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与喘息：我所经历的中国和文学 正文 01 国家失记与文学记忆
在强有力的意识形态笼罩下，那半开的窗口是被意识形态笼罩监督的。没有人可以监督国家的意识形态、而国家的意识形态却无时、无处不在监督着知识分子毎个人的言与行、口与笔。
一、失忆与失记
二〇一二年三月你，我在香港相遇瑞典教授、汉学家罗多弼(TorbjornLoden)先生，他告诉我说，他在香港的城市大学短期教书，面对教室中的四十个都岀生于八O年代的中国留学生，他问他们：「你们知道中国的『六四』和刘宾雁与方励之先生吗？」那些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们，面面相觑，一片哑然。于此同时，我想起香港的另一位老师告诉我，有次她问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们：「你们听说过在那场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中，中国饿死了三千万到四千万的百姓吗？」她的这个问题•让那些学生们不禁哑然，而且面带惊愕的疑惑，彷佛这位香港教师，正在讲台上公然编造中国的历史，攻击他们正在日渐崛起的祖国。彼此谈完这些事情，我和罗多弼先生坐在一家安静的越南餐厅，长久相望，不能声言。自此之后，一个早被人们私下议论——而非公然讨论的那个中国问题：国家性遗忘，便如楔子样楔入我的头脑和骨血的缝隙，时时忆起，都会隐隐听到体内淌血的一丝声息，都会有与国家遗忘相关的一连串的问题，马队般踏着记忆的血道，来到我自责的广场：
那些出生在八〇、九〇年代，而今都是二十至三十岁的中国的孩子们，是否真的成了遗忘的一代？是谁在让他们遗忘？他们被遗忘的方法是什么？我们这些有着记忆的前辈，应该为他们的遗忘承担些什么责任？清理这些问题的时候，感觉这种遗忘的称谓，在中国应该被称为「失记」更准确。因为遗忘更多的是让记忆抛弃过去和历史，而失记，则包含着「对现实与历史有选择的抛去和留存」，甚至还包含着「今天对记忆的新创造」。是的•正是这个失记的境况，在我们的国家，让新一代的孩子们、成了记忆的植物人。历史和现实，过去与今天，都正在失记和被失记，正在被一代人所齐整、干净、力求不留痕迹的遗忘着。失记和遗忘、真相与失忆，每天都在备受关注的一些语言、文字、头脑中发生着冲撞和争夺。我们一直以为，历史与人类的记忆，最终会战胜暂时的忘却，而回到良知的真相中。而事实上，事情恰恰相反。在今天的中国，遗忘战胜了记忆，虚假战胜了真相，臆造成为了历史和逻辑连接的链条和接口，就连天刚刚目睹发生的事情，也在以惊人的速度，被选择性失记所抛弃，只剩下一些真假难辨的碎片，残留在社会、生活和人们的头脑中。而这些碎片，也会在明天不期而到的到来后，被自然和人为地置入快速失记的篮筐，高高挂在人们视力所不及的黑暗之角落。
二、什么被失记
必须承认，这个国家在一九四九年诞生之后，革命和被革命每日都在袭卷着这个泱泱大国。革命在创造政权，创造历史，创造现实，也「创造记忆」。而记忆和被记忆，自然失记和被迫性失记，都在国家性的「失与记」的范畴中，成为一种革命的选择与手段，被序渐进地推进和实施。封建历史的一切，因为都是封建的，帝王将相的，当然就不再提它了。辛亥革命也已经遥远了，把孙中山的名字留下来，而与这个名字相关、重大事件和历史之细节，也都从史书和教科书中有选择地删去着。就是今天还活着的中H老人都还历历在目的军阀混战、抗日战争，共有哪些党派、军队、志士在内积、抗日、流血和牺牲，也都被有选择地记住和遗忘。这一关于失记的行为，是一种国家性策略，及至到了后来，这个国家在以一个人的疯狂与热情，带动着整个民族沸腾的革命和建设中，最早以运动延续战争，以革命替代生产的发生在一九五一至一九五二年的「三反五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和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官僚主义)，在今天看来，在四九年后的中国所有的革命运动中，是最具现实意义的一次，但因为革命者的热情和战争年代在革命者身上延续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成功经验，这场运动从一开始就被普及和扩大。许多地方都在分配着抓和监的人头指标，不是你有没有这「三反五反」的革命对象，而是你必须有这样的革命之对象。因为「三反五反」在四九年后新中国革命运动的首次意义，为一九五七年民族灾难的「反右」清理，奠定了实践基础，因此，关于它和那场让所有中国知识分子直到今天想来都还不寒而栗的「反右」运动，就被强制地从人们记忆的库房移向了失记的仓库。从此，人们就不可以再在记忆语言中谈论提及了。而后的大跃进、大炼钢铁与随之而来的遍及整个中国、据统计饿死有三到四千万人口的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以及让整个世界都随之起舞的十年「文革」，都因其荒诞、残酷、广众和令整个人类都为之震惊和哑然，因此而不敢、不能、也不愿再去还原这一历史相貌，让孩子们的记忆中有着历史的真相。延续到中国的改革开放之后，和越南那场百姓、人民、军队都不知因何而起的战争，无论中国或越南到底阵亡了多少士兵和死去多少无辜的生命，也是只字不再去提了。发生在一九八三年的那场暴风雨式的「严打」，所谓法律，就是权力的上牙和下牙的一次敲碰，因此有多少年轻相爱的恋人，因为在街头亲吻，而被当作流氓送进了监狱，有多少人因穷盗物而人头落地，也不再回头追问了。
当然，一九八九年夏天那场让整个世界到今天都还记忆犹新的「六四」学生运动，当它以枪声、流血和流亡作为尾声时，世界所有记忆的展台上，都还鲜摆着事件的真相和细节，可却在它所发生的国度里，人们和孩子们，都在经济高速发展，国力快速强盛的欢呼中，对它感着陌生了，开始忘却了。那时的记忆，对许多当事的目撃者，都如观看了一场恍若隔世的梦境剧；而那些曾经热血沸腾的参与者，当年的年轻人，今天人生成功或失败的中年们，也就一字而了结：「傻」！一个「傻」字，对自己行为的自嘲和对失记的满足，已经了断和遮蔽了个人命运、集体记忆和民族历史中最为血痛的疮口。还有什么呢？还有今天所发生的一切，爆发在改革开放时期面际之广、人数之众，让人无法查考的因卖血而起的艾滋病；黑煤窑、黑砖窑，隔三错五的瓦斯爆炸和大塌方；毒饺子、毒奶粉、毒鸡蛋、毒海鲜、地沟油和遍布甚广的含有严重致癌物的青菜、水果和昨天计划生育中的暴流产(指计划生育中残暴的流产方式)，今天城市、乡村无处不在的强拆和对上访人员恶截的不法与无礼，如此等等，现实中所有有损国家形象与权力机制的负面事件，都会迅速因强制性失记而成为昨日之烟尘，在一切报纸、杂志、电视、网络和可有文字记忆的地方通过删去、禁言的方式，达到失记的目的。失记不是所有人的病症和意志之特征，而是国家管理的策略和社会制度的一种必然。其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在意识形态中实行禁言的政策和方法；通过权力的控制，割断一切可以延续记忆的管道，如史书、教材、文学和一切文艺的表现与表演。原北京大学的教授张中行先生有句名言：「如果我们不能说话，总是可以沉默；不知道该说什么，总是知道不该说什么。」费孝通先生在年老时去看望钱钟书的夫人杨绛，离开时杨绛送他下了楼梯一语双关道：「你年纪大了，以后不要再『逆风而上』了。」这些话今天聪来都是美谈，但却包含了中国知识分子多少在沉默中的心酸。我们有时会给沉默一种高尚的评价：「沉默是一种无声的反抗。」但是沉默毕竟不是发声，不是行动，如同长久不语就可能成为真的哑巴样，沉默久了，也就可能成了默认、认同和走入血液的习惯，成为国家失记恶措的推手和助化剂，成为那些让你强制失记的人的赞同者或歌颂者。默认起来，全民失忆——这并不是哪个国家的独创和独有，世界上凡是独裁、集权的国家，或某一集权的历史阶段，无不是采用这种绳索、镣铐对语言的压迫，从而使那些记忆良好的知识分子们，首先沉默和失记，渐次地再在集权所统治、禁囚的时间中，把失记扩展到民间、基层和百姓的生活里。因此，当下一代对此一无所知后，这种强制性失记就大功告成了。历史就被完美地重新改写了。
三、失记之方法
强制性失记，是一种强汉对弱女的奸淫，其强汉的暴行，其实了无新意，一如某种动物对自己领地的捍卫。没有这种捍卫，也就没有那种动物的生存和生命。而集权之所以会在意识形态中采用对历史和现实的强制性失记，也正是集权对集权的巩固之必须。然在今天的中国，问题并不能笼统、简单地归咎为国家与权力，还要去质问那些在强制性失记中心甘情愿的知识分子们。他们甘愿渐次地失去记忆，而最终达到权力所需的完全的忘记，这才是中国知识分子与其他国家、民族和历史最大的不同。以作家而言，前苏联的白色恐怖，其目的也是为了集权、独裁而采取着「文字狱」的遗忘之法，可结果,在那儿却产生了布尔加科夫、索忍尼辛、帕斯捷尔纳克和雷巴科夫等等一大批的作家和作品。他们的写作,与其说是对权力、制度的抵抗，倒不如说是对记忆、遗忘的修复和疗救。昆德拉的《遗忘》，是直接探讨强权对他的国家和民族记忆的伤害和剥夺；匈牙利作家雅歌塔•克里斯托弗的《恶童三部曲》，则把民族最黑暗的记忆，拉至一切有着阳光照晒的地段去。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而中国——今天的中国，已经绝非三十几年前的那个如今日之北韩样的国度，一切通向光明的门扉、窗口都是关闭、死锁的。今天的中国，一扇窗子(经济)是向世界开放的，而另一扇(政治)则因权力对其社会、人们的管理之需要，是关闭或穷力关闭的。问题就在这儿。与记忆、遗忘相关的中国式的国家失记的独特性，就在这半开半闭的窗间与巧妙里。•首先，在强有力的意识形态笼罩下，那半开的窗口是被意识形态笼罩监督的。没有人可以监督国家的意识形态，而国家的意识形态却无时、无处不在监督着知识分子每个人的言与行、口与笔。其次，因为那打开的一扇窗子有阳光透进来，世界之风、之光也就无可阻止地进来了。可以让人感受到改革、开放和开明了。法律在记忆和遗忘中没有具体意义，几乎形同虚设，它既不保护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和作家想象的自由，也不保护那些不愿失去记忆的人们有记忆的权力。一切都寄希望领导人的开明和道徳之情操。而这已经打开的窗扇和门扉，与其说是知识分子的思考换来的，不如说是权力在开明时候恩赐的。因为它确实来之某些人物的开明和恩赐，人们就易于满足并在失记与记忆中表现出要求的谦逊。所以，有了这半扇、一扇打开的窗口，就不再特别向权力渴求、呼吁、争斗也把那本该打开的另外半扇、一扇窗口的权力还给人们了。一如长久关闭在黑暗监狱中的人，已经给你打开了一扇透光通气的窗户后，难道你还有权力要求狱门大开吗？于是，有选择的记忆，就在这打开的窗口进出流动着；必须的失记，就永远被封闭在了那扇关闭的窗户后。这就是今天中国的作家和知识分子们，甘愿在规定可选择的记忆中写作和被迫性失记中沉默和忘记的客观环境与根由。对失记的心甘与情愿，是一种智者的集体妥协，是群体记忆放弃后的相互理解与彼此心照不宣的认同。今天已经有我可呼吸的空气了，也就不需要再为明天的春日清风去做那无谓的牺牲了。让记住的就记住，让失记的就失记。如同一个听话的孩子，因为听话和乖巧，反而会得到更多的罢爱和糖奶。第三，对失记的默认与赞同，还源自这个国家的富裕和奖惩。赞同失纪的，无论你是作家、教授还是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只要你只看到只让你看到的，不去看那不让你看到的；只要你只去讴歌那需要你讴歌的，不去描绘那些需要遗忘、失记的；只要你的想象只去想象权力、历史、现实需要你虚构、加工、创造想象的，而不要把想象的翅膀延伸到必须遮蔽、失记的土地和真实的天空中，那么，就把权力、荣誉、金钱全都奖给你。反之，就把疏冷、禁言甚至狱牢奖给你(刘晓波和最近因在家庭为纪念六四聚会而被权力冠以「涉嫌寻衅滋事」而被捕的哲学家、教授、律师们就是如此)。在今天的中国，金钱总有一种无可比拟的强大和力量，它可以让双唇紧闭，让笔水枯干，让文学想象的翅膀，借助金钱的力量，飞向反真实和良知的方向。然后，再以艺术和艺术家的名誉，堂而皇之地完成历史遗忘中的虚构和现实假象那有砖有瓦的华丽fi建。在这儿，真相被埋藏了；良知被阉割了；语言被权力和金钱轮奸了。而被权力架空的时间，日复一日一年复一年，在帮助着国家性失记的完成；也在生养、培育着每个人的习惯性失记和对懐疑的怀疑。怀疑者总是受到惩罚，而甘愿相信虚假与虚构的人，不怀疑黑色的下边原来有着耀眼底白的人，他们把所有的奖励都收入囊中了。于是，国家性失记的历史之工程，也就大业告罄了。
在中国式的国家性失记策略中，强制性是全世界的共性和相通，妥协性与奖励性，则是天中国现实的独有。三十多年前，中国对记忆者不肯失记采取的是完全的高压和强制；而今天，这个富裕的国家，灵活而大方的运用着他大把大把的金钱，采取奖励的方法，使你在记忆中妥协和放弃。在中国，就文学艺术而言，没有一家民间或个人组织的国家奖项。几乎所有的评比和奖励，都是党和国家的。有的奖项即便是地方单位的，这个地方和单位•也是党的组织和国家体制管辖、管理的。所以，所有的文学、艺术、新闻和文化奖，也都是在失记和规定可选择的记忆中操作运行的。不是说这些奖项是绝对的不公与不合理，而是说，它允许你在规定可选择的范围内创作、创造和想象。只要在这可选择的范围内，你有成就了，自然就可以获得各种的美誉和奖励。
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国文联以及各省、市一直到延伸普及到各县、区的作家协会和文联的主席、副主席，必须承认他们大都是这个国家、省市及县区最有才华的作家和艺术家。在规定可供选择的历史、现实和真实的范围内，他们中的多数，一边沉默，一边选择，都在规定的失记和可选择的记忆范围中，发挥了最大的才华和创造力，创作出了让失记的就赋予它一片看不见真相的黑暗，让记忆的就给它一片光明和颂赞的被权力认同的「好作品」，因此他们都成了作协、文联的主席、副主席。这些主席、副主席的席位，不仅是一种权力与待遇，而且在更大的情况下，是你在你所从事的艺术创造中的成就、荣誉和象征。因此，那些有才华、有追求的作家与艺术家，在记忆与失记的选择中，妥协了，沉默了。让记住的记住，让失记的失记了，成了可选择记忆的实践者。充其量，也就在必须遗忘的历史边沿和必须失记的现实的区域散散步、观观光，捡一些记忆的碎片，打一些无伤大雅的擦边球，赢来一些令人尊敬的喝采。如此，既表现了一个作家、艺术家的所谓良知与勇气，又体现了国家在政治与艺术上的开明、开放和在创作、创造上的自由与包容。而这在实质上，只是妥协的不安和对失记抗争的象征性表达，和真正的自由、良知、勇气并不是十分关联的。而这种对失记的象征性抗争，其努力的结果，是让权力进一步以艺术与创造的名誉，助长着国家性失记策略的推进和扩展。
四、文学对抗失记与失忆的延伸
最近，瑞典作家、诗人埃斯普马克正在中国出版他的七卷长篇小说《失忆的时代》。其中的第一卷名字就叫《失忆》，写了主人翁对他前半生包括爱情在内的一个人记忆的全面丢失和寻找。这是一部独特而奇妙的小说，探讨了个人记忆的来源和无来源以及在失忆(失记)中寻找记忆的过程和烦恼。在这部小说中，记忆成为了一种生存和生命，不光是一种时间和事物。它与中国式的失记所不同的是，中国式失记是一种国家行为，是国家权力对它的人民管理之策略，丢失的是民族的历史和记忆，而失记者获得的是金钱、权力和荣誉；是用自己的失记去国家和权力那儿领得一份诱人动心的换取物。而《失忆》则写的是个人记忆，是一种个人对自己丢失的过去的行为、言说、物事的回忆和寻找。在中国读者看来，无论作家本人在写作中有何样的思考、感悟和想象，但它在中国的出版——都是中国式失记的寓言和预言。是一个国家性失记在个人身上的表现和延续。我们在失记过程中，首先丢掉的是历史中的民族记忆，然后再丢掉现实中的一切事实与真相；第三步，每一个有记忆的中国人，就都该像《失忆》中的「我」一样，失去自己对自己生平的记忆、对情人的记忆、对恩爱仇怨的记忆、对欢乐苦恼的记忆了。让大脑中记忆的区域，成为一张洁净的白纸，等待着社会、权力、他人依照他们的需要，重新去告诉你历史是什么样子，社会是什么样子，你和你的过去是什么样子。国家、权力和社会，渴望他们管理的人民——每个区域、阶层和环境中的人，智商都如三至五岁的幼儿。他们希望对一个国家的管理，如同幼儿园中老师对孩子们的管教，让他们吃了就吃，让他们睡了就睡，让他们娱乐了，他们就面带天真、纯净的笑容，举着头大的红花，在别人写好的脚本上，投入自己的感情进行歌唱和表演。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就只能让有记忆的人失记，让能表达的人沉默，让成长中的下一代，脑子洁净如洗，如同一张等待随意涂鸦的白纸。然后，一个国家就有可能成为一个巨大的幼儿园，成为等待重新开垦并随意沙漠或种植的处女地。可是，如同幼儿园中总有叛逆的孩子，总希望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些什么，而不是老师让做什么，才去做些什么。在这个国家，也一样如此，总是还有那些不愿失记的知识分子和作家们，他们总在争取自己的发声，争取让自己想象的翅膀，沿着灵魂、良知和艺术的途径，飞越规定可以写作的区域，到任何历史与现实的角落，创造出承载记忆的作品来。
记忆不是衡量一部作品好坏的唯-标准，但却是衡量一个国家、一个党派、一个民族真正成熟的最有效的尺度。为此，我总是抱着一个作家天真如孩童般的幻想，延续着当年中国老作家巴金先生的记忆之梦：在中国建立一个文革纪念馆——而今，中国已经改革开放了三十余年，它该成熟了、完善了，该有着巨大的包容、自省、记忆能力了。那么，就不要单单是有人想到去建一个文革纪念馆(连这个建馆的建议今天也没人再提了)），就索性在世界上最为阔大、游人最多的北京天安门的广场上，建一座「民族失记碑」，刻写下我们的国家自某一历史时期以来的全部伤痛与记忆，如反右、大跃进、三年饥荒的人类之灾，十年磨难的让整个世界都闻之起舞的文化革命以及八九年的学生运动等，凡此种种的民族灾难，都记刻在最醒目的广场上，告诉所有、所有的人——国人与世人，我们的民族是完善的、成熟的，敢于记忆的。
它也是真正伟大的、可敬的，敢为世人榜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