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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许多事情,是有人相信,才会存在

    二〇〇六年二月底,我接到通知,迷迷糊糊去别的部门开会。

    被惊着了,因为在“新闻联播”里要开一个有我名字的专栏,叫“柴静两会观察”。

    在场有个叫汪汪的姑娘,倔下巴,一丛黑发又硬又直,大眼睛毒得很,在日记里记下一小段当时的情况,“柴静比想象中瘦小,像个初二女生。有人在大声嚷嚷,很吃惊的样子:‘这么多人,就为她一人忙活?’她好像完全没有听见。‘新闻联播’和央视一套两会期间同时包装一名记者,这是前所未有的。但是做惯了精雕细刻的深度报道的柴静,知道她要面对的是什么吗?”

    我不记得这些对话,可能听见了也没心思想,我发愁的是根本不知道怎么做两会。

    我想按新闻专题的方式做,可两会不是“新闻调查”,没条件做深度专题,这次涉及四个部门合作,三十多位记者同时参与采访,每个人都有自己跟了多年的地方代表团,各有各的采访对象和采访主题,节目很短,一人一句话就过去了,我的存在大概也就是包装一下节目。

    我找来老范和老郝,想弄个演播室加些评论内容,但跨部门做事,新部门没有演播室系统,找人都不知道该找谁,所有的布景、片子、灯光……全超越常规来做。

    汪汪的任务是协助我们,她日记里写道:“柴和她的伙伴不停地提出要求,设想着更完美的结果,申述着对节目的追求。而我和我的伙伴瞪着熬得通红的双眼,不停逼着自己想办法,求制作部门搬桌子,求电信部门拆机器……我心说:‘哪怕你把我们部的办公室给拆了,也比到处求人好办。’”

    老范、老郝是我拉来纯帮忙的,我对她们急,又怕她们跟人急,更怕别人对她们急,腹背夹击,心里像过了火一样,干燥焦黄。

    好在汪汪人活脸熟,一件件都差不多解决了。临时演播室就建在新闻直播间的过道里,台领导审片时经过,路过电线,每人都得局促地停住,小小跳一下。汪汪记录道:“柴静不停地说:‘怎么能这样干呢?’有人叹了一声:‘贫贱夫妻百事哀。’完工后,柴静很克制,很客气,说:‘我们能自己干的自己干,尽量不麻烦别人。’”

    我一点都不记得说过这样的话,也不知道会给别人带来这样的感受。那时候满心里只有自己要做的事。

    但这么做,根本做不下去。

    汪汪日记里写:“面对柴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我不得不一直吿诉她:做不到。”

    “十分钟的节目想一以贯之。”——“做不到。必须满足两会期间各路代表委员发言露脸的需求,要保证他们的时间。”

    “想做出深度。”——“做不到。三十多路记者分头采访,面是摊得开,深度是不可预知的。”

    “想事先设计。”——“做不到。做后期节目的人无法安排柴静的日程表。”

    “只要我有空我就可以采访。”——“做不到。采访线索、采访对象、采访路线、采访设计要靠多个部门共同组成的前期记者团安排。”

    她继续写着:“柴静忍耐着,没有流露出不满。她脸上扑着粉,不,说挂着霜更像一些。她仍然表现出很有涵养的样子,但是,当一个人表现得很有涵养,其实是传递着不以为然的意思。”

    瞧我当年这后娘脸,这让人为难都不自知的劲儿,不知道她是怎么忍过来的。

    两天后,我在台东门跟老范、老郝告别:“你们都回去吧,再也别来了。”她俩想说什么,我止住了:“你们要在,我更不好过,走吧。”加上当天有点夕阳。战场上掩护战友先撤似的。

    日后汪汪说:“你会有那样的心情,我可能比你自己都先知道。你坚持到生硬的地步,不肯让自己软弱下来,对人好又不知道怎么表现,有的样子实在是有点可笑呢。”

    我横下心,不折腾,一切按惯例来,这样最简单,因为我连采访都不会了。按“新闻调查”的习惯,每采访一个人,坐下来问个二三十分钟还问不完。可人家是晚上的新闻节目,只要三十秒的同期,一句话。我这儿问半天,节目根本来不及。

    后来编导也没办法,写了张纸让采访对象念。我握着话筒,站在那儿举着。

    拍完了,同事安慰我:“先打一枪,然后再在那个洞上画一个靶子,效果是一样的。”

    我拖着话筒线,蹭着地,踢里踏拉往回走。

    常青是我的现场摄像,穿件户外装,手里攥俩核桃,到哪儿都揉着。他不太爱说话,尤其跟女同志,工作拍完完。在街上等车的时候,他大概看出我的沮丧,忽然开口说:“要不送你俩核桃吧,时间长了,磨圆了就好了。”

    汪汪在日记里写:“今天傍晚柴静完成采访回来,看见我第一句话问:‘你看我是不是成熟多了?’”

    “我愣了一下:‘怎么了?’”

    “她不肯说。不说就不说吧。这几天,柴静的脸色活泛多了。虽然有时会悄悄地叹气。但不管什么情况,跟人说话总是神色和悦,有时还会反过来安慰别人。”

    她写:“但我宁可听别人发火,也不愿意听她叹气。”

    我出溜了,放弃采访,演播室也不弄了,随同事自己采,我找个人民大会堂的中心位置,对着彩旗昂首阔步录完一个串场,卸妆回家。

    回到家,我父母来北京陪我们姐妹一阵子,我跟我爸去给他的电动自行车上牌照,但当时在北京挂牌,发票除外,还要暂住证。我本以为办暂住证带上个照片和身份证就可以了。去了才知道,还需要房主的户口本。可房东住在丰台,去一趟太远。

    我爸说:“算了。”

    我妈说:“还是去吧,听说零八年外地人没有暂住证就得被遣送回去。”

    老头有点倔:“那我不出门了。”

    再劝。

    他起身去卧室了:“我回山西去。”

    妈在择韭菜,半天不作声,忽然说了一句:“其实最怕的是生病,生病以后医保在家里,还得回去住院。”

    我爸老说要回山西,还有一个原因,他不说,但我知道,他总觉得应该再去挣挣钱。

    在北京工作的外地人都知道,如果不违法违规,要让父母在北京住,住在老人生活方便点的城区,有一套小点的房子,得多少年。这是身为人子的责任,但父母总觉得孩子的负担太重,心里不安。

    在家闷着。台里给我开了一个两会的博客,我看看留言。一个出生在贫闲家庭的人,母亲有精神病,不能干活,父亲把他带大,九五年,他高中毕业,放弃上大学,打工赚钱,在城市基本安了家,把父亲也接来。日子还没过上多久,父亲就得了重型肝炎,可以换肝,医生说手术的成功率是八成,就算他借到二十万元的手术费,就算手术成功,以后的几年中,每个月还得准备八千元护肝费。

    他写:“面对巨额的手术费,我眼睁睁地看着把父亲从中山三院接回了老家,二〇〇四年九月二十一号的早上,当护士拔去父亲手上的针头的那一刹那,我的眼泪几乎可以说是爆发出来的。为了不让父亲看到我痛苦的样子,我几乎咬破了嘴唇,目的就是要止住泪水。”

    他说:“现在,我得了一种恐惧症,总是做噩梦,人也变得很压抑。一是想到在父亲面对死亡的时候,自己的无助,我就自责、内疚。二是恐惧要是哪一天自己得了病,留给家人的恐惧和无助。这个病,我们老百姓实在是得不起呀!!!”

    三个惊叹号后,他说:“柴静,祝你家庭幸福,工作顺利。”

    回去我跟领导商量:“能不能换个方式做两会,比如从我家的小区说起?”

    领导同意了。

    我们站在小区门口,机器架起来,有点尴尬,路边剃头的白大褂师傅从眼镜上挑眼一看,把手里的头一按,继续理。卖彩票的大姐把采访车拍得啪啪响:“往那边停,那边停……什么两会不两会?别拦着我做生意。”

    楼上的大哥带着他家的萨摩耶犬从我身边过,我拦着他,他笑:“说这有用么?”

    “不说肯定没用,你说是吧?”

    大哥呵呵一笑摇头走了,倒是雪白的萨摩耶熟稔地站下,等着我摸它头。

    卖煎饼的胖大姐一向待我热络,我奔着她去了,头一次见大姐扭捏:“嘿你这姑娘,两会这么大的事儿,我能说么?”摄像机一架,她对着煎饼摊的玻璃用手指扒了几下头发,说得我们关不了机:“哎我那孩子,学校收费太贵……”她一开腔,晒太阳的老太太们都围过来了,一人一句,说药费不合理,买菜买得心都疼……保姆小姑娘放下手里的毛线,探头看了过来,我楼下租房的小伙子也插话进来:“这房价能说说么?……”

    一直到采访结束,大伙都散了,戴红袖套的联防队大爷还追上来,问我能再对两会说两句么,他要说的是没人赡养他的事儿,“两会能不能管?”摄像已经撤了,我手里只有一个没线的话筒,但我看着他的神情,说不出拒绝的话,拿着空话筒对着他,让他说完。这节目在“新闻联播”里播了,在节目的结尾,我说:“至于我自己,我对两会的愿望是希望像我父母这样的人,能更多地从这个社会得到依靠和快乐,因为他们老了,而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像我一样的孩子。”

    几天后我们按惯例跟拍代表们去农村座谈。那是京郊条件很好的村庄。不少代表和媒体,大概有三十几人,都坐在茶几边上,桌子上整整齐齐放了十个果盘,花生瓜子堆出圆满的尖儿,男主人穿着毛衣,里头打着崭新的领带。

    郭凤莲拉着女主人的手:“日子过得好吗?”

    我目瞪口呆,这就是她所理解的电视语言——不是她要这么说话,是她认为电视台要让她这么说,人家坐在那儿也不舒服。申纪兰从屋子里出来往外走。我想拉住她问两句,老太太绷着脸一甩手:“在屋里拍得还不够啊。”

    当记者这么多年,没碰见过这样的情况,是真羞愧。我们索性把机器暂时关了,跟这几位代表说:“你们是代表农民说话的,可以在我们镜头里说真问题。”

    郭凤莲看了我一眼,迟疑着说了一句:“我是关心……今年给农村的这三千亿,这个钱能不能到老百姓手里?”十几个村支书本来都在一边袖着手看,慢慢都走过来了,说:“不要大拆大建”;“不要把管理民主当成是用粉笔在小黑板上写个钱数”……

    我看见常青镜头摇过去,申纪兰正在用劲拍郭凤莲的肩膀:“凤莲,你给老百姓说了实话。”

    回去车上,常青说:“这个村子不错,可以在这儿娶个媳妇儿。”我跟他开玩笑:“你可不要颠覆我对你的看法。”

    他忽然说了一句很有棱角的话:“今天不是一直在颠覆么?”

    天安门广场上记者最多,镜头“呼啦”就上去了。

    我半蹲着找了一条人缝给录音把线拉着:“从这边过去。”

    这时,地方台的同行把他扛着摄像机的同事往后扯了一下:“不要和中央台抢镜头。”我来不及阻拦,那位摄像师已经迅速撤到后面了。这样的话,大概他常常听到。

    我惶恐,不光是觉得对不住同行,对自己也没有任何好处——新闻是争出来的,如果不必找就有人主动等着你采,不用费力就可以问出答案,不满意他还可以说第二遍,这种新闻,能有多少价值呢?一个代表被二三十家围着,来不及辨别哪家时,众声喧哗里才能检验有质量的问题。晚上吃饭的时候,在“新闻联播”上看到一个我从没见过的镜头,一张脸大概占去四分之三的画面,是贴得太近造成的,还摇摇晃晃。

    贴着他脸的是各个媒体的话筒。

    这张脸是当时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主任林毅夫,在人民大会堂门前,政协会议还有十分钟就要开幕,他在说:“我的提案是给新农村提供公共产品的问题……”

    围着的记者太多,摄像肯定是被推来搡去,因为晃得很厉害。离得太近了,又是广角,林的脸几乎是变形的。一块看电视的同事端着饭碗乐了:“以前联播可没这样的脸。”

    “新闻联播”的这条新闻还真不短。

    电视里林毅夫正说到:“对农民的房子拆了再建的问题,要听农民自己的声音……”

    办公室大家都围上来,看他怎么说。没人再管他占满了屏幕、摇摇晃晃的脸。

    第四年,我有点不想参加两会报道了,有媒体采访我,“你们今年报道哪十大热点?”

    我问她:“你记得去年的十大吗?能说给我听听吗?”

    她笑:“能记住一两个就不错了。”

    我说:“就像水龙头一样,这十天来了我就把它打开,特别繁华,哗哗流。开完会一拧,滴水不漏,到明年再来一次,跟去年已经没关系了。”媒体倒是越来越热闹了,但都在新闻发布会上比谁的衣服颜色鲜艳,能拦住高官问问题,哪儿人多往哪儿去,管这热闹是什么,生怕自己落下。三八节拍点女代表,平常拍点穿得漂亮的少数民族代表,怎么花哨怎么来。三千多记者一起,大清晨冷风里排成一个大方阵,长枪短炮,还有很多人架着梯子站在上头举着镜头,等着代表委员从车上下来,呼啦啦围上去,一边围一边有同行低声问我:“咱们采访的这人是谁啊?”

    有天下了雨,政协委员都从北门进了,记者没法在这个门停车,只能走路到正门。长安街沿线,一会儿一个,连伞都没有,淋得透湿。

    第二天是雪,早上洗完头没干透,刚出门,发梢上都是冰凌子。这次车停在广场西边,得走过一整个广场到东门,地上全是水。四百米走过去,鞋和裤腿都湿了。等捂干了,又得走回去。

    第三天是风,五六级的风,一冬天也没那么冷过。我学了乖,穿上羽绒服和棉鞋,大围巾裹着脸。回头跟同事说话,嘴都冻得拧一块了,张不开。

    这次广场空空荡荡,连站岗的都找个地方待着了。〖墨斋小说:www.qSxiaoshuo.com

    只看见不知哪个台的姑娘,拿着话筒在出现场。她把大衣脱了,没地儿放,夹在腿中间,就穿了一件白色西装,里头一件红衬衣,话筒一看是为两会专门备的,套了红绒。

    “三月的北京……”她刚张嘴,一阵风,话就堵回去了,头发都扑在脸上。

    摄像戴着大帽子,缩在棉袄里,大声喊:“笑一点,重来一遍。”

    我顶着大风哆哆嗦嗦地往前走,看着她努力地用手拂着头发,两腿向内弯夹着棉大衣,满面笑容地说:“三月的北京,春意盎然……”

    汪汪再来找我谈报道方案,我对她们说:“我不想做花架子。”

    她找申勇主任跟我谈。我心想,你居然告我的状。她后来说起早早坐在二楼沙发上等我们的心情:“又怕你到晚了让申勇等,又怕你到早了让你等,又怕冷落了你,又不知道说什么你爱听,又紧张你能不能通过,又紧张你通过了申勇能不能通过……真是难为了我这样的小人物。”

    哼。

    她继续扮可怜,说自己七年前刚进台的时候,“土头土脑,唯唯诺诺,笨手笨脚,又怯又倔,不会讨喜,有的人甚至一见我就忍不住会发火呢。”

    我再生气也笑出来,想起小时候有个伙伴叫小胖,回回破庙打鬼偷鸡蛋,逃跑时都是她倒数第一我倒数第二,有种相依为命之感。

    申勇来了坐我对面,她坐边上另一桌,托着腮,大眼巴巴地看着,我才知道,她找领导是怕我甩手不干了。

    申勇只说了一句话:“今年全部直播。我们要只想做花架子,就不找你了。”

    这一年,我才开始想最简单的问题:代表是谁?代表谁?两会是要干嘛?

    有人说:“开了这么多年会了,还需要问这么简单的问题?”

    我说:“不信咱们问问自己。我是谁?中央台是干嘛的?我们到底要做什么?”十二年前,央视刚开始做两会报道的时候,敬一丹是记者,她跟我说过当时第一反应是:“我们还能问啊?”等她成为政协委员之后才发现,“开会并不像电视上那样整齐划一,会场的争论是非常活跃的”。

    新闻是选择的结果,是人来选择呈现什么。

    两会不光发布政府工作报告。代表是来审议报告的,审议本身是审查评议的意思,必要时提出批评和质询,是人大代表的职责。审议过程中,不同观点的碰撞是很正常的事,谁对政府工作报告的哪一部分提出意见和批评了?为什么?赞成者又是怎么看的?淮的看法更合理?结果会对现实带来什么影响?

    这一年我们没去人民大会堂,也没有临时兴起把代表拉去小学或医院,抓个热点谈——代表的位置在人大分组审议的现场。

    这是个简单的问题,但我用了四年才走到这一步。

    定下此事,演播车开到人大代表闭门口候命,才发现一个可怕的问题。同事说:“三月五号开篇这天直播什么啊?代表们都开会去了,二十分钟,采访谁啊?”

    我也发愁,汪汪转过来看着我。

    我说:“谁?……我?你疯了吧,我一个人说?谁要看啊?”

    汪汪日后信里承认她当时像卖保险的:“死乞白赖地和你掰扯,说只能靠你嘚啵了,放心,哪能把你撂那儿呢?说个十分钟就行了。掰扯了几个来回,你突然说:‘其实二十分钟也没关系,我就是算准了时间好准备。’我顿时闹一大红脸,心事被人拆穿的感觉。其实你并没有讽刺我的意思。”

    呵呵,我早想好了怎么报复她。

    直播开始,我说:“请导播切一个会议室画面。”我知道后期导播台上汪汪会面无人色——哪儿有直播前不沟通,临时要求切画面这么玩人的?

    我心里知道她行,汪老师,来吧。

    我等了一秒钟,猜到她已经切到了空无一人的会议室,就用这个画面说开场白:“子路问孔子,您从政的话,第一件事是什么?孔子说,必也正名乎。这句话用现代的话说,就是对权利的界定要有清晰的认定。这些空无一人的桌椅,其实就是宪法赋予代表的知情、参与、表达、监督的权利。”

    播完之后,我遇到申勇,他说:“第一次感到这个空荡荡的会议室这么庄严。”

    节目结束,看到一个人在我博客里留言,说柴静像个“教士”,絮絮不休地说着一些正确但是无人会听的话。是,电视机前的人端着碗就走过去了,我在耳机里甚至听到跟我连线的主持人把话筒关了在闲聊。

    我知道可能没人听。但这事儿就像谈恋爱一样,跟别人没关系,只看自己能不能配得上自己的期望。

    第一天节目完了,晚上十一点,我在咖啡厅对着第二天的文案发呆。汪汪笑眯眯地来观赏了我一会儿,当天日记里写:“她有气无力地和我说:‘第二天可麻烦了,太乱了。’我很薄情寡义地想,这就不关我事了。我一向如此,就她那可怜样老忘不掉。”

    乱,往年只做单独一位代表的议案,现在需要去找到同一议题的不同意见方。编导们更可怜,半夜三更挨个去了解每个代表对问题的看法:“今年我们直播,不需要您念发言稿,您就按您自己的想法那么说,有不同意见也可以随时插话。”

    人家满脸狐疑:“那不就吵起来了么?”

    “是啊,可以的。”

    第二天,浙江一位人大代表叫庄启传,斜靠在栏杆上抽烟,看我们在那儿布线,我过去打个招呼聊两句:“您等会儿的观点是什么?”他似笑非笑:“不就是听你们央视的导演么,让演什么演什么。”

    我说:“我们要的是您演您自己。”

    “我敢说你敢播么?”

    “您是人大代表,我们是直播,您只需要对自己的言论负责就行了。”

    直播中,代表邱继宝讲他的飞跃集团在政府支持下渡过难关的三点体会,刚说到第二点,就被庄启传打断了:“你的观点我认可,依靠政府解决问题。但是,政府给你的只是思路,不可能把全部问题都解决掉。可能更重要的……”邱继宝大声说:“我不是这个意思!”

    坐在旁边的人大代表周晓光抢进打断:“邱先生的企业在我们浙江,是大企业。但我们浙江还有几十万家小企业。”

    “企业解决问题不能完全依靠政府,如果过多依赖政府,这个企业就没有出息,走不远。”庄启传找个空子还是把话说完了。

    邱继宝本人脸涨得通红:“当然得企业主导,关键是企业要面子还是要金子……”

    原定八分钟的会议直播一直在往后延,居然耳机里没人告诉我什么时候停,汪汪发短信给我:“播出线上沸腾了。”

    会议结束,现场的两位纸媒同行议论,说这下中央台倒霉了:“本来他们要拍邱继宝发言呢,结果变成一场大争论了。”

    我把邱继宝请到直播的镜头面前:“这些反对你的声音都是直播出去的,你会觉得尴尬和不舒服吗?”

    “作为代表,怕尴尬就不要去写建议,你为了把深入的意见建议真正带到两会上形成国家的共识,你肯定要结合实际,不对的跟他争,谁有理,谁就是精英。”他说。

    “争论不是会让意见更分散吗,你为什么说可以达成共识?”

    他说:“只有通过争论才能达成共识,争论是争真理,有理走天下。”

    直播结束,我们进了电梯,邱继宝沉默了一会儿,说了一句:“这也是第一次啊。”

    “什么第一次?”我说。

    “我们开始有了真正的‘议会新闻’。”

    做这样的节目,编导心里没底,问我:“直播中到底发生什么,没法把握,你能不能先给我你的提问呢?”我说我通常只准备材料,现场听,具体要问什么,可能到了那个时候才能知道。

    汪汪说:“也有编导说他不喜欢你,觉得你欲望太强了,总觉得拼命想证明些什么。”

    我知道她什么意思:“也许是我真不认为直播前需要什么都准备好……别介意,我就是这么想的,如果记者不向未知的东西去问,那这个节目好不到哪儿去。”

    “看你采访,眼睛都放着光,攫取的光。”

    我跟她已经熟到了可以胡说八道的地步:“攫取,对,提问者就得攫取。我还太不够呢,好采访是一刀一刀把一个人的魂儿活活儿剥出来晒,这个剥里面全是逻辑,递进,环环相扣。”再返过头吹捧她:“但是编导在后期的台子上是神啊,剪辑和导播一秒之间,差之千里,一个镜头的调度,就是全部人生。多牛啊。这种各自归位的陶然——哎你没觉得我比以前嘴儿甜了么?”

    她嘿然一乐,把一份策划案放桌上,食指一搓,推到我面前,“这个你肯定喜欢。”

    是个叫老毛的代表,淡黑脸,浓眉毛,两会发言时,当众掏出一瓶深黄色的水,往桌上一蹾:“这是我视察时看到的被污染的河水,纯黄色的呀……这就是当地十八个乡八九万农民喝了十几年的水。老百姓真是太苦了。当地最长寿的人也只有六十五岁,因为体检不过关,已经多年没有年轻人能去当兵了。这次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大篇幅提到环境保护,可见中央是多么重视。但为什么一条受污染的河流就是治理不了?有关部门协调工作太不实在,说实话就是失职!”他的手不断敲桌子,自来卷的头发,都震得掉在眼前了。

    当时担任国务院秘书长的华建敏说:“老毛,你把这水给我,我给你落实。”

    “哎呀,听了这话,我太高兴了呀!”他说这话的时候,六十岁的人,眼睛是湿的。

    直播那天,代表团的负责人摸不清老毛的套路,想着要对我们直播负责,就跟他打招呼:“老毛啊,你发言的时候,我待会给你打手势,你看着点哈。”

    老毛这次拿了支玉米来,是要反映粮价太低了:“这么大穗,才三毛钱,你摸摸。”

    是,一大粒一大粒,金子似的。

    直播里,老毛还是和另一位职务是粮库主任的代表争了起来:“城里人挣工资,涨工资速度很快。一九七六年以前,每斤玉米八分收购价,当时工资四十元左右。到二〇〇八年,玉米按提价到八到九毛算,只提十至十一倍;而城里人工资已经达到一千三至一千四百元,至少提了三十倍以上。如按三十倍涨粮价,玉米现在应该是两块四往上。”另一位代表说:“这肯定不行,粮食是特殊商品,这么涨宏观经济要不稳定了。”

    他说他知道,但是“得把农民的利益补上,种粮的人要有个奔头,你看看你看看多好的玉米”,边说他边把玉米棒子塞在人家手里,劲真大,玉米粒都搓下来了。

    就这么“吵”了四十分钟。老毛嗓门大,我连找个缝隙打断他都不容易,最后两位算有个基本共识,说粮价一定要涨,“小步快走”。这话后来写进了中央文件。直播完,人家过来拽一把他袖子:“哎呀妈呀你刚才咋不看我呢,我拼命打手势,幸亏讲得还行,你把我吓死了。”他嘿嘿笑,说刚才我扭过头装作没看见你。

    人走了我问老毛:“你没顾虑么?”

    “我就是个农民,还能咋的?”

    “他平时是你领导啊。”

    “我俩是平等的。都是代表。”

    汪汪后来老念叨这一期:“那时候我们心里没底,因为没有套路,采访的时候就像新闻正在发生,节目虽然粗糙,却充沛着一种糊涂辛辣的感觉。”

    我说:“咱们这个活儿像厨子一样,要有那个烈火一腾,下锅的时候响油刺啦的感觉。”

    吹牛这种事吧,紧跟着就是丢人。

    我的现场导演是红梅,她做事靠谱,不是她的节目,我也央求她在,踏实。相处久了,她说:“我看了你好多天,其实你什么特别之处也没有,你就是平常说话。”

    我还挺得意……啊,总算。刚入行的时候,老向观众挤眉弄眼,在心底大喊:“我在这儿,我在这儿呀。”红梅这么一说,我还以为七年下来,我真学到了平常说话。

    结果某天直播,说起大家听政府报告,我顺口就说“万人空巷”。等后来看这段视频的时候,我汗出如浆,羞愤地踢我自己:“这词儿他妈的你从哪儿学的?你怎么就敢这么用?”

    我知道我是哪儿学的,还蹲在我爸的办公桌下捡烟头玩的时候,作文里就写:“平地一声春雷响,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幕了……”

    我的文学启蒙书,是从厨房翻到的批判胡风的文件汇编,我自发创作的第一首诗是献给雷锋叔叔的。跳皮筋的时候,小女生唱的歌谣是:“一朵红花红又红,刘胡兰姐姐是英雄,毛主席题同金光照,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我还以为我都忘了。哪忘得了?只要不留意,它顺嘴溜出来比什么都快。也没别的办法,只能在日记里羞辱自己:“我跟你说小柴,就冲你这敢这么用这个成语,将来杀人放火的事儿你都干得出来!”

    人性是这样,光靠自己靠不住。

    有时候累了,半夜回来,就想着明天节目不管了,先睡吧,但看到有人在我博客留言:“你观察两会,我观察你。”

    心里一动。又在桌前坐下来准备材料……有人看着,不敢太轻慢。曾国藩说得对,世间事一半是“有所激有所逼”而成的。

    两会也这样,会上有位呼吁停止银行跨行收费的黄细花代表,这事她从广东两会一直追到全国两会,我问她为什么这么较真。

    她半开玩笑说:“还不都是让你们媒体给逼的。”

    我问一个哈佛的老教授,社会上这么多问题,改起来有很多惰性,怎么改?他说,让问题浮出水面,让它“不得不”改变。

    我们第一次在直播中现场连线,让选民全程在线听会,直接对代表作出评价。有记者采访我,瞪大眼睛问:“难道不满意也能说啊?”

    “当然可以啦,这是社会常态,有满意就有不满意,有了不满意才能更好地督促代表履职。”

    采访农民工代表康厚明的时候,我们连线了深圳的农民工吉峰,他在直播中批评康厚明前一年履职时“过于软弱”。这是我们两会节目里,第一次出现对人大代表的批评,未见得全面客观,但可贵在于呈现了分歧。第二年,吉峰听到康厚明在两会上谈到农民工养老保险转续,地方保护主义是绕不开的障碍之后,给了他掌声。

    连线最后,我问吉峰:“你为什么要提出你的意见和疑问?”

    他说:“我们不对自己的事情关心,谁来关心呢?”

    直播完,回来车上有同行问:“你们这节目这么说那么说,会不会有风险?”

    我想起老毛,当天采访完他先走了,我正在直播镜头前采访另一个代表呢,忽然眼前一黑。

    一个黑影直接从镜头前穿过。

    全场皆惊。

    是老毛,嘴里还唠唠叨叨:“我的玉米呢?”他一把从我身边的桌子上拽走了那只黄澄澄的大穗玉米,看都没看这一屋子人,和正对着的镜头。一回身,又从直播镜头前昂头阔步出去了。

    玉米是刚才采访的时候他落下的。他带玉米来,不是当电视台的道具,急着要拿回会场,是去说服其他代表。他心里眼里都没有直播的镜头。

    这只金穗大玉米两会结束后我要来了,放在我家书架上,是四年两会我留的唯一纪念。

    二〇〇九年以后,我没再参加两会的报道,汪汪还是写信给我说说人和事的进展。她有时候沮丧,有时候兴致勃勃,有时候对我不耐烦:“你说得太天真,你能做的只有相信,却不能证明它的存在。”有一天,看到她一封长信,说直播中又采访了老毛,今年明显脾气急,为了一个持续多年的提案,农民贷款难,他提了几年,之前答复一直是“在探索中”。

    今年,他说:“光探索不行,现在探索多少年了,城里能抵押农村为什么不能抵押?刚才说担保法,法律是不是人定的?为什么不能赶快修改?今天就得提提这事,你说着急不着急?农民不贷款农民怎么能够发展?不能总是探索,怎么解决得拿出办法了。”

    她写:“他说话急得嗓门都尖了。”

    我问她,老毛为什么这么急?

    她说老毛得了结肠癌,六号开会说完这些,八号就回去化疗了。他这是一个疗程没完,本来应该住院观察的工夫跑出来开会的。

    “咱们做了那么多年两会,”汪汪最后写,“许多事情,是有人相信,才会存在。”

    四年之后,汪汪才把当年她的两会日记发给我。

    她终究原谅了我:“不管柴静多折磨人,但是除非你受不了,反正她是不走的。坚持也罢妥协也罢,好好坏坏她是不会走的。”

    我看她这段,想起当年,我、竹青、宇君、小熊、何盈、李总管、小米、韩大叔……大家吵来吵去,深更半夜临时改方案,我也知道要多耗无数工夫,但没人埋怨。每天傍晚直播回来,一推十八楼那个小屋的门,“轰”一下的热气,七八个人都转过脸冲我笑,桌上给我留着饭,姚华把塑料袋里猩红的剁辣椒和萝卜干拎过来,大眼睛的小温温给我倒杯热水。

    汪汪坐在电脑前查资料。我从不带笔,一辈子丢三落四,一边吃饭一边左顾右盼,想找个笔在纸上划一下。她背对着我,眼睛盯着屏幕,看都不看我一眼,一只手把笔送到我面前。

    她后来在信里写:“你有点惊讶,我理所当然。十几平米的小屋,我们都挤在一起,彼此一举一动不用眼睛看,用心就能知道。”

    过了四年,她才告诉我,那个在留言里写“你观察两会,我观察你”的人,就是她。

    做了这么多年两会,我才开始想最简单的问题:“代表是谁?代表谁?两会是要干嘛?”有人说:“开了这么多年会了,还需要问这么简单的问题?”我说:“不信咱们问问自己。我是谁?中央台是干嘛的?我们到底要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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