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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 变法皇帝 八 朋友是最大的敌人

    1、小人得志便猖狂

    王安石离京之后,韩绛任同平章事,吕惠卿任参知政事,变法运动由韩绛、吕惠卿等人负责。刚开始,两人感王安石提拔之恩,仍然继续实行王安石制定的方针政策,真正是萧规曹随,一些儿不肯改违。因此,京城的一些人送他们二人两个美号:韩绛称为“传法沙门”,吕惠卿唤做“护法善神”。

    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他们为了各自的利益,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吕惠卿是个极具野心的人,王安石在位时,他是王安石变法最得力的助手,王安石离开之后,他妄图取代王安石的地位,为了达到目的,提拔族弟吕升卿、吕和卿等人,扶持自己的势力,打击变法派内部的其他成员,打着变法的招牌,肆意妄为。

    吕惠卿执政以后,因为与三司使曾布有嫌隙,便想拔去这个眼中钉。恰在此时,曾布上表奏称:“市易法扰民。此种不良的政治,在秦、汉衰乱的时候,亦未曾有过;而提举市易司吕嘉问又请贩盐鬻帛,岂不贻笑大方吗?”

    吕惠卿便以阻挠新法罪弹劾曾布,将曾布逐出京城,贬到饶州去做了知州。吕嘉问也因为赵顼讨厌他,同时被免职。

    吕惠卿采用吕和卿的建议,创行手实法,具体内容为:命令民间的土地、房屋、宅基地、牲畜和所有资产,都要据实估价报官,官府按估价总额抽税,凡隐瞒不报者,重罚,举报者有赏。这实际上就是征收资产税。如此一来,民间寸土尺椽,都要纳征,养鸡饲牛,都要纳税,老百姓苦不堪言。

    吕惠卿的所作所为激起了郑侠的愤慨,他再次画了一轴画,题名为《正人君子邪曲小人事业图》,在这幅图中,他将唐朝的宰相进行分类,其中魏征、姚崇、宋璟等,称为正人君子;李林甫、卢杞等,号为邪曲小人;将冯京比做君子,吕惠卿比做小人,借古讽今,呈献给赵顼。并附上一道奏折,弹劾吕惠卿。

    吕惠卿绝不容忍郑侠对他的攻击,在他一手操办下,郑侠被贬谪到偏远的英州。本来,吕惠卿要置郑侠于死地,但被赵顼阻止了。赵顼说郑侠谋国而不谋身,忠诚可嘉,不可重罚。皇帝都这样说了,吕惠卿也只能见好就收。

    冯京在郑侠遭贬之后,也被免去参政之职,出任亳州知州。因为他被郑侠比做君子,与君子相对应的小人是吕惠卿,吕惠卿当然咽不下这口气,冯京被免职也就不足为奇了。

    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一直不赞成哥哥的新法,他曾特别过提醒王安石,说吕惠卿是个佞人、骗子,要提防这个人。

    有一次,王安石正在和吕惠卿商量政事,王安国却在外面吹笛子,王安石冲着外面的弟弟喊道:“停此郑声如何?”

    王安国应声回敬道:“远此佞人如何?”

    孔夫子曾说,“驱郑声,远佞人。”兄弟俩的一问一答,实际上是引用了孔夫子的话。

    吕惠卿当时虽然没有说什么,但怀恨在心。郑侠流放英州之后,吕惠卿便以王安国与郑侠交往甚密为由,撤掉他的职务,贬回四川老家去了。

    吕惠卿将冯京、郑侠、王安国逐出京城之后,气焰更加嚣张,处事独断独行,根本不同宰相韩绛商量。他担心王安石复出,抢了他的彩头,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对他的恩师王安石下黑手。

    当时,山东有一个谋反案,主犯是一个亲王,犯罪团伙中有一个人是王安石的朋友。本来,这件事与王安石八竿子也打不到一块。吕惠卿欲置王安石于死地,诬陷王安石与这起谋反案有染。

    吕惠卿的所作所为引起了包括宰相韩绛在内的朝中大臣的不满,很多人强烈要求王安石复出,他们认为,只有王安石才能控制吕惠卿。

    韩绛向赵顼上了一道密折,请皇上罢免吕惠卿,起用王安石,同时,他派人给王安石送去一份密函,说吕惠卿欲控告他谋反罪,叫他在七天之内赶到京城。七天之内,他可保这件事不爆发。

    谋反罪是灭九族的大罪,谁要是与这桩罪沾了边,不但自己人头落地,九族之内的亲人也要跟着遭殃。

    王安石接到韩绛的密函后,知道问题很严重,连夜从江宁出发,骑快马日夜兼程,果然在七天之内赶到京城。进京之后,连夜进谒赵顼。

    赵顼自从王安石出京之后,似乎失去了主心骨,加之吕惠卿执政后,处事毫无章法,他便开始想念王安石了。韩绛告诉他,王安石不日将进京,奏请把吕惠卿控告王安石与谋反案有染的奏折暂缓处理。赵顼根本就不相信这件事,故将吕惠卿的奏折压而不发。

    王安石进京的当天,赵顼便接见了他,君臣二人经过半天长谈,第二天,王安石官复原职。

    王安石复职了,但吕惠卿没有放弃自己的野心,他不仅不协助王安石推行新法,反而处处设置障碍,成为王安石的掣肘,妄图搞垮王安石,取而代之。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吕惠卿做梦也没有想到,正当他算计别人的时候,有人已将矛头指向了他,而这个人,就是曾为他的政治盟友的邓绾。

    王安石复出之后,很多人要取媚于他,其中御史中丞邓绾是一个最为典型的人物。

    邓绾本来是王安石变法的助手,王安石罢职后,他倒向吕惠卿,成为吕惠卿的政治盟友,两人狼狈为奸,对王安石落井下石,干了一些见不得人的事,王安石复出之后,邓绾的处境很尴尬,他知道王安石与吕惠卿两人嫌隙已生,他不可能在两人中间左右逢源,必须从中选一人作为自己效忠的对象。邓绾是个聪明人,他知道吕惠卿不是王安石的对手,于是选择了王安石。为了弥补以前的过失,重获王安石的信任,邓绾决定反戈一击,出卖吕惠卿。他背着王安石,暗中与王安石的儿子王雱商量,控告吕惠卿勒索华亭商人铜钱五百万缗。

    御史蔡承禧也欲取悦于王安石,上表弹劾吕惠卿,说他欺君玩法,结党营私。

    赵顼对吕惠卿已然厌恶,看了邓绾等人弹骇吕惠卿的奏折后,便将吕惠卿贬出京城,出任陈州知州。

    三司使章惇也为邓绾所劾,贬出京城,出任潮州知州。

    韩绛是王安石复出的功臣,但王安石复出之后,因和王安石的意见不一致,萌生去意,便托病请求离职,赵顼批准了他的请求,命他出任许州知州。

    王安石重新独揽宰相大权。

    2、割地七百里

    契丹自庆历二年(1042年)向宋敲了一次竹杠、两国签订和约之后,三十余年来,两国一直相安无事。仁宗至和二年(1055年),契丹主宗真病逝,他的儿子耶律洪基继位。

    熙宁七年(1074年),辽国皇帝耶律洪基派使臣萧禧来东京汴梁,要求与宋重新划定边界,声称要以蔚、朔、应三州之间的分水岭土垅为界,并说宋在河东修筑的营寨已经侵入辽国边界。

    宋、辽和平相处几十年,一直是各守疆界,从未在边界问题上发生纠纷,这次辽国突然提出要重新划定边界,明显是借端生衅、找茬儿。

    赵顼派太常少卿刘忱等人到代州与辽国谈判,辽国的谈判代表是枢密副使肖素。肖素坚称宋、辽两国的疆界应以分水岭土垅为界,但经实地勘察,分水岭上根本就找不到什么土垅。肖素又改变了口气,说泛指以分水岭为界。

    无论什么山,有山就有分水岭,分水岭并不是一个确定的地名,肖素要求以分水岭为两国分界线,实在是胡搅蛮缠。

    刘忱据理力争,肖素竟然执意不从。刘忱便派人回京,将谈判的情况向朝廷作了汇报。

    赵顼一面命枢密院开会商议,一面亲自给判相州韩琦、司空富弼、判河南府文彦博、判永兴军曾公亮几位前任宰相写信,请他们出主意。

    韩琦最先回话。他在信中说,要攘外,必须废除新法,国内必须团结一心;选贤任能,使天下人都心悦诚服。边备充足了,即使盟约被破坏,也可以武力收复国土。

    富弼、文彦博、曾公亮也都先后回信,内容与韩琦的观点基本相同。

    赵顼犹豫不能决。

    辽主见宋廷的谈判代表刘忱寸步不让,再次派遣肖禧到汴梁递国书,推说刘忱没有谈判的诚意,故意拖延时间,请宋廷改派他人谈判。

    赵顼便命天章阁待制韩缜与肖禧继续谈判,双方仍各执一词,毫无结果。

    肖禧见索地不成,干脆赖住在驿馆不走,并放言说,如果宋不能满足他的要求,他就不回国。

    辽使为何如此肆无忌惮呢?因为他们赌宋不敢同辽国翻脸,凭借几十年与宋打交道的经验,他们就敢赌这一把。

    赵顼见辽使耍赖,既不能满足他的要求,又不便驱逐,觉得很为难,便征求王安石的意见。王安石对宋、辽两国边界划定的历史情况不熟悉,建议查一下历史资料再作处理。并推荐知制诰沈括负责这件事情。

    沈括奉命到枢密院查阅历史档案,经过几天翻阅,查到英宗二年与契丹订定疆地条约及地图。这幅地图明确标示,宋、辽边境以古长城为界,目前宋、辽两国争议的分水岭在黄嵬山,与原定界线相隔三十余里。沈括当即向赵顼奏明了情况。

    赵顼惊喜地说,两府不查考本末,几乎把国事误了。当即命将条约并地图给辽国使臣萧禧看,萧禧的嚣张气焰才有所收敛。

    赵顼赏赐沈括白金千两,并命沈括为使臣,赴辽国就边界问题进行谈判。

    沈括奉命到辽都以后,辽国宰相杨遵勖接待了他,并正式举边界问题谈判。

    沈括根据旧约,坚决不同意辽国的无理要求,谈判前后进行了六轮,沈括只是据理争论,毫无松口之意。杨遵勖以恫吓的口吻说:“区区数里的地界也不肯相让,莫非要想绝交吗?”

    沈括抗议道:“南朝遵守约定,北朝却要废弃前盟,是你们胡搅蛮缠,怎么说是我们要绝交呢?”

    杨遵勖见沈括理直气壮,改口以天池为界,在得到沈括的否定后,竟然将沈括晾在驿馆里,多日不见。

    沈括见辽国并无诚意,便告辞回国。他是一个有心人,在归国途中,将沿途的山川险易、民情风俗,绘成一幅《使契丹图》,归来后献给皇上。

    赵顼想到如果与辽国的谈判失败,两国必有一战,他广泛征求意见,百官中有主战的,也有言和的,他乘到慈寿宫向太皇太后请安之机,把辽国要求重新划定边界线的事情禀明曹太皇太后,并说万一谈判失败,他准备出兵北伐,一举扫去后世子孙的祸患的打算。

    曹太皇太后问道:“粮草辎重,预备足了吗?士卒甲仗,都准备好了吗?”

    赵顼不以为然地说:“这些事情都好办。”

    曹太皇太后脸色大变,责备地说:“要打仗,这是最难办的几件事,你反而说这些事容易得很,如此轻敌,怎么能打胜仗?”

    赵顼见曹太皇太后如此严厉,愣在当场。

    曹太皇太后接着说:“太宗皇帝几次北伐,就是因为粮草辎重跟不上,士兵甲仗不整而吃了败仗,况且那时候还是用兵之际。如今天下久不用兵,士兵久未操练,且又正是大旱之后,粮饷缺乏。要知道,战争是国家一件不得已的事件,不到万不得已,切不可言战,即使有一线和平的希望,也要力求避免战争。只要一开战,无论胜败,都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还要死伤无数的士兵。作为人君,对于战争,一定要慎之又慎。辽国违背旧约,妄争疆界,可派遣能言语有才智的使臣同他们交涉,谕以利弊,最好是和平解决,各守旧疆,言归于好,不可轻意言战。不过,对于原有的防务,一定要加强,以防万一交涉失败,辽国突然用轻骑偷袭而导致到时手忙脚乱,难以应敌。”

    赵顼诺诺连声。

    曹太皇太后语重心长地说:“辽国如果容易征服,太祖、太宗皇帝早就收复了,何必要等到今天呢?”

    赵顼听后,表示不到万不得已,绝不言兵。

    赵顼从慈寿宫出来之后,便想征求韩琦的意见。因为韩琦在仁宗朝时,曾同范仲淹共同守边,有丰富的作战经验。不料就在此时,传来了韩琦病逝的消息,韩琦遗疏也到了京师。

    赵顼想到韩琦策立二帝,历相三朝之功,便决定停朝三天,以对韩琦的去世表示哀悼。追赠尚书令,赐谥忠献,配享英宗庙庭。

    传说,韩琦病逝的那天夜晚,天上有一颗巨星陨落在相州城外,远近为之震撼,后来听说韩琦在这一夜病死,相州的百姓为之哭泣,可见韩琦深受民间的爱戴。

    赵顼只得再次征求王安石的意见。

    王安石认为凭宋现有的国力,不宜与辽国开战,不如依了辽国的请求,等到国富兵强之后,再重新夺回来。如果要征服辽国,一定要先给他一点甜头。这叫做欲将取之,必先予之。

    赵顼于是答应了辽国的条件,以辽河分水岭为界,宋失去土地七百里,成为异日兴兵的争端。

    3、擅起边衅伐交趾

    北方的边事刚处理完,南边又不平静了。

    中国的南方有个小国叫交趾国,太宗朝,黎桓灭丁氏篡国,太宗皇帝封黎桓为交趾郡王,黎桓岁岁来朝,年年纳贡。

    黎桓死后,他的儿子黎龙钺继位,被弟弟黎龙廷所杀。黎龙廷杀兄自立为王,仍然向宋廷纳贡,真宗皇帝赐名至忠,命他世袭王封。

    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大校李公蕴仿效当年黎桓故事,弑黎至忠自立,遣使朝贡。真宗也用封黎桓故事,封李公蕴为交趾郡王。李公蕴传子李德政,李德政传子李日尊,李日尊传子李乾德,即现在交趾王,世袭封爵,修朝世贡不绝。

    交趾国是宋朝的附属国,屡次发生内乱,政权数易其主,宋朝并没有出面干涉,都是事后承认改朝换代后的新主子。唯一没有改变的是,交趾国仍然是年年纳贡,岁岁来朝。两国一直相安无事。

    桂州知州沈起见得朝议开边,章惇收峒蛮,熊本平泸夷,王韶克河州,几个人都因建立边功而加官晋爵,不由心有所动,也想出兵交趾,猎取加官晋爵的资本。他派人到溪洞招募壮丁编为保伍,让他们屯驻在广南,派二十人分别指挥。又在融州强行设立城寨,屠杀一千多交趾人向交趾国示威。

    交趾王李乾德派使臣到东京汴梁与宋评理,声称并没有得罪天朝,为何要刀兵相向,杀了他们的人。

    赵顼自知理亏,只得把沈起就地免职,调处州知州刘彝接替沈起,出任桂州知州。

    刘彝抵任后,虽取消了广南屯兵,却又在边隘屯驻重兵,建造戈船,取消与交趾互市,派兵巡逻边防线,切断交趾国与宋廷的交通。

    宋的做法,彻底激怒了交趾王李乾德,他来了个先发制人,带领交趾军队从广府、钦州、昆仑关三路向宋发起进攻。

    交趾兵抱着必死的决心,作战非常凶猛,一路攻城拔寨,连破钦州、廉州,杀死兵、民八千余人,直逼邕州城下。

    邕州知州苏缄虽率兵奋力抵抗,仍不敌交趾国亡命之师。在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的情况下,邕州陷落敌手。知州苏缄率全家三十六口自杀而亡。邕州遭交趾人屠城之灾,城中军民五万八千余口惨遭屠杀。

    赵顼命宣徽使郭逵为安南招讨使,天章阁待制赵卨为副,率兵征讨交趾。

    交趾的布告传到汴梁,说宋宰相行新法,扰乱民生,特地出兵相救。

    王安石看了这些布告,怒气冲天,命郭逵多带兵出征,许他调集鄜、延、河南诸旧部从征,并命召取占城、真腊两国兵夹击。

    郭逵率兵到达长沙后,传令占城、真腊两国,并分兵攻打钦州、廉州。郭逵与赵卨率兵向西进发。大军走到富良江,从钦州、廉州传来捷报,两州已经收复。

    熙宁八年(1075年),郭逵、赵卨率兵在富良江与交趾兵展开决战。交趾兵大败,交趾王太子李洪贞在乱军中中箭而亡,残兵逃回交趾。宋军夺得战船数十艘,杀敌数千,宋军也损兵万余。

    郭逵率领的宋兵多为北方人,不服南方水土,加之触犯瘴气,很多士兵染病而亡。郭逵、赵卨不敢轻进,分兵占领广源州、门州、思浪州、苏茂州、桄榔县诸地,并将前方战况上报朝廷。

    李乾德见大兵压境,也很害怕,派人告知宋军主帅,派使臣奉表到汴梁,请求和议。

    赵顼也因宋军已攻到富良江,恶气已出,加之战祸是宋边将挑起来的,错不在交趾,因此,也就见好就收,赦李乾德罪,允许议和。

    随后诏郭逵、赵卨班师回朝;改广源州为顺州。不久,李乾德遣使进贡,并归还俘虏的兵民。赵顼见他是真心修好,将顺州赐还给李乾德,后来又将二州六县也交还给交趾,此后,交趾没有再叛。

    4、王安石二次罢相

    交趾的战事平定了,王安石却遇到了麻烦。

    吕惠卿贬出京城,出任陈州知州以后。王安石的儿子王雱对吕惠卿加害父亲的事一直耿耿于怀,欲置吕惠卿于死地而后快,恰好御史中丞邓绾也想讨好王安石,两人一合计,决定分头上表,请求皇上重新审理吕惠卿的案子。

    吕惠卿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当他得知王雱与邓绾上表欲置他于死地时,便提前下手,向王安石发出了致命的一击。

    吕惠卿与王安石是多年的朋友,两人过去有很多书信往来,在这些书信中,当然说了一些不足为外人道的话。吕惠卿是一个有心人,他将这些书信都完好地保存下来,预备有朝一日能派上用场。当他得知邓绾和王雱在背后做他的文章时,他便想起了这些书信。于是,他便把这些书信都呈交给皇帝,并控告王安石在背后图谋不轨。

    在这些信中,有几封信上有“无令上知此一帖”、“无使上知,勿令齐年知”之句,就是说,不要让皇上知道此信中的内容。至于“齐年”是谁,当时却没有深究。

    赵顼对这些纷乱如麻的事情早已厌倦,看了这些信后,第一次冲王安石发了脾气。

    王安石回家之后,痛骂自己的儿子,骂他不该背着自己去招惹吕惠卿。父子二人为此大吵了一场。

    王雱显然不知道吕惠卿手中藏有这些信,并且握有父亲的把柄。深悔自己行动鲁莽,给父亲带来灾难。受父亲的斥责后,心中憋气,以致抑郁成疾,立即就病倒了,不久,背上生出一个恶疮。

    王安石遍请郎中医治,终究没有挽回儿子的生命,王雱撒手归西了。

    老来丧子,是人生之大不幸。儿子的猝然离世,对王安石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肝肠寸断,萌生退意,上表请求辞职。

    御史中丞邓绾担心王安石一去,自己失去了靠山,禄位就不保,上表奏请赵顼挽留王安石。

    赵顼认为邓绾身为御史,竟然为大臣请恩,免去邓绾之职,贬往虢州去为知州。王安石去意更坚,力请解除职务,

    熙宁九年(1076年)十月,赵顼第二次罢免了王安石的相职。

    王安石带着壮志未酬的遗憾和满腹的伤悲离开了京城,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退居金陵,潜心学问,不问政治。

    王安石既退处金陵,经常书写“福建子”三字。福建子是指吕惠卿,因为是深悔被吕惠卿所误。

    王安石罢相后,赵顼提拔吴充、王珪为同平章事,冯京知枢密院事,蔡确参知政事。

    吴充与王安石是儿女亲家,他一向不赞成王安石的所为,经常向赵顼奏陈新法不良,赵顼喜欢他不党附王安石,故提拔为宰相。冯京与王安石是同年,王安石致吕惠卿私书中“勿令齐年知”一语中的齐年,指的就是冯京。赵顼事后知道了这件事,认为冯京是个贤者,召他知枢密院事。

    吴充当了宰相后,欲对新法有所变革,但他认为自己才疏学浅,奏请赵顼召回司马光、吕公著、韩维等人,又举荐孙觉、李常、程灏等数十人。

    赵顼采纳了吴充的建议,召吕公著同知枢密院事,进程灏判武学。

    程灏自扶沟县进京,任职才数日,李定、何正臣便劾他学术迂阔,趋向僻易,赵顼仍命他回扶沟县任原官去了。吕公著上疏谏阻,并没有改变赵顼的决定。

    司马光在洛阳,得知吴充为相后,颇有更正弊政的心志,便给吴充写了一封信,介绍一些救济时弊的方法,并建议他全面废除新法。

    吴充并没有采纳司马光的意见。

    蔡确曾经依附王安石,王安石罢相后,他又到处说王安石的过失,显示自己与王安石不同。吴充想要革除新法,他又说应该萧规曹随,遵守以前的法律。所以,王安石罢相以后,他所推行的新法仍然在继续执行。

    王安石罢相的第二年,赵顼改年号为“元丰”,并从幕后走到前台,亲自主持变法。然而,变法的阻力仍然很大,很多人对新法还是喋喋不休。失去了王安石,他本来就很伤心,如今又要独自面临巨大的压力,不免有些心烦,遇到一些不顺心的事,更容易发火。他决定实行更为强硬的手段来推行新法,严惩反对变法的官员。因不满新法而贬出京城、现任湖州太守的苏轼,不幸成为了这次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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