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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努努书坊->《晚清七十年(五):袁世凯、孙文与辛亥革命》->正文
第3章 乱世抓枪杆,有枪便有权

    袁世凯的一生事业是在朝鲜开始的。在朝鲜他虽然铩羽而返,但所学到的本领和累积的经验,却是其后毕生事业的基础。

    举其大者:袁在朝鲜学会了与东、西洋人直接打交道的本领。在他那个时代,慢说是与洋人办外交、耍国际政治,一般政客对洋人都是一无所知的。一旦碰到洋人洋务,便手忙脚乱,乱来一泡,因此所受到的灾难也是至为惨痛。笔者在另篇谈“八国联军”之役,就说过大学士老进士徐桐父子,因不谙外情,便弄出减门之祸(一家女眷十八人集体自杀)!那时的西太后和她的亲贵四人帮,竞也胡涂到对十一个帝国主义同时“宣战”的程度——这都是对洋人毫无所知;一旦面临紧急情况,便方寸大乱,胡干一泡的结果。可是袁世凯经过朝鲜那一段,他就是个“洋务专家”,知彼知己;遇事就不会那么胡来了。

    比洋务更为重要的则是袁世凯在朝鲜也学会了带兵和练兵。前文已百之,袁在朝鲜为韩王练了一支五千五百人的现代化亲军,使藩邦朝野大为叹服。韩王李熙不但要委派他做韩军总司令,还送他美女四人以为奖励呢!

    二十几岁的袁老四,一个科考落第的秀才,哪来这大本领呢,说穿了也没啥稀奇。要了解袁世凯,我们还得看看转型之前的中国旧式兵制。——须知咱中国人搞军事,最高境界本是文人将兵。你看诸葛亮,连匹马也不会骑。指挥大军作战不用指挥刀,却坐着独轮车,用把鹅毛扇,摇来摇去。等到上帝宠召了,那个“死诸葛”,还能吓退“生仲达(司马懿)”呢!——这个半真半假的故事,本是中国重文轻武传统中,文人的骄傲和牛皮;谁知到了清朝,它竟变成了事实和制度。

    原来在公元一六四四年,当那位不祥的人物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时,全部清兵一共只有“八旗”六万人。后来再加上“汉军八旗”和“蒙古八旗”也不过二十四旗。最高额亦不足十五万。那时中国本部十八行省人口上亿(十足人口),至乾隆已逾四亿。十五万“旗兵”何能统治上亿的“汉民”呢?所以清初的“外来政权”,只好沿用明朝原有的“卫所制”。各省政府保留原明朝职业军人的卫所二级,为地方警卫武装,以维持各省治安,“以汉治汉”。——这一大明遗规,我们今日还剩个“威海『卫』”。天津市原名也是天津“卫”;今日南京还有个孝陵卫。国府统治大陆时代,县以下的乡村政府叫区公“所”,和乡、缜公“所”。用的都还是明代的老名称。

    这种旧卫所所辖的汉兵,在明原为国防军,约一百万人;在清就变成各省区粮饷自筹的保安队了。此一省防军在清代兵制中叫做“绿营”。清初各省共有绿营兵六十六万人;中叶稍减。分布地区以沿海各省(包括水师)及边陲地区为重,内部较少;安徽最少,不足万人。(见《清史稿?兵志》)

    这一绿营制度,清初已遭疑忌,“三藩之乱”(一六七三~一六八一)以后,清室乃蓄意约束;绿营之中,将不专兵。省级指挥官,提督、总兵等皆受制于科甲出身的文职官员的总督和巡抚;而督抚之间又相互制衡。这就逐渐变成清代重文轻武,以文人将兵的传统制度了。其后不但“绿营”如此,连“八旗”都统,亦更调频繁,将不专兵。

    清廷这种重文轻武的政策自然是有其严肃的政治目的。它要使像三藩祸首吴三桂那样的武将专兵的汉族藩镇,永不再见于大清帝国。——走笔至此,笔者不禁想起某次在台北街头搭出租车的趣事。在行车途中,那位青年司机正在收听台语“地下电台”。余亦倾耳细听之,竟一句不懂。但是有三个字却听得极为清晰,那就是了“……吴三桂……吴三桂……吴三桂……”,吴三桂三字何以如此重要?颇为不解。后来听朋友相告,说我的哥大小友,民进党籍的张旭成博士也曾说过,所有在台湾的“大陆人”,都是吴三桂。闻之不禁大笑。——历史的发展,真是日月如梭。时间和历史自会解决其“历史问题”。很快的这些目前小故事,就会变成历史上的小掌故,供读史者笑乐一番。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这也是个历史的“必然”吧!思之忍俊不禁。

    总之,清廷这一重文轻武的政策,走火入魔的结果,不但汉族再无藩镇专兵,连那些原有高度尚武精神的满蒙武夫,亦渐染汉习,以不文为可耻,而摇头晃脑去做起诗来,致使一些像袁枚(一七一六~一七九八)那一流的无聊文人,去乘势投机,攀援权贵。余读《随园诗话》,有时就要出而哇之。

    文人将兵既成制度,则大清帝国,尤其是汉族之中,便没个真正的职业军人作统帅或封疆大吏。以致鸦片战争一起,领军去和“英夷”开打的不是职业军人的“李广”或“霍去病”,而是诗文做得顶刮刮的翰林学士林则徐。英法联军时,最初文武一把抓,独当一面的叶名琛(一八零七~一八五九),也是一位进士。最后弄成“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却被英国人捉到印度去当俘虏。

    其后八旗、绿营都腐烂了,不能再用;另组“湘军”、“楚军”、“淮军”、“自强军”、“定武军”、“武卫军”、“新建陆军”……几乎所有的军头从曾、左、李、胡开始,到张之洞、胡燏棻、袁世凯,都是清一色的文人。其中曾、李、张且是翰林学士,文采风流。曾、张在中国近代文学史、思想史中,都有崇高的地位。纵是李鸿章也是位天才横溢的文学作家。——笔者幼年曾能背诵李鸿章考秀才时的墨卷,文题曰:“天台仙子送刘阮还乡赋”。那时才十几岁的李鸿章,竟能改窜《西厢记》,写天台仙子送男友还乡“拜拜”时,叮咛道:“……野店风霜,何妨晏起;荒村雨露,慎忽迟眠……。”(真是依依下舍,一派深情!)考他的那位府考官,显然也是位多情人物,阅卷后,大为感动,乃批说;“大盗劫人,不倍事主……天才也。”这一批,小小鸿章就做了“犯法可免打屁股”的秀才了。二十一岁“中举”,二十四岁成“进士”。

    3.1 头戴红顶花翎作战的淮军

    这些能够“将兵”的文人之中,“文采”最差的,那可能便是袁老四了。他是个“务实派”;至少不是“感情中人”。在他笔下,讨一房姨太太,也叫做“置办”——等于是买一件家具——沙发、摇椅、毛巾、夜壶一般。所以他对崔莺莺小姐那种脉脉的送别柔情,什么“荒村雨露宜眠早,野店风霜要起迟。鞍马秋风里,无人调护,〔甜心呀,侬要〕自去扶持……”是不会发生太多生理反应的。笔端不带感情,所以他就考不上“童子试”了。

    但是袁世凯却是这批文人中,弓马娴熟,真正打绑腿、扎皮带,下得操场去,喊“立正、稍息、开步走”的实际的练兵官,和带兵官。

    本来清廷搞“重文轻武”的原意,就是吃定了这批经过“十年寒窗”磨折,手无缚鸡之力;只会下围棋,不能拿大刀;只会坐独轮车,不会骑马的“文人”,做事畏首畏尾:给你带兵,你也不愿(因为孔孟之学的大洗脑),更不敢(因锐气已挫)去造反!

    可是清廷这项设计到袁世凯时代,就是不才所说的要“转型”了。——事实上,袁世凯的“小站练兵”,便是中国“陆军军制转型”的开始。(注意:海军转型较陆军要早二十年。笔者拙文谈马尾海校时,曾细述之。)

    在此之前的“湘军”、“淮军”,打起内战来,虽也战功赫赫,但他们都是小脚放大的半调子部队。——刘铭传与太平军和捻军作战时,是头戴“红顶花翎”去冲锋陷阵的(见罗刚编《刘公铭傅年谱》上册?同治六年)。那时太平军作战,尤其是破城庆功时,穿的则是明朝袍套,看来像一场“京戏”大合唱。笔者出生的那座唐家圩(音围),一度曾是淮军对捻军作战的后方非正规的兵站。在被中共土改队挖土三尺,全部拆毁之前,曾留有(不开花)千斤重炮四尊;重二百五十斤的大刀两把(武考用的),强弓硬弩数十张;“抬枪”、“鸟枪”不计其数——硬是十八般武器样样俱全……,这些大概都是淮军换用新武器或裁兵时,遗留下来的“废物”。——这座规模并不太小的“淮军武器博物馆”,如留至今日,说不定可为本地“无烟工业”捞一笔门票钱。可惜当年搞土改的地方共干见不及此。自毁财源,就把这些古董胡乱的糟蹋掉了。据说那些大炮、大刀被用专船运往芜湖铁厂,锯成废铁出售,也没有捞回多少运费。

    淮军当年的对手方,尤其在捻军名将任柱率领之下的那一支,剽悍至极。他们大半是骑兵。主要武器则是削巨竹为枪,成为“丈八蛇矛”(古人所谓“揭竿而起”者也),和少数火器——三干战马夜鏖兵:当他们蜂拥而来之时,势如疾风暴雨,狂涛骇浪。当者无下粉身碎骨,所请“马踩如泥烂”也。

    任柱是捻军名将,淮军畏之如虎。对付他如不用开花大炮、毛瑟快枪,简直就如无之何。笔者幼年震于传闻中的任柱威名,及长读捻军书,钦慕之余,每思为任柱作传,而苦于心力不从,至今未能执笔。

    所以我国史上,三国演义式的传统战场,离我们并不太远。把它们搬上银幕,比美国“西部片”(Western)好看多矣。

    3.2 “防军”、“练军”与小站

    总西百之,湘淮两军,虽也有一些“洋枪队”。他们基本上还是一种传统武装;是西安“兵马俑博物绾”的嫡系苗裔。可是袁老四的“小站”就不同了。

    位于天津、塘沽之间的“小站”(上引陈志让书页四十九误为“平津之间”),原为平捻之后,部分淮军北调,担任“防军”的屯田区。清代军制中有所谓“防军”、“练军”诸名目。“防军”者驻防之部队也。而“练军”则是在从事训练中之部队(参阅同上《清史稿?兵志》)。甲午战前,李鸿章最反战,因其深知中国海陆两军均不足以参加国际战争,然迫于国内国外压力,渠亦自知对日抗战为不可免(注意:今日的江泽民可能也有此难言之隐)。李氏乃临时抱佛脚,积极备战(亦如抗战前之蒋公也)。在海军上备战详情,笔者曾有另篇述之,不再重复。在陆军方面,李鸿章则一面商之英将戈登(CharlesGeorgeGordon)在天津创办“武备学堂”,以满人廕昌主之,培训新制军官以逐渐淘汰旧淮军。另于甲午战争前夕,在小站防军东调之后,以旧营房作为“练军”之所,来试练一支新军,以前广西按察使胡燏棻主之。

    所谓“练军”,自然练的是“稍息、立正”的西式操法。搞点稍息、立正阶段的训练(今日军训所谓“典”、“范”、“令”),没啥深文大义也——笔者这一辈,抗战前在南京孝陵卫,教导总队营房中,受“学生集训”,三个月就完成“营教练”(有当营长的基本知识)。当年黄埔一、二期,亦不过如此也,何神秘之有哉?!

    可是在清末就不然了。那时中国人见洋兵“敬礼”,都觉得好奇怪啊!归而记之曰:“洋兵肃立,举手加额,拔毛数茎,掷之地上,以示敬!……”乖乖,那时在头上拔掉几根头发,甩到地上。算是对上司“敬礼”,也不简单啊!也得要洋敦习来教啊!其他如“正步走”、“枪上肩”……,没个洋人来敦,哪行呢?!

    所以练新军必用洋教习,当时所谓洋员。但是那时欧美游民到殖民地和半殖民来教稍息、立正的,有几个不是冒险家,甚或洋瘪三呢?!——笔者曾撰文并举例细论之。他们彼此之间,互揭西洋镜的记载,更是说不尽的。

    这种冒险家和游民,往往就是孔子所说的地地道道的“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的洋二流子。但是练新军、用洋械、上洋操,又不能没有他们。善加利用,他们是有其贡献的,只是偶一不慎,或驾驭他们的知识不足,也就易于失控而已。

    那时在中国搞新军,一般都最重“德式”(蒋公后来亦然)。一八九四年胡懦棻受命去小站练兵,和他名位相埒的总教习便是德人汉纳根(ConstantinvonHannecken)。汉纳根本是李鸿章兴建海军中的要员;曾设计大连要塞。丰岛海战时,他也是“高升号”的乘客之一。高升被日舰击沉,我军死于海者七百人,汉氏竟以善泅幸免。中日海军黄海大战时,汉氏亦在“定远旗舰”上与丁汝昌、刘步蟾共生死。但汉某原非海员,黄海战后乃请调至小站搞陆军与胡燏棻共事。

    汉纳根是个日耳曼人。干活固有其“日耳曼的效率”(Germanefficiency);但处人亦有其“日耳曼的顽固”(Germanarrogance)。而胡燏棻虽有些新思想,却没有与老日耳曼拍肩共事的经验。不数月便自觉吃勿消,乃挂冠而去。——这时“甲午战争”已近尾声,大清海陆两军同时全军覆没,京师门户洞开。政府要赶练新军,急于燃眉,而朝中无人。时势造英雄,小站求才,也就非袁不可了。至少以他去掌握那位老日耳曼,是游刃有余的。

    3.3 治世能臣,乱世奸雄

    袁世凯在甲午开战时曾在后方帮办粮台,算是大才小用。他在朝鲜既练过新军,有知兵之名,闻于朝野,这次练兵需人,袁氏于一八九五年十二月八日,便以“温处道”的官阶,奉命去小站接替胡燏棻,督练新军。

    前引房兆楹论袁之文,日:袁世凯并未实授“温处道”。这实在是多余的话,须稍加解释。盖大清帝国是个传统的法治国家(注意;“传统”二字是指东方式的法制,与西式略有轩轾)。它的文官制度(civilservice)是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编制。官员有定额;任免有定期;铨叙有定制(参阅《大清会典》)。纵是皇帝也不能胡乱改制——《汉书》上所谓,陛下亦不能不遵“陛下之法”也。

    【附注】蒋、毛二公做了元首之后,还有什么“陛下之法”呢?蒋虽视法律为具文,究竟还有一部《六法全书》。毛公则六法皆无!做了二十多年的统治者,连一部最基本的“民法”、“刑法”都没有,却瞎扯淡说什么“无法律,有政策”。其所以然者,就是笔者所强调的“转型”问题了。——老法律丢掉不用;新法律又搞不出来,所以毛老大就“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了。这是人类社会生活中,最坏的模式。李登辉总统今后的一切设施,“必须依法行事”。这就是个划时代的里程碑!邓后大陆要做到这六个宇,大致还需要四十年。到那时中国政治社会,甚至整个文化大转型,或可初步完成。——历史走出“三峡”,海晏河清可待。十二亿聪慧勤劳的人民,以和平安定的文明大族崛起世界,在联合国中,挂挂头牌、坐坐庄,这又算什么稀罕呢?——十七、八世纪的法王路易十四就挂过头牌;十九世纪英吉利的维多利亚老旦也唱过太阳不落;二十世纪美国的威尔逊、罗斯福,不也曾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二十一世纪我们“支那曼”中,为何就不能再出一两个刘彻、李世民、爱新觉罗玄烨,来压压阵、坐坐庄?——受了几百年的鸟气,现在起来伸伸腰、露露脸,一洗当年满面羞,又是什么侵略性的民族主义呢?舜犹人也。有为者亦若是!何况是一个有极光荣历史的伟大民族呢?历史家千万莫打破锣!

    再回头说说袁世凯的“温处道”。

    小站练兵处在当时的文官系统中,原是个地方军制中,无定制、无定额、无定期的临时建制。这时中央的“督办军务处”派袁前往,是以袁的老资格“道员”出任的——他的前任胡燏棻的资格是“按察使司”,比袁高一级。——“道员”是有定额、定制、定俸、定期任免,分隶各省的地方官。(“候补道”当时是可花钱买的。关节搞得好,也可以“遇『缺』即补”。但这种“捐”来的官衔,是为科甲士林所不齿的。刘铭传的儿子,就因私下捐了个候补道,受了爸爸严厉的体罚,而羞愤自杀的。见上引《年谱》。)所以袁世凯的“温处道”,原是浙江省的地方官,辖温、处二州。但在中央吏部档案中,显示有“缺”(要是现在就用电脑了)。此“缺”可能是前任道员“开缺”(离职),或根本建而末置,或置而后撤;既缺则这一名额就移作他用了。因此所谓未实授者,就有语病了。——清制中的“总兵”(师长)也是地方武官;有定额也有地方头街的。但是有些总兵,竟不知他那头衔的“镇”(地名)在何处呢!

    再者,袁之练兵小站,实是众望攸归的结果。袁那时颇享有知兵之名;更有治事的才名。他之任职小站是恭亲王奕欣、庆亲王奕劻、兵部尚书荣禄、军机大臣李鸿藻、翁同龢,和后来有名的“东南三督”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众xx交赞,一致掬诚推荐的。而且这些大臣之中像李鸿章和翁同龢,像恭王和庆王等彼此之间矛盾极深,甚至是终生的政敌。要他们一致赞誉,一致推荐袁老四这位小小的前驻韩商务委员,直隶总督的一个小下属,他本身没两手,不成的呢!——所以我们执简作史的人,因为对“袁世凯”三个字有成见,便硬说他出任要职是出于个人吹牛拍马、攀援权贵而来,是有欠公平的呢!

    汉末政论家许劭(子将)评曹操说:“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曹大笑,认为评得对(见《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引孙盛《异同杂语》)。据说袁得势时,时人亦以项城比曹操,袁不但不以为忤,且大为得意,认为比得对。所以近世治民国史者,对袁公为“乱世之奸雄”这一评语,大致是没有二话的。其实袁氏又何尝不是“治世之能臣”呢?——民国时代甚多知名之士,包括劝他做皇帝的“六君子”和后来在台湾被处决的陈仪,对袁之干才,都是诚心诚意倾慕的。读者知否,论人品论学识,“六君子”(如刘师培、杨度等)都不能算是坏人呢!陈公洽虽在台湾出了纰漏,但他也是国民党高干中,极少有的“廉吏”呢!吾人“秉笔直书”,都不应以人废言。

    3.4 鲍尔、包尔达、袁世凯

    有的朋友或许要问:袁世凯连个秀才也未考取过,更未进过军事学校,只做了十多年的小外交官,有啥军事知识,能独当一面去训练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支现代化的陆军呢?

    曰:袁君起自行伍。军事知识得自实际经验呢!

    再问曰:现代化陆军是一种科技专业,行伍老兵,焉能胜任?!

    答曰:可以。不但在当年中国可也,在目前美国犹可也——君不见刚离职不久的美国陆海空三军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四星上将(华盛顿只有三星)、在越战和波斯湾之役均战功赫赫、将来还要问鼎白宫的黑人大将之鲍尔(Gen.ColinLutherPowell)将军哉?鲍尔非西点产也;与孙立人母校之维吉尼亚亦无缘也。此公行伍也。忆五零年代中,笔者在纽约市立大学教夜校糊口时,鲍尔斯时即在敞校上学,系一成绩劣等之学生也。彼亦从不讳言其在母校为“全C生”(straight"C"student)。余近读畅销之《鲍尔回忆录》,讶其四十年来作文并无大进步。设回母校重读,仍难免其为“全C”也。鲍君时在纽约市大(C.C.N.Y.,C.U.N.Y.)参加学生“备役训练”(R.O.T.C.)。毕业后入伍为伍长,初不意四十年中累迁,竟位至三公。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

    混帐的《纽约时报》,瞧不起鲍君,暗笑他为黑人幸进。——但是黑青年在陆军中可以幸进,白儿童就不能在更为科技化的海军中,行伍幸进哉?!两周前由于误挂越战勋章,而被媒体揭露,竞至愧恨自杀的海军上将包尔达(Adm.JeremyM.Boorda),即另一“行伍出身”之美国海军中最高级之军令部长也。包尔达少年为一顽童,不容于父母。十七岁时(一九五六)乃诳报年龄入海军为水兵。四十年中竟累迁至今日上将军令部长,为美国海军中之第一人;麾下节制将士凡四十七万人,战船千艘。初不意以误佩两枚“V”字勋标,竟至自裁也。

    以上所记鲍、包二君,均为今日美国行伍出身的陆海两军之最高级将领也。我国陆军于一百年之前,出一行伍出身之训练总监袁世凯,又何足大惊小怪哉?!

    3.5 早年留日的文武学生

    世凯在一八九五年底接掌小站,乃易原“定武军”为“新建陆军”。兵员亦增至七千人,步骑炮工辎俱全。原有洋员敦习之外,并于廕昌的“武备学堂”之教练学员中,择优借调。其著者则有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梁华殿等人。梁后来因意外早死,而王、段、冯皆一时俊杰,成为后来“北洋系”之重心,所谓龙、虎、狗也。

    此后中国南北诸省分练新军成一时风气,青年学子被派往日德诸国学习陆军,亦络绎出国;返回成为新军中坚者,亦多不胜敷,而袁之小站,虽是群龙之首,却不随流俗。盖当时各省督抚(其尤著者如湖广总督张之洞)筹练新军,类多筹其款,掌其权,而实际训练则委诸专业军人执掌之。主政者高高在上,袍套朝珠不离身,诗文不离口。武场操练细节,则向不与闻也。因此各省“新军”几为留日陆军学生所包办。然留日学生龙蛇混杂。泰半学生均未尝涉足日军训练下级军官的“士官学校”。一般都只就学于日本为赚取华生学费而特设的预备学校,所谓“振武”也,“成城”也。按例他们在这种预备学校中要先学点“稍息、立正”的初步训练,和“请坐、吃茶”的口头日语,然后加入日军联队当兵。成绩佳者,再遴入“士官”作入伍生。——“士官学校”那时在日本亦系初办,一年卒业。稍息、立正之外,亦所习无多。纵如此,那时华生留日,能幸入“士官”者如蒋方震、蔡锷、阎锡山、吴禄贞……亦凤毛麟角也。笔者曾自日本士官档案中查出历届华生全部名册。后来作黄埔军校校长、陆军大学校长之老总统蒋公中正(原名志清),未尝涉足“士官”也。他老人家在日本的学籍到联队学兵为止。何应钦、张群则真是士官毕业生。岳公是个认真求学的好学生,学业因辛亥革命而中断;二次革命后流亡东瀛时,始续学毕业。蒋公的把兄黄郛则真正毕业于日军测量学校,一工兵专才也。

    但那时在日本花天酒地的中国留日学生,不论入学士官与否,一旦归国都制服鲜明,马靴、马刺耀眼争光(但多半不会骑马),再加上指挥长刀着地,行路铿锵有声,严然“将军”也。

    【附注】那时日圆比中国银元便宜。去日的公自费留学生,生活比在国内上学更为节省。加以留东不要签证,来去自由,而当时日本经济刚起飞,都市中声色狗马,样样比中国新鲜;连下女和阿巴桑都颇有文化。加以当时日本无种族歧视,而日俗男尊女卑,连甚于中国。公共浴塘中有时且男女同浴,使中国留学生大开眼界。身入宝山花丛,还念啥鸟书呢!——笔者的父执辈(包括一位亲舅舅),当年留日者不计其数,我长大后曾习日语三年,才发现他们一句日语都不会说。总借口说“忘了,忘了”,其实很多连假名亦不会发音。但他们之中却不乏中山信徒、革命志士呢;所以当时各省“新军”都是革命温床。胡适之先生也曾告诉过我说,周氏兄弟(鲁迅和周作人)了不起,因为他们是留日学生中“极少数”能念日文、说日语,“还能用日文写信”的。胡汉民、汪精卫、吴稚晖等“党国元老”,也算是留日学生,却一句日语都不会说。女人比较有语言天才,据说居正夫人就说得一口流利日语,所以居院长留日时私生活“很规矩”(老友居浩然兄告诉我的)。——以上所说的还是文科毕生;武科毕生就更不必谈了。但是不论他们学的是怎样的二百五,一旦回国搞起“新军”来,那可就神气了。文人上司(如湖广总督张之洞、奉天将军增祺等)哪知底蕴?下面的学员就更被吓得一愣一愣的了。那时尚在读“陆军小学”的李宗仁就是其中之一(见《李宗仁回忆录》)。

    3.6 枪杆与政权,智慧和机运

    上述这种情况,在袁氏掌握的小站和后来的“北洋系”就完全相反了。袁世凯虽然也是一位文人,但自二十三岁起便身在军中,和上述美军中的鲍尔和包尔达一样,由小及大,最后身任统帅,对军中一切操作,无不里外精通。这就不是林则徐、叶名琛、张之洞等“翰林学士”所可望其项背了。——林、张等人是以文驭武;袁老四则反其道而行,以武驭文了——这也是中国近代史中一个新的“转型”的开始。自袁以后的当国者尤其是蒋、毛二公,皆是以武驭文之袁派也。有的朋友或许认为毛泽东是文人;其实连邓小平也不是文人。毛和鲍尔及袁世凯一样是行伍出身的统帅。在江西苏区时他就直接在战场指挥作战。嗣后国共内战,毛公不但亲自指挥四大野战军,还要“胡宗南听指挥”呢!“韩战”中几个重要战役,据说也是毛亲自指挥的。不用说“八二三炮战”也是毛司令员在北戴河沙滩上,右手拥抱美女,左手拿电话机指挥开炮的——“风流人物,且看今朝”,的非虚语。不能直接将将,而胡吹“党指挥枪”,岂非骗人哉?!

    邓小平和陈毅元帅一样(陈原为新闻记者),都是行伍出身的带兵官,所以党才能指挥枪。江泽民工程师未带过兵,也要搞党指挥枪。只在军中施点私恩小惠,拉拢三两位大将作肱股,以为这样枪就服从党,以后就不会有“苦挞打”(coupdetat),不会有“宏大”(junta,军人窃权)了。老江,不行呢!江工程师如果也要以文驭武,搞党指挥枪,要学学李登辉技正也——把军队国家化,搞出个宪政法治来。大兵哥不敢犯法,总统主席才不会受“宏大”的威胁!君不见二次大战时最跋扈、也是最目中无人的麦克阿瑟老兵乎?他横眉怒目,不听调度。一个原为卖领带的小售货员,竟能以短短一张纸,把他“撤职”!再有二话,就要“查办”。——李登辉技正今日也有此本领!而江主席尚没有也。今为老李所取笑,岂不该三思哉?!

    朋友,没啥稀奇呢!政制“转型”罢了。吾一愿老李勿为“岛气”出岔;二愿阿江能认识历史远景,拿出气魄,迎头赶上也。——大清传统,以文驭武。袁、蒋、毛三公便宜行事,以武驭文。李、江二公如能把既颠倒的再颠倒过来,近代中国文明就要从波涛汹涌的“历史三峡”中,平安“出峡”了。——再说句政治学中的“老生常谈”:“制度者,智慧和机运之联合产儿也。”(Systemisthechildofwisdomandchance)在中国近代转型史中,从专制“转”民治,我们可敬可怜的老圃父,有此wisdom而无此chance。我们那位自己指着鼻子说:“你们追随我革命”的蒋总裁,和那位牛皮大王,口口声声“完全为人,毫不为己”,却只会打烂仗、玩女人、作旧诗的毛主席,都有其chance而无其wisdom。袁皇帝之可悲,是在这场千载一次的“转型史”中,他陛下既无此chance,更无此wisdom;所以下场最惨——几乎是“众口铄金”、“遗臭万年”,不学试究古今之变,略为之不平也。

    今日呢?!朋友,论chance真正是“千载难逢”也。中国政制“转型”已至“水到渠成”的边缘,一蹴可几。当年的孙文,哪有此机运?国父老人家今日如泉下有知,在紫金山上,恐怕把棺材板都踢破了呢!——但是今日身居驾驶舱中的伟大的舵手们,有没有其wisdom呢?

    不才之见是双方都有此智慧;但是双方都有其包袱,而智慧被包在包袱里,纵有“灵犀一点”,也就冲不出了。智慧包在包袱里,有机会亦徒然也。

    老江的包袱便是老共的包袱——君不闻邓上皇“南巡”时之豪语乎:“政权在『我们』手里!”悲夫,“我们”是老几?!“我们”之外的“他们”,又是老几?!自命为全民之主,而心理上有若斯“尔”、“我”之分,这在佛家便叫做“相”,叫做“魔”;在儒家便叫做“私”,叫做“乡愿”!有私有魔,就不能容,不能大。因此与孙国父的“天下为公”的器度相比,则显得“小”平之所以为“小”了。江公现在也在“讲政治”。如果江的“政治”,连个“全C生”魏京生、王丹都消化不了,他如何能阻止李登辉、连战、陈履安、钱复、张京育……这几十个大博士、“全A生”,来联合造反呢?!——这是老江的大包袱;第一、二代革命家、布袋和尚遗留给第三代小和尚,装满垃圾的大布袋!

    李登辉总统有没个“布袋”呢?旁观者清,曰;重着呢!大的、宏观的,免谈。且谈点微观的、小的——由小看大。最近李总统回到他幼年受敦的淡水国小,讲小学生所应学习的历史教育,应该是他自己所想象的那一套。这就是个大布袋。李总统原是位农业经济专家,谈小学生的历史教育,本已捞过了界。——记得《史记?陈丞相世家》里,有个小故事:一次汉文帝问左丞相陈平,国内一年“决狱”(审判囚犯)多少?陈平说不知道,应该去问“廷尉”(司法行政部长)。皇帝又间,全国钱粮多少?陈平还是不知道,说应该去问“治粟内史”(农本局长)。皇帝有点不高兴了,说,那么你做丞相干嘛?陈平说,为官各有职守。我做丞相呀!干的丞相之事: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育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任其职……搞务实外交,平两岸关系,制定防空飞弹系统,清除黑金……大事多着呢!哼!一番话说得万岁爷直是点头。

    老子说;治大国如烹小鲜。当宰相尚且不管那些小事,何况一个国家的元首、皇帝和总统。更何况李总统幼年所学的“中国史”,都是当年日本军团主义的宣传品——说古代中国本是个骗来骗去下等民族的集合体。近代中国连“WhatisChina?”都没个定义(见《重光葵回忆录》),日本侵华是为着宣扬王道,日本占领台湾是出台湾人民于水火,南京大屠杀根本没这回事,日本并吞朝鲜是韩人向化,慰安妇是出诸韩妇、台妇之自愿,日军侵略东南亚是皇军赶走白种帝国主义,解放被压迫民族,日本向盟军投降叫做“终战”……,这种不知不觉,潜藏于下意识中,青少年期所受的日本军国主义的教育,可能就是构成李总统包袱的最大成分。——在七年前的“六四”前后,李总统曾是大陆青年的一盏明灯。这一形象的迅速滑坡,实在是很可惜的。若把这一转变,完全归罪于中共玩弄中国的民族主义,那也是个错误的观察。——江泽民、乔石那一伙,也是一群想为国家做点事的务实派(与老毛和林四的胡来是完全不同的),把他们全看成疯子、坏人或三头六臂的苏秦、张仪、季辛吉,都是不正确的——他们哪有那飞天本领,要社会主义就有社会主义,要民族主义就有民族主义呢?!

    3.7 不容“颠覆政府”

    拙文原是谈袁皇帝的,何以一下扯上这些时下英雄好汉呢?无他。笔者觉得洪宪之可哀者,是袁世凯处身在那一“转型”阶段,他是既无改制的“机会”,更无改制的“智慧”,所以败得百身莫赎。而今日这批领袖们,尤其是李、江二公,是既有此机会,也有此智慧(智慧是累积的)。若再惨败下去,那就太可惜了,更是国家民族之不幸。我们搞比较史学、比较传记的人,以古证今,骨鲠在喉,顺便提一下罢了。

    现在再回头谈谈老袁。

    袁氏既入小站接任练兵大臣,枪杆在手,乃一心一意要为大清帝国练出一支德式新军。不在话下,袁世凯是精明强干,对洋员华员,皆驾驭有方,知人善任。文员则扳请总角老友、翰林徐世昌(一八五五~一九三九)屈尊作“参谋营务处总办”,庶务军需一把抓。武员则重用段祺琪(一八六五~一九三六)等德国留学生,配合洋员,以德国模式严格训练。袁本人亦着军服、扎皮带、穿马靴、挂佩刀;日则观操、夜则巡营。军令如山,纪律严明。小站中严禁吸毒。某夜袁巡营见一军人偷吸鸦片。袁乃以佩刀就地手刃之,全营肃然。

    袁军中无日本留学生。其原因盖有二端。日本军制原袭自德国。袁军既亦采德制,延有德国教习,购用克虏伯军火。军中干部如段祺瑞等均系德国留学生。既然直接取经德国,又何需作日本的再傅弟子呢?再者,日本留学生原为革命党之渊薮,为防制革命党人渗透北洋新军,干脆不用留日学生,则革命党不就不禁自禁了。——从闹革命的立场看来,袁世凯实为民国史上的第一个“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也。不幸所有的革命党都有其“不断革命论”的主张。既然“不断革命”,就必然有“不断反革命”。——试看剃头者,人亦剃其头!百余年来,革命与反革命大家轮流做,这叫我们笨拙的历史执笔者,如何下笔呢?所幸中国近代政治转型史,已近尾声。台湾已无“反革命法”。大陆在现行刑法中,亦已改“反革命”一辞为“颠覆政府”。如此,则当年袁氏在小站防制革命党渗透新军,也是一种反对颠覆政府的措施——其后数十年国共两军中类似的措施,严格多矣!搞比较史学者,怎能独怪老袁哉?!

    3.8 打入政治核心

    总之,袁世凯当年在小站所练的“新建陆军”,是近代中国第一支现代化部队,全国瞩目。但是建立这支武装,袁某也是呕心沥血的。君不见蒋方震(百里)后来主办保定军官学校,在无可奈何之下,竟至在大操场检阅台上,当众举枪自杀。又不见蒋公介石(中正)受命主办黄埔军校,还下是一再辞职,一再不辞而去。其愤激之烈而未举枪自杀者几希。

    袁公练兵小站之艰难,不在二蒋之下也。他本是李鸿章的亲信,甲午兵败李氏搞掉黄马褂和花翎之后,世凯便成为孤军孤儿了。李宗仁早年亦有相同的处境,晚年还余叹犹存地告我说:“真如大海茫茫中之孤舟!”(见《李宗仁回忆录》第九章第一节)

    俗语说;“不招人忌是庸才。”袁世凯正因不是庸才,而生性跋扈,忌者如云,谗言四起。那时他的顶头上司,便是个野心勃勃的满族军阀和大官僚荣禄(一八三六~一九零三)。荣有专杀之权,在谗言四逼的情况下,荣便有心找个借口,杀袁而并其军。谁知一次荣氏亲至小站检阅,预备就采取行动时,却被袁军的整齐军容和鲜明的器械所感动——荣是个旧军人,未见过这种现代化的新式部队也。他竞认为袁是个练兵的奇才,不但不愿加害,且欲引为心腹肱股。——两情相悦,就这样袁老四这孤儿就找到另一个干爹,而大红大紫起来,成为荣禄麾下的第一号大将。

    荣禄是李鸿章失势后,得西后专宠的大清帝国宰相(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后又入阁作军机),手握重兵,权倾一时。笔者在论拳乱前文中,就提过他的兵权。那时清廷防卫京师门户的防军,有两大系统,约十余万人。

    第一是“京畿戍卫系统”(禁卫军),由西后近支亲贵掌握。

    第二是“北洋国防军系统”,由荣禄掌握。这些原是甲午战争中,各地勤王之师的残余。荣禄把他们集中起来,改编成“武卫军”,共有“前、后、左、右、中”五军。荣氏自将精锐的“武卫中军”;而把袁世凯的“新建陆军”改名为“武卫右军”,纳入他的指挥系统。——这一系统的“武衡”五军,分驻北京内外各咽喉要地,而以袁的“右军”为最强,嗣扩充至万人以上,声威远播,朝野侧目。乱世抓枪杆,有枪便有权。就这样袁世凯就从一个练兵褊将,挤入大清帝国的政治心脏。此后不论是“戊戌变法”、“八国联军”、“立宪运动”、“辛亥革命”、“建立民国”……都少不了他的一份了。

    *一九九六年六月一日脱稿于北美洲

    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六十八卷第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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