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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 变法皇帝 六 拗相公

    1、一人独大

    韩绛罢相之后,王安石一人独揽宰相大权。

    一人独大,这在北宋不多见。因为当时的同平章事一般都是两个人,即两人并列为宰相,主持朝政。

    宋朝有几本通俗小说集,包括《碾玉观音》、《菩萨蛮》、《西山一窟鬼》、《志诚张主管》、《拗相公》、《错斩崔宁》、《冯玉梅团圆》等。这几篇小说的问世,预示着中国小说的来临。其中,《拗相公》写的是王安石推行新法不得民心的故事,反映了宋代反对新法一派的思想倾向。

    “拗相公”是时人对王安石的别称。

    拗,是不顺、不顺从的意思。如果用来形容人,则表现为这个人性格倔强,个性很强,不服输。王安石就是这种人:文学上独树一帜,造诣颇深,散文笔意雄健峭拔,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政治上,他不甘现状,锐意改革。

    王安石推行新政,不容许任何人反对。朋友不行,反对他,朋友就变成了敌人;敌人更不行,反对他就会叫你靠边站。他能言善辩,能说服皇帝赵顼相信他的强国之策,决心把他的改革计划进行到底,当然,这还要取决于赵顼也有一颗求变之心。因为在仁宗皇帝时,王安石也曾上过万言书,请求变法,仁宗皇帝就不理会,王安石虽然雄心万丈,却无用武之地。

    王安石当政后,赵顼给他配了两个助手,新任参知政事冯京、王珪。在这两名副手的协助下,他大举推行的新法,保甲法、免役法,就是在这段时期内相继出台的。他是个文人,知道文人的影响力,为了控制天下的文人,在推行新法的同时,他还对科举制度进行了变革。

    宋初沿用唐朝的旧制,以科举取士。所试科目是诗赋杂文及帖经墨义,仁宗时听从范仲淹的建议,取消了帖经墨义,考试的科目为:先考历史或政治,次考经典古籍。这两轮考试过关后,再在皇帝亲自监督之下考诗赋,然后再考策论。

    王安石当国后,欲对科举制度进行改革,一意兴学。赵顼命令召开专题会议讨论这个问题。

    苏轼认为,仁宗朝立学已经是徒存虚名,但科举取士的制度还是可行的,没有必要进行变革。

    赵顼也同意苏轼的意见。王安石却坚持认为现有科举制度有不尽完善之处,必须改革。后来经过调解,决定以经义论策取士,罢诗赋、帖经、墨义。后来更立太学生三舍法,注重经学。

    王安石为了控制学者文人的思想观念,编写了一部名为《三经新义》的书,并将此书规定为官定标准,无论学校、科举,只准使用《三经新义》,所有先儒传注,一律废止。应试时,考生的意见如果与宰相的见解小有出入,便会名落孙山。

    王安石虽然是文学大家,但《三经新义》毕竟是在两年内仓促写成,而且还是由他的儿子王雱和吕惠卿编写,学术价值并没有得到如欧阳修、苏轼等大家的认可,他是凭借宰相的权力,废止先儒们典籍而专用他的书。这恐怕是王安石“拗”的一种体现。

    苏轼是文坛巨子,文学造诣不输王安石,而且更胜于他,他见王安石如此专横,实在是忍无可忍。为了表示对王安石的不满,他在一次进士考试中,给举子们拟了这样一道试题:

    晋武平吴以独断而克,苻坚伐晋以独断而亡,齐桓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事同功异。为何?

    王安石知道苏轼是在指桑骂槐讥讽他。借故把苏轼调到开封府去做了一名推官。苏轼本来就很有名气,因这一事件而遭王安石的排挤,更使他声名大震。

    苏轼知道自己得罪了王安石,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再次上疏,指斥王安石的新法。其实,早在熙宁三年(1070年)二月,他就曾上过一道奏折,矛头直指青苗法。两次奏折,都是洋洋洒洒,包罗万象,雄辩滔滔,直言无隐。

    苏轼知道,这一道奏折呈上去后,京城再也没有他的立足之地了,立即上表请求外调。

    其实,此时的苏轼,早已陷入纠纷之中。

    当时有一个谣传,说苏氏兄弟运父灵乘船回四川原籍途中,曾滥用官家的卫兵,并购买家具瓷器,并可能偷运私盐从中牟利。

    谣言是王安石的亲信谢景温放出来的。

    官方派人到苏氏运灵所经过的各省路途上,从船夫、兵卒、仪官搜集资料。苏轼也真买了不少家具瓷器,但并不违法。官差回去报称,无所收获。

    司马光归隐之前,赵顼曾对他说,苏轼的人品欠佳,说司马光对他的评价似乎过高。

    司马光当时回答很巧妙,他说:“陛下是指有人控告他吗?我对他知之较深。陛下知道,谢景温是王安石的亲戚,控告是王安石的授意。再说,苏轼虽然并非完美无缺,但比那个隐瞒母丧不报的畜生李定,要强百倍。”

    按苏轼的政绩,应该官居太守,赵顼也有这个想法。但王安石和谢景温不同意,认为最多只能将他放到一个小县去当判官。

    赵顼搞了个折中,将苏轼下放到风景秀丽的杭州为判官。

    苏轼对外放早有心理准备,对于谢景温的弹劾置之不理,连修表自辩也不肯,接旨后,带上家眷到杭州上任去了。

    2、寄情山水

    苏轼字子瞻,四川眉山人。弟弟苏辙,字子由。父亲苏洵。父子三人并称“三苏”,占据唐宋八大古文家中的三席之地。

    为示区别,后人称哥哥苏轼为大苏,弟弟苏辙为小苏。

    苏轼的文章传自家学,博通经史,更擅长文学,下笔千言,文不加点。

    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他和父亲苏洵及弟弟苏辙一同赴京应礼部的考试。兄弟俩都以优等高中进士。

    当时的文坛领军人物欧阳修把苏轼的文章传给同辈们看,均赞不绝口。

    欧阳修对苏轼的试卷备加赞赏,却产生了一个误会,他以为这份试卷是他的朋友曾巩的大作,为了避嫌,把本来列为首卷的这篇文章改列为二卷。结果,苏轼那次考试,本来应该是头名状元,却列为第二名探花。

    原来,当时应试,考生的试卷上交后,先由书记员重抄一遍,以免认出试卷的笔迹。在重抄的试卷上,略去了考生的名字,另存档案。偏偏欧阳修认为,这样的好文章,只有他的好友曾巩才写得出来,故使苏轼阴差阳错从第一名变成了第二名。虽然是第二名,也足以让年仅二十一岁的苏轼以全国第一流的学者知名于天下。

    欧阳修是当时的文学权威,一字之褒,一字之贬,足以关乎一学人之荣辱成败。当年的一个文人曾经说,学者不知刑罚之可畏,不知晋升之可喜,生不足欢,死不足惧,却怕欧阳修的意见。可见欧阳修在当时文坛上的分量。

    欧阳修对苏轼有一个评价,他曾对人说:“读苏东坡来信,不知为何,我竟喜极汗下。老夫当退让此人,使之出人头地。”

    欧阳修的这段话流传出去后,苏轼一时名声大震。

    传说欧阳修还对他的儿子说:“记着我的话,三十年后,无人再论老夫。”后来,他的话果然应验。苏轼死后的十年之内果然无人再谈论欧阳修,大家议论的都是苏轼。

    仁宗皇帝当年选用苏氏兄弟时也曾说过,朕为后代选了两个宰相。就是这样一位人物,为王安石所不容,被逐出京城,出判杭州。

    杭州在当年是江南的一个大都市,那里有山林湖海,是一个妙不可言的地方,有句谚语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苏轼在杭州任通判,除去审问案件,公务并不是很多。而他所审理的案件,多是一些违犯王安石新法的良民,犯的那些法条,都是他所反对的。可那又都是法律,他无权更改,不喜欢还得执行。因此,公务闲暇之余,他便寄情于山水。或与亲朋、名妓荡舟于杭州西湖,或与文人墨客游玩于名刹古寺。不仅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还留下了很多喜闻乐道的故事。其中尤为让人乐道的是他与佛印的故事。

    佛印出身富家,原本没有打算出家。传说他的生母就是李定的母亲。显然,他的母亲曾出嫁三次,和三个丈夫各生一个儿子,这在当年是不多见的。

    在皇帝对佛教徒赐见时,苏轼便把此人推荐上去。佛印在皇上驾前力陈对佛教的信仰。皇上见他颀长英俊,面容不俗,说他若肯出家为僧,就赐他一个度牒。度牒是僧人的一个资格证。当时,持有这个证件的僧人可以免除各种赋税和徭役。赐他一个度牒,是皇上对佛印的恩赐。佛印当时进退两难,只好答应出家。

    佛印机智敏捷,他和苏轼交往,留下了很多有趣的故事。一次,他们两人去游一座寺院,进了前殿,有两个狰狞可怕的巨大金刚把守大门。

    苏轼问:“这两尊佛,哪一个重要?”

    佛印回答:“当然是拳头大的那个。”

    进了内殿,又是一尊手持串念珠的观音菩萨。

    苏轼指着观音菩萨问道:“观音自己是佛,还数手里那些念珠何用?”

    佛印回答:“噢,她也像普通人一样祷告求佛呀!”

    “她向谁祷告?”苏轼再问。

    佛印回答:“向她自己祷告。”

    “这是为何呀?她是观音菩萨,为什么向自己祷告?”苏轼有点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味道,实际上是在刁难佛印。

    “你知道吗?”佛印笑着说,“求人难,求人不如求自己。”

    两人一问一答,妙语连篇。

    还有一次,苏轼想借一个“鸟”字开佛印的玩笑,他熬有介事地对佛印说:“古代诗人常将‘僧’与‘鸟’在诗中相对。比如‘时闻啄木鸟,疑是叩门僧(声)’,还有:‘鸟宿池边树,僧敲月夜门’。我佩服古人以‘僧’对‘鸟’的聪明。”

    很显然,苏轼是在取笑佛印。不料佛印回答得更妙。他对苏轼说:“这就是我为何以‘僧’的身份与你相对而坐的理由。”

    一句妙答,令苏轼哭笑不得。

    其实,这都是野史的记载,正史无从考察。至于苏轼有一个才华出众的妹妹苏小妹,许配给秦观,新婚之夜拒绝新郎入洞房,非要等新郎作好她给出的一副对联才给他开门,由于上联出得很难对,秦观搜肠刮肚就是对不出来,苏轼助了他一臂之力,才对出下联的故事,实属是虚无之说,因为苏轼根本就没有这样一个妹妹,更没有秦观这个妹夫,苏轼与秦观虽然是好友,但并没有郎舅关系。

    3、狐假虎威

    苏轼携眷离京去了杭州,欧阳修退隐于安徽富阳,张方平回了河南老家淮阳,司马光和吕公著隐居在西京洛阳,富弼也贬出了京城。当年仁宗皇帝在位时的名臣儒吏已被清除净尽。朝廷平静了,死一般的平静。

    苏轼离京之前,京中曾发生过一次不大不小的暴乱。

    前年冬天,保甲法便已实行,新兵在乡村接受军事训练,他们疑心受训的用意,以为要离开家乡,调到北方去与外族打仗,于是临近京城的村子里发生了示威游行。骚乱的另外一个原因,当时的官府命令农人自备武器,其实也只是弓箭而已。乡民们认为这是要远征了,父子、兄弟相拥而泣,有的人甚至断腕以躲避征调。

    乡民的暴乱,实际上是抵抗离乡背井到边境去打仗,但表现出来的是反对新法,而且是以这种过激的方式。

    韩维当时是开封府知府,在他的辖区内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责任难逃。他立即将暴乱的经过向朝廷作了汇报,并请求将军训推延到冬天进行,因为那时是农闲季节。

    王安石岂能容忍这样的事情在他的眼皮底下发生?韩维就因为这一份奏折,遭到罢免。

    韩维是王安石的追随者,当年赵顼为太子的时候,韩维在他的面前替王安石说了不少的好话,从这种意义上说,韩维有恩于王安石。罢免了韩维,王安石也失去了他最后一个朋友。

    宁州通判邓绾给王安石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极力赞颂新法,对王安石的吹捧也是用尽了溢美之词,大得王安石的欢心,被推荐为御史,并兼管农业。

    邓绾是因拍王安石的马屁而升官,他的一些成都同乡瞧不起他,有骂他是阿谀奉承的小人,有人讥讽他是一名投机的政客。邓绾对此却怡然自得,不以为然地对人说:“笑骂由他人去,好官我自为之。”

    王安石在邓绾与曾布的协助下,继续做着“毁”人不倦的工作。

    老宰相富弼因不满王安石的所作所为,辞去宰相之职,降职为博州太守之后,仍然极力反对青苗法,置上司对他推销青苗贷款不力的指责于不顾,给皇上上了一本,他在奏折中说:“此法行,则财聚于上,人散于下。”

    邓绾见这是个讨好王安石的好机会,便向王安石建议,以阻碍新法之罪,把富弼宰相级别的待遇全部剥夺。王安石却欲置富弼于死地。幸亏赵顼念及富弼是位老臣,不忍加罪,才使富弼逃过一劫。

    御史中丞杨绘,上本请求废止免役法,并奏请重新起用吕诲、范镇、欧阳修、富弼、司马光、吕陶等一批有能力而遭贬的大臣。杨绘被邓绾弹劾,逐出京城,下放到郑州去做了知州。

    监察御史刘挚,上表陈述免役法有十害,也被谪为监衡州盐仓。

    王安石命知谏院张璪撰文驳斥刘挚的建议,张璪不肯从命,也被逐出了京城。

    在这段时期内,继被贬至邓州的吕诲病逝之后,一代文学大师欧阳修也客死颍州。

    吕诲,开封人,是已故宰相吕端的孙子。

    欧阳修本籍庐陵,北宋杰出的文学家、政治家、史学家、金石学家。一生经历了宋真宗、宋仁宗、宋英宗、宋神宗朝代,参与了许多重大的政治活动,是当时的文坛领袖。奉诏修《唐书》纪、志、表,自撰《五代史记》。苏轼作序时对他的评价说:“论大道似韩愈,论本似陆贽,纪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欧阳修初号醉翁,后号六一居士。死后赠太子太师,谥文忠。

    王安石的儿子名叫王雱,从小聪明,有过目不忘之能,十五六岁时就写有数万言的著作,考中进士,被任命为旌德尉,睥睨自傲,不可一世。他做官不久,便因官职太小、俸禄太薄而辞官不做。在家里闲来无事,写了二十多篇策论,纵论天下大事。还写了数万字的《老子训解》《佛书义解》。

    王雱虽然才华出众,议论惊人,但倜傥不羁、风流自赏,平时寻花问柳、选色征声,所有秦楼楚馆、诗妓舞女没有不知道王公子大名的。王安石非常宠爱这个儿子,事事也容他三分。

    王安石为参政时,一天,程灏拜访王安石,两人正在谈论时政,互相辩论,王安石的儿子头发散乱,手拿女人的头巾出现在客厅,他一直走到父亲面前,见了程灏也不打招呼,便问他们在议论什么。王安石说他们正在谈论新政,并说他们的新政总是受到其他大臣的批评。

    “这也有必要多议论吗?”王雱大大咧咧地坐下来,大声说道,“将韩绛、富弼两人推出去斩首示众,看谁还敢反对新法。”

    程灏是个道学先生,见王雱如此不懂礼节,大人说话还随便插嘴,有些不高兴地说:“大人说话,小孩子不要插嘴。”

    王雱听后气得青筋陡胀,双拳紧握,几乎要冲上去揍程灏一顿。幸巧王安石以目制止,他才怏怏退出。

    王安石做了宰相后,任用了很多年轻的官吏。为了提拔儿子,特地让人把他写的《老子训解》刻印成书,廉价出售。经过一番安排,书流入宫中,流到皇上眼前。

    赵顼看了《老子训解》,大为赞赏。邓绾、王曾乘机在皇上面前推荐王雱。赵顼便召见了王雱,王雱在皇上面前大谈新法。这样的话题很合赵顼的口味,当即便命他为太子中允及崇政殿说书。

    王雱崇尚法家,特别崇拜先秦的法家人物商鞅,言谈举止常有一些法家的观点,他常说,如果不诛除异己,新法就不能顺利推行。因此,当他在崇政殿讲解经书时,也常将自己的观点渗透进去。

    赵顼受到他的启发,便在京城设立京城巡卒。

    京城巡卒,实际上是新政权的一个特务机构,这些巡卒,就是朝廷派到坊间的密探,只要发现有人谤议新政,不问贵贱,一律拘禁。一时闹得人心惶惶,上至文武百官,下至普通百姓,敢怒而不敢言,说话都特别小心。

    王安石奏请推行市易法,委任户部判官吕嘉问为提举。接着又推行保马法,让曾布确定具体条款,颁布各路实行。继而又推行方田均税法。

    新法都是先在京东路试行,然后逐渐向全国推广。

    反对新法的人仍然很多,枢密使文彦博、副使吴充上言说保马法不便施行,王安石并没有理会。

    枢密都承旨李评,极力诋毁免役法,并奏罢閤门官吏。王安石上书,说他抵御新法,要求追究他的罪责。赵顼虽然口头上答应了他的请求,但一直没有下文。利州判官鲜于侁上书指陈时事,批评青苗法,影射王安石扰乱朝政,竟提拔为转运副使。

    王安石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就是皇上对新法的兴趣在减退。于是他递上一份辞呈,请求辞去宰相之职,离开京师。其实,这是个以退为进的策略。

    赵顼虽然对新法有所动摇,但还没有到否定新法的那一步,他当然不会放走王安石。经过一番劝慰,打消了王安石辞职的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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