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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搁了三天的鱼

    海伦总以为她作出的所有决定都是对的,实际上,她不过是运气好罢了。五十多年来,我眼见她愚蠢的想法结果怎么变成她的好运。就像昨天吃中饭那样,她对我说,"雯妮,再来点鸡块。"我告诉她,我不想吃葬礼上剩下来的东西——已足足有五天了。于是我们就去幸运超级市场,看看有没有新鲜货可买回来晚上吃。

    海伦从廉价货箱中挑了一条扁平的鱼,她管它叫胖胖鱼,只要一元六角九分一磅。

    我说,"你不要贪图便宜,瞧瞧鱼眼睛,都翻白了,这条鱼已经搁了三天了。"

    可海伦盯着鱼眼睛看了一会,说她看不出什么毛病。于是我捡起这条鱼,感到它的身体软绵绵地在我的手指缝里滑动,一条已经死去好久的鱼。海伦却说这是一个标志——一条鲜嫩的活鱼!

    于是我特地闻了一下。我告诉她,这条鱼的肉的甜味已经透出表皮,碰到空气变作酸臭味。她把鱼拿到鼻子边嗅嗅说,"这是新鲜的胖胖鱼的味道。"

    她把这条搁了三天的鱼买了下来,用在昨天我在她家吃的晚餐上。她刚把鱼端上桌,她丈夫就翻开鱼头,用嘴吮吸它,连声说味道好。然后他们的儿子弗兰克把另外半边鱼头也吞下去了。海伦挑了靠近鱼尾巴的一小片肉,那是最瘦的部分,咂咂嘴唇说道,她蒸得恰到火候,不老不嫩。然后她瞧瞧我的碗,怎么没有鱼,只有白饭,就又举起筷子,这次在靠近肚皮的地方夹了最肥的一块,放在我的饭上。

    "雯妮,不要客气嘛。"她责备我说。于是我不得不出于客气而吃她的鱼。

    我告诉你,这条鱼简直使我发疯,它又甜,又软,只要一元六角九分钱一磅。我开头还以为海伦会回到幸运超市去换条鱼回来,可我转念一想,海伦没这么精明。当时我就想起了一些事,即使海伦不那么精明,即使她生来不那么穷,即使她从来不漂亮,她的运气还是满盘子都是,甚至从这条搁了三天的鱼嘴里漏出来了。

    我跟她不一样。我生来运气好,但是年复一年,我的运气——就像我的漂亮一样,跑光了,然后又在我的脸上刻了许多皱纹,所以我忘不了。

    我无法解释这一切,我生活中的变化是怎么发生的?如果我想讲讲发生的一切,我的故事不会像河流一样从头流到尾,所有事情都是互相关联的,就像湖泊对大海一样。如果我这辈子就是这样子,一件事接着另一件事,那么我就可以回过头去,我就可以汲取我生活中的教训:我承受的命运,我作出的选择,我犯下的错误,那样的话,我还有机会改变我的命运。

    海伦老是跟我说,"你干吗老是想那些过去的事情?后悔没用,你不能改变过去。"她不记得了,出于许多原因,她和我已经有好多次改变了过去。她经常为了我而改变过去,可她自己也不知道她干了些什么。

    这就像海伦买的胖胖鱼,此刻它正游进我的记忆里。因为好多年前,我为我丈夫,为吉米·路易买过一条特别的鱼。啊,我是多么爱他!我看到的这条鱼,早晨刚刚从海里打来,所以它还是怒气冲冲的,在大铁盆里游。它身上橘红色的鳞片闪闪发光,当它在小小的水盆里摇头甩尾来回兜圈子的时候,它身上的鳞片变成了白金色。我对卖鱼的说,不要用报纸包这条活鱼,要用于净的白纸。当我把鱼放到车上准备带回家的时候,我真是感到非常骄傲,我感到它在活蹦乱跳,我想象这条鱼在吉米口中的味道,我丈夫会知道这是一条特别的鱼,一条幸运的鱼,我有好消息要告诉他。

    我跟你说,这鱼从来没有停止过反抗,我剖它以前,它的鳃还一鼓一鼓的,从嘴巴里吹出一个又一个泡泡,让我明白这就是它的毒药。甚至在我取出它的肠子以后,它还从盆子里跳了出来,掉在地板上,满地打滚,直到我用钅郎头把它砸死。在我把它煮熟后,它还找到反抗我的办法。吉米刚吃了一口,就被一根鱼刺卡住了喉咙,那根刺就在他的喉咙生了根,所以他每咽一口,就觉得这鱼在里面咬他一口,整整折腾了一个晚上。

    后来,到了医院,医生动手术把这根鱼刺取出来。尽管吉米不能说话,但我从他忧心忡忡的脸上看出来,他正在考虑拔鱼刺的手术费、床位费、麻药费。这时我才想起了我的好消息,也就是我为什么要买这么一条昂贵的鱼的原因,我找到了一份工作,为杭奥面包店做面条,我额外挣的钱足够付一年医疗费。当我告诉他这些的时候,吉米紧紧闭上了眼睛,眼泪流出来了,他的嘴唇翕动着,受伤的喉咙说不出话。可我知道他想说什么;他是想喊出来:"我们真幸运,我们真幸运!"

    所以我的幸运和海伦不一样,跟别人也不一样,人们总爱吹嘘他们的坏运如何变成好运。不,我会告诉你,别人的运气怎么样,我的运气怎么样。拿我以前在上海认识的一位姑娘来说,她和我进了同一所教会学校,她像我一样,家里很有钱,也差不多像我一样漂亮。我嫁给我的第一个丈夫的时候,她和一个很有钱的银行家的少爷订了婚。但是过了一个夏天,她脸上长了很多退不去的雀斑,于是婚事也就告吹了。我很为这位姑娘感到可惜,因为她在两方面都丢了自己的脸。

    好多年后,我又碰见了她,当时我和吉米已经搬到弗利斯诺。她嫁了一个美籍华人,那男人是开小杂货店的,卖苏打汽水、炸薯条和香烟什么的,价格都卖得很高,我是在现金柜台上碰到她的,我当时买了一杯冰淇淋。她嚷道,"姐姐,姐姐,还认识我吗?"可她没给我优惠。我付了钱后,她告诉我,她的丈夫如何如何老实,待她怎么怎么好,她说这些的时候,故意把她手腕上的好多玉镯往上推,让它们落下来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像奏乐一样。她笑得那么开心,连她脸上的斑点都好像是她有意刻上去的幸福的酒窝。

    但过了一会,她收起了笑容,悄悄跟我说,"还记得上海那个银行家的儿子吗?"然后她以一种确实很难过,但又一点不痛苦的口气告诉我,——本来他能过上好日子的——共产党进城的时候,这个家庭的银行全被没收了。然后,他们的儿子,就是那个拒绝娶她的小子,从他们曾经拥有的黄浦江边的一幢楼顶上跳下来,而他后来娶的那位漂亮的太太,由于害怕而不敢去认领他的尸体。"幸亏没嫁给他。"我的这位朋友说。

    我从来没有这么幸运过。我拒绝嫁给一个好人,一个姓林的男人,做我的第一任丈夫。我错嫁给一个姓文的男人。他们两个都出生在我六岁时住过的同一个岛上。这是一个落后的农村,四周都被海水、河水围着的小地方,所以新的观念很难进入这个地方。

    我应该嫁的那个男人家里并不很有钱,但是受过教育,样子也很好。我十六虚岁那年,回绝了他的家里提出相亲的要求。那是因为我听了老阿婶的话,她在这家人家请客的宴席上,当着新阿婶和阿叔、我的堂姐妹们,还有前来做客的朋友们的面,宣布:

    "这家人家,林家,"她说着,哼了哼鼻子,"哼!想通过蔽丽的婚事爬到我们家里来。"听这话的时候,我瞧见了那个小伙子,一个我从来没见过的小伙子,看上去像个大大的丑八怪,晚上爬到我的脚边来。然后,老阿婶转过头来,问我,"薇丽啊,你想和这家人家成亲吗?"

    她说这话的口气就像在问"你想跳河吗?"这是她的口头禅,每当她和她丈夫吵架的时候,她就威胁道,"我情愿我这双脚跳进这条河!"她嚷道,"我情愿亲手吊死自己!"然后她转向阿叔,她的嗓音听起来更加令人毛骨悚然,"你要我怎么死法?你说吧,你决定吧!"

    倒是我阿叔后来真的用自己的双脚和双手结果了自己的性命。当共产党在1949年开进的时候,他吓得不敢出逃,也不敢留下来。他昏头昏脑地用自己的双脚走到岛北边的一个港口,他在那儿坐下来考虑自己该怎么办。有两个渔民后来说,当一辆满载小螃蟹的卡车开上通向港口的黑色道路时,他们看见我阿叔跑到卡车跟前,举起双手挥舞着大叫大喊:回去,回去。

    真怪,那两个渔民说,好像他神通广大能呼风唤雨似的,好像他真的能叫那辆车子在碾上他以前停下来似的。他被碾死后,老阿婶相信我们家院子里那棵枯死的树就是她的男人,他还是懒得动,不愿帮她从一个又一个坏处境中解脱出来。

    这就是我曾经有过的家庭,他们给了我什么忠告呢?要不是我母亲那么早就去世,我才不会听老阿婶的话呢。兴许我当时就嫁给姓林的了,兴许我在婚后已经学会爱他了,兴许我们会在生活中遇到常人一样遇到的困难,但不会是那种使我自己恨自己,使我把自己的心当成敌人的那种困难。

    二十年后,我第一次碰到了这个姓林的男人。当时我已经在美国住了五年,我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女人,已经和吉米·路易结了婚,改名为雯妮·路易,珍珠已经四岁多,塞缪尔也快三岁了。尽管我们很穷,但我相信我活得很充实,就像一位信教的太太有一次跟我说的,"对你来说,粗茶淡饭足矣。"

    我相信确实如此。我还想要什么呢?吉米是弗利斯诺教堂的牧师,教会每周给他五十美元,还给我们一间小屋子住。所以我相信我应该别无所求了。我相信这一点,直到有一天这个姓林的男人出现在同一所教堂里,救了我的命。

    当然,中国姓林的人多得很,光我们教堂就有好些姓林的,所以一开头我根本没想到,他就是我曾经拒绝嫁的那个小伙子。他刚搬进这个地区,人们就纷纷传言:"他是个大夫,原来住在图拉尔,家里有个好大的游泳池。他娶了一个退休将军的女儿,她会说一口漂亮的中国话,带北京口音,就像一位京剧演员。"

    那天正好是星期天,他带着他的太太前来参观我们的教堂,我们全站在上午火热的阳光下,大家都怀着好奇心,想看看这个医生和他的出身名门的太太。我和吉米站在最下面的一级台阶上,欢迎大家。我丈夫用英语致辞,这是我们教堂里杂七杂八的中国方言中的普通话。"很高兴见到你们。欢迎再次光临。"他一遍又一遍说着同样的话,这些话我练了一个晚上,但还是说不来,所以我只得点点头,微笑着,装出害羞的样子,每个星期天都是如此。只不过,这个星期天来得特别热,可我又不敢脱掉毛衣,因为我里面衣服的右肩上给蟑螂咬了一个洞。

    我朝医生和他的太太点点头。在他们踏上台阶后,我看到教堂里另外的人都走到这个姓林的人身边,作自我介绍:"格兰代斯·洪"、"马维斯·周"、"乔治·鲍"、"穆雷·杨"、"爱伦·温"——所有的人都只说他们的名字,我想,是出于害羞吧,在这么一个大医生面前连多说两个字都不敢。

    我正在想这些琐事的时候,其实不能说想,只是让话语自己从脑袋里流进流出,因为我当时昏昏欲睡,我感到口干舌燥,脸也又热又痒。我挠挠脸,正好给他看到了,他也挠挠他的脖子,点点头,然后笑着对我说,"叮人"就是痒的意思。

    他一说出这个字,我就觉得好像在梦中一样。多怪呀,我想,他居然也知道我小时候待过的那个岛上的土话。于是我就想起了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的情景。

    我六岁那年,父亲把我送到那个小岛上,我在那儿过了第一个夏天。一天到晚,有种看不见的小虫子来咬我的嫩皮肉,我马上就给咬得苦不堪言:挠呀,挠呀,一刻也不能停,两只手飞快地在腿上上下移动,我当着大家的面喊道"yangsele",这是普通话的说法,意思是"痒死了!"

    周围的人全都哄堂大笑起来。老阿婶拍拍我的手,叫我快别说了,"你怎么能说这话!"第二天,一个堂哥告诉我,这儿的人说起痒的时候就说"叮人",与"痒死了"的意思完全两样。我不知道到底有什么两样,直到十年后,在我嫁错了人的那天晚上,我听见我男人的堂兄弟们一个个在交头接耳地说:"痒死了!她想男人想得痒死了。她下面等不及男人来叮了。"

    那天在弗利斯诺的教堂中,当我听到"叮人"这个字的时候,我想起了,我小时候曾经是多么幼稚。然后我从回忆中返回,感到我的脸在发烧,由于愤怒,由于羞愧,不知道那种事。我越回想起过去,我的心灵和身体就越变得焦躁不安。

    这时,林医生碰了一下我的胳膊,问道,"你病了吗?"

    我无法回答他,只是看他的脸:他抬起眉毛,然后又抽动了两次下巴肌肉,这神态告诉我,他很想听到我的回答。那是他的脸!——是林的脸,上扬的眉毛和抽动的下巴肌肉跟他父亲一模一样,也是他们家族里所有人的特征。老阿婶曾说起过,"林的脸长得像马脸,总想从你的口袋里探出点好吃的来。"

    望着这张熟悉的脸,我心中的一切全都搅和在一起了——我的过去,我今天的生活,我的第一个丈夫,我的第二个丈夫,林。我真是昏了头了。我不知道谁在喊,"中暑了!被毒日晒昏头了。"我也不知道他们干吗要替我脱掉毛衣,把我扶起来,然后把我抬进教堂。

    我丈夫后来告诉我,当时我躺在他怀里全身都湿透了,他还为我做了一次洗礼以拯救我的灵魂。现在,他又哭又笑地说,为了救你的命那位医生也为你做了洗礼。我还是昏头昏脑的,只喃喃说了句掩饰过去,"我觉得好像见了一个鬼。"

    我这才明白过来这儿不光我们俩,林在场,他的太太也在,还有教堂里的其他人——大家都在看着我哩!我的神志马上就清醒过来了。我感到很不好意思,每一个人都看到了我衣服上的被蟑螂咬破的那个大洞。

    我从来没有跟吉米讲过,我本来可以不嫁给另一个男人而嫁给这个姓林的做我的第一任丈夫,而你是第二个。我只是告诉他有关"痒"这个字的来历,很久以前,我和林说的是同一种方言。所以,吉米就在下一个星期天很骄傲地告诉林,我和他来自中国的同一个地方,崇明岛,我们管那地方叫长江口的。我想收回我丈夫的话,想解释说兴许我搞错了,是另一个岛,因为我怕林当着大家的面说,"嗨,你不就是那个不肯嫁到我家来的姑娘吗?"

    但是林只是笑了笑说,"这么说来我俩早就该认识了,嗯,小妹妹?"

    说不定他只是出于礼貌,他是很有礼貌的。说不定,他也不想娶我,他的太太很漂亮。说不定他不是我本想嫁的那个小伙子,毕竟,他们家里不止他一个儿子,还有其他儿子呢,我从来就没分清过。我怕分清,知道这个对我来说有什么好处呢?

    所以我没有再问下去。可是打那天起,我开始以两种方式看待我生活中的一切事情,一种是曾经发生的,一种是未曾发生的。

    夜深人静,在我丈夫和孩子都入睡后,我独自一个思量着,当然,我不后悔嫁给了吉米·路易。我爱我的丈夫,为了能同他结婚,我等了整整五年。我来到这个国家和他生活在一起,我是心甘情愿的。这是一种真正的爱情,不只是奉献,为他买菜做饭,为他抚养孩子。我不想林,不想他太太的漂亮衣服,也不想他们的游泳池。谁要这些东西?我对自己说。

    但是随着夜越来越深,我的想法也变了,我这样想:我真后悔没嫁给林呀,因为要是嫁给他的话,我就不会嫁给另一个男人了,我就不会变成那种祈求日本人杀死她的丈夫的妻子,也不会变成那种对自己的孩子的死无动于衷的母亲了。我的心也不会狠毒到想尽一切办法逃脱我的婚姻,因为逃不成而每天咬牙切齿。我也不会后悔我留给第二个丈夫的太少了,我只有感激而永远不会完全幸福了。

    吉米过世后,我不能不想到,要是我嫁给了林,我就不会碰到吉米·路易,不会嫁给他,也不会直到现在还老是思念他。我的眼睛和耳朵不会老是寻找着吉米,寻找着虚无,我的肌肤也不会渴望著有人来触摸,我也不会感到这种切肤之痛。要是我嫁给了林,我决不会认识吉米,那样,我也不会老是思念着一个我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的人。

    现在,就在刚才,我又想到了这一点。要是我嫁给了林,我和林现在仍旧是夫妻,海伦就不会知道我的隐私,我就没有理由任由她使来唤去的。我知道这一点,因为昨晚上在吃鱼的时候,海伦还告诉我,一个姓林的男人,一个鳏夫,曾经住在弗利斯诺的,刚刚加入我们旧金山的教堂。

    "他是个医生,"她说,"可他在捐赠箱里只丢了一张五元钞票。"

    海伦看看我吃惊的脸,以为她知道底细,"是的,你想得到吗?这是个什么样的男人?"

    我没跟海伦说:我本来可以嫁给这个男人,一个好男人。我没说,我没嫁给他是命中注定的呢,还是因为我当时不知道我可以自己做主?我没向她承认:也许这是我的错,这么个小错误,对一个说不,对另一个说行,就像选择水盆里的鱼,没尝过以前,你怎么知道哪条是好的,哪条是坏的呢?

    即使我告诉她,她也不会明白。我们的想法太不一样了,她的脑袋还停留在中国,就拿这件事来说,当她买下这条鱼做晚餐的时候,我对她说,"嗨,你知道搁了三天的鱼会怎样吗?"

    她想也不想地说,"它们会游回大海。"

    差不多有四十年了,我跟大家说,海伦是我的嫂子,可她不是。

    我还告诉大家,她是我的死于战乱的哥哥匡的妻子。这不是实话。

    但我这么说不是想骗大家,事实太复杂,讲不清。即使我把一切解释清楚,也没人会理解。

    我说到的这个死于战乱的哥哥,其实是我的异母兄弟——没有血缘关系,只有姻亲关系。他是我父亲的第二个太太生的儿子,在我母亲嫁过去以前她就已经去世了,所以我们和这一房从不来往。

    而这位异母兄弟也不是死于战乱,而是在战前就死了,他因为把三匹布卖给共产党而在长沙被砍了头。这是阴历4638年发生的事,正好是马年。那一年的人个个活蹦乱跳、横冲直撞的。西历是哪一年我搞不清,也许是1929,也许是1930或1931年吧,反正,是在我碰到海伦之前。

    但是我说了这些,我还得解释,我的这位异母兄弟并不真的是一个共产党。实际上,他声辩说——开头是愤怒地跺脚,最后是跪下来绝望地号哭,他压根儿就不知道头天晚上的客户是共产党,他还夸口说他狠狠敲了他们一笔,用高得可笑的价格,把质量很次的布卖给了他们。尽管如此,国民党还是把他杀了,为的是杀一儆百。

    可我干吗要把这些事都抖搂出来?——说我家族中有个人欺骗他的客户。不,我是说,那个年头很多人因莫须有的罪名而被杀了。人人都知道危险就在眼前,而我这位异母兄弟实在是太傻太贪了。

    就连他的原配太太也明白这一点。开头,她还不想到长沙去。但要是有人问我她现在在哪儿,我也答不上来。她丈夫死后,她给我们写过信,把情况都告诉了我们。但打那以后,就再也没有她的消息,因为她住的那个地方发了一场洪水,顺流漂来很多已经肿胀的尸体,住在河边的人们为了避开那股恶臭,纷纷逃离小岛。所以说不定这位嫂子也淹死了,顺流而下,漂进了大海;说不定她改了名,说不定她连性格都变了,成了一个共产党,现在中国的某个地方,用的是另外的名字。

    我说到这儿,大家可能会以为我的异母兄弟的故事到此为止了。我不得不撒谎表示同意:他死了,他的原配太太也失踪了。这故事没什么好说的了,没有令人惊喜的大团圆结局。好多年来,他的结局的确就是如此。

    啊,有一段时间,我们家族中老讲这么一个故事,说一头公牛冲着一轮新月吼叫,以为它的角挂到了天上。大家都知道说的是谁:一个傻瓜想尽办法爬到了天上,以为能把星星摘到手,结果掉下来,把命也给丢了。我们没提匡的名字,认识与马克思主义沾边的人都是很危险的,尽管匡已经死了,他也不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

    但后来我的异母兄弟又以很多身份复活了。日本人在1937年占领上海的时候,我阿叔假装欢迎他们到自己的衣料店里,"我的亲侄子是在日本留学的,现住在长沙,他还娶了一位日本姑娘呢。"

    后来,当日本在1945年投降,国民党回来接收的时候,我的异母兄弟又以另一种身份复活了。我阿叔说:"我那可怜的侄儿匡,是国民党的一个英雄。死在长沙。"

    当共产党在1949年接管的时候,第一个故事又回来了,只不过那时阿叔已经过世了,所以就由我那老阿婶来说我的异母兄弟是共产党里的一个大英雄了,"他把好衣服送给搞地下工作的学生——当然,一分钱都不收,还搭上了自己的命。"

    当我来到这个新国家的时候,我还以为我终于能够忘掉这个不知死了多少次,又活了多少次的异母兄弟了。要一遍一遍解释清楚实在是太难了:谁是谁的什么人;哪个异母兄弟是哪一房生的;这件事发生的年代是按阳历算的,还是按阴历算的;那个嫂子后来怎样了;我们干吗老是要改变对日本人、国民党和共产党的看法。

    我怎么向移民局的官员讲清楚这么一段往事,他们理解不了!他们只知道一种政府。他们老是向我提出各种各样令人难堪的问题:"为什么你在这份材料上说1918年出生,又说1919年出生?""为什么你没有结婚证明,也没有离婚证明?""你在中国或别的什么国家得过寄生虫病吗?"

    当我来到这个国家的时候,我对自己说,我可以用一种新的方式来思考。现在我可以忘掉我的悲剧,把我的所有秘密抛到一扇永远不会开启的门背后,永远不会被美国人看到。我以为我的过去已经永远封闭了。

    我想,在这里没有人能找到我。我可以把我的错误、我的悔恨、我所有的痛苦全隐藏起来,我可以改变我的命运。

    啊,我不是唯一能够抛开所有的往事Q适应新环境的人。到我们教堂里来的人,我的那个长着一脸雀斑的同学,林和他的太太,甚至还包括海伦——他们全都抛了一些东西在脑后:未清的旧债、糟糕的开端、年迈的母亲、生病的父亲、头房太太和众多的孩子、迷信和中国阴历的命运。

    我甚至害怕我过去的生活会把我抓住。但是后来中国灭了灯,关了门,告诉大家说要安静。那儿所有的人都变得像鬼似的,我们看不见他们,也听不见他们。于是我以为这下子我真的能忘记一切了,没有人能够出来唤起我的回忆。

    可就在这时,海伦想从台湾过来。我只能让她来。她告诉我,好多年前我还欠着一笔账,现在我得还她。所以,我就在1953年告诉美国移民局的官员,海伦是我的姐姐,是我父亲五个太太中的一个生的。她新来乍到,我不能同我们教堂里的朋友说我父亲有五个太太,我自己是牧师的妻子,我怎么能够说这话?

    所以我只能说海伦是我多年前的嫂子,曾经嫁给我的哥哥,一个国民党的大英雄,死于战乱。太糟了。

    我不能说出真情,海伦为什么要来这儿,我为什么不得不资助她,这样反而会越说越复杂。

    我已经把海伦嫁给我哥哥的故事讲了好多遍,讲到现在连海伦自己都信了。她告诉那些问她往事的人说:"噢,我有过一个很隆重的西式婚礼,雯妮是我的伴娘。太可惜了呀,我丈夫那么年轻就过世了。"她说这些话的口气好像她老早就取得了美国公民资格,没人能把她遣送回去。

    海伦把我的故事也讲了好多遍,讲得有时连我自己也信了。什么吉米是我第一也是唯一的丈夫呀;什么是她在上海介绍我俩认识的呀;什么她是我的证婚人呀,我们举行过一个很隆重的中式婚礼呀。

    现在要是我说海伦不是我的嫂子,没人会相信。她和我没有血缘关系,连姻亲关系也没有。她不是我选中的朋友。有时,我连她在身边也感到不舒服。我不同意她的观点,我不喜欢她的性格。但是说不定我们比姐妹还亲,我们被一笔共同的债务所牵连,被共同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我为她保守秘密,她为我保守秘密,我们有一种用这个国家的语言说不清道不明的忠诚。

    所以,那天吃完有鱼的晚餐后,当海伦在她的厨房里告诉我,她决定公开我的所有秘密时,你可以想象出我该有多么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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