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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黄效愚与藏丽花的婚礼

    黄效愚与藏丽花的婚礼是一九八二年,那一年,黄效愚二十五岁,藏丽花三十三岁。女方比男方大了八岁,这在当时很出格。婚礼也没几个人,馆子里吃一顿,那年头没包厢,大堂的角落事先订好席位,就一桌人。

    我和朱亮算作男方代表,都是黄效愚的中学同学。我跟黄效愚的私交尤其铁,曾是非常好的哥们。黄效愚突然决定要结婚,骑自行车来通知,匆匆告诉具体的日子。当时我还在大学读书,是大四,眼见就要毕业,正百无聊赖,成天胡乱写小说,听了他的话,非常吃惊。

    我说:“你不会开玩笑吧?”

    黄效愚一向认真,很严肃地说:“这事,怎么会开玩笑!”

    “我真觉得像开玩笑,怎么说结婚就结婚了,”我知道他不是个喜欢开玩笑的人,还是忍不住要问,“你们真准备结婚了?”

    黄效愚不说话,看了我一眼,似乎有些不高兴。

    我继续玩笑,说:“这事有些离谱。”

    黄效愚不说话,低着头。

    我说:“你不觉得她年龄太大了一点?”

    黄效愚仍然低头,不准备讨论这话题。

    虽然也风闻一点消息,我从来没想过,他们会真的结婚。作为老同学,作为曾经的铁哥们,我知道黄效愚不是很有主见。他肯定是中了邪,不得不听命于藏丽花,肯定是落入了圈套,只能乖乖地听她使唤。我和黄效愚从小学就在一起,他这人不但没主见,还经常会在关键时刻,脑袋瓜不好使。

    我说:“好吧,这事也不便多说,既然已决定,也烦不了,你把具体日子告诉我。”

    黄效愚说:“不是已经说了吗?”

    我笑着说:“最好再说一遍,我真没记住。”

    地点是在当时有些名气的四川酒家,我把朱亮也叫去了,黄效愚并没打算喊朱亮,在他心目中,既然我俩关系最铁,有我做代表就行,朱亮去不去无所谓。倒是朱亮很把这事当真,听说黄效愚要跟一位大八岁的女人结婚,满脑子好奇,打破砂锅问到底,一路追问,非要我把知道的事都说出来。

    我说:“你别问我,我知道的也不多。”

    朱亮说:“起码你知道那女的大八岁,妈的,大八岁,这还得了,再大几岁,都可以做他妈了!”

    朱亮的话并不过分,在当时,虽然开始改革开放,满大街邓丽君的歌,流行喇叭裤和留长发,可是从“文革”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毕竟还没开过眼,没见过多少稀奇古怪,女人大男人小,岁数相差那么多,确实不可思议。

    婚宴在中午进行,新郎新娘,加上我和朱亮,藏丽花的外公邵老先生,她的两位同事,她家的保姆,还有一个不认识的人。也没多少婚宴气氛,黄效愚新做了一身西服,这是我第一次看他穿,以后再没见过,不仅颜色不对,而且不合身,怎么看都别扭。藏丽花是件红衣服,颜色有些鲜艳,依旧是大大咧咧,别人没话说,结果从头到尾,为了不冷场,基本上都她一个人在说笑。

    印象深的是婚宴快结束,大厨过来敬酒。此前已来过一次,是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胖胖的,剃着光头,红光满面。这一次来,带着他的一个徒弟,先问菜做得怎么样,是不是还说得过去。大厨是重庆人,在南京待了大半辈子,他的口音仍然听不太明白。藏丽花的外公是湖南人,显然与大厨熟悉,他们说着各自的家乡话,不时发出爽朗笑声。邵老先生一个劲夸手艺好,说很久没吃到这么正宗的川菜。

    后来我才知道大厨是位高人,早在民国时期,已大名鼎鼎,为许多党国要员做过拿手菜。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南京的各个角落,不经意地就会遇到一些遗老遗少,那天的大厨便是个最好例子。敬完酒,大厨吩咐徒弟去取文房四宝,笑着对邵老先生说:

    “老先生还中意这几样菜,我也算是踏实了。俗话说,择日不如撞日,今天你既然来了,我怕是不能轻易放过,怎么也得让你给我写几个字。”

    说话间,文房四宝已取来,除了求字,大厨说他还写了几首不像样的诗,也希望老先生提意见。邵老先生先看那诗,很认真地看了一会,不说话。大厨被他的严肃弄得有些紧张,很扭捏地笑着,看了看周围的人,连声说出丑,说自己一个粗人,偷偷写着玩玩,完全是瞎闹,让老先生见笑了。

    邵老先生将诗稿递给黄效愚,叹气说:“这诗的好坏,你们怕是看不懂,不过,这字写得是真不赖,你看是不是。”

    黄效愚接过诗稿,很认真地看。藏丽花也把脑袋伸过去,只扫了一眼,笑着说诗好坏她也不太懂,不过一看这字,就知道是学的米芾。

    大厨听了很兴奋,笑着说:

    “大小姐好厉害,好眼力,我学的正是米芾,可是一点都不像。”

    藏丽花很随意地又说了一句:

    “一个馆子里的大厨,能把字写这么好,很不错了。”

    藏丽花还以为自己是在夸人家,厨师的脸上立刻有些挂不住。邵老先生连忙打圆场,说三百六十行,行行都会出状元,大厨和大厨,区别也太大了。大厨脸上仍然有些难堪,很勉强地笑,嘴上敷衍着,说老先生说得对说得好,心里依旧不痛快。邵老先生无话可说,便说把你的那本册页拿给我看看,先看看别人都说了些什么。他的意思是说已准备题字了,大厨很高兴,吩咐徒弟赶紧磨墨。

    邵老先生说:“不着急不着急,让他们年轻人开开眼,先看看你的册页。”

    大厨的那本册页今天要是拿出去拍卖,一定能值很多钱。先说这上面的名人字,不是达官,就是贵人,都是民国时期的大好佬。因为这次婚礼,我总算有机会第一次亲眼目睹于右任的真迹。目睹到吴稚晖的手书,与他们常见的字体不一样,于右任的不是草书,吴稚晖的不是篆书,从收藏的角度看,这样或许更有价值。还有知名文人和书家的字,我记得有胡小石的字,有高二适的字,最难忘的是徐悲鸿题词,虽然时间隔得很久,内容我还能记得:

    一怒定天下

    千秋争是非

    “好一个‘天下’,好一个‘是非’!”,邵老先生对那幅字看了半天,很是赞赏,笑着说,“我的字不能和他们放在一起,还是写在纸上吧。”

    大厨说:“老先生不要客气,今天把这个宝贝拿出来,充分说明了我对你老先生的敬仰,说明了老先生在我心目中的重要位置。不瞒你说,早就预留了位置,就等着这一天,不相信的话,老先生看这后面的几页,还空着呢。”

    大厨的徒弟开始磨墨,藏丽花瞥了一眼,对一旁的黄效愚说:

    “喂,别傻坐那,这事还是你来做合适,你去磨墨。”

    黄效愚立刻站起来,看了我和朱亮一眼,屁颠颠去磨墨了。不一会墨磨好,旁边一张桌子也腾空,铺上了毛毡,等着邵老先生去题字。我们众目睽睽地看着,到这时候,邵老先生再也推托不了,叹气说自己老了,手腕上已没力,眼睛更是花得厉害,说恭敬不如从命,只怕是写了字,糟蹋了这本珍贵册页。

    邵老先生写了什么内容,已记不清楚,能记住的只是他很不满意,不住地唉声叹气。大厨在一旁十分客套地叫着好,我和朱亮因为不懂书法,也说不清楚那字到底怎么样,只能傻乎乎地看热闹。藏丽花和黄效愚很认真地打量着邵老先生的字,不发表任何意见。

    “丽花,你也来写两个字吧,”邵老先生忽然想到应该让外孙女露一手,“你的字,现在比爷爷都好,这里反正有纸,你来写。”

    藏丽花不表态,大厨看了她一眼,有些客套地让她写字,似乎还不太相信她真能写。

    邵老先生说:“对了,忘了说了,今天是我外孙女的大喜日子,我来介绍一下,这个是外孙女婿,他们两个,都还能写上两笔。”

    黄效愚一个劲摇手,说:“我不行,我写不好。”

    藏丽花很爽快,说:“写就写,爷爷,你说写什么?”

    “你的字大了好,写两个大字,”邵老先生想了想,说,“就写‘好吃’这两个字。”

    “好吃!”

    “对,就写好吃。”

    “一个好,一个吃?”

    “不是好坏的好,是好,就是喜欢的意思。”

    藏丽花看了看笔,又看看纸,嫌弃地说:“这笔太小,大字写不了,写不好。”

    大厨不服气地说:“大小姐要别的没有,想要大的笔倒没问题,你要多大的?”

    “越大越好。”

    “越大越好?”

    “大笔写小字没问题,”藏丽花有些傲慢地说,“小笔写不了大字。”

    前不久,正好请了书法家来题店名,临时买了几支斗笔,大厨便吩咐徒弟赶快去取。不一会,笔拿来了,确实是很大的斗笔,藏丽花取了一支最大的,用手指捻了捻笔毛,先在水里浸了浸,示意黄效愚替自己铺纸,然后就蘸墨,凝神想了一会,一气呵成写了两个酣畅淋漓的大字。

    那大厨真的懂点书法,看了目瞪口呆,连声说:

    “好字,好字,真是好字!”

    在学雷锋的日子里

    说来话长,第一次见藏丽花,还得往前倒退十年。黄效愚与我同年出生,也许正好经历青春期的缘故,虽然只大了八岁,可是在我心目中,真觉得藏丽花要大出许多。随着年龄的增长,年岁差距会相对缩小,同样的道理,岁数越小,差距就会觉得越大。第一次见到藏丽花的时候,她已经二十三岁,已经有男朋友,而我们才十五岁,发育还不久,刚开始长个子。我和黄效愚都属于发育迟缓,个子很矮,是标准的“僵公”,一直坐在第一排。

    那时候读高一,正好遇上学雷锋。在我的学生生涯中,学雷锋的日子并不多。从一九六四年开始上小学,到一九七四年中学毕业,基本上都文化大革命。“文革”的基本要点是阶级斗争,是路线斗争,整天斗来斗去,整天批判学习。反正都弄不明白,只记得为什么事,突然要让我们学习雷锋。

    对于中学生来说,学习雷锋就是做好人好事。班主任让大家成立兴趣小组,让我们想出各种为人民服务的办法。记得当时最出风头的就是朱亮,不知道从哪弄来了几根针灸针,一小瓶酒精棉球,加上一本《赤脚医生手册》,便无师自通地替人治起病来。那完全是种表演,为了打消大家的顾虑,他在手掌上到处乱扎,把所有的针都扎在自己左手上,然后缓缓举起来给大家看。我们的班主任对朱亮的冒险精神很佩服,她是一位结婚不久的大龄女教师,还没生过小孩,那时候正怀着孕,自告奋勇地让朱亮给她扎针。

    朱亮给班主任做示范,这是他给人扎针的基本程序,先在自己身上扎给别人看。朱亮将自己裤管卷了起来,用手指在膝盖下按来按去,告诉别人足三里的位置,取出酒精棉球,擦针,再擦穴位,轻轻地将针扎进去。接下来,他开始正式给班主任扎针了,班主任十分大方地卷起裤子,裸露出了半截白花花的腿肚,在针即将深入进去的那一瞬间,她突然害怕了,众目睽睽之下,像女学生一样尖叫起来。过了一会,班主任才开始缓过神来,以命令的口吻,招呼黄效愚过去帮忙。

    她说:“黄效愚你快过来,我裤子要掉下去了,你帮我拉一下。”

    这以后,一直到高中毕业,同学们背后开玩笑,都会带点色情意味地对黄效愚说,班主任的裤子又快掉下去了,你快去帮她拉一下。

    在一开始,我和黄效愚参加了朱亮的兴趣小组,与他一起研究那本《赤脚医生手册》,试着记住人身上的各个穴位。很快我们决定另起炉灶,因为像朱亮那样替别人扎针,我们不敢,没完没了地给他当试验对象,让他在身上乱扎,又心有不甘。最可恨的是朱亮还十分小气,从来不肯把《赤脚医生手册》借给别人,这书上有男女生殖器官的介绍,在那个特定年代,那些简单的示意图和解剖图是我们获得性知识的启蒙秘籍。朱亮自恃有这么一本宝书,常常差使别人为他做这做那。

    我们决定成立一个理发兴趣小组,货真价实地学门手艺。为了实现这一理想,首先要想办法弄到理发工具。在当时,买一把理发用的推子,意味着要花很多钱。我决定偷偷地给北京的祖父写信,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很少向父母开口要钱,也许是他们从来就不知道要给孩子零花钱,也许是他们曾经拒绝了我,反正在开口要钱这件事上,我变得特别有自尊。所以会给祖父写信,是因为老人家从来就不拒绝,只要我开口,不管合不合理,他都会满足我。

    很快收到了寄来的包裹,在一个小木盒子里,放着理发专用的推子,还附了一封信。我已记不清祖父当时的态度,是赞成学理发,还是反对。这已经不重要,万事俱备,东风也有了,理发工具到手,可以开始大干一番。我们开始拿对方做试验,找了个没人的地方,用一张过期报纸围住脖子,再用小木夹子夹紧。这办法很搞笑也很糟糕,很快,剪下来的碎发浑身都是。我们的手艺都很差劲,心里想这样,结果却总是那样。为了如何下手,推子应该沿着什么角度运行,我们争来争去,到最后,越忙越乱,越来越没办法收拾,只好硬着头皮去理发店,请正规的理发师傅帮忙收拾残局。

    理发店的陆师傅看着我们惨不忍睹的样子,忍不住哈哈大笑。正在理发的顾客也纷纷回头。对着我们黑白分明的发型忍俊不禁。我和黄效愚的脑袋上就像让猪拱过一样,这边多出一缕,那里少了一撮,要多滑稽有多滑稽。因为就在家门口,说一口扬州话的陆师傅看着我长大,对我很熟悉,他一边收拾残局,一边绘声绘色地教训,说小炮子则都学雷锋,我们剃头的就不要吃饭勒。等到头发收拾完,我们才想到身上分文没有。陆师傅说你们学雷锋不丑,总不能让我也跟着一起学,再说了,剃头店也是公家的,不收钱,就是慷公家之慨,就是挖社会主义的墙脚。最后也没收钱,不但没收钱,陆师傅还答应收我们做徒弟。当然也不会白白就放过,他的开恩是有条件的:

    “乖乖龙地咚,都晓得你家爹爹有点名气,字也写得不丑,要是你能把我一张字,今个这账就算勒。”

    “小炮子则”和“乖乖龙地咚”都是地道的扬州话,前者相当于小兔崽子,是一种表示亲昵的骂人,后者表示惊叹,有点不得了的意思。他也许只是随口说说,那段时候,我一门心思想学理发,一口就答应下来。第二天,拿着一张祖父的手迹,我和黄效愚又一次去理发店,陆师傅正帮人刮胡子,看见我们,说又跑来干什么,一边说,一边抹肥皂沫,拎起椅背上的一根布带,在上面来回磨剃胡须刀。他没想到我们会当真,说要想学理发,先得学如何刮胡子。又说过去当学徒,光是这个刮胡子,就得学上一年。说着,试了试刀锋,十分熟练地刮胡子,刮完,又绞了一把热毛巾给顾客。老式的理发椅可以平躺下来。刮完胡子,把椅子放正,很娴熟地为顾客掏耳朵,掏完了一只,再掏另外一只。一切都忙完,收了钱,才从我手中接过祖父的字,一边看,一边连声说好,说这字真不丑,然后递给那位正准备起身的顾客,请他发表意见:

    “老师傅,看看这字,是不是不丑?”

    这位被称为“老师傅”的顾客,就是藏丽花的外公邵老先生,当时最流行喊“师傅”,男女老少都这么问候。邵老先生接过祖父的字,很认真地看着,不发表任何意见。过了一会,他回过头来,看着我和黄效愚,百思不解地问为什么要学理发。

    邵老先生说:“你们不好好读书,学剃头干什么?”

    陆师傅说:“学剃头好呀,什么年头都有饭吃!”

    学理发的热情很快过去,首先没人愿意当试验品,我们自己也是心有余悸,害怕会把别人的头发剃得不成样子。当时的兴趣小组,办得有些声色的是书法小组。我们的班主任教化学,对美术有着非同寻常的兴趣,对书法小组的关照也最多。她出面跟工宣队商量,把同学们的作业布置在楼道橱窗里,供大家参观。有一天放学,黄效愚很认真地跟我商量,打算参加书法小组。他要参加的理由,是觉得自己真要写毛笔字,肯定比橱窗里所有的字都好,好得多。

    黄效愚不是个高调的人,虽然生长在军队干部家庭,身上没有一点军人的豪气。他很少说自己好,可是一旦敢说比别人强,就一定是真的出色。那时候,我还不会想到日后,想不到他真能写出一手好字,只是觉得他的想法太突然,想参加书法小组的理由说服不了我。黄效愚是我最好的朋友,通常情况下,干什么事我们都能保持一致,共同进退,从来不会单独行动,但是我当时对书法真的一点兴趣都没有。

    黄效愚很失望,小声嘀咕着,一脸不高兴。看得出他是真想参加这个书法小组,那时候,我们的关系不是一般的好,是非常的铁,黄效愚不是很有主见,却绝对讲义气。如果我不参加,他就不可能去参加。我的放弃,也意味着他不得不放弃。果然,我明确表态自己不阻拦,他可以一个人参加,黄效愚立刻摇头,斩钉截铁地说:

    “不,你要是不参加,我也不会参加。”

    快分手的时候,我突然想明白他为什么要参加书法小组。我一下子就想明白了,相信黄效愚一定是为了朱越。朱越是班上很漂亮的一个女孩,很多男孩子都在偷偷地暗恋她。那年头中学生男女绝对不会说话,平时面对面,一个个都跟仇人差不多。私下里,黄效愚曾向我表达过对朱越的好感。这样的坦白很不容易。应该说非常出格,那时候,爱这个字眼就是罪恶,就是下流,就是无耻,就是想耍流氓。无论我们在心底里喜欢什么女生,也只能把秘密埋藏在心灵深处,绝对不会把它说出来。黄效愚却傻乎乎地对我说了,说他很喜欢朱越,说朱越长得真是漂亮。

    “朱越有什么漂亮,我一点都不觉得她漂亮。”其实我也很喜欢朱越,故意做出一点都不在乎的样子。

    “你为什么不觉得她漂亮?”

    “不为什么。”

    黄效愚有些放心了,我跟他喜欢的不是同一个女生,两个好朋友不会因此争风吃醋,不会因此破坏友谊。按照规则,既然他把秘密告诉我了,我必须有所回报,也说出自己心仪的女孩。我支支吾吾不肯说,他紧追不放,一定要问出所以然。最后,我让他逼急了,胡乱地报了一个女孩的名字。

    显然,我跟黄效愚最后参加书法小组,完全是因为朱越。朱越是书法小组的骨干,相比之下,她的字在当时也是写得最好的。我们很容易地就参加了这个小组,班主任很高兴我们的这个决定,她有些想不明白,为什么会拖到现在才想到参加。我们无话可说,站在办公室里傻笑。接下来,让我们没想到的一幕发生了,班主任突然拉开了抽屉,从里面拿出两支毛笔,十分大方地送给了我和黄效愚。

    那时候,新华书店很萧条,连一本最普通的字帖都没有,我们在里面转了一大圈,什么也看不到,只能怏怏往回走。好在黄效愚家有一本很破的旧字帖,还是他爹转业前借的,上面还盖着某某部队阅览室的大红公章。是一本颜真卿的《勤礼碑》,我们也不明白那字是好是坏,就在那天下午,就在黄效愚家,就在他们家吃饭桌上,我们照着帖上的字迹,开始了一笔一划,写了平生的第一张毛笔字。

    一个星期后,让班主任看作业。班主任很认真,一张接一张地看,一边笑,一边表扬鼓励。她随手挑了几个字为我们讲解,说哪一笔可以,哪一笔不太对。正好那天书法小组有活动,要请一位老先生来给大家讲课。也许想到朱越的缘故,我和黄效愚不约而同有些兴奋,让我们感到更意外的,那天来讲课的老先生不是别人,竟然是位见过的熟人,就是那天在理发店遇到的“老师傅”,就是邵老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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