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上颠跑惯了也更多经见过大世面的人，一旦不得不把自己封闭在冷清的小院里，那种寂寞和慌乱简直是不可忍受的。梆子老太关紧后门，又闭了街门，决心不复到村巷里去走动，工分也不想挣了。

    景荣老五出工去了，女儿早在四五年前婚嫁了，成了别人家里的一位成员了。儿子也在三年前娶下媳妇，因为婆媳关系不和睦，分家另过了，搬到村子东头的新庄基上去了。屋里现在剩下她一个人，没有一丝声息，老鼠公然在大白天也敢于在屋里穿游。

    透过窗户，可以看见蓝天上纹丝不动的白云，伸到屋脊上空的绿色的树梢，南坡上泛绿的梯田。春天给自然界带来了繁荣，给梆子老太带来的却是凄风苦雨啊！

    可是，梆子老太毕竟生活在梆子井的村巷里，无法把自己与世隔绝。轻柔的带着草木的清香气息的春风，从窗孔和门缝里吹进来了，街巷里的说话声，女人们的尖笑声，男人们打浑骂俏的声音，还是越过土打的围墙，传进小院里来了。她听了心烦，烦一切人的一切声音。那架在树杈上的大喇叭，把许多使她烦恼的消息倾泻下来，梆子老太仍然不能求得一个心里安静的去处。

    平反大会以后的整整三天里，白天晚上，梆子井村的男女老少，掂着烟袋，抱着娃娃，赶到胡振武家里去看望。临近村庄里的熟人，也有不少男人们走进梆子井村来，端直朝胡振武家的门楼走去。胡振武家远远近近的亲戚，提着鸡蛋和烧酒，也纷纷赶来庆贺了……

    胡振汉两口子，在搬进退赔的那三间瓦房的时候，居然在门口放了一长串鞭炮……

    胡学文家来了两位戴眼镜的记者，说是他曾经发表过文章的那家报社专门派人来访问，记者鼓励他重新开始写稿，文艺政策也放宽了……

    平反会后的第三天，就有人给胡选生介绍下对象，把女方引来和胡选生见面了……

    梆子井村的生活乱了脚步，变得沸沸扬扬的一番景象了，被柴禾垛子，粪堆和树木充塞着的街巷，由葱绿的小麦，棉苗和稻禾覆盖着的田野里，到处都议论纷纷，传说着稀罕事。

    梆子老太却出不得街门了。

    梆子老太百思不得其解，怪她的什么呢？她错在哪里呢？难道不是“四清”工作队队长亲自跑到她家里，千方百计鼓励她揭发出胡振汉的“四十一车红苕”的事吗？她当初记下这个数字的时候，不过是出于好奇，而决没有想到后来去揭发。她当贫协主任，难道不是众人举拳头选举的吗？她当临时领导小组组长，难道不是那两位解放军的命令吗？让她抓对阶级敌人的斗争，难道不是各级领导每一次会议布置的要求吗？她从公社到地区逐步去“讲用”，难道是她自己能决定的事吗？现在，梆子井村的庄稼人，不管这些事情是谁布置她做的，而只知鄙夷地朝她翻白眼了！

    大队会计花儿，尖着嗓子几乎天天晚上在大喇叭上宣布通知，有县上的，也有公社的，还有梆子井大队自己开会的通知。有的通知支书胡长海参加，有的通知刚刚被众人拥上台的胡振武参加，独独没有通知梆子老太参加的会议。贫协主任被闲置下来了，梆子老太被各级政府遗忘了，冷落了。十余年来，她在县、社两级参加了多少次各种名称的会议，会议多得她都开烦了。现在，十天半月里没有她出去开会的一次机会，似乎于生活里严重地缺少了什么。听着别人去这里那里开会，她心里很别扭，觉得自已被冷落到这样的地步，简直活不下去了。

    她有一肚子想不通的问题，决计到公社去找党委常书记问一问，现行的政策到底是啥政策？适逢花儿在当晚的广播中，通知贫协主任到公社去开会，正好。

    梆子老太早早来到公社，端直坐到公社小礼堂的前排靠背连椅上。这是公社党委常书记亲自主持的会议，足见其重要了。梆子老太不会写字，就集中精力，努力去听。

    万万没有料到，常书记宣读的文件，竟然是在农村各级政权中取消贫下中农协会这个机构的内容。文件说，以后再不提贫下中农这个说法，只说社员……梆子老太耳朵里呜呜呜响，怀疑自己的耳朵是否出了毛病？

    就是在这个小礼堂里，常书记多少次强调过，要依靠贫农下中农，抓紧阶级斗争这根弦呀！他现在却念着一份要取消贫协的文件，难道把他过去说过的话都忘记了吗？

    不管梆子老太想得通或想不通，常书记宣读的文件，却是省委郑重其事发下来的。常书记一边念着文件，一边作着解释。梆子老太心里乱糟糟的，耳朵里乱嗡嗡的，一句也听不进去。临近坐着的几个贫协干部，叽叽咕咕在小声议论，也是料想不到又不大想得通的话，夹杂着牢骚。她似乎受到鼓舞，在常书记要大家讨论的时候，第一个开口发言了。

    “毛主席说，没有贫农，就没有革命。”梆子老太像受了委屈，委屈得几乎要流泪了，口气却是怒冲冲地质问，“老人家去世了，说过的话也不算数了？”

    “黄桂英同志很直爽，把自己想不通的话直言提出来，这很好嘛！”常书记不恼也不怒，笑嘻嘻地说（梆子老太简直不能容忍这种不经心的轻松的笑），似乎早有思想准备，不慌不忙地瞧瞧众人，又笑着问，“黄桂英同志，你知道不知道，主席讲这句话，是在哪一年？”

    “‘四清’运动那年讲的嘛！”梆子老太胸有成竹，不加思索，脱口而出道，“主席刚讲下十来年，就不管用了呀？”

    有几位年轻的贫协干部吃吃笑起来，他们大约知道梆子老太说错了，而且错得太远了。

    “你大概是‘四清’当中才听到主席的这句话。”常书记不笑了，表情庄重。他在农村工作好多年，此类笑话早已不足为奇。对于没有文化的农民，这种情况是正常的，像见多识广的城里人分不清谷子和糜子一样正常。他耐心地解释说，“这句话，主席是在一九二七年讲的，离今天五十多年了。‘四清’运动当中重新喊响起来的。”

    “不管哪一年，总是他老人家讲的话。”梆子老太不仅不窘，反觉得理直气壮，“现在不管用了吗？”

    “五十多年前，地主阶级统治中国乡村，贫农受压迫，贫农是党领导的革命的中坚力量。五十年后的今天，乡村里是共产党领导了，搞农业现代化建设，要团结全体农民群众，治穷致富。情况和形势早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同志们应该想得通……”

    “我想不通！”梆子老太积聚在胸间的闷气，终于压不住了，把她在自家小院里关门自守时想到的问题，捅出来了，“现在是：五类分子张狂咧，贫下中农不香咧……”

    “黄桂英同志的这个话，我在其他村里也听到过。”常书记仍然不动气，倒显得老练而宽容，但是却认真地说，“我们也应该问问自己：脑子里有没有‘左’的东西？过去的工作中有没有过火的地方？”

    梆子老太张不开口了。过去有没有过火的事呢？这是常书记巧妙地对她的批评了。她又多么委屈、多么服不下这口气呀！多少回，坐在这个小礼堂的连椅上，常书记安排任何工作，头一条总是抓阶级斗争，最后一条总是搞生产。他安排让她去抓胡振武等人的破坏活动，现在反问她有没有“左”的东西。她忽然想到儿子骂过她的一句话：“公社干部吃公粮，挣工资，人家把你当猴耍……”她的脑子里一震，真应了儿子的话吗，顿然觉得往常里很敬重的领导者也不值得那么可亲可敬了！

    “我在公社这几年的工作中，有不少错误，主要是‘左’的思想造成的错误。”常书记诚恳地盯着梆子老太，又扫过整个会场，沉重地说，“我正在筹备党委扩大会，中心是解放思想，打破‘左’的教条。欢迎大家将来给党委、特别是对我本人提意见。”

    梆子老太安静下来了，心里的气往下泄，既然常书记承认自己“左”了，她还能“端正”吗？

    “我需要清理一下脑袋了！”常书记沉痛地说，“‘文革’中我赔了两根肋骨，重新工作以后，却搞了好多‘左’的名堂……”完全是痛心疾首的神色，对大家说，“我给你们也贯穿过不少错误的东西，咱们应该一起清理……”

    梆子老太有点难受，她忽然想哭，不是为常书记难受，而是为自己……会议结束后，她端直走出公社院子，又走出了大门。到这里来开会，大约是最后一次了，既然贫协取消了，她就什么干部也不是了！心里激起一股酸渍渍的东西，腿脚都软了，简直跟做梦一样啊！现在，她又是什么头衔也不披挂的那个弹花匠胡景荣家里的老婆了……

    梆子老太在田野里的大路上走着。收割过麦子的土地上，秋庄稼又罩上一层淡淡的嫩绿。天空高远，热气蒸腾，人们躲在屋里歇晌，还不到后晌出工的时间，田野里静静悄悄。

    ——“黄桂英同志，睡觉也睁着一只眼！”

    ——“人家是哄得憨狗咬石狮子……”

    那些胖的或瘦的各级领导的脸孔，和景荣老五憨厚的黑脸同时在眼前迭印；那些领导们热情赞扬她的话，和景荣老五的冷言冷语同时在耳朵边响起，不光彩的记忆啊！

    包谷苗儿蓬蓬勃勃长起来了，棉花已经开花坐桃了，一片连一片的包谷，一块接一块的棉花，田野这样静溢。梆子老太走着，真想坐在地楞上，放声痛哭一场，胸间的酸水积得盛不下了，哭一场，也许会轻松一下。既没有丧事，又没有闹家庭纠纷，平白无故地在这儿哭嚎，遇见路过的熟人，会怎么说她呢？

    梆子老太终于忍住没有哭，走回梆子井村了。从来也没有像今天感到如此疲倦。走到村口，梆子井村通往南坡和河川的几条土路上，男男女女扛着工具去出工。从楞坎上朝河川里一瞅，在白杨参天的机耕大路和灌溉大渠交叉的拱桥上，站着两个人，梆子井大队支部书记胡长海和新任大队长胡振武，两人穿着汗夹，站在一堆，对着广阔的河川指指点点，大声说着什么。她心中不知是一种什么滋味，转头走回村子里去了。

    走过代销店门口的时候，她听见几个婆娘说话的声音：

    “多日不见梆子老太，怪想的……嘿嘿嘿！”

    “你想听她敲梆子了？耳朵刚清闲下来……”

    “梆子长，梆子短，梆子从早敲到晚。不怕风刮日头晒，单怕梆子黄老太……哈哈哈……”

    “嘻嘻嘻……”

    梆子老太吐一口唾沫，走过去了，真是墙倒众人推！

    她一走进院子，看见景荣老五扛着长柄锄头，准备去出工。梆子老太再也忍不住，扑到景荣老五怀里，失声痛哭了。

    “这……咋咧？”景荣老五扔下锄头，扶住老伴，“看人家盯见……笑话……”

    “唉嗨嗨嗨嗨……”梆子老太浑身都软了。

    “这……”景荣老五也难受了。他能理知老婆的心情。虽然她过去不听他的话，而今落到这样难受的地步，他不给她宽心，还有谁呢？她毕竟跟他过了一辈子穷苦日子，给他缝衣绱鞋，虽然针脚粗放，总是能在下雪以前穿上棉衣，春天来到时换上单衫啊！再说，她是被人家哄弄得昏头昏脑了，没主见的傻女人……

    “我现时才明白……”梆子老太被老汉搀扶进屋里，拍打着景荣老五的胸膛，哭着说，“只你是……我的……实在的亲人……”

    景荣老五也难受了，鼻腔酸酸的，抽一下鼻子，想再安慰老伴几句，却没词儿了。许久，他只能用自己的老话安慰说：“过去的事……错的对的，都甭想了！咱过咱的……日月……”

    不管梆子老太心里怎样想，急骤变化着的生活，还是把她从关紧前门和后门的小院里挟裹进梆子井村男女社员中间来了。

    胡长海和胡振武召开社员大会，要在队里划分作业组了。她不参加别的会议问题不大，这个会不参加是逃脱不了的。人家划成作业组劳动，她跟谁在一起挣工分呢？日后分粮呢？

    她坐在会场偏远的边角上，再不想到人前走动了。胡振武宣布了作业组的组合办法，胡长海叮嘱了几件应该注意的事项，就把男社员划定到会场东边，女社员划到西边，让他们去商量，去自由结合，去选择自己的组长，原则是：人合脾气马合套，不要勉强。

    妇女们叽叽嘎嘎的笑声，喊声，吵闹声覆盖了整个会场，显得聚积在会场东边的那些男子汉们太老实了。她们公开地互相串联，互相靠拢。很快地，那些老婆、媳妇和姑娘们，划归成三堆儿了，而且推举出三个组长来。

    梆子老太远远地坐在一棵伐倒的榆树干上。没有人来拉扯她入组。年轻女人没人拉她，老婆婆们也没人来拉她入组，全都远远地躲避到一边去了。梆子老太坐在那儿，难堪地听着那些婆娘女子们叽叽喳喳地笑闹，冷眼瞅着会场。她不想向任何人低头下气，申求她们收留自己入组。她知道她们讨厌她，她也在这样的场合里抹不下脸呢！看你胡长海怎么办吧！总不能把我排除出梆子井吧？

    胡振武接过三个妇女组长送交给他的名单，一一审查着，问她们：“再看看，把哪个女社员漏掉了没？”

    “没有。”三个组长说。

    “没有参加会的人呢？还有今日不在家的……”

    “唔！小牛妈到她娘家去了，划到俺组吧！”

    “还有谁，齐摆摆数一遍！”胡振武大声说。

    胡振武说着，抬头看到人堆后边坐在榆木树干上的梆子老太，又低头查看分组名单，没有发现黄桂英的名字，似乎明白了什么，问：“黄老太划在谁的组里了？”

    梆子老太立即偏转开脸，心想：明知没有人收留我，你大声咋唬，故意丢我的面子！

    三个妇女都不说话。很明显，谁也不愿意要梆子老太入组。

    “搁到你那一组。”胡振武命令似地对他的儿媳妇说，“再甭推委了，再推下去不好了。”

    怀里已经抱着一个会笑的娃子的陕北媳妇兰铃铃，没有说话，完全体察到了作为大队长的阿公的难处，抱着孩子走到她的那一堆组员跟前，操着陕北调儿说：“就这样吧！算我主观一回，要不，我也不当组长了。”

    组员们勉强同意了。解放从陕北山区娶来的这个媳妇，到梆子井村几年来，以她的率直、朴实和勤劳，赢得了男女老幼的夸赞，甚至那一口生硬的陕北话儿，听来也别有风味。梆子井的庄稼人崇尚正直和勤劳，并不狭隘地一律排斥外地人。她们一致推举她当作业组长。

    “黄老太，参加我们这一组吧！”兰铃铃抱着孩子，走到梆子老太面前，毫不介意这位曾经刁难过她和解放结婚的前梆子井大队的掌权人。像什么事也不曾发生过，或者是因为过去发生过那件令人反感的往事，今天更需要毫不介意地和这位长辈相处，总之，兰铃铃态度自然，说话得体，一切都恰到好处，“走吧，黄老太，咱们组里还得订几条劳动纪律哩！”

    好多人在悄声叨咕，看着混混乱乱的会场一角里的这段小插曲，更加佩服这个陕北来的媳妇，心肠好，肚量大，不记恨人……

    梆子老太反倒不知如何是好了。她的脸热臊臊地难受，似乎血液一下子全都涌到面部来了。这个因为要“找一个产粮的地方”而愿意走进当时是敌人的胡振武家门楼的陕北姑娘，笑盈盈地站在她的面前，拉扯她去入组，梆子老太从心底里惭愧了。

    太令人尴尬了！梆子老太不好意思立马应诺，又没有力量拒绝，难在人家面前开口呀！

    “好咧！”兰铃铃像是摸透了她的心思，也就转过身走了，唱歌似地畅快地说，“我把你的名字写上了！黄老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