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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悔少年时

    我1942年6月4日出生于四川省成都市育婴堂街。母亲生我前,已有三子一女,最小的女儿已经8岁。当时家庭生活困窘,母亲不想再添累赘,便遍求偏方,想在孕中把我打掉,但那些偏方统统不灵,最后还是只好把我生了下来。

    当时正处于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父亲出于爱国热情,给我取名“心武”。“心”是排行,“武”是要以武力驱逐日寇的意思。

    后来母亲一度带我回到老家安岳县。我的祖籍是安岳县龙台场高石梯,那是一个极其偏僻的村落。尽管后来我不只一次回过安岳县城,并且有一次还回到过龙台场,但始终没有回到过那个村落。老家安岳县永远能在我心中唤起一种难以言喻的亲切感,我记得它的一家理发馆中,有着一面用4排24把蒲扇连缀而成的大扇子,用滑轮和绳索构成一种机关,理发师傅给顾客理发时,可以用脚踩得它上下扇风。也许如今它早已被电风扇取代了吧,但故乡的那种特殊情调,既已储留心中,却是任何新奇的东西都不能淡化的。再后来我家定居重庆。我们住在南岸,隔江与重庆城区相望。推开我家房舍的窗户,长江永无止息地流淌着,对岸是密密麻麻的“吊脚楼”,纤夫那悲壮的号子声一起一落地飘来,缝缀着大补丁的灰帆时隐时现地浮过……晴天很少,雾气常来,到了晚上,对岸的万家灯火仿佛无数只一眨一眨的眼睛,使我感到无比神秘。

    我便在那雾蒙蒙的山城度过了我耽于幻想的童年。

    1950年,我父亲被调往北京工作,我们全家随往。从此,我便一直生活在北京。

    刚到北京,我是一个顽固的“小川佬”。因为错过了新学期的开始,住家附近只有一所私立小学愿意接收我当插班生。我插进去以后有很长一段时间坚持说四川话,其实我心里早就会说北京话了,可就是不好意思开口,弄得老师皱眉、同学取笑。我记得有一天同班一位同学不知为什么事同老师顶了嘴,那老师气恼之下,便把他从我们三年级教室拖拽到了二年级教室,当场宣布了他的降级。这件事给了我一个强刺激。我在生活经历中第一次体验到了对不公正的事情的义愤。我忍不住对同座的同学说:“干吗?!”这大概是我第一次在公共场合说北京话。

    那所私立学校从校长到教师概由一个家庭的成员充任,整个学校的气氛令人难以忍受。不等国家对它实行接收、改造,我的父母就让我转到了另一所公立学校,在那里我戴上了红领巾。我是一个平庸的学生,最令我难忘的业绩,是有一回学校举行讲故事比赛,我竟被推选为班上的参赛者之一。经过反复预习和试讲,我终于在众目睽睽下登上了赛台,但我刚站定便失去了原有的灵感与勇气,结结巴巴地支撑到故事的结尾,在同班同学责备的目光和啧议中走下了赛台。从那回起我就明白,在人生的途程中,我要想取得成功就必须付出比别人更多的代价,因为我太笨。

    有一天下午,午睡后跑去上学,发现旁边的座位是空的——一直空到下午放学时。后来老师告诉大家,我的同座中午跑到城外窑坑游泳,淹死了。老师严肃地发表着由此派生出的训诫,我一句也没有听进去,只想着那同学上午还活现于我眼前的声容笑貌。头天下午上课时,我还用指甲在他那黝黑的胳膊上划出过白道,可是他竟从此消失了。这是我头一回生动而具体地体验到死亡的含义。后来我上了中学,直到初中三年级才懂得用功。到了高中,我的成绩更好一些,可是我取得好成绩是不容易的。刚上高一,物理老师第一次提问我,我就答错了,而且错得很蠢,我把每1米等于3市尺记成每1米等于33市尺。物理老师自然给我记了一个2分。后来我比学习其他功课更加卖力地学习物理,但物理老师对我的印象很坏,他教了那么多年书,连1米等于几市尺都记不清的学生似乎只碰上过我这么一个,这很伤他的自尊心。他再没有提问过我,但渐渐地他惊讶起来,因为在后来每次的测验、期考我都得的是5分。期末考试采用的是从苏联学来的抽签式面试,我抽到的题签是一道最难的力学题,又要讲出道理又要计算准确,我战战兢兢然而仔仔细细地完成了全部要求。物理老师瞪圆了眼睛望着我,他似乎是很不情愿地给我记下了一个5分,但最后的学期总评,他还是只给了我一个4分。这件事使我进一步认识到我并非聪慧之辈,我会在最简单的问题上失足,而为了挽回损失我往往要付出最大程度的努力。当然,另一方面我又充满了幻想。我觉得从打破世界举重纪录到成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著名导演,从成为一名考古学家到发明出一种新型的建筑材料,在我来说都无妨一试。生活似乎为我提供了无限丰富的可能性。但是高中毕业以后出现了我以前未曾料到的局面。在高考中我遇到了挫折,不是没有考取,而是考上了一所排列在所有招生院校最末一名的北京师范专科学校。

    一位高中同学,原来是近乎崇拜我的,不仅是因为我学习成绩比他好,更因为他知道我常在《北京晚报》上登出文章,并且高考期间广播电台所播出的一出儿童快板剧,便是由我改编的,可我竟同他一样只考取了北京师专。在到师专报到时我们遇上了,他毫不掩饰、淋漓尽致地当众倾泻了他对我的鄙夷——这个强刺激使我对人生有了更深刻的体悟。

    可是我自己并不认为我一定得上北京大学。我从上师专起开始离开家独立生活,我渐渐觉得去当一个普通的中学教师也不错。我以优异的学习成绩毕业于北京师专,被分配到北京第十三中学教语文。走上工作岗位以后,自然更明显地暴露出了我的种种缺点和弱点,但有一个优点似乎是谁都承认的——我安心教学工作,备课认真,讲授生动,学生们的反应总是不错。

    我上学比同代人早,所以从师专毕业时才19岁。我一到北京十三中就教初二的语文课,只比我的学生大4岁。现在他们当然都早已走向生活,有的现在还能遇上,他们对我执弟子礼,使我很尴尬——因为我们实际上是同一代人。

    从1961年夏天参加工作到19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爆发,正是我从19岁到24岁的青春岁月。我是一个默默无闻的、缺乏社会生活经验的、性格偏于内向的中学教师,但我觉得自己生活得问心无愧,而且精神上很充实。我读了不少书——不仅是文学书籍,也有不少哲学、历史、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我熟悉了不少人——不仅是学校的干部、教师和所教的学生,更吸引我的往往是学校扫地的工友和冬天来烧锅炉的临时工,以及那些处于北京社会生活最底层的学生家长——建筑工人、三轮车夫、电车售票员、小饭馆炸油饼的炊事员、处于并不重要的路口的交通民警……及至于以拣废纸、看守自行车为生的老头儿老太太。我从他们当中发现了许多令我惊愕的世态人心,更发现了强烈而持久的美。

    那一阶段我的生活天地很小。学校就是那么大,平日能够延伸出去的生活领域也就是北京北城钟鼓楼、什刹海一带。中学教师几乎没有出差的机会,参加一次到天津兄弟学校的取经活动,对我来说便是生活当中的一桩大事。但就在那几年里,我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北京人,我的普通话说得别人绝听不出四川口音,还能以极够味儿的北京土腔同学校里的工友对话。例如天气闷热时,便会说:“这天哪,盖了盖儿啦!老爷子烟高粱秆儿啊,邪乎!”语言还在其次,我觉得自己已能体会到“老北京”的种种特殊心境。我没有忘记祖籍安岳那些赭色的丘陵,没有忘记成都武侯祠的柏林,没有忘记嘉陵江畔的帆影,但我认为自己已经成了一个北京人——直到今天我写小说,从构思到落笔都使用北京话便是明证。

    19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雨袭来时,我在政治上还完全处于懵懂状态。解放后在此之前的历次政治活动,我因为年龄小都没赶上过。1957年“反右”时我刚上高中,只知道校长和几位主任以及十多位教师都被划成“右派”了,后来陆续不见踪影。但那时教师搞运动单在一间不让学生进去的大屋子里挂大字报、开批判会,所以我和同学们照样悠游嬉戏,并不知道那间大屋里出现了一些什么场面。我上师专时党内有过一次“反右倾”,但我连团员都不是,自然未受触及。参加工作以后,我才加入了共青团,但1964年以后搞“四清”运动,学校里虽然也抽了一些人去参加,我却一直留在教学岗位上教我的课。

    “文化大革命”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气势一下子君临了我们那所小小的学校。我不可能是“革命造反派”,因为尽管我比那些“造反”的高中三年级“小将”大不了几岁,但已属天然应受冲击的教师群中的一员。我也不可能一开始就成为冲击对象,因为无论当“走资派”,还是当“反动权威”我都不够资格。我确确实实给吓坏了——因为几天之内,“造反”的“小将”就在校园里打死了好几个人,有他们认为“该死”的“臭流氓”,也有从校外拉来打死的“反动资本家”,学校的党员干部和一些老教师在武斗中被极其粗暴地践踏了人格。在那样一种狂热和恐怖交织的气氛中,我内心里既充斥着对理论的崇拜,又充斥着对实践的怀疑,我的灵魂被煎熬得好苦。

    后来冲击波渐渐逼近了我。我在《北京晚报》上发表的一些“豆腐块”就刊登在邓拓的《燕山夜话》旁边。其中一篇文章认为京剧改革虽好但不宜取消小生等行当、水袖等技巧,再加上我在课堂上所讲的也被回忆出不少“放毒”的成分,于是出现了揭发我“反动言行”的长篇大字报。后来有一天,“群众专政小组”便在校门内贴出了大幅告示:当天下午两点半于操场召开批斗刘心武的全校大会,主要罪名是“猖狂反对京剧革命”和恶毒攻击江青。那天中午我照常到食堂吃了饭。胃口不大好,但也还吃得下去。回到宿舍,我躺在一把旧躺椅上,自己也感到吃惊——我何以这样镇静?我没有萌生自杀这类念头,只祈求挨斗时他们不至于把我打死或致残——所谓“群专小组”当时完全干得出这种事。后来我听见有人敲门,便本能地跳起来打开了门——门外是我教过的一个学生。

    这件事至今回忆起来还令我战栗。敲开我门的那个学生是一个我曾倾注过大量同情的弱者,他的父亲运动一开始便被本单位“遣返回乡”,并且据说一抵达乡里就被打死了。他的母亲和我一样也是中学教师,因为丈夫的问题处境维艰。他本人则被同学们视为“狗崽子”,不仅无资格参加“造反”,有时还要受到诟骂。我曾在他母亲情绪最低落时,壮着胆子去他家看望过他母亲和他们三个兄弟,在“红五类”同学辱骂他时,给予过劝阻。但我万没想到那天中午是他来敲开了我的门,并且他脸上呈现出一种明白无误的恶意的好奇感,他那表情就像用文字书写出来一样,令我终生难忘——“啊,今天下午要斗你,你中午呆在这儿干吗呢?我可得兮兮(北京话:“看看热闹”的意思)……”是我理解错了吗?不,原来他后面还有几个具有同样好奇心的“红五类”,他看来不像是被逼迫着来打头阵的,因为他的表情松弛而生动——我一开门他便望着我得意地假装咳嗽。我使劲撞上门,倒在躺椅上,我遍体清凉,我这才懂得世上有超越我个人悲剧的更大更深的悲剧——心灵沉沦的悲剧。

    后来那次批斗我的会戏剧性地延期了——仅仅是因为“中央首长”发表了一个什么新的重要讲话,必须倾校而出去游行欢庆。而学校偏又进驻了新的“工宣队”,据说“工宣队”的区指挥部看了“群专组”上报的关于我的材料,认为我的“罪行”还不到“全校揪斗”的程度,我便被从轻发落——派到农村劳动去了。后来我也算太太平平地经历完了整个“文化大革命”。就我个人而言,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也没有多少值得特别惭愧的。我实在只是个最平常不过的人,经历着最平常不过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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