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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努努书坊->《高山下的花环》->正文
第五章

    长龙般的专列闷罐车载着武器和土兵,昼夜兼程。在九连坐的两节闷罐子里,有我这拿到调令没敢退却的指导员。

    不用梁三喜直着骂,我当然也晓得,军人效命沙场,当应义无反顾。倘若我在这种时候离开这支部队,那将是对军人称号的最大玷污!众口啐我是“逃兵”算是遣词准确,破口骂我是“叛徒”也毫不过分……

    部队开到云南边防线,大家才知道这所谓边防实际上是有边无防。可红河彼岸,我们用肉眼便可看到一个挨着一个的永备性、半永备性的碉堡工事。如果拿起望远镜,既能清晰地看见那瞄准我们胸膛的黑洞洞的射击孔。而我们这边,多年来却一直高喊把自己的国土,当作对方“最辽阔的大后方”……

    如今,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进行还击,一切都显得紧迫而仓促。一下拥来这么多部队,安营首先成了大问题。团以上指挥机关挤进了地方机关的办公室。连队则分散在深山沟里,用青竹、茅草、芭蕉叶和防雨布,搭成了各式各样的“营房”。为防空防炮,还常常住进那刚挖的又潮又湿的猫耳洞……

    当我们九连听了边民有家不能归的控诉,现场参观了河口县托儿所被越寇用机枪横扫后的惨状后,求战书象雪片一样飞到连部。尽管上级不提倡写血书,连里还是有几位战士咬破了中指……可我这个当指导员的,人虽跟着九连来了,心里却仍在打小鼓。我懊丧自己自作自受,我后悔当初不该放着摄影干事的美差不干,来到这九连搞啥“曲线调动”!眼下,我唯一的希望是离开这战斗连队,回到军机关……

    于是,我便悄悄找军里和我要好的同志,让他们侧面反映一下,以工作需要为名,把我重新调回军机关。恰在这时,军党委做出一个十分严厉的决定:凡在连队和基层单位的高干子女,一律不准调到机关里来。已经调的要坚决送回基层,个别因有利于打仗确实需要调的,不管他是干部还是战士,均需军党委审批才能调动。否则,按战时纪律予以追究。

    我听后,心里凉了半截。

    梁三喜对我的态度倒还够意思。在他骂我滚蛋时我没还嘴,见我跟着连队来了又没离开连队,他不仅没再向我投来鄙视的目光,反而象我刚下连时那样主动找我商量工作。我还觉察到,他已给连里的其他干部做过工作了;当我们坐着闷罐车朝前线开时,一路上靳开来曾不时地说些风凉话给我听。扬言说战场上他将摽着我,一旦发现我有叛变的苗头,他会给我一粒“花生米”尝尝……而眼下,他见到我尽管脸还放不开,但大面上也总算说得过去了。

    连队进入了临战前的突击性训练。为适应在亚热带山地丛林中作战,团里让我们九连练爬山,练穿林。这比那“十公里全副武装越野”,更够人喝一壶的。梁三喜累得嗓音嘶哑,眼球充血,嘴唇龟裂,那瘦削的脸膛更见消瘦了。就连被誉为“轻型组克”的靳开来,脸颊也凹陷了。至于我,那就更不用提了。我累得晚上睡觉连衣服都懒得脱,常产生那种“还不如一颗流弹打来,便啥也不知道才好”的念头……

    我和妈妈已有二十多天中断了联系。来到前线后,料她也无神通可施展了,我也就懒得再给她去信。这天,从后方留守处转来连队一批信件,其中有我三封。一封是柳岚从军医大学写来的,她在信中质问我为啥接到调令后还不回去,讥笑我是不是想当什么英雄了。她毫不掩饰地写道:现在的大学生宁肯信奉纽约伯德罗埃岛上的铜像(自由女神),也决不崇拜斯巴达克斯……另外两封信是妈妈写来的。头一封信她让我离开连队动身时给她拍个电报,她好派车到车站接我回家。第二封信她已觉出事情不妙,似乎也深知在这种时刻调我回去的利害关系。她问我是否因周围有不良反应才没走成,如果觉得实在不能调走,那就无论如何也得离开连队,重回军机关工作方为上策。

    妈妈的“上策”和我的心思吻合了”

    此时,我多么想赶快离开九连回军部啊!而重回军部的希望,只能寄托在雷军长身上。这时,我想起了妈妈多次给我讲过的她救过“雷神爷”一命的往事:一九四三年秋。近三万名日寇纠合吴化文、刘桂堂(即刘黑七)等部的皇协军,对山东沂蒙山区进行大规模的拉网扫荡。当时,雷军长是山东军区独立团的一营营长,妈妈是团所属“地下医院”的指导员(因医院的所谓床位不过是一些堡垒户的炕头,故称地下医院)。一营在掩护山东分局机关和渤海银行机关转移时,被敌包围了。人称“雷神爷”的雷营长,率全营四百余众与敌展开血战。战斗从上午十时许打响直到黄昏,机关安全转移了。这时,“雷神爷”所率的四百余众尚存不足百人,而且大部挂了彩。“雷神爷”也多处负伤,奄奄一息倒在血泊中。担负救护伤员的妈妈,借着暮色的掩护,冒着纷飞的弹雨,在一片死尸堆里寻找还未死去的伤号。当妈妈用手一捂“雷神爷”的嘴,觉出“雷神爷”还有一丝呼吸,使将他背在身上,从死尸堆里一步一步爬了出来……

    为躲过敌人的清剿,妈妈把“雷神爷”安置在一个非常隐蔽的山洞里。妈妈把一头乌发推成光头,从乡亲们那里借得一项瓜皮式旧毡帽戴在头上,腰缠一根猪鬃绳腰带,扮成一个看山林的穷小子,日夜守护着“雷神爷”。妈妈千方百计地为“雷神爷”寻找药物。没有绷带,她把自己唯一的一床被面用开水消毒后,撕成了条条……

    一个电闪雷鸣的雨夜,妈妈听到洞外有声声怪叫。出得洞来,借着一道闪电,妈妈发现有四、五只狼睁着绿森森的眼睛,嗥叫着向洞口涌来。显然,是“雷神爷”的伤口腐烂,让野狼嗅到了味儿。妈妈将驳壳枪上了顶门火,但怕暴露目标又不敢鸣枪。她便抓过一把镐头立在洞口,与饿狼对峙,到天色破晓……

    妈妈承受了一个女同胞极难承受的艰险,精心护理“雷神爷”,终于使“雷神爷”死而复生。

    在“雷神爷”康复归队那天,他紧紧攥着我妈妈的手说:“有恩不报非君子,我雷神爷走遍天涯诲角,也忘不了你这女中豪杰!”

    这真是生死之交!没有妈妈,你“雷神爷”能活到今天当军长吗?!要知道,我是妈妈唯一的儿子,尽管你“雷神爷”摆出副“铁面包公”的架势,可妈妈在最关键的时刻求你点事,难道你真会不帮忙吗?再说,我本来就是军机关里的人,军机关也要参战,调我回去并不是啥出大格的事吆!只要你“雷神爷”说一句“这是工作需要”,那就名正言顺了!

    想到这些,我忙给妈妈写了封倍,火速发出。

    我们在阵地上度过了春节。这时,各连的干部配备进行了较大的调整。我们九连的副连长调到团司令部侦察股任参谋去了。曾发牢骚说自己是“鸡肋”的炮排长靳开来,被任命为副连长……

    一个星期又熬过去了。我估计妈妈已收到我的信,我盼着妈妈快写信给“雷神爷”!

    战前的训练已停止,各连都在反复检查携带的装备,开始养精蓄锐了。

    迟了!我调回军部的事看来是办迟了!

    二月十四晚上(后来才知道,此时距十七日凌晨发起进攻,只有五十小时),师里组织排以上干部看内参电影《巴顿》。

    看完电影,已是夜里十一点了。师参谋长通过扩音器大声宣布,说军长正忙着最后审定我们师的作战方案,让大家静坐等待,一会军长要来讲话。

    “嗬,我们的巴顿要来讲话了!”不知是谁这样小声喊了一句。

    我知道,在坐的好多人看完《巴顿》后,是很容易把军长跟巴顿将军联想在一起的。

    少顷,人们探头探脑地说军长来了。我一瞧,正是“雷神爷”驾到!

    雷军长身高顶多有一米七○出头,是个干练的瘦老头儿,绝没有巴顿将军的块头。但他却比巴顿更令他的同僚和部属敬畏。他平时走路也按“每步七十五公分”的“操典”进行,腰板笔直,目光平视,一举一动都显出军人的英武和豪迈,将军的自信和威严。

    他捷步登上土台子,师参谋长忙把麦克风给他左右矫正了一下。

    军长用目光环视了一下这设在山间的露天会场,那俯瞰尘寰的架势告诉人们,他,他统帅的这个军,永远是天下无敌的!

    这时,只见他脱下军帽,“砰”地朝桌子上一甩,震得麦克风动了一下。

    仅此一甩帽,会场便骤然沉寂。静得象无波的湖水,连片树叶儿落下也会听得见。

    在我们军里,谁没听说过雷军长“甩帽”的轶事啊!

    那是一九六七年“一月风暴”席卷神州之后,军机关所在地C市的左派要夺市委的大权,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亲自打电话给军里,让军方支持C市左派夺权,并指出军里可派一名主管干部,任C市“三结合”红色新政权的第一把手。在此之前,军里派出的支左观察小组已把得来的情况报告过军长,军长已知道参加夺权的那位造反派头头,是个偷鸡摸狗的人物;而准备参加‘三结合”的那位革命老干部,则是军长早就一见就烦的“滑头派”……

    军长主持召开军党委会,把军帽猛地朝桌上—甩:“不怕罢官者,跟我坐在这里开会!对那帮乌合之众要夺市委的大权,我雷某决不支持!怕丢乌纱帽者,请出去!请到红色新政权中去坐第一把交椅!”……

    甩帽的后果:他丢了军长的职位,被押进了学习班。

    C市左派夺权后搞得实在太不象话。一年之后,连“中央文革”也不喜欢他们了。军长这才从禁闭式的学习班回到军里。但是,军长的职位早有人占了,他便成了个无行政职务的军党委常委。接着,林彪抓什么“华野山头”,他又一次在军党委会上甩帽,为陈老总评功摆好……

    根据军党委会议记录,十年中军长曾四次甩过军帽。对于甩帽的后果,有几句顺口溜作了描述:“军长甩军帽,每甩必不妙,不是蹲班房,就是进干校。”

    眼前,这“雷神爷”为何又甩帽?人们目瞪口呆!

    只见他在台上来回踱了两步又站定,双手拤腰,怒气难抑。

    终于,炸雷般的喊声从麦克风里传出:“骂娘!我雷某今晚要骂娘!!”

    谁也不晓得军长为啥这般狂怒,谁也不知道军长要骂谁的娘!

    他狂吼起来:“奶奶娘!知道吗?我的大炮就要万炮轰鸣,我的装甲车就要隆隆开进!我的千军万马就要去杀敌!就要去拼命!就要去流血!!可刚才,有那么个神通广大的贵妇人,她竟有本事从几千里之外,把电话要到我这前沿指挥所!此刻,我指挥所的电话,分分秒秒,千金难买!可那贵妇人来电话干哈?她来电话是让我给她儿子开后门,让我关照关照她儿子!奶奶娘,什么贵妇人,一个贱骨头!她真是狗胆包天!她儿子何许人也?此人原是我们军机关宣传处的干事,眼下就在你们师某连当指导员!……”

    顿时,我脑袋“嗡”地象炸开一样!军长开口骂的是我妈妈,没点名痛斥的就是我啊!

    骂声不绝于耳:“……奶奶娘!走后门,她竟敢走到我这流血牺牲的战场上!我在电话上把她臭骂了一顿!我雷某不管她是天老爷的夫人,还是地老爷的太太,走后门,谁敢把后门走到我这流血牺牲的战场上,没二话,我雷某要让她儿子第—个扛上炸药包,去炸碉堡!去炸碉堡!!……”

    排山倒海的掌声掩没了“雷神爷”的痛骂,撼天动地的掌声长达数分钟不息……

    军长又讲了些啥,我一句也听不清了。

    那一阵更比一阵狂热的掌声,送给我的是嘲笑!是耻辱!!是鞭笞!!!

    …………

    我差点晕了过去。我不知是梁三喜还是谁把我扶上了卡车,我也不知下车后是怎样躺进连部的帐篷的。

    当我从痴呆中渐渐缓过来,我放声大哭。

    “哭啥,哭顶个屁用!”梁三喜愤慨地说,“不象话,你母亲实在太不象话!她走后门的胆子太大了!”

    我仍不停地哭。梁三喜劝慰我说:“谁都会犯错误,只要你能认识到不对,就好。仗还没打,战场上有改正错误的机会。”

    眼泪哭干了,我又处于痴呆的状态中。

    天将破晓了,一片议论声又传进帐篷:“军长骂得好,那娘们死不要脸!”

    “战场上谁敢后退,就一枪先嘣了他!”

    是谁们在这样说呵,声音嘈杂我听不真。

    “奶奶的!说一千,道—万,打起仗来还得靠咱这些庄户孙!”是靳开来在大声咋呼,“小伙子们,到时候我这乡下佬给你们头前开路,你们尽管跟在我屁股后头冲!死怕啥,咱死也死个痛快!”

    “哼,连里出了个王连举,咱都跟着丢人!”啊,那又尖又嫩的童音告诉我,说这话的是不满十七岁的司号员金小柱!我下连后,小金敬我这指导员曾象敬神一般!可自打我拿到调令那天起,他常撅着小嘴儿朝我翻白眼啊……

    “别看咱段雨国不咋的,报效祖国也愿流点血!咱决不当可耻的逃兵!”啊,连“艺术细胞”段雨国也神气起来了……

    我麻木的神经在清醒,我滚滚的热血在沸腾!奇耻大辱,大辱奇耻,如毒蛇之齿,撕咬着我的心!

    我乃七尺汉子,我乃堂堂男儿!我乃父母所生,我乃血肉之躯!我出生在炮火连天的沂蒙战场上,我赵蒙生身上不乏有勇土的基因!我晓得脸皮非地皮,我知道人间有廉耻!我,我要捍卫人的起码尊严!我要捍卫将军后代的起码尊严!!

    我取出一张洁白的纸,一骨碌爬起来冲出帐篷。

    我面对司号员小金:“给我吹紧急集合号!”

    小金惊呆了,不知所措。

    “给我紧急集合!”

    梁三喜跟过来轻声对小金说:“吹号。”

    面对全连百余之众,我狂呼:“从现在起,谁敢再说我赵蒙生贪生怕死,我和他刺刀见红!是英雄还是狗熊,战场上见!”

    说罢,我猛一口咬破中指,在洁白的纸上,蹭!蹭!蹭!用鲜血写下了三个惊叹号——“!!!”

    说到这,赵蒙生两手捂着险,把头伏在腿上,双肩在颤动。我知道,他己陷进万分自责的痛苦中。

    “咔”地一声响,又一盘磁带转完了。过了会,我才轻轻取出录好的磁带,又装进一盘。

    良久,赵蒙生才抬起头来,放缓了声调,继续对我讲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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