翌日，天气和煦如同前日，若是以往，这必然让我心情愉快。我一向很容易受天气影响，天气好，心情就好；天气不好，心情也跟着低落。但这一天，我的情绪已无关乎天气好坏：早上不到九点，我已经在第四号验尸间里工作。这间验尸间是所里最小的一间，但是通风却异常良好。我常在这里工作，因为我接的尸体多数保存不善。不过，再好的通风设备也没用，抽风机和消毒药水根本无法掩盖腐尸的气味。

    在圣米内大教堂附近发现的尸体，又是分到第四号验尸间。前一晚，我匆匆吃完晚餐，便又回到发现尸体的地方，直到9点30分，才总算将尸体送进停尸间。现在，这尸骸就装在袋子里，摆放在我右侧这具编号2670号的尸体，在早上会议中决定依循一般程序，由所里五名法医中选派一名，到实验室里进行解剖。我之所以被选上，实则因为这尸体几乎只剩骨头，而仅剽的细微组织部分又腐烂得差不多，已超过一般验尸程序，因此才需要用到我的专业技术。

    今天实在很不巧，刚好有一名法医生病请假，使得所里人手不足。到了晚上简直是忙翻天：一个20来岁的年轻人自杀，一对老夫妇陈尸寓所，以及一具在轿车里被烧得难以辨认的尸体。四具尸体，而我得独力完成验尸。

    我穿着一身绿色的手术袍、塑胶眼镜及手套，接着抬出昨天那具尸体。目前，尸体的头部己完成清理及照相的步骤。今天早上照过x光之后，便让它泡过沸水，去除头部的腐肉及脑组织，如此我也才能对头盖骨做更详尽的检视。

    我仔细检查这尸骸的头发，想从中找到一些纤维或蛛丝马迹。就在我拨开这堆腐烂的发丝时，我忍不住想像：这位死者最后一次梳头发时，心情是喜悦、是沮丧，或是没感觉；是过了快乐的一天，糟糕的一天，还是麻木不仁的一天？

    我强压住不胡思乱想，把采下来的样本用塑胶袋装好，准备送去做更详尽的生物显微分析。至于那根通条和装尸体的塑胶袋，已经送到司法科学研究所去采集指纹和体液，搜寻所有和被害人有关的细微证物。

    昨天在发现尸体后，警方花了3个小时的时间把命案现场地毯式搜寻了一遍。翻遍了所有的石头和枯树干，结果一无所获，搜索工作一直进行到晚上才收工，但只是徒然浪费时间：没有衣物、没有鞋子、没有珠宝戒指、没有任何个人物品。警方的现场重建小组今天会再回去现场，但我很怀疑他们能有什么新发现。我所面临的情况也一样，这个死尸身上没有任何商标品牌，没有拉链、扣子，没有珠宝项链，没有任何能证明死者身分的东西。这个尸体不但全棵，而且支离破碎，所有和死者有关的东西都被剥除了。

    我把尸袋打开，取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尸块，淮备做初步的勘验。我得先把死者的四肢和躯干清理干净，才能进行骨骼的分析。凶手虽把整个头都砍下，但至少头骨是完整的，这使得勘验工作容易得多。凶手把头、手、脚和躯干分开装袋，整整齐齐分成四包，轻松地就像丢垃圾一样。我忍住胸中愤怒的情绪，强逼自己专心勘验。

    我把这些被肢解的尸块搬到解剖室中央的不锈钢解剖柜上，按照解剖学上的顺序排好。首先，我把躯干摆在解剖柜正中央，胸部朝上。装死者躯干的塑胶袋并没有封得很紧，因此腐烂的情况很严重，骨头上几乎仅剩关节韧带。我注意到这躯干的上脊柱部分不见了，希望待会能发现连接在头颅上。死者躯干里的内脏都烂光了，只剩一点点痕迹。

    接下来，我把手臂和双脚都摆上解剖台。死者的四肢并未暴露在阳光下，因此不像躯干那样干燥，还保留相当多腐肉。当我把死者的四肢拿出尸袋后，一些依附在四肢上的浅黄色蛆便开始四处逃窜。蛆只要一见光，就会放弃尸体逃离；它们滚下解剖台，像雨点一样纷纷掉落地面，在我脚边扭曲滚动。我小心躲开，害怕脚踩到它们，这么多年来，我还是无法习惯这些蛆，只能强迫自己不要在意它们。

    我抓起写字板，开始填写表格。姓名：不详。验尸日期：1994年6月3日。调察员：路克·克劳得尔、麦可·查博纽，蒙特娄市警局凶案组。

    我填上警方笔录编号、太平间编号和解剖室编号，此时，心中又升起一股不平之气，因这不合情理的制度而气愤。被害人的尸体毫无隐私可言，法律制度毫不留情地夺走死者的尊严，正如凶手夺走死者的生命一样。尸体经过处理、细察、拍照，每个步骤都会填上一连串的数字编号。被害人的尸体成为证物之一，也成为一种展示品，毫无掩饰地展示在警察、病理学家、检察官、律师，甚至是新闻记者眼前。编号、拍照、采样、在脚趾上挂上标签。从我一进这行开始，就一直无法接受这种完全不人道的制度。至少，我会给被害人取个名字，而不用编号。

    我换了一张表格，继续开始例行的勘验工作。我不想马上把头颅拿出来，因为目前警方只想知道几件事：死者的性别、年龄和人种。

    人种是最容易辨认的。死者的头发是红的，皮肤看起来相当白。不过，这也有可能是腐烂造成的结果。虽然我待会才要勘验头颅，但到目前为止，死者是白种人的可能性较高。

    我先前就猜死者是女性。这点可由死者柔和的脸部线条和纤细的躯干加以判断。至于死者的长头发，则对判断性别一点帮助也没有。

    我检视死者的骨盆，把躯干侧翻起来检视胯骨，死者的胯骨既宽又浅。我把躯干放回原位，检查骨盆最前方的耻骨。耻骨弓起的角度很大，柔和地隆起在骨盆的前端，与胯骨形成明显的三角形。这是典型的女性骨骼。虽然待会我还是得用电脑来做性别分析，但现在就可断言死者是女性。

    我拿起一条湿毛巾盖住死者的耻骨，此时，电话响了。突如其来的电话声把我吓了一跳，才让我发觉原来解剖室竞如此安静；或说，原来我是如此紧张。我在满地的蛆之间以之字形的路线向办公桌走去，就像小孩玩跳格子一样。

    “我是布兰纳。”我接起电话，把手术眼镜推到头顶上，然后坐下。办公桌上爬上来一只蛆，我用笔把它拨弹开。

    “我是克劳得尔。”电话那端的声音说。他是重案组承办这件案子的警官之一。我看着墙上的时钟，现在时刻是10点40分。在我想起他是谁之前，他一直闭口不语，可能以为光是报上名字就够了。

    “我现在正在勘验中，”我一说出，电话那端马上传来愉悦的笑声。“我想……”

    “是女的吗？”他打断我的话。

    “没错。”我看着另一只蛆在桌上爬着，它先把身子弓成新月状，然而完全伸展拉长身体，慢慢朝与我相反的方向爬去。很乖。

    “是白人吗？”

    “是的。”

    “年龄多大？”

    “这点我大概得再一个小时后才能告诉你。”

    我猜他现在一定马上举起手表看。

    “没问题。午餐后我过去找你。”他的言词简明，一直都不像请示，而像是命令。显然他根本不管我下午有没有空。

    我挂下电话，回到解剖台前，拿起写字板翻至下一页。年龄：目前只知道她是成人。先前我检查过她的牙齿，智齿已全都长出来了。

    我检视死者的双臂。肱骨的形状很完整，看不到被砍断的痕迹。至于手臂的另一端就没有什么用了，手掌自腕部以下的位置都被斩断了。我再检视死者的腿部，左右两根大腿骨的顶端也都相当完整。

    这四肢的关节让人有点迷惑。感觉不太像正常腐烂后的样子，而是像生了病，有点模糊。当我把死者的左脚放回解剖台上时，我的心中一片冰冷，那个在树林里的恐怖感觉又回来了。我挥开情绪，勉强让自己专注眼前的问题——年龄。验出死者的年龄。年龄必须大致正确，才能查出死者的身分。如果死者的身分查不出，那么案子也不用办下去了。

    我拿起手术刀，从死者膝盖和手肘的关节上刮下一些肌肉组织。剥离的过程很顺利。死者的骨骼看来已经相当成熟，就算用x光测定，也只能证明骨头已完全发育而已。我仔细查看关节组织，并没有看到任何关节炎之类的病变。由此可知，死者是成人，而且一定很年轻。这点和牙齿生长的情况吻合。

    但是，这样还是不够精确。克劳得尔要的是更精准的年龄。我继续检查锁骨，锁骨在喉部下方与胸骨相连。虽然右边那根锁骨仍相连，但关节表面已变得十分硬，软骨和韧带都已干掉了。我用剪刀尽可能把皮革化的组织剪下，再用湿布覆盖，然后便倒回头检视骨盆。

    我把耻骨上的湿布移开，用手术刀开始慢慢切开连接两条耻骨之间的软骨组织。刚才用湿布覆盖己使它变软，比较好切，但是我仍然花了很长而又无聊的时间才将它切下。当两根耻骨终于分开后，我从骨盆下方刮下一些己干掉的肌肉组织，拿到水槽，把这些耻骨组织浸在水盆里。

    接着，我把覆盖在锁骨上的湿布移开，再次努力切割下一些组织。我把一个已装了水的塑胶标本罐放在肋骨旁，然后把锁骨的一端插进罐内。

    我瞄了墙上的时钟一眼——12点25分，然后走回办公桌前，脱掉手套，缓缓伸展了一下身子，顿时感到背部一阵疼痛。我把手插在臀部上，做弓身、后仰、旋扭腰部的动作。这些运动虽然不能减轻痛楚，但至少也无大碍。最近我的脊椎已有点受伤，而刚才埋首在解剖台上三个小时，让伤势更加恶化。我拒绝承认这是上了年纪的缘故，就连最近看书报需要戴老花眼镜、体重无端从115磅加到120磅也和年纪完全无关。一点关系也没有。

    我一转身，发现丹尼尔技师正从外面的办公室看进来。他的脸突然一阵痉挛，上嘴唇吊起，眼睛也皱成一团。他急忙把身体重量全放在一只脚上，另一只脚翘起，整个人的样子看来就像在沙滩上等待潮水的矶鹬。

    “你什么时候要我做x光摄影？”他问。他的眼镜低低地架在鼻梁上，看人的目光似乎是从镜架上方越过，而非透过镜片。

    “我三点以前要做完。”我说着，一边把手套剥下来丢进资源回收桶。我突然感到十分饥饿，这才想起我忘了吃早餐，泡好的咖啡也忘在桌子上，早已冷掉变味了。

    “没问题。”他往后跳了一步，以一只脚转身，走下楼去了。

    我把手术眼镜摘下丢在桌子上，从抽屉里抽出一张白纸，展开盖在尸体上。然后洗了手，换上外出服装，便离开这间位于第十五楼的办公室，出外去吃午餐。我中午很少出去吃饭，但是今天的情况不一样。我需要一点阳光。

    克劳得尔果然言出必行。当我在1点30分回到办公室时，他已经在那里等着了。他坐在我办公桌对面，目光全落在我桌上那个拼凑到一半的头骨。一听到我的声音，他便转过身来，但却一语不发。我把外套脱下吊在门后，走过他身旁，在我的座位上坐下。

    “你好，克劳得尔先生。”我微笑着说。

    “好。”很明显地，他完全不领情。没关系，等着瞧。要耍酷我也不会输给你。

    在他面前放了一个档案夹。他伸出一只手放在档案夹上，然后看着我。他的相貌不禁令人联想到鹦鹉。他的脸颊削瘦，鼻子尖得像鸟嘴，从鼻子以下，他的下巴、他的嘴唇、以及鼻翼都自成一连串的V字型。尤其在他偶尔笑起来的时候，嘴唇整个缩进嘴里，使得嘴型的V字更是尖锐。

    他叹了口气，看似已对我付出相当大的耐心。我过去不曾和他共事过，但是早已听过这个人的风评。他是那种自认为自己异常聪明的家伙。

    “这里有一些疑似被害人的资料，”他说：“每个都有可能，她们全是在最近六个月内失踪的。”

    在案发后，我们已讨论过被害人的死亡时间。早上的勘验后，并没有改变当初我对死者死亡时间的推想。我断定她死亡的时间是在三个月内，因此命案发生的时间应该是在今年3月以后。魁北克的冬天很冷，对生物来说很严酷，但却对死者有利，因为尸体会被自然冰冻起来而不会腐烂，也不会招致虫子。如果死者是在去年秋天、在冬天来临前就被弃置在那，袋里的昆虫一定会有受过冬害的迹象。由尸体上的那些昆虫看来，死者在去年遇害的可能性不大。尤其是今年的春天特别暖和，由尸体腐烂程度和其上数量庞大的蛆来看，死者应是在三个月之内遇害的。由尸体上的结缔组织、内脏和大脑的腐烂程度研判，可把死亡时间假定在晚冬到初春之时。

    我靠着椅背后仰而坐，看着他，等他继续说下去。要比沉默我也行。他把档案夹打开，用手指一个个点着档案里的名单，而我则在一旁耐心地等着。

    他从档案夹里挑出一张表格，念出人名：“米雅·威德。”他停了一下，往下查阅表格上的资料。“1994年4月4日失踪。”他又稍停顿。“女性，白人。”这会停得更久了。“出生日期：1948年8月17日。”

    我们同时在心里换算这个人的年龄——45岁。

    “在可能。”我说，以手势要他继续看下一个。

    他把这张表格放在桌上一旁，接着念下一张。“苏兰·雷格。是她丈夫报案说她失踪。”他略作停顿，一口气念出这个人的资料。“1994年5月2日失踪，女性，白人，出生日期：1948年8月17日。”

    “不可能。”我摇摇头。“太老了。”

    他把这张表格压在档案夹底下，然后继续看下一张。“伊莉莎白·康诺，1994年4月1日失踪，女性，白人，出生日期：197I年1月15日。”

    “23岁，没错。”我轻轻点个头。“有可能。”他把这张表放在桌上。

    “苏珊娜·圣皮尔，女性，1994年3月后失踪。”当他念资料的时候，嘴唇不停地呕动着。“从学校回家的路上失踪。”他又停住了，自己计算这个人的年龄。“16岁！老天！”

    我又摇摇头。“太年轻了，死者又不是小孩。”

    他皱着眉头，抽出最后一张表格。“伊娃莲·封丹，女性，33岁，今年3月28日失踪。哩，她是因努伊特人。”

    “应该不可能。”我说。我想那具尸体不会是印第安人。

    “就这些了。”他说。摆在桌子上的只有两张表格。米雅·威德，45岁；伊莉莎白·康诺，23岁。这两个人之中也许有一个人正躺在楼下的第四号解剖室。克劳得尔看着我，扬起的眉毛向中央聚集，形成另一个V字，但是这个V字是倒过来的。

    “她到底多大年纪？”他有点不耐烦地问。

    “我们到楼下去看。”我想，也该让他尝尝与尸体共舞的滋味。

    这对他似乎很残忍，但我就是忍不住想这么做。我知道克劳得尔一向最怕进解剖室，我就是要让他不舒服。一时之间，他的表情像掉进陷阱似的。我暗自发笑，抓起吊在门后的绿色手术服装，迳自往电梯走去。他跟着进了电梯，然而在电梯下降的过程中，他却一语不发，看起来就像是要进医院检查摄护腺。克劳得尔很少进这个电梯，因为这电梯只通往停尸间。

    这具尸体仍保持和我离开时一样的状态。我戴上手套，掀开盖在尸体上的白纸。从眼角余光中，我看见克劳得尔正僵在门口。他只踏进来一小步，勉强可说他已站在解剖室内。他的目光看向解剖室里的柜子，看着玻璃柜里的瓶瓶罐罐，看着各式各样的解剖工具，但他就是不敢直视尸体。我看过尸体的照片，从照片上看来一点也不恐怖。距离太远了，血液和血块都看不清楚。对刑警来说，要破解命案之谜就像考试一样。刑警的专长便是寻找线索、抽丝剥茧、解开谜题。然而，要直接面对解剖台上的尸体，却完全是另一回事。尽管现在克劳得尔心里害怕得要命，在我面前却得努力做出冷静的样子。

    我把浸在水中的耻骨捞起来，轻轻将它分开，然后用探针探弄覆盖住右耻骨表面的胶状物质。胶状物质剥离后，底下的骨头便露出几道平行的凹痕。这根坚硬而细长的骨头形成骨盆的最外缘，和左边的耻骨以胶质物相连。

    克劳得尔仍站在门边。我把从尸体身上刮下的骨盆组织拿到灯光下，拉出灯臂对着自己，然后按下开关，把荧光灯打在骨头上。透过放大镜，一些肉眼看不到的细节都出现了。我看着那块弯曲的胯骨，发现了我想要的答案。

    “克劳得尔先生，”我头也不回地说：“过来看这个。”

    他走到我身后，我让开了些，不要挡住他的视线。我指着胯骨上部边缘的不规则状部分给他看。

    我放下骨盆，他虽仍盯着它看，但不敢动它。我回到解剖台前，继续检查锁骨，验证我刚才的发现是否正确。我把泡在水中的锁骨抽出来，开始切开组织。当我能看到关节部分时，我以手势示意克劳得尔过来帮忙。我一言不发指着锁骨的另一端，它的表面相当粗糙，像耻骨表面一样。一个小小的椎间盘附在中央，它的边缘明显而没有毁损。

    “如何？”克劳得尔问。他的前额已冒出汗珠，看得出他是在强忍紧张，装出英雄气概。

    “她很年轻，大概20岁出头。”

    我可以解释这些骨头如何透露年龄的讯息，但是他一定不会想听，所以我也懒得提。我的手套上黏上一小团软骨，我把它拍掉，摊平手掌，像个乞丐一样。克劳得尔和我保持相当远的距离，好像我染上伊波拉病毒似的。他虽然注视着我，但眼神却透露他现在正在心里暗自回想，寻找和尸体年龄吻合的人选。

    “伊莉莎白！”他肯定地说，一点也没有询问我的意思。

    我点点头。唯一可能的就是伊莉莎白·康诺。今年23岁。

    “我想要一份死者的齿模报告。”他说。

    我又点点头。

    “死亡原因呢？”他问。

    “目前还不得而知，”我说：“我得看过x光照片，或把骨头清理干净再检查，之后才能知道。”

    我把话说完，他便离开了，连一句再见也没说。我也不指望他说，他能离开我就很高兴了。

    我剥下手套丢掉，走出解剖室。我一面脱下手术服，一面对丹尼尔说话。我告诉他今天的工作已经结束，他可以把尸体送去拍x光照片了，正面侧面都要拍，尤其是头盖骨部分。在上楼时，我在组织学研究室前停下，告诉里面的技师长但尼斯可以把尸体拿去清洗了。我还特别请他小心，因为这次是件分尸案。其实，提醒也是多余的，这里没有人比但尼斯更会照料尸体。两天后我就可以看到干净完整的头盖骨了。

    我利用下午的空闲时光，继续拼凑桌上的头盖骨。虽然残缺不全，但是己足够用来辨识死者的身分了。这个家伙再也不能开装满丙烷的油罐车了。

    回到家后，先前在陈尸处出现的那个不祥预感又回来了。一整天下来，我都不去想它，刻意把这个忧虑封锁起来，让自己专心一意，好能进行被害者尸体的查验工作和拼凑那个卡车司机的头盖骨。现在我已完全自由了，可以开始思想，开始忧虑。我一把车子开进车库，关掉收音机，这些烦心的事情便开始涌现。音乐一停，忧虑便窜了上来。现在不行！我对自己说。晚点才发作，至少也得吃完晚餐再说。

    我走进公寓，听见安全系统的警示声，让人心安不少。我把公事包先放在一进门的地方，随即关上大门，走向街角处的黎巴嫩餐厅，点了一份我最爱的烤羊肉大餐外带。这是我喜欢住在城里的原因，离我住的地方不到一个街区，就可以吃到世界各国名菜。至于我的体重……哎，就先别提了。

    在收银台左侧的架子上放了许多瓶红酒。我的酒瘾又犯了，每当我看到这些酒，就会有千百个冲动想尝滋味。我记得红酒的口感、香气、甘美和微酸的感觉。我记得红酒在体内燃起的暖意，由内至外，徐徐发散。酒能让我手舞足蹈，在黑暗中燃起希望的火炬。酒能让我充满活力，让我无所畏惧。没错，以现在的情况，正是需要酒的时候……我在开什么玩笑？我不能停在这里，这是谁摆的陷阱？我赶紧离开酒架前，不让红酒进入我的视线。不行，酒的愉悦只是一时的，付出的代价却相当昂贵。我已经戒酒6年了，绝对不可以前功尽弃。

    我提着食物回家，与我一起共进晚餐的，只有我的猫儿博蒂和蒙特娄的景色。猫儿睡了，蜷缩在我的腿上，发出咕噜噜舒服的声音。当我洗完长长的一个热水澡，躺在床上时已经10点30分了。在黑暗寂静中，我已无法再压抑思绪。就像细胞一个个都发了狂似的，杂乱的思绪如排山倒海而来，逼迫我的意识非得正视这些问题，坚持要我思考。我想起另一起谋杀案，同样是年轻女孩被残忍分尸。我清清楚楚地一寸寸看过她的尸体，心中仍存在那时勘验她尸骨时的感觉。她的名字叫茜儿·托提尔，年纪只有16岁。她被人勒死、痛殴、头被砍断，身体也被肢解装在塑胶袋内，过了一年才被人发现。

    时间己晚了，但是我的脑子仍不肯休息。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好不容易才得以入睡。整个周末晚上，那些尸体的数字编号不停在我脑海里跳跃，像幽灵一样，紧紧纠缠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