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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哦,原来钱光羽这小子是个老板,原来他的钱还不少。怪不得苗杉不愿断然回绝他,怪不得苗杉还愿意坐他的摩托。这几年来,我真的是被蒙在鼓里了。我还以为苗杉仍像在缠溪的时候那么纯洁、对我那么一往情深呢,我还以为我们之间的爱情有多么崇高、多么伟大呢。我忘记了,苗杉这几年也是在上海打工啊,她的身边也会有她的一整个世界啊。和她同住一屋的黔南姑娘美玉在当陪酒女,她就从来没跟我讲过。不是有人说,上海是个大染缸嘛。那颜色也早不知不觉地把苗杉染出色来了。我却仍在用诗意的眼光、梦幻的眼光、理想的眼光、缠溪人的眼光看待我和苗杉的关系。我早该擦亮眼睛,把这一切都看清楚了。可我却在做一个睁眼瞎子,啥都不晓得。

    我不晓得自己是怎么走出那个空气中臭味弥漫的“贫民窟”的,我也不晓得自己是咋个回到住处来的。搭车也好,坐地铁也好,我都是浑浑噩噩的。站着也好,坐在位置上也好,我都记不清了。我的眼前不时地晃过苗杉和钱光羽的脸,一会儿他俩相视而笑,一会儿他俩怒目而对。我的神经被刺激得“别剥别剥”发痛,眼角不停地扯跳着,身旁左右所有走过的人,都视而不见,像是一晃而过。

    有一阵我觉得自己就该像今天已经表现的一样,当断则断,说走就走,像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大丈夫。有一阵子我又失悔得什么似的,感到自己像一条落荒而逃的丧家之犬,耳边始终响着苗杉邻居们恶意的哄笑声。是啊,在那些人眼里,在那些打工者的心目中,我就是一个败下阵来的家伙,我是一个失意者。我在和那个叫钱光羽的老板的竞争中落荒而逃。其实,真就和钱光羽打一架,又咋个样呢,我在家乡就学过拳脚功夫,准能把他打得趴在地上起不来。

    每当想到这儿,我的脸上就火烧火燎的,像有啥东西扎一般难受。我就有一股怨恨苗杉的情绪,不是因为她,我何曾会遭到这样的凌辱,我何曾会受这么大的恶气。

    以后咋个办呢?

    反正我是不会主动给她打电话的,我没啥错的地方,我也没有这么低贱,明晓得她背着我还在交男朋友,我再去插一脚。

    那么,要是她打电话来呢,我怎么办?我要不要原谅她,要还是不要?就是原谅她,我也要她主动把话讲清楚,把她和钱光羽的关系讲明白。而且她必须明确表示,她和钱光羽那家伙一刀两断,永不来往。只有这样子,我才能原谅她,才能和她重归于好。

    每每想到这儿,我的心头就会涌起一股崇高的感情,原谅了恋人之后满足的感觉。可是,可是,苗杉如果不给我来电话了呢。我该咋个办?我虽没啥错,可我今天的态度粗暴,像一只爆竹,一燃就爆,简直有点儿凶神恶煞。苗杉真的生气了,再不给我电话了,我们就此分手,就此永不联系吗?我俩真的能和好如初吗?

    想到这儿,我的心头总是空落落的,空落落的。一股强烈的失落感袭上了我的心头,始终笼罩着我。

    我失恋了,噢,失恋的感觉,失恋的滋味,真的难耐,真的不好受。尤其是在上海的大热天里失恋,更不好受。

    〖〗14近些年来

    我对苗杉的了解

    是不够的

    不够的呀

    2003年8月16日晴星期六

    是上海夏日里那种难得让人感觉舒爽的晴天。我从身心里长长地吁了一口气,上海那难耐的酷暑炎夏终于熬过去了。也该过去了呀,要是在缠溪,立秋之后,早晚的天气是十分凉爽的。

    我呆在莘庄的出租房里,安心地整理着这些天里搜集的材料,梳理着脑壳里头逐渐萌动的一些思路。

    李主任交给我的贵州回沪职工收入和生活情况的报道,已经初见眉目。我还根据网上查获的一些资料,作了一些发挥。如果说上海目前的经济发展,已经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那么贵州现在的收入情况,只能和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相似。从贵州退休回上海生活的那些老职工,等于是拿着非洲国家的工资,到欧洲去过日子。

    这一见解得到了李主任的赞同,他干瘦的脸上挂着满意的笑容,连连点着脑壳说:“有道理,有道理,比喻得很形象。”

    受到这件事的启发,更主要的是两次去过了苗杉的住处以后,我脑壳里头产生了描绘城乡接合部“贫民窟”的念头,我想从这些客观存在的“贫民窟”的现状写起,分析它们存在和产生的原因。在外国,贫民窟问题同样存在,同样困扰着他们的政府。发达国家的贫民窟是动荡的根源;第三世界国家的贫民窟是犯罪的温床、滋生地。是的,上海市区在利用级差地租,改造危棚简屋,建设一个欣欣向荣的新上海。千万不能在新上海崛起的同时,在上海四周的城乡接合部,又冒出一批新的“贫民窟”来。这涉及农民和土地的关系,涉及低收入群体的利益,涉及进城就业的农民工长期的生存状态。我觉得这个话题做好了,对于上海未来的发展,对于类似苗杉居住地的那些弱势群体受到社会的关注,都是有好处的。

    正考虑得入神,李主任拷我,让我尽快给他去个电话。今天是周六,在双休日里主动让我和他联系,这可是头一回。

    我一边下楼一边忖度着,会有啥子事呢?昨天下班之前,我还碰到过他,他也没提及什么呀!

    看来,这事儿定是今天发生的新情况,而且还有点不同寻常,要不,李主任不会这么急着和我通话。

    我惴惴不安地下了楼。

    电话拨过去,李主任开门见山道:“小良啊,佳居实业真把我们《上海都市报》社和你给告了。传票是今天寄到报社的,值班的总编辑看到以后,就给我来了个电话。要我给你通个气,思想上好有个准备。哎,你在听着吗?”

    “听着,李主任,我在听。”我的脑壳里一阵嗡嗡作响,虽说事前有思想准备,佳居实业的夏中强也在电话里威胁过我,但是事情真的来了,我还是有些紧张,有些不知所措,这……这毕竟是我这辈子,碰到的第一场官司啊。话筒在我的手里,捏出了一把汗。

    “哈哈,这个佳居实业,真是狮子大开口,竟要我们报社赔偿二百万,做他们的大头梦。”从李主任的口气中,听不出他有什么担忧和顾虑之处,可我却敛神屏息,听得格外专注,生怕漏掉了哪一个字。这么说,我的报道真把佳居实业惹火了,要我们赔二百万!

    二百万哪,这么说,佳居实业遭受的损失相当厉害,怪不得见报前他们要出十万来堵我的嘴呢。

    我的心“怦怦”跳得好凶。

    李主任继续对我说:“小良啊,老总让我先给你打个电话,无非是要你准备应付这一场官司。他们说我们的报道失实,败坏了佳居实业的名誉,影响了佳居实业良好的房屋销售势头,造成了他们公司不可挽回的巨大的经济损失。事情看样子要闹大,这么一来,小良啊,我们就要对自己写下和发表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负责任。你明白吗?”

    “明白,李主任,我会把采访的文字记录,时间地点,照片,录音材料,统统准备好,你尽管放心。”我信心百倍地说。

    “那就好那就好。”李主任满意地说,“怎么样,还是有些紧张吧?”

    “不,李主任,”我赶紧否认,“我胸有成竹,一点也不紧张。”

    “不紧张?那你的气怎么喘得这样凶,我都听出来了。”

    “呃……”嘴里说不紧张,但我局促的喘息还是透过话筒传过去,让李主任听出来了。

    “没关系没关系,这也是正常现象。”李主任安慰我说,“别说你了,小良,就是我,这一辈子也没打过官司呢。就这样,周一上班我们看过传票以后,再仔细商量对策。”

    道了再见,我慢吞吞地搁回话筒,转身离去,公用电话亭里老伯提醒般叫了起来:“哎,电话费。”

    瞧,还说我不紧张呢,紧张得连电话费也忘交了。

    回到家中,我再没心思梳理城乡接合部的“贫民窟”问题了,我翻阅着采访本,用粗粗的碳素笔一一画出那些采访记录,我还翻出那些原始录音,分别把它们装入信封,在外面标上记号。惟一没在我这里保存的,是那些照片,我拍回来以后,全交给美术摄影部处理了,时间不长,他们不至于找不到吧。对了,周一去上班,头一件事情就是去把这些照片找出来,有些特别有说服力的,我还得请摄影部放大。

    我心里搞不明白,佳居实业有什么官司可打的,那一道道显而易见的裂缝,那些个漏水的山墙,渗水的管道,堵塞的下水道,关不严实的门窗……证据都在我的手里,他们就不怕我在法庭上公示于众吗?他们有时间打官司,还不如花功夫把这些纰漏一一弥补修复呢。

    虽说自觉得底气很足,虽说我掌握了佳居实业质量方面的种种证据,但我还是有些心神不定。万一佳居实业请了有名的律师呢,上海滩的大律师,其雄辩的口才,可是出名的呀。万一他们神不知鬼不觉地买通了法官呢?佳居实业房产公司,有多少人啊,这些人在上海滩该有多少关系啊。即使没什么关系,他们还可以花钱买通啊,那一次,为阻止文章见报,虽说和我素不相识,他们不还愿掏出十万,来摆平这件事嘛!为打赢官司,他们很可能把什么卑鄙无耻的手段都耍出来的。

    而我,我有什么呢,在上海滩,我啥子关系都没得。有的就是一股正义感,一股憨劲、一股傻劲。

    想到这儿,我不由得不寒而栗。谁知道在茫不可知的前方,会不会有陷阱等着我跌落进去呢?

    我突然觉得自己喘不过气来,我把窗户统统敞开,开得大大的,好呼吸窗外的新鲜空气。噢,什么时候,上海会有我的家乡缠溪那么清新凉爽的空气就好了!在立秋之后的缠溪,田野里一派丰收在望的景象,农活自然是更忙碌了,可是再忙,身子骨再累,空气还是爽洁宜人的。不会有让人喘不过气来的感觉。

    不知为什么,茫然地一无所思、一无所欲呆痴痴地坐着,我会突然地想起县中毕业班的谌老师——那个长得高高大大、一头花白头发、喉咙响得一大个操场坝子都能听见的老师——在我们毕业那一年给我们讲的往事。

    那一年谌老师五十八九岁了,他时常念叨说我们这个班是他这一辈子带的最后一个毕业班了,他还有一年多时间就退休,没有可能从高一年级起再带一个毕业班了。他衷心地希望我们参加高考的同学,都能考上大学,能考上北京、上海大学的,就考到省外去,考不上省外大学的,就考省城里的大学。考不上省城里的重点大学,考一般的大学也可以。就像他这样,哪怕是考上省城里的师范学院,也能彻底地改变自己的命运。

    谌老师的家就在县城里,他的夫人是县医院的医生。他们两口子的一双儿女,女儿在省城财大毕业当会计,嫁了人,定居在省城河滨公园附近;儿子在北京读研究生,准备出国。谌老师的家庭,无论是在县中,还是在整个县城里头,都是被作为楷模称颂的。连县委书记、县长来学校时即席讲话,都要提及谌老师。

    谌老师说他已经日薄西山,结构封顶,无所作为也无所求了,他惟一的巴望就是自己教的学生能有出息。他说他是穷苦农民的儿子,他是缠溪那后半边长箐地方的人。那地方偏得恼火,山大干土多,就是缺水,没有缠溪地方滋润,也没有缠溪那么美的风光。

    谌老师说他高中毕业那年,正逢三年自然灾害,饿饭啊,莫说读书了,就是活着熬过来都不容易。

    临近高考前几天,他回到村寨上。他的父亲,一个脸上爬满了愁惨皱纹的老农,把他领到了坡上,指着干巴贫瘠的土地说,长箐这地方,不要说出大学生了,就是出你们这几个高中生,都是稀罕事情。你去考吧,考上了,你就摆脱世世代代在泥巴地上勤扒苦挣的日子。考不上,你就回家来,像我一样在这块土地上刨食吃。以后说上一个乡村里的能干婆娘,在劳累中过一辈子山寨上的平静生活。

    谌老师说他完全听懂了父亲的话,他望着蓝天,望着山间飘飘悠悠的雾岚,迎着从垭口那边吹来的风,声气不大地对父亲说,他要考上,他也能考上。他真的很憧憬层层叠叠大山外头的世界,想到外头的世界去看一看,太想了。

    要去赶考了,他的父亲没有给他准备钱,也没有给他粮票,这些东西学校里补助给他了,仅够他考试那几天用。他父亲笑了一下,那笑容就像在哭。他父亲给他准备的,是一包馒头。

    长箐地方不产麦子,故而那里的人也不会做馒头,谌老师询问地望着父亲。父亲对他说,饿饭饿得最凶那些天里,他跑去了川黔铁路工地,工地上的人,对他说,紧缩开支,我们不招民工。他说,我不要工资,不要钱,我天天随你们干活,白干,你们只要管我吃饭就行了。人家看他人高马大,有力气,干活时又肯出力,便朝他点了一下脑壳,他就此留了下来,天天随着工人们干铁路工地上那些挖土方、抬石头、挑石碴、扛木头一类的苦活、重活、累活,直干得筋疲力尽,浑身淌虚汗,工人们开饭,他跟着吃饭。到了工人们发工资的日子,食堂大师傅见他那么卖力地干活,人又实在,却没工资领,就同情地多给他几个馒头,顺便舀一勺酸菜肉末给他。他把酸菜肉末舔了个一干二净,领了十几个馒头,一层一层包得严严实实地就往家里跑。大师傅问他为什么不把肉末带一些回家,铁路工地上一个月可是只炒两回肉吃,很难得的。他苦笑笑说肉末的香气太浓了,走在路上一闻就晓得,那是要遭人命灾祸的。他低头指指那包馒头说,也不能让馒头的香气透出来,他怕透出来以后就在路上给人抢了。馒头带回家,一家人眼睁睁地瞪着那包包,不断地咽着口水,那是灾荒年头的乡村啊,一点点食物的香味都能引起人极大的欲望。一家子人饥肠辘辘直等到夜深人静,才敢拿出来吃。馒头冷了,不敢把它重新蒸热,一蒸寨子上的人就都闻到香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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