种局面扭过来的。何况所有多少高级些的检察长都是取得本应由他们加以监督的国家安全邪门的同意才占有自己的职位的。

    他的设精打采，他的息事宁人的神气，以及被这些无休无止的愚蠢案件造成的疲劳样子，不知怎地也传染给了我。因而我没有向他提出关于事实真相的问题。我只是请求改正一个过于明显的不合理的地方；本案控告的是我们两个人，但对我们的侦查却是分开的（我在莫斯科，我的朋友在前线），因此，承担诉讼的是我一人，而提出的控告则是依据第五十八条11，就是说，作为集团、组织。我审慎地请求撤销第11分条的这个附加罪名。

    他又花了五分钟时间翻了翻我的案卷，喘了口气，摊开双手说：

    “有什么办法呢？一个人——是一人，两个人——就是人们。”

    他按了一下铃，让把我带走。

    不久，在五月末的一个夜晚，我的侦查员又把我传唤到那间壁炉大理石台上放着带有雕像的青铜座钟的检察长办公室里去履行“第二百零六条”，依刑诉法典条文规定，办理让受侦查人阅看案卷并作最后签名的手续。侦查员毫不怀疑会从我这里取得签名，便坐在那里急急忙忙地写起诉书了。

    我打开厚夹子的封面，在封面内侧贴着一张铅印的条文，我在其中读到了令人震惊的东西：我原来在侦查的进行过程中就有权对侦查的办理不当提出申诉——而侦查员则必须把我的这些申诉依时间次序入卷！在侦查的进行过程中！而不是在侦查终结后……

    唉呀！这个权利，后来跟我一起坐牢的几千个囚犯中没有一个人知道。

    我继续往下翻阅。我看到了自己的书信的照相复制件和不知名的注释家（如利宾大尉之流）对其中含意的完全歪曲的解释。还看到了大尉把我那小心的供词变成的夸张的谎话。最后还看到了那个不合理的地方，即我，一个单干的，却作为“集团”受控告！

    我不很果断地说：“我不同意，您的侦查搞得不合规矩。”

    “那好吧，一切从头来吧！”他不祥地咬紧了嘴唇，“我们把你弄到关伪警的地方去。”

    甚至好像已经伸出手来要夺走我的“案”卷（我马上用一根手指头把它按住）。

    落日在卢宾卡五楼窗外的什么地方放射着余辉。外头是五月。办公室的窗户，像这个部所有的外窗一样，关得死死的，连冬天的糊窗纸也没有撕掉——不许外面的热气和花香冲进这些暗室。最后一道光线已从壁炉上的青铜座钟上消失，轻轻响过一遍钟声。

    从头来？……看来死也比一切从头来轻松些。可是今后好歹还能希望得到某种生活（要是我当时知道竟是怎样的生活！……）。再说那个关伪警的地方是去不得的。而且，根本就不应该惹他生气，因为这关系到他将用什么调子来写起诉书……

    于是，我就签了名。连带十一分条一起签了名。当时我不知道它的份量，只是告诉我，它并不增添刑期。由于这十一分条我陷进了苦役营。由于这十一分条，我在“获释”后，没有任何判决，被发配去永久流放。

    但也许这样更好。没有这种种，我就不会写这本书了……

    我的侦查员，除了用不让睡觉、撒谎和恫吓等等完全合法的方法外，没有对我采用任何手段。因此，他不需要象一些恶作剧的侦查员那样，为了保险起见，在办理第二百0六条规定的手续时塞给我一份关于不泄露的甘结：我，某某人，保证永远不向任何人讲述对我侦查的方法，否则甘愿受刑罚的制裁（不知根据何条）。

    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某些省局里，这项措施是配套地进行的：打印好的关于不泄露的甘结连同特别法庭的判决书一起塞给囚犯（以后从劳动营释放时——还有一份不向任何人讲述劳改营制度的甘结）。

    又怎样呢？我们的逆来顺受的习惯，我们的被压弯（或折断）了的脊背，使我们对这种土匪式的消灭罪迹的方法既不可能拒绝，也不可能表示愤慨。

    我们丧失了自由的标尺。我们无法衡量，哪里是它的起点，哪里是它的终点。我们是亚细亚人，谁只要不手懒，谁就可以从我们这里取得，取得，取得这些无穷无尽的关于不泄露的甘结。

    我们已经搞不清楚：我们是否有讲述自己亲身经历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