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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守成之君 六 敲竹杠

    1、萧太后耐不住寂寞

    西北的战火在燃烧,北边的盗贼又来打劫了,这个强盗就是契丹人。

    宋朝和契丹自澶州议和以后,两国各守疆界,互不相侵犯,北方的牧民放心地漫山遍野地放牧,南方的农民安心地出来种地。两国的边境还设立了贸易市场,北方的牧民将他们的畜产品拿到市场里,交换南方百姓的农副产品,互通有无,各取所需,老百姓们过上了较为安定的日子。

    这就是宋真宗赵恒当年拿钱买和平、签订澶渊之盟所想得到的结果。

    澶渊盟约签订之后,宋朝把对契丹的赔款列入了财政预算,每年如约按期拨款,或派使臣送过去,或契丹派人来取款,相互之间是一团和气。两国的皇室有什么红白喜事,彼此还要派遣使臣前往,或庆贺、或吊丧,像走亲戚一样。宋与契丹两国,真正成了兄弟之邦。

    澶渊之盟是景德二年(1005年)一月签订的。此后不久,萧太后燕燕于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十二月去世。(签订日期为公元1005年一月,因此与景德元年不同。)

    萧太后虽是女流之辈,却也是巾帼不让须眉,她的智慧和谋略丝毫不输于男人。遗憾的是,这样一位在政坛上呼风唤雨的人物,在感情上却相当不幸,老公过早地去世,使她寡居宫中,白天忙于国事倒不觉得怎么样,晚上守着一盏孤灯,看着镜子里自己的姣容,未免是顾影自怜,备感孤独。

    正当萧太后形单影只之时,有一个人进入了她的视线,他就是东京留守韩匡的儿子韩德让。韩德让貌似潘安,才同宋玉,算得上一个人才,这一天站列于朝班,一下子就引起了萧太后的注意。为了猎取韩德让,萧太后也算是下了血本,授韩德让政事令,禁军总头领之职。

    韩德让本是契丹大将韩延徽的后裔,虽然是将门之后,但突然沐此厚恩,实在是有些受宠若惊,对萧太后感激涕零。

    萧太后做好这些前期工作后,直接召韩德让进宫。韩德让进宫之后,萧太后什么也没有说,赐给他一碟禁脔,脔就是小肉片,禁脔就是宫中特制的小肉片。

    韩德让也是一个情场老手,立即体会到萧太后的用意,同时也明白了自己突然青云直上的原因。高官厚禄,再奉上一个投怀送抱的美人,这样的好事,是任何男人都难以拒绝的。当夜便留在宫中,对萧太后是极力奉承。萧太后是久旱逢甘露,乐得心花怒放,两人大有“相亲恨晚”的感觉。不久,萧太后又赐韩德让姓名为耶律隆运,拜大宰相,加封晋王。

    契丹主耶律隆绪还是一个孩子,管不了萧太后这些风流韵事,后来逐渐长大了,却已经是司空见惯,没有什么奇怪的了。所以,萧太后和韩相,不啻伉俪一般。等到萧太后病逝以后,韩德让也无疾而终,与萧太后同赴了黄泉路,一对同命鸳鸯,到阴司地府做合法夫妻去了。

    契丹主似乎对韩德让心存感激,因为他给母后带来了快乐,韩德让死了以后,他竟将韩德让安葬在萧太后的坟墓旁。

    2、较量

    萧太后是澶渊和约的当事人,活着的时候,也信守盟约,与宋友好往来。

    萧太后死了以后,事情似乎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乾兴元年(1022年),赵宋真宗皇帝去世,赵祯即位的时候,契丹主耶律隆绪派使臣到汴梁祝贺、吊祭。宋、辽两国仍然是兄弟之邦。

    宋的丧期刚过,契丹主竟在两国边境举行大阅兵,声言要到幽州狩猎,其实,这是对宋采取的一种试探行动。他想看看,赵宋这个没有长大的皇帝怎样处理这件事情。

    赵宋当时是刘太后垂帘听政,军国大事经刘太后裁夺之后,再由皇帝赵祯签字画押发布执行。宋廷见契丹屯兵边境,担心他们乘机入侵。有人建议调动军队去边境加强守备。时任宰相的张知白是个明白人,他似乎看出了契丹人的用心,他认为,宋与契丹订立了盟约,两国互不开兵。契丹人的这次行动,可能是试探行为,如果宋向边境派兵,宋就有挑衅的嫌疑。这样,契丹人就有了借口。为了防止万一,张知白出了一个主意,就以那里的河道阻塞,朝廷以疏通河道为名,征调民工到那里去。实际上,这些征调的民工都是士兵。太后与赵祯采纳了这个建议,那些脱掉戎装的士兵,装扮成疏通河道的民工上了前线。

    契丹人似乎也闻到了什么味道,大张旗鼓地搞了一次阅兵仪式后,草草地收兵了。这是澶渊和约签订之后宋、辽之间的一次不见硝烟的较量。

    3、陷害

    天圣九年(1031年)六月,耶律隆绪死了。

    耶律隆绪临死之时,遗诏太子宗真继位,他嘱咐宗真说,一定要信守同宋的盟约,不得毁约。宗真含泪受命。

    宗真即位后,改元景福,尊耶律隆绪为圣宗。

    七月,派遣使臣到宋报丧,宋廷派遣龙图阁待制孔道辅前往契丹庆贺、吊丧。宋、辽两国之间的关系仍然很好。

    宋真宗皇帝去世,赵祯即位之时,契丹主也派使臣到汴梁祝贺、吊祭。两国真正体现了一种兄弟之邦的友谊。数十年来,宋、辽之间没有发生战祸。

    但是,在此期间曾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尽管最终没有导致两国开战,但两国间的角力,倒是很有趣味,不得不提。

    宗真逐渐长大了,人大了,心理上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对父皇临终时的遗嘱似乎也淡忘了。庆历初年,他见国内无事,人口日增,国内的经济状况也不怎么好,而宋又在西边同西夏的元昊打得不可开交,他突然萌发了一种敲诈一下宋想法,夺取宋廷瓦桥关以南十县的土地。

    契丹主宗真的动议,在群臣中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是以南院枢密使萧惠为首,他认为,大宋同西夏征战多年,已经是兵疲民敝,正是进攻宋的好机会。另一种以北院枢密使萧李穆为首,他坚决反对南侵。他认为,契丹与宋订立盟约,两国多年互不开兵,现在突然兴兵伐宋,这是违背盟约。再说,即使开战,胜负也难料。

    宗真不顾萧李穆等人的反对,决定采取行动,在宋那里捞一把。庆历二年(1042年)三月,他派遣南院宣慰使萧特末、翰林学士刘六符出使宋,要求宋归还关南的土地,并质问宋兴兵伐夏及在沿边以疏浚河道为名,征调大批民工,实际上是增加戍兵的理由。

    契丹使臣来到汴梁后,宰相吕夷简奏请赵祯,命富弼为接待使,与中使官到郊外迎接契丹使臣。

    萧特末等人推说身体有病,不肯下车行拜见之礼。

    富弼见契丹使臣如此傲慢,非常愤怒,他说他也曾出使北方,当时也是卧病车中,听到契丹国主的命令,立即抱病下车行拜见之礼。想不到契丹使臣竟然如此狂妄,我朝天子派中使到这里来迎接你们,你们竟然托病不见,到底是没有见过世面,才作出有辱君命的事情。

    萧特末自知失礼,连忙下车行拜见之礼。富弼便将他们迎到驿馆,双方进行了一次非正式的谈话。萧特末见富弼襟怀坦白,便对富弼说明了来意。并对富弼说,契丹主的要求,宋可从便从,不可从,可另外想办法,或增赔款,或许婚姻;只要搪塞得住,两国便可相安无事。

    富弼把这次谈话的内容奏明了赵祯。

    赵祯闻奏,立即传召宰相吕夷简,商量如何回答契丹使臣提出的要求。

    吕夷简认为,西夏战祸未平,契丹乘机求地,明显是敲竹杠。割地肯定不行,但我们正在与西夏打仗,如果再与契丹开兵,很难同时应付两个战场。来使萧特末透露,割地不成,可以和亲或给一笔钱也可,不如就从这两件事中选择一项来满足契丹人的要求。赵祯也有这个意思,但他还没想好,派谁出使契丹。吕夷简建议派富弼去,他说,富弼去年曾出使契丹,再次前往,可就是熟手,派他去,料想不至于有辱君命。

    赵祯也觉得富弼去比较合适,便命富弼出使契丹,商谈解决契丹人提出的要求。

    赵祯的诏令下达之后,文武百官都为富弼担忧,认为富弼此去,一定是凶多吉少。集贤院校理欧阳修引用唐颜真卿出使李希烈故事,奏请赵祯不要派富弼出这趟差。

    唐颜真卿出使李希烈故事,指的是唐朝德宗年间,李希烈举兵叛乱,颜真卿以社稷为重,不顾个人安危,亲赴敌营,晓以大义,劝说李希烈投降,李希烈不但不听,反而还缢杀了颜真卿。

    欧阳修的奏章被吕夷简扣压了,并没有送到赵祯的御案上。

    一时间,群臣议论纷纷,都说吕夷简与富弼有嫌隙,举存富弼出使契丹,纯属陷害。谁知富弼奉诏后,没有半点犹豫,欣然答应前往。他知道此去定是凶多吉少,陛辞时对赵祯说,自古以来,主忧臣辱,臣此次出使契丹,并没有打算活着回来,此去谈判,除了增加钱帛外,绝不答应契丹人的其他要求。

    赵祯闻言,也不禁动容,面授富弼为枢密直学士。赵祯此时除了升富弼的官职外,似乎没有其他办法来抚慰眼前这位忠臣。

    富弼却说,国家有急事,臣子理当不辞劳苦,如果先受爵禄,倒好像是奔官爵去的。赵祯见富弼固辞拒受,也就没有再坚持,说了一些勉励的话。富弼便陛辞而去。

    4、斗智

    富弼出使契丹,还在路途行走的时候,契丹主又导演了一场好戏。他在两国边境的幽州、蓟州屯兵数十万,声言要发兵南下。

    契丹人并不是真的要出兵攻打宋,而是虚张声势,增加他们的谈判筹码,意思是说,宋廷如果不能满足他们提出的要求,他们随时都可以出兵南下。

    契丹屯兵边境的情报很快传到了汴梁,赵祯马上将大臣们召集在一起开会,商讨对策。有人建议在洛阳筑城,吕夷简却说,与其在洛阳筑城,不如在大名建都,这样可以耀威河北,表现出一种御驾亲征的态势,对契丹人是一种威慑。

    赵祯采纳了吕夷简的建议,改大名府为北京。并命王德用判定州,兼朔方三路都部署。王德用到任后,日夜操练兵马,并大张旗鼓地举行阅兵仪式。

    宋的这些行动,很大程度上也是做给契丹人看的,意思是说,你契丹人也不要高兴得太早了,宋军也不是吃素的,只要你敢来,我们一定会好好招待。

    宋、辽双方在暗暗较劲,比的是实力,比的是底气。

    契丹主宗真得知宋军在北京操练兵马,有御驾亲征之意,有些不放心,派人到北京打探消息。契丹的探子潜入北京,见王德用部下人强马壮,军威雄壮,连忙返回契丹向宗真作了汇报。

    契丹主宗真听了探子的报告,心中颇感不安。看来,宋廷君臣并没有被自己放出去的风声吓住。恰在此时,出使南朝的使臣回来了,并带来了南朝皇帝派来的使臣。

    富弼抵达契丹,立即拜见了契丹主宗真,他毫不客气地质问,宋、辽两国自缔盟以来,父子继好,已经有四十余年,怎么突然要求南朝割地呢?

    宗真认为,南朝关闭雁门关,增塘水,修城墙,招集民兵,是违约行为。北朝的大臣们都建议出兵南下,但他不想用兵,便派使臣前往南朝询问原因,并索关南故地,如果索地不得,他就要考虑出兵了。

    富弼解释说,关闭雁门关,是为了防御西夏;增塘水,在南北通好以前就开始了的,现在不过是继续以往工作;城墙倒塌了,进行正常的维修,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招民兵,是因为老兵退伍回家种田去了,有人走了,空下来的位子必须有人补缺,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不能算是违约。

    宗真不顾富弼的解释,仍然坚持要南朝割还关南的土地。否则,他就依大臣们的建议,发兵南下,以武力解决问题。

    富弼立即说契丹主是忘恩负义之人。当年澶渊一役,南朝占绝对优势,将士们力主将战争进行到底,南朝先帝如果听从将士们之言,恐怕北朝的将士没有多少能够活着回去了。但是,南朝先帝并没有这样做,为了南、北朝的百姓,同意了萧太后的请求,息兵谈判,两国签订了澶渊之盟。如今,北朝欲毁约再战,想是北朝的臣子,为了自身的利益,根本就不管主子的祸福了。

    宗真不理解富弼的意思。问北朝的臣子为什么不管主子的祸福。

    富弼解释说,晋高祖欺天叛君,末帝昏乱,土地狭小,上下离叛,所以北朝进攻中原。然而,得到金币尽归臣下私有,国家耗费了无数的粮饷兵械,弄得府库一空。现在的南朝,精兵百万,法令修明,上下一心。说到这里,他反问道:“北朝想出兵南下,有必胜的把握吗?”

    宗真犹豫再三,觉得富弼说得有理,但还是不甘心,认为关南的土地,本来就是他们的故土,应该归还给他们。

    富弼说,晋把卢龙的地方送与契丹,周世宗复取关南的土地,这都是先代的事情,与本朝不相干的。如果都要求归还故地,那么幽、蓟实际上是南朝前代的土地,也要还给南朝。

    宗真被问得无话可说,但也没有放弃要求。首次会谈,没有取得统一意见,但也没有翻脸。

    第二天,宗真邀富弼一同去打猎,他坐在马上对富弼说:“我朝如果收回故地,与南朝和好的日子就可以持久,不然,今日纵然和好了,这个仗总有一天还是要打起来的。”

    富弼说,北朝定要得地,当然是以得地为荣了。北朝既以得地为荣,那么南朝也必以失地为辱。他反问道:“南朝与北朝相约为兄弟之国,既然是兄弟之国,可使一荣一辱吗?”

    宗真默然无语。富弼见宗真的语气不再那么强硬,进一步说,他出发时,皇上对他说,为祖宗守国,不敢以尺地与人。北朝想得到的,不过是钱财罢了,朕不忍两朝的百姓罹难兵祸,所以委曲求全,可以适当增加一些钱币,取代土地。如果北朝定要索取关南十县,那就是欲以此为借口,有意毁约。澶渊盟誓,天地共鉴,北朝若执意毁约,挑起兵端,曲不在南朝。

    宗真答应考虑一下再说。

    打猎之后,刘六符找到富弼,说宗真听了他的荣辱论,很有感悟。土地的事,可以暂时搁置不谈,但许婚的要求,请南朝考虑。

    富弼说,对于北朝来说,增加常年赔款肯定要比许婚好,因为许婚,一来容易产生嫌隙,二来我朝公主出嫁,送嫁妆不过是区区十万缗,还是一次性的。如果增加常年赔款,北朝可享无穷的利益。

    刘六符将富弼的意见转告给宗真。宗真即召见富弼,命他还国取了誓约来。他再从这两件事中择定一件。

    5、花钱买和平

    富弼返回汴梁,将与契丹主谈判的情况向赵祯作了汇报。赵祯同意和亲与增款两事,由契丹主任选一件进行谈判。并命富弼带上增款、和亲两项草拟的盟约再往契丹进行谈判,务求和议成功。然后召见吕夷简,口授了和约的内容,叮嘱他办好后交由富弼。

    富弼带上国书和随从人员再往契丹,临出发时,觉得有一件什么事没有做,心里总感到不踏实,但又想不起来是什么事。走到乐寿时,突然想起,他身为使者,竟然还没有看一眼国书,虽然国书的内容是皇上当着他的面口授的,但起草国书的人会不会出错呢?万一里面的内容与皇上的口授有出入,不仅他们这些人的性命不保,和谈也一定要失败。他把自己的担心对副使张茂实说了,并取出国书两人同看。富弼惊讶地发现,国书所写的,果然与皇上的口授有出入。他即命大家停止前进,就地休息,他自己立即返回京城。

    富弼抵京时,太阳已经落山了,他也顾不得这些,立即敲宫门求见。

    赵祯得知富弼突然返回,知道一定有大事,立即召见。富弼进宫后,说吕夷简有意陷害他,故意使国书的内容与陛下的口传不同,呈上国书请赵祯过目,并愤愤地说,自己死了事小,和谈不成,岂不是误了国家大事?

    赵祯见国书的内容果然与自己的口授不同,立即召见晏殊,问是怎么回事。晏殊与吕夷简的关系非常密切,连忙说,这不关吕宰相的事,可能是抄录的人写错了。

    富弼当即指责晏殊是个奸臣,帮助吕夷简欺蒙皇上,并强烈要求赵祯追究责任。

    按理说,篡改国书内容,有可能使宋、辽之间的谈判破裂,挑起两国的战争。吕夷简为了陷害他人,竟然弃国家利益于不顾,这可是灭九族的大罪。谁知赵祯并没有追究下去的意思,劝说富弼以出使契丹谈判之事为重,暂时不要提追究谁的责任这件事。

    富弼见赵祯要息事宁人,也不好再坚持,只得带上重新写好的国书出了京城。率领使团重新上路,谈判。

    富弼到达契丹后,不提和亲,只就增加赔款之事提出与契丹主谈判。

    宗真似乎是有意刁难,说南朝增加常年赔款,应将“赔款”改为“献款”。

    富弼当然不同意,他说,两国相约,本来是南朝为兄,北朝为弟,没有兄献与弟的道理。

    宗真却说,称“献”不可,那就改为“纳”。富弼还是不同意。

    宗真仍坚持他的意见,说赔款既然可以增加,为何区区一个字就不可改呢?并威胁富弼说,如果为了一个字而引发了战争,到时可不要后悔。

    富弼不卑不亢地说,宋廷为了不使南北的百姓生灵涂炭,才委曲求全地答应增加常年赔款,并不是害怕北朝,万一因此而引发战争,那就要看道理在哪一方。

    宗真劝富弼不要太固执,说古时就有这样的先例。

    富弼声色俱厉地说:“古时唯有唐高祖借兵突厥,当日赠遗粟帛,或称做献纳,但是后来颉利被唐太宗李世民活捉了,除此之外,哪里还有这个例呢?”

    宗真知道富弼不会屈服,说他派人到汴梁去南朝皇帝商谈,于是留下增款誓约,派北院枢密副使耶律仁先和刘六符,持盟约与富弼一同赴汴梁,就献、纳二字进行谈判。

    富弼回京之后,先求见赵祯,说为献、纳二个字双方争执不下,并说契丹主不过乘宋与西夏交战之机,乘机敲竹杠,想搞几个钱罢了。请赵祯不要答应契丹的无理要求。赵祯也同意富弼的意见。

    后来,晏殊从中调解,竟然同意了契丹人的要求,同意将“赔”改用“纳”字。宋、辽两国再签订一新和约:宋每年向契丹增纳银十万两,绢十万匹。

    契丹人敲竹杠,如愿以偿,宋廷拿钱买和平,保得宋、辽边境平安无事。

    其实,契丹主宗真上无萧太后燕燕的雄才大略,下无耶律休哥的将才,富弼只是一个文人,据理力争,便煽灭了宗真的嚣张气焰,何必还要费那么多的钱财,低声下气地与他们讲和,其至连献、纳两个带有羞辱性的措辞也不能幸免。宋朝君臣的懦弱、宋朝国势的衰落,也就可见一斑了。

    和议达成之后,赵祯再次命富弼为枢密直学士。富弼恳切地说,增加赔款,不是他的本意,只是因为本朝正在征讨元昊,无暇与契丹人打仗,所以才不得已而为之,实在是有愧于朝廷,使朝廷被契丹人勒索了一大笔钱,有损国格,不敢受赏。

    过了不久,赵祯又授富弼为枢密副使,富弼仍然固辞不受,并且上表,奏请赵祯卧薪尝胆,不忘修政。赵祯赞叹富弼的忠心,改授他为资政殿学士。这也算是对有功之臣的一个交待。只是,对于那些祸国殃民的佞臣,却又是姑息养奸,实在是一件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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