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到夜柿，已是民国四十二年的春尽，在已经获得年余安定的中缅边区，表面上显得平安无事，我到猛撒总部报到，只有寥若晨星的几个低级军官在那里，身负重责大任的处长级军官们都在曼谷，我到副官处坐了一会，吸了一根烟，办公桌上铺着一层在那广大盆地中不容易聚集起来的灰尘，我又到我过去住过的竹寮里张望，一个人正在蚊帐里呼呼大睡，想去反共大学看看有什么朋友在那里，走到门口，遇见郭全，从这位警卫营的排长口中，知道副总指挥李则芬将军，和李则芬将军的老师，也是总部参谋长杜显信将军，还在猛撒。

    “他们为什么不去曼谷？”我喊。

    郭排长困惑的望着我，我只好不自然的向他笑笑，感谢上苍，当萨尔温江大战初起，孤军几乎全军覆没之际，李弥将军飞返台湾，其他高级官员都去了泰国和香港，幸亏有李则芬将军和我们全军衷心信托的杜显信将军，亲率援军增援拉牛山，写到这里，我有说不出的积郁和忧伤，我们真正是一个没有亲生父亲的孤儿，在最需要扶持的时候，每一次都遭到悲惨的遗弃。

    通讯连转来政芬的电报，告诉安岱的噩耗，我续了一个星期的假，租到一匹马帮的川马，星夜赶回夜柿，可怜的安岱，她连父母给她的双倍的怜爱，都无福享受，自从曼谷回来，因为借贷太多，每月付租金不是长久之计，便搬到匹科居住，匹科位置在国境河边，几个兄弟帮我们搭了一座三间大的草房，谁也想不到，这三间草房，竟成为我那小女儿葬身之所。

    因为住地偏僻，孩子们找不到淘伴，做哥哥的又万分不愿意和妹妹游戏，因为他的妹妹是太傻了，做哥哥的年龄还小，还不知道妹妹是个白痴，他只嫌她呆笨，一吃过饭，安国疯了一样往市区奔去，妹妹就啼啼哭哭地跟着，每次都被政芬苦苦的哄住，只有那一次，她那拙笨的小脑筋使她溜开母亲的视线，向她的哥哥追去，等到母亲发觉情形有异，喊叫着也追上去的时候，她的小身躯已横躺在路旁，小腿上血流如注，是毒蛇咬了她，还是被树枝刺破，破伤风菌传染进去，还是其他什么，一直到今天，我们都不知道，孩子死的那么快，政芬把她抱到家，刚放在床上，她的小眼睛已经闭上了，没有一句声音留下来，似乎是她到死都怨恨她的无能父母，生下她却不能养她长大成人。

    我赶回夜柿的时候，孩子尸体已发出臭味，我把她抱在怀里，哭不出眼泪，我用舌头舔她那痴呆的小脸，她连一声傻笑都不会回答了。

    就在茅屋旁边，我为她砌了一个坟，竖了一块小小的墓碑，上面刻着，“中国游击战士之女邓安岱小姑娘之墓”，去年，当我奉命去淡棉加运输给养，我还特地潜赴她那小小的墓前，哭唤几声，经过五年的风吹雨打，茅屋已颓，只有那块石碑还矗立在那里。我不知道她那无知的灵魂，会不会听到我的声音。而现在，又是一年过去，也不知那坟是否无恙，我每天幻想着有一天重返故土，纵隔千山万水，我也要把她的小小骨骸，运回我的祖茔，使她永依在父母身旁，不再害怕孤独。

    为了安岱的死，我们举家搬到猛撒，政芬和我都不是迷信的人，但我们仍到华侨铺子里买了很多纸帛钱焚化，我还给孩子写了一封长信，使她在冥冥中长大后，能记得做父亲的无限恨悔，然后，在政芬大哭声中，我们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