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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四 如此朋友

  雍正也会和人交朋友?会的。他最欣赏的君臣关系,是“义固君臣,情同契友”。只不过,他这个“朋友”不好交。谁要是辜负了他这一番“好意”,那么,翻起脸来,就要比一般的朋友反目厉害得多。

  雍正这个人,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后世,都颇受误解。他乾纲独断,刚毅刻薄,雷厉风行,不讲情面,出了名的“冷面王爷”和“铁血皇帝”。加上他没日没夜地处理政务,没有什么个人嗜好和娱乐,因此不少人都把他想象成一个古板寡味的老头,心理变态的暴君,甚或一架冷冰冰的杀人机器。其实不是这样。他刻薄是真刻薄,但不寡恩;冷酷是真冷酷,但非无情。岂止有情,甚至感情用事。而且,正因为感情用事又尖酸刻薄,因此,他损起人来,就特别让人受不了。

  其实雍正也有温存的一面。他常常会在臣下请安的折子上批上一句:“朕躬甚安好,卿好么?”或“朕安,你好么?”话虽不多,但语气中透着亲切,不是一般的官样文章。他也会和臣下说闲话,拉家常,絮絮叨叨,拉拉杂杂。兴起时,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比如:“好事好事!读此奏书之后而不高兴嘉奖的,除非不是皇帝。”或“李枝英真不是个人!大笑话!真笑话!”“传口谕给他,朕笑得了不得,真武夫也!”他还会在奏折上连批四个该字:“该!该!该!该!”真是爱憎好恶溢于言表,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完全不摆皇帝架子,故作圣人状。难怪史家公认,读雍正御批,尤有趣味,可以读出一个真实的雍正来。

  有时雍正甚至还会向臣下发牢骚。比如“朕之苦衷何待言喻”,或“朕之愤懑气郁,其苦亦不可言语形容也,奈何”。最严重的一次,是在得知了曾静的 “诽谤”之后。他对鄂尔泰说:“卿看竟有如此可笑之事,如此可恨之人。虽系匪类逆言,览其言语不为无因。似此大清国皇帝做不得矣!还要教朕怎么样?”一副满肚子委屈无处诉说的样子。皇帝发起牢骚来本来就不得了,而把话说到“皇帝做不得”的程度,则大约要算作历史上最大的牢骚。这样的牢骚也能向臣僚发,可见是朋友。

  雍正也能体谅宽容臣下。台湾总兵蓝廷珍因自己名字中“珍”字与胤的“”字同音,请求改名避讳,雍正说不必,还说“你的名字朕甚喜欢”。石文焯受命审理程如丝贪污案,因前次没把事办好,这回牵扯的人事又复杂,因此心存顾虑,惶恐不安,雍正也说不必,“朕谅汝彼时原有许多不得已之处”。两广总督孔毓曾为年羹尧代买代运紫檀木,年倒台后,孔上折请罪。雍正说:“此等小过,朕岂有不谅之理?朕不怪尔也。”而且,雍正还进一步说:年羹尧的得势和跋扈,“皆朕识人不明,误宠匪人。朕自引咎不暇,何颜累及无辜也?”竟把责任揽在自己身上。同样令人感动的是解脱陕西兴汉总兵刘世明。刘世明因亲弟弟刘锡瑗通匪被捕,上折请罪,说:“不能正己,岂能正人,面对属员,愧报极矣。”雍正宽慰他说,朕也有阿其那、塞思黑那样的弟弟么,哪能让你刘世明保证没有刘锡瑗这样的弟弟?

  雍正对于臣下,确实不乏关怀爱护之处,真正是循循善诱,体贴入微。元年八月,他特批福建布政使黄叔琬有密折专奏权(关于这一特权,详后)。黄上折谢恩,雍正便叮嘱他说:特权是你的了,但不能乱用。第一不要拿这个挟制上司,第二不能向人声张,第三不可频频上奏。奏得多了,上司会对你起疑心,对你没有好处(于尔无益)。田文镜被破格提拔为河南巡抚,感恩戴德至极。雍正便叮嘱他说:“天下事过犹不及,适中为贵。”不要因为报恩心切,把事情做过头,就不好了。后来,田文镜因推行雍正的改革,弄得四面楚歌,雍正又安慰他说:“小人之流言何妨也,不必气量狭小了。”皇帝提拔大臣,没有一个不希望臣下感恩图报的,雍正也一样。但雍正在田文镜报效心切时能戒其骄躁,可谓知人;在他遭受攻击时能宽其心怀,亦可谓善用。

  雍正不但酬劳能臣,也重奖谏臣,而且并不计较他们是否犯颜抗上,或者所言是与不是。雍正即位之初,一个名叫孙嘉淦的翰林院检讨便上书言事,要求雍正亲骨肉、停捐纳、罢西兵。如果说停捐纳(停止卖官)尚可讨论,其余两件事则没有一件是雍正爱听的。翰林院官员原本是文学侍从之臣,不该来管闲事;孙嘉淦的官位又很低,只有七品。七品的检讨居然跳出来找皇上的茬,议论的又都是国家的大政方针,简直无异于找死。因此雍正龙颜大怒,责问翰林院的掌院学士(院长)是干什么吃的,居然容此狂生!太子太傅朱轼在旁边说,这个人虽然狂妄,但臣很佩服他的胆量。雍正瞪着眼睛看朱轼,想了一下,扑哧一笑说:便是朕,也不能不佩服他的胆量。于是立即提升孙嘉淦为国子监司业。以后,孙嘉淦又不断提意见。意见虽不被采纳,他的官却步步高升。

  不过,谁要是不把国家制度、君臣礼仪当回事,雍正对他也不客气。二年四月,雍正因平定青海一事受百官朝贺。刑部员外郎李建勋、罗植二人君前失礼,被言官弹劾,属大不敬,依律应该斩首。雍正说,大喜的日子,先寄下这两人的脑袋。后面的仪式,再有人出错,就杀了他们。那时候,可别说是朕要杀人,而是不守规矩的人要杀他们。也就是说,这两个人死不死,取决于别人犯不犯错误,而犯错误的人不但自己要受处分,还要承担害死别人的责任。如此“出奇料理”,也是只有雍正才想得出来的。

  一方面是细语温存循循善诱,另方面是尖刀剜心狗血喷头;一方面是小不如意便课以大罪名,另方面是大触霉头却备受赏识,许多人将其归于雍正的“喜怒无常”,鄂尔泰却深知其中的奥秘。鄂尔泰也是摸过雍正老虎屁股的。鄂尔泰,字毅庵,姓西林觉罗,满洲镶蓝旗人,世袭贵族。他很有才,二十岁就中了举人,二十一岁就当了御前侍卫,但因为人刚直,不肯趋炎附势,所以到四十岁才是个内务府员外郎。他写诗自况说:“看来四十还如此,虽至百年亦枉然。”这时,还是亲王的雍正让人给他捎话,托他办事,其意当然是拉他入伙,不料却被鄂尔泰严词拒绝。鄂尔泰说:“皇子宜毓德春华,不可交结外臣”,意思是说要雍亲王放尊重点,自尊自律。雍正碰了这个软钉子,不但不忌恨鄂尔泰,反倒十分欣赏敬佩这个竟敢以郎官之卑对抗亲王之尊的直臣和汉子。即位之后,立即委以重任。一年升藩司,三年升总督,十年后升首辅,成了仅次于允祥而被雍正高度信任的人。

  如此君臣际遇,谁不羡慕,因此大家都想知道他得宠的诀窍。鄂尔泰也不隐瞒。他曾对人说,当今皇上用人行政,“无甚神奇”,无非两个字而已;至诚。也就是说,皇上待臣下以至诚,臣下待皇上也要至诚。其实就连鄂尔泰心里也明白,他对雍正,也是不能把所有的真话都讲出去的。

  雍正这个人,是颇为自信而自视甚高的。有人批评他是“性高傲而又猜忌,自以为天下事无不知无不能者”,有一定道理。雍正一生,有三条颇为自得,也颇为自许。一是自以为一心为公,所作所为都是为了国家社稷;二是自以为洞察幽微,没有什么事什么人瞒得过他;三是自以为一身清白,眼里揉不进一点沙子,心里存不得一点尘埃。有这三条,加上自己又是皇帝,对臣僚们当然没有半点客气好讲。谁要敢在他面前耍点小心眼儿,或被他认为是耍小心眼,那就别怪他不给你面子。

  杨名时倒霉就倒在这上头。杨名时建议修浚洱海河道,本来是好事,但雍正认为他心术不正。第一,这样的好事,为什么早不做晚不做,早不讲晚不讲,偏偏要在自己即将离任又尚未离任的时候提出来?第二,为什么不用保密的折本先请示皇上,而用不保密的题本上奏,故意要弄得满朝上下都知道?第三,为什么不等新官接任以后再由新官上奏,或联名上奏?显然,他是在沽名钓誉。事情明摆着的嘛!修浚洱海河道是何等工程,岂是他离任之前完成得了的?当然只能由后任来做。既然只能由后任来做,为什么要抢在自己卸任之前发表意见?还不是想着把工作留给别人,名声留给自己!为了保证天下人都知道自己爱民,竟然和皇帝动起心眼来,不用折本而用题本,什么意思?怕皇帝不告诉天下是他杨某人的好主意嘛!因此雍正愤怒地斥责他:像你这样心里只有自己没有别人,甚至没有君父的人,还好意思厚着脸皮自命为读书人吗?所以雍正要罚他自己掏钱去修洱海,修不完子孙接着修。雍正说,自己这样处分,就是要“使天下之人知沽名钓誉之徒不但己身获罪,而且遗累子孙也。”

  雍正如此苛求于人,他自己又做得怎样?雍正认为做得很好。他说:“朕之心可以对上天,可以对皇考,可以共白于天下之亿万臣民。”雍正这个人,确实是“一心为公”,诚心诚意地想把国家天下治理好。他朝乾夕惕,宵衣旰食,十三年如一日。乾即乾乾,自强不息的意思。惕即惕若,戒备谨慎的意思。宵即凌晨,旰即深夜。朝乾夕惕,宵衣旰食,就是终日勤勉谨慎,不敢懈怠,清早便穿衣服起床,很晚才吃点东西。这两个词,原本是旧时颂扬帝王勤政的套话,雍正却很认真地做到了。别的不说,光是他批的公文就印行了《上谕内阁》一百五十九卷,《朱批谕旨》三百六十卷,均成巨帙,未刊者还不知几何。此外,还有大量的其他工作。他的这种敬业精神和勤政精神,几乎所有历史学家都不否认。

  雍正的个人生活也很简单,没什么嗜好和娱乐,不爱游猎,也不算好色。他也喜欢一些小玩艺,但不玩物丧志。有些东西为他所喜爱,还是因为有用,比如眼镜。雍正因为眼力不好,特别喜欢眼镜。他曾命令工匠制作了多副眼镜,各处安放,以便他办公时随时取用。他还赐给王公大臣眼镜,目的是要他们勤劳公事。他甚至下令给扬灰处的工人发放眼镜,以为劳保用品。在“以天下为己任”方面,雍正确实做到了以身作则。

  雍正也不是糊涂皇帝。他曾对群臣说:朕在藩邸四十余年,于人情物理熟悉周知,不是那种没有阅历的娃娃皇帝,也不是那种只知享乐的纨绔阿哥。所以他自认为有资格也有能力严格要求臣下。而且,他认为,只要君臣双方都相待以诚,臣下不挖空心思讨好皇上或欺瞒皇上,皇上也用不着猜忌臣下、防范臣下,则双方完全可以建立起一种朋友式的关系。

  雍正自己心里也应该有数。他对群臣说:“君臣之间唯以推诚为贵,朕与卿等期共勉之。”但他自己,能对臣下不猜忌、不防范、不整治吗?比如雍正暗示大家起来揭批年羹尧时,大家都不揣摩,都不动作,或者傻乎乎地说年羹尧这个人多少还有些功劳,雍正能满意吗?显然,不揣摩是不可能的。而且,说句不好听的话,揣摩不到位才是糟糕。四年(公元1726年)底五年(公元1727年)初,两总督三巡抚报告黄河水清。古人云:“黄河清,圣人出。”当然是祥瑞。雍正大喜,给文武百官每人加了一级。这时,有个大理寺卿名叫邹汝鲁的,写了篇《河清颂》来拍马屁,内有“旧染维新,风移俗易”两句,意思是说正因为皇上搞改革,实行新政,黄河才变清了。谁知却使雍正大为恼怒,质问邹汝鲁“所移者何风?所易者何俗?旧染者何事?维新者何政?”一怒之下,将他革职,罚到荆江工程去修水利。你想,马屁拍不好都要倒血霉,把真话都讲出来岂不更是冒傻气?

  看来,在雍正手下,拍马屁也不容易。说得好听一点,得像一个很有鉴赏力的批评家,由衷地为雍正的领导艺术叫好。这就一要诚心,二要懂行,没有几个人做得到。雍正当然也明白这一点。所以心情好的时候,对那些言不由衷的马屁也就不太计较(心情不好时就该对方倒霉)。因为拍马屁至少没有什么恶意,粉饰太平也总是政治所需。对于批评,雍正的态度就要认真得多。雍正并不是一个批评不得的人。他接受过批评,也奖励过批评他的人。甚至有时虽然并不接受批评,却奖励批评者。比如大学士朱轼一贯是批评雍正的。耗羡归公、西北用兵这些事,他都不赞成,雍正却请他给弘历当老师。后来连朱轼自己也觉得老提意见不是个事,便请求病退。雍正说:“尔病如不可医,朕何忍留;如尚可医,尔亦何忍言去。”朱轼感动,再不提退休的事。

  雍正还有一个逻辑,即任何人都不可能真正独立。如果对君主闹独立,那就一定在私下里结为朋党。因为“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么!雍正整治杨名时、李绂等人,就因为视其为朋党领袖之故。他曾对鄂尔泰说:“朕整理科甲积习(因师生或同年关系结成朋党的习气),伊(指杨名时)挺身乐为领袖。”审理谢济世时,也严刑逼供,要他招认是李绂指使(谢济世的供词则是“受孔孟指使”)。可见,雍正打击杨名时等,是一箭双雕;不准臣下搞独立,更不许他们结党。他最欣赏的是这样一种人:和谁都没有私人关系,只和他一人“结党”,比如田文镜、李卫都是。

  当然有一种情况是允许并鼓励的,那就是“奉旨结交”。比如雍正三令五申不准大臣结交王公,却又指示宠臣们结交怡亲王允祥,因为他需要允祥来充当他与臣下沟通私人感情的渠道。他又说,做人臣的,按道理是不能有私交的。但如果“同心体国,互相敬爱”,则朕又唯恐你们不能这样。这就矛盾。到底是该交朋友还是不该交朋友呢?说穿了,就是不准别人交朋友,只准他一个人交朋友;也不准对别人有感情,只准对他一个人献忠心。换句话说,他是要和每个臣子单独“交朋友”。

  阿弥陀佛!这样的朋友,如何交得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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