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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争的暗潮

    英宗甫即位,宫廷内就发生被称为“濮议”的对立意见。一些史家甚至认为,宋后来因党派抗争而摇摆不定,危及国基的开端,完全在于“濮议”。

    以金钱购买和平。——宋对辽和西夏支付“岁币”作为和平的代价。长期以来,这种手段一直被认为是一项国耻。

    但反过来看,被史家酷评为国耻的“岁币”,却也显示宋在经济力方面的强大。经济力足以负担和平代价,而且还绰绰有余。宋不但养着本国国民,更养着辽和西夏的国民。要算出当时的生产指数是极困难的事,但宋犹较有黄金时代之称的唐朝全盛期富庶,则是事实。

    唐的确极为殷盛,但那仅限于贵族社会,连低层阶级也变得富庶,是到宋代才有的事。首都的饮食店到深夜都还生意兴隆。中国开始孕育庶民文化,也是到宋代才有的事。说书、戏剧、各种技艺表演,庶民生活上的余裕产生了这些东西。

    宋称得上是经济大国。国家财政犹有余力,所以才有可能担负岁币,但这样的能力毕竟无法长久维持。经济膨胀后,要使之缩小是至难之事,一般的情形是,膨胀现象会与日俱增。

    文治主义的宋,并不是说因此就得以减免军事费用的支出。由于以岁币购得的和平极不安定,因此,在军备上还是不得疏慢。由于优秀人才都成了文官,军人的素质相对降低。为弥补这一点,当然需要花费巨额费用。

    最明显反映文治主义精神的是文官受优遇之事。在历代王朝中,对官吏的待遇最为优厚的政权,莫过于宋。官吏的薪俸有货币和领取实物之别。货币因时代不同在价值上有所变动,因而甚难做比较,此处只能就领取实物的情形做分析。

    唐可以说是官吏相当受到优遇的时代,其从四品官每年领取的俸米是两百六十石,而宋朝同样的从四品官,每年领取的俸米是六百石。唐的从四品官领取的货币是铜钱一万一千五百六十七文,而依据记录,宋朝同一阶级的官吏领取的月薪是铜钱五万文。

    此外,唐的官吏受分土地,宋的官吏则受领绫、绢、罗、棉等实物配给。要在这方面做评价,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概括言之,同一阶级的官僚,宋之官吏领取的薪俸较唐似乎高出两三倍。

    除了月薪之外,宋皇帝动辄发恩赏给官僚。大臣生病时,皇帝致赠的慰问金,以五千两银为其行情。仁宗去世时,更以分赠遗物形式,赐给每一名大臣百余万钱。

    “遗赐不得辞退,因为这是不敬之举。”

    “可是,我们怎么好意思拿这么多的钱呢?”

    “对,这个金额未免太大了。”

    大臣们聚在一起,就这件事情进行议论。这是致赠岁币予西夏并缔结和约的十九年后——1063年。

    “先帝陵墓建造工程正在进行。由我们廷臣联合捐赠部分经费如何?”一名大臣提出此案。

    “这个建议很好。”

    “我们立刻向陛下申请吧!”

    “由谁提出申请比较好呢?”

    “我们请君实兄提出吧!”君实是后来写作《资治通鉴》而驰名的司马光之字。

    仁宗去世后,继位的是英宗。

    “不行!”未料英宗以断然口气拒绝了司马光代表众臣提出的申请,“朕一切自有主张。关于建造先帝陵墓一事,你们以后无须置喙。”

    “是……”司马光只有退下一途。他当然完全明白新帝英宗的意思。

    众臣提出这个申请,当然出于善意。但他们的确思虑欠周,没有考虑到新帝的立场。——司马光一边退出,一边心里如此想。

    被誉为神童、二十岁就中进士、居知谏院要职的司马光,对大臣们的轻率申请,为以代表身份奉言的自己有欠思虑这一点,正深深反省着。

    宋第四代皇帝仁宗,在位期间超过四十年,但他是十三岁就即位的,所以并不算长寿。仁宗被称为仁孝宽裕之人,是个很厚道的皇帝,只可惜膝下无子。

    继位者未定,在封建时代是引起政治甚至社会不安的一大原因。由于仁宗直到中年都未有嗣子,因而有人建言从皇族中觅一养子,作为皇嗣。不过,要做如此进言,需要极大的勇气。因为这等于向皇帝宣布“你已不可能生孩子”。

    在无人敢做的情形下,毅然担负起这项差事的不是别人,正是司马光。

    最后选定的是仁宗之堂兄濮王赵允让的儿子宗实。赵允让有许多儿子,宗实是其中的第十三子。宗实在年纪尚幼时就被接入宫中,被仁宗当作养子抚养。但在仁宗万一生子这个考虑之下,他没有正式被立为皇子。直到仁宗去世的前年,宗实才被立为皇子,并且改名为曙。

    英宗即位有这么一段来历,他不是仁宗的亲生子。英宗的生父濮王已经去世,而众臣却对甫行即位的英宗提出“请准许廷臣捐赠部分先帝陵墓建造经费”的请求。

    正因为不是先帝的亲生子,所以更加需要尽孝道,以避免闲话。

    先帝堂兄的儿子——与英宗有同样血亲关系的皇族,有数十名,不,甚至上百名之多。光是英宗的兄弟就有十名以上。正因为如此,英宗在处事上非格外慎重不可。倘若让廷臣负担部分先帝陵墓建造经费,皇族对他猛烈攻击是想象得到的。

    英宗是喜欢读书、个性温厚的皇帝。

    这也难怪,他是养子皇帝嘛!——英宗个性内敛,甚至引起了口无遮拦的国都居民如此低语批评。

    这样的他,在听到众臣欲捐赠部分先帝陵墓建造经费之议,自然要动色了。

    英宗甫即位,宫廷内就发生被称为“濮议”的对立意见。这不是政策上的对立,而是单纯因称号问题而起的意见对立。一些史家甚至认为,宋后来因党派抗争而摇摆不定,危及国基的开端,完全在于“濮议”。

    然则,“濮议”是怎么一回事呢?

    中国人称去世的父亲为“考”,去世的母亲为“妣”,“考”、“妣”二字有对称关系,而一般在文章中提及亡父时要写成“先考”。英宗生父濮王已经去世,而去世牌位是否应以“皇考”书写,成为一大问题。

    “皇考”当然是指皇帝的父亲而言。

    一些人的意见是:既然是皇帝的父亲,因此,英宗祀奉的生父濮王之牌位,应以“皇考”书写才对,这一派人士的代表为编纂《新唐书》和《新五代史》的欧阳修。

    与此相反,另一派人的意见是:“皇考”的字义包含“身为皇帝之父亲”的意思在内,因此,对非为皇帝的濮王使用此一称号确实有问题,使用“皇伯”之称号应较为妥当。这一派人士的代表是司马光。

    这一派人士的看法是:被仁宗收为养子而成为皇嗣的英宗,从那个时候起,与生父濮王的父子关系便已断绝。英宗是在与濮王之间的父子关系解消后,才得以以仁宗之子的身份就皇位的。

    以道理来说,两者中的“皇伯”说应较具说服力。但英宗也希望以皇考称呼生父濮王,这是人之常情。议论沸腾中夹杂着感情因素,廷臣因而产生截然对立的派阀。

    为解决这个问题,最后由皇太后提出的妥协性提案终被采用:皇考只对先帝仁宗使用;但以皇伯称呼当今皇帝之生父濮王,未免有所隔阂,因而使用“亲”字。这个问题因使用从未有过的新名词,总算获得解决。

    然而,两派人士间依然存有疙瘩,却是难免的。

    为奉承当今陛下,同意未曾就帝位之人使用与皇帝同样的称号,这是违背君臣礼仪的不伦之举!——皇伯派人士以此责难皇考派。

    皇考派人士则以此论调驳斥对方:只知墨守成规,而不于人情机微有所思虑。以后怎么能推动合情合理的政治呢?

    问题尽管获得解决,对立状态却依旧存在。

    在称号问题之后,接着面临的是政策问题。

    仁宗之治世,因取其元号中之一字而号称“庆历之治”,被视为宋的黄金时代。但在黄金时代已有阴翳存在:由于对辽岁币的增加以及对西夏新岁币的赠与等,岁出已愈来愈多。

    官吏依旧领取高薪,而且人数逐渐增多。国家对退职官吏设“祠禄制”,对官吏的优遇可说已到极点。祠禄制是对年老退职的官吏给予名义上的“道观使”职位,继续给付薪俸的制度。

    祠禄制在仁宗的父亲真宗时就已订定。宋的地方制(即州县制)大约沿袭唐的方式。而唐朝所订一个县的官吏人数,到宋朝时已增加一倍,依据记录,真宗时代曾经有过“应减天下冗吏十九万五千”之议,国家有无所事事的官吏二十万人。经济力再强,在这种情形下,都会造成国家财政的窘迫。

    宋的国家活力,从庆历之治时代,似乎开始减退。岁出的增加唯有靠增税来弥补,而增税的结果是庶民受苦,勤劳意愿减退。

    缴不起税金的农民,只有放弃土地。自耕农转落为佃农的情形,从仁宗末期开始激增。宋之所以繁荣,完全是由于有为数甚多负担得起国税的健全农民——即自耕农。自耕农拥有自己的土地,便对土地有极大的爱惜之情,在耕作态度上也非常仔细。他们莫不以披星戴月的态度从事耕作,因为靠勤劳获得的收成全归他们所有。

    佃农当然不会有自耕农那样的勤劳意愿,国家经济力是国民勤劳的总计,因此,这个现象带来的结果是国家经济力的萎缩。

    综合国力降低,岁入减少,然而岁出却逐年增加。

    不赶紧想法,如此下去,国家只有衰亡一途。——参与国政前瞻之士,开始明白这一点。

    英宗可以说是不幸的皇帝。蓄积多年的脓汁在他的时代迸流而出,而且,他本身又体弱多病。

    新法与旧法两派之争是发生在英宗之后的神宗时代。问题在英宗时代就已丛生。英宗设法安排,总算暂时克服,但他虽有改革之志,却由于身体孱弱,所以采取与皇太后共同执政这种畸形营运国政的方式。皇太后是女性,不喜欢激烈变革,于是应该做的国政改革,能拖的就尽可能地拖延下去。

    不幸的英宗,在位五年后去世。满十九岁的长子赵顼继任,这是1067年的事。

    “你有体力,而且年轻。为父没做到的事情……这些事情没做好,国家只有衰亡一途……你非完成不可。做这些事情,当然有人会反对,但为父相信你一定有制服这些人、完成国政改革的能力……希望你在欧阳修等人的襄助之下,完成大业……”病榻上的英宗再三叮咛皇太子,要他完成国政改革。

    神宗甫即位就宣言道:“朕奉先帝遗嘱,拟即着手改革国政,以使我大宋得以复苏。”

    而他准备倚重的欧阳修却以如下之语推托:“任何事情,改革会遭遇诸多反对是一定之事。不顾反对而硬做,一定会产生问题。因此,做事绝不可勉强。勉强而做会招致失败,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欧阳修列出许多史实,表示不赞成着手国政改革。

    着手国政改革的话,一定会遭遇猛烈反对,我再也不愿意受到抨击,我永远忘不掉濮议给我的教训。——这是欧阳修的想法。他因为主张应将濮王称为“皇考”,因而受到皇伯派的抨击,被打上“对皇帝阿谀之徒”的烙印。他不愿意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自己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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