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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重新追上张爱玲的脚步，看到她穿着一件鹅黄缎半臂旗袍站在一户人家的门前犹豫。门里透出馥郁的花香，还有一个老人的吟哦声，我不禁微笑，知道她找对了人。

    ——那是“画蝴蝶于罗裙，认鸳鸯于坠瓦”的鸳蝴派“五虎将”之一（其余四位是张恨水、包天笑、徐枕亚、李涵秋）周瘦鹃老先生的家。我自小就看过他的一些言情小说，内容大多记不清了，无非是才子佳人，缘浅情深，听评书落泪，向海棠泣血的旧桥段。我那时因为迷张恨水而迷上“鸳鸯蝴蝶派”，找了许多同时期小说来读，然而始终认为只有张恨水最好，而张恨水的小说又以《啼笑因缘》和《金粉世家》最好，看了不止一遍；后来看了林语堂的《京华烟云》，觉得比《金粉世家》更好，便又转舵去迷林语堂；至于周瘦鹃的小说，却一部也记不起来了，倒是他有一部《拈花集》，将平时莳花心得记录其中，至今仍搁在我书架上常用书的那一栏，不时拿出来翻一翻，仿佛可以沾一点花香……

    门开了，有只蝴蝶从里面率先飞出来，仿佛招呼，然后才是一个小姑娘稚气的脸，她问：“你找谁？”

    “是周先生的家么？”张爱玲微微颔首行礼，“我叫张爱玲，冒昧来访，请您把这个给他过目。”是她母亲的故交岳渊老人的推荐信，如今权做敲门砖。

    稍顷，她被延入客厅——那是1943年的春天，她与周瘦鹃第一次见面。

    案头宣德炉中烧着的一支紫罗兰香青烟袅袅，旁边是一只古香古色的青瓷盆，盆里是浅浅的清水，水面上漂着各色花朵，随季节不同——春天是玉兰，或者牡丹，或者杜鹃，夏天是整朵整朵的美人蕉，秋天是甜香诱人的桂花，冬天是腊梅香飘满室——都是花儿凋谢或者随风飘落到地上再被捡起的。

    周瘦鹃是种花人，更是惜花人，从不在枝头采摘盛开的花朵。他常常轻轻地抚摸或是叩击着那瓷盆的边沿低吟浅唱，推敲一首新赋的诗词的韵脚和节奏。因此他写的诗，大多有花香，还有水盆的清音。

    这天他正望着那紫罗兰香和水盆沉思，小女儿瑛匆匆跑上来，递过一个大信封来，说是有位小姐来访。信是黄园老人岳渊写来的，介绍一位作家张爱玲女士给他认识，希望同他谈谈小说的事。

    他于是下楼来，那客座中的小姐听到楼梯响，立即长身玉立，站起来鞠躬，如同一个诚惶诚恐的女学生。在年近半百的周老面前，她的确也就是一个小学生——打小儿便读他的文字长大的。

    周老答了礼，招呼她坐下，指着给她开门的女孩介绍：“你们见过了——这是我小女儿，叫瑛。”

    爱玲惊奇地瞪大眼睛，说：“我从前的小名也叫。爱玲是我母亲领我入学报名时随手填的名字。”她害羞地告诉他，“我母亲是您的读者，还给您写过一封信呢。”

    “噢？”

    “信上说，请您不要再写下去了，太令人伤感。”

    老人笑了，这样稚气而感性的来信，于他是读得太多了，已经不记得。便是这样登门拜访的习作者，也实在是太多了，他见她，不过是给黄园老人面子，不得不敷衍一下，因问：“你从前写过些什么？”

    “给《泰晤士报》写过些剧评影评，也给《二十世纪》杂志写过一些文章；中文的作品，就只从前给《西风》写过一篇《天才梦》；最近才又重新开始中文写作，写了两个中篇小说，是讲香港的故事，想请教老师。”说着，将一个纸包打开来，将两本稿簿双手捧着恭恭敬敬地奉上。

    周老接了，随手打开，先看了标题《第一炉香——沉香屑》，先就觉得别致，赞道：“有味。”笑着说，“不如把稿本先留在我这里，容细细拜读。”

    这一次见面，他们谈了一个多钟头，方始作别，也算得上深谈了。

    虽是初见，然而老人已经清楚地感觉到，这是一个难得的天才。她身上自然流露出来的那种清贵之气，她举止言谈里的华美细致，都让他觉得一种莫名的兴奋与喜悦，仿佛面对一枝花，又仿佛我佛拈花一笑。

    这天吃过晚饭，他照旧指挥着自己的几个女儿排着队把案台上、茶几上、架子上的盆景、盆花一个个搬到花园里去——这是周家姐妹每晚必做的功课，为的是让它们“吃露水”。

    然后，他便迫不及待地坐在书桌前挑灯夜读，将两炉香一气看完，一壁看，便一壁击节称赞。“草坪的一角，栽了一棵小小的杜鹃花，正在开着，花朵儿粉红里略带些黄，是鲜亮的虾子红。墙里的春天，不过是虚应个景儿，谁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墙里的春延烧到墙外去，满山轰轰烈烈开着野杜鹃，那灼灼的红色，一路摧枯拉朽烧下山坡子去了。杜鹃花外面，就是那浓蓝的海，海里泊着白色的大船。这里不单是色彩的强烈对照给予观者一种眩晕的不真实的感觉——处处都是对照，各种不调和的地方背景，时代气氛，全是硬生生地给掺糅在一起，造成一种奇幻的境界。”

    周瘦鹃不禁被这“奇幻的境界”给迷住了。他写了那么多关于花卉的文章，还从没这样描写过杜鹃花呢。这样奇美诡谲的文字，既有《红楼梦》的典籍蕴藏，又有英国作家毛姆的风趣诙谐，这哪里是一炉香，简直是满世界香气四溢。这些日子来，他一直在筹划着重出《紫罗兰》，这两炉香烧得太是时候了，简直是神兵天降，是比轰炸更为震撼的两个重磅炮弹。

    读完小说，已是黎明，周瘦鹃毫无倦意，独自来到花园做伸展，那些昨晚还拳起的花蕾，在一夜的露水滋润后已经争奇斗艳地开放出来；那悬崖式的老树桩，也抽出新枝，暴出一两片鲜嫩的芽叶。他兴奋地拿起花铲和竹剪，依次地给那些盆景盆花修枝、理花、翻盆，并情不自禁对着一株杜鹃看了许久。

    杜鹃花又名映山红，此外又有红踯躅、谢豹花、山石榴等名，都霸气有力，只是日本称之为皋月，不知所本。日本人取杜鹃花种，将花粉交配，异种很多，著名的有王冠、天女舞、四海波、寒牡丹、残月、晓山等等。他从前曾搜罗过几十种，可惜在战争中东奔西避，疏于培养，竟先后枯死了，引为生平憾事。尤其战前重价购得的一盆栽杜鹃，苍古不凡，似逾百年，枯干粗如人臂，下部一根斜出，衬以苔石，活像一头老猿蹲在那里，花作深红色，鲜艳异常。他十分喜爱，还特地为它写了首绝句来赞美。却也因避乱而失于调养，竟被蚁害毁了花根，以致枯死。年来到处物色，无奈“佳人难再得”！虽然一再自我劝慰：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命且不保，何况于花？然而始终不能释怀。

    今夜看了张爱玲笔下的杜鹃花，却仿佛重见那株百年杜鹃——张爱玲的文采，是真正的奇花异草，廊苑仙葩，是绛珠仙草下凡！也是送给《紫罗兰》的一份厚礼，是锦上添花，更是雪中送炭。

    他简直要等不得地马上再见到张爱玲，当面告诉她这个好消息。

    可是一直等了一个星期，她才再次登门——大概是以为他要抽时间看完她的小说，怎么也要至少等一个星期之后吧——当他告诉她《紫罗兰》复活的消息，并说决定把这两炉香在《紫罗兰》上发表时，她十分高兴，再次说：“我母亲，还有我姑姑，从前都是您的读者，一直都有看《紫罗兰》，还有《半月》、《紫兰花片》。当时母亲刚从法国学画回国，为您的小说流了不少眼泪呢。”

    听她再次谈起母亲，周瘦鹃也只有礼貌地问：“令堂……也在上海么？”

    “她前些年去了新加坡，先还通信，可是从前年十二月八号太平洋战争后就再没消息了，前不久听见人说，好像是去了印度，也不知真假。”

    张爱玲的脸上又流露出那种惯常的忧戚彷徨之色，她的生命中，永远围绕着这样茫茫的威胁，无论阳光照在哪里，伞下的阴影总之一路跟着她，躲也躲不开。

    然而《紫罗兰》复刊以及周先生愿意发表自己的小说这件事，怎样说来也是生活中的一缕阳光吧，至少也是窗外的阳光，便走不进去，也是看到了那一片太阳金。

    这天回到家里，张爱玲眉飞色舞地向姑姑说起谒见周先生的过程，言语间难禁得意之色。

    张茂渊也笑了：“被人夸两句，便这么高兴？”想一想又说，“周先生是名人呢，肯这样对你，也的确难得，该好好谢谢人家的——请他来家喝顿茶可好？我也借你的光，见见我从前的偶像——真是看了他不少文章呢。”

    “请他来家里？”爱玲一愣，“不知道人家答应不答应。”

    “答不答应，问问不就知道了。礼多人不怪，就是不答应，也是我们一片心意，至少人家知道你心里是感激的。”

    “也是。”爱玲心动起来。

    她想起八岁时，妈妈第一次从国外回来，很喜欢看小报，看鸳鸯蝴蝶派的旧小说。那时《小说月报》上正登着老舍的《二马》，杂志每月寄到了，黄逸梵坐在抽水马桶上看，一面笑，一面读出来，她也靠在门框上笑。

    ——直到现在她也还是喜欢《二马》，喜欢着妈妈的喜欢，喜欢着听妈妈读杂志的那喜悦的记忆。虽然老舍后来的《离婚》和《火车》全比《二马》好得多，但她仍是执著于最初的喜欢。

    周瘦鹃的《恨不相逢未嫁时》、《此恨绵绵无绝期》，也是那个时候接触到的。

    还有父亲，也是喜欢章回小说的……

    姑姑的话仿佛把尘封的记忆搅动了起来，搅得满天烟雾，温馨而陈旧的烟雾。

    她的心柔柔地酸酸地牵动。

    说做便做，当晚便又匆匆跑去周家，郑重其事地邀请周老师及师母“光临寒舍”——“想请老师参加我们举办的一个小小茶会。”

    见她这般热情稚气，周先生倒笑起来，一口应承说：“好呀，不过不是今天，等《紫罗兰》创刊号出版，我拿样版去瞧你，就不算空手上门了——省得办礼。”

    果然隔了不久，周瘦鹃便拿着《紫罗兰》的样本亲自登门了——夫人因为家中有事，未能同来。

    说是“茶会”，其实只有他一位客人，主人倒有两个，就是张茂渊和张爱玲姑侄俩。茶是牛酪红茶，点是甜咸俱备的西点，精美洁致，连同茶杯与点碟也都是十分精美的，可见主人的用心与重视。

    牛酪红茶，当然是用西式茶杯茶碟，可以想象雪白瓷碗里，血红茶汁上浮着白而轻的奶酪，一点点化开，如云雾缭绕，那是一种心境。

    周瘦鹃且清楚地记得，张爱玲的客厅亦是洁而精的，壁上挂着照片，爱玲指着其中一张说：“这就是我母亲。”孺慕之情溢于言表。

    因为她是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到母亲，周瘦鹃也不禁认真地将照片看了又看，那是一位丰容盛髻的太太，轮廓分明，有点像外国人。他看得出，面前这位天才少女对母亲的爱是一种近乎宗教般的崇拜，并且深受影响。

    他们谈文学，也谈园艺，张爱玲拿出《二十世纪》上自己写的那篇《中国的生活与服装》请老师指教，羞涩地说：“插图是我自己画的。”

    周瘦鹃不禁惊讶，赞道：“原来你的英文这样好，美术也好，画笔很生动。”

    爱玲嘻嘻地笑了，完全是个得了老师夸奖的好学生。

    ——毕竟只是23岁的女孩子。

    23岁，是一个女孩子最好的时光，是一朵花开在盛时，喝饱了水与阳光，刚刚脱去局促与羞缩，而又未来得及沾染半分尘埃与雾气，开得兴兴头头，香得清纯正大，仿佛整个世界都是她的。

    2

    23岁的张爱玲，年轻，飞扬，才思如涌，盛名如花，虽然早已深谙世事沉浮，人情沧桑，却还不谙爱情的苦。怀抱着无数关于爱与理想的美梦，期待地走过生命的每一个转角，小心地打开各式镶金嵌玉的潘朵拉匣子，不知道自己会遇到什么，看到什么——寿怡红群芳开夜宴，轮到黛玉抽签，心里暗暗祈祷：不知道还有什么好的留给我？是“只恐夜深花睡去”，还是“开到荼蘼花事了”？是“竹篱茅舍自甘心”，还是“日边红杏倚云栽”？

    她那样毫无准备地红了起来，一红冲天，不可收拾，便如同她笔下的杜鹃花，“那灼灼的红色，一路摧枯拉朽烧下山坡子去了”，从墙里烧到墙外，烧红了孤岛的天空。

    上海文坛的1943、1944两年被称为“张爱玲年”，《第一炉香》连载未完，她的才情已经引起了整个上海滩的注意；《第二炉香》的发表，更是鲜花着锦，烈火烹油；接着是《茉莉香片》，是《心经》，是《倾城之恋》、《琉璃瓦》、《封锁》、《金锁记》，都是这样的奇思构想，异香扑面；《到底是上海人》、《洋人看京戏及其他》、《更衣记》、《公寓生活记趣》、《道路以目》、《必也正名乎》，又都是这样的清新醒目，鞭辟入里，不能不叫人一则以喜，一则以惊：这横空出世的女子太像一个传奇了！

    而这期间，她也阴差阳错地先后认识了许多个堪称“传奇”的人物——周瘦鹃自然是第一位；柯灵是第二位。

    柯灵原名高季琳，是鲁迅的同乡，浙江绍兴人，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跟随老师来上海办报，在南阳桥杀牛公司附近租了间旧式弄堂房子的前楼，在报摊上订了《申报》和《新闻报》做资料，联系了一家印刷厂，一个报贩的小头目，就此开张，办了份《时事周刊》，只出了五六期就太太平平地寿终正寝，连一点泡沫也不曾泛起，然而柯灵却就此走入了办报人的行列。

    初见张爱玲那年，他刚接手著名报人陈蝶衣成为《万象》杂志的主编。自看到《紫罗兰》上张爱玲的《第一炉香》，他便一直惦记着怎么能约到这位海上文坛新起之秀的文章，想过要托罗兰庵主人周瘦鹃介绍认识，却又觉得冒昧。不想天遂人愿，那一天，张爱玲竟主动登门了。

    正是七月流火的天气，蝉在树枝叶杈间疾声嘶鸣，暴躁的坏脾气地一声接着一声，震得人耳朵发木。张爱玲穿着一袭色泽淡雅的丝质碎花旗袍，像一缕清凉的风，吹开那暑气，将一卷《心经》手稿及亲绘的插图交给他手中——

    “出版《万象》的中央书店，在福州路昼锦里附近的一个小弄堂里，一座双开间石库门住宅，楼下是店堂，《万象》编辑室设在楼上厢房里，隔着一道门，就是老板平襟亚夫妇的卧室。好在编辑室里除了我就只有一位助手杨幼生，不至扰乱东家的安静。旧上海的文化，相当一部分就是这类屋檐下产生的。而我就在这间家庭式的厢房里，荣幸地接见了这位初露锋芒的女作家……会见和谈话很简短，却很愉快。谈的什么，已很难回忆，但我当时的心情，至今清清楚楚，那就是喜出望外。虽然是初见，我对她并不陌生……”（柯灵：《遥寄张爱玲》）

    所谓“一见如故”，无疑正是形容柯先生这番感慨的最恰当不过的一个词了。

    彼时的柯灵刚刚34岁，风流才子正当年，见了张爱玲这样清新尊贵的奇女子，有没有一点仰慕之心，不得而知——若是全然没有，也好像不大合乎人情的。他后来在《遥寄张爱玲》中说：“我自己忝为作家，如果也拥有一位读者——哪怕只是一位，这样对待我的作品，我也就心满意足了。”——他同时也是鲁迅、巴金、钱钟书的热心读者，且和傅雷更是数十年的挚交，他可没有在悼念文章中这样地写过他们。

    张爱玲先后在《万象》上发表了小说《心经》、《琉璃瓦》、《连环套》（未完成），散文《到底是上海人》，都是由柯灵经手。

    1943年年底，她编了一出戏《走！走到楼上去！》，也是先拿给柯灵看，请他提意见。柯灵觉得结构太散漫了，末一幕完全不能用。她十分感激，一次一次地改。

    后来，《万象》老板平襟亚想要出版张爱玲的小说集《传奇》，她又是向柯灵询问意见。“张爱玲在写作上很快登上灿烂的高峰，同时转眼间红遍上海。这使我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因为环境特殊，清浊难分，很犯不着在万牲园里跳交际舞。——那时卖力地为她鼓掌拉场子的，就很有些背景不干不净的报章杂志，兴趣不在文学而在于替自己撑场面。上海沦陷后，文学界还有少数可尊敬的前辈滞留隐居，他们大都欣喜地发现了张爱玲，而张爱玲本人自然无从察觉这一点。郑振铎隐姓埋名，典衣节食，正肆力于抢购祖国典籍，用个人有限的力量，挽救‘史流他邦，文归海外’的大劫。他要我劝说张爱玲，不要到处发表作品，并具体建议：她写了文章，可以交给开明书店保存，由开明付给稿费，等河清海晏再印行。那时开明编辑方面的负责人叶圣陶已举家西迁重庆，夏彝尊和章锡琛老板留守上海，店里延揽了一批文化界耆宿，名为编辑，实际在那里韬光养晦，躲雨避风。王统照、王伯祥、周予同、徐调孚、周振甫、顾均正诸位，就都是的。可是我对张爱玲不便交浅言深，过于冒昧。也是事有凑巧，不久我接到她的来信，据说平襟亚愿意给她出一本小说集，承她信赖，向我征询意见。上海出版界过去有一种‘一折八扣’的书，专门翻印古籍和通俗小说之类，质量低劣，只是靠低价倾销取胜，中央书店即以此起家。我顺水推舟，给张爱玲寄了一份店里的书目，供她参阅，说明如果是我，宁愿婉谢垂青。我恳切陈词：以她的才华，不愁不见于世，希望她静待时机，不要急于求成。她的回信很坦率，说她的主张是‘趁热打铁’。她第一部创作随即诞生了，那就是《传奇》初版本，出版者是《杂志》社。我有点暗自失悔：早知如此，倒不如成全了中央书店。”

    ——郑振铎固然是好意，然而对于当时的张爱玲来说，一则没有能力“举家西迁”，二则尚不够资格“韬光养晦”，不过是个文坛新秀，若非“趁热打铁”，真不知道要等到何时才能“河清海晏”？何况，若不是张爱玲的锋芒毕露，“红遍上海”，又何来文学界前辈的“欣喜地发现”呢？“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从来都是见仁见智的。

    事实上，河清海晏之后，张爱玲惟一能做的便是离开，但不知道算不算“史流他邦，文归海外”。

    但是张爱玲毕竟是领了柯灵的好意。后来为了“腰斩《连环套》”与“一千元灰钿”的事，她与《万象》闹得很不愉快，然而同柯灵的友谊却保持了下来。

    1944年秋，张爱玲将《倾城之恋》改编为舞台剧本，柯灵提供了不少意见，又为之居间奔走，将她引荐给大中剧团的主持人周剑云（战前是明星影片公司的三巨头之一）。在餐馆里见面。张爱玲穿着“一袭拟古式齐膝的夹袄，超级的宽身大袖，水红绸子，用特别宽的黑缎镶边，右襟下有一朵舒卷的云头——或许是如意。长袍短套，罩在旗袍外面。”如此奇光异彩，连见多识广的周剑云在她面前也不禁显得拘谨。

    柯灵写：“张爱玲显赫的文名和外表，大概给了他深刻的印象。”而给他自己的印象呢，想必是更加深刻吧？所以事隔三十年后还记得。

    无论他承认与否，他后来的写作风格受到张爱玲的影响甚深，且不说他在《遥寄张爱玲》一文开头便是“不见张爱玲三十年了”，然后长篇大论地引了《金锁记》关于月亮的文字；便是他写自己的回忆录，《文字生涯第一步》，一开篇也是“生活很像连环套，常常一环一环地互相牵引着”。“连环套”一词显见由张爱玲而来，那件“腰斩”的往事给他的印象太深了……

    《倾城之恋》上演后，张爱玲为了答谢柯灵，送了他一段宝蓝色的绸袍料。柯灵拿来做了皮袍面子，穿在身上很显眼，柯灵夫人陈国蓉回忆：“这块衣料的颜色呢，是个宝蓝的，真是的，又不是藏青，也不是深蓝，是个宝蓝的，鲜艳得不得了。他做了个皮袍子穿在身上，可滑稽了，但是他因为是张爱玲送给他的，穿着也很高兴。”

    柯灵穿着这鲜艳的皮袍子到处走，导演桑弧看见了，用上海话取笑说：“赤刮剌新的末。”

    桑弧是张爱玲所识上海奇人中的又一个重要角色——但这是后话。

    3

    苏青是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与张爱玲被誉为“上海文坛上最负盛誉的女作家”、“目前最红的两位女作家”。

    然而苏青的成名，还早在张爱玲之前，以长篇小说《结婚十年》和散文集《浣锦集》声名鹊起。尤其《结婚十年》，出版之际，文坛哗然，毁誉参半，半年内再版九次，大有洛阳纸贵之势，而她也从此得了个“大胆女作家”的头衔。

    苏青本名冯允庄，1914年出生于浙江宁波城西浣锦乡一个富有之家，祖父曾经中举，家里有几千亩田，家门前有一座浣锦桥，所以后来她的散文集出版，就叫做《浣锦集》；至于《结婚十年》，则是一部自传体小说，是她从恋爱到结婚、产子、婚外恋情、离婚、分家、终于自立的亲身经历。

    1943年10月10日，苏青担任主编的《天地》创刊，地址在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160号601室，她在发刊词里写着“天地之大，固无物不可谈者，只要你谈得有味道”，“最后，我还要申述一个愿望，便是提倡女子写作，盖写文章以情感为主，而女子最重感情。”《天地》作者阵容十分强大，把当时活跃在沦陷区文坛的自由派作家，从元老级的周作人到初露头角的施济美一网打尽，自然也不会放过如日中天的张爱玲。于是写去一封约稿信，开篇即云：“叨在同性……”

    张爱玲不由得看着要笑，然而她是喜欢苏青的，因为她觉得自己懂得她，通过《结婚十年》，通过《浣锦集》，也通过她发在《天地》创刊号上的散文《论言语不通》：“言语不通自有言语不通的好。第一，言语不通就不会得罪人；这又可分开两方面来讲：一方面是因为你自己说不通就不爱多说，不多说便不会多错；他方面是即使你说错了人家也听不懂，即使听懂了也会因彼此言语不同而原谅你。……第二，言语不通，照样也可以达意。在电影盛行默片时代，张张嘴，霎霎眼睛，诸般动作，都可以代替语言。……第三，若是言语不通的两个人发生恋爱起来，倒应当可以说是‘情之正宗’。因为我对于恋爱的见解，总以为是‘心心相印’‘脉脉含情’来得深切而且动人，否则若只一味讲究‘谈’情‘说’爱，用嘴的动作来代替眼的表情，实在索然无味而且易流于虚伪。”

    爱玲自己也是不喜欢多话的人，这一番《论言语不通》，仿佛是在替她辩护，然而又截然不是她的风格——从言语交流拉扯到电影默片，又七扯八扯地说到恋爱，这样任性的话却不是她可以说得出来的。她不禁想起关于苏青的一则轶事：古人云“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苏青改动标点断句，变成“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诸君一时哗然。如今想起来，也是要笑——这个苏青，的确是个精彩的人儿呢。

    她于是欣然地拿起笔来，为苏青写了第一篇小说《封锁》——她可不知道，就是这篇《封锁》替她引来了胡兰成，引来了半世的寒风冷雨，不白之名……

    自《天地》第二期起，从此几乎每期都有张爱玲的作品刊出，有时甚至一期两篇。

    两人渐渐熟起来，爱玲知道了许多苏青的事，对她只有更加喜欢——事业，恋爱，小孩在身边，母亲在故乡受苦，弟弟在内地生肺病，妹妹也有许多烦恼的问题，这些许许多多的牵挂，然而苏青仍然活得兴兴头头，热烈积极，她一个人办着一个杂志，集策划、编务、发行于一身，已是够忙了，但她并没有放下自己的笔，依然写着小说，写着散文，而成绩又是那么可观。

    ——这样的女人，是叫人怜惜，更叫人敬重的。仿佛红泥小火炉，有它自己独立的火，看得见红焰焰的光，听得见哔哩剥落的爆炸，可是比较难伺候，添煤添柴，烟气呛人。

    苏青同炎樱一样，与张爱玲也是既有相同爱好又有不同性格的，她比爱玲大不了几岁，然而经历却丰富十倍——当然是指饮食男女方面的经历。她曾经考入国立中央大学（即南京大学），也是没毕业就辍学了，却是因为早婚的缘故，且是三子之母。1935年，她为抒发生产之苦，写了篇散文《产女》投给《论语》杂志，署名冯和仪，这是她创作的开始。

    她有点粗线条，家门口有两棵高高的柳树，初春抽出了淡金的丝，张爱玲同她说：“你们那儿的杨柳真好看。”她一愣，瞪大眼睛惊诧地说：“我每天走进走出的，倒是从来就没看见。”

    她长得俊，为人爽直豪放，有男子气，所往来的朋友异性远比同性为多，因为她不喜欢女人的琐碎。然而她对张爱玲的好，却是托心寄诚的好，不含丝毫勉强塞责。1944年1月10日《天地》第四期发表张爱玲的散文《道路以目》，她专门写了一篇《编者的话》：“张爱玲女士学贯中西，曾为本刊二期撰《封锁》一篇，允称近年来中国最佳之短篇小说。在三期刊载《公寓生活记趣》亦饶有风趣。本期所刊《道路以目》尤逼近西洋杂志文格调，耐人寻味。”1941年2月10日《天地》第五期发表张爱玲的散文《烬余录》时，她又写道：“张爱玲女士的《烬余录》描摹香港战时状态，淋漓尽致，非身历其境者不能道出。”

    同年11月1日《天地》第十四期发表张爱玲散文《谈跳舞》，她再次高度肯定了张爱玲的成绩，并且为她的新书大打广告：“张爱玲女士蜚声文坛，众xx交誉，其作品价值已不必编者赘述。观乎其最近出版之小说集《传奇》畅销情形，已可见南北读者对其热烈拥护之一斑。今日编者更有一好消息可以抢先报告，原来张女士又集其年来所写的散文郑重付刊了，书名《流言》，预料其出版后的畅销情况又必是空前的。本期所刊《谈跳舞》一文，其艺术见解自有独到之处，幸读者诸君之精于此道者多注意焉。”对张爱玲可谓赞誉有加，推崇备至。

    而张爱玲之于苏青，也是鼎力相助，不仅撰文，而且手绘插图，还替《天地》设计了新的封面——浩瀚长空，写着“天地”二字，舒卷着两三朵轻云，下面是一个女子仰着的面孔，似乎熟睡，或者冥想，有一种坦然的态度，不知是苏青的写照还是她自己——人家是睥睨天地，她却是连睥睨也不屑的，径自闭目养神，把天地做被、做枕、做衾席而已矣。

    另则她为苏青散文《救救孩子！》所绘的同题插图，风格也与以往的写意全然不同，是一幅罕有的工整素描——亲厚之意，溢然笔尖。

    她且在《我看苏青》里堂而皇之地写着：“低估了苏青的文章的价值，就是低估了现代的文化水准。如果必须把女作者特别分做一栏来评论的话，那么，把我同冰心白薇她们来比较，我实在不能引以为荣，只有和苏青相提并论我是甘心情愿的。”

    人家说君子之交淡如水，然而这两个女子之交，却是浓如酒，醇如茶，如果一定要用水来打比方，那也一定是“香水”。因为她们之间的往来与谈话总是带着闺阁的脂粉气，狎而昵，既大气又小气，时不时地便扯到衣服穿戴以及男女情爱上。

    秋天，苏青做了件黑呢大衣，张爱玲和炎樱陪着她一同去试样子。古人说：三人行，必有我师。俗语又说：三个女人一台戏。这互为师友的三个女人试衣裳，自然更是一出好戏。

    到了时装店，炎樱第一个开口：“线条简单的于她最相宜。”一边转来转去地审视着，一边便向裁缝发号施令：把大衣上的翻领去掉！装饰的褶裥也去掉！方形的大口袋也去掉！肩头过度的垫高也减掉……唔，前面的一排大纽扣也要去掉，改装暗纽！

    苏青渐渐不以为然了，在镜子里端详着自己，用商量的口吻说：“我想……纽扣总要的罢？人家都有的！没有，好像有点滑稽。”

    张爱玲两手插在雨衣袋里站在一旁看戏，看得笑起来。

    镜子上端的一盏灯，强烈的青绿的光正照在苏青的脸上，下面衬着宽博的黑衣，背景也是影幢幢的，更显明地看见她的脸，有一点惨白。她难得有这样静静立着，因为从来没这么安静，一静下来就像有一种悲哀，紧凑明倩的眉眼里有一种仿佛横了心的锋棱。

    张爱玲感动地看着，不禁想：“这是一个乱世佳人啊。”

    乱世佳人，当然是一个传奇。

    4

    还有一个女人，本来实在不愿意提她名字的，不过她的文字倒也给我们提供了许多关于张爱玲的鲜明性格的辅证，算是可杀中的可恕。

    她曾于20世纪40年代与70年代两次写过关于张爱玲的文章，文中说：“张爱玲的自标高格，不要说鲜花，就是清风明月，她觉得好像也不足以陪衬她似的。”她是想讽刺，然而我看着，却只当做是一种赞扬，并且想起《红楼梦》里形容黛玉的两个词：孤高自许，目无下尘。张爱玲，便是这样的尊贵清傲。

    这女人叫潘柳黛，也是在旧上海写字为生的女人，然而总不肯老老实实地写字，总想着闹出些什么事故来使人注意她，可又不能够，于是便嫉妒别的比她更引人注意的女性，比如张爱玲。

    她与张爱玲的相识，当是由苏青介绍，所以她后来会颠三倒四地记成“张爱玲的被发掘是苏青办《天地月刊》的时候，她投了一篇稿子给苏青。苏青一见此人文笔不错，于是便函约晤谈，从此变成了朋友，而且把她拉进文坛，大力推荐，以为得力的左右手。果然张爱玲也感恩知进，不负所望，迈进文坛以后，接连写了几篇文章，一时好评潮涌，所载有声，不久就大红大紫起来。”

    不过这女人惯会东拉西扯，夹七杂八，究竟是孤陋寡闻，此前是不知张爱玲的文名；还是故意把张爱玲的成名写成是苏青抬举，就不得而知了。

    倒是她的文章中提到的几件小事很值得我们玩味——比方与人约会，如果她（张爱玲）和你约定的是下午三点钟到她家里来，不巧你若时间没有把握准确，两点三刻就到了的话，那么即使她来为你应门，还是照样会把脸一板，对你说：“张爱玲小姐现在不会客。”然后把门嘭的一声关上，就请你暂时尝一尝闭门羹的滋味。万一你迟到了，三点一刻才去呢，那她更会振振有词的告诉你说：“张爱玲小组已经出去了。”她的时间观念，是比飞机开航还要准确的。不能早一点，也不能晚一点，早晚都不会被她通融。所以虽然她是中国人，却已经养成了标准的外国人脾气。

    张爱玲喜欢奇装异服，旗袍外边罩件短袄，就是她发明的奇装异服之一。有一次，我和苏青打个电话和她约好，到她赫德路的公寓去看她，见她穿着一件柠檬费袒胸露臂的晚礼服，浑身香气袭人，手镯项链，满头珠翠，使人一望而知她是在盛妆打扮中。

    我和苏青不禁为之一怔，问她是不是要上街？她说：“不是上街，是等朋友到家里来吃茶。”当时苏青与我的衣饰都很随便，相形之下，觉得很窘，怕她有什么重要客人要来，以为我们在场，也许不太方便，便交换了一下眼色，非常识相地说：“既然你有朋友要来，我们就走了，改日再来也是一样。”谁知张爱玲却慢条斯理地道：“我的朋友已经来了，就是你们两人呀！”这时我们才知道原来她的盛妆正是款待我们的，弄得我们两人感到更窘，好像一点礼貌也不懂的野人一样。

    还有一次相值，张爱玲忽然问我：“你找得到你祖母的衣裳找不到？”我说：“干吗？”她说：“你可以穿她的衣裳呀！”我说：“我穿她的衣裳，不是像穿寿衣一样吗？”她说：“那有什么关系，别致。”张爱玲穿着奇装异服到苏青家去，使整条斜桥弄（苏青官式香闺）轰动了，她走在前面，后面就追满了看热闹的小孩子。一面追，一面叫。

    她为出版《传奇》，到印刷所去校稿样，穿着奇装异服，使整个印刷所的工人停了工。她着西装，会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十八世纪少妇，她穿旗袍，会把自己打扮得像我们的祖母或太祖母，脸是年轻人的脸，服装是老古董的服装，就是这一记，融合了中外古今的大噱头，她把自己先安排成一个传奇人物。有人问过她为什么如此？她说：“我既不是美人，又没有什么特点，不用这些来招摇，怎么引得起别人的注意？”

    ——这个潘柳黛，可谓不知好歹之至。

    在她的《退职夫人自传》中见过她一张照片，圆肥的脸，横着向两旁延伸出去，仿佛女娲抟土造人后又在脸上多拍了一掌，再宽厚也无法称她是美女的。张爱玲建议她找祖母的衣裳来穿，显见是推心置腹，把自己的经验悉心相授。而她非但不领情，还要倒打一耙，攻击人家是“寿衣”。

    潘柳黛的确当得上一个“贱”字，这要先从她的经历说起：她从十九岁就不明不白地跟着一个比自己大22岁的有妇之夫私奔，从北方到南方，每天一块两块地从对方手里要生活费，后来同别人结了婚，又离了婚，先后与许多个男人发生关系，然而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还写了部自传来炫耀，是最早的“用身体写作”。

    不过潘柳黛虽可恶，然而她的文字让我们更加亲近地嗅到了那个时代的空气，也更加清晰地看到了张爱玲的倩影——固执、独特、万事都有自己的一套原则、神采飞扬、如一颗钻石般宝光流转、引人注目。

    如果不是遇到胡兰成，也许她的光芒会更加璀璨，会继续平心静气地写完她的第三炉香、第四炉香，也许她会遇到别个稍微“正常”而“合适”的男子，结一段乱世情缘，也许她的生命轨迹会有所不同，当世及后世对她的评价都会改观，甚或中国文学近代史也会因她而改写……

    如果不是遇到胡兰成……我看书有个不知是好是坏的毛病，就是喜欢在书上写字，随手记下当时的所思所想，有时甚至是某部正在构思的小说的草稿断句。《退职夫人自传》不是我买的，是先生在广告里看见说此人与张爱玲齐名，便以为我会喜欢，自作主张替我买了。而我并不喜欢这个人、这本书，于是在扉页上写着：“但我心里是感激的。感激的意思，也许就是有一个人要对你好，而你领略了他的好。”这次为了查资料又重新找出这本书来，看到这几行字，倒笑起来，益发感激——要不是他早已买了，这会儿用起来，还真不知道去哪里淘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