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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封建之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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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翻殷帝国并非仅靠周武王一人之力。周武王动员了三百乘战车、三千虎贲、四万五千甲士。而在召集诸侯后集结的军队里,战车就有四千乘之多。从战车的数量可以推定,周召集的其他各部族军队十几倍于自身兵力。这次召集很可能也有太公望在其中奔走的功劳。中途放弃的第一次举兵并对诸侯发起号令——总尔众庶,与尔舟楫,后至者斩一——的人,《史记·周本纪》称是师尚父,也就是太公望。可能正是太公望对各部族做协调工作。

    《尚书》中收录的《牧誓》就是这次的宣战布告,不用说,出自武王之名。其中有一句:

    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

    这里列举的正是各部族的名字,蜀直到现在还被用作四川省的简称。西北、西南各部族集结在周的旗帜下,此外,这些部族被中原的殷视为夷狄,羌人还被殷人掳掠用作祭神的供品。

    周的东征含有东西决战、一雪前耻的意义。在气势上,西军压倒了东军。

    武王有很多兄弟,其中最优秀的是成为自己臂膀、辅佐自己的弟弟周公旦。另外,在这次东征中立有大功的召公奭,据说也是武王的庶子,但《史记》中只记录周姓的“姬”。最近在殷代卜辞的研究中,“召方”这个词频繁出现,所以人们从中得知,河南西部的大势力召族因受到殷的压迫而迁往西方,召公奭很可能就是这个地方的首领。

    周东征之时,必定要通过召族的领地。能不能让召族加入自己一方,可以说是成败的关键所在。尽管召族不属于周的一族,但因为功绩也受到同族的待遇,于是武王庶子的传说就出现了。

    周为了增加力量,采用了政治婚姻的策略。成为姻戚,就意味着能得到亲家强有力的支持。文王的祖母太姜出身姜族,这也是周的武力的大后台。

    就这样,推翻殷而成为天下之主后,周当然并且也必须要对功臣们论功行赏。创建联合军队并指挥战争的太公望战功第一,被封于山东省的营丘,称为齐国。武王的同母弟周公旦是本族内功劳最大的,被封于山东省的曲阜,称为鲁国。召公奭被封于燕(河北省)。

    周代爵位分为“公”、“侯”、“伯”、“子”、“男”五级,这一制度甚至到日本明治政府时仍在采用。为同族和功臣授予爵位、给予土地,对农业立国的周来讲,是极为自然的。获得领地并受封的武王兄弟据说有十五人。连古代的圣人——神农、黄帝、尧、舜的子孙也被寻找到并封于各地,据说舜的子孙被封于陈(河南省),夏的子孙被封于杞(河南省)。

    不仅如此,已亡国的殷代纣王之子禄父(武庚)也被封为诸侯,获得了殷旧地的一部分。如果殷彻底灭亡,周担心殷的祖神得不到祭祀而作祟,但是周也必须警惕殷的残余力量,武王派他的弟弟叔鲜和叔度担当监视的角色。《史记》中没有这两人的名字,但有另一个叫霍叔的人物,统称“三监”。

    给同族、功臣分封土地,使之成为周的屏藩,这被称为“封建”。甲骨文中“封”同“邦”。“封建”指的正是建邦,并且服从王朝的这些邦的君主都是世袭的。

    如果单纯地把这段历史说成是从奴隶制社会到封建制社会的转变,或者是神圣帝王独裁制到地方分权制的转变,确实便于理解,但如果放到历史走向中,这种说法就显得过于简单。殷灭亡后,武王在第二年死去,创建周代制度的是他弟弟周公旦,孔子视他为圣人而予以尊崇。儒家后来成了中国思想的主流,所以周代制度就被奉为中国文化的精华。

    人们开始意识到,至今号称是周代创立的封建制度事实上在殷代就已有萌芽。甲骨文中有“作邑”的情况,“邑”是“村”的意思,但也可以理解为“集落”或“国”,而且字形和“邦”相似。势力范围扩大以后,就需要委托可以信赖的下属前去管理那些遥远的地方。

    农耕为本的周,很早就有了分土地的观念,只要与此体制相关的,都比殷要先进。当殷刚开始考虑分土地的时候,周已经将此作为制度固定了下来。

    传说在西伯昌的时代,虞和芮的首领之间有一起纠纷,为了寻求裁断而去了周,看到的却是人们互相谦让的情形,于是两个首领都惭愧地返回,互相做了让步。芮城县和虞乡(同在山西省)仍是现在的地名,在黄河和渭水的汇合点以东。如果有了诉讼,理应去天下之主殷的所在地才对,但他们却去了周。关于诉讼,《史记》仅用了一个词

    ——有狱。

    这是一起因为相邻而引起土地纷争的问题。如果是关于土地的问题,可以认为周比殷更老练并富有经验。

    在狩猎、畜牧、农业(还可以加上掠夺)等支撑人口的生产模式中,农业的影响力逐渐越来越大。中国必须切换到以农业为本体制的时期到来了,这也是摆在殷面前迫切需要考虑的问题,卜辞中有这样的记录。体制的改变是艰难的,而周原本就有这样的体制,所以这就成了优势。

    殷周革命表现为不同体制的斗争。也有论点认为,像王国维那样把殷当作异类,完全从中国文化中剥离的做法过于极端。

    周的兴起,跟与拥有先进文化的殷的接触是分不开的,最重要的是继承了它的文字,所以才没有让人有很强烈的历史断绝感。成为天下之主的周,还是在某种程度上采用了殷的神圣王朝制度。天子接受天命、代表上天统治人民的观念是殷的产物,周把它继承了下来。可以说这是一种利用,而长期统治中的这种做法有它相应的意义,该用的时候还是必须要采用。在断绝的中间,我们还是能够注意到有接续的细丝。

    2

    周武王东征的时候,用卜筮占卜出的结果是“大凶”。不过,据说太公望把已经做成筮竹的植物和龟甲一脚踩到地上,说

    ——枯骨死草,焉知吉凶。

    周根本不把占卜当作是个问题。这是一种现实性的、合理的思考方式,殷人做梦都不可能想到天下还会有这样的行为。

    在思维方式上,周人就优于祭政合一的殷人。然而在劳动生产方面,殷又远远优于周,这是因为有大量的奴隶可供驱使,根本不用考虑成本问题,所以肯定能制造出优秀产品。单单就说青铜器一项,如同前述,周始终都无法超越殷的成就。

    牧野之战大胜的周军在进入殷都后,肯定会惊讶得连嘴都合不上。来自西北和西南、算是开化了一半的这些人,必然会被殷的文化深深震惊,并深受影响。周人在祭祀之外是不饮酒的,而殷人每日必行之事就是举行盛大的饮宴。周公特别担心殷的这种风气传染给纯朴的周人,于是颁布了《酒诰》,措辞非常激烈,规定公务员若聚饮,一律押回国都,全部处死。周和殷不同,不会轻易杀人,从《酒诰》可见,周公更担忧酒害。《酒诰》以第一级别公文的形式布告出去之后,还是有人真敢喝醉而不把它当回事的。所以,就算再怎么禁止,总会有缺乏免疫力的人迅速成为酒的俘虏。

    《酒诰》警告的对象是周人,不过规定殷代各臣工若沉溺于酒则不能被处死,只说是要“姑惟教之”。可能是知道饮酒成性的人因为上了瘾,不可能立刻戒掉。通过强调酒害,留给他们一个改变习惯的缓冲时期。而对此作负面猜测的话,也可能是对殷人溺酒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样的态度。所谓“工”,指的是技术工艺专家。周即使推翻了殷,却还是需要殷的优秀技术的。

    殷周革命成功两年后,武王死去,年幼的成王即位,辅佐幼王的是周公。这时周的基础还不牢固,可能还有人对当时的论功行赏不满。殷纣王的儿子禄父处于武王三个弟弟也就是三监的监视之下,武王死后禄父似乎对三人煽风点火。对这三个武王弟弟来说,兄长周公拥立幼王后的独断专行让他们很不痛快。而禄父手中还有一定的军事力量——牧野的殷军因倒戈有功,得以保全下来,此外和殷有很深关系的南方淮夷也拥有强大的实力。“如果我们联合起来,就能推翻周公。”人们认为是禄父在做劝诱。三监接受这份劝诱,真的只是不满兄长周公才同仇敌忾的么?可能还有原因,比如他们监督殷代遗民,深受殷文化的影响。周公为了保持朴素的风气下达了禁酒令,但三监的心里谋划的是要创建一个继承了殷文化的国家。偷鸡不成反蚀把米,完全落入了以复兴殷为目标的禄父的陷阱。

    周公和召公合作,以武力镇压了三监的起兵作乱。周在西方同样也有麻烦,不少诸侯反对讨伐三监之乱。可见,周在成为天下共主后,在初期确实不够安定。然而如果放任三监之乱不管,就会导致新诞生的国家灭亡。周公力排众议,强行出兵,转战至山东半岛北端,花费三年时间,成功平定了叛乱。

    平安渡过三监之乱后,周王朝终于安定了下来。禄父被诛杀,纣的另一个儿子微子开则被封到宋(河南省)。周终于还是意识到殷遗民的集中会带来危险,于是采取了分散政策。

    在那之后,分散在各地的殷遗民不断相互联系。假如有块土地盛产盐,价格也便宜,但在别的土地上因无出产而价格昂贵,殷遗民就利用分散的优势,实行贸易。在迁到前文提到的安阳(殷墟)之前,殷被称为商。迁到殷之后他们还是自称为商。“商业”这个词,意思是商的人所从事的职业。“商”本身是国名,原本没有“商业”的意思。

    经过了三监之乱,周安定下来,成王、康王的时代被认为是黄金时期。

    3

    关于周王朝的创始年份,从董作宾提出的公元前1111年到其他说法的1027年,有80多年的差距。

    中国开始启用年号是从汉代后期开始的,之前的时间是以某王第几年的形式来表现的。周在建国约二百年后,大概有十四年的一段时期内没有帝王的存在,这段时期被叫做“共和”。共和不是年号,而是临时加记的,故此人们明确了共和元年相当于公元前841年。《史记》中的《十二诸侯年表》从这一年开始,在栏中再也没有漏过任何一年。

    之所以纪年从这一年开始才变得明晰,是因为此前周代史官的详细记录都丢失了。可以想象当时天下大乱的程度,连秘藏于宫廷的记录都丢失了。建国当初的重要文献,例如五诰等因有大量副本,以《书经》的形式流传了下来,而成、康黄金时代以来的事件则变成了青铜器上的铭文,从而也成了重要的资料。青铜器因某种纪念而作,然后下赐,缘由被铸在上面,这种情形很多。

    那么,导致大量记录丢失的天下大乱,是怎么回事呢?这次大乱在公元前841年即共和元年总算是收了尾。可以想见,从那年开始,记录得以继续,年代也明晰了。

    事情发生在武王之后第十代的厉王时期。因第六代恭(共)王和第八代孝王是兄弟,所以在此前一共是九世代。此时周王室已经衰落,厉王着力重建王室权威。《史记·周本纪》中说厉王“好利”,“行暴虐侈傲”,而恶政具体到了什么地步却是不得而知。要重建王室权威必须寻求收入来源,所以具体到形式,可能就是搜刮民脂民膏吧。一般认为这就是暴虐的内容,简单来说就是压榨。《史记·周本纪》中说

    ——国人谤王。

    被压榨的人自然要言不平。针对于此,厉王派卫国(河南省)的巫作秘密警察。巫放出密探检举诽谤王的人,并处死他们。人们因恐惧而噤声,开口就可能会被怀疑是在诽谤王上,所以熟人在路上见面的时候并不开口,而仅仅以眼神互相示意。《史记·周本纪》中将此形容为

    ——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

    诽谤者消失了,厉王很得意。召公对此警告说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堤防虽然可以防水,但如果溃堤就不得了了。召公还劝谏说,用恐怖政策防民之口比这个还要危险。这里提到的“召公”,正是两百年前为周代建国立下大功的那个召公的子孙。虽然召公封于燕,周公封于鲁,二人仍被留在中央政府辅佐帝王。这份辅佐的工作也是世袭的。

    忍耐力极强的人民在这样的状态下坚持了三年,最后终于爆发了。

    三年,乃相与畔,袭厉王。厉王出奔于彘。

    《史记·周本纪》对这次大动乱的叙述像上面这样简洁,在竹简上也就是一行字。实际上,在这场天翻地覆的暴乱中,人民袭击王宫,破坏了所有的东西。史官的详细记录,恐怕正是在这个时候丢失的。

    因为没有王,所以周公和召公两人共同施行政令,被称之为“共和”——这是司马迁《史记·周本纪》中的说法。不过,《竹书纪年》中有这么一句

    ——共伯和,干王位。

    这句话可以理解为有个受封于共国、名叫和的伯爵在代理王的职能。我觉得后者更有说服力。

    不管如何理解,无论是共伯和,还是周公与召公,都是代替缺席的厉王施行了十四年政治。厉王在彘地死去,他的儿子在成人之后被奉还了大政,就是宣王。代理王工作的人却意外地悄悄抽身而退,《庄子》中就有文章称赞了共伯和的无私。

    4

    厉王为了振兴衰落了的周王室,强行实施带有压榨性质的政治措施。虽说周王室衰落了,但其衰落也只是相对性质的。有了比较的对象才能说是富有还是贫穷,所以必须意识到,周王室的衰落是和分封到各地的诸侯相比较而言的。与其说周王室穷,不如理解成在地方主义兴起的时代里诸侯们更富有。

    既然旁系变得比主系更有钱,自然地,旁系也就不再那么听主系的话了。此刻起,诸侯的时代就已经到来了。《史记·周本纪》中记载了大政奉还的情形:

    宣王即位,二相辅之,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遗风,诸侯复宗周。

    说诸侯们再次认可了周的宗主地位,不过如果是这样的话,就说明以前诸侯是并不认可周的。厉王采取的强制政策因为不被认可,所以失败并导致大乱。

    宣王在位四十六年,但也称不上是个明君。他在和西戎各族交战的时候,损失了征自南方的军队。宣王的儿子是幽王,这是个比他父亲和祖父还要糟糕的昏君。

    夏末有妹喜,殷末有妲己,似乎国家将要灭亡的时候总有妖女出现。幽王也是因为宠爱一名叫褒姒的女子而丢了国家。幽王有正妻申氏,立申氏所生的宜臼为太子。不过,在褒姒生下叫伯服的儿子后,幽王就废了宜臼,改立伯服为太子。不管何时何处,家族内斗总是这样开始的。

    关于褒姒的出现,有一个神奇的传说。一个叫褒的小国因为有罪,为了乞求宽恕,向周王室献上美女。虽然这是个绝世美女,却从未有人见过她的笑容。幽王想一睹笑颜,试尽了各种办法,但她总是不笑。有一次,烽火台因人为失误升起了狼烟。因为这是紧急警报,各地诸侯和军队慌忙赶到王宫,但当得知只不过是一次失误后,都一脸愕然。这个样子非常好笑,于是褒姒就嫣然一笑。她笑起来容颜更美,据说幽王为此多次派人升起狼烟。诸侯们烦透了,所以到后来狼烟升起都视而不见。

    王后申氏出身于实力派申侯一族,她被夺去正妻地位,所生儿子又被废除了太子地位,申侯当然反感幽王。他与缯、西夷、犬戎等部族共谋,造反举兵。据王国维的说法,造反的核心势力犬戎是后来匈奴的祖先。

    见犬戎等族大肆来攻。幽王急忙令人升起狼烟。而诸侯们一看,“又来了……”没当回事。没有援军前来营救的幽王在骊山脚下被杀死。传说太子伯服也被杀,而褒姒则被掳走。

    周代国都宗周相当于现在的陕西省西安市。犬戎族对宗周大肆掠夺,宫殿全被破坏。一般认为,把王的遇害全部归罪到美女褒姒一人身上是不公正的,幽王的统治不得人心才是最大的原因。《诗经》中也有诗歌提到幽王随意向诸侯、诸臣索取土地和人口,说他判案子也是毫无章法,荒唐无稽。

    可以说当时周已经灭亡了。不过,被废的前任太子宜臼还在外公申侯的领地上流亡。据说宜臼在褒姒生下伯服后,感到身处危险,就逃到申了。

    《竹书纪年》中,有幽王十年(前772)王师伐申的记录,不过没有提到这次讨伐的结果。幽王伐申的理由是申侯拒绝引渡逃亡的前太子宜臼。而在这次讨伐的次年,幽王就在骊山被犬戎所杀。受伐的申侯依靠犬戎的武力发动反击,而接受犬戎援助的代价就是宗周的财宝。国都宗周被完全破坏也在情理之中了。

    周推翻殷之后,将现在的河南省洛阳市定为副都,并命名为成周。躲在外公家的宜臼于幽王被杀的次年前往成周。

    史家把公元前771年幽王死亡之前周的这段历史时期称为“西周”,次年宜臼移都洛阳并即位后的时期称为“东周”。宜臼称为平王,从武王算起是周的第十三代王,但也可以看成是东周的第一代王。

    东周是一种亡命政权,不言而喻,没什么实力。从两百多年前起,分封于各地的诸侯变得富强的例子并不鲜见。宗家一下子把先祖留下的宗周全败光了,所以也没什么脾气。

    平王在位也有五十一年,但因为太子泄父死得比他还早,于是后来即位的是平王之孙桓王。名义上周是天下之主,但实力却在诸侯或是他们的下属手中。诸侯们无视天子、进行势力争斗的时代开始了。

    孔子所编《春秋》写的是鲁国历史,以鲁的隐公元年为起点,相当于平王四十九年(前722)。从已确认了年代的共和元年算起,时间已经过了一百九十年。史家将此后的时期命名为春秋时代,接下来的则是战国时代。用东周作称呼的比较少见,因为周王室只不过是名义上的,所以称作春秋战国时代更为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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