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土地和一个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二者之间的关系是这样的：这片土地可以从这个人身上碾压。这个人必须接受它的重量，尽管他承受不了这个重量。人们在承受这片土地：用脚底，用指尖，用脖子，用喉咙。

    承受是相互的。

    这片土地也在承受一个人，如果他成年累月地关门、开门、进家、上火车、在头脑里承载东西。他知道，这儿是玉米地，那儿是冷杉林或桦树林，那儿的下面有水和沙子。他知道这里每一年的冬天，每一年的夏天。他知道庄稼什么时候长什么样，甚至也包括杂草。他知道灰尘是什么气味，雪是什么味道。

    他质疑一切：也包括这片土地系挂在他身上的重量，也包括他系挂在这片土地上的重量。可以看见一根细细的、承受着双重重量的线。

    这片土地的境况越差，这个国家的境况就越好，这片土地就会愈加退缩到国家的身后。每天挪动一点点，可以感觉出来。

    在独裁专权的国家，能看见的已经不再是国家下面的这片土地。凡是生长的，或者飒飒流动的，或者盛开的，都有一只眼睛。就连立着的、卧着的，也都有一只眼睛。也包括人行道、房门、火车车厢，也包括云彩。一切都受到了监视。已经不再有人自问为什么了。人们不再自问，因为人们得过且过，就如同生活在一个没有指针的表盘上，如同生活在靶子上。

    如果眼睛不是从外盯过来，眼睛就会在自己的眼睛后面，朝头脑里面看。

    如果监视不是在真实中存在，那就是存在于观念中。它永远都是真实的。这个监视永远不是为了发明而发明出来，为了幻想而幻想出来的，因为它不是没有理由的。来自内部的恐惧是外部威胁的延伸，监视的延伸。它不必像监视那样先行制造恐惧，它由已经存在的，一直在头脑里存在的恐惧组成。一直存在的、在头脑里存在的恐惧有固定的位置，就在两眼之间，如同心脏在肋骨之间。由于它不是来源于外部，因此它是无限的。它是对外部威胁的反射。内心的恐惧在头脑里比因为某种具体的原因而源于外部的恐惧更具啃噬的作用。

    在一片在国家面前退缩的土地上，人们因外部的威胁和内心的恐惧而不得不去琢磨每一个人，每一个在他周围哪怕只存在片刻的人。人们盯着每一张脸，然后下判断。为了保护自己，人们躲进人群中。人们在多重土地上倾听和说话，然后穿透它。人们也在多重土地上沉默。在这些年中，所有相互遇见的人都在内心中发烧，都在生长一种贪婪。一种刀刃一般的对他人的注意。刃口朝外也朝里。它没有节制，人们无法将它排除。一把弹簧刀，可以在衣服口袋里自动弹开，或者在握紧的手中自动弹开。

    将人和人牵连在一起的那些细细的线一头连着那些让人心生恐惧的多数人，一头连着人们把自己的恐惧讲给他们听的少数人。人们把自己头脑中的恐惧传递下去，接过这种恐惧的那些少数人，人们称他们为朋友。

    由于人们习惯于仔细看，所以发现朋友也犯错误。他们有错误并且犯错误，他们的错误和自己的很相似，很痛苦。人们不喜欢在别人身上看见和自己相似的错误。人们在自己身上感受到的那种不快会让人变得无法捉摸。声音经常比演讲时还要大。虽然是在说别人，但是言语却是在抽自己的脸，抓自己的喉管。这些都在扯拽将人和人牵连在一起的那些细细的线。

    友谊经常被弄颠倒。于是脚底板跑到了上面。因为恐惧而缩起的手指差不多快要蜷成拳头的形状了。

    很奇怪，但是的确如此，这种已经习惯了千难万险的友谊是深厚的，它牢固。这种患难中的诚实，那种肆无忌惮反而把友谊变得谨慎和可靠。

    如果人们离开了那片在一个国家的统治下早已消亡了的土地，承载在这片土地上的重量便会滑落掉。人们的脚下便没有了所有的承载，而是把所有的承载都放在了额头的后面。具体的东西消失了。人们什么也没有带走，只带走了自己和系挂在他身上的承载。脑海里，那片土地的画面在以朋友为轴心来回摆动着。

    每一个消息都会让人联想到他们。有收音机里的声音，电视机里滋滋声，报纸上的句子。

    那片土地在额头后面的存在无边无际地延续着，因为它抖落掉了全部的具体的东西。不，人们再也不想回去了。人们每天都在这么问自己。对，这是对的。

    人们有了新朋友，给他们讲过去的事。看见新朋友不知道什么是潜在的恐惧，不知道这种恐惧就如同心脏的位置在肋骨之间一样，在头脑里有固定的位置，人们感到欣慰。

    马科斯?弗里施在他的文章《洛卡诺药剂师的梦》中借一个被发配到异国他乡的药剂师之口说：“他们在白天都挺友好。撇开冬天阳光很少的土地不谈，能让他们相互凑在一起的只有大伙儿彼此之间的卑鄙和下作。但是只要不是在这儿出生的，就不必操这份心。”

    新结下的朋友关系光滑而且软和。患难中的诚实和谨慎的肆无忌惮，这种局面以后再也不会出现。同新朋友在一起是那么的惬意，于是内心中又产生了另外一种恐惧：怀疑自己会把一切都不再当回事。

    1990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