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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守成之君 八 积重难返,咽不下一剂猛药

    1、积弊如山

    庆历三年(1043年)四月,身在西北前线的范仲淹、韩琦突然收到朝廷的调令,皇上要调他们回京师,进入朝廷中枢中书省和最高军事机构枢密院任职。

    范仲淹连续五次上表,请求留在西北镇守边关,朝廷一直不批准。六月中旬,他们两人办完了交接手续,极不情愿地离开泾州,回京城就任新的工作。

    范仲淹、韩琦回京的时候,宋与西夏的和约只是草签,还没有盖上国印互换和约。赵祯为何如此迫不及待地将他们二人从西北前线召回来呢?这要从当时的国情说起。

    当时的宋,已经是积弊如山,危机四伏,国家财政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财用不足的原因在于“三冗”,即冗兵、冗吏、冗费。

    冗兵。宋代采取终身兵役制,无复员一说,致使军队总数逐年增加。太祖皇帝开国时军队总数为二十万,太宗皇帝统一中国时达到六十余万,至赵祯庆历年间(1041—1048年)已达一百二十五万。

    冗官。官吏的增多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科举取仕,科举制度创立初年,每年取进士不过三十人。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年),中进士多达七百余人,而且成为惯例执行,到淳化二年(991年),全国的进士累计多达一万七千三百余人。至此,进士应试才改为三年一次。几十年来,这是一个庞大的数字。二是世袭。宋代选拔官吏,除科举外还有“侥幸法”,即世袭。例如宋代规定“任学士以上官经二十年,兄弟子孙可出京官二十人,仍接次升朝”。推恩之广甚至达到了多及异姓宗亲甚至以门客充数的地步。

    冗兵冗吏,使中央财政不堪重负。赵祯朝中央财政收入虽然是太宗朝的六倍,但财政状况从太宗时的盈余大半恶化到了财政赤字的地步。加之西北战事,宋疲于用兵,国家财政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赵祯急召范仲淹、韩琦二人进京,是要借助他们二人在抵御西夏入侵的声望和才智,组建一个新的中枢机构,以“振兴起弊”,刷新朝政。

    在范仲淹、韩琦奏请留任、滞留西北办理交接手续的过程中,国内又出现了一次暴乱。京东禁军士卒王伦在沂州结伙四五十人,杀掉巡检使,揭竿造反的事情发生。王伦南下江淮,“邀呼官吏,公取器甲,横行淮海,如履无人”。

    王伦作乱,朝野震动,以欧阳修为首的年轻官员们纷纷上表,要求朝廷开放言路,揭露腐败之政,呼吁进行改革以挽救朝政危机。

    赵祯也有志改革,便应欧阳修等人的请求,亲自提拔王素、欧阳修为知谏院,余靖为右正言,蔡襄为秘书中丞知谏院。这四大谏官中,欧阳修、余靖、蔡襄三人在景祐年间,被吕夷简视为范仲淹朋党,现在身为谏官,言权在握,他们大张旗鼓地相互配合,不仅揭露弊政、荐举贤才,而且对保守无为的中枢班子展开攻击,呼吁范仲淹、韩琦进入中枢班子,对朝政进行改革。

    赵祯听从了谏官们的建议,从四月到七月,三次改组中枢班子:罢吕夷简首相之职,夏竦刚被提拔为枢密使即被免职,罢王举正首相职,其中夏竦被黜,完全是欧阳修几个言官给拉下来的。

    欧阳修他们弹劾夏竦的理由是:夏竦在西北战场上损兵折将,无所作为,且为人奸诈,这样的人,实在不能担任如此重要的职务。

    至七月,朝廷中枢班子组建完成:章得象为中书门下同平章事、晏殊为枢密使、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兼陕西安抚使,韩琦为枢密副使代范仲淹宣抚陕西、富弼为枢密副使。

    范仲淹就是在这种乱哄哄、毫无准备的情势下,卷进了这场政治改革之中。

    2、庆历新政

    范仲淹回京后,赵祯特开天章阁,召范仲淹、富弼入内,赐座、赐纸笔,以最高、最隆重的礼遇,要求他们将朝廷当前的急务写出来,不要有顾虑,也不得回避。

    这是一种近乎于囚禁逼索的行为,但也反映了赵祯心情的急迫和对他们两人的信任。

    范仲淹是一位儒将,在朝廷和地方任职多年,常怀一颗忧国忧民之心,平时对朝政很是留意,虽然事先没有准备,经过一番思考,对积存在脑海里多年的关于刷新政治、振衰除弊的想法略作梳理,当场疾书《答手诏条陈十事》,作为改革的基本方案,呈献于赵祯。富弼也上陈了当世之务十余条和安边十三策。

    范仲淹《答手诏条陈十事》的十条措施是: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

    新政涉及经济、政治、军事各个方面,改革力度很大。范仲淹认为当时改革的中心问题是整顿吏治,裁汰内外官吏中老朽、病患、贪污、无能之人。

    改革是否能成功,范仲淹本人也没有信心,他常具忧国忧民之心,心中早有蓝本,但并没有公开提出来,这是在赵祯的逼迫下才将其写出来列奏。

    赵祯对范仲淹的《答手诏条陈十事》深有同感,全盘采纳了他的意见,并在当年和次年上半年陆续颁行全国,这次改革,历史上称为“庆历新政”。

    庆历三年(1043年)十月,宋廷从整顿吏治出发,由中书与枢密院开联席会议,选拔各路的转运使。

    范仲淹在提名时,翻阅名册,凡庸碌无才的人就一笔勾去,推荐讨论的都是一些德才兼备的精锐之士。富弼看到范仲淹提出的人选,笑着说:“范六丈公则是一笔,焉知一家哭。”

    范仲淹同样报之以笑地说:“一家哭,总比一路哭好呀!”

    新政的实施,直接关系到很多人的官位、前程、利益和朝制朝规,犹如抡起的大铁锤,锤锤砸在官场那些贪渎者、不法者、狡诈者、懒惰者、昏庸者的头上,使他们寝食不安。而“择宫长”择出的数百名都转运按察使和提点刑狱带着刑狱之剑,勘察审问,囚禁抄家,更使他们心惊胆战。

    范仲淹的改革轰轰烈烈地进行了八个月,在这期间,他重定了《三班审官院流内铨条贯》,通令天下州县立学,更定科举法,派出数百名转运按察使和提点刑狱,查处撤掉了一大批贪官污吏和昏庸无为的官员,按新法保举了一批清正廉洁的人士,颁布新规,取消公费宴会、赐宴、聚书和补贴膳食制度,以消除奢侈之风。

    新政给天下带来了一股新颖之风,给天下百姓带来了希望。可蛰伏于新政背后的旧势力们并不甘心于失败,他们伺机而动,图谋卷土重来,给新政、给倡导新政的人以致命的一击。

    新政对于积弱的宋室,与其说是一剂良药,不如说是一剂猛药。

    3、积弊难返,咽不下一剂猛药

    庆历四年(1044年)四月,枢密副使富弼掌管宦员的升迁权,他订立新章,规定宗邑局务任期三年,不许谋求连任。宦官对这个规定非常不满,怀恨在心。

    被罢去宰相职位的吕夷简看准了这个机会,动员其党羽,再次掀起朋党谣言。

    被罢去枢密使的夏竦乘机出来配合,说“朋党之论,滋不可解”。

    吕夷简更是指使宦官蓝元震上疏,密告朋党之危,说范仲淹、欧阳修、尹洙、余靖,就是人们说的四贤,他们这几个人拉帮结派,结为朋党,致使五六十人相互提挈,占据了朝廷的要害部门,握持朝政,误国迷朝,假公济私,胡作非为,没有人与其争锋。

    朋党是宋朝统治者极为敏感的一个问题。为维护皇帝的专制统治,宋初以来设立了许多防微杜渐的政策,其中之一就是严禁臣僚们结成朋党。景祐年间,吕夷简就是以朋党为错口,将范仲淹逐出京城的。

    宦官是皇帝的心腹,他们时刻呆在皇帝的身边,说话方便,做小动作更是他们的拿手好戏。

    蓝元震的奏疏递上去后,立即引起了赵祯的疑心。他立即召见范仲淹,问道:“从来都是小人好结朋党,难道君子也结朋党吗?”

    范仲淹回答说,他在边疆带兵打仗的时候,勇敢作战的人自结为党,共同杀敌。朝廷也是这样,邪正各有其党。这就要靠圣上明察,一心向善的人结为朋党,对国家是没有害处的。

    范仲淹的奏言,直言不讳地承认君子也分朋分党。

    正在这时,欧阳修也进呈著名的《朋党论》,表达对范仲淹的支持。

    赵祯一直对朋党存有戒心,他对欧阳修呈上的《朋党论》似乎很不满意,在最敏感的朋党问题响彻朝廷,在朝廷上下、宫廷内外反对改革的叫嚣连成一片的情况下,赵祯对更革弊事的迫切心情很快就消失了。

    夏竦是一个政坛上的老油条,他敏锐地觉察到皇上对范仲淹改革的热情降温了,差的就是没有下诏停止改革。他欲置改革派于死地,精心制造了一起耸人听闻的“石介富弼政变案”。

    石介是兖州人,时年三十九岁,任太子中允,在集贤院当值。曾作《庆历圣德诗》,公开颂扬新政人物,指斥夏竦是一个大奸臣。一个偶然的机会,夏辣得到了石介写给枢密副使富弼的一填充书信,信中在“行伊、周之事”之句。意思是说,愿意共同做周朝伊尹、周公那样的贤臣,辅佐皇帝,做一番大事业。

    夏竦有一个家奴叫萧娘,此人是位才女,夏竦命她临摹石介的笔迹,伪造了一封石介致富弼的密信,信中改“行伊、周之事”为“行伊、霍之事”。一字之差,性质完全变了。霍指的是西汉权臣霍光,意即要像西汉权臣霍光那样任意废立皇帝,同时还伪造了一份石介代富弼拟好的废立皇帝的诏书。

    夏竦及其党羽拿着伪造的书信到处张扬,诬陷富弼和石介;吕夷简及其党羽发起了对富弼的声讨,并诬陷范仲淹不忠。

    宦官们将伪书上呈赵祯,并以石介的亲笔与伪书相对照,笔迹完全相同。赵祯虽然连说不相信,但心中的疑虑更深了。

    范仲淹到此时才预感到处境的险恶。他虽然知道这是有人捣鬼,但又拿不出证据。如果这件案子坐实了,他自己、富弼、石介都是灭九族之罪。直到这时他才知道,夏竦、吕夷简等人的阴险、诡诈、凶狠和残忍,为达到目的,他们可以不择手段。改革的形势越来越严峻,皇上已经起了疑心,要想使改革继续进行下去,恐怕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了。他已经失去了对局势的控制,更斗不过吕夷简、夏竦一伙人。他的改革之心彻底死了。

    正在这时,西夏与契丹的形势骤然紧张起来,范仲淹自请以河东、陕西安抚使的身份离开京师,重返西北边境。

    赵祯答应了他的要求,同时,富弼以河北宣抚使离开京师;欧阳修早已奉使去了河东,余靖也自请放外任。改革派被迫退却了。

    范仲淹等人虽然被贬出了京城,京城的那帮人似乎还不想放过他们。

    庆历五年(1045年)初,罢范仲淹参知政事,出知邠州;罢富弼枢密副使,出知郓州。同时宣布废除新法。十一月,罢范仲淹陕西四路缘边安抚使,流放邓州。

    “庆历新政”推行仅仅一年左右,就昙花一现地夭折了。

    积弊难返的北宋,咽不下一剂猛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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