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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人

    北洋舰队是亚洲最强的海军,至少在1888年以前是如此。

    它的阵容是以“定远”、“镇远”两艘主力舰为中心。在当时,铁甲舰还很稀奇,这两艘军舰同是七千吨,再配备五艘巡洋舰“经远”、“来远”、“致远”、“靖远”、“济远”,各两千吨。

    海军衙门是三年前设置的。在那之前,有北洋水师、南洋水师和福建水师,三者力量大致相等。后来,福建水师在中法战争马尾海战中全军覆灭。张佩纶,就是这次战役失败的责任者。设置海军衙门之际,李鸿章把南洋水师性能比较良好的舰船配属了北洋水师。以重点主义为借口,北洋水师又从外国购进精锐舰只。

    亚洲的第二个海军强国,自然是日本。

    北洋海军建成的1888年(明治二十一年),在9月4日的《朝野新闻》上,以《殊堪寒心之帝国海军现状》为题,报道:“试观我国现今之军舰,多为老朽,行将不能实用。现已不能实用者亦不在少数。组成现在舰队之军舰中,其最旧者已使用三十九年,而其新者亦服役十一年之久。如不立即加以修复,会使不完善之日本海军更趋于不完善,势必违背扩张海军之本意,如有老朽不堪为用之船舰,应予折毁,并另委外国建造新舰。”

    中日两国舰队不论数量还是性能,都有显著的差别。

    但后来发生逆转,1888年是分界线。从这一年起,到中日开战为止,六年间日本从危机感出发,致力于军备的增强。相反,中国自从李鸿章到旅顺接收“致远”以后,不曾增加一艘新舰。

    当然,中国也有海军预算,每年为白银四百万两,但六年间却没有购买一艘新舰。而且,从开战前三年即1891年起,连购买弹药也停止了。

    这都是西太后一人造成的。

    西太后专政以来,最懂得权势的甜头,怎肯轻易放弃。不过,皇帝已经长大成人,再紧抓着摄政权不放,也有些说不过去。十八岁的成年的皇帝,还由皇太后监护,将成为世间的笑柄。

    她的“归政”只不过是形式,实际上仍要在宫廷内君临政治。世人知道这是形式,但形式也很重要。为了给形式增添价值,就必须用虚假加以装点。

    加强外观的方法之一,就是建造特大的行宫。皇太后从政治中心的紫禁城里迁出来,移住到悠闲自在的行宫去。这是装饰门面的最有效的方法。

    皇太后的行宫要不同于一般行宫。庭园内的建筑自不必说,所有的山山水水也必须是人工建造。这是低劣的趣味,但在西太后看来,如此才能保持自己的权威。

    颐和园在北京西郊,现在已成为群众游乐之所。园内的万寿山是人工山,昆明湖是人工湖。对于西太后的愚蠢无聊,我们只有惊叹而已。

    “这得需要多少费用呢?”西太后说了说自己的计划,要估算一下所需费用。

    银三千万两!

    “这笔款子能筹集到吧?”西太后问醇亲王。

    醇亲王已成为西太后政权的中枢。儿子能当上皇帝,是西太后一手成全的,对于西太后他是言听计从。

    “一定设法办到。”醇亲王答道。

    “是个难事吗?”

    “不,不是的……一些琐碎问题,需要咨询……”

    醇亲王头上冒出冷汗。三千万两的分量,他是清楚的。

    “这么说,筹集款子是不成问题喽,只是有些技术上的问题需要研究研究?”

    “是,是这个意思。”

    “堂堂大臣,不必介入那些技术上的琐碎事。资金筹集没什么问题,早一点施工要紧。”

    西太后已经沉浸在幻想当中。这是前所未有的园林大营造,她越想越兴奋。清王朝入关以来二百多年,还未曾操办过如此巨大的工程。

    别的不说,单说北京郊外的明十三陵,比起这个工程来,显然是太小了。像这样用人工修造的山水,大唐盛世不曾有过,秦始皇时代也办不到。

    深夜,西太后突然睁开眼睛,喊来近侍宦官。

    “我想了解一下秦始皇的阿房宫,传我的话,赶紧查阅古书,呈来详细报告!”

    她想了解一下历史上是否有超过她这个计划的工程。

    西太后陷入自我陶醉,而那个为她筹措三千万两银子的醇亲王却双眉紧锁。

    “这有什么难办的,变祸为福不就行了吗?”满清贵族善庆对醇亲王说道。

    “变祸为福?”

    “你没听说吗?汉人组织了庞大的军队,步步逼近咱们满族人,要把咱们赶出山海关外。岂止赶出而已,是要斩尽杀绝!”

    “真有此事?”醇亲王摇摇头,说道。

    “太平天国洪秀全已经覆灭,你还记得他们喊过什么口号吗?灭妖!他们称我们为妖,要消灭我们。”

    “那些人已经不复存在了。”

    “的确,他们覆灭了,可是,谁把他们消灭的?”

    “湘军,还有淮军……”

    “不错,不是满洲八旗!湘军是曾国藩组织的,淮军是李鸿章组织的,这两支军队里有满族人吗?”

    “两军全是汉族军队。”

    “现今在我们国家里,一旦有事,能战斗的只有汉族军队了。如果他们掉转枪口朝我们打来,那将是什么局面呢?”

    “不管怎么说,他们是大清的军队,决不会朝我们打枪!”

    醇亲王激烈地摇着头。

    “如果我是汉族人,我就能干出来。嗯?对方无力,我方有力,而现在却受制于对方,非把这个统治关系倒转一下不可……这倒不限于汉族,蒙族、藏族处在同一状况下,也准能干出来。”

    “真的?”

    “你还不相信……真让人着急!我昨天听说,广东有三合会、天地会等造反组织,时隐时现,到处活动。你知道他们的旗上写着什么吗?‘灭满兴汉’!”

    “灭满兴汉……”

    “他们要把我们一个不剩地杀掉!还不只是广东!我们现在所拥有的,只有这个皇帝宝座了。这个国家还是我们的国家吗?在这个国家里,我们是少数派,你不要忘记这个事实!”

    善庆一边说,一边用细长的眼睛狠狠地盯住醇亲王的眼睛。醇亲王也是一副满族面貌,眼睛细长。

    “那你说如何是好?”

    “只要是汉族,任谁也不要相信!”

    “我认为中堂是尽忠报国之士。”

    “你的想法太幼稚了。死去的曾国藩是消灭太平天国的英雄,可以说,是他救了这个国家。但是,他组织湘军时,没说过一句尽忠报国的话。”

    “是吗?”

    “当然,当时的檄文你也是知道的。”

    善庆的口吻仿佛在诘问醇亲王。

    三十多年前,曾国藩在湖南发出檄文,征讨太平天国,说是“为恪守礼教”,并未号召为大清尽忠。

    “礼教”,就当时来说,是汉族的生活方式,是赖以生存的支柱。号召维护它,最有诱惑力和说服力。

    在清朝统治下,汉族不愿意为保国而战,非但不保,还想用自己的力量推翻清朝,建立一个汉族统治的国家。善庆断言,汉族人心里都这么期待着。

    “他们至今没有起事,只是因为力量不足,一旦觉得有了足够的力量,就会把枪口对准我们。太后要建造大园林,我们应当趁此机会转祸为福。你看看北洋舰队,那些坚舰巨炮都是汉人的东西,指挥它们的还不是汉族大臣李鸿章吗?以后再也不要为虎添翼了。”

    醇亲王终于明白了对方想要说的话,那就是把军费挪到园林建造上来。购入军舰、枪炮、弹药,等于给汉人增加力量。可是,目前清军的主力是绿营兵(汉族军队),关系着王朝的安危。

    醇亲王不由得长叹一声。

    “削减军费,中堂能同意吗?”

    “这有办法。”善庆说道。

    李鸿章是清朝的头号实权者,兼任直隶总督,指挥着北洋军队。他也有政敌,那就是两江总督曾国荃。曾国荃是曾国藩的胞弟,与李鸿章为敌。两广总督张之洞也不甘居李鸿章之下。朝廷里还有个翁同龢,也是最厌恶李鸿章的。

    翁同龢是户部尚书,即财政大臣,掌握着财政大权。必须先把他拉拢过来。

    听了善庆的话,醇亲王向前探出身子,若有所悟。

    “太后的本意,依我看就在这里。为了不给汉族人增添军事力量,抽出费用建造万寿山……这难道不是奇策吗?”

    总在西太后左右承办国事的醇亲王,怎么也想不出她竟有这样的“深谋远虑”。

    建造颐和园,当时称为“万寿山工程”,总监督为醇亲王,筹措到二百六十万两银子:广东一百万,南洋八十万,湖广四十万,四川二十万,直隶二十万。北洋军费是悉数上缴。

    西太后高兴极了。

    秦始皇在渭水南岸上林苑建造的阿房宫,是东西约七百米、南北约一百二十米的大型楼阁,作为人工工程,可算是难以想象的规模。但是,这个工程因秦始皇死而未竣工。

    阿房宫有其名,实际上并未完工!

    听了这个报告,西太后放声大笑:我的万寿山超过未竣工的阿房宫,我的名字将与万寿山永存。

    她满意极了。

    “军队这下子全完了!”得知万寿山工程的决定之后,李鸿章自言自语。他认为:该发生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虚虚实实

    中日甲午战争前夕,关于中日两国在朝鲜的立场,陆奥宗光在《蹇蹇录》中作了如下阐述:

    “……而日清两国于朝鲜如何维护各自权力,几乎达到冰炭不相容之地步。日本自始便认为朝鲜为一独立国,试图断绝历来存在于清韩两国间之暧昧宗属关系。与之相反,清廷以畴昔关系为根据,大方表白朝鲜为其属邦。其实,清韩关系在普通公法上尚欠缺确定为宗属关系之必要因素。虽如此,清廷仍力求在名义上承认朝鲜为其属邦。”

    陆奥用“冰炭不相容”来形容,可见两国关系已经到了何等地步。

    袁世凯清楚地认识到,东邻强国日本妨碍他执行任务。他企图排除这种妨碍,是理所当然的。陆奥的著述中有这样的评价:“……袁世凯乃年壮气锐之徒,热望排除日本之妨碍,并非无理者也。”

    袁世凯对自己的立场、任务认识得很充分,但对日本却缺乏了解,而且未能觉察到这种缺乏,以致酿成悲剧。关于日本国情,袁世凯之所以认识不足,或许应该说是历届驻日公使徐承祖、黎庶昌、李经方、汪凤藻等人及公使馆成员的责任。袁世凯本人到日本短暂访问过,但头脑中的印象也基本来自驻日公使馆。

    笔者从老一辈华侨那里听到过那个时代的事。当然,这些老一辈华侨也并非亲身经历,而是从他们的长辈那里听来的。据说,驻日公使馆的人们根本不把华侨放在眼里。神户、横滨、长崎等地,有为数众多的华侨。中国不是条约国,没有侨民居住地,他们同普通日本人杂居,整日厮混在日本人中间。日本的实情,他们确有切身体会。然而,从祖国来的公使馆官员们都不从华侨这里吸取宝贵经验。

    封建中国有极端的“官尊民卑”习俗,而清廷官员对华侨更有一种偏见:抛弃祖国,逃到外国的不可信赖之辈。把华侨的谈话、意见作为参考,清末的官僚们连想都不曾想过。

    后来,孙文等曾被清廷视为叛逆的革命家们,在日本开始了秘密活动,所有的华侨都成为热心支持者。孙文曾说:“华侨乃革命之母。”

    在东京的公使馆,主要把报纸、公文等“情报”发回本国,就算是外交官工作。这类情报,绝不是有血有肉的活情报。

    “万寿山工程”在北京动工时,日本正处于发布宪法的前夕。

    实现立宪政治,在清朝官僚的眼里,认为是朝廷实权的下降。朝廷就是政府,立宪会使政府的领导权力削弱,这是最普遍的看法。

    明治二十二年(1889年),文部大臣森有礼被刺,于是,有人认为日本治安有问题。内阁中有长州阀、萨摩阀之争,政界的派系斗争也很激烈。萨摩阀里又分为改革党、调和派、岛津党三派,报界把他们的丑闻逸事大加宣扬。“照这样下去,日本哪里还谈得上舆论统一!”只要读报,就会有这种感觉。清公使便把这种感触传达给本国,本国再转告朝鲜的袁世凯。

    生活在日本人中间的华侨却深知日本人的性格。表面看来似乎是舆论分裂,实际上,当国家利益明确要求一致时,日本人会一致团结起来。而且,他们的尚武气质是可怕的。但是,华侨们没有报警的门路。

    正像陆奥宗光指出的,清廷的意图是既然无法确保朝鲜为属邦,哪怕在名义上维持一下宗主国的体面也行。

    据《清史稿》记载,清政府的属国有朝鲜、琉球、越南、缅甸、暹罗①、南掌①、苏禄、廓尔喀、浩罕②、坎巨提③等十国。不仅朝鲜,以琉球为首的其他属国也没有让清廷驻军的先例。清廷只派去册封使,不直接干预统治之事。所谓宗主国,本来是空有其名。接受册封后才允许与中国通商,所以不得不采取这种形式,可以称之为东亚方式吧。到了19世纪,带有西欧式国家观念的列强侵入亚洲,问题就麻烦了。

    现在哪怕是仅仅保持名义上的统治,也不可能了。袁世凯的任务是把已经难以维持的名义上的宗主权尽可能地延长,再延长。

    派朴定阳去美国时,朝鲜政府曾向袁世凯保证“递交国书之后立即归国”,这才取得“全权”头衔。然而,朴定阳于1887年11月到达华盛顿,递交国书之后迟迟不归。

    为了向全世界显示朝鲜的独立自主,朴定阳的任务是尽可能在华盛顿待下去。与之相反,为了强调对朝鲜的宗主权,必须尽快让朴定阳归国,这是袁世凯的任务。

    袁世凯向朝鲜政府施加压力。

    “是美国方面一再挽留。”朝鲜当局这样推脱。

    “挽留也时间太长了,究竟办些什么事?”

    “这可不知道,离那么远,又不大了解美国的情况。”

    “同美国不可能有麻烦的谈判,如果有……”

    袁世凯瞪大了眼睛,他想说:如果有,就可能是对中国的阴谋。

    “谁知道有什么事,一直没接到报告。如有大事,会报告的,看来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

    “重大事情也有不便报告的,报告了也有对我隐瞒的。”

    “不,绝无此事。反正朴定阳是使用大清帝国的年号与美国政府往来函件,这事有过报告。”

    “大清的年号?”袁世凯苦笑了。

    原封不动地使用某国的年号、历法,就表示是那个国家的属国。“光绪”是清廷年号,使用它就证明服从清廷。朝鲜领议政沈舜泽致函俄国公使韦贝时,写的是“大朝鲜开国”,这就表明没有服从清廷的意思。

    不过,这种习惯只限于东亚。用清光绪年号,译成英文时便改成西历,所以用用无妨,这也许是朝鲜政府应付袁世凯的作战手段。

    朴定阳在美国滞留一年。这期间,袁世凯在汉城不断地施加压力,而朝鲜政府以美国政府挽留、本人患病等种种借口,一拖再拖。最有讽刺意味的是,一年之后,朴定阳却“因病”归国了。美国方面大为惊讶:“为什么全权公使才一年便归国?”

    而清廷则责备:“为什么竟停留一年多?”

    坚持一年,是朴定阳的功绩。除了公函上使用光绪年号之外,他在华盛顿完全以一个独立国家的外交官身份东奔西闯。

    对于三项附带条件,第一项硬着头皮不予理睬。第二项则自然解决,因为席次一般由美国方面安排,大都是按照英文字头或到美赴任的顺序,KOREA当然在CHINA之后,而且朴定阳比张荫桓晚到美国两年。第三项用没有重要事项一推了之。

    朴定阳有功劳!朝鲜各界对他的评价很高。

    1888年11月,整整一年之后,朴定阳才勉强离开华盛顿。回到本国,袁世凯会如何发怒,他心里一清二楚。

    朴定阳归途绕道日本,又停留四个月,才好不容易返回汉城。时为1889年3月。

    “应追究朴定阳的罪责!”袁世凯主张。

    朝鲜政府的处境非常尴尬。朴定阳一年多的外交活动,功绩显著,本应给予奖赏,提升为外署督办(外交大臣),可袁世凯却坚持要惩处他。郑秉夏和闵种然两人向袁世凯求情,袁世凯毫不退让。朝鲜方面哪里还敢提升朴定阳。

    清廷外交的真正实权者李鸿章主张解除朴定阳现职,而驻在朝鲜的袁世凯则主张重罚,想狠狠地整一整朝鲜,免得以后再搞“自主外交”。

    这时,朝鲜已不是十年前的朝鲜了。它已经看清,借助列强——日本、俄国之力,可以踢开清政府的压迫。不管袁世凯的眼睛瞪得多么圆,俯首听命是办不到了。朝鲜要一步一步地、扎扎实实地积累自主的实绩,然后达到真正的独立。

    “要实现朝鲜的夙愿,完全独立,并不是轻而易举的,免不了遭受苦难,必须有流血牺牲的决心才行。”

    说起来颇有讽刺性,李鸿章派去的外国顾问德尼一伙人,竟成了帮助朝鲜抵制清政府的参谋。

    “升他为外署督办,就目前情况来看,对清廷刺激太大。顶好给他一个无关紧要的官职。”

    “什么呢?”

    “副提学之类。”

    “这怎么能算提升呢?”

    “总比撤职强吧!”

    在朝鲜宫廷里,这些参谋们面授机宜。

    关于朴定阳问题,袁世凯同主子李鸿章之间想法上多少有差别,德尼等人提醒在这里做文章。于是,朝鲜政府任命朴定阳为副提学。这是教育方面的官职,离政治外交的旋涡较远。让他暂居此位,以后再伺机提升。

    德尼等人曾久居中国,对中国的事情了解得相当透彻。但是,东亚人心理上的微妙之处。他们仍未掌握。

    李鸿章的怒气远远超出他们的想象。

    在儒教体制下,教育方面的职位绝不是什么闲职,而是要职。一个必须惩办的人反而担任要职,这大大地损害了清廷的体面。

    袁世凯向朝鲜政府提出指责,回答是“不过循例而授,并非别有意见”。

    袁世凯不答应,要会见国王。国王以患病为由,不予接见。患病的不只是国王,当事人朴定阳也称病闭门不出,连赵太妃也病了。太妃生病,国王更有了借口。但是,长此下去,仍不能解决问题,无奈,国王接见了袁世凯。

    “关于朴定阳的问题,殿下听说了吗?”见面时,袁世凯直截了当地提出问题。

    “听说过。”朝鲜国王李熙答道,“朴定阳没有按规矩办事,这很不好。我也觉得非常遗憾。不过,非惩处不可吗?”

    “那三项附带条件是殿下批准的,非常明确,可朴定阳到达华盛顿后根本没打算执行。我为此多次交涉、敦促,迄今已过两年,仍不见解决。殿下也曾说过:待朴定阳归国后,一定给予处分。可是,朴定阳已经被授予都承旨品级,就任副提学要职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授予他都承旨品级,只是按照序列而已,绝不是提升。”

    “他是有罪之身,为什么还要授官?关于此事,我数次函请殿下注意,难道没看过?”

    “都已读过。关于此事,请阁下多多周旋,不要过分追究,拜托!”

    “不追究事情就完不了!殿下究竟抱什么态度,请明确表示一下。”

    袁世凯穷追不舍,弄得国王张口结舌,无法回答。

    袁世凯正了正身子,郑重地提议:

    “像这么通过翻译,可能会产生误译或误解,最好以笔代言,以求准确。”

    “也好,那么就……”

    国王命令身边宦官取来纸笔。宦官退下不久,从屏风外面进来一个少年宦官。

    “启奏陛下——”

    “什么事?”国王问。

    “诸位大臣说,朴使(定阳)问题不宜落在纸上。”

    显然,是屏风后面的大臣们派他禀奏的。

    “关于处分问题,今后将进行讨论,不应留下书面凭证。”屏风后面,数人齐声说道。

    在朝鲜生活的时间已经不短,袁世凯能听懂简单的朝鲜语。

    “王沉吟久之——”袁世凯把当时的情景报告给李鸿章。

    “有这么多人听着,用不着笔谈吧。”国王无可奈何地说道。

    “得不到殿下的明确答复。我不能回去!笔谈又有何妨?不是一样吗?”

    国王只好命人取过笔纸,但他让闵泳韶代笔,可能是提防万一。

    国王在笔谈中躲躲闪闪,避过袁世凯的锋芒。尽管是这样毫无内容的笔谈,袁世凯虽再三要求,连一份抄件也没得到。可见,朝鲜政府多么谨慎。

    袁世凯之所以没有强夺笔谈原本,应该说是学会了控制自己。若在几年前,他早就一把夺过来了。

    他能如此控制自己,是李鸿章的劝告起了作用。袁世凯在朝鲜的一言一行,都引起各国外交官的恶评。每逢有事,表示朝鲜是清之属国时,必然由袁世凯出面,这是他的任务。恶评越多越说明他在认真地执行任务,不过,由于年轻任性,做得过火之处也颇为不少。

    汉城的外交官集会,袁世凯往往不出席,大都是唐绍仪代他前去,以表示他绝非一般的外交官。朝鲜是中国的属国,不是对等关系,他的官名是“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不用“外交”二字,含混其词地用了个“交涉”,为的就是强调清廷的特殊立场。所以,袁世凯从来不与外国公使打交道,他的任务就是要显示不与他们同伍。

    袁世凯究竟有多大的权限呢?各国公使开会,他只派翻译出席,自己从来不与别国外交官采取同一行动,并任意出入朝鲜宫廷。是普通的办事大臣,还是钦差大臣身份的公使?对此,美国驻中国公使接到本国训令,向清政府提出质问。

    李鸿章的答复是:“朝鲜是中国的属邦,派到那里去的袁世凯,既可与朝鲜政府直接交涉,又有与各国公使同等之权力。是否出席会议,由他判断决定。贵国质问,不是多此一举吗?”

    李鸿章为袁世凯声援助威,但因为恶名太大,所以又叮嘱他“切莫操之过度”。

    关于朴定阳的问题,适可而止,也是袁世凯听从李鸿章的叮嘱而采取的自制措施。

    朝鲜政府往美国派遣朴定阳的同时,还把沈相学派到欧洲去。他得了病,这病似乎不是政治性的。代替的是赵臣熙,到达香港之后,他突然患了“政治病”。

    赵臣熙抵达香港时,正值闵泳翊途经该地。听说袁世凯强烈主张处罚朴定阳,赵臣熙感到很不自在。

    照目前情况,去伦敦和巴黎,不理睬当地中国公使,必然要落个朴定阳的下场。此行的本意是搞一次独立自主的示威,如果会同清政府公使去递交国书,就反倒成了宣扬朝鲜是清的属国,岂不是没完成任务?

    赵臣熙没有朴定阳那种勇气。他左思右想,终于以患病为由,从香港折了回来。

    朝鲜政府又任命朴齐纯为五国使,接替赵臣熙。五国使就是兼任英、德、法、俄、意五国的公使。

    朝鲜政府要求清廷取消三项附带条件,起码把第一项取消。特派卞元圭去天津向李鸿章求情,但没有成功。因此,朴齐纯虽被任命,却终于没能成行。

    赵臣熙溜回国是1890年正月。在那前一年,袁世凯获得了“钦差”的头衔。不管外国对他的评价怎么不好,李鸿章总是庇护着他,说:“外国对他评论不好,正说明他忠于职守。”

    “同俄国公使交往尚欠圆滑,须注意自己的缺点!”袁世凯接到了李鸿章的警告,因为驻俄公使洪钧给李鸿章的报告中提到:“俄国外交部对袁世凯怨言颇多。”

    对此,袁世凯辩解说:

    “我同俄国公使为陆路通商条约打了几次交道,表面上还算过得去。俄国公使举行宴会时,故意不悬挂我国国旗,实属非礼。而我国大婚(光绪帝结婚)招待宴时,仍悬挂了俄国国旗,以示我国之宽宏大量。”

    清朝的国旗是黄龙图案,三角形,1889年改为长方形。黄龙三角旗用于商船,一直延续下来。

    警告并非谴责,李鸿章是希望袁世凯再多一点柔软性。

    袁世凯被“赏加二品衔”,就是说,享受二品官的待遇了。由此可见,袁世凯屡受主子警告,只不过是爱护之余的插曲罢了,实际上认为他的政治行动是正确的。

    这年,中国驻日公使换成李经方。

    李经方是李鸿章的长子,但不是亲生。起初,李鸿章无嗣,过继了胞弟之子,就是李经方。收了养子之后,却接连不断地生了许多男孩。另有一说:李鸿章的儿子夭折,为了顶数,从胞弟那里过继了一个。

    李经方在欧洲驻节四年,很有外交官经验。虽然如此,他晋升之快,却不能说没沾老子的光。

    据翁同龢的日记记载,黎庶昌从日本回国后,曾对他说:“日本虽修兵政,广商务,但新立议会不和,大臣屡屡告休,愿与中国和洽,深忌俄之垂涎东海。”

    黎庶昌曾经密奏:“宜固中日之交,而冲绳可置勿议。”

    这年,曾国藩之子曾纪泽在北京死去,年仅五十二岁。他在英、俄、法三国前后驻了七个年头,归国后任户部右侍郎(财政部次官)之要职。

    曾纪泽的叔父曾国荃也在这年死去,享年六十七岁。

    光绪帝的生父醇亲王奕■也在这年阴历十一月逝世。

    这年四月,朝鲜赵太妃死去,享年八十。太妃不是国王之母。李氏朝鲜二十四代宪宗、二十五代哲宗无子,李熙是从旁系继承王位的,赵太妃乃宪宗之母。

    赵太妃侍奉四代国王,亲清倾向较突出。

    清朝时,属国的国王和王妃死去,都要向北京派出“告讣使”,然后由清廷相应派出敕使“赐奠”,同时赐给谥号。

    但这次赵太妃之死,朝鲜宫廷却不打算派出告讣使。理由是血缘甚远,丧事不宜大办,但实质是惧怕这种“赐奠”仪式会清楚地表示朝鲜是清之属邦。

    袁世凯强烈要求朝鲜宫廷向北京派遣告讣使,说:“国王不作行孝示范,无以教化国民!”

    袁世凯本心是想在各国外交官面前,把赐奠仪式搞得隆重些,用以显示清与朝鲜的宗主、属邦关系。

    迟延了很久,朝鲜才派出洪钟永为告讣使,前往北京。他同时肩负着请求清廷免予赐奠的任务。

    清廷按照惯例决定给予“赐奠”,没有接受洪钟永的恳求。于是,续昌和崇礼二人为正副使,领着百余名随员,来到朝鲜。按照从前的惯例,朝鲜国王要亲自出郊迎接,称为“郊迎礼”。朝鲜方面恳求免除郊迎礼,但袁世凯不准许。朝鲜政府又恳请“改道”,因为郊迎礼应由国王的使节迎到汉城郊外的仁川,而那里外国人甚多,冀求独立自主的朝鲜不愿让外国人看见使者迎接时的跪拜场面,若从马山浦登陆,那里的外国人少些。但是,也被袁世凯拒绝了。

    袁世凯乘朝鲜宫廷丧事之机,强调了宗主权。朝鲜国王亲赴西大门的慕华馆,迎接清朝敕使。

    转年是光绪十七年(1891年),养母牛氏病危,袁世凯急忙返回河南项城。他从心底敬佩母亲,总算在她死前见了面,送了终。接着是守制,朝廷准他服丧百日。

    袁世凯离开朝鲜期间,由龙山理事官唐绍仪代行他的职务。

    朝鲜政府认为这是个好时机,将朴定阳提升为“吏曹判书”。这是重要官职,相当于政府的内务大臣。

    对于朴定阳的处分问题,袁世凯和李鸿章之间有些分歧。李鸿章考虑到朝鲜国民的感情。朴定阳在朝鲜国民眼里是位英雄,砸了他们的英雄,恐怕会激起反清情绪。朝鲜政府似乎也看清了这一点。乘袁世凯服丧之机提升朴定阳,相信李鸿章会予以谅解。

    袁世凯回到朝鲜任上是光绪十八年(1892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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