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海一角的西花厅，那棵枝叶繁茂的海棠树被烈日映得发光；偶尔吹来一阵风，树叶闪烁得像无数面小镜子。

    周恩来摇动一把折扇，在办公室里踱步，一边对他的秘书们说：“主席对我讲，走，到武汉去，保陈再道去！”

    他停停步，目光逐一扫过秘书们的面孔，点点头，表示强调，然后将折扇用力摇两下，抬高声音：“近二十多天，武汉没有发生什么事，两派之间的武斗已经停止，武斗器械也陆续上交。这说明什么？说明陈再道和钟汉华可以控制武汉局势。解决武汉问题，依靠力量还是武汉军区……”

    一位秘书手捂那部保密电话的话筒，小声报告：“总理，陈再道接通”

    周恩来点点头，快速向电话机奔去……

    一“武老谭”

    “三大火炉”之一的武汉。

    作为一方“诸侯”的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焦急等待北京的消息。他曾这样回忆那个苦热的夏天：

    没有一丝风，一丝凉意，昼夜温差很少变化；热气笼罩着武汉的每个

    角落。我走在树木遮掩的路上，就像走进了蒸笼里，立刻感到有些喘不过

    气来。

    我无心观赏院内的景色，只觉得由树木汇成的绿色上面，又蒙上了一

    层苍白的颜色。路边，桂树的叶子曲卷着，樟树的叶子曲卷着，竹子的叶

    子曲卷着，杂草的叶子也曲卷着，仿佛这些草木的生命，也在经历着一场

    严重的考验。①

    ①《人物》1989年4期27页。

    不善言语的陈再道，就这么一切都是“曲卷着”度日。

    终于听到了北京的消息，听到了周恩来的声音：

    “陈再道同志，我是周恩来……我正要谈这件事。你们和各派群众组织的代表，可以不到北京来我们要到武汉去，在武汉解决问题……主席可能要到武汉游泳，你们先做好必要的准备工作。”

    陈再道松口气：“这下好了，主席来武汉，可以当面向他说明问题了……”

    可是，马上又“有些喘不过气来”。两次到北京都没讲清，越搞越糟，这次在武汉就能讲清

    “在中国，尤其是改朝换代的时候，不懂得军事，你那个政治怎么个搞法？政治，特别是关键时刻的政治，往往靠军事实力来说话……”

    被称为“毛泽东身边最后一名护士”的盘锦云，在九十年代初向笔者回忆了那位杰出政治家的侃侃大论：

    《通鉴》里写战争，真是写得神采飞扬，传神得很，充满了辩证法。

    例子多得很响。它要帮助统治阶级统治，靠什么？靠文化？靠做诗写文章

    去统治？古人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我看古人是说少光靠秀才，

    三十年，三百年也不行噢……

    因为秀才有个通病：一是说得多，做得少。向来是君子动口不动手；

    二是秀才谁也看不起谁，文人相轻嘛。秦始皇怕秀才造反，就焚书坑儒。

    以为烧了书，杀了秀才，就可以天下太平，一劳永逸。可以二世、三世地

    传下去，天下永远姓秦。结果结果是“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

    读书”。是陈胜、吴广、刘邦、项羽这些文化不高的人，带头造反

    也许正是《资治通鉴》这部大书所揭示的深层道理，“文化革命”终于无可避免地被“武化”了……

    关于这个问题，武汉的例子很典型。

    一九六七年一月，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掀起夺权风潮，被称为“一月风暴”。

    “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毛泽东满意地给予支持，用他那高亢的声音说：“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都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

    同上海的“秀才”不同的是，毛泽东深知“关键时刻的政治，靠军事实力说话，”所以，夺权风暴一起，他便及时召来。那些手握重兵的各路“诸侯”进京参加军委碰头会，并在一月二十三日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名义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

    实事求是讲，各路“诸侯”无不想跟毛泽东“继续革命”，但命运注定他们是无法跟上因为毛泽东本人在思想和理论上就已陷入不可解脱的矛盾困境中。

    他一贯讲：“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他又讲：“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么——

    军队是该维护党的领导还是该支持“踢开党委闹革命”？

    他一贯讲：“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他又讲：“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那么——

    军队是该帮助迅速解放一大批干部还是该支持造反的人们去“把那里的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t？、

    他一贯讲“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他又把群众分为左、中。右三派，说：“问题不是介入不介入的问题，而是站在哪一边的问题，是支持革命派还是支持保守派甚至右派的问题。”那么——

    军队不知是该支持“群众”还是支持“派”？

    他一贯要求军队“宣传教育群众”，他又说“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那么——

    军队不知是该“加强纪律性”还是该给无政府主义一席之地？

    导师和统帅在思想理论上出现这种混乱和矛盾，源于他对自己亲自缔造领导的党和国家的不满，对社会主义制度不完善而产生的失望，源于他的理想与现实的差异，源于共产主义运动所处困境。他急于找到一条出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向前发展，赋予其新的生命和活力。

    多少年后，当邓小平探索出这样一条“改革开放”之路时，我们可以从比较中看出毛泽东当年的探索是失败可是，谁能否认他的初衷？

    中南海，118室。这个编号是毛泽东起居办公之处。

    杨成武隔茶几坐于毛泽东身旁。茶几上有两个茶杯，一盒“熊猫”烟。

    “军委碰头会怎么样”像每次见面一样，由毛泽东首先问话。

    “大家都拥护毛主席和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都拥护？”毛泽东微笑摇头，“我看有人就不拥护。”

    “美帝国主义和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不拥护。”

    “你太天真”毛泽东继续摇头，“外国有人不拥护，中国也有人不拥护。北京就有。”

    “军队的老同志都是跟你干革命的，都拥护。都希望继续革命，再立新功。”

    “嗯，”毛泽东这一次首肯“我们的文化大革命，一年开张，二年见眉目，三年结束。主要的就是反对官僚主义。”毛泽东强调地点点头，“反对官僚主义、讲群众路线、民主作风、集体领导。所以呢，要再来一次延安整风。”

    杨成武肃静聆听。他知道，此刻无须他多言。人都需要诉说，毛泽东也不例外。

    “现在我们的队伍分散全国各地。不像过去延安时集中。延安由上到下整风，很好。现在由上到下困难。我们搞了社教，由上到下不解决问题，所以要开展一次由下而上的整风运动，就是由我亲自领导和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吮吮下唇，吸一口烟，“延安整风搞了二三年，这次是一年开张，二年见眉目，三年结束……”

    杨成武感到一种心灵震颤，那是因为他进入了一位领袖、巨人的内心世界，直接感受着这位巨人在作出重大决策时所经历的痛苦的思考过程和结果。

    世界上许多领袖人物都说，在对影响全国的重大问题进行决策时，有一种“孤独感”；权力越集中，责任越大，进行决策时的“孤独感”越严重。哪怕经历了“集体研究”，最终突破的决策只能是“孤独”的深思熟虑的结果。

    “孤独”就需要诉说。向信任的人、亲近的人诉说。

    “天下大乱，你输我赢……”毛泽东将战争年代的童谣随手拈来，接着说，“地方党政组织瘫痪，各派群众组织为‘夺权’纷争，甚至动刀枪……靠什么稳定？”

    他望望杨成武，嘴唇轻启，迸出两个字：“军队。”

    “军队不能乱。”毛泽东陵地提高声音，“关键时刻军队尤其要稳定。嗯，杨总长？”

    “所以有军委八条命令。”杨成武开始讲话，“军队不能成立战斗组织，不能随意揪斗领导干部，不准夺取……”

    这“八条命令”由毛泽东亲自签发：所定八条，很好，照发。

    毛泽东掰下一根指头：“要排除一切干扰，不怕付出代价，一定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毛泽东掰下第二根指头：“重心在转向军队，是当局一定要稳定军队。”

    坚定不移地实现目标和强硬牢固地控制局势，这是大政治家作出决策后的两条基本行动原则。为此，不怕付出代价，甚至是巨大代价。做不到这两条，就不是真正的政治家。

    然而，京西宾馆的“诸侯”们更多看到的是第二条，却忘记了第一条，也是首先的一条。

    “中南诸侯”陈再道这样回忆京西宾馆的碰头会：

    在这次会议进行之中，有一天，毛泽东出席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从

    他的讲话中可以听出，他对造反派冲击军事机关是反感的，他认为这样做

    里边“一定有坏人”。在讲话中他还告诉大家，如果碰到这种情况，要退

    避三舍，使坏人暴露出来……

    有了毛泽东的重要讲话，又有“军委八条命令”，参加会议的各大军

    区负责人普遍感到心中有了底，腰杆子也硬了起来，表示有信心把工作做

    好。

    当时，我是这样理解的：毛泽东的讲话，意思是要我们以退为进，做

    到有理、有利、有节；如果退避三舍，退避四舍也不行，那就得来硬一点

    的办法，就要执行“军委八条命令”，追究冲击军事机关的坏人……

    陈再道就以自己这种“理解”，“一回到武汉就投入了紧张的工作”。这位跟随毛泽东打天下，出生人死，战功赫赫，被毛泽东誉为“真不简单”、“一员战将”、“打仗很勇敢”的三星上将，一心想跟毛泽东继续革命，再立新功的一方“诸侯”是这样向中央报告“成绩”的：

    三十七日，军区和公安机关根据“军委八条命令”，以及外地执行

    “军委八条命令”的做法，把在武汉地区军内外煽动极左思潮，搞打、

    砸、抢、抄、抓的一批坏头头和骨干分子抓了起来……

    三月二十一日，武汉军区又发表《通告》，宣布解散工人总部及其

    所属组织，并迅速解放了一大批地方干部，成立了省市的抓革命、促生

    产办公室，我和钟汉华、姚吉、孔庆德、杨秀山、韩东山、叶明等军区

    领导，还分工协作，到各地、市、县抓落实。使生产形势得到了迅速的

    扭转。

    通过以上措施，有效地稳定了局势，制止了打、砸。抢、抄、抓活

    动，让大批地方的党政负责同志站出来工作，使大批干部和群众得到了

    保护。对此，武汉地区广大军民无不拍手称快。

    陈再道的这番“成绩”发生在“二月逆流”之后，发生在谭震林同几位老帅“大闹怀仁堂”之后，便难怪武汉的造反派称他是“武老谭”——武汉的谭震林，也就难怪三月下旬，他又被紧急召去北京，参加军委扩大会，“重新端正思想”

    军委扩大会议开始不久的四月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正确对待革命小将》的社论，这是根据武汉造反派提供的材料所写的社论，经王力修改后发表。陈再道一看就知道是批判和警告他不要压制造反派。

    四月六日，林彪、关锋、戚本禹又针对“军委八条命令”下达了一个“军委十条命令”，明确规定了“不准任意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要防止赵永夫式的反革命分子或思想很右的人来主持支左工作”。

    陈再道的“成绩”变成了“罪行”。

    四月十六日，江青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军内外造反派时，高声宣布：“成都、武汉，那是问题比较严重的地方，可以冲一冲！”

    二十年后，陈再道回忆当时的心情说：“可以想象，在那种时候惹恼了江青，那还了得？真是‘罪该万死，死有余辜’我们不知有什么大祸即将临头。”

    “莫非我们当了‘歪嘴和尚’，把‘佛爷’念的‘真经’传错”陈再道这样自问，“有点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他心里委屈、窝火，又生就一个炮筒子脾气，便在会上放了一炮：“军队‘支左’是毛主席的决策，我是表示坚决拥护的，想尽心尽力地把工作搞好。但是，从爱护军队的观点出发，为避免军队在‘支左’中犯错误，我建议中央文革小组扩大一点，以便让各地都有代表，直接领导‘三支两军’工作，叫我们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免得给工作造成损失。”

    这话讲得非常真诚“叫我们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表明了‘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态度，也符合副统帅林彪所提“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之要求。

    可是，换个角度也可以解释。“叫我们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这不是推责任，撂挑子，搞赌气想给中央文革出难题还是闹示威？

    江青雷霆震怒，批示：“陈再道、钟汉华：这是怎么回事？以势压人！我们不理解。阅后退江青处。”

    中央文革小组表态：不再帮助武汉军区做工作

    此后，对于武汉军区的请示报告，中央文革小组也果真一律不予答复。

    至于副统帅林彪，根据他“以人划线”的一贯原则，早已把陈再道列入“军队一小撮不好的人”，要把他“揪出来烧掉”。所以，四月二十七日会议结束，他请各大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参加庆祝“五一”节活动，惟独对陈再道、钟汉华下了逐客令：“没事了，你们可以回去”

    陈再道心情郁郁返回武汉时，“坚决撤出武老谭”和“打倒陈再道，解放全中原”的标语已铺满全城。一度沮丧的“造反派”打了强心针一样亢奋起来，以新的势头四处冲杀，八方造反。陈再道被画成青面獠牙的“陈大麻子”，被“钉”在武汉市的最高建筑物上，并配上一首打油诗：

    陈再道，你算老几，

    老子今天要揪你，

    抽你的篇，扒你的皮，

    看你还保不保刘少奇！

    然而，正像毛泽东所讲，天下万物万事莫不一分为二。对于陈再道和武汉军区也一样，有群众反对，就有群众支持。那些表态支持的群众在五月十六日成立了“百万雄师”联络站，反对把斗争矛头指向解放军，反对不加分析地把党政干部统统打倒。这批群众在人数上占了压倒多数，一下子就把“造反派”孤立了起来。

    陈再道在感情上无疑站在“百万雄师”一边。但从大局着眼，又必须保护那些造反的“闯将”。军区几经研究，采取了“支左”不支派，支持广大群众的态度。做两派群众组织的工作，大家都是干革命，不要再打内战武汉军区发表《公告》，希望各群众组织求大同，存小异，尽快实现大联合。《公告》还对军区的“支左”工作做了检讨，承认存在缺点错误，进行了必要的自我批评。

    早已杀红了眼的各派群众组织哪里听得进《公告》，造反派认为军区是“假检讨，真反扑”；“百万雄师”认为是“太软弱”，“扶不了正，压不了邪”。

    六月二十六日，宣布不管武汉军区事情的中央文革突然给武汉军区发来一份电报：

    最近，武汉市发生的大规模武斗，是不正常的，希望武汉军区立即采

    取有力措施制止武斗。百万雄师一些人对若干院校和工厂的围攻，应立即

    停止。杀害革命群众的凶手应按照中央《六·六通令》严肃处理。不久之

    后，中央将请武汉军区和各派群众组织的代表来京汇报。

    接到电报后，陈再道和武汉军区的领导们紧张、不安，费尽心力做了大量工作，总算有二十来天没再发生大规模武斗。现在，总理来电话讲，武汉军区和各派群众组织的代表不用进京汇报了，毛主席要亲自到武汉游泳，就地解决问题。陈再道亦喜亦忧。

    喜者，毛主席要来。几十年的经验告诉陈再道，毛主席没有解决不了的难题。

    忧者，严重对立杀红眼了的两派，能马上放下刀枪握手言和林彪、江青能放过自己……

    毛主席要视察南方，得到消息的不止一个陈再道。有多少“诸侯”同陈再道一样，亦喜亦忧，忐忑不安地等待毛泽东巡行调查，就地解决问题。他们所在地区以及他们本人的命运，都将取决于这次的视察……

    二碰头会

    人民大会堂默默地屹立于***广场西侧。这座大跃进中诞生的巨型建筑，比故宫全部建筑面积还要大。黄绿相间的琉璃屋檐，高大魁伟的廊柱以及四周层次分明的建筑立体面，组成一幅庄严绚丽的图画。

    当大会堂投下的身影悄悄向东延伸，几乎履盖了正门全部台阶时，一辆辆“红旗”轿车驶入这座巨型建筑的天井。走出轿车，陆续进入大会堂的是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的全体成员。自从谭震林和几位老帅大闹怀仁堂，被称为“二月逆流”，受到毛泽东严厉批评之后，中央政治局便停止了活动。政治局碰头会也改成了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

    现在，中央文革大权在握，完全取代了中央政治局。

    这是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三日的下午。

    三点整，毛泽东出现在人民大会堂。迎接他的照例只有林彪。

    自从林彪被宣布为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之后，迎接毛泽东便成为林彪的“专利”。每个公开活动的场合，林彪总是早到两三分钟，等待毛泽东到达，然后陪伴毛泽东一道出现在公众面前。

    这是中国文化和中国政治的一大特色：讲究名分。名不正则言不顺；无此名分无以证明“副统帅”“接班人”的事实。

    林彪迎上一步，只迎一步便握住了手。据说“九大”林彪被正式定为接班人，并写入党章后，林彪有了变化。每次毛泽东出现，他会迎上二步，握住毛泽东的于。多走两步是因为起步早，迈步快；他多走两步，毛泽东就可以少走两步。据说庐山会议之后，林彪没当上国家主席便又有了变化。或者迎一步握住毛泽东的手，或者一步不迎，待毛泽东走到身边时才握握手，然后随毛泽东身后步入会场。他就是在这种微妙的小动作中泄露内心的情绪。

    他是一个性格内向的人。

    握手的瞬间，一生不苟言笑的林彪，从嘴角流出一丝笑纹，头一低，轻叫一声：“主席”。

    “嗯。”毛泽东略一点头，便放开手径直向前走去。他的心情并不很好，他也从不善于掩饰自己的心情。

    在一次谈话中，毛泽东曾讲：“有脾气好嘛，没有脾气就有问题”知情人都说，这话多半是讲林彪呢。

    毛泽东的一位卫士长曾对笔者说：老帅里敢顶主席的只有两个，一个是彭德怀，一个就是林彪。主席休息时，敢闯主席卧室的也是他们俩。彭德怀不管三七二十一闯到主席床边；林彪一脸肃杀之气闯入丰泽园，闯入菊香书屋，直到卧室门口才向我们喝令：“马上报主席，我有急事。”林彪比彭德怀略有分寸。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之后，彭德怀不再当面顶撞毛主席了，也没有顶撞的机会林彪又不同，他是当上接班人之后就再不当面顶撞毛主席当接班人之前，他总是正襟危坐于毛泽东面前，力陈己见，有不同看法敢讲出来也敢坚持。特别是在战争年代，谈正事没见他笑过。可是毛主席不在场时，他又全力维护毛主席和毛主席的意见。可以说是“当面敢顶撞，背后喊万岁；私下敢说不，公众场合又全力维护”。当上接班人后，林彪变当面再不顶撞，甚至谦卑地笑，只剩了公众场合喊万岁，终于变成了“当面喊万岁，背后下毒手”。

    所以，不少人说：毛主席不怕林彪当面顶撞，讨厌林彪当面笑。“有脾气好嘛，没有脾气就有问题了”……

    现在，毛泽东走在长廊的地毯上，四周围静悄悄，淡漠的脸上没有任何色彩。也许他有些惆怅？过去有幅画照，叫“毛主席和他的战友们”，中国人都熟悉，毛泽东也熟悉。那上面有毛、刘、周、朱、陈、林、邓。自从林彪成为“最亲密的战友”，这幅画就泯灭

    这一“最”，就没有别人

    服务员远远打开会议室的门，毛泽东脚步不顿地走入会议室。

    室内转圈摆满沙发，正在喝茶交谈的与会者已经全体起立；军人敬礼，文人鼓掌。毛泽东随意做个手势，去周恩来的身边坐下。林彪跟随其后，在他右边人座。

    毛泽东刚坐稳身子便吸燃一枝香烟；吸过一口烟便将目光扫过与会者；扫过一轮便伸出右手，用夹了香烟的左手去掰没有夹烟的右手指头：

    “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础，三年收尾。”他点点头，表示肯定，略提高点声音，“文化大革命运动”。

    深思熟虑的结果，从容不迫又突如其来地摆在集体面前，这就是首脑的魅力。会议室里静悄悄，只有记录时笔尖在纸上磨擦的沙沙声。有人开始交换目光，有人大概早得风声，显出莫测高深的淡漠。

    圆头圆脑、皮肉松弛的陈伯达，嘴唇微张地望着毛泽东，像是正在“消化”这句话的全部内涵，镜片后两只眼眨了眨。当他眨过三次，发现毛泽东的目光已经望住自己，眼皮便立刻停止了运动。

    “陈书生气，”毛泽东指指这位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目光一转，掠过其他与会者，“要帮忙。”

    陈伯达脸红了一红，不知这番话是福是祸，他从直觉上感到毛泽东并不喜欢自己。多次说他“书呆子”，“你书读不少，越读越蠢”。陈伯达有时喜欢别人讲他书呆子，“书呆子”可成为保护伞，不会被怀疑为野心家。但有时又不喜欢听“书呆子”，这种评价不利于他的威信和工作。早在一九六四年，他就到处讲：“写文章其实并不是我的强项，我的能力主要还是表现在行政管理方面，这一点在延安马列学院时就已经得到证明……”

    在延安，陈伯达曾负责马列学院的后勤生活管理，听到几句表扬，便一直希望不当秀才，当个有实权的领导。“文化大革命”终于给了他这样一个机会。可是，毛泽东还是说他“书生气”、‘书呆子”。

    毛泽东已经朝沙发靠背仰去，两腿随便地伸展出去，用一种决心下定后的轻松语气，侧望坐在周恩来那边的杨成武，招呼道：“成武啊，到湖南、长沙、武汉去看看。”

    杨成武点点头，又朝周恩来瞟一眼。南巡之事，总理有不同考虑。

    “‘百万雄师’不能不要，‘红暴会’讲通”毛泽东已对“云梦”一带的群众组织有了基本考虑，把手一拂，飞越千里地转到华北，“通知郑维山今天同车到保定、石家庄，谈河北问题。”他若有所思地略作停顿，将手中的香烟朝左角方向一点：“戚本禹代办公厅主任。”

    林彪、周恩来始终望着毛泽东，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一伙人也始终望着毛泽东，他们在寻找发言的时刻。只有康生，冷冷地坐在那里一口接一口吸烟，淡漠的目光望着茶几上的某一点，城府深不可测。

    毛泽东把香烟拧死在烟灰缸里，简捷一句：“十五号可以到武汉。游泳去。”

    这个动作似乎是宣布讲话告一段落，会场静有三秒钟。不足一百字的谈话，经天纬地，包罗万千，够这些出类拔萃的头脑去高速运转一番。

    周恩来轻咳一声，用商量的口气说：“主席，长沙武汉都比较乱，我们已经商定请武汉军区和各派群众组织的代表来京汇报，解决问题，不一定非去不可。”

    林彪点头，说：“北京现在事情很多，主席如果一走，只能总理主持工作，有些事情不好定决心哪。”

    “是啊，主席这个时候不宜离开北京。”

    “安全问题不能不考虑。文化大革命到了关键时刻，阶级敌人决不会自甘灭亡，要警惕他们垂死挣扎，搞什么阴谋活动。”

    “现在天下大乱，许多地方领导权并不在我们手里，不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

    中央文革几乎是全体一致地反对毛泽东南巡，七嘴八舌备陈己见。毛泽东又吸燃一枝香烟，流露出听而不闻的神气。

    周恩来略作思考，明知无效，还想最后一试：“主席想游泳，地方很多嘛。北京有的是好水。密云水库、十三陵水库。怀柔水库、官厅水库都可以游，这些水都不错。”

    “我哪里都不去。”毛泽东再将大手一摆，“天下的水只有武汉好。”他的神色表明“此议到这里结束”。再不看其他人，只望住杨成武，眼里漾出轻松诙谐的笑波：“非子龙不可行也，要杨成武同我去。”

    林彪望望毛泽东，又望望杨成武，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周恩来不再劝阻，轻拍杨成武的手背，说：“成武同志，你的任务两个。一个任务，作为主席和我的联络员。传达主席的指示；凡是有我向主席的报告，由你转报主席。”他转向全体与会者，重新宣布一遍：“杨成武为毛泽东与周恩来的联络员。”他第二次轻拍杨成武的手背：“第二项任务，保证主席安全。过去你是挂先锋印的，这次任务也不轻。无论陆地、空中、海上、江上，要保证主席的绝对安全。”

    “请总理放心。”杨成武声音不高，却充满一种军人的自信。

    “风流不在谈锋胜。”毛泽东朝少言寡语的杨成武点点头，转向中央文革的秀才们说，“长征过草地，我讲过还得靠成武；只靠宣言不行。”

    “秀才”们神态各异，都有些不自在。

    “乱是好事。从华北开始，”毛泽东仍是望着杨成武，“山西还在乱？”

    “刘格平和张日清还在闹。”

    “要给六十九军及陈永贵等打个招呼，他要闹就让他闹，我毫无办法的，让红卫兵去搞。靠群众，我们治不了，我们不要去整他，让红卫兵去治。”毛泽东讲的“他”，是指刘格平。话虽是对杨成武讲，却也注意到了林彪有些冷落之态，便转而望住林彪：“像军队林彪同志也无办法，像XX，XX。现在打死几个人没什么了不起，”毛泽东朝林彪点头，“你说的，这次损失最小、最小、最小，胜利最大、最大、最大。”

    林彪陪着笑，陪着点头，旋即朝杨成武瞟去一眼。因为毛泽东又把目光转向那边去杨成武是代总参谋长，调动哪怕一个连的部队也要经他同意。特别是华北地区一些部队的部署，都是毛泽东与他商量办的。比如山西的六十九军，河北的三十八军……

    天下人乱，陕西造反派闹得厉害，无法维持社会秩序。毛泽东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时，抽空同杨成武商量，从山西调二十一军人陕维护社会秩序；山西大同的空缺，调河北保定的六十九军去填充。杨成武建议：保定没部队不行，地处京城旁边。东北形势相对山西、陕西要好些，驻通化的三十八军是一支战斗力很强的机动部队，从朝鲜战场归国后，一直在通化待命，随时可以人朝。根据现在形势，可以调三十八军入关，到保定接替六十九军。杨成武建议时，周恩来、林彪也在场。毛泽东征求他俩意见，周恩来和林彪都表示同意。于是毛泽东下令，调三十八军人关，驻防保定。

    事后，林彪心里莫名地生出一丝不快。他主持军委工作，但这件事说明调动和指挥部队的实权是在毛泽东、杨成武手中，他并不能指挥一切。

    他不满意杨成武在建议前未向自己先请示。

    他希望人民解放军成为“毛主席亲自领导，林副统帅直接指挥”的军队。

    他心情郁郁，若有所失地静观毛泽东同杨成武继续谈话：

    “你们都是中将，不只看军龄，还要看政治水平。”毛泽东称杨成武等人为中将，其实他们是三星上将。因为“全军上下一片红”，林彪主持军委工作以后，取消了军衔，而在毛泽东眼中，三星上将都是些“娃娃”，他记不住那么多上、中、少将，也曾称过杨成武少将。他似乎又在说另一位秀才：“吵两次也可以，你这个老爷吵不得，但没有张日清也不行。要罢刘、刘、陈的官，不要中央罢，要红卫兵罢去，再闹几个月不要紧。”

    看来，毛泽东是决心“自下而上”地搞这场运动，用红卫兵去解决问题。不过，他明白红卫兵只是前台闹闹，真正解决问题还是‘靠军事实力说话”。这毕竟是中国政治。

    所以，毛泽东将秀才们冷一边，只对杨成武，对几名将军讲话：

    “张、洗、杨几个地方看出来比较好的，张是西北的人。不管哪个地方的人，只要政治路线正确都要用。”毛泽东点出的几个姓，秀才有人不明，军人心里都清楚。毛泽东换上一副若有所思的神色，一句话一层意思，都与他将要去视察的地区有关，断断续续讲了这样几句话：

    “胡继宗、华国锋都是好人，军区要收拢这些人吧？”

    “要四十七军多来几个人到长沙、湘潭、株洲。军长、副军长、副政委多来几个。”

    “两派都来人，十个军区各来十个才一百个。”

    “现在江苏、安徽天下大乱，我看到后很高兴！”

    “两派群众来后很容易达成初步协议。”毛泽东左手轻击沙发扶手，望着军人们的目光流露出几分期待几分信任还有几分告诫，“现在军区是首当其冲，是当局”

    毛泽东谈这些话时，其间也不乏个别人插话汇报几句有关内容，林彪对这些插话不感兴趣也没听进，他只留意毛泽东讲的每句话。在这“关键时刻”，他首先关注的是军队，毛泽东大权不放的也是军队。

    “为什么‘湘江风雷’、‘六号门’，现在控制湖南的人不能当民兵？”毛泽东不知是反问哪位汇报者，在林彪那里却敲响一鼓——“民兵”这个“第二武装”也不能放手。

    “米脂人武部最好通报一下。”毛泽东又是直接交待给杨成武，这是林彪心里不愉快的事。米脂人武部“支左”曾受到表扬，后来见了报。

    “内蒙训练的回去了吧？”毛泽东问。

    内蒙军区在“支左”问题上与中央文革发生矛盾，军人抓了中央文革派去的观察员和联络员，又乘几十辆卡车进京“告状”，甚至在军委领导参加的大会上打了军区政委。这些军人被留下来学习，叫作“训练”。

    “多数已经回去。”杨成武回答。

    “军队还是听话的。军队和农民有什么不同农民有工分，军队发津贴，每年吃穿外发七十二元，寄一半回家，哪有这样好的。”毛泽东并非总是“务虚”，他也是个很“务实”的统帅。他不相信有多少军人愿意放弃“每年吃穿外发七十二元”的优厚待遇，学农民去拿工分。陕北不少地方一个工分不足一角钱。但是，他也不忘记“务虚”，总要用他所熟悉的富有哲理的话作为结束：“南京越压越火，徐州也一样。刘邦没有庙，楚霸王到处有庙，所以造反。很多的党员受了驯服工具论的影响，丧失了斗争性。要建党，在斗争中重新建党。现在我们的党还没有烂到这个程度……”

    杨成武一边听毛泽东讲，一边在纸本上快速记录。每次听主席讲话他都要做记录。“刘邦没有庙，楚霸王到处有庙，所以造反”是早有记录的话。

    这句话反映出毛泽东头脑深处的一种思考和认识。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并非如某些人所想所说的只要打倒几个“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或者简单地说成“大权旁落”，要“夺回领导权”；或者加上一句“让群众经受锻炼”。这里还有更深层次的考虑，就是‘官”、“民”之间的矛盾。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这对矛盾会永远存在。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如何防止领导的腐化蜕变？如何防止官僚、特权，防止以权谋私？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如何实现真正的对各级领导干部的监督，而非无法保证真实公正的“自己监督自己”？

    毛泽东曾说：“我是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大。”十年后，邓小平选择了不断加强和完善民主与法制的道路来解决这个矛盾。“无法无天”的毛泽东选择的是发动群众“造反”的“大民主”的方法。两个月前，他曾讲：“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他设想“过七八年”，就来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解决官僚、以权谋私等“修正主义”，解决“官”、“民”之间的矛盾。

    后来的悲剧性结果，毛泽东未曾料到。他想到的只是历史：刘邦没有庙，楚霸王到处有庙。

    毛泽东要留庙不要刘邦，所以支持“造反”……

    三受命于危难

    黄绿相间的琉璃瓦屋檐迎着夕阳的残照，放射出瑰丽的色彩，接着又迅速收敛，渐次暗淡下来。

    杨成武走出人民大会堂，脚步庄重又有年轻人的弹力。

    在璀璨的开国将星中，他是明光闪烁、引人注目的一颗。光辉来自战功，来自他为中国革命战争史留下的篇章，也来自他那人生的脚步。

    戎马一生，他的脚步始终踏着“年轻”的乐点。十四岁闹暴动，缴了民团的枪；十五岁任闽西红军武装少年先锋队大队长兼政治委员，锋芒初露，打人“铜上杭”、“铁赣州”；十六岁参加红军第一次反“围剿”，“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接着又投入第二次反“围剿”，“七百里驱十五日”，“横扫千军如卷席”；十七岁任红军团政治委员，参加第三次反“围剿”，在赣南打得山岳摆簸，天地失色……到十九岁，他已经参加了全部五次反“围剿”战斗，成长为一名年轻的红军将领。

    第四次反“围剿”，他的大腿被打穿；第五次反“围剿”，子弹又在他腿部钻个洞。然而，他的脚步始终年轻，迎来了戎马生涯最辉煌的二十岁。

    二十岁的杨成武多次挂“先锋印”，率“英勇冲锋的红四团”，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作为先头部队，他率红四团连续夜行军，在信丰地区大战一天一夜，将几个师的敌兵傍五岭山脉依信丰河水构筑的碉堡群一一捣毁，把号称“铜墙铁壁”的第一道封锁线几乎全部踏平。接着乘胜冲突，在大庚与乌径之间，将湘粤军阀摆开的“一字长蛇阵”拦腰斩断，突破了第二道封锁线。人不解甲，马不卸鞍，漏夜奔袭，一鼓作气攻占九峰山；激战一天，掩护中央纵队突破了敌人二十万重兵构成的第三道封锁线。夺道州，逼湘江，开始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的血战。

    第四道封锁线，是由国民党四十万大军沿天然屏障湘江构筑一百多个碉堡所组成。不足八万的红军能否突破湘江，甩掉蒋介石的五路“追剿军”，确是生死存亡的一仗。杨成武率红四团首先在界首打响，将“武器精良”的广西军阀夏威的一个军，打得全线崩溃，狼突豕窜，为红军大部队和中央纵队抢渡湘江夺占了一个个阵地；尔后连夜急进，占领党山，在国民党飞机大炮的狂轰滥炸中，抗击了何健十六个团的疯狂进攻。血与火的两天，这一仗直打得昏天黑地、神哭鬼泣，终于掩护主力渡过湘江，跨越湘桂公路，突破了第四道封锁线。

    是役，红军损失过半。

    是役，杨成武腿部第三次被子弹洞穿。

    老红军都说：没有湘江战役便不会有遵义会议。血染江流，横尸沙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是在付出惨重代价之后，才终于选定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

    腿部三次负伤，未曾影响杨成武长征。在担架上躺了十多天，他又回到红四团，作为全军的先锋，突破乌江天险，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写下光辉的一笔，并在民间留下一个“水马渡乌江”的美好传说。之后，夺娄山关，战桐梓城，四渡赤水，佯攻贵阳，威逼昆明，智取三县，强渡天险金沙江；越冕宁，沿当年石达开的行军路线来到大渡河畔，扎寨于漫山遍野布满太平军荒家的营盘山。

    七十年前，石达开为大渡河所阻，向将士慷慨陈词：“吾起兵以来十四年矣，越险岭，济江湖，如履平地，虽遭难，亦常嚏而复奋，转退为攻，若有天佑。今不幸陷入绝境，重烦诸君血战出险，毋徒束手受缚，为天下笑，则诸君之赐厚矣！”然而，石达开强渡失败，发出“大江横我前，临流局能渡”之悲叹，终于全军覆没，在营盘山留下无数枯骨荒冢。

    中国工农红军“起兵以来”不足八年，三万大军比当年石达开的四万大军晚到半个月，已进入洪水期，水更高，浪更险；石达开抵大渡河时，北岸尚无清军；红军抵达大渡河，蒋介石已经陈兵北岸，将红军围得铁桶一般。难怪他敢夸口：“让共产党做石达开第二！”

    杨成武受命于危难，再次率红四团任先锋团，猛扑沪定桥；迎暴风骤雨，走峭崖陡壁，二十四小时强行军二百四十里；其间翻十几座大山，架几十米木桥，打两场恶仗，夺几道险隘，创下了世界军事史上徒步作战行军的最高纪录，按时到达沪定桥边。全团不及休息，选出二十二名突击手，装备冲锋枪马刀，攀缘碗口粗的十三根铁索，迎着对岸两个团守敌的炮火弹雨冒死冲击，真如神兵天降。国民党兵何曾见过这样的英雄猛士，便失魂落魄地在桥头城门放起大火。火借风威，风助火势，照红高峡云空却奈何不了红军勇士。二十二名突击队员吼声震天，闯入火海，突上桥头堡，杀入沪定城，打得石破人惊，鬼哭神泣。杨成武亲率一个连紧随二十二名勇士，边打边铺桥板，随后杀入沪定城，歼敌大半，夺占全城，为红军杀出一条生路，一条胜利之路。

    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斩关夺隘，万里征进，杨成武率领英雄的红四团像剑锋刀尖，第一个涉险翻越雪山，第一个冒死走过草地，长驱北上，直达腊子口。

    这是长征路上最后一道险恶关隘。腊子山横空出世，一拔千仞；天工神斧将这石岭大山劈出一道深沟，两边绝劈峭立刀裁一般齐；腊子河从沟底汹涌而出，浪花激荡，卷起多少旋涡，自古无人徒涉。啥子口前沿，两壁之间一座木桥，桥东丈把高的悬崖上筑起一组碉堡群，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杨成武率领红四团再次担当先锋团，正面冒死连续冲击，侧面攀沿九十度壁立的百米陡崖，一时间崖顶上浓烟烈火，钢铁呼啸；峡谷里刀光枪影，血肉横飞，被称为天险的啥子口，转眼间便被红四团攻占，并且一路追杀溃敌，奋余威杀入岷州城。

    杨成武就是以这场战斗结束了他的二十岁，开始其二十一岁的战斗生活。他在二十岁时所打的诸多著名战役，都被搬上了舞台，搬上了银幕和屏幕，即便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形势下，也没有谁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否定这些光辉战绩。

    二十一岁的杨成武参加了东征，随后出任红一师师长。

    抗日战争，在著名的平型关战役中，打响第一枪的是杨成武所率的独立团。

    杨成武指挥的黄土岭战斗，歼灭日本兵近千人，并击毙了蒙疆国驻屯军总司令、独立混成第二旅团的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

    这是中华民族在整个抗日战争中消灭的职务最高的一名日军将领。日本《朝日新闻》以通栏标题痛悼“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连登三天。“帝都降半旗致哀”。

    击毙日本名将之花的中国名将杨成武，是年刚满二十五岁。

    杨成武任冀中军区司令员时，领导冀中军民开展地道战，对地道战的战术、技术进行研究后，写出军事专著《冀中平原上的地道斗争》，化无险可守的平原为不可攻克的要塞，有力地推动了平原游击战争，堪为人民战争史上一大创举。

    抗战八年，杨成武始终征战于烽火前线，不曾有一日去后方休息。刚满而立之年，又投入伟大的解放战争。张家口战役，保北大捷，正太战役连战连捷；战清风店，克石家庄，西出平绥线，挺进塞外；解放张家口，会师北平，又将红旗插上太原城……

    当杨成武率领的二十兵团担负起保卫首都北京的重任，被誉为“首都兵团”时，这位年轻的司令员还不满三十五岁。

    共和国初建，百废待兴，朝鲜战火又起。当抗美援朝战争由运动战转向阵地战之际，年轻的司令员杨成武又受命于关键时刻，率十几万大军跨过鸭绿江。运动战打了五次战役，用时近一年；杨成武坚持阵地战，一战就是两年。其间粉碎了美国军队的“特混支队作战”。“坦克霹雳战”、“绞杀战”、“细菌战”，创造了日歼灭美军的最高纪录……

    一九五五年，进入不惑之年的杨成武被授予上将军衔。在灿若群星的上将军里，他属最年轻之列。

    白云悠悠，岁月悠悠。

    十二年时光流逝，杨成武已经五十三岁。使人惊讶的是，他脚步依然年轻、富有弹力，他的脸上见不到丝皱纹，切都与十二年前无异。

    其实无需惊讶。据说真正的男人，四十五岁到五十五岁是上帝赋予他的黄金年华。若无大的忧郁和煎熬，这十年人不会显太大变化，也最难以貌判定年龄。

    哨兵和警卫像钉子钉在岗位上，用军礼向这位总参谋长致意，目送他登上吉姆车；闪烁的目光里，始终诧异难消，疑惑不解。

    铁流二万五千里，他能挂先锋印？东征西讨，南征北战，他可驰骋疆场？能杀得天开地裂，江山改色？

    他不粗犷，不剽悍。文雅得像一介书生。他的身材不适合“魁梧”二字，可用“修短合度，胖瘦匀称”来形容。他有一张近乎秀气的脸孔；肤色白皙，隐隐透出晕红的光泽；前额有棱有角富于石雕的感觉；眉宇疏朗清廓，两眼深邃透彻，总是带着一种静谧无言的温厚和纯朴。他的鼻子线条简捷硬朗，焕发出男性的挺秀，可是嘴唇却鲜嫩得近乎孩童。从侧面看，那双唇相交的线条就充分显示出图案艺术中人所共知的“双弧曲折”；不过，他常有抿紧嘴角的时候，使唇线变成刚直的一道，并且牵动他那圆润的下巴，凝结成坚硬如石的方块。

    吉姆车绝尘而去，留给哨兵和警卫的是一番感慨议论：世界就是矛盾，人就是不可貌相啊……

    长安街一掠即过，拐弯丢在身后。

    一掠之间，那景况已尽收眼底，再不会忘。虽然天已暮色，涌动的人潮仍然横溢；“蓝色”、“黑色”、“灰色”，更多的还是“米黄”和“国防绿”，成群结伙，无一例外地佩有红臂章，不知他们从哪里来，也不知要到哪里去。公共汽车笨拙地扭动它那长长的身躯，躲闪而进，却无法寻找接近站牌，只好停在路中，被游串的小将们团团围住，争相往上拥挤。广场和马路两边，这里一簇，那里一堆，人们争相探出手臂，抢夺几名男将女将散发的各种“战报”、“小报”和“号外”。拿到报纸的人，有的并不马上离开，和二三同伴匆匆扫过那字里行间，议论些什么。忽然，有人神经质地跳起，振臂一呼：“打倒刘邓陶！”……

    杨成武收回目光，将身仰靠沙发，两腿伸出，松弛一下筋肉。一年来，他像许多老干部一样，精神一直处于紧张、亢奋又疑惑、忧郁之中。

    “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这个声音又在耳畔响起。杨成武想驱走它，因为这是刘少奇讲的，刘少奇现在究竟是什么问题他搞不清；但是驱不走，遇到具体问题，这声音又会顽固地荡漾起来。

    他竭力想跟上形势，跟上毛主席的步伐，只是力不从心，心不由己。他内心不相信批判刘少奇的那些话，更不赞成喊“打倒刘少奇”。

    他对刘少奇是崇敬的，有感情的。

    长征时，他率先头团一路冲杀，同时也担负过保护刘少奇、陈云，保护蔡畅、邓颖超、贺子珍、刘英、康克清、刘群先、廖施光、杨浩珍八位大姐的责任。从贵州到云南一段路，他是从作战部队调出八匹战马，各配一名马夫去照顾八位大姐；在义兴县，缴获了许多饼干、罐头、面包和黄油，他没舍得吃一口，让给少奇、陈云以及八位大姐送去。出生人死一遭杀出来的战友，怎么可能反党？

    刘少奇对他是信任的。那是正太战役之后，刘少奇在邢塘找他谈话。他只带一名警卫员赶去，刘少奇远远迎出门来招呼：“辛苦了，你们这一仗打得好！今大战役告一段落，我请你来谈件事……”刘少奇拉了杨成武的手进屋，亲自为杨成武沏茶，一边说：“你坐着，坐着。长征你保护我，照顾我，我给你沏杯茶还不该长征你是英雄，沪定桥是你夺下来的，乌江是你突破的，雪山草地是你首先闯过来的，抗战八年你更打出了威风，晋察冀是模范嘛。现在解放战争，还要奋斗，继续努力。我和总司令给毛主席打电报，建议把杨成武提上来，到华北野战军当政委。毛主席已经同意了……你有什么意见？”杨成武说：“服从组织分配，一定把仗打好。”刘少奇点点头，笑道：“嗯，你们聂老总还舍不得放你哩，我说不放也不行，这是全国大局的需要……”

    进城后，刘少奇又找杨成武谈过话，只有朋友相交才会谈得那么坦诚交心：

    “成武啊，咱们以后要多见见面。长征你打得好，还保护了我们，我们是忘不了的。到了华北工委我和总司令建议毛主席把你调野战军当政治委员，这些你都知道这次我就是想给你谈谈心。军队一定要在党的领导之下，我们这些人都是靠共产党的领导。如果没有共产党，你一个人干，再英雄再好汉也干不出什么名堂。你是个中学生，最多和我一样。从经济上搞，顶多当个富农；从业务上搞，顶多当个教书匠，当个小学教员。你不可能当京津卫戍区副司令员、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北京军区司令员、防空军司令员……你不可能当这么多司令员。我我也不可能有今天这个地位。我们都是靠了党的领导，都是离不开共产党啊……”

    刘少奇忘不了杨成武，杨成武怎么能忘记刘少奇？

    刘少奇发自肺腑说他离不开共产党，他又怎么会去“反党”、“反社会主义”？

    然而，像绝大多数跟随毛泽东打江山的老革命老红军一样，无论杨成武有什么样的个人想法，决定他态度和行为的只能是毛泽东的思想和态度，而不会是个人的想法。这是历史形成的。因为历史事实一次次地证明，按毛泽东说的办，就是发展和胜利；不按毛泽东说的办，就会遭受失败和挫折。

    “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义。”

    这是毛泽东的声音，在耳畔高亢地回荡震响。于是，那涌动的人流便不再那么令人厌烦忧虑。倏忽间，一幅近似的画面突然展现在杨成武面前，仿佛被人施过魔法一般，竟那么真切清晰：

    狭窄的街市也是人潮涌动，有穿长衫的先生，穿短衣的学生，穿汗衫的工人、学徒，穿布褂或赤膊的农民，也有穿旗袍或大襟褂的女人，一队队穿灰军装戴八角帽的红军穿行其间。人群最拥挤的地方，有人开路，有人敲锣，几名赤卫队员用木梯抬了一具尸体游行。是军阀郭凤鸣的尸体。

    这是闽西的长汀，杨成武读书的城市。老师张赤男说：“我看你们莫念书了，跟我去闹暴动，缴民团的枪，怎么”杨成武和几位同学说：“好啊，走！”

    在闽西农民运动轰轰烈烈发展起来的形势下，杨成武就这么简单干脆果决地投身了革命。缴了古城民团的枪，又缴了四都民团的枪；开仓分粮，烧毁地契，公审和枪决地主豪绅。成武从一开始就懂得“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能那样温良恭俭让”。可是，军阀郭凤鸣带主力部队赶来围剿了，他们不得不钻山沟，入密林，搭草寮，吃野菜。多少难眠之夜，大家透过树叶的点点缝缝，仰望星空，听张赤男讲列宁，讲毛泽东和朱德，讲井冈山……

    晴天一声霹雳，毛泽东率红四军攻克长汀，击毙了军阀郭凤鸣！几乎就从那天起，毛泽东这个名字在杨成武心中便与希望和胜利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张赤男带领他们赶到长汀，并请毛泽东来与他的游击队员们见面。这是杨成武第一次见毛泽东。在十四岁的杨成武眼里，毛泽东的个子好高哟，两眼光亮照人，那只手又粗又大，相比杨成武尚未长成的小手，一握就全攥入手心里去

    “小鬼，叫什么名字”

    “杨成武。”

    “哪个地方人？”

    “我是城里的，七中的学生。”

    “投笔从戎，好啊，缴过枪没有？”

    “缴过民团的枪。”

    毛泽东手下用了用力，杨成武几乎被握疼

    “好，好。你这个小鬼哟，人不大，很机灵。缴过民团的枪，还要缴白军的枪”

    游击队员们跟随毛泽东进照相馆合了一张影。照片虽然在战火中丢失了，但那一幕却永远留在了杨成武记忆中。

    比较刘少奇而言，杨成武认识毛泽东更早，接触更多，受的教育和影响也更多更大。他是在毛泽东眼皮底下成长起来的将领。

    记得那次打下赣州城，杨成武忽然接到命令，说毛主席召集连以上政治委员去开会。杨成武忙带着大家赶去毛泽东的住地。

    “成武啊，”毛泽东一见面就问，“听说你们抓了不少的资本家？”

    “抓不少，三百多。”

    “你们了解清楚了”

    “听不懂他们讲话。”

    “你们抓的标准是什么？是不是戴礼帽的、戴眼镜的、穿旗袍的、拿拐棍和穿皮鞋的？”

    “是呀，没错，抓的全是这些人。”

    “你这个团政委，你又不懂这里话，又不调查研究，所以你们就违犯政策。我告你一句话，你要记一辈子：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毛泽东讲了资本家的标准，讲了民族资本家与官僚资本家的区别，讲了调查研究的方法，然后说：“你们现在就回去，回去赶快放人，给他们赔礼道歉。说清我们不懂话，没做调查研究，承认错误……”

    杨成武回去赶紧纠正错误，经过调查研究，全城真正的大地主和官僚资本家只有四个……

    “是啊，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杨成武心里默默自语，发现车已停住。车窗外可以看到怀仁堂的屋檐。警卫参谋打开了车门。杨成武下车后，径直朝怀仁堂走去。中央文革的碰头会结束时，总理打了招呼，还要跟他和汪东兴再碰碰头，具体落实毛泽东南巡的各项事宜。

    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就是要搞调查研究嘛。杨成武心里宽松一些。调查研究之后，主席一定会正确处理各种问题和矛盾的。

    杨成武独个儿点点头，脚步轻捷有力地走进了怀仁堂。

    四随时向总理报告

    “准备得怎么”周恩来在怀仁堂的西大厅里，两眼一眨不眨望着杨成武。他日理万机，忙得不肯说一句多余的话。

    “我已经组织好一套班子，带了电台、密码和保密电话，通讯联络随时可以和总理联系……中央机要局送来两名译电员，一个是广东人，还有一个是长春机要学校毕业的，叫谢静宜。江青同志说他不错。”

    “安全方面”

    “做了全面准备。天上、地上、水上、飞机、列车、舰艇都已安排好了……调来四架‘伊尔18’，两架‘子爵’，两架‘伊尔14’，还调了四架‘米8’飞短途。地上准备了三列车，前驱、后卫和主车，都反复检查过水里已经和东海舰队联系好，调一艘护卫舰到武汉，还准备了几艘快艇。警卫部队已经作好一切动员和准备工作，随时可以行动……”

    细心的周恩来略作沉吟，那是对毛泽东南巡的每个环节作一番过细思考。中国共产党确立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后，他一直是以对党的忠诚来对待毛泽东。无论重庆谈判还是转战陕北，毛泽东走的路，他要先探一探，毛泽东吃的饭，他要先尝一尝，毛泽东要出现的场所他要先检查一遍，毛泽东睡的床坐的椅他都要先试一试……

    “我先到武汉，乘飞机。”周恩来坚持“事必躬亲”，思索着说，“十四日晨就可到达。你们十五日到，到之前不要中断联系。”

    “是，总理。”

    “陈再道回武汉之前，我要他集中精力抓三件事：一是抓革命，促生产；二是抓好按行业按系统的革命大联合；三是抓好大中学生的复课闹革命。”周恩来停下来望望杨成武。杨成武没作声。他明白周恩来的苦心，是含蓄地对他杨成武提出了希望，希望他也运用自己的影响朝这方面努力。杨成武轻轻点一下头，表示自己的心是与总理相通的。周恩来将两臂交叉抱在胸前，仰面默思，轻声说出几句：“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础；三年收尾。能不能控制住局势，关系到主席这个想法能不能顺利实现。所以……”周恩来没有讲下去，而是重新望住杨成武，目光里流露出一种复杂的感情。凝望片刻，他终于说出一句话：“成武，你要清楚肩上担子的分量。”

    “我随时向总理报告。”杨成武庄严地说。

    “季节不等人。不搞好生产，是没有饭吃的。”周恩来的忧虑之情无法掩饰，“主席这次视察，关系重大”

    杨成武肃容点头。他是驰骋疆场的名将，不是经济学家。他不懂经济，但他深知没有饭吃会饿死人，会天下大乱。毛泽东在他心目中的崇高位置，也是首先在战场上树立起来的，在创建革命根据地，在与国民党进行尖锐复杂激烈的政治斗争中确立起来，在改天换地的革命实践中形成的。毛泽东更懂得“民以食为天”，十年土地革命战争不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吗。

    可是，毛泽东对经济规律有多深的认识？

    杨成武没有想过。哪怕动动去想的念头，都是对伟大领袖的不尊不敬，是他的信念和感情所决不容的。

    不过，有件事杨成武却是记忆深刻。因为毛泽东自己就常常提起这件事。

    就是那次打下赣州，杨成武捉放三百“资本家”，其中有位爱国华侨陈嘉庚。

    陈嘉庚是著名爱国华侨领袖，曾参加同盟会，曾资助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曾在新加坡创建南洋华侨中学，在厦门创办了厦门大学，在集美创办中小学和师范、水产、航海、农林、商科等学校。红军打下赣州时，并没有全部理解陈嘉庚对国家。民族所作贡献的重大意义，陈嘉庚当时也并不认识红军奋战的全部意义。

    于是，出现了这样戏剧性的一幕：

    杨成武向陈嘉庚募捐：“我们工农红军是人民的子弟兵，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反动派，解放天下劳苦大众。希望陈先生对我们的革命事业给予帮助。”

    陈嘉庚没有热情：“我帮不了你们什么忙。”

    “能帮。”杨成武说，“我们军费很困难，药品奇缺。希望能向陈先生募捐四十万大洋。”

    “我没有。”

    “三十万也行。”

    “一万我也给不”

    “我们知道你很有钱。”

    “我现在确实没有钱。”

    “你不给，我们就只好没收你的东西”

    “好，你们没收吧。”陈嘉庚很大方地做个手势，“全没收去吧。”

    陈嘉庚侨居新加坡，主要从事橡胶业，所以他的货也主要是胶鞋。红军没收了他的全部胶鞋，还有一些简装的香烟。这些东西发到全军，杨成武也分到一筒香烟。他不会吸烟，便对那些“烟民”讲：“你们要努力学文化，谁考一百分，我就奖谁一枝筒里的烟。”在这一筒高级香烟的奖励下，还真有不少红军战士下功夫学习，考一百分来吸一枝高级烟。

    后来，陈嘉庚认识了红军，红军也认识了陈嘉庚。抗战爆发后，红军改为八路军，成为抗日的主力军；陈嘉庚也在新加坡召开侨民大会，出钱出力支持国内抗日斗争，并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当选为该会主席。

    一九四○年，陈嘉庚回国，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到延安慰问边区抗战军民。毛泽东迎接陈嘉庚，握住陈嘉庚的手说：“陈先生，我要向你道歉过去我们对不起你。我们打赣州，没收了你公司里的胶鞋和烟。”

    “毛主席，我得感谢你们”陈嘉庚笑得开心，“你们这一没收，可帮了我大忙啦！”

    “噢？”毛泽东一怔，随即哈哈大笑，“陈先生讲笑话了，这叫不打不相识嘛。”

    “我是讲实话。”陈嘉庚收住笑，认真诚恳地解释，“你那时没收的越多，对红军对我都越有利。那时是通货膨胀，货卖不出去还得烧，还得倒海里去。谢谢你帮了我忙，解决了你们的困难也省了我许多力。”

    建国后，毛泽东曾无限感慨地对杨成武说：“陈嘉庚现在是我们的政协副主席了，还记得我们没收他胶鞋的事”

    “记得。我跟他要四十万，他不给；要三十万，他也不给。他让我把东西都没收走。”

    “是啊，我们不懂这个道理。一九四○年他到延安，我们直道歉，他还直谢我们，说我们帮了他大忙。”

    “怎么？我们没收他还帮了他大忙？”杨成武也惊讶。

    “是啊，我们不大理解……通货膨胀，倾销都倾销不出去，还得倒海里……那时我们不懂这个道理哟。”

    毛泽东几次提起这件事，所以杨成武记忆深。但是，他不会因此而去联想毛泽东也有许多不懂的事，也会因此犯错误……

    松柏枝头撑住一弯月，撑起一个繁星闪烁的苍穹。

    灯火明亮的西大厅里，“碰头”已经结束。也许是怕中央文革那班人节外生枝，另搞名堂，周恩来不忘作第三次郑重宣告：“我再讲一遍。杨成武为毛主席和周恩来的联络员，一切重要事情，杨在主席和我之间传达、报告。一切更要的事。”

    杨成武明白这样反复宣告的意义，这不仅是信任，也有利于他今后的工作和行动。

    “主席无论乘飞机、火车还是轮船，你——”周恩来望住杨成武，“杨成武都要负责安全。”

    杨成武动了动肩膀，仿佛重负在肩。

    一名工作人员来报告：“主席那边来电话，找杨成武。”

    周恩来向杨成武点头示意，杨成武随工作人员去接电话。中央文革的成员都把目光集中到他身上，目光里流露出的内容微妙复杂。

    电话是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打来的。

    “杨总长，主席想找郑维山谈谈。”

    “谈什么？我通知他。”

    “主席想了解整个华北的形势。郑维山不是刚陪陈伯达转一圈他们去了天津、唐山、保定等地，主席想在火车上听郑维山谈谈，不知来不来得及？”

    “来得及。我现在通知郑维山到人大会堂集合，然后一道上火车。”

    “好。专列三点准时出发。”

    这是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三日夜十一点二十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