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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山纺织厂是西北地区为数不多的大型国有纺织企业，她是在传统民间手工艺基础上创建的工厂，到现在有近百年的历史。这个厂子有过非常辉煌的时期，在计划经济年代，她以粗纺为主的产品在全国都很有名气，产品长期供不应求，都是靠批条购买，那时人们一边背诵毛主席“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在受苦受难”的语录，一边把最好的优等产品出口到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匈牙利等东欧国家和非洲，给这些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成员和非洲的黑弟兄们送去了温暖。改革开放后，纺织厂还继续红盛了几年，到了八十年代末，市场需求开始萎缩。真是祸不单行，路山地区羊毛大战的最后恶果都让纺织厂承担了，那些次品或掺进大量沙子的羊毛，不知怎么倒手后通通都积压到了纺织厂里。已经亏损两千多万的原厂长一看事态不妙，丢下一个烂摊子鼓着自己的腰包告病退位，悄悄在天津买了房子，自己做起了口岸生意。此时从混乱的羊毛绒市场上被清理出来的王大佑，却被梁怀念任命为厂长。王大佑把维持生产的工作交给副厂长，自己带了十几个厂里的骨干，在大半年的时间里基本上跑遍全国轻纺工业发达的地方，还去了老主顾东欧的一些国家及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家考察，然后交给地区一份“考察报告和技改建议”，建议尽快抓住调整产业结构的机遇，引进先进设备和高科技，促使纺织厂由生产传统的粗纺产品转变为生产精纺毛呢。这一纸建议意味着目前使用的还不算落后的生产设备全部要报废，而且还需要投入８０００多万元新的技改资金。论证这个项目时，反对意见比较强烈，行署方面也非常谨慎，拖着没给答复。王大佑把材料呈报到梁怀念那里，没有等他诉完国企的苦，梁怀念把大笔一挥，作了“此报告有创新，既利纺织厂，又利全地区经济建设，请行署尽快履行审批手续并协调银行”的批示。王大佑拿着这个尚方宝剑，找到当时的专员，论证了好长时间难以确定的事，梁怀念的几个字就解决了。
那时还没有商业银行一说，因为是地委、行署定下的事，所以根本不用厂里再给银行做什么工作，银行就追在纺织厂的屁股后面给钱。有了钱，王大佑自然花起来很有气派，完全是大手笔：他廉价卖了旧厂区给昔日倒羊绒的哥们儿，建起面积为９０公顷的新厂子，机器还没安装好，豪华气派的１２层办公大楼就拔地而起，盖了１０幢家属楼，连厂大门也是用花岗岩砌成的，还一次买了两部蓝鸟王高级轿车。他在职工大会上豪迈地说：即使是香港甚至澳大利亚这些资本主义的同类工厂，也没有我厂这样高的起点和宏大的气派，这都是我们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具体体现，所以，我们还是要高歌“社会主义好”。后来，在该厂无数次的文艺活动中，“社会主义好”都是人人必会的保留节目。
营造这样的气派也是要付出代价的，不算出卖原厂址的６００多万和地区无偿划拨的土地，仅仅银行贷款就突破了两个亿！
这是郝智第二次来到地区纺织厂，前一次是在工人们上访后的第二个星期天。当时，虽说通过财政局和银行的帮助，使职工的生活暂时有了保障，但作为路山最大的国有企业，弄到这个地步令他很不放心。那次，郝智看了一些反映材料后，萌发了身临其境解决问题的想法，他悄悄叫了秘书长姚凯歌和秘书刘勇一起来到厂里，只是在传达室里坐了一会，却见长半人高茅草的大院里，密密麻麻站满了工人。当时，同行的姚凯歌害怕刚在地委大院发生过的斗殴事件又可能在这里重演，不由得有点紧张，不住地问闻讯赶来的厂党委书记究竟是怎么回事？党委书记也煞白了脸，直摇头说不出所以然来。此时，却见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头走到郝智跟前，激动地抖着手说：“郝书记，谢谢你亲自来我们厂视察啊，都四五年了，草也长这么高了，还没见过任何一个地区的干部来过我们厂呀，哪怕就是个地委、行署院子里看大门的！”郝智认出来，这位老师傅姓吕，就是自己到任那天到地委上访的人之一。
在一个散发着臭烘烘羊毛味、挂满蜘蛛网的大车间里，郝智坐在一张桌子边，和足有百余名工人师傅拉起了话。郝智讲道，不论到什么时候，地区始终关心这个曾经为路山做过巨大贡献的厂子的命运，一定想尽千方百计帮助大家，同时也要紧紧依靠职工群众，发挥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齐心协力共渡难关，走出困境。
咋个走出法？我们厂就是神仙来了也不会有救的！工人们七嘴八舌地议论着，显然对他的大话不感兴趣。“郝书记，你是见过大世面的领导，叫你来当厂长，你咋个具体弄法？”有人挑战般发问。
郝智认得出这是那天在地委和农民打架的络腮胡子，他笑着回答说：“这位师傅说的没错，可能我还真是不行。但面对困难，人如果连个想法都没有，坐以待毙的话，岂不更没有出路了？”他接着分析说，纺织厂要走出困境，首先必须完成规范化改制，实行两权分离，还要分块搞活，走模拟股份、一厂多制的路子。
见他还要往深里说，老吕师傅插话道：“郝书记，你说的这些道理我们有的听懂，有的不懂，但我不客气地说，你还是不了解我们厂，没摸透厂里的具体情况。现在，我们还够不上搞那些复杂工作的地步，眼下还有比改革更紧迫的事情。”
郝智听着有点纳闷：企业不景气就应该改制呀，难道还有比改革更紧要的事情？
老吕师傅说自己１５岁就进了这个厂子，厂子由小到大、由红盛到死下，他都经历了。厂子垮了，主要是人心垮了，是人心坏了。他举例说厂里收毛的时候，放着老百姓送到大门口的上好羊毛不收，却要高价买个人公司里的，为啥？那就是个人公司里的毛掺杂了沙子，能称出分量，里面的事情不明摆着嘛，好吃回扣啊！鼓励个人卖毛呢，却回收不到现金，顶账回来的东西五花八门，有汽车、拖拉机、电视、药材、轮胎、麻袋、还有一车女人用的什么卫生巾，就这些东西库房里放着都不见了，也无人过问。后来因为产品质量出了问题要进口澳毛时，厂里把工人几个月工资都拿走了，可买回来的几车羊毛谁也不知道究竟值多少钱。人们不是常说外国有个加拿大，中国有个大家拿吗。反正，我们厂里早成了大家拿了，送进生产线上两吨洗好的毛，最后投到市场上连一吨半都没有，要问那半吨东西哪里去了，大家拿呗！有谁敢说没有拿过厂里毛线、毛呢的，给我举起手来。吕师傅凝重地看着大家，果然没有人举手。偷拿产品早已经是公开的秘密，起先工人们是利用上夜班的时间把毛呢折叠在饭盒里、缠在身体上甚至塞进裤头里，后来发展到大家拿起来都像拿自己家的东西一样明目张胆了，有人出厂门时还大胆地给保卫科的人丢一块，敢在传达室里比划料子质量、谈论好坏。“厂里黑的事情多着呢！所以说我们厂什么事最紧，啥事情最急？那不是企业改制，而是整顿领导腐败！不是我们工人不想改制，是干部腐败把企业变了味。腐败这个毒瘤还长着，我们能干什么呀？”有一位工人说得更透：“没钱不怕，没有市场也不怕，我们最怕的就是干部没有良心。现在的领导都是人心不足蛇吞象，也不知他们捞到多少才算是个够啊？！”
这一席谈话对郝智产生了很大的触动，于是他毫不犹豫地指示地区纪检委牵头，一定查个水落石出。随后，地区工作组进驻了纺织厂，发生了王大佑紧急出逃，杨卫因经济问题被判刑和追缴六百多万元外欠款等一连串事情。
然而，腐败问题的解决并未使纺织厂的根本面貌得到改观，工厂继续停工，职工生活仍然没有保障，郝智对此十分揪心。前几天，他看到了一份地区公安通报后更加坐不住了。据这份通报说，按照省厅的统一部署，地区公安处最近搞了一次扫黄打非活动，检查了路山城里的５０多个歌厅和洗浴中心，在当场抓获的１５对卖淫嫖娼人员中，纺织厂女工竟有７人。经过进一步调查发现，在数以百计千计的坐台小姐里，有３０％以上是该厂的女工。与此同时，城南派出所民警发现，在长途汽车站附近经常有几十名３０至４０多岁甚至５０岁的女工和附近私人旅社的老板勾结，利用白天时间勾引过路旅客和当地一些单身男人、退休老人。他们性交易价格十分便宜，一般只要１０元至２０元，大部分是在上班时间进行，因为卖淫后还要赶回家给孩子和老公做饭。比如，有一姓高的４６岁的女子，夫妻都是纺织厂的工人，不仅双双下岗，而且丈夫还患有严重的肾炎，两个孩子一个在省城上大学，另外一个在路山上中学，家庭生活十分困难。那天下午４点，她和一位７０多岁的老头在旅社里鬼混被民警当场抓获，退休干部的老头在得到警察不向子女们张扬的承诺后，马上从银行里取了罚款，而抽泣不已却没有眼泪的她不仅不交罚款，而且还继续向老头讨要说好的１０元，因为她只有拿到这１０元钱才能买回下午家里吃的蔬菜……通报还没看完，郝智的眼泪情不自禁流了下来，他的心被这些工人们揪紧了，于是他下定决心，由地区领导亲自带队解决该厂的体制问题。选派谁呢？他好一阵思量，魏有亮是个好同志，但人太好了有的事情做起来不一定漂亮，还是请吴帆亲自出山，无论工作经验还是应变能力，他非常适合。刚巧在此时美国方面来了消息。
纺织厂坐落在路山北郊，连接３０７国道有一条半公里长的专用线，道路两旁齐刷刷地栽着法国梧桐树，也许是不适应当地的水土，树长得瘦弱短小，树枝零落。高大的厂门就像电影里的老地主那样十分富态，已经失去了光泽的大理石还完好地立在那里，好像在无声炫耀着昔日的风光。郝智叫司机把车停在门外，自己刚要下车，却见那道老式电动伸缩门亮着红灯，吱吱扭扭响着徐徐开启，这令他心头感到一震，继续走下车往里面望去，上次来时茅草长得老高的厂区大院里，收拾得干干净净，还有一朵朵玫瑰花在路旁的花坛里夺目开放。
“是郝书记呀！谢谢你又来我们厂。”看门的老吕师傅连忙放下手里正在编织的鸟笼子，把冒着青筋的大手在自己的衣服上使劲擦着。
“吕师傅，你好啊！”郝智伸出手和他紧握在一起，上次到厂里的情景历历在目，仿佛就是昨天发生的。
一年多过去了，吕师傅的头更加白了，满是沧桑感的头上几乎找不到一根黑发，早已洗得由黑到白也说不上是什么颜色的劳动布工作服，在肘和膝盖等部位都精细地打上了补丁。见郝智对鸟笼子感兴趣，吕师傅连忙解释说这是自己搞的副业，退休的干部们都喜欢养鸟种花什么的，所以就瞅住编笼子这活，但现在是事少人多，刚卖了几个就引来一批卖鸟笼子的，最近不好卖了。说话间，见新厂长带领几个人匆匆赶来，迎接郝书记一行人到了两层办公楼。严格地说，小楼不是什么办公楼，这里原来是洗毛车间，一楼洗二楼烘干。新班子配备后，厂里的行政人员和其他工人一样，同样也拿的是生活补助，但大家说没有事情也应该上班，他们说这里是大家共同的家。封闭了几年的那座昔日辉煌的１２层办公大楼，早已没有能力启用，大家收拾了洗毛车间，用废旧材料隔墙壁，做了简易的办公用具，收拾成办公室的样子，还卖了一些废品订了大小几份报纸，平时大家聚在一起，或是学习报纸，讨论事情，或是打扫卫生，收拾废品，许多人都说这人呀生来就不是个闲着的东西，整天在家里呆着，心里慌得很！
郝智提出先到职工家里走走，看看大家的生活状况，厂领导说还是不去了吧，职工们没准备，去家里会难堪的。听他们这样说，郝智就想到了公安通报的事情，觉得唐突地到人家家里的确会使有些人感到难堪的，只好作罢，把准备好的几百块钱也继续放在衣兜里。
在车间宽敞的空间里，他像上次一样和大家交谈起来，不同的是这次带了几个有关部门的负责人，还有新闻记者。郝智讲了一通国有企业普遍遇到困难的问题，探讨如何走出困境。见大家都在纷纷摇头，他就问大家同意不同意进行改制。有一位左右环顾的老工人犹豫了半天说：“改制当然好，我们也大致明白改制的道理，但说实话明明是国家的厂子，一下子被大家分割了，成了我们的私人财产，国家的东西拿到我们手里，真的受用不起呀，心里也总不是个滋味。”
我们的工人还是淳朴，自己的生活都如此了，还考虑着国家的利益。郝智讲了这样的道理：农村改革实行了家庭承包自主经营，但那些土地还是国家的，那么我们国企改制没有土地，只有生产资料，而且我们把资料并不是分到了家家户户，只是划小管理单位，是为了体现我们工人当家做主的权利，使厂子兴衰和我们每个人的利益都联系起来。我们不是说工人是企业的主人嘛！刚解放的时候，工人是政治和经济上的主人，但由于当时实行旧的计划体制，工人是主人却决定不了工厂领导人，领导人由上级党委决定。工人不能决定干部，怎么能当家做主？但现在我们改制后，工人由所有制的主人发展为决定干部的主人，有管理能力的就能当管理的主人，有资金的要当股份的主人，工人成为名副其实的更为具体化的主人，你们决定工厂里的一切事务。
说到这里，赢得了大家一阵热烈的掌声。但掌声过后，有工人问道：“郝书记，你说我们是主人，但我们这些主人自己都不知道该干什么事情，那厂子还有希望吗？”
“这位主人问得好！其实我今天来，就是征求你们这些主人的意见。最近有一个美国的服装公司想和你们合作，人家用丰厚的资本、市场和技术，你们用劳动力和宽敞的工厂、还有路山丰富的原料资源和西部广阔的市场，走出一条重振国企的路子。”
这个公司是郝智通过前妻苏洁联系的，当他把路山纺织厂的电子邮件发给苏洁后，也许是为了弥补自己感情的欠账，她竟然暂时放下工作，接连跑了一些纺织公司，还自己掏钱在报纸上寻找合作伙伴。巧的是有一个以棉纺织品为主的美国大瀑布环球服装公司在东亚的子公司正准备进军中国西部地区，看了路山的资料后，老板连声说，这简直是上帝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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