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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指桑骂槐

    方言费解、难懂、易生歧义,所以还是要说普通话。

    然而方言又是很有趣的。同一件事情,用方言说,就可能比普通话有趣。

    一、麻烦与趣味

    方言这玩意,有时想想是很麻烦的。

    比方说日本。在东北人嘴里好像是“一本”,在湖北人嘴里好像是“二本”,到了上海人嘴里,又好像是“十本了”。到底是几本?其实一本也不本,是日本。

    方言中的麻烦不少。除了语音的问题,还有词汇的问题。比如广州话把危险叫做“牙烟”,把儿媳妇叫做“心抱“,就很费解。危险怎么是牙齿冒烟呢?儿媳妇又怎么能用“心”去“抱”?“本地状元”的说法也很可笑。所谓“本地状元”,其实就是麻风病人。如果“本地状元”是麻风病人,那么“外地状元”是什么病人?艾滋病吗?更可笑的是把“合在一起凑在一块”叫“共埋”。我想和你一起吃饭,就叫“我想共埋你食”。外地人听了,还不得吓出一身冷汗?共埋?什么共埋?殉葬啊?

    想想广州人也真有意思,他们忌讳“死”,却不忌讳“埋”,说“埋”的事情不少。比如进店叫“埋栈”,入席叫“埋位”,靠岸叫“埋头”,算账叫“埋数”,结束叫“埋尾”,结账叫“埋单”。埋什么单?当然是账单。北方人不懂“埋单”是什么意思,只知道埋单的时候要付钱,便想当然地写成“买单”。后来弄清是“埋单”了,又猜想这大约是因为广东人要面子,才会用钞票把账单“埋”起来。其实“埋”在粤语中,有“靠拢”和“闭合”的意思。所以“埋柜”可以暗指抢劫(抢劫要靠近柜台);“埋街”也可以暗指从良(意谓妓女关门不再做皮肉生意)。埋单,则应该理解为把账单“合”起来,而不是“埋”起来。它既不是拿钱购买账单,也不是用钱埋葬账单。

    方言费解、难懂、易生歧义,所以还是要说普通话。

    然而方言又是很有趣的。同一件事情,用方言说,就可能比普通话有趣。广州有句话叫“砂煲兄弟”。砂煲兄弟也就是酒肉朋友,但比“酒肉朋友”更俏皮,因为有双关的意义。广州人把混叫做捞,把泡叫做煲。混日子就叫捞世界,泡电话就叫煲电话粥。吃沙锅,是既要“煲”又要“捞”的,所以“砂煲兄弟”就是一起混世面煲生活的人。至于他们“煲”的是不是“无米粥”(没有结果的事),那就只有天晓得。

    这样形象生动的说法全国各地都有。成都话“贴心豆瓣”,上海话“连档码子”,武汉话“夹生红苔”,北京话“柴禾妞儿”和广州的“砂煲兄弟”都有异曲同工之妙。所谓“柴禾妞儿”,就是乡下姑娘;夹生红苔,就是又蠢又辈又不懂规矩的人;连档码子,就是同伙;贴心豆瓣,就是心腹。但用方言一说,就特别有味。尤其是“贴心豆瓣”,有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妙处和风味。四川人的豆瓣是拿来做酱的。酱谐音将,贴心豆瓣也就是心腹干将。但这干将再贴心,也不过豆瓣酱。豆瓣酱的用场,无非剁碎了做麻婆豆腐或者炒回锅肉。所以,当成都人说某人是某某大人物的“贴心豆瓣”时,讥讽调侃的味道便很麻辣。

    其实,甭管什么方言什么话,只要说得好,说得漂亮,说得有趣,就有艺术性。艺高人胆大,北京人手艺(也许得叫“嘴艺”)好,就特别敢说。比如说一个人精,北京的说法是“要是长毛,就成猴了”;说一个人坏,是“拍拍脑袋,那脓水儿就能从脚底下流出来”;说一个人为了巴结别人东奔西跑地献殷勤,就叫“狗颠屁股三儿”;说一个人笨,则叫“人家偷驴,他拔撅子”。是不是很有趣?

    方言为什么比较有趣呢?因为方言是民间话语,不像官话那样有许多讲究。官话的讲究是很多的,比如要求统一、规范、标准。不统一,不规范,不标准,就没法让尽可能多的人听懂,也就不成其为官话了。方言则不同,它原本就是“一方之言”。只要一个地方的人听得懂,就能成立,所以各地方言中都有一些外地人听不懂的词儿,就连北京话也不例外。比如不忿(不服气)、不吝(不在乎)、抽立(输光战败)、搓火(着急上火)、底儿潮(有犯罪前科),都是正在流行的当代方言,外地人听得懂的也不多。

    多样也带来了丰富。比如“打”,在粤语中就有十几种说法。除了一般的打,还有春(用拳头从上往下打)、挞(用手背打)、捆(用手掌打)、凿(曲着指节从上往下敲脑袋)、做(悄悄地打)、砌(狠狠地打)等等(其他一些用粤语方言字表示的说法恕不一一列举),正所谓“怎一个‘打’字了得”?

    这是古风。古人说话,其实比今人讲究。比如肌肉皮肤,在古代就不是一个概念。人曰肌,兽曰肉;人曰肤,兽曰皮。皮是和毛联系在一起的。毛长在皮上,所以说皮毛皮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人身上没有毛,因此不能叫“皮”,只能叫“肤”,同样,肉是可以吃的(肉食或食肉)。人不能吃,因此不能叫“肉”,只能叫“肌”。“肌肤受之父母”,不能说成“皮肉受之父母”;而大老爷在堂上恐吓人犯,说“从实招来,以免皮肉受苦”,实际上就有点不把人当人了。

    后来就没有那么多讲究了。肌肉皮肤,混为一谈。因为语言要统一,许多地方都得马虎一点,只好含糊其辞。简单、含混、粗线条,才易于流通,所以普通话往往粗疏,方言反倒过细。比如“没有”,闽南话就分“无”和“未”。无是不存在,未是还没有,一个立足于空间,一个立足于时间,但到了普通话那里,统统都是“没有”。

    难怪方言的表现力比较强了。

    二、吃不了兜着走

    方言丰富、有趣,大家便都爱说方言,至少在亲朋好友们聊天时是这样。

    聊天,北京叫“侃”(侃大山),上海叫“吹”(吹牛皮),广州叫“倾”(倾渴),成都叫“摆”(摆龙门阵),东北叫“啦”(啦呱),西北叫“谝”(谝传),新疆叫“宣”(宣荒)。其中新疆的说法最有意思。宣是讲,荒是远,也是荒唐荒诞,甚至只不过道听途说的“荒信儿”。宣荒,自然可以漫无边际地东拉西扯,从家长里短一直扯到地老天荒。闽南人的说法也很绝,叫“化仙”—乌龙茶一泡,榕树下一坐,看着潮起潮落云散云飞,天南海北随心所欲地聊开去,便飘飘欲仙了。

    方言中的话多惊人妙语,我怀疑就是聊天时聊出来的。方言不同于官话,除了有和官话相同的那些用途外,还多半用来说闲话。说闲话的特点是放松,是百无禁忌,用不着一本正经,周吴郑王。可以胡说八道,可以信口开河,可以张冠李戴,可以指桑骂槐,甚至可以不考虑语言的规范,因为万一“吃不了”,还能够“兜着走”。

    事实上说话一旦随便,也就容易出彩。方言中很有些让人拍案叫绝的说法。比如一个人在别人面前张牙舞爪耀武扬威甚至叫板挑衅,武汉话就叫“抖狠”。抖,可以理解为抖擞,也可以理解为抖搂,还可以理解为振作(抖起精神)。不过,狠,是骨子里的东西,如果都“抖”了出来,一眼让人看穿,显然是不智之举,所以但凡“抖狠”者,多半都有些虚张声势。如果对方比他还狠,他就会一边开溜,一边说:“你等着,我回去叫我哥哥来!”

    北京话当中形象生动的说法更多。比如说一个人不识抬举,别的地方叫“给脸不要脸”,北京叫“给脸不兜着”。这“兜着”,就比“要”生动,鄙夷的成分也更重。意思说你这家伙平时就没什么人赏脸,好容易有人给了,还不赶紧兜着?又比如一个人行为乖张,就说他“吃错药了”;脾气暴躁,就说他“吃枪药了”;态度恶劣,就说他“吃了耗子药”;无所畏俱,就说他“吃了豹子胆”;一点小事就兴高采烈,则说他“吃了蜜蜂屎”。蜜蜂是酿蜜的,蜜蜂屎想必也甜,但再甜也是屎。何况蜜蜂屎才多大一点?小甜头么!

    上海人也爱说“吃”,比如吃牢(认定或咬住)、吃硬(碰硬)、吃瘪(压服)、吃慌(着急)、吃酸(棘手)、吃排头(挨训)、吃生活(挨打)、吃夹档(两头受气)、吃马屁(听奉承话)、吃花功(受人迷惑)、吃卖相(只看外表),就连开车开到路口过不去也叫“吃红灯”。红灯是管制交通的,怎么能“吃”呢?上海人也“吃”。

    红灯能吃,豆腐就更是吃得。吃豆腐,就是占女人的小便宜。说些轻挑的话啦,做点小动作啦,嬉皮笑脸半真半假地挑逗啦,大体上属于性骚扰的擦边球,因此叫“吃豆腐”。豆腐白嫩,使人联想到女人的肉体;豆腐又是“素”的,意思是并无真正的性关系。所以,吃吃豆腐,在许多男人看来也没什么了不起。但如果碰到特别洁身自好的正派女人,也可能让他“吃耳光”,甚或让他“吃官司”。

    没有人愿意“吃官司”,也没有人愿意“食死猫”。“食死猫”是广州话,意思是受冤枉背黑锅。广州人不说“吃”,而说“食”。比如食谷种,就是吃老本;食塞米,就是白吃饭;食猫面,就是被申斥,相当于上海话的“吃排头”;食碗面反碗底,就是忘恩负义,翻脸不认人。最让人看不起的是“食拖鞋饭”,意思是靠与自己有密切关系的女人出卖色相过日子。“食拖鞋饭”和“吃豆腐”正好一对,都不怎么体面,但前者更没面子。

    一个人,如果总是“食死猫”或者莫名其妙地“吃官司”,那就是运气不好了。运气在吴语中叫做额角头,也叫额骨头。额骨头也就是额头。运气为什么叫额头呢?大约因为运气是要“碰”的。人身上,最容易被“碰”的就是额头。所以,一个人运气好,在吴语中就叫

    “额骨头高”或“额角头高”,甚至直接就叫“额角头”,比如“侬今朝额角头”,就是“你今天运气特好”的意思。

    野史中额骨头最高的人是苏小妹。苏小妹据说是苏东坡的妹妹,曾被苏东坡作诗取笑说:“脚踵未出香房内,额头先到画堂前”,可见其额头之高。小妹也不含糊,当即以老兄的长脸作答,道是“去年一点相思泪,今日方流到嘴边”,也可见其脸面之长。看来兄妹两人都其貌不扬,一个“冲头”,一个“马脸”,正所谓“人不可貌相,海不可斗量”。

    额骨头最高的神则是寿星。谁都知道,寿星的额头又大又高还肉突突的,不折不扣的是一个“寿头”。然而在上海,“寿头”却是骂人的话,意思和北京的“傻逼”差不多。因此傻里傻气就叫“寿头寿脑”,上了当还一点感觉都没有的则叫“寿头麻子”(也叫“寿头码子”、“寿头模子”),而呆头呆脑、土里土气、不懂世故、不通人情就叫“寿”。这就奇怪,难道做寿星不好?原来此“寿头”非彼“寿头”。它不是寿星头,而是猪头。江南习俗,冬至之前,要买猪头腌透风干以备敬神之用,又尤以额头皱纹如寿字者为上选,叫“寿字猪头”,简称“寿头”(参见薛理勇《闲话上海》)。所以,寿头的意思就是猪。显然,谁要是做了寿头,或被看作寿头,旁边便多半会有人在磨刀子了。

    “寿头”既然是猪,“冲头”也跟着倒霉,都被看作是最好欺负,不斩白不斩的“翰大”;而怂恿那些“寿头寿脑”的家伙冲锋陷阵盲目行事,自己坐收渔利的行为,就叫“斩冲头”。上海人一个个“门槛精来兮”,好容易逮住一个“寿头”,岂有不狠狠“斩一记”之理?

    真不知长着一个大冲头的寿星老儿听了会作何感想。

    大约也只能“吃不了兜着走”了。

    三、捣糨糊,还是倒江湖

    上海人把傻叫做“寿”,成都人则把傻叫做“瓜”,比如瓜儿(傻子)、瓜兮兮(傻乎乎)、瓜眉瓜眼(傻头傻脑)。傻为什么是瓜呢?原来这“瓜”不是西瓜南瓜冬瓜葫芦瓜,而是“傻瓜”。去掉一个“傻”字,就成了“瓜”。

    猪头变寿头,傻子变瓜儿,其实都是方言在“捣糨糊”。它总是在那里指桑骂槐,其结果,是弄得我们连这三个字究竟是“捣糨糊”还是“倒江湖”也搞不清。杨东平先生的随笔集《最后的城墙》中就有一篇文章谈到这个问题。我同意东平兄的意见,“倒江湖”也好,“捣糨糊”也罢,都有点调侃,有点无奈。但“倒江湖”在调侃无奈的同时,毕竟还多少有点身手不凡、高深莫测的英雄气,“捣糨糊”就纯粹是调侃甚至嘲讽了。它往往有胡日鬼、瞎折腾、惹是生非、调皮捣蛋的意思,也指那些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浪头很大,货色不怎么样的人。你想,糨糊就是糨糊,再捣也是糨糊。捣得越起劲,就越可笑。再说,什么不好捣,捣糨糊?所以,谁要是自称“捣糨糊”,那他不是自谦,就是自嘲。

    然而语言又是需要“捣糨糊”的。因为语言既不能“闹革命”,又不能“倒江湖”,咱折腾不起。要想生动活泼一点,也就只有“捣捣糨糊”。

    北京人就最会“捣糨糊”。

    北京人是语言天才。话语到了他们嘴上,就像足球到了贝利脚下一样,怎么玩怎么转。一个普普通通的词,他们也能玩出花样来。比如“菜”,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词,可北京人却整出颠菜(走人)、来菜(好事来了)、出菜(出活、出产品、出成果)、瞎菜(抓瞎)、歇菜(歇着)、晕菜(晕头转向)一连串新词儿出来。这可真是太会做“菜”了。至于这些“菜”之间有什么关系,那就只有天晓得,所以是“捣糨糊”。

    北京人“捣糨糊”的招数很多,一般地说有移花接木、掐头去尾、颠三倒四、含沙射影好几种,总的来讲是怎么好玩怎么说,怎么俏皮怎么讲,哪怕把话倒过来说。

    比方说“爷”这个词,原本是尊称,可在新北京话当中,就未必了。许多被称作“爷”的,其实不是“爷”,也没人当真把他们当“爷”。冒儿爷(土里土气、傻头傻脑、没见过世面的人)就不是,板儿爷(拉平板三轮车的)也不是,侃爷和倒爷,包爷(包揽讼事的人)和揽爷(招揽顾客住店的人),当然也不是。还有“捧爷”,是专门给人捧场的,能算“爷”吗?诸“爷”之中,也就“款爷”还对付。但他和这么些“爷”们混杂在一起,就算是“爷”也不是“爷”了。事实上款爷们虽然一个个财大气粗牛逼烘烘,北京人还真不会打心眼里把他们当回事。不就是有俩钱吗?拿去买两根蜡烛三刀纸,爱上哪烧上哪烧去!

    拉平板三轮车的是“爷”,开的士的则叫“哥”(的哥)。同样,成了“腕儿”的歌星影星各路明星也不能叫“爷”,只能叫哥叫姐,昵称“星哥儿”、“星姐儿”,好像自已家里人似的。其实“星儿”们即便是哥儿姐儿,那也是大哥大、大姐大,他们成不了咱的哥们姐们,就像冒儿爷永远都不会被人当爷看一样。这就叫“星星不是那个星星,月亮也不是那个月亮”。如果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那还叫“捣糨糊”吗?

    其实北京人自己就是“爷”。正因为自己是“爷”,因此拿谁都敢“开涮"。北京人损人的本事是没得比的,讲究的是骂人不吐核儿。比如脸上皱纹多,就说人家“一脸的双眼皮儿”。双眼皮是大家都喜欢的,一脸的双眼皮就哭笑不得。更损的是说人家“一脸的旧社会”。所谓“一脸的旧社会”,就是一脸苦相,但再苦,也不能把人家打发到旧社会去呀!

    这也是北京人“捣糨糊”的招数之一—用政治话语开涮。杨东平说得好:“政治是北京生活的盐。没有政治,北京生活就会变得寡淡无味。”(《城市季风》)同样,没有政治,北京话也会变得寡淡无味。所以,你常常会在新北京人的嘴里听到诸如反动、叛变、苦孩子、根正苗红、水深火热、向毛主席保证、不能干阶级敌人想干又干不了的事情之类的政治术语甚至“文革”语言,但如果你认为他们是在讲政治,那就大错特错了,实际上,他们只不过是在给自己说的话撒点味精加点盐。因此,当他们使用这些政治话语时,多半都是活用、曲用,甚至反用,比如“挖资本主义墙脚”。

    这就不但是“捣糨糊”,而且也是“倒江湖”了。事实上新北京话中也不乏江湖气。匪、狂匪、不吝、浑不吝,在北京是“拔份儿”的。拔份儿有出风头的意思,但和上海的“掼浪头”不一样。“掼浪头”往往是虚张声势,“拔份儿”却常常要动真格的,至少要真能豁得出去,“是条汉子”。上海是没有什么“汉子”的,赵无眠先生开玩笑说,鲁迅在上海住了那么多年,也才住出“四条汉子”来(《南人北人》)。不是“汉子”,又要“掼浪头”,便难免有些“开大兴”的味道。开大兴,就是装假、作伪、信口开河、胡说八道,说一些不能兑现的大话和空话。大兴,即大兴街,在上海南市小西门外,原来是专门加工非真金首饰的地方。首饰当然是真金的好,真金的贵,所以,大兴货便有便宜货甚至假货的意思。开大兴,也就是广州人所谓“大只讲”(说大话)了。

    其实北京人也说大话的。“老子天下第一,谁敢叫板起腻?打噎就是烦你,只因身怀绝技”,是不是大话?没法子,北京是中国最大气的城市,北京人是中国最大气的市民,他们不说大话,谁说?所以,北京人即便是在“捣糨糊”,我等也当以“倒江湖”视之。

    四、活法与说法

    的确,方言不仅涉及地域,更涉及文化。

    什么是文化?文化就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方式。说得白一点,就是活法。有不同的活法(生活方式),就有不同的说法(表达方式)。就算是“指桑骂槐”,那“桑”也得因地制宜。比如北方有“狗腿”,南方有“蟹脚”;北方有“立马”;南方有“落篷”(收场)。“落篷”这话,北方人是不懂的,因为骑马的北方人不知那“篷”为何物。

    上海人当然懂得“落篷”的意思。他们祖上就有不少是坐乌篷船进上海的。不过到了上海,就不坐船了,坐车。上海有汽车、电车、黄包车,如果要省钱,也可以“开11路电车”。所谓“11路电车”,其实就是人的两条腿;开11路电车,就是步行。这是典型的“上海俏皮话”—拿现代化生活方式来说事。这话后来别的地方也跟着说,如果他们那里也终于有了电车的话。没有电车,有公共汽车也行。

    上海俏皮话或上海流行语总是打着这个工商业城市的烙印,“商”味十足,工业味十足,世俗味十足。比如最近流行的套牢、解套、价位、到位,就原本是股市和商界的术语,现在也用于社会生活。一个人如果被某事缠得死死的,就叫“套牢”;而在餐桌上问人家“到位了吗”,则是问人家是否吃饱。又比如“立升”,也是上海才有的说法。立升,原本指电冰箱的容量。容量大立升也大,当然售价也高;容量小立升也小,当然售价也低,于是上海人便用“立升”来指一个人的财势。有立升,就是有财势;立升牢大,就是财大气粗。如此,则北京的“腕儿”或“款爷”,在上海人眼里就不过是一台特大的冰箱。

    其实冰箱的档次和价格并不一定和容量成正比,但如果价格相近档次相当而容量较大,就显得实惠。上海人是讲实惠的。就连说话,也讲究简明快捷,不喜欢拖泥带水。他们往往直筒筒地问人家“侬几岁”,根本不管对方是大爷,还是小姐。那语气,就像是在商店里问价。商店里的营业员也缺少“人情味”,他们常常会直筒筒地问人家“侬买哦”,而不会像北京人那样问“您瞧着哪件儿可心”。上海人的这种说话方式往往令北方人尤其是北方的老年人不快。北京人问人年龄,是有很多讲究的,问老年人,得问“高寿”;问中年人,得问“贵庚”;问青少年,得问“十几”;只有对小娃娃,才问“几岁”。饶这么着,也得多说几句:“小朋友,告诉爷爷,几岁啦?”不兴直筒筒问人家“侬几岁”的。在北京人看来,这就叫礼数;而在上海人看来,这是啰嗦。

    上海人不喜欢啰嗦。不是说上海人就不讲闲话。上海人也讲闲话的,而且,上海人有时比北京人还啰嗦。一个中文名叫马天明的美国小伙子会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北京人听了只有一句:“嘿,哥们,够地道的啊!”上海人却会发出一连串的感叹:“啊呀呀,马天明!你的中国话讲得这么好呀!你是在哪儿学的?学了几年啦?了不起呀!”但不难看出,上海人虽然话多,却没有废话。除表示惊叹外,还提出了问题,表示了好奇。

    事实上上海人即便讲闲话,速度也快,句子也短,信息量也大。他们说话就像办企业做生意,希望低投入,高产出,少支付,多回报,因此即便骂人,也不愿多说一句话,能短就短。一个字最好,两个字还行(如翰大、寿头、洋盘、瘪三、赤佬、推板、搭浆),三个字就很够意思了。上海人骂人、损人、批评人、对他人行为表示不以为然的口头禅,以三个字的居多,如阿木林(呆头呆脑土里土气容易上当受骗的人)、阿土生(没见过世面的土老冒)、十三点、猪头三。不要以为三个字就简单,其实里面的内容蛮“丰富”的。比如猪头三,是“猪头三牲”的歇后语,意思是牲口。又因为“牲”和“生”同音,便主要用来骂初到上海的陌生人。上海是个大世界,外地人和乡下人进了上海,总会有点晕头转向不得要领,因此但凡反应迟钝者均可谓之“猪头三”。又比如十三点,一般认为和“二百五”是一个意思。但二百五为什么是十三点呢?有人说是因为“痴”字十三画,所以也叫“福熙路”(也是十三画)。又因为有个“点”字,因此“十三点”也叫“蜡烛”,意思是“不点不亮”。还有“咸肉庄”,是骂人尽可夫者的。咸肉意谓非鲜货,肉庄意谓可以卖,这可真是不折不扣的“指桑骂槐”了。

    上海人的“三字经”当中常常包含着一个动宾结构,比如开大兴、轧苗头、放生意、拆烂污、讲斤头、掉枪花、搭架子、扳错头、塌便宜、寻开心、拆棚脚、扦头皮、掰雀丝、凿壁脚、轧台型、掼浪头、吃螺蛳、摆噱头等等。轧苗头就是察言观色,见风使舵;放生意就是做好圈套,设计害人;拆烂污就是不负责任,把事办糟;讲斤头就是讨价还价,谈判条件;掉枪花就是耍花招(摆噱头也是);搭架子就是装样子;扳错头就是找岔子(掰雀丝也是);塌便宜就是占便宜;寻开心就是戏弄他人;拆棚脚就是拆台;扦头皮就是揭短;凿壁脚就是说坏话;轧台型就是出风头;吃螺蛳就是说话结巴。如此多样复杂的内容,都可以用三个字的动宾结构来表示,恐怕就得归结为上海人喜欢这样一种形式结构了。

    事实上如果把这些俚语连起来念,是不难读出一种上海式节奏来的。精明的上海人对话语也精打细算。一个字构不成动宾结构,两个字能行,但不过瘾,也少了点味道,四五个字又多了点,还是三个字最合适,既省事,又有意思。比如“讲斤头”就比“讲价”有趣,“掉枪花”也比“搞鬼”好玩。所以上海人(也包括吴语区许多地方人)喜欢这种三字动宾结构。就连维持表面的排场,也叫“撑市面”;就连骂人,也叫“骂山门”。

    五、雅与俗

    北京人就没有上海人那么匆忙。

    北京人,尤其是老北京人,一般的说是比较悠闲的。北京不是工商业城市,没什么“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观念,也犯不着节省什么时间。传统北京的主流社会是由达官贵人、公子王孙、文人学士们构成的。他们的生活节奏一言以蔽之日慢。你想,官员要打官腔,文人要玩深沉,少爷要拔份儿,他们都要摆谱,也都要讲礼数,怎么能快?有点什么事,就屁颠屁颠的,那是“下人”的作派。上流社会是不兴“猴急”的。贵人多忘事,贵人话语迟。上流社会讲究的是处变不惊,见惯不怪,雍容华贵,闲适恬淡,温文尔雅慢条斯理才显得有派头,有城府,有底气,有修养,大将风度。上以风化下。上流社会带了头,弄得一城的人也都不紧不慢,迈着四方步,拎着鸟笼子。就连做生意,也跟钓鱼似的。大家都不着急,大家都不上火,反正大家都有的是时间。

    有时间,就能把文章做足。北京人说话,最喜欢掰开了,揉碎了,从里到外又从外到里,不说到山穷水尽不罢休,非把死人给说活了不可。北京人是很能夸大其词的。比如说东西少,就说“还不够塞牙缝儿”;说个子矮,就说“还没三块豆腐高”。你想一块豆腐才多高?个子再矮,也有三百块豆腐高吧?可北京人就敢这么说。

    分量上要说够,数量上也要说足。比如说一个人又精又鬼,就说他有“三十六根转轴,七十二个心眼”,够多的吧?因为要把文章做足,所以即便“指桑骂槐”,那“桑树”也不能只有一棵。比如说一个人小气,一般也就说他是“铁公鸡”,北京人却能说出一连串的比喻来:“瓷公鸡,铁仙鹤,玻璃耗子琉璃猫。”这么些宝贝,当然都是“一毛不拔”。又比如说凡事都得付出代价,就说“打耗子也得有块肉皮,逮家雀也得撒把米”;说一个人长得丑,不招人喜欢,就说“猪不嚼,狗不啃,姥姥不疼舅舅不爱”。姥姥舅舅是最疼爱外孙外甥的,猪狗则不怎么挑拣。一个人,如果当真弄得连猪也不嚼,狗也不啃,姥姥也不疼,舅舅也不爱,那可真是没什么指望了。

    看来,北京人对待话语,就像广东人对待中央政策,讲究用好用活用够用足。持这种态度的还有成都人。我在《读城记》一书中说过,成都人和北京人,大概是中国最爱说话的两个族群。他们都是一天不说话就没法过日子的“话篓子”。北京人管说话叫“侃”,成都人管说话叫“摆”。北京人“侃大山”,颇有些移山填海的气派;成都人“摆龙门阵”,讲究的是闹热,麻辣,绘声绘色,有滋有味,没完没了,必须极尽铺陈、排比、夸张、联想之能事。成都人说话,也是十分“到位”甚至不怕“过头”的。比方说,红,要说“绊红”;绿,要说“翠绿”;白,要说“雪白”;黑,要说“黯黑”;香,要说“喷香”;臭,要说“傍臭”。总之,是要把文章做足,才觉得过瘾。

    所以,成都人也有北京人那种举一反三由此及彼的本事。比方说,弄虚作假,在成都人那里叫“水”;伪劣产品叫“水货”,而一个人说话不算数,或做事不到位,便叫“水得很”。由此及彼,则又有“水客”、“水功”、“水垮垮”、“水漩儿”等说法。再比方说,一件事情没有办成,就叫“黄”或“黄了”,其他地方也这样说。但成都人则进而发展为“黄腔”、“黄棒”、“黄浑子”、“黄苏苏”,甚至还有“黄师傅”和“黄手黄脚”等等。

    不过北京话和成都话相比,也仍有雅俗之别。比如公共汽车上挤,成都人会嚷嚷:“挤啥子挤啥子,进火葬场还要排队转轮子的么,瓜不兮兮的,出得倒门出不倒门?”北京人却会说:“别挤了,再挤就成相片啦!”北京人比成都人幽默。

    幽默是一种人生状态和人生境界。惟其如此,才能在大俗中见大雅。北京人是从来就不怕“俗”的。即便有“雅”的说法,他们也要换成“俗”的。比如惹是生非,在北京就叫“招猫逗狗儿”;班门弄斧,则叫“圣人门前卖三字经”。你不能不承认这些俚语比成语更有味道。鲁班门前弄斧头固然有点可笑,但要是真有三板斧呢?而最最“小儿科”的三字经居然拿到圣人门前去卖,那就实打实地可笑到家了。更可笑的是“别拿武大郎不当神仙”,意思是要尊重人,别小看人,不要把人不当人。这就奇怪。要说“别拿吕洞宾不当神仙”还像回事,武大郎算哪路神仙呢?但反过来一想,又觉得特别有道理。你想吧,要是连武大郎都被当成了神仙,还有谁不是神仙?

    同样,“八拜都拜了,就差一哆嗦”,就比“事情只差一步,不要功亏一篑”有趣味;“他不把我当干粮,我也不把他当咸菜”,也比“他不尊重我,我也不尊重他”有嚼头。民间话语从来就是最生动、最鲜活的,难的是用其俗而不至于粗俗、庸俗。北京人就能做到这一点。北京是不乏粗鄙粗俗的,比如丫挺、傻逼之类的市骂,母猪胡同、灌肠胡同之类的地名,但并不让人觉得俗气,因为北京是中国最高贵最大气的城市,有一种其他地方没有的贵族精神。正是这种精神,使北京虽有粗俗粗鄙却不至于沉沦。实际上,所谓北京的贵族精神,指的是一种高尚的人格理想、高贵的精神气质和高雅的审美情趣。它们只可能在北京这个千年古都的特殊环境中熏陶培养出来的。因此,尽管方言俚语都难免“俗”,却唯有北京,能够化臭腐为神奇,用土得掉渣的话说出最具有艺术性的名言来。

    六、再说雅俗

    南京则又是一番风味。

    如果说北京有贵族气,那么南京就更多文人气。南京是一个文人倜傥名士风流的城市,因此尽管南京也曾有过辉煌时代和英雄业绩,却“被西风吹尽,了无陈迹”。人们记得住的只有“六朝金粉,秦淮风月”,只有乌衣巷的故事和桃花扇的传说。略带女人味的文人气使南京有些“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却也使南京平添了不少儒雅。

    儒雅的证明之一,是南京的俚语俗话竟然可以对对联,或者说竟被人编成了对联,比如“桃干”对“杏核”,“皮脸”对“肉头”,“捣鬼”对“出神”。杏核,指小孩高兴(得意忘形则叫“兴得一头核子”);桃干,指儿童逃学;皮脸,指不知羞耻;肉头,指没有决断。兴杏谐音,逃桃谐音。桃干杏核,不过“指桑骂槐”。但桃对杏,干对核,皮对肉,脸对头,捣对出,鬼对神,无论字面,还是内涵,都对得上,不能不承认是“工对”。

    冯桂林主编的《中国名城汉俗大观》中收集了不少这样的对子,比如“坐冷板凳”对“钻热被窝”。一个人不被重用,就叫“坐冷板凳”,而要想改变处境,就得“钻热被窝”(巴结上司)。一冷一热,一动一静,一硬一软,全对上了,又如“眼睛会说话”对“拳头不认人”也很妙,一个六亲不认,一个八面玲珑,一个愣得不能再愣,一个精得不能再精,放在一起,对比十分鲜明。此外,如“脚面上支锅”(暂时安定)对“眼睛里出火”(看人眼红),“屁股上戴眼镜”(背光)对“喉咙里挂灯笼”(贪吃),都堪称绝妙;“推开窗子说亮话”对“站在楼上唱高腔”,“巧姐难炊无米粥”对“老娘不是省油灯”也很好玩。俏皮话说到这个份上,就不是俗而是雅了。

    事实上雅与俗,不过一步之遥,问题是要有那份雅兴。如果有雅兴,其他方言也可以对出对子来的。比如广州话“丢眼角”就可以对上海话“吊膀子”,广州话“卖生藕”也可以对上海话“吃豆腐”。“丢眼角”就是飞媚眼,送秋波,“吊膀子”则是调情,骗女人,可不正好是一对?“卖生藕”对“吃豆腐”也很妙。前者是女人卖弄风情,后者是男人心怀不轨。女人把自己白嫩的肉体当生藕卖,男人把女人白嫩的肉体当豆腐吃,都不是什么“好东西”。配在一起,倒也“相得益彰”。

    不过上海人和广州人大约都没有这份雅兴。这是两个商业气很浓的城市,更看重的是经济实惠,而不是诗情画意。有一些词,虽然并无什么诗意,但在广州和上海使用频率却很高,比如“捞”和“轧”。广州人喜欢说“捞”。谋生、混日子、闯江湖叫“捞世界”;从别人不注意的地方下手,或者从不起眼的事情中获得很大的好处或利益,叫“捞静水”;得到了好处和利益,或者获得了成功,完成了任务,叫“捞鸡”;发迹、高升、飞黄腾达,叫“捞起”;没什么正当职业,专靠坑蒙拐骗过日子的人叫“捞家”;而出卖色相的女人就叫做“捞女”。反正世界是只大砂煲,就看你会“捞”不会“捞”。

    上海人喜欢说“轧”。交朋友叫“轧朋友”;凑热闹叫“轧闹猛”;看风头叫“轧苗头”;插一手叫“轧一脚”;婚外同居叫“轧拼头”;而受气吃瘪则叫“吃轧头”。“轧”也好,“捞”也好,在我们看来都不怎么好听,也不怎么雅—一个让人想到伸出手去抓,一个让人想到开着车去碾,但广州人和上海人似乎无所谓。

    广州话中还有两个使用频率很高的词—搵和抵。搵是找的意思。觅食、谋生、找活路,叫搵食、搵钱、搵米路;宰客、骗人、讨便宜则叫搵丁、搵笨、搵老衬。抵指有价值的意思。到酒楼美餐,吃得大快朵颐,叫“抵食”;到商场购物,买得称心如意,叫“抵买”;到歌舞厅夜总会娱乐中心潇洒一回,玩得兴高采烈,叫“抵玩”;顾客满意,老板开心,看着大把的票子进账,心里暗叫“抵赚”;会赚钱的也会花钱,会花钱的多半也会赚钱,这就叫“抵手”(能干、有本事);如果没有赚钱的能耐,那就只有坐以待毙,大约也就只好叫“抵穷”(活该受穷)乃至“抵死”(该死)了。反正一件事情做不做,要看“抵唔抵”(值不值)。抵,就做;唔抵,就不做。像北京人那样“侃”(侃大山),像成都人那样“摆”(摆龙门阵),大约“唔抵”,那就算了吧!

    当然,广州人也要“倾”(倾偈),也要“叹”(叹世界)。否则,就不会有“一盅两件叹早茶”的说法。叹,在粤语中是“享受”的意思。清早起来,在街上溜达溜达,然后走进酒楼,挑一张桌子坐定,即有小姐来上茶。再随便要一两样点心,便可以边吃边聊直到早茶收档,可真的称得上是“叹世界”(享清福)啊!

    广州人要“叹早茶”,上海人要“孵茶馆”,但他们不会像成都人那样把茶馆当作“民间政协”,也不会像北京人那样把侃大山当作一种“事业”甚至“职业”(比如说相声)。他们的“叹世界”也好,“小乐惠”也好,也比北京人的“找乐子”更多物质生活享受的成分。北京人的“找乐”,更多的是因物质生活不足而到精神领域去“找补”,因此很容易发展为“贫嘴”。可见同为“世俗”,各地也不完全相同,说起话来,自然就风格各异。关于这一点,我在《读城记》一书中已讲得够多,再写就成“捣糨糊”了,还是就此打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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