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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她坐人力车到了胜利大厦。陈主任在门口等候她。他陪她上楼。他已经在餐室里定好了座位。他帮忙她脱去大衣,让她坐下来。他坐在她的对面。他含笑地望着她,看得她有点不好意思。她便开口先说:

    “飞机票弄好了吗?”

    “弄好了,大后天走,”他换了一个比较紧张的表情回答。

    “很好,那么再见了。明年还回来罢?”她笑着说。

    她这笑容使他不知道她的真意是什么,但是这鼓舞着他。他做出恳切的表情,低声说:“树生。”他唤她的名字,这还是第一次,以前他都称她为“密司曾”。她听见这个称呼,吃了一惊,脸微微红一下。他接下去说:“我刚才得到可靠的消息,敌人已经打进了都匀,看这情形是挡不住的了,还有谣言说贵阳已经靠不住了。”

    “不会这样快罢?”她摇摇头说,极力掩饰她心里的恐惧。

    “快得很,简直叫你想不到!”他差一点要把舌头伸出来了。这时茶房端上汤来,他连忙把嘴闭上,低下头拿起汤匙喝了两口汤。“你打算怎么办?”

    “我吗?我往哪里去呢?我还不是留在这个地方!”她故意笑着回答。

    “那么日本人打来怎么办?”他又问。

    “等他们打来再说。来得及就逃,来不及就躲到乡下去,”她故意装出不在乎的神情答道。她埋下头喝汤。

    “这样不行,日本人来,会到乡下找花姑娘的。你还是早走的好,行里的事没有问题。我有办法给你弄张黑市飞机票,你大后天跟我走,”他做出严肃的表情说。

    “大后天太快了,我来不及,”她说,抬起眼睛看他,又埋下头去。

    “你还嫌快?日本人来得更快啊!”他着急地说。“这是一个好机会,错过了就不容易找了。我说的全是真话,现在局势的确很严重,请你早点打定主意。”

    她并不作声。她开始在思索。丈夫的没有血色的病脸,母亲的憎恨与妒忌的眼光,永远阴暗的房间。……还有湘桂路上逃难的故事,敌人的暴行……这一切全挤到她的脑子里来。她的心乱得很,她无法打定主意。她不能再装假了。她放下汤匙,抬起头叹息地说:“我目前怎么走得了!”

    “走不了?你记住这是逃难的时候啊。你家庭不是很简单吗?你还有什么丢不下的!”他说。他知道她有一个丈夫和丈夫的母亲,他也知道她丈夫多病,她又跟那个母亲合不来,他也知道她不大喜欢她这个家。他却不知道她还有一个十三岁的男孩。他也不知道她“丢不下的”还是那个多病的丈夫。

    “太快了,让我多想想,”她摇头说,她不希望他再拿这样的话逼她。她不愿意马上就决定这个大问题。

    “那么我明天早晨听回信,过了明天就难弄到飞机票了,”他说。

    “等我想想看,”她沉吟地答道;但是接着她又摇一下头。“我看还是现在回答你罢:我不去了,”她含笑说。

    “这是一个最后的机会,你不能放过啊,”他略略变了脸色说。“你不应该为你家里的人牺牲,他们都不关心你,你何必管他们的事。”

    汤盆早已收去,现在换上了炸鱼。她低着头,不做声。

    “树生,你多想一想。你不能这样白白牺牲你自己啊。你还是跟我一块儿走罢,”他恳求道。

    “但是他们怎么办?”她好象在对自己说话似地说。

    “他们会照顾自己,你不走对他们也没有好处。你走了,还可以给他们留一笔不小的安家费。”

    “可是他——”她原想说“他在生病”,但是刚说出“他”字,她忽然住了口。应该说是那张黄瘦的病脸堵住了她的嘴。她不愿意在这个年纪比她小两岁的男人面前提到她的丈夫。这太寒伧了。

    “在这种时候,你还想到别人,你的心肠太好了,”他连忙接下去说。“可是心肠好,又有什么用?你只有白白牺牲你自己,太不值得!”

    他这几句话她听起来不大入耳,他冷冷地说一句:“不走也不见得就会死罢。”

    “树生,你不知道,战局多严重。我并不是在跟你开玩笑,”他着急地说。

    “我并没有说你在开玩笑,”她说,微微一笑,接着又说:“不过这里有千千万万的人,你为什么就关心我一个?”

    “因为我——”他答道,但是她害怕听他说出下面的话,她已经明白他的意思,她脸一红,连忙用别的话打岔了。

    到最后喝咖啡的时候,他们忽然听见邻座一个人说:“我决定全家搬回乡下去。你呢?不可不早打主意啊。”

    “我才逃到这里来,已经精疲力尽了,还有什么办法呢?”另一个声音回答。“我们这些‘脚底下人’①,要逃都没有去处。”

    “你听他们的话!”陈主任低声提醒她说。“可见时局的确严重。你非跟我走不可!”

    “要走也没有这样容易,我有许多未了的事啊,”她须口答道,她有点害怕,她的心思更活动了。

    “这个时候还管那些事情!你不必多讲了。你准备大后天走罢,”他激动地说。

    “听你这口气,好象你要强迫我跟你走,”她微笑说,故意掩饰她的迟疑不决。

    “当然,因为我关心你,”他用了颤抖的声音说。他伸过手来拿着她的一只手。

    她埋下头不作声,慢慢地把手缩回,过了两分钟她忽然站起来,低声说;“我要回去了。”

    “等两分钟,我送你回去,”他连忙说。她又默默地坐下来。

    陈主任付了帐,陪着她走下楼。他们站在大厦门前。几辆汽车叫吼着一齐开到前面空地上来。人声嘈杂。盛装的淑女、贵妇和魁梧的外国军官从车中走出,鱼贯地往旁边跳舞厅走去。

    “不象就要逃难的样子。我看那些话都是谣言,”她疑惑地说。

    “谣言?你还不相信我的话?”他不以为然地说。“我敢说不到一个星期,这班人都会溜光的!”在他的脑中这个城市的前途是一片漆黑,除了毁灭,他再也看不见什么。

    “可是走不了的人也很多,能走的究竟是少数,”她感慨地说,她又觉得她的丈夫很可怜。

    “不管怎样,有办法走的人总得走啊,”他说。

    他们慢步穿过汽车中间的小块空地,慢步走出了巷子。

    “现在回家未免太早。我们散散步好不好?”陈主任提议道。

    “我想早点回去,”她低声回答。

    “迟一点也没有关系,你迟半点钟回家,不会有什么不方便。我想你在家里一定很寂寞,”他说。

    她觉得末一句话搔着了她的痒处。她想拒绝他的提议,她想分辩说她在家里并不寂寞,可是她的心反抗。她咬紧嘴唇,什么话也不说。她的脚却顺从地跟着他的脚步走去。

    夜并不深,可是显得十分凄凉。街灯昏暗,店铺大半关了门。只有几家小食店还在营业,虽不冷静,却也没有往日那样热闹。寒风暗暗地吹着。路上的行人和车辆都带着怕冷的样子匆匆地逃走了。

    “你看,一切都变了,”他带着一点威胁的调子在她的耳边说。“过两天还要更荒凉!”

    她不讲话,只顾埋头跟着他的脚步走。她的眼前还浮动着胜利大厦门前淑女贵妇们的面影。“她们都比我幸福,”她不平地想道。

    他们走过她住的那条街口,她甚至忘记抬头看一眼她的家所在的那座楼房。他们走向江边。他们顺着那条通到江边去的马路走着。马路蜿蜒地向下弯。他们转下坡去。在中途,在可以望到对岸的地方站住了。他们靠着石栏杆,眺望对岸的星星似的灯火。江面昏黑,灯火高低明灭,象无数只眼睛在闪动,象许多星星在私语。

    就在这一段马路上,离他们有二十步光景,有一对恋人似的青年男女,也靠着石栏杆。两个人咕噜地一直讲个不停。

    “我在这个鬼地方住够了,也应该走了,”他自语似地说。

    “住在这里,觉得这里不好。到了别处去,又不知道怎样,”过了半晌她也自语似地说。

    “无论如何总比这个鬼地方好。兰州天气好,是出名的,”他接嘴说。

    “我要是去兰州,我的工作不会成问题罢?”她忽然问道。

    “不成问题。包在我身上!”他兴奋地说。“那么你决定了!”

    “我还是决定不去,”过了一会儿她才回答一句。他不知道她是在说真话,还是开玩笑。

    “我们明天再谈去兰州的事,今晚上不要再提这种事情,”他连忙岔开说。“你看夜多么静,我真想写首诗。”

    最后一句话差一点惹她笑出声来,但是她竭力忍住了。她含笑问道:“陈主任还写诗吗?”

    “我新诗旧诗都爱读,也偷偷写过几首,写得不好,怕你见笑,”他带点慌张、也带点得意地答道。

    “没有想到陈主任还是位诗人,我倒想拜读陈主任的诗,”她说。

    “你不要再叫陈主任,你就叫我的名字,叫我奉光罢,”他央求道。

    “我们叫陈主任叫惯了,改不过口来。还是叫陈主任顺口些,”她带笑回答说。她有点兴奋。她起了一点幻想,连自己也弄不清楚的幻想。

    “横顺以后要改口的,”他想出这句双关活,他自己也很得意,故意停了一刻,才补上一句:“在兰州我是经理了。”他笑了笑。

    “我们将来逃到兰州来,没有办法,向陈经理要碗饭吃,你不要板起面孔拒绝啊,”她也故意笑着说。

    “将来?你不是大后天就走吗?”他半开玩笑地说。

    她的身子微微颤抖了一下。她觉得他的热气喷到她的脸颊上来了。她便把身子移开一点。“我还没有决定啊。”接着又加一句:“我不能够丢开他们一个人走。”

    “你不能放弃这张飞机票啊。而且你不应该为别人牺牲你自己。而且你先走,他们可以随后跟来,而且……”他着急地说,他把一只手突然伸出去轻轻搂着她的腰。她想避开,但是已经来不及了。她觉得自己脸红,心也跳得厉害。她没有功夫分析她这时的心理。她极力约束自己。她打断他的话:“你看对岸,看江面,看我们周围,多宁静,多和平。大家都很安静,我们何必自相惊扰。你有任务当然应该走。可是我赶去做什么呢?”

    “因为——因为我爱你啊,”他鼓起勇气激动地在她的耳边说。

    这句话对她并不全是意外,但是她仍然吃了一惊。她浑身发热。心跳得更急。她有一种形容不出的异样的感觉。她不知道怎样回答他才好。她把头埋得更低,眼睛望着黑暗的水面。

    “你现在知道我的心了。你还不跟我走么?”他还在她的耳边絮絮地说。

    她看见丈夫的带哭的病脸,他母亲的带着憎恶的怒容,还有小宣的带着严肃表情(和他的小孩脸庞不相称)的苍白脸,她摇着头痛苦地说:“不!不!不!”他以为她在表示她不愿意跟他走,可是她自己都不知道这三个“不”字里含着什么意思。

    “为什么还说‘不’呢?难道你不相信我?”他温柔地问道,一只手还放在她的腰间。他俯下头去,想看出她脸上的表情,可是他的头刚刚挨近她的脸,闻到一股甜甜的粉香,他就大胆地伸过嘴去亲了一下她的左边脸颊,同时放在她腰间的右手也搂得紧些了。

    “不!不!”她吃惊地小声说,连忙挣脱他的手,向后退了两步,脸涨得通红。他也跟到她身边,还要对她讲话,刚说出一个“我”字,她忽然摇摇手说:

    “我的心乱得很。你送我回去罢。”她又害羞,又兴奋,可是又痛苦;而且还有一种惶惑的感觉:她仿怫站在十字路口,打不定主意要往什么地方去。

    “可是你还没有回答我啊,”他低声催促道。

    她不作声。她的脸仍然发热,左边脸颊特别烫,心不但跳得急,好象还在向左右摇来摆去。她没有一点主意,她的脑子也迟钝了。江面上横着一片白蒙蒙的雾,她也没有注意到雾是什么时候加浓的,现在却嗅到雾的气味了,那种窒息人的、烂人肺腑似的气味。夜在发白,雾弥漫到岸上来了。雾包围着她。她除了他外,看不见一个人。那一对青年男女已经被雾吞食了。她有点胆怯。她仿佛听见一个熟习的声音轻轻说着:“我只会累你们。”她打了一个冷噤。她再说一句:“我们还是回去罢。”先前被引起来的那一点浪漫的情感已经消失了。

    “时候还早呢!我们再找个地方坐坐好不好?”他说。

    “我想早点回去,”她短短地说。“明早晨八点钟我在冠生园等你。”

    “那么你明夭一定要回答我啊,”他郑重地叮嘱道。他很高兴,他相信她一定会给他一个满意的回答。

    “明天,好的,”她点头答道。她把左手插在他的右胳膊底下,挽着他的右膀,走下人行道,向浓雾掩罩的街心走去。

    他们默默地走了一会儿。他忽然关心地问她:“你家里有什么事情吗?你今天好象不大高兴。”

    “没有,”她摇摇头说,她仍旧挽住他的膀子在雾中走着。她有一种茫然的感觉。她有一点怕,又有一点烦,她只想抓住一件东西,所以她更挽紧他的膀子。

    “这样离开你,我实在不放心,”他又说;“你在这里不会过得好。”

    他的话使她想到别的事情。她觉得心酸,她又起了一种不平的感觉。这是突然袭来的,她无法抵抗。她想哭,却竭力忍住。没有温暖的家,善良而懦弱的患病的丈夫,自私而又顽固、保守的婆母,争吵和仇视,寂寞和贫穷,在战争中消失了的青春,自己追求幸福的白白的努力,灰色的前途……这一切象潮似地涌上她的心头。他说了真话:她怎么能说过得好呢?……她才三十四岁,还有着旺盛的活力,她为什么不应该过得好?她有权利追求幸福。她应该反抗。她终于说出来了:“走了也好,这种局面横顺不能维持长久。”声音很低,她象是在对自己的心说话。

    “那么就决定搭这班飞机罢。到了兰州一切问题都容易解决,”他惊喜地大声说。

    “不!”她惊醒般地说。但是接着她又添上一句:“我明天回答你。”

    “明天?这一晚上的时间多长啊,”他失望地叹息道。

    “我得回去好好想一想,这回我要打定主意了,”她说,她并没有感到爱与被爱的幸福。她一直在歧途中徬徨,想决定一条路。可是她一直决定不了。

    “那么你明天不会拒绝罢,”他结束地说,希望还不曾完全消失。“明天八点钟在冠生园,我等你答复。”

    “明天我也许会决定走,”她说,“这里的雾我实在受不了,好象我的心都会给它烂掉似的。这两年我也受够了。”她心烦,她想反抗。可是她的眼前只有白茫茫的一片雾。她看不见任何的远景——

    注释:

    ①“脚底下人”:当时重庆人常常称江浙等省的人为“脚底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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