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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雅颂 卷四 风雅颂 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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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的精神病附属专科医院在皇城正北的平昌县,离市里最少有50公里路,坐落在一脉山下的田野里,如同荒郊野外的监狱样。因为病人都有精神病,害怕闹出事端来,就在那旷野上围了很高的墙,墙上还架了铁丝网。围墙一律是红砖,红砖墙上一律写着——给我一个糊涂,还你一个清醒和医人治病,救死扶伤——那样的标语和口号。门口的保安年轻力壮。门里的花草柔美飘香。走过花草后,医院里的前排是一栋现代化的六层门诊楼,后排是甲区、乙区和丙区的三类病号的病房和治疗区,其余的空地上,都是塔松和冬青树,花池和草地。整个医院和花园一模样,鸟语花香得让人麻痹和心寒。无论你此前是什么样的人,只要走进那几亩地大的花园里,过了门岗你就是精神病的患者了,就必须接受人家的检查和治疗。而且那检查是从你走入大门开始的,不是从挂号、就诊、坐在医生的对面桌前,问东问西开始的。

    我到那医院时是上午11点,郊外的日光明亮灿烂,六月天晒到皮肤上,有一股青绿的凉爽沿着你的毛孔朝着你的血管里浸。城里从没有过的绿晃晃的风,带着灌浆的小麦香,在田野上肆意地飘荡和挥洒,把救护车的车窗打开来,望着外边漫无边际的田野,和送你的校医们说着话。说着说着医院就到了。

    大门口有两男一女的医生和护士,在按点按分地等着我。待学校的救护车停在大门口,他们过来和学校的门诊医生握了手,进行了互相交接和签字,我就像一件东西样,被校方交给精神病院了。剩下的是精神病院的两个中年男医生和一个年轻的女护士,他们相互看一眼,又都把目光落在我脸上,怀疑地瞟我一会儿,然后提着我的行李,带着我朝医院里边走。穿过医院门诊楼前几十米的空地时,我说我是来这儿疗养的,他们都朝我笑了笑。

    我说我可一点病儿都没有。

    他们又朝我笑了笑。

    我说我是清燕大学的教授,我是一位专家,是一位名教授,学校没有向你们介绍我?

    他们朝我点一下头,又相互看着抿嘴笑了一会儿,就到了门诊大厅里。大厅内空荡无人,只有推着药车的一个护士穿过大厅走过去。她穿着白大褂,在四面洁白的墙壁下,如同大厅里不慌不忙地飘着一个白色的幽灵般。然后也就到了电梯旁,女护士去按电梯的开门键儿时,那个高个的医生忽然拦住她,盯着我看了几秒钟,用疑怀的口气问——

    你真的没有病?

    点了一下头,我说你们这儿倒干净。

    那医生指着电梯上行的三角键儿说,按这个键电梯是向上还是向下啊?

    我说,上。

    又指着向下的键儿问,这个呢?

    我说,下。

    他又从口袋取出印在两片塑料膜上和电梯键一模一样的红色三角形,往电梯上行键和下行键的左边贴一个,右边贴一个,使那两个等边三角形各有一角指着左,一角指向右,然后他指着向左的三角说,按向上的键电梯就向上,按向下的键电梯就向下,那现在我们按这个指向左边的键,电梯向哪儿走?

    我说,左。

    他指着向右的键,再按这个呢?

    我说,右。

    他便揭掉了指向左右的两个三角儿,和那些医生、护士看了看,把我带上电梯,带进了四楼的一个专家坐诊室,又带到A病区里住下来。

    A区是精神病院的高级病房区,楼上楼下的病房都和宾馆样,有床、有桌、有电视,房里还有卫生间。需要什么了,按一下床头的红色按钮,护士立马飞风就到了。还有热水器。还有坐便器。还有蓝窗帘。还有苍蝇拍和熏蚊器。还有白光、蓝风、黑空气和一把黄椅子。负责我的医生说他姓张,就是到大门口接我入院的大个子。负责我的护士我想让她姓赵,因为我妻子茹萍姓赵,我就在心里让她姓赵了。我住在六号病房里,医生、护士每次给我送药诊断时,都会对我说同样一句话——没事了就在自己屋里待着不要动,不要到别的病房去串门。

    我就在屋里待着没有动。

    我一待就待了80天(多么难得的机会啊)。

    将近三个月,我足不出户,言不多语,除了每天傍晚参加必须参加的医院病号的散步活动外,剩下的时间我都在屋里看电视、看报纸,逐字逐句地推敲《风雅之颂》中的一些字句和段落,或在默读暗背《诗经》的305首诗。在这段儿漫长短暂的时间里,我过得充实而宁静,意外地觉得在精神病院如同回到了家。直到八月下旬的一天,护士通知我到医生办公室里去一下,我才恍恍惚惚想起来,我已经在精神病院住了80天,从入院的初夏住到盛夏了。我不知道季节发生变化了,不知道事情发生变化了,也不知道医院里有谁出院、有谁入院了。

    季节变化了,我的情况也不再一样了。

    我不仅会背《风》中的160首诗,还差不多能背下《雅》中的105首。可在这一天,我想背《大雅》中的《民劳》[1]时,护士通知我说茹萍来医院看我了,让我到医生值班室里去一趟。我便怔一下,似乎早就忘了茹萍她是我妻子,忘了赵茹萍三个字该是怎样写;忘了她长得什么样,穿戴什么样,只好默着想了许久后,才慢慢想起她的名字和模样,才从病房朝医生的值班室里去。

    这是茹萍第三次来看我。她尽职尽责,敷衍了事,大约每月来一次,准确得如她的月经一模儿样。第一次来看我,她把我要的书和《风雅之颂》书稿放进我的病房里,在我病房屋里转着看了看。第二次来看我,她没舍得走进我的病房里,只在门口站了站。可这第三次,她连我的病房门口都没去,径直到了医生值班室,前后和我见了三分钟。

    在这个世界上,只要我不说,那三分钟里如萍和我说了啥,没人知道在她走了后,我为什么会变得那样暴躁和不安,会在要吃饭的时候摔了碗,要吃药的时候摔了盛水的杯,量体温的时候把体温计从窗口扔到了窗外边。我把一本《<诗经>全译》从屋里撕到病房过道里,天女散花般,把那些诗歌扔在5号病房门口和7号病房里,让那些诗句像蚊子、苍蝇、死老鼠样落在这儿和那儿,然后把走廊上的垃圾桶和痰盂一脚踢翻,让白痰黄水在诗句上江河汪洋,然后就站在门口上,咯咯哈哈地笑上一阵子,再把头仰到半空中,连天扯地地把自己的嗓子扯成一片儿一段地吼——

    我操你妈呀清燕大学!

    ——我操你妈呀清燕大学!

    ——我操你妈呀树!

    ——我操你妈呀风!

    ——我操你妈呀沙尘暴!

    ——我操你妈呀这皇城!

    ——我操你妈呀天!

    ——我操你妈呀地!

    ——我操你妈呀这国家!

    ——我操你妈呀护士和医生!

    ——我操你妈呀操!

    ——我操你妈呀操操操!

    我大唤大叫、蹦蹦跳跳时,A区所有的病号都从臆症中醒过来,不是远远地躲在哪儿看着我,就是把自己锁在屋里用被子蒙着头。也就在这时候,所有的医生、护士,都从四面八方朝我涌来了。男医生们手忙脚乱,女护士们脸色苍白。他们不由分说,上来几个人,就把我按倒在地上,把我的胳膊拧在了背后边(这是他们治疗病人最有效的方法之一),然后又提着我的后衣领子,抓小鸡般把我提在了半空里,把目光朝着门诊的那边望过去。

    院长(那个入院那天签字让我住到A区的胖老头)急慌慌地从哪儿滚过来,他脸色惨白,充满愤怒,从挤着的人群中站到我面前,看看我,又看看拧着我胳膊的年轻医生和保安(竟然是保安!),轻声地问怎么了?

    ——人疯了。

    ——值班医生呢?

    ——他娘死了回家了。

    ——把他带到我的办公室。

    院长的办公室在门诊楼的最高层,上电梯时我想院长一定会问我,按电梯的上行键电梯就向上,按下行键电梯就向下,那要按指向左边的三角箭头电梯往哪儿走?或者问,按了指向右边的键电梯往哪儿走?我已经知道该怎样回答这些问题了。我一到电梯门口就等着院长来问我,可院长没有问我就把我带进了电梯里。

    没有和我说话就又把我从电梯带进了他的办公室。

    他的办公室和别的办公室没两样,也是桌子、椅子、电话、沙发、茶几、空气、落日和墙角放着的几盆花。唯一不同的是,窗口下边还放着一个跑步机。跑步机上的轮带不是纯绝缘的橡胶带,而是一种橡胶中镶排了一寸一根裸在胶外的铜线丝。在跑步机的扶手前,有个仪表控制器。控制器上有绿键、红键和白键。红键是电源开关。电源开关打开后,按绿键那跑步机就是正常的体育健身机,可要不按绿键按白键,这健身机就成了神经病特效治疗仪(这治疗仪获得过国家医疗科技发明最高奖)。我刚入院时,在B病区和C病区偷看过医生们使用这特效治疗仪,新来的病号生生猛猛不听话,都会被脱掉鞋袜带上那个跑步机,说是用跑步机测量你的体能和心脏,可你只要上了那个跑步机,医生就笑着把白键按下了,然后你就不由自主地在那跑步机上动起来,跑起来,浑身抖起来。随着电源仪表的针摆和转动,电流就从轮带上的铜丝传导到你的脚上和身上,然后你浑身团麻,哆嗦不止,就只能在那治疗机上跑,在那治疗机上叫,像你全身的穴位都被扎了银针样。随着你的飞跑和尖叫,医生在你边上喝茶看报纸,过一会儿去看看那仪表上的数字和你的叫声、汗水和脸色,把仪表上的一个旋钮正转或倒转,使治疗机上的电流加大或减小。就这样让你在那跑步机上电疗一刻钟或者两刻钟,病重的电疗45分钟,到你的嗓子叫哑了,双腿跑得哆嗦了,汗像水样把轮带流湿了,你以为自己要浑身瘫软地倒在电疗机上时,医生恰到好处地把报纸上的一篇文章看完了,一杯水也喝完了,适时地过来按一下电源开关,电疗机就慢慢停下来,你便一摊泥样倒在了电疗机的轮带上,脸色惨白,嘴唇发紫,如刚刚死过一场般。

    医生说,好受吗?

    病人说,大夫,我以后按时吃药打针好不好?

    医生就笑了,就让护士把病号拖回病房了。

    我没有想到院长的办公室里会放着这样一台电疗机。被那个保安和医生扭着带进办公室里时,保安和医生连推带拉地把我拖到那电疗机的前边后,他们都扭头望着院长的脸,等着院长点一下头,就把我推到电疗机上去。我知道他们看我发泄唤叫,摔东砸西,一定认为我的神经不仅有问题,而且已是重度症状。我已经触动天律,在劫难逃,明白经过一场电疗是种瓜得瓜,丰收在望的事。可我明明知道,却还是企盼着院长能网开一面,别让人把我推到电疗机上去。于是,在医生和保安看着院长那一刻,我忽然(适时)朝院长跪下来(我又跪下了),哀哀求求说,王院长,我是教授别给我电疗好不好?

    ——王院长,我忘了知识分子的风雅,我以后再也不摔不砸了好不好?

    ——王院长,砸碎的东西我都按高价赔给医院好不好?

    院长看我跪下了,看我脸上的胆怯点点滴滴,堆积如山,就过去把门关起来,回来坐在凳上看我一会儿,变得像我早已过世的父亲样叹了一口气,叫我到——知识分子,你想出院回家和老婆团聚吗?

    我盯着院长说话的嘴,像看一页打开来的书。

    ——知识分子,你在清燕大学是讲古典文学的教授吗?

    我点头。

    ——主要是讲《诗经》,还写过一部《风雅之颂》的专著吗?

    又点头。

    这就好。院长停顿一会儿,如想了一会儿如何给我开张处方样,说既然你是讲《诗经》,是知识分子,你就在医院给那些有文化的病号们讲讲《诗经》知识吧。哪怕你翻来覆去地只讲一首诗,只要病号们不爱听你的讲课了,不为你的讲课鼓掌和叫好,你讲课时他们乱说乱动、交头接耳、没礼没貌、有人退场,那就算你的讲课成功了,你的病就算痊愈了,你就可以出院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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