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特殊情况。”

    “类似的特殊情况有千百个。不。”他说道，“要么就说真话，要么就干脆不说。如果没有横下一条心，永远都说真话，那就不要掺和进去，最好还是保持沉默。”

    我打量着罗贝尔：“您知道我有什么看法吗？您还继续认为应该对苏联的集中营保持沉默，可您付出的代价已经够大了。您和我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我们都不喜欢牺牲什么，这只会造成我们悔恨。可正是为了惩罚您自己，您才放弃写作。”

    罗贝尔微微一笑：“应该说通过牺牲某些东西——大体上，就是你说的我的知识分子职责——我才意识到这些东西纯粹是虚的。你还记得1944年的圣诞节前夜吗？”他问道，“当时就有人说也许将出现文学丧失其权利的时刻。那么，我们现在就处于这种时刻！不是因为缺少读者，而是我可以提供给他们的书要么有害，要么毫无意义。”

    我犹豫不决地说：“这里面有一点站不住脚。”

    “什么？”

    “如果在您看来古老的价值观念真的那么毫无用处，那您就会跟共产党人一起走。”

    罗贝尔点点头：“你言之有理，是有一点站不住脚。我这就跟你说为什么：我太老了。”

    “您的年纪与这又有什么相干？”

    “我清楚地意识到我所珍惜的许多东西都已不合时宜，我不得不去接受一个与我所想象的迥然不同的未来，只是我已经无法改变自己。于是在这个未来之中我便看不到自己的位置。”

    “换言之，您希望共产主义获胜，而同时心里又清楚您无法在共产主义的世界中生活？”

    “差不多是这样。我以后再跟你细谈。”他又补充一句，“我在这一方面要写一写，将作为我这部书的结论。”

    “那等这部书写完之后，您准备干什么？”我问道。

    “大家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有二十五亿的人不写作呢。”

    我不愿过分担惊受怕。罗贝尔不得不为革命解放联合会的失败承担责任，他眼下正处于危机之中，以后还会转变的。但是，我承认我不喜欢他这种想法：大家干什么他就干什么。是为了活着而吃饭，还是为了吃饭而活着，这个噩梦始终缠绕着我的整个少年时代。如果不得已到了这个地步，那还不如立即打开煤气死了算了。但是我猜想大家也都想过这种事：立即打开煤气死了算了，可谁也没有去开。

    我感到相当沮丧，继后的日子里没有一点儿心思去见任何人。一天早晨，有个送货员忽然给我送来了一大束红玫瑰，我感到十分惊奇。玫瑰花包着透明纸，别着别针，上面夹着波尔的一封短信：

    “好了！误会消除了！我感到幸福，给你送上玫瑰花。今天下午来我家。”

    我对罗贝尔说道：“情况并没有好转。”

    “没有任何误会吧？”

    “没有。”

    他又重复了一遍跟我说过多次的话：

    “你该送她去马德吕斯诊所看看。”

    “要让她下决心去可不容易。”

    我不是她的医生，可我再也不是她的朋友。我唇边挂着谎言，一步步登上她家的楼梯，双眼中潜藏着职业的目光。敲门时，我扮出一个笑脸，可在我看来，这种笑脸像是一种背叛。没想到波尔迎接我时竟出乎意料地亲热，她亲了我，为此我为自己的举动感到更加惭愧。她穿着一件式样已经过时的长裙，在挽起的头发和胸口上分别别着一朵玫瑰。整个房间都摆满了鲜花。

    “你来了真好！”波尔说，“你始终都这么好，我可真担当不起。我待你很不客气，我当时是实在控制不了自己。”她以抱歉的口吻补充道。

    “我应该感激你，你给我送去了那么华美的玫瑰花。”

    “啊！这是个值得庆贺的日子！”波尔说，“我要你也一起高兴高兴。”她神情幸福地朝我微微一笑：“我在等着亨利，他立刻就到。一切都已重新开始了。”

    一切都重新开始了？我表示怀疑。我想亨利恐怕是出于怜悯才下决心来看看。不管怎么说，我不愿遇到他。我朝门口迈了一步：

    “我跟你说过我们和亨利闹翻了。他见到我在这儿会气愤的。我明天再来。”

    “我求求你！”她说道。

    她两眼惊恐万状，我只得把包和手套扔在沙发上。活该，我就呆在这儿吧。波尔步履轻盈地大步向厨房走去，出来时端着一只托盘，上面放着两只酒杯和一瓶香槟。“我们为未来干杯。”

    瓶塞打开了，我们一起碰杯。

    “到底是怎么回事？”我问道。

    “要不，我真是蠢。”波尔快活地说，“我手中早就掌握了各种迹象。可在昨天夜里才把事情理出个头绪来。我当时没有睡着，可当我一闭上眼睛，我突然间看得清清楚楚，就像明信片上贝尔琼斯城堡的大水池那般清晰。天一亮我就给亨利发了一封快信。”

    我忐忑不安地看着她。对，我留下来是对的，情况并没有好转，没有一点儿好转。

    “你还不明白吧？这场戏简直像滑稽歌舞剧那么可笑！”波尔说，“亨利是吃醋了！”她真的开心地大笑：“这似乎不可想象，是吧？”

    “确实。”

    “可这是实际情况。他那么残忍地以折磨我为乐，如今我终于明白了其中的原因。”她把头发上的红玫瑰插稳，说道，“当他突然向我提出我们俩以后再也不在一起睡时，我还以为是因为他情操高尚呢，可我彻底错了。实际上他误以为我变得冷漠了，这深深地伤害了他的自尊心；我没有很认真地为自己辩解，这就更让他生气了。后来，我开始经常外出，注意穿着打扮，他恼羞成怒。我快活地跟他说再见，说得太轻巧了，他实在受不了。有一次在勃民第，我做了许多不合时宜的大蠢事。我向你发誓我并不是存心干的。”

    这时，有人轻轻敲门。波尔脸色异常地看着我，我起身前去开门。门口站着一个提着篮子的女人。

    “对不起，请原谅，”她说，“我找不着女门房。我是来阉猫的。”

    “诊所在楼下，门的左侧。”我说。

    我关上门，看见波尔那茫然的目光，我脸上的笑容顿时凝固住了。

    “怎么回事？”她问道。

    “女门房不在，经常不在吧。”我快活地说。

    “可为什么到这儿来敲门？”

    “随便找的呗，总要敲哪家的门问问吧。”

    “随便找的？”波尔问道。

    我以鼓动的神态微微一笑：“你刚才跟我谈起了你度假的情况。你到底做了什么伤害亨利的事？”

    “啊！对了。”她的话声中没有丝毫的热情。“呃，我先给他发了一张明信片，跟他谈起我正忙些什么，最后写上了这么一句不该说的话：我在这儿经常长时间地漫步，有人说这地方与我很相似。显而易见，他很快想到了我有了一个情夫。”

    “我不明白。”

    “‘有人’”，她不耐烦地说，“这个‘有人’就值得疑心。当有人把一个女人比作某种风光，一般来说这人就是她的情夫。后来，我在威尼斯又给他寄了一张明信片，明信片上是贝尔琼斯公园，正中是一个水池。”

    “那又怎么了？”

    “是你自己告诉我的，泉井、喷泉的承水盘、水池等都是一种精神分析象征。亨利马上明白了我是故意侮辱他：我找了一个情夫！他大概知道路易-伏朗热当时也在那里。你没有发现在彩排夜宵招待会上，我跟伏朗热说话时，他是用怎样的目光瞪着我？这就像二加二等于四一样明白。这样一切都连接起来了。”

    “你在快信中跟他说的就是这事？”

    “对。如今他什么都明白了。”

    “他给你回信了？”

    “为什么要回信？他马上就会来的，他完全清楚我在等着他。”

    我缄默不语。波尔心底明明知道他不会来的，正是为此她才求我留下，她最终将不得不承认他没有来，等到了那一刻，她准会昏死过去。我惟一的希望就是亨利已经明白她正在变疯，出于怜悯之心来看看她。此间，我找不到任何东西可说。她目光直勾勾地盯着房门，我实在难以忍受，我觉得，这儿的玫瑰芬芳像是一股停尸房的气味。

    “你一直在写吗？”我问道。

    “是的。”

    “你答应过我要把你写的东西给我看看的。”我灵机一动说道，“可你还没有给我看。”

    “你真的感兴趣吗？”

    “当然。”

    她向工作间走去，拿出了一大叠蓝色的稿纸，上面写满了浑圆的字迹。她把稿子放在我的膝上，她向来就爱犯拼写错误，可从来没有这么多过。我匆匆浏览了一页，以掩饰自己的窘态，而波尔则继续盯着房门。

    “我看你的字很困难。”我说，“麻烦你给大声念念？”

    “随你。”波尔说。

    我点燃了一支香烟。至少当她朗读时，我知道她嗓子里发出的是什么音。我并不指望什么东西，可我还是感到十分惊诧：那声音可真让人震惊。有个句子刚念到一半，楼下响起了门铃声。波尔应声而起：“你瞧！”她揿了揿控制大门的开关。她站立在我的面前，脸上洋溢着狂喜的神色。

    “快信。”

    “谢谢。”

    来人关门离去了。她递给我一页蓝纸：“打开。给我念念。”她坐在长沙发上，双颧和双唇全都发紫。

    “波尔。从来就没有任何误会。一旦你接受了我们的爱情已经死亡这一点，我们就会是朋友。在此之前，再也不要给我写信。后会有期。”

    她整个儿猛地扑倒在沙发上，震得壁炉上的一朵玫瑰花落下了花瓣。“我不明白，”她呻吟道，“我什么也不明白了。”她呜咽着，面孔埋在靠垫里。我语无伦次地劝她，说出的话没有任何意义，仅仅是为了能听到我发出的嗡嗡声而已。“你一定会好起来的。应该会好的。爱情并不是一切……”我自己心里也完全清楚，若处在她的位置，我也决不愿意亲手医治和埋葬我自己的爱。

    我在圣马丁度了周末，刚刚回到家里便收到了她的快信：“明晚8点晚餐见。”我拿起电话。我觉得波尔的声音冰冷冰冷的。

    “啊！是你！什么事？”

    “我只是想告诉你明晚的事，一言为定。”

    “当然。一言为定。”她说道，然后便挂了电话。

    我料想这是一个艰难的夜晚，可当波尔给我开门时，我心里不禁一震。我从未见过她这副样子，她脸上未加任何修饰，身着一件旧裙和一件灰不溜秋的旧套衫，头发全都向后挽成一个很不讨人喜欢的发髻。房子里，经她用活动桌面加长的餐桌从这头一直顶到墙那头，桌上放着十二只盘子和同样数量的酒杯。她向我伸过手来，一边撅着嘴巴对我说道：

    “你是来向我表示慰问还是表示庆贺的？”

    “为什么事？”

    “为我与我爱人分道扬镳。”

    我没有答腔，她的目光越过我的肩头，望着空荡荡的走道问道：

    “他们在哪儿？”

    “谁？”

    “其他人？”

    “什么其他人？”

    “啊！我以为你们来的人多着呢。”她边关门边迟疑不决地说。接着她朝餐桌瞥了一眼，“你要吃点儿什么？”

    “随便。你有什么就吃什么。”

    “可我什么也没有。”她说道，“也许还有点儿面条。”

    “反正我又不饿。”我连忙说。

    “我可以给你吃点儿面条，这又不会把谁吃穷了。”她含沙射影地说。

    “这倒是，我可是经常不吃晚饭。”

    我坐下来，两只眼睛怎么也离不开这张像是要摆筵席的餐桌。波尔也坐下来，默默地盯着我看。我从她双眼中早就见到过责备、怀疑和不耐烦的目光，可今日决不可能看错：这愤怒、冰冷、恶狠狠的样子，分明是仇恨。我尽量逼自己说话：

    “你在等谁呀？”我问道。

    “我在等你们大家！”她一耸肩膀：“我可能忘了发请柬。”

    “大家？你指哪些人？”我问。

    “你完全清楚。”她说，“指你、亨利、伏朗热、克洛蒂、吕茜、罗贝尔、纳迪娜，整个一伙儿。”

    “一伙儿？”

    “别假装清白了。”她声音冷酷地说，“你们全都结成了一伙。我今晚想提一个问题，这就是：你们这样行动是为了何种目的？如果是为了我好，我感谢你们，马上就奔赴非洲去医治麻风病人。如果不是，那我只有报仇雪恨了。”她直勾勾地瞪着我：“我首先要报复那些以前对我最亲的人。我当然必须横下一条心，做到万无一失。”她的话声中充满如此阴郁的激愤。我不禁偷偷瞟了她放在膝头的小包一眼，她正在烦躁不安地拉扯着小包的拉链。突然间，一切都变得有可能发生。这间红色的公寓，是一个多么绝妙的仇杀的环境啊！我下决心进行反击：

    “听我说，波尔，这些天来，你显得非常倦怠。你举行晚宴，可忘了邀请客人，忘了准备晚餐。现在你又开始胡言乱语，硬说受了迫害。你无论如何要马上去找个医生看看。我这就去给你与马德吕斯约个时间。”

    她一时显得窘迫：“我有时头疼。”她说道，“可这是次要的。我首先必须把问题弄清楚。”她思虑片刻：“我知道我这个人的脾气像是个判断错误症患者。可是事实终归是事实。”

    “事实在哪儿呢？”

    “为什么克洛蒂最近一封信从‘猴相’街发出？为什么对面房子有一只猴子朝我扮怪相？为什么当我说我不会搞沙龙时你回答我‘恰恰相反’？你们责备我企图搞写作是模仿亨利，责备我像猴子似地学克洛蒂的样子，学她的衣着打扮，学她的时髦生活。你们还怪我接受亨利的钱，怪我瞧不起穷人。你们全部串通一气，想让我承认我自己贱。”她再次露出咄咄逼人的目光盯着我：“这到底是为了救我还是为了毁我？”

    “你所说的这些事实纯属毫无意义的偶然巧合。”我讲。

    “噢，算了吧，这可不是相碰的云彩——纯属偶然！别否认了。”她不耐烦地说，“干干脆脆地回答我，不然我们就没个完。”

    “谁都从来没有想过要毁你。”我说，“听着，我为什么会想让你落难呢？我们是朋友。”

    “我过去也是这么想的。”波尔说，“我一见到你们的面，我便不再相信自己的那些疑虑了，像是入了魔似的。”她突然站起身子，声音也变了：“我待你太差了。我什么地方可能还放着波尔图葡萄酒。”她去找来了葡萄酒，斟了两杯，苦苦一笑：“纳迪娜情况如何？”

    “勉勉强强。自她和朗贝尔闹崩后，就一直提不起精神来。”

    “她现在跟谁要好呢？”

    “我想眼下她跟谁都不要好。”

    “纳迪娜？得承认这挺怪的。”波尔说。

    “不那么怪。”

    “她经常和亨利出门吧？”

    “我跟你说过，我们都闹翻了。”我说。

    “啊！我忘了闹翻的那码子事了。”波尔怪笑道。接着，怪笑声戛然而止：“我可不是傻瓜，你知道。”

    “哎哟，你读过亨利和罗贝尔在《希望报》上的公开信吧？”

    “我在我负责的那期《希望报》上确实读过。”

    我打量着她：“你是想说那一期报纸是蓄意策划的？”

    “显而易见！”波尔说道。接着她一耸肩膀：“对亨利来说，那不过是场儿戏。”

    我保持了沉默，争辩下去毫无意义。她重又说道：

    “照你说来，纳迪娜再也不见亨利的面了？”

    “对。”

    “她从来就没有爱过他，对吗？”

    “从来就没有。”

    “可她为何与他一起去葡萄牙？”

    “你完全清楚，跟他玩玩，她觉得挺有意思，特别是她渴望旅游。”

    我仿佛感到在接受警察的审讯，他们时刻就会向我扑来，对我施以酷刑。

    “你就这样让她走了。”波尔说。

    “自迪埃戈死后，我一直都给她自由。”

    “你真是个怪女人。”波尔说，“对我的议论太多了，可却很少有对你的议论。”她又给我斟了一杯酒：“把这瓶波尔图酒喝光。”

    “谢谢。”

    我不明白她到底想要干什么，可我已经愈来愈感到不自在。她到底恨我什么？

    “你已经很久不跟罗贝尔睡了，对吗？”她问道。

    “很久了。”

    “你从来就没有过情夫？”

    “也有过……一些无关紧要的事。”

    “无关紧要的事。”波尔慢吞吞地重复道。“这种无关紧要的事，你眼下就有一桩吧？”

    我实在弄不清楚自己为什么感觉到非回答不可，仿佛我希望实话会产生力量消除她的精神混乱：“眼下我在美利坚有一桩举足轻重的风流事。”我回答道，“是跟一个作家，他叫刘易斯-布洛甘……”

    我正准备一五一十全说给她听，可她打断了我：“噢！美利坚，太远了。”她说道，“我是说在法国。”

    “我爱那位美国人。”我说，“我5月份又要去看他。决不可能还有其他风流事。”

    “亨利对此事怎么说？”波尔问。

    “亨利跟这又有什么关系？”

    波尔站了起来：“算了！别耍把戏了。”她说道，“你心里十分清楚我知道你和亨利睡觉的事。我想了解的，是什么时刻开始的。”

    “哎哟。”我说，“是纳迪娜跟亨利睡过觉。不是我。”

    “你把她投入亨利的怀抱，目的是为了控制住他。这事我早就看出名堂了。”波尔说，“你这人很有手腕，可也有出错的时候。”

    波尔拿起小包，又摆弄起拉链，我的双眼再也无法离开她的两只手。我也站起身来。

    “如你这么想，那我最好还是走。”我说。

    “1945年5月那天夜里，你们俩硬说是给卷到人流中去的，我那天夜里就猜到了其中的实际名堂。”波尔说道，“后来我一直在想也许是我自己胡思乱想：我是多么蠢啊！”

    “你是在胡思乱想。”我说，“是胡思乱想。”

    波尔倚在门框上，“说个清楚吧。”她说道，“你策划了这场闹剧到底是为了摆脱我还是真的为我好？”

    “去找个医生看看吧。”我说，“马德吕斯或别的医生，哪一个都行。可你得去看看，把一切都讲给医生听听，他会告诉你是在胡思乱想的。”

    “你拒绝帮我的忙？”波尔说，“噢！我早就料到了。没什么关系。我不用你帮忙最终也能弄个水落石出的。”

    “我无法帮助你，你硬是不愿相信我。”

    她一时紧逼着我的眼睛，我觉得这一时刻像是茫无尽头。她接着问道：“你想走？他们在等着你吧？”

    “没有人等着我。可我留在这儿也没有用。”

    她从门口闪开：“走吧。你可以把一切都讲给他们听，我没有什么可掩盖的。”

    “请相信我，波尔。”我向她伸过手去说道，“你病了，必须去看看。”

    她把手也伸给了我：“谢谢你的来访。再见。”

    “再见。”我说。

    我尽可能快速地跑下楼梯。

    第二天吃罢了午饭，我们正在喝咖啡，这时响起了门铃声。是克洛蒂。

    “请原谅，我这样随便来打扰太没有礼貌了。”她声音慌乱但神气活现，“我是为波尔的事来看你的，我感到事情不妙。”

    “出了什么事？”

    “她本该上我家吃午饭的，到了下午一点半钟她还没有来。我打了电话，她冲着我一个劲地哈哈大笑，我告诉她说我们就要进餐，可她大嚷大叫说，‘你们进餐去吧！进餐去呀！’笑得像是患了歇斯底里症。”

    克洛蒂的两只大眼睛闪现出又惊又笑的光芒。我站了起来：“必须上她家去。”

    “我也是这么想的，可我不敢一个人去。”克洛蒂说。

    “咱们一块儿去！”我说。

    我们坐着克洛蒂的车子，两分钟后便到了波尔家的公寓门口。“房间备有家具出租”，今天，这一熟悉的招牌在我眼里显得充满不祥的意义。我揿了门铃，门没有开，我又按门铃，整整按了很久，方砖地面上传来嗒嗒的脚步声，波尔出现了：她的头发用一块紫色的头巾裹得严严实实。她哈哈大笑说：“你们就来了两个人？”她扶着微开的房门，两只眼睛恶狠狠地瞪着我们。

    “我再也用不着你们了，谢谢。”

    她猛地关上门，我只见她高声嚷叫着离去：“好一场闹剧！”

    我们呆呆地站立在走廊上。

    “我觉得应该告诉她家里人。”克洛蒂说，她两只眼睛里再也不见闪烁的光芒。“遇到这种事，最好还是通知她家里人。”

    “对，她有个妹妹。”我犹豫不决。“我怎么都得想办法跟她谈谈。”

    这一次，我按了第一个开关，门自动打开了，女门房挡住了我。这是一个身材矮小瘦弱、办事审慎的女人，她很久时间以来一直给波尔家整理卫生：“你要上马勒伊小姐家？”

    “对。她看来情况不好。”

    “正是，我也在烦呢。”女门房说，“她至少有五天一点东西也没有吃了，楼下的住户告诉我她彻夜不停地来回踱步。我给她家搞卫生时，她总是在那儿高声地独自说些什么事情，我可真不习惯，可这些日子来，她变得更加古怪了。”

    “我尽量想办法带她去休息休息。”

    我登上楼梯，克洛蒂跟着我。最后一级楼台上昏暗一片，昏暗之中有什么东西在闪着亮光。原来是用图钉按在门上的一大张白纸。纸上用印刷体写着：“时髦之猴。”我敲门，可白费气力。

    “多可怕哟！”克洛蒂说，“她准会自杀的！”

    我眼睛紧贴着锁眼，波尔正蹲在壁炉前，周围摆着一扎扎纸片，正往火里扔。我再次猛烈地击门。

    “开门，不然我就硬冲了！”

    她站了起来，开了门，把手背在身后。

    “你们想把我怎么样？”

    她又蹲在炉前，她脸上泪水汪汪，鼻涕直流。她把手稿和一些信件扔入火中。我把手搭在她的肩上，她恐怖地拼命摇晃。

    “松开我。”

    “波尔，你跟我马上一起去找个医生。你在变疯了。”

    “走吧，我知道你恨我。我也恨你。滚吧。”

    她站了起来，开始嚷叫道：“你们滚。”

    她看样子又要乱喊乱叫。我连忙向门口走去，和克洛蒂出了门。

    克洛蒂给波尔的妹妹发了电报，我给马德吕斯打了电话，请他出出主意，然后我又给亨利发了一封短信。晚上，我们正在吃晚餐，忽然响起了一阵门铃声，我们惊了一跳。纳迪娜向大门奔去。只见一个年轻小伙子，给我递过一张纸片。“是马勒伊小姐的信。我是女门房的侄子。”他自我介绍着。我高声地念了起来：“我不恨你，我等着你，我等着，赶快来吧。”

    “你不会去吧？”纳迪娜说。

    “当然要去。”

    “去也无济于事。”

    “谁知道。”

    “可她很危险。”纳迪娜说，“行。”她补充道：“如果你要去，我陪你。”

    “还是我陪着去。”罗贝尔说，“纳迪娜言之有理，最好还是两个人去。”

    我表示反对，可有气无力。

    “要两个人去，波尔准会觉得很怪。”

    “她觉得怪的事情多着呢。”

    实际上，当我重又来到这个疯狂的人的家门前，重又登上铺着满是窟窿的地毯的楼梯时，我为罗贝尔跟我在一起感到无比幸福。门上的那张纸不见了。波尔没有把手伸给我们，可她的神情是清醒的，她客气地一招手。

    “请进吧。”

    我憋不住险些喊出声来：所有镜子全都砸碎了，地毯上满是玻璃碎片，整个屋子里弥漫着一股呛人的焦布味。“是这么回事儿，”波尔声音庄重地说，“我想感谢你们。”她给我们指了指座椅：“我想感谢你们大家，因为我现在终于明白了。”

    她声音显得诚挚，可她送给我们的微笑却扭曲了她的双唇，仿佛她那两片嘴唇再也不听她的使唤似的。

    “你不用感谢我。”我说，“我什么也没有做。”

    “别撒谎了。”她说，“你们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我好，我承认。可不该对我撒谎。”她细细打量着我：“是对我好，对吗？”

    “对。”我说。

    “对，我也知道。我活该受这种折磨，你们让我受折磨是对的。我感谢你们使我终于正视自己。可现在，必须给我出个主意：我该吃颗氢氰酸还是应该尽量赎罪？”

    “不要吃氢氰酸。”罗贝尔说。

    “行。那我该怎么生活下去？”

    “你首先吃颗镇静药，好好睡觉。”我说，“你已经挺不住了。”

    “我再也不愿顾及自己了。”她口气激烈地说，“我过去考虑自己太多了，别给我出这种馊主意。”

    她一屁股瘫坐在椅子上，她时刻就会昏厥过去。只有先等着，然后再设法把她安顿到床上去，给她吃两片药。我环顾四周。她手边真的有氢氰酸吗？我想起了1940年她给我看过一小瓶灰蓝色的东西，说是“偶然”搞到的毒药。那只小瓶也许就在她的包里。我不敢去碰那只包。我的目光又投到波尔身上。她的下颌耷拉着，脸上的线条全都已经下垂，这样的面孔我见的多了。可波尔，她不是病人，她是我的好友，见她这副样子，让我心里好不难受。她强打起精神：

    “我要工作。”她说，“我要还亨利的债。我不愿意连流浪汉都侮辱我。”

    “我们一定给您找到工作。”罗贝尔说。

    “我本来想过干佣人。”她说，“可这会引起不公平的竞争。有哪些职业不用跟任何人竞争？”

    “一定能找到的。”罗贝尔说。

    波尔用手摸了摸额头：“一切都那么难！刚才我开始烧起我的那些裙子来。可我没有权利这样做。”她看了看我：“要是我把那些裙子卖给捡破烂的，你觉得他们会因此而不再恨我吗？”

    “他们并不恨你。”

    她突然站了起来，向壁炉走去，捡起一包衣服：闪光丝裙、灰色交织呢西服全部成了皱巴巴的破布。

    “我马上分掉这些衣服。”她说，“我们一起下楼去。”

    “太迟了。”罗贝尔说。

    “流浪汉咖啡店很晚才关门。”

    她朝肩头披上外套。怎么阻止她下楼呢？我与罗贝尔交换了一下眼色，她无疑使罗贝尔大为吃惊。“对，是场闹剧。”她声音疲惫地说，“如今我自己模仿起自己来了。”她脱掉大衣，放在一把椅子上：“这也是一场闹剧：我刚才看见我脱大衣的样子了。”她紧捏拳头，直打自己的双眼：“我总是不断看见自己！”

    我去倒了一杯水，往水里溶解了一片药：“喝了吧。”我说，“好好睡一觉！”

    波尔的目光在摇晃，她瘫倒在我的怀里：“我病了！我病得太重了！”

    “对。可你得去看病，你会好的。”我说。

    “给我看看病吧，必须给我看看。”

    她浑身战栗，泪流满面，全身热得厉害，汗涔涔的，我仿佛觉得她时刻就会整个儿化成一摊黑得像她两只黑眼珠似的黑油。

    “明天我带你上一家医院去。”我说，“现在先喝水。”

    她接过杯子：

    “喝了能睡着吗？”

    “肯定。”

    她一口饮尽。

    “现在上楼睡觉去吧。”

    “我上楼去。”她顺从地说。

    我陪她一起上楼，趁她去卫生间的当儿，我打开了那只拉链小包，包底里果然有那只灰蓝色的小瓶子，我把它藏进了自己的口袋。

    第二天早上，波尔乖乖地跟着我上了诊所，马德吕斯向我保证她一定会康复：只是几个星期或几个月的事情。她定会康复的；可我一到了街头，我便焦虑不安地自问：他们到底会医治好她什么呢？她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子？噢！一般说来，这很容易想象。如会像我，像千百万其他人一样：一个等待着死亡，再也不知道为何而活着的女人。

    5月终于来到了。等到了芝加哥那边，我就会变成一位既有人爱，又处在热恋中的女子；可在我看来，这并不怎么现实。当我坐在飞机上的时候，对这一切仍然还不相信。我乘坐的是一架从雅典起飞的旧飞机，飞得很低，机上挤满了企图去美国发财的希腊商贩。我不知自己此行寻觅的是什么，我的心间没有一个活的形象，我的体内没有一丝欲望，刘易斯等待的决不是这么一位戴手套的冷冰冰的女游客。没有谁在等我。“我早就知道：再也见不到他了。”当飞机在大西洋上空调头时，我心里暗暗在想。一只发动机出了故障，我们重又返回香农机场。我在峡湾的一个度假村呆了两天，度假村徒有虚名，房子简陋矮小。晚上我一个劲地饮爱尔兰威士忌，白天独自漫步乡野，野外灰绿一片，凄凉无比。当飞机在亚速尔降落时，一只轮子又爆炸了，我们全被塞进了一座饰着提花装饰布的大厅，等了整整二十四个小时。过了甘德，飞机又碰上了暴风雨，为了摆脱雷雨，飞机朝新苏格兰方向飞去。我自感到将吃着冰冷的鸡肉，永远围着地球旋转了却自己的残生。我们越过了一个灰暗的水潭，水潭被灯塔的灯光一扫而过，飞机又降落了；又是机场，大厅。对，我脑中充斥着轰鸣声，脚下拖着一只蓝箱子，注定要从一个机场辗转到另一个机场，永无休止地流浪下去。

    突然，我一眼瞥见了他，刘易斯。我们说好他在家里等我的，可他站在那儿，挤在两眼盯着海关出口的人群之中；他衬着硬领，戴着金丝眼镜，一副古怪的模样；可最为奇怪的是我明明看见了他，却毫无感觉。整整一年的等待，深深的思念和悔恨，还有这次漫长的旅行：莫非到头来我将要明白我再也不爱他。他呢？他还爱我吗？我恨不得向他扑去。可海关人员没完没了，希腊的小商贩们箱子里装的尽是花边，他们一个一个地仔细检查，还一边开着玩笑。当他们终于给我放行后，刘易斯已经不在了。我叫了一辆出租汽车，想把他的地址告诉司机，可我再也想不起门牌号码。我两只耳朵嗡嗡直响，脑子里的轰鸣声响个不停。我终于想起来了：1211号。出租汽车启动了，越过一条条大街，驶过一个个霓虹灯招牌。我虽然从来就记不清这座城市的位置，可觉得路程不该这么远。也许司机要把我拖进一个死胡同，把我击毙。处于当时的心境，这在我看来要比再与刘易斯相见还更正常。司机转过头来：

    “1211号，没有。”

    “有的，我认识那座房子。”

    “也许他们改了门牌号码。”司机说，“我们再从大街的那一头开过来看看。”

    他沿着人行道慢慢地开着车。我好像认出了那一个个十字路口，那一块块空地和那一条条铁轨，可是，铁轨和空地总是相似的呀。一个水池，一座高架桥显得很眼熟，仿佛东西尚在，只是变了位置。“多么荒唐啊！”我暗自思忖。离别时说了声“我一定再来”，这仅仅是因为彻底分离实在太痛苦了。实际上，只不过相互欺骗：决不会再来。一年过去了，发生了不少事情，时过境迁，一切都与以前不一样了。今天，刘易斯衬着硬领，我看见他时心里并不激动，他的住房也消失了。我突然打起了精神，心里想：“给他打电话就是了。电话号码是多少？”我也忘记了。蓦然，我瞥见了一个红字招牌：斯希尔茨，以及一张广告画上那些幼稚的笑脸。我喊道：

    “停下！停下！在这儿。”

    “是1112号。”司机说。

    “1112号，就是这里。”

    我跳下出租汽车，在一扇窗户的灯影中，看见了一个弓着的身影。他在等待着，他是在等着我，他向前奔来，就是他。他没有衬着硬领，也没有带金丝眼镜，可他的头上顶着一顶棒球帽，两只胳膊抱得我透不过气来：“安娜！”

    “刘易斯！”

    “终于见面了！我等待了多久啊！多么漫长啊！”

    “是呀，是长，多么漫长啊！”

    我知道他并没有抱着我上楼，我也不记得上楼时挪动过自己那两条发麻似的腿，可是我们此刻都在黄色的厨房中间紧紧拥抱：火炉、漆布、墨西哥毯，所有东西都在原位。我嗫嚅道：

    “您戴着这顶帽子干什么？”

    “我不知道。它反正就戴在了头上。”他摘下帽子，往桌上一扔。

    “我在机场看见了一个人和您像极了：他戴着眼镜，衬着硬领。他吓了我一跳：我以为就是您，可却没有一点儿感觉。”

    “我也害怕了。一个小时前，一些男人从窗下走过，他们抬着一个死去或昏迷过去的女人，我以为是您。”

    “现在好了，您、我都在了。”我说。

    刘易斯紧紧地拥抱着我，接着松开双手：“您累了吧？您渴吗？您饿吗？”

    “不。”

    我重又紧贴着他。我的双唇是如此沉重、麻木，以致说不出半个字来。我把嘴唇贴在他的嘴上，他把我抱到了床上：“安娜！我每天夜里都在等待着您！”

    我闭上双眼。一个男子的身躯重又压到了我的身上，带着它的全部信赖和一切欲望。是刘易斯，他没有变，我没有变，我们的爱情也没有变。我离去了，可我又回来了。我重又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彻底摆脱了我自身。

    第二天白天，我们忙着整理行装，沉湎于交欢：这缠绵的时光一直持续到翌日清晨。在列车上我们脸贴脸睡在一起。我突然惊醒，瞥见了刘易斯在信中跟我说过的俄亥俄码头上那艘带有底托的大船。多少次，我曾梦见过这艘船，可总是不相信它的存在，以致此时我难以相信自己的眼睛。然而这艘船确实是真的，我登上了船，满怀柔情地察看着我们的船舱。在芝加哥，我住在刘易斯的家中；这里，是我们共同的船舱，是属于我们俩人的。看来我们确实是真正的一对儿。对。如今我明白了：是可以再来的，我一定每年都来。每年，我们的爱情都将度过一个比北极之夜还更漫长的黑夜。可总有一天，幸福将会出现，一连三四个月中再也不用睡眠。我们在深深的黑夜里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我们共同期待着，离别将再也无法将我们分离：我们已经永远结合在一起。

    “我们出发了，快来！”刘易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