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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可是,彭真同志,您了解我,我并不是怕艰苦,不是怕危险,我本来就是从前线来的……”我的父亲绕山绕水,终于下个决心讲实话:“我,我实在怕蚊子。”

    “什么?”这位以关心爱护干部著称的中组部部长睁大眼睛,“怕蚊子!”他嘴角浮起一层浅笑。“南下支队的干部名单是中央研究决定的。你怕蚊子,这理由能说出口吗?”

    父亲难为情地垂下头:“蚊子咬一口我就得烂倒,南方蚊子那么多……这是不必要的牺牲。”

    “你还有别的原因吗?比如你现在身体怎么样?”

    “挺好的……”父亲望一眼彭真,脑子忽然转过弯,忙说:“不过,医生说我有亚急性盲肠炎,劝我动手术。我没动,保守疗法,吃药呢……这理由,行吗?”

    “嗯,该割还是要割了去。打起仗发作了,没有条件割,会要命呢。”彭真想了想说,“你先去吧,等候通知。”

    父亲住院割盲肠,八路军南下支队的干部名单正式公布,上边没了父亲的名字。

    父亲出院不久,中央组织东北干部团,由林枫、张秀山、黄永胜带队,我的父亲母亲名字都在其中。40年后,父亲曾诙谐地说:现在出了个新词叫“走后门”。如果说我找彭真算“走后门”,我这辈子也就只走过这一次“后门”。

    8月底,东北干部团从延安出发,我已经能在母亲的肚子里动弹。日本人宣布投降,却只降国民党不降共产党,过同浦路还要打。机枪子弹在头上一叫,队伍立刻大乱。韩光的老婆骑一头骡子,听见枪响便打立桩,父亲冲过去帮忙牵,黄永胜早在一边骂起来。“这算什么队伍?我带他妈两个旅也不带这xx巴一个团。”父亲说:“建东北根据地,你带两个旅不行,带这一个团准能建起来。”

    黄永胜蠕动嘴巴吮牙,想一想,点点头。同父亲并马走着闲聊。“大个子,你到赤峰去?”父亲说:“没错。”黄永胜说:“那是热河,不算东北。”张秀山在前边扭回头来:“热河也是东北。”黄永胜用压倒对方的声气说。“热河不是东北!东三省才是东北!”张秀山无意争吵,岔开道:“那是块战略重地。”黄永胜望住我的父亲。“给你介绍个人,叫他当个支部书记。”张秀山又回头插话:“那里还没有党员呢,就想当支部书记?”黄永胜喊一声。“没人把你当哑巴!”张秀山便再不曾回头。

    黄永胜干什么都想占上风。见张秀山不再回头,便心满意足继续说:“大个子,那个地方要夺过来,给我弄个后方,我才好打仗。”父亲说:“开辟工作就那么几条:发动群众,建党、建政、建立武装。”黄永胜说:“就怕群众起不来。”父亲说:“能起来。政治宣传加经济利益,有翻身、有果实,群众就起来了。”黄永胜挥鞭横扫一大片:“我是说这里边的废物蛋不少。”父亲说;“其实能人也不少。”

    黄永胜的马鞭子已经落回来,两眼却蓦地睁大,朝着后边骂:“狗日的常发,是你吗?”

    父亲闻声吃一惊,急望时,那匹火炭般的蒙古马从队伍一侧飞驰而来,惊得一路人都住了脚望。马背上的汉子上穿棉军衣,下穿黑色抿档裤,头上的棉帽卷起帽耳,却又吊二郎当地不系,任凭它像乌鸦翅膀一样在风中乱扇。那汉子不是常发又是谁!

    “黄司令,”常发滚鞍下马,跑两步,向黄永胜敬礼,接着又向我的父亲敬礼:“副政委,让我追得好苦。”

    “你不是去宁夏了吗?”黄永胜问。

    “我是不愿去南方。听说副政委改去热河了,我就一路追下来。”

    “你怎么知道我去热河?”父亲问,“你是在宁夏啊。”

    “打听么,我一直在打听你的消息。”

    不知为什么,父亲心里一热,两眼便酸酸地泛了湿。

    “常发不忘旧主。”黄永胜满意地说,“大个子,我给你的人错不了。你们自己热乎吧。”

    黄永胜走了。常发同陈发海几名警卫员招呼过,便同我的父亲并马而行。

    “部队放你走吗?”父亲望着常发汗水腾腾的面孔问。

    “一听到消息我就跑了,没跟他们招呼。”

    “乱弹琴。那不算逃兵吗?”

    “怎么去的怎么走,没拿他们一样东西,也没跑国民党那边去,我管他那么多呢。”

    “你呀,改不了的……毛病。”父亲不忍多责备。

    “副政委,热河我熟得很。你开辟工作缺不了我。”常发抹去胡子上凝结的水珠,脸上闪出诡秘的笑:“去了那儿,我就成入水的龙了。”

    “有什么说道吗?”

    常发朝父亲探过头去:“那里可是认酒不认人……”

    父亲摇头:“又讲没原则的话!”

    路经张家口,父亲去看望姚依林。姚依林谈到东北有苏联红军维持秩序,我们可以获得国际援助。

    姚侬林用格瓦斯招待客人,父亲喝着很好,给常发带回一瓶。常发只喝了一口,便咬定格瓦斯是难喝死。

    父亲不曾料到,常发喝一口格瓦斯便导演出一幕流传至今的活剧……

    父亲到达赤峰市的第二天,便以中共赤峰市委书记兼20军分区政委的身份在群众大会上讲话。会后,红军城防司令部政委马尔丁诺夫少校说:“权政委,我们得谈一谈。”

    父亲与苏联人打交道,翻译是后来担任中央广播电影电视部副部长的谢文清。但马尔丁诺夫在哈尔滨生活过14年,能讲一口流利汉语,和他谈话便无须翻译。

    父亲只带了常发一名警卫员走进红军城防司令部。屋子里有张长条桌,父亲坐东,马尔丁诺夫坐西。门口守着两名苏联卫兵。父亲身后立着我的常发叔(打从我来到这个世界,我一家人便将常发叫了常发叔)。马尔丁诺夫身后没有兵,身边坐了一名漂亮的女兵,是他的秘书兼打字员。

    “权政委,你以后不能骂蒋介石。”马尔丁诺夫摆摆手势,严肃说。

    “为什么?”父亲问。

    “他是你们的总统。”

    “他不是我们的总统。我们只有毛主席。”

    “蒋介石是总统,我们和他定有条约。你们骂国民党行,骂蒋介石不行。”

    “蒋介石就是国民党的头儿!”

    “那你就说国民党反动派的头儿。”

    “这个头儿叫蒋介石我就说蒋介石。”

    “就不许你说蒋介石,只许你说国民党反动派的头儿。”

    常发叔在父亲身后叫一嗓子:“就要说!”叫完他还笑,似乎很开心这样的场面。

    “赤峰这里是我们负责警卫,要听我们的!”

    常发叔带着嗡嗡的鼻音说:“此是中国地,不许你放洋屁。”这句话在以后几十年,常使父亲一辈人作为饭后茶余的笑话。当时可不然,马尔丁诺夫勃然变色,大动肝火:“你再说?再说我逮捕你!”

    “此是中国地,不许你放洋屁。”常发叔的表情简直有些流气。父亲气得吼一声。“常发,你给我出去!”

    来不及了。马尔丁诺夫已经拍响桌子吼:“把他给我关起来!”

    常发叔怕黄永胜,怕肖营长,却不伯马尔丁诺夫。也在桌子上拍出吓人的一声:“你敢!”

    父亲不曾反应过来,门口那名身高马大的苏联卫兵已经扑过来。常发本是迎上去,在交手的刹那却又一闪,出手如电,右手揪胸,左手扭腰,“嘿”的一声,借卫兵扑过来的势头,竟将那近二百斤重的苏联红军举起来,顺势扔出。那穿了军大衣又挎了冲锋枪的庞大身躯便飞过长条桌,直撞向墙壁才落下来。

    另一名扑过来的苏联卫兵一怔,便生出怯意。可是马尔丁诺夫身边那个漂亮的女兵叫喊起来,大概是骂胆小鬼吧?苏联卫兵便红了脸重新扑过来。却不交手,要动冲锋枪。常发又一声吼,拳头一晃,脚早飞出去,那卫兵立刻抱着档弯下腰去。常发不打他,一手抓脖领,一手提腰,嘿一声,没举起来,勉强拎到桌子上,便顺势一推:“去你妈的!”这位苏联红军便从桌上滚到那边桌下。

    马尔丁诺夫惊呆了,他的女秘书惊呆了,我的父亲也怔怔地不知所措。

    “别过界。”常发叔敲敲长条桌,喘口气又说,“你们就在那边谈,我们就在这边谈。”

    马尔丁诺夫一个劲打量常发叔,忘了还要谈判什么。

    父亲又急又恼,瞪一眼常发,抱歉说。“马尔丁诺夫同志,很对不起。这件事下去我会严肃处理。”

    两名苏联卫兵先后爬起来,想动枪,被马尔丁诺夫和女秘书喝止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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