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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 正文 上海

所属书籍: 回望

    一

    [日记:1950年7月24日]

    回家了,我像小鸟一样飞上楼梯,和家人们团聚,一连两天没有出门。昨天早上,我拿着自己的档案袋,到华东局转关系,组织部一女同志接待了我,换了新环境,一定要安心工作,虚心学习。

    今天,维德陪我和母亲一起去虹桥吉安公墓上坟,父亲离世已经两年了,我在坟前,轻轻地告诉阿爸,我将参加工作了,将要和维德结婚,女儿有靠,您可以安心了。

    七月廿九日,我去上海总工会文教部报到,因八月一日将在跑马厅(现人民广场)举行“八一建军节”大游行,部长李家齐派我去大会筹备处工作,我当了一次信使,先去国际饭店给一位领导干部送信,然后穿过南京西路,赶到对面的大会筹备处。办公室人头攒动,副主席沈涵在此主持工作,动员全市产业工会,组织群众参加游行,工作人员有序而忙碌,显出了我的手足无措。“八一”全市大游行结束后,我回到上总机关。

    上总在外滩14号(原交通银行旧址),底楼为劳动出版社,二楼除总务处外,几乎空置(常作为机关“交谊舞”场地),有一扇门,进门即电梯,有警卫值班;三楼是主席、秘书长和行政办公室,包括维德工作的调查研究室。文教部在五楼,部长李家齐,不到四十岁,是解放前邮电系统的地下党,曾出席“全国第六次劳工大会”,工作严谨,写一手好字,不苟言笑。副部长王若望来自延安,儒雅和蔼,待人亲切。文教部下设五个科室,负责工人业余教育、宣传,管理市工人文化宫、全市各区工人俱乐部、工会文工团、电影放映队等,范围甚广。我被分配做部长室文书,文书室连我共四人,工作是上报下达、拟稿、发通知、做会议记录等,杂事甚多。有时来不及吃早饭,请同事老张到后门汉口路“大壶春”买点心,大饼三分一个,油酥饼贵一些要五分钱。

    文教部的同志,党员居多,各种学历的都有。当年进入市级党政机关,不需文化测试,不注重是否名校毕业,只要有熟人介绍,本人政治清白,中等文化程度亦可录用。

    机关实行“供给制”,按时发服装,女为列宁装,男为中山装,食堂分大中小三灶,个人不花一分钱。一般干部吃大灶,处级干部吃中灶,小灶供应正副领导。每星期有荤腥,印象最深的是经常吃大白菜烧油豆腐,吃得我很生厌。每月二至四元津贴,可以买牙膏牙刷、针头线脑之类,如家中父母无收入,每月补助十元,也会配给老人小孩大罐的“克宁”奶粉(美军剩余物资),保姆、奶妈也给费用。大家对物质的需求很低,甘愿接受这种战时共产主义分配制度,有归属感和荣誉感(也听说引起其他机关“薪金制”人员的羡慕,要求都改成“供给制”)。每周上六天班,晚饭后都自动加班,回家一般要九点后。常收到周末、假日的各类演出赠票,去文化广场观看著名的苏联芭蕾舞剧、苏联体育团的演出,文化生活丰富。

    一九五〇年国庆后,维德向机关党委提交的结婚报告获得了批准,他三十一岁才结婚,当年少有。他的同事们开了一个茶话会,把我叫到三楼调查研究室,围坐在一起,热热闹闹,祝贺我俩结为夫妇,婚礼就这么简单。[12]我给自己的同事发了一些黑枣嵌胡桃(宁波婚俗,黑枣去核,嵌入胡桃仁,暗含早生贵子之意)。

    [日记:1951年10月12日]

    今早遇家齐同志,他见我就拉下面孔说:结婚的事为什么不向部里汇报?那么没有组织观念!剋了我一顿,我很尴尬,无言以答。★★★夫妇共在机关工作的并不只我一例,李部长爱人相荣恩是总务处办公室打字员,魏静嘉丈夫冯伯乐,英文极佳,上总“工运史料委员会”即调他过来任英文编辑。▲▲▲下午,副部长王若望也知道了,跑到我办公室,一进门笑呵呵地说:“小姚啊,保密工作做得那么好,你和老金结婚了,也不告诉我,要罚。”我给了他一把黑枣嵌胡桃,他当场吃了一颗,连声说好,还问我要,我说就这么多了。他不信,我把抽屉打开给他看了,只得作罢。他为人谦和,不摆领导架子,由此可见一斑。

    机关分配的婚房在潥阳路1111号,原国民党“黄色工会”所在地,解放后改为机关宿舍。三层英式洋房,我们住三楼,南北两间,明亮宽敞,落地壁橱,长条打蜡地板,盥洗室也铺木地板,厨房在二楼(我因不烧饭从未去过)。那时生活家具都由公家提供,一应俱全,无需添置,但我还是搬去一套丝绒沙发,引起邻居注目。

    1950年国庆节的上海总工会外貌。

    1950年7月29日,上总文教部证件照,父亲去世不久拍的,白发夹是为父亲戴孝。

    1950年国庆后拍的新式婚照,乔士照相馆摄。我们穿制服,不西装革履、不披婚纱。取照时,店方建议照片放大到24吋,在橱窗内展示。我们觉得影响不好,没同意。

    婆婆送来了她做的“南瓜团子”,黎里风味,我们吃了好几天也吃不完。

    母亲在陕西南路的房子里也为我布置了新房,摆一套昂贵的雕花红木家具[13],是一九四八年我陪阿爸在南京路“虹庙弄”买的。母亲送我的嫁妆是一张两千元银行存单,一根十两重金条,一些银元“压箱钱”,两只大樟木箱里放了一大堆银器:一座六十公分高的银宝塔,一对瓜型银果盘,“福禄寿星”,银制儿童玩具,如小汽车、“阿王打年糕”(一拨会动)等,以及碗筷盆碟、酒壶等纯银餐具(十人套,俗称“银台面”)。箱子装得满满的,一九六六年之前,我几乎没有打开过。除此之外,另有十六条真丝被面,其中一条苏绣软缎被面,绣有华丽精美的“百子图”,嫩绿色背景,布满一百个嬉戏的古装小孩,姿态各异,五彩缤纷。这些财物,明显与朴素的机关宿舍不合拍,全留在陕西南路的房子里,我从不把它们放在心上。

    每天早上七点半前,我和维德出门,在晨风里走到北四川路,乘有轨电车去外滩上班。经常乘后尾的三等车厢,乘客太多,才改乘一等车,票价虽贵一些,乘客少,视野开阔。司机穿深色制服,手套雪白,直立在车头前,双手控制黄铜曲柄,不时踩踏金属踏板,发出叮叮当当的车铃声,每个司机踩出的铃声不同,一般是单调的“叮当,叮当”,难得会听到一连串更有节奏的叮叮当当声,令人愉快……如果出门晚了,只能坐三轮车。那时期早出晚归,忙碌又快乐。

    秋天我怀孕了,去威海卫路(今威海路)745号公费医院(后改名上海儿童保健院)做检查。记得一九五一年夏天特别炎热,太阳像火球,柏油马路快要融化。二十四日下午二时开始阵痛,我大汗淋漓,去医院待产,医生再三嘱咐,痛时不能乱动身子,会影响胎儿,说同室一产妇因为动得厉害,翻来翻去,胎儿产出已死,是“动”死的。七月二十四日晚,母亲和维德在室外坐了一个晚上,直到第二天早上八点才生下来,是个男孩,重八斤多,很健康。家人守候了一夜,都松了口气,非常高兴。那时工作极忙,生孩子又忙上加忙,我俩不假思索,给孩子取名“芒芒”(忙忙)。

    婆婆得悉喜讯,立即和小姑惠珍带着箱笼细软,锅碗瓢盆,从黎里镇兴冲冲来沪。她们住大间,我俩住小间,另雇一娘姨(保姆)买菜烧饭。惠珍的孩子还未断奶,表示可给芒芒喂奶,热热闹闹一大家子人,就这样在溧阳路住了下来。

    我们几乎把所有时间都用在工作上,晚饭不回家吃,其实公事并不算多,但是会议多、报告多,各科室每天到部长办公室汇报情况,都要记录。李家齐要求严格,常在汇报时当场批评人。有一天忽然让我搬去他办公室,交给我一大堆有关基层工会职工业余教育的总结材料,要我看,我不清楚用意,对这类工作非常陌生,硬着头皮看了一个下午,看得云山雾罩,昏昏沉沉,直想打瞌睡。他见我如此反应,有些失望,让我打道回府,仍然调回502室。

    二

    一九五一年底,部里派我到文化广场筹备“爱国主义教育展览会”,离溧阳路很远,早上七点前必须出门,乘1路有轨电车到北京西路下,再换24路无轨电车,八点前赶到。筹备工作进展缓慢,常无所事事。文化广场(即过去跑狗场)空空荡荡,有一架孤零零的钢琴,我常去弹着玩,有时就这样消磨一个下午,周围看不到人。到了一九五二年,全国开展轰轰烈烈的“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我被召回机关,参加运动。

    这年二月,维德被借调到市委,担任“政法大队增产节约检查组”组长,进驻上海公安局及提篮桥监狱调查搞“三反”。该狱关押了包括汪精卫妻陈璧君等很多重犯,是市里“打老虎”的重点。监狱对维德来说十分熟悉,这回他竟遇到了十年前南市监狱的狱卒,经历日伪、国共变更,此人一直在狱中执勤,现在戴大盖帽,一身人民警察的制服,已认不出面前的他。维德发现监狱留用大批旧警员和看守,此人不是孤例。

    维德就监狱的人事制度提出不少改进方案,局长许建国(后任副市长),尤其副局长扬帆十分赞赏他(一九四五年维德去淮南根据地情报部过组织生活,与扬的爱人李琼熟悉),调查报告提出的建议全部被采纳。工作接近结束,他们热情挽留维德调市公安局工作,领导新成立的侦察一处(负责外国间谍案),后据说副市长潘汉年也表示同意,维德也愿意留下,但上总不同意,市局只能无奈地欢送他回去。俗话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三年后“潘扬案”发,公安系统大批人员如经历炼狱。如果他当时留在局里,必将遭遇更大的灾祸。

    左起,我、陶家荃、陈禾山、文化宫的马肇瑾,都是上海姑娘,剪统一的短发,穿公家棉布列宁装,新旧颜色不同,松松垮垮,又肥又大,布鞋布袜是当年流行装束,一看就知我们吃“公家饭”。

    我的办公桌,每天埋头看文件,忙得不可开交。窗外热闹的外滩也没工夫看上一眼。

    平台下即黄浦江,远景浦东,阡陌交通,鸡犬相闻,一片田园风光。市文化宫摄影师叶德馨来办公室,带着罗莱克斯照相机,我们就请他拍照,先在办公室,午饭后上七楼平台,都是年轻人,嘻嘻哈哈地拍了多张,大过拍照瘾。

    “五反”同样开展得如火如荼,四月,我参加工作组,进入一批私营五金小厂“搞运动”,地处周家嘴路,小厂密布,一家连一家,五金工会主席马小弟主持这项工作。小老板们每天都来工作组交代问题,有否偷税漏税,是否行贿干部,是否偷工减料,个个唯唯诺诺,低头哈腰,有时痛哭流涕。我在一旁做笔录,常也觉得于心不忍,但工作还是要坚持做。

    六月,调去郭氏的永安棉纺三厂搞“民主改革”。这是私营大厂,地处西苏州路,那一带全是纺织厂,机器轰鸣,震耳欲聋,工人们“六进六出”,一天工作十二个小时,每到上下班时间,女工们步履匆匆,苏州河边人流如织。工作组由纺织工会顾龙桂领导,我负责细纱车间民改,旨在废除旧制度,建立相应的民主管理制度,动员女工诉苦,控诉“那摩温”欺压工人的行为,听取改进生产的建议。在我工作的车间,工人两班倒,我经常跟班,往往到晚上十二点才能结束,急匆匆赶乘19路末班车,到家差不多凌晨一点。此时我已怀上第二个孩子,肚子逐渐明显,仍然在车间找女工谈话,眼前的怀孕女工也比比皆是,她们每天照样上下班,非常辛苦,我与她们相处,不把怀孕当回事。

    [日记:1952年8月7日]

    昨天下车间,时间太晚,错过了末班车,索性住厂里,宿舍区在二楼,职员宿舍要优越得多,我住的女工临时住宿大房间,六七个双层床,半夜还是人来人往,川流不息,女工们嗓门大,哇啦哇啦大声说笑,百无禁忌,只有几个上铺空着,我挑了一个靠墙的床位,小心爬了上去,尽量把身子往墙边靠,就怕熟睡后翻身掉下来,在复旦上学曾有过从上铺摔下的经历,这次可不能再出错,自己不要紧,伤了肚子里的孩子怎么得了。周边女工们的呼噜声此起彼伏,我很担心,一晚没睡好,迷迷糊糊捱到天亮。

    第一次体验到纺织女工的辛苦,尤其织布车间,梭子在机器中穿梭,噪音震耳,讲话要贴近耳边,高八度才能听清。女工们个个练就大嗓门,手脚麻利,脚步不停,在织机中来回巡视,每天要走十多里路,劳动强度非常之大,我常在车间和她们接触,感同身受。夏去冬来,近六个月了,民改工作一时结束不了,到了近生产,我行动不便,提前请假,这次顺利生下了第二个孩子,与上次相比,真是天壤之别。

    [日记:1952年12月10日]

    8日清早腹痛,8时许和维德坐公家车出门,一路阵痛不断,车到北京西路铜仁路公费医疗医院,就被推进产房。我对他说:“去上班吧,一时半会不会生的,到时电话通知。”不料这次非常顺利。他刚走不久,短短几次阵痛,孩子就呱呱坠地了,与上次(去年7月25日)生芒芒的强烈痛苦比较,天差地别,舒舒服服,是老天眷顾我。婴儿发出了哭声,又是一个男孩,我赶忙请护士给单位打电话,同事说,老金还没有到办公室呢。

    我和病房里三个产妇谈笑风生,觉得很快乐。维德每天下班就来看望,带益民厂纸包蛋糕或“沙利文”点心,因这一次生产舒服顺利,我们为孩子取名“舒舒”。

    当年一般家庭生五六个孩子很普遍,我们曾决定,生三个孩子就足够了,最好两男一女。又生一男孩,和我俩的预计一样,只是事情来得实在太快,生芒芒相隔不到两年就怀上了。工作忙得不可开交,曾经我想,孩子就不要了吧。吃过一阵活血的“月月红”不见效,也有意无意骑脚踏车,如果流产了,就顺其自然,但胎儿丝毫不受影响,他这么任性,这么坚定不移,在我肚子里结结实实待了近十个月,直到健康地诞生。

    我从医院出来,我们家已从溧阳路迁到了江苏路389弄21号“均乐邨”机关宿舍,底楼朝南一个大统间,加一亭子间,有盥洗室,我俩住亭子间,婆婆和惠珍(她还带了自己的两个孩子)住朝南大间,窗外有小天井。我出院回到新家,芒芒将满一岁半,穿一件格子罩衫,看到我就蹒跚着走来,摇摇晃晃,跌跌撞撞,可爱至极。我急忙抱起他,哈,他会走路了。我好高兴。

    孩子们由婆婆和惠珍照顾,小孩衣服,包括毛线衣之类都是惠珍做的,另雇了保姆秀英。芒芒断了奶,还要喂奶粉。那年冬天非常冷,北窗结有薄冰,一早我们出门上班,常见惠珍围拢棉被抱着孩子,婆婆却从温暖的被窝里下床,披衣为孩子冲奶,她老人家年近七十,身体又不好,这场景印象深刻,让我十分感动。严冬季节,一次舒舒发了四十度高烧,痉挛抽搐,送到公费医疗医院,当即住院,护士用一罩子罩住病床,插一条软管输入蒸汽,不知是一种什么疗法,缓解了病情,几天后,他就恢复健康回家了。

    我休完产假回单位,已接近一九五三年春节,机关倡议节日期间,有家室的同志要请未成家的单身汉吃团圆饭,我邀请了科里钱治培、凌风等几位来家聚餐,并告诉了婆婆。想不到她老人家竟烧了一大桌子江南家乡菜,其中有一道“虾圆”,制作颇费工夫,活河虾剥成虾仁,加少量猪油,在小石臼里舂成虾泥,挤成圆子,氽熟,然后高汤勾芡,鲜嫩异常。这小石臼是个传家老物,光滑异常,有百年的历史,婆婆从黎里镇老宅带来(至今还在)。她老人家十五岁起就吃长素,不食荤腥,但烧得一手好菜。遗憾的是,同志们吃完没一句赞誉。告辞后,我记得婆婆幽默地说:“阿是做媚眼拨(给)瞎子看?”她说的这一句是黎里话。

    一九五三年三月初,斯大林逝世,机关抽调多名干部下厂,了解搜集工人的思想反映,我被派往纺织厂工会,最后写出书面情况汇报。

    到该年五月,总务处通知我们搬家,新址在卢湾区长乐路460弄,近陕西南路口,隔壁就是“红房子”西餐馆,路对面是“长乐邨”(旧名“凡尔登花园”),东邻“兰心”大戏院,进弄堂是个大院子,十幢三层的“钢窗蜡地”新式里弄,院内遍植花木,房子竣工在解放前,据说一直空置,就被辟为上总的机关宿舍。园内第一幢是文化宫电影放映队办公室,我们住最后一幢,科长住一楼,二楼三楼给处长住。厨房在一楼,二楼走廊有公用电话和卫生间,包括浴缸、抽水马桶。全楼住户洗澡,都要到二楼。我们住三楼大小两间,加一亭子间。当时南京饭店被上总合并,机关里就多出不少饭店的家具,我们挑了一张铜床,几个橱柜。小姑惠珍当时已搬去虹口,婆婆和小孩住小间,保姆秀英、奶妈小凤住亭子间,房间都不大,记得教育科一位女同志来看我说,这房子怎么和轮船里差不多。

    芒芒已经两岁半,按规定“全托”,机关托儿所设在五原路近常熟路一栋花园洋房内,设施优越。周一早晨,所里派一辆三轮车到每家接孩子,周六沿途送回。三轮车是改制的,围有一米多高的木栏栅,上有棚,可遮阳挡雨,漆成天蓝色,后有两扇小门方便孩子进出。到了冬天,车身围了厚棉毯保暖,一车可运送五六个孩子,车夫约四十上下年纪,风雨无阻,每周按时到达,家长们都很放心。托儿所一日三餐,下午点心,芒芒都喜欢,去了两个月,已经长高了。一切费用由公家负担。

    这一年十二月二十日,我在长乐路妇婴保健院生下女儿小冬,也是一早进入产房,十一时生产,原以为可像生舒舒那么顺利,不料有些痛苦。产后回家,我住小房间,小冬紧紧依偎在身旁,稍有离开,就会啼哭,好不容易过了产假要上班,只能雇了奶妈莲花,禇暨人,不到三十岁,小冬非常依赖她。那时物价便宜,人工低廉,保姆月薪只十元左右,奶妈稍贵,一般为十二元,全国还没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户籍制度也没以后那么严格,城乡人口流动频繁。

    我们第一个孩子芒芒,三个半月大了,非常健康。溧阳路我家附近照相馆摄,1951年11月3日。

    江苏路389弄21号(均乐邨),原中共中央上海局机关旧址,上海地下党许多重要会议在此举行。1952年12月至1953年5月我们居住于此。这是我家南窗外的照片,沿窗摆了沙发,我俩住北面亭子间,南房外有小天井,左侧有通到弄堂的小铁门。

    我24岁,1951年。

    闸北“联义山庄”赏秋,1951年10月。

    此地有潘公展、阮玲玉等墓茔,占地200多亩,松柏苍翠,秋景怡人,是当年上海人秋游的好去处,巧遇复旦章靳以(靳以)先生,喜盈盈地问我离校后情况,他正与巴金先生筹办文学刊物,问我是否愿意去工作,我说已在上总工作了,已熟悉了环境。他说如果愿意,随时都欢迎。记得之后在陕西南路也遇到他几次,都停下来亲切交谈,我非常尊敬他,可惜1959年(50岁)英年早逝。

    一九五三年冬,维德进驻市公安局的工作结束,回到上总,调任水上区工会主任。第二年四月,水上区正式成立(辖区包括黄浦江、苏州河两大干流及沿江河支流等水网地带)。范达夫任区委书记,范是新四军南下干部,爱好文学,善赋诗词,他和维德投缘,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这友谊一直延续到多年后,我才意识到有多珍贵)。

    [日记:1954年10月2日]

    今天是建国五周年,晚上有水上游行。我带芒芒赶到黄浦公园边的水上饭店,V.D.负责这场活动,上下忙碌。饭店楼顶设观礼台,放有桌椅和招待茶点,已坐不少人。我们找空桌子刚坐下,江上鼓乐声齐鸣,黄浦江波光粼粼,大小船只张灯结彩,五光十色,船分排几路纵队,由陆家嘴向十六铺方向进发,击鼓鸣金,彩旗猎猎,海关大楼、和平饭店、外白渡桥边以及上海大厦都插国旗挂彩灯,与巡游船只交相辉映。外滩人山人海,热闹非常。礼炮“轰隆隆”响起,在头顶变为巨大的花朵,开放在深邃的夜空里。我目不暇接,心情愉悦。可不知怎么,芒芒神态不佳,后才知晚饭时不小心哽了鱼刺,一副很难受的样子,我有点担心,此时正好有一吉普去锦江饭店办事,搭车回家。庆幸是回家后他就恢复了。平安祥和的一九五四年过去了。我们有了三个可爱的孩子,家庭幸福,我工作有了进步,维德也极为忙碌充实。

    三

    一九五五年四月,维德由水上区调回,在华东海员工会当秘书长。五月,全国开展“肃反”运动,五月十三日《人民日报》陆续发表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三批材料,后与《人民日报》“六六社论”编在一起,供大家批判。我们天天参加学习,热火朝天。建国后短短的六年,大小运动搞了六次,平均每年一次,人们习以为常,热衷参加,我也积极参加,我没有政治问题,以为远离旋涡,不知就在火山近旁,岩浆、烈焰已慢慢地烧来。

    六月七日这天下班时分,我在楼下遇见维德,他穿着藏青色中山装,正要去主席室,有些匆忙,我没在意。晚饭后听报告,回家已是九点多了,抬头望望三楼没有灯光,这么晚他还没回?上楼到房里,看到他留的字条,称有要事出差。没写去哪里。婆婆说,有人陪他一同来,拿了替换的衣物,急匆匆走了,像是去北京,大约十天半月就可回家。

    出差是常态,我不在意,不料这一去,如断线风筝,二十天多天杳无音讯。我每晚回家,远远就抬头望三楼,盼望着能见到熟悉的灯光,表明他在楼上,无数次总是失望。

    六月廿八日,家里忽然来了陌生人,给我一封没有封口的信,打开看是他的字迹,迫不及待地看完,松了口气,终于收到他的来信了,我告诉了婆婆,给她报了平安。

    [维德来信:1955年6月24日]

    云:

    7日晚我去主席室(楼下你碰到我时,我尚不了解,因而也没有给你谈),被告知有件突发任务,组织上临时决定派我外出,也不能预先通知我,车票已经购好,所以连找你的时间也没有,匆匆回家弄点行装走了。那晚你归来,谅必见字条奇怪了,我也觉得有些匆忙,但这是组织任务,不是去玩,去看戏,可去可不去的。这两天想,你一定非常惦念我,告诉你,我很忙,以至不能马上给你写信,尽管稍有空暇时,就会想到你、孩子和妈妈。临时突击的情况你也经历过,我相信你会理解的,我多次经历过这样的生活,觉得比循规蹈矩坐办公室要惬意得多。

    临走时告诉妈,还是要将舒送托儿所,条上也说明此点,不知是否照办。你也很忙,就勉为其难,抽出个小时把孩子送去,免得他在家让妈太辛苦。

    又及:此信乘同事有便回沪带给你,想快些,他如没空,就拟请他付邮了。

    望6.24

    信不邮寄,托人带来,我有一丝不安,到底是什么紧急任务?保密,也不告诉住址。组织纪律提醒我,不能随便问,虽心中有这些疑虑,我还是很高兴。来人沉默寡言,让我写好回信,约定第二天来取。当晚我就写了回信,写上我的思念,让他放心。

    [我的信:1955年6月28日]

    ……舒舒六月九日就送托儿所了,他好动,合群,与芒芒同班,俩人一起吃早饭,玩得高兴。星期六回来,他喉咙哑了,问他托儿所可好,他说好,阿姨也好,星期一就很高兴去了。现已经快有三个星期了,有趣的是,他回家看见我和你妈,都叫“阿姨”,饭也自己吃,吃得很好,很多……

    上星期托儿所开家长会,将要开始试行半托,连医药费、车费,只需十元。

    芒很好,很能说,看你不在,也不吵着要你,但有一个星期六晚上,我牵着他一起在门口散步,看到一个男同志长得有些像你,就挣脱我的手跑过喊他“爸爸”,让我有些尴尬。上个星期天,陪他去看过一次电影(《山间铃响马帮来》),这星期陪孩子们到襄阳公园玩了一次,为了节约,这星期日连买菜在内只用了两元钱。

    小冬很好,身体很棒,东西也吃得下,牙牙学语,会讲好几句话了,给她做了一条裙子,穿了很好看……

    云6.28

    信被带走了,又开始了漫长的等待。

    一九五五年起,粮食和副食品供应日益趋紧,机关经历了“供给制”、“包干制”,最后转为“工资制”,食堂实行新制度,吃饭隔日登记,当日付钱买饭,最贵的菜每份1角5分,如炒鳝丝、红烧肉、糖醋鱼等,其次一档,咸带鱼一角,素菜基本是5分,米饭3分一碗,也算方便称心,有时一顿饭只要一角就够了。实行了工资制,两人收入合起来虽然有两百元左右,仍必须节约,如晚上没会议,我就回家吃饭。全家有七八个人,外加房租、水电煤和保姆奶妈工资,每月开销是不小的数目,有入不敷出、捉襟见肘之感,从没有为衣食犯愁的我,不得不打起了算盘。

    [我的信:1955年7月3日]

    ……昨天完成这月“核减用粮计划”,你不在,上月粮食有余,这月就定了40斤,我心中有数,你不必担心。秀清(保姆)还是临时户口,上海动员多余人口回乡生产,这月她未能领到粮,而且根本不可以领了,我正四处找人帮忙。据说上面已有新规定,1952年以后来上海的常住户口,粮食关系不能转移,也是动员回乡的对象,这就麻烦了。

    改了工资制后,相对开支增加了很多,我最担心的是房租。下个月要开始实行工资制,如果要每月30元就糟了。我想,我们住两间房就够了,退掉一间亭子间,可以省一点钱。你八月份总该回来了吧?我们一定要好好商量一下。组织部已向我调查了家庭开支情况,开始我很急,现在也倒反而不急了,51年实行供给制时,你我津贴加上保姆津贴总共只有40元钱,家里人员也差不多少,过得也很好,现在只要精打细算,计划用钱,日子也一定会过得下去。

    你那儿伙食可好?胃口怎样?要注意营养,一定要记着:别在吃上节省(在吃的方面,我并未过分苛刻自己)。早上有豆浆吗?烟可以少抽一些,这对身体有害,你总是不肯听……

    云7.3

    [维德来信:1955年7月2日]

    云:

    星期天我不在家,你要照顾三个孩子,估计比工作还累,看上海报纸的电影广告,那个《海军上将乌沙科夫》电影看了吗?等我回来,好好去看一次电影,跟孩子们尽兴地玩一次。

    现在已是入夜,满天星斗,一钩斜照,我想该是你哄孩子们入睡、倚床看书的时候了。你最近工作状态如何?是否还很晚回来?一定要好好休息,我每天起码睡八小时以上,比在家时睡得更好些,一侧头,稍稍翻翻书,眼皮就合上了。

    包干制改工资制后,大家都在精打细算,特别是多子女的人,用钱更要有计划些,你也许已经算过几遍,以至我想象得出,你坐在桌前打算盘的神态,计算着每月的柴米油盐。我知道你最大的忧虑,是怕孩子们看医生再不能享受公费医疗,实际上,孩子生病是偶然的,而孩子的生活用品、衣着零食则是经常要买的,计算时只要抓住这一关键环节就好。如果我在上海,看你那么绞尽脑汁、千算万算的,一定会取笑你,会引起一场小小的争端,现在只通信不见面,两人就抬不起杠来了,你说是不是?这月的工资你可代我领取,顺便把我的党费缴了,六月份我在上总食堂只吃了几天饭,伙食费大部分应该可以退还。另外,你在计划的时候,可得把我这次外出期间的伙食费留出来,下次托来人带给我,我在这里做事、吃饭,都还挂着公家的账呢……

    [我的信:1955年7月15日]

    ……原先由于自己思想上过多地考虑个人问题,情绪不稳定,一度影响了对学习的积极性,党小组长已经与我谈过,对我的入党补充报告提了些意见,让我写出母亲在我结婚时候给的财物详细清单,我无论如何在下星期内要写完,交给他审查。

    近来工作较闲,秘书室是否需要这么多人(秘书共6人),总是有事就忙一阵,无事闲得无聊,很不正常。空闲时候我就会想念你,前些日子,因为接不到你的信,引起我很大的不安,最近好了,收到了你的信,但回来的日子你又讲得含糊不清,使我不安,希望下次来信一定把回来时间说得再明确一些(去年那次你去北京,原说两个月,但四星期不到就回来了),好让我放心。

    保姆问题还没有解决,我找来找去找了七八个人,这样不好那样不好,又要政治上没问题,又要手脚灵活人老实,星期天再去荐头店看一下,是否有合适人选。

    明天晚上又是孩子们的世界,每个礼拜都借一些连环画给他们看,两个哥哥最高兴,小冬也挤上来,芒芒看《渡江侦察记》和《铁道游击队》爱不释手,眼睛睁得很大,很认真。阿姨说,舒在托儿所最爱看书,爱看花,玩具一玩就厌,但在家搭积木很认真。上星期日天热,没领他们出去,他们就把椅子拼起来玩开火车,一起唱了很多歌。舒舒现在很会讲话,对新鲜事总要刨根问底,上星期日抱去看医生,看到有人牵一匹白马走过,他盯着马看很久,睡午觉问我一连串问题:马为什么白颜色?有绿颜色的马吗?拉它到哪里去?为什么马要背一只袋袋呢?袋袋里有什么东西……

    学习之余就看小说,最近冒险小说很流行,但苦于借不到。这星期日上午去大光明看《伟大的公民》(团体票,集体观看),平时演新片子,独自一人很不愿去,等你回来,我们要去补看几次才好。

    机关很多女同志都穿起了裙子,同志们都让我做,我把去年买的那块薄花呢拿去做了,穿了几次,觉得有些短,去店里改,店里不肯,差一点吵起来,但又有人说这裙子做长了,我无所适从。机关里有些人做连衫裙,我觉得自己穿了不一定好看,还是穿半截裙适宜。最近路上很多人穿旗袍,我想把以前的旗袍拿出来穿。是否太赶时髦了,想听听你的意见。

    你说要买东西回来,应该好好地核计一下,不大手大脚花钱,要接受上次教训,给同志们带一些,给孩子带一些,多考虑节约,用钱的地方多着呢,时间长着呢……

    讲到这里,已经十时半了,收到你来信时再写吧,平时总是先把信写好,等接到你信,托来人带回,这样会快一些收到。

    多注意身体,注意休息,晚上不要太贪凉。

    云7.15

    都是预先写信,接到来函,即交该人带走,以为最多两三个星期他便可以回家,但事情急转直下,就在写完上一封信的第二天,我经历了一生中最痛苦难忘的场面。当年我二十八岁,三个孩子的年轻妈妈,风暴终于降临在我头上。

    [日记:1955年7月17日]

    昨天傍晚下班到家,有三人在家等我,我感到奇怪,特别是其中一领头的,铁板着脸,冷漠无情,一副凶相,不愿和我多说,要我把维德所有书信、照片、笔记交给他们,兀自翻动房内物品,查看书籍,从晚7时,一直待到10时才离开(等于小抄家),临走时那人冷冷地说了句:“你爱人涉及潘汉年案。”着实让我吃惊不小,当晚翻来覆去没有睡好。今天报纸公布“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案”有关文章,明确提到7月16日经全国人大批准,已将潘汉年、胡风两代表逮捕审判。我震惊,深感意外,潘汉年是副市长,当年上海地下党的领导,为革命出生入死奋斗数十年的老党员,怎么会是内奸、反革命?和维德又有什么关系?十分惊诧不解。

    维德怎会涉及这个大案?我日思夜想,怎么也想不明白。我们相识十年,以我对他的了解,他不可能是反革命。这些年他常常对我说,真是幸运,不解放我们的日子就不可能如此幸福。他怎么会做反革命的事?他母亲只感到事情蹊跷(一直说他去北京出差),每天求佛保佑。我觉得恐惧,万一真出事,三个孩子怎么办?他们都还小,叫我如何是好?各种想法在脑海里翻滚,请来他朋友郑巴奋、萧心正[14]分析形势,回顾往事和他的为人,他们都宽慰我,说看不出他有什么问题,一定是误会。我的心又轻松起来,我想中秋、国庆,他总可以回来了吧。疑虑、焦躁不安,始终在脑际盘旋,直到收到了他的下一封信。

    八月十二日收到他的来信,是一封轻松的来信,信中谈天说地,洋洋洒洒,看不出有一丝烦恼,使我紧张的心情放松了很多,心里燃起了希望的火花。

    [维德来信:1955年8月8日]

    云:

    这二天一直等着你的信,等到我快失望时,忽然信到来了,意外的惊喜总是使人格外高兴。

    ……夏天到底比冬天方便不少,晚上洗澡、洗衣均方便,内衣每天更换,讨厌的是有蚊子,但我有办法,那是我在十五六岁念书时练就的,睡觉时把头包起来,只露出两个鼻孔透气,听不到蚊虫叫,就能酣睡。昨晚,大家像消防员一样,点上多盘蚊香,驱赶蚊虫,已至于烟雾弥天,也把自己当成蚊子熏了,当夜就很舒服,没有困扰。……前几天,我在花园里见到一只大蚱蜢背着小蚱蜢,就像妈妈背着孩子一样,很是有趣,马上就联想到你,离家后,这一个时期辛苦你了,幸而我们只有三个孩子,心里还是惦念你的时候多,这也是很自然的。

    ……不要老记挂着等我回来。请想想他们吧:那些远离家人去戈壁沙漠的地质勘探人员;那些正在享受甜蜜初恋,而决然选择报名去边陲从事建设的青年们;那些告别了妻儿和家中温暖的壁炉炉火,在东北冰原上工作的苏联科学家们。他们是那么伟大,令人感动,与他们相比,我们暂时的离别就显得是多么平常而有愧,这不只是对你说的话,也是对自己说的,有时候太想念你时,一想到这些,心境就会豁然开朗起来。

    ……记得妈缺少夏天衣服,我也没时间给她买,你问问看,如你不问她,她是不会向你开口的,你给她买,她一定会很高兴,她自己对生活上的要求非常低。你告诉她,我现在身体很好,吃得下睡得着。此外,她吃长素,家里食油如果不够,你们可买些猪油烧菜,免得吃掉她的素油,让她保持营养。

    ……我的文娱活动是下棋,晚上下个两三盘,很有兴趣,似乎比打“杜洛克”(一种扑克牌玩法)好多了。每次被对手“将军”,就会很着急,一旦赢了棋,就像小孩般高兴,下棋时旁边不时还有人当参谋,指指点点的,但不像打牌那么吵,颇得静趣。

    现在天降暴雨,刚才突发惊雷,有人吓得牌都抖到地上,我要去洗澡了,不知你现在已经回家否?愿你阅后觉得愉快。

    V.D.8.8夜

    我反复看了好几遍,舒畅很多,信尾的一段话却让我疑窦顿起,记起八月八日那天晚上,上海下了暴雨,晚上九点左右,天空突然响了一个暴雷,巨大的雷声惊天动地,让我战栗,奇怪的是他在信里说,那天也遇到了惊雷。难道世上竟有这么巧的事情?我判定他不在外地,一定在上海,如果他在上海,为什么不能回家?为什么要隐瞒实情?我的头脑混乱起来,又开始胡思乱想了。

    [我的信:1955年8月12日]

    V.D.:

    那天正在吃晚饭的时候,收到你的信,来人在旁边等回信,唯恐他久等,我就把前一天写了一半的信草草写完,让他带走,所以有好些事、好些话没写,今天就把这些话讲给你听。

    收到你的来信,心里的阴霾一扫而空,我的忧虑是完全不必要的,想得太多,徒然自添烦恼。但有些话不得不讲:这么多天来,你到底在哪里?是学习还是工作?你是在外地还是在上海?8日上海有雷雨,那天晚上我睡在床上,天上突然打了一个惊雷,奇怪的是,你给我的信也提到那晚巨大的雷声,天下怎么会有这种巧事发生?我判断你肯定是在上海!如果在上海,别人可以回家,你为什么不可以?这些问题已提了多次,明知问了你也不会回答,今后我决定不再问了,但你也知道我的脾气,我有什么要说什么……

    你来信太少了,你寄给我的这几封信,我已经翻来覆去不知看过多少遍了,甚至还翻看以前你的信,我要再三地在这些信中找寻你的感情,我有时会突然感到不了解你,感到你的陌生,感到你这次离家非比寻常,感到见面的日子还很遥远,有时想得很可怕,甚至感到幸福的日子已经远去,今后的日子将会不再愉快了。你说这次到外地工作,领导尚须挽留你一些时间,八月份不能回来,要一个多月,那么到底是一个半月,还是一个月廿九天呢?如果真的明确了时间,我也就放心了,我将用美好的期待盼望你的归来。

    ……自从你走后,新出的电影一次也没有去看过,只陪孩子看了几次老片子,独自一人去看兴致不高,上次印度文化艺术代表团、蒙古人民军歌舞团来沪演出,也有票子,同志们都去了,我感到没他们的好心情,提不起兴趣,也没有去……

    阿姨说芒芒顽皮、活泼,唱起歌来声音非常好听。他的确懂事多了,昨晚陪他去锦江饭店附近玩,我对他说,芒芒将来长得比爸爸和妈妈还要高。他说,我长得这样高,那么爸爸长得多高呢?我说那时候爸爸老了,爸爸要变老公公了,不会长高了。他听了有些失望。一路上,他问了不少问题,很响亮。你不会相信,舒舒现在长得有多结实,小手小腿粗粗壮壮的,外形太像你了,动作也像,据托儿所阿姨说,他比所有的小朋友长得都高,阿姨很喜欢他,因为他一点不怕生,很爽直。小冬穿了小裙子,很好看,她每天早晨总要骑马给我看,在学说话了,叫“哥哥”,还会说“排排坐吃果果”。因为天热,我不大带孩子们出去,昨天陪他们去复兴公园玩了一次,给孩子们买了一盒蜡笔、一盒积木。

    昨天早上,妈出其不意地问你的近况,她非常惦念你,有些焦虑,怕你出什么事,我对她做了很多解释,讲了许久,她才安下心来,神色正常了。

    我和两个孩子在长乐路我家大门口合影,当时我26岁。1953年春。

    在长乐路我家南窗边摄,微风吹拂头发,笑看镜头,刚搬来,房间不大。

    外滩公园,背景是上海大厦,那时我正怀着小冬。1953年秋。

    家住长乐路时期最快乐的、也是唯一的全家合影。1954年冬。

    ……保姆带小冬,俩人感情很好,小冬很黏她。明后天要给她去转户口,她和我年龄差不多,是农村童养媳,已与男人离婚,无亲属,又是吃素的,老实本分,找一个好的保姆真是不容易,大概一共看过十几个人,都不合适,这次总算是找了个称心的……

    现已经十点了,家里很静,全家都睡了,就我一人伏在小圆桌上给你写信,今年夏天很凉快,是一个舒适的夏天,但是见到你,恐怕夏天已经过去了吧。真心希望我们能够共度今年的国庆节,自然我更希望过了八月份,你就出现在我的面前。

    寄上的25元已经收到了吧,你说伙食费太贵,要省,我看不必,还是吃得好一些,你不在家住,每天来去的车费总可以省下,何况你身体不大好,因此不能再省,答应我。烟少抽一点,但可以抽好一点。

    云8.12

    美好向往是一个个肥皂泡,飘在空中,飘在阳光下,不久就被击碎,我跌入漆黑的深渊。

    十月八日这天,宣传部长找我谈话,对我宣布,维德是“潘案”成员,已被正式逮捕,并开除党籍,工资停发。天崩地裂的消息,令我全身发冷,四个多月的日思夜盼,等来的却是这个结果,我有生以来最大的痛苦和遭遇。我是天下最不幸的人,更不幸是还有三个孩子、体弱慈祥的婆婆,她已经六十五岁,她的独子维德三十六岁,我二十八岁,一家子忽然没有他,天塌了下来,今后日子怎么过?他又会是什么样结果?

    我可以对谁诉说?谁能帮助我?连续几天,一阵又一阵心痛,我似乎变成了一个重病患者。环顾四周,家人亲友之中,无一人可以倾诉。在当时的形势下,人人对政治高度敏感,一切服从党,相信组织,任何人都不会同情我,没人相信我的眼泪。经历了一场狂风暴雨,人人都对我关上了大门,为了家庭和孩子,多给自己勇气,否则怎么生活下去!坚强才是唯一的出路。我把这些感受写在日记本上,勉励自己,坚信维德是被冤枉的,组织上一定会调查清楚,但要等到哪一天呢?

    [日记:1955年10月15日]

    ……星期日带孩子们去公园玩,他们天真地玩这玩那,跳跃、唱歌,我却提不起劲来。晚上看到孩子们熟睡的脸庞,不禁泪流满面。

    我想了解他事情的全部,但无处可问,已不再有信送来,谁能告诉我他现在怎么样?一切无从得知。我还得照样工作,强颜欢笑,我有预感,长乐路肯定住不下去了,我必须处理好生活,未雨绸缪,还得及早准备。

    机关的一般干部,当时住江西中路一个大杂院,能去住吗?他的事还没公开,我如果搬去,人家会怎么想?脸面又往哪儿搁?想到陕西南路房子一直空着,决定还是搬到那儿去!上周我去大自鸣钟对阿姆说,维德调到北京,长乐路不便再住,我要搬回到陕西南路去住。母亲和兄长都点了头。有这个退路,情绪稍稍好受了一些。果不其然,总务处前天来电话,通知我搬家了。我回答说,十月底前我一定搬出。昨天一早,我到文化广场附近一家“老虎塌车”店,雇了车和两个工人,上午趁着邻居上班,把东西分两趟搬出,公家橱柜之类都留了,只搬去一张大床和小床。身边尚留有结婚时母亲给我用剩的500元……

    [日记:1955年11月2日]

    ……得知曾引为知己的×××,去京参加政法学习班已经回沪,我去电话请她来陕西南路,向她倾诉近来的遭遇,期待她的慰藉。我实在是过于天真了,她的态度全变了,冷漠至极,让我伤心不已。我们同窗多年,她父母早亡,家境贫寒,高一辍学即肩负生活的重担,我父母非常同情她的境遇,一直帮助她,包括为他弟弟当学徒做铺保,我也曾多次拿出压岁钱助她弟妹上学,1949年我妹妹发展她入党……那时我们亲密无间,无话不谈。解放后,她做私营统一纱厂的工会主席,我去该厂调查工会宣传工作,就发觉她有“高大”之感,但我不在意,不相信她已经变了,我们的感情毕竟是深厚的。我忘了我们之间已发生了政治关系,她是令人尊敬的工人阶级,我是资产阶级出身的小姐。在我最痛苦、最需要安慰的时候,她避之不及,急于和我划清界线。为此我非常痛苦懊悔,并下了决心,不能妨碍她,不让她为难,从此一刀两断吧……

    [日记:1955年11月10日]

    ……以前下班回家,心中烦躁会看小说解闷,5日晚在床上看《列宁格勒发生的故事》,忽听到婆婆的气喘声,她的哮喘病发作了。以前发病,都由维德背下楼,叫三轮车送医院。记得有一次他手忙脚乱,一脚穿自己拖鞋,一脚穿我的红拖鞋出门。今天,这付担子由我来挑了,上下跑了几次,叫了三轮车,送到附近的淮海医院输氧。午夜一时逐渐好转,三时半放下氧气。6日出院回家……

    [日记:1955年11月12日]

    ……时常心痛,魔鬼一样纠缠。最近时常下厂,晚上回到家,一轮明月,万家灯火,人人合家团聚,唯我形只影单,在渺茫中苦苦度日。不知要持续多久?他无影无踪,总该有个结果吧。还能有见面的一天吗?要多少年?两年还是三年,心中要有个盼头啊……

    神秘信使从此不再出现,再没有片纸来函。十二月了,西风阵阵,黄叶飘零。忽然有一天,我接到了给维德送冬衣的通知。我和他的老友郑巴奋,按地址找到了南市车站路监狱,门卫室有一个小窗口,我把衣物递了进去,报上维德的名字,窗内人毫无表情,一言不发地收下。我不知他是否被关在这里,当时什么也没问,知道问了也不会告诉我。多年后维德说,南市车站路监狱是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四年他被日伪关押过的地方,这一次他被关押的实际地点,是建国中路公安局看守所。

    自一九五五年十一月起,单位停发了他的工资,我为省钱,孩子不送托儿所,每月工资七十四元,应付全家六七个人,常常捉襟见肘。当时我已调入宣传科,因此向领导反映生活困难,要求补助。领导称,按规定每人每月生活费十元以下,才可补助,我已超过了标准,但是不久,也就安排我下班后给机关勤杂人员上语文课,每周三次,每次一个半小时,每月可得十元补贴。我接受了这份工作。

    不祥的一九五五年,在磨难和焦虑中过去,我在忐忑不安中迎来了喧闹的一九五六年,无舵的小船,随波逐流,不知漂向何方。

    [日记:1956年1月20日]

    17日,全市在文化广场开工人代表大会,实行对私企的改造,场面热烈。

    18日,郊区农民全部成立了高级社,下午敲锣打鼓到总工会报喜。

    19日,全市手工业行业成立合作社,晚上工商界家属子弟也来报喜,

    20日之前,全市私企亦将完成公私合营,我们到楼下列队欢迎,明天要游行,全市联欢三天,市工人文化宫、各区俱乐部请老板们一起联欢,人人都在欢欣鼓舞,整个上海要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了。

    我很激动,国家欣欣向荣,前景一片美好,与此相比,我个人这些痛苦又算得了什么?虽家庭遭遇不幸,生活水平降低,但不能由此影响对祖国的爱,否则我将变成什么样的人?要鼓励自己。在这欢腾的日子里,我的内心感慨而遗憾……

    春节应该欢快,初一向母亲拜年,初二到农村访问,带孩子们看了场电影,陪他们去第一百货商店乘自动扶梯。令我快慰的是,机关给我提了一级,每月工资增加到八十三元,这样,加上教书费十元,我每月有九十三元的收入,家中窘困得以缓解,可以应付开支了。

    这年上半年,宣传科在打浦路工会干校,举办了一次工会宣传干部学习班,我担任组长,写了一篇工会读报组的调查报告,在学习班上宣讲,得到十元奖励,学习班结束后,路过淮海路妇女用品商店,我给自己买了一件卡其高支棉的藏青色外衣,花掉了这十元钱。

    不久,全总邀请东北作家一行赴各地参观,十月到达上海,上总负责接待,在名单中我看到熟悉的名字“蒋锡金”,当晚上总六楼开欢迎会,我托人带口信,请他来办公室,蒋见到我非常高兴。

    翌日晚饭后,陪蒋先生去淮海路购物,他在妇女用品商店给夫人买了几件服装,我买了个小皮包,然后去附近一家咖啡店叙谈。一九四五年他仓促离沪去解放区时,我把手上一枚金戒指换成现钱,后来我没去成,此钱给他当了路费。[15]如今他是东北师范大学二级教授,工资两百多元,手拿“司的克”(手杖),丝绸衬衫,风度翩翩。七年后的师生重逢,像有很多话要说,也不知从何谈起。他已不是当年建承中学的老师,我也不是天真烂漫的高中女生。一年多来,我已历经风雨,见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内心已更坚强,不需要托出不幸,博取他者的同情。我只说是不凑巧,维德去京出差了,不然认识一下该有多好。这话显然不只是对蒋说,每当亲友相聚,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维德。不知今日此时,他在何方。

    那年晚秋,母亲和兄嫂侄辈一家邀请我和芒芒,一起到鲁迅公园游玩。芒穿了一件改做的绿色薄呢大衣,和大家玩得非常高兴。中午,大家在四川路一家餐馆吃饭,侍者送菜上桌,菜汤不小心泼到他肩袖上,衣服弄脏了,还好没有烫伤,大家非常扫兴。难得的出游,内心的阴影每时每刻都追随着我,心里既欢喜又难受,顾及家人,我只能把一切装在心里。

    四

    一九五六年即将过去,我每天都在等他归来,但无期无踪。那晚我把思念写下来:

    [日记:1956年12月27日]

    去年他母亲病重住院,今年又病得不轻。上周日住院,至今不见起色,我担忧不已,不知下周能否痊愈出院,让我焦头烂额,愁上加愁。

    去年一年痛苦,原想今年会好些,但让我失望。如果他能回来,我什么都不怕了,拙笔不能道出我心情之万一。

    哪天他回来了,就会给全家带来欢乐,我还得等,等很长的日子……希望就在明天,他在我眼前出现,可能吗?好漫长的日子,好窒息的日子!

    时时刻刻思念你,想得好揪心,梦见你多次,醒来泪流满面,最好一直生活在梦中,不要醒来。

    多么需要他,孩子们需要他,妈妈需要他,家需要他!

    他一定也需要我们的!

    上天知道我的哀怨,有了感应,在凄风苦雨的一九五六年将要结束的最后两天,终于放晴了。

    十二月三十日,我随科长到苏州河对岸的大隆机器厂调研。中午在苏州河岸边一个面摊,吃菠菜肉丝汤面,回到工厂,接到上总宣传部找我的电话,通知我立即回家,维德回来了!

    我的手在颤抖,心在欢笑,偷偷抹去眼角的泪水,我盼到了他,他终于回到我的身边了。我急忙往家里赶,在弄堂口的“时季花店”门旁,正好遇见了他,他还穿着那件离家时的藏青色中山装,颜色已洗得发白,右手拎着一个网线袋,脸色黝黑,身形消瘦,微笑着向我走来,我俩四目相对,双手紧紧相握,默然无语。

    我们马上去淮海医院探望他母亲,又去西康路“大自鸣钟”我娘家,接回芒芒。见面后,孩子一下愣住了,可怜的孩子,已有一年半没见到爸爸,怯生生看着他,仿佛见到陌生人,我在一旁心酸不已。

    真是喜悦啊,他回到我们身边,令人快慰、庆幸,一家人终于可以团圆。

    我以为一切会恢复原状,想得过于简单了。维德的结案,留了一条长长的尾巴,他在地下工作期间属潘汉年系统,就有了牵连,虽查不出与“潘案”有更具体的内容,仍然被开除了党籍,调轻工业工会当一般干部。[维德日记摘抄]

    “日子是幸福的,也是痛苦的,我能和家人团聚,能有紧张的劳动和安谧的休息,再也没有比这更好的了;痛苦的是背负着那些日子的回忆,不断地给我以刺激,几乎每天自我责备,每天都提醒自己受了严重的处分,在苦痛中煎熬。”

    “想着先贤的教益,沉重的石块就会被搬开,心里渐趋安逸,不管人们如何鄙视与议论,总觉得有一只温暖的手紧紧地抓住我,给我指出方向,给我以无限鼓励。我仿佛换了一个人似的,变得那么快,也那么强大,我所走的道路是不平坦的……考验无止境,我有足够信心,会工作得很好、很愉快、很满足。打碎一切腐朽的东西,重新建立起的会更好些,人没有希望怎么生活呢?”

    “2月18日正式去工作,迄今两个星期,一切那么生疏,开始很焦急,现在总算安定下来……两周中下了好几个厂:新华橡胶厂,泰康食品厂,大中橡胶厂,了解工厂的生产过程,观看工人的紧张操作,他们特有的坦率谈吐,使我觉得温暖与愉快……生活在工人中间会实际得多。”

    “如何安排自己的时间,看辩证唯物论后对哲学产生较浓厚的兴趣,学习与研究古典文学,主要是诗,对它有兴趣,从研究杜甫着手……三月份抽时间去图书馆找材料,上半年一定把方向确定。”

    “回家四个月,工作两月十天,五一节就要来到,去年此日,闻《国际歌》而默然下泪,今年要好好度过这一日。”

    这一年,“反右”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机关号召大家积极参加,对党提意见,大鸣大放,写大字报,维德却不慎跌伤右臂,在家疗养。这件坏事,却成了好事,他避开了反右运动的高峰期。

    [维德日记摘抄]

    “中秋前夕,云与孩子参加晚会,我独坐在家颇有情趣,窗外皓月一轮,确是良夜。损右臂已两周(后弄堂有口井,晚上回家不慎跘到井沿,摔倒,手臂扭伤甚重,请假看医生,无法上班),近稍愈已能写字,申诉报告日前送出,静等回音。这几个月开展的反右派整风运动,单位的鸣放、批判都未能参加。”

    “整风已进入争辩阶段,11月28日正式销假,手未愈,吊着右膀上下车,极不便。争辩甚热,我了解这是一场斗争,不能闲在家中,转入正式反右,组织部开一个小组会,党邀请我参加,思想上颇感温暖。”

    维德的伤情,从臂部一直连带到肩,数次就医不见好转,一次去沪上伤科名医石筱山(上海家喻户晓,只要提此名号,三轮车夫就能送到连云路“石氏伤科诊所”)处求诊,一屋子人,石氏瘦小,几个徒弟伟岸魁梧。诊判结果是“筋络黏连”。石说,来我这里医治,是要硬来的,非常痛。维德称以前他受过刑,不怕痛。石点点头,一高大徒弟就在背后抱紧了他。石双手拉过他的手臂,摇了几摇,猛然用劲,一扯一转,只听肩膀内“嘶啦”一声裂响,剧痛中,他忽然觉得一丝轻松……

    维德痊愈了,回机关上班时,看见有人还在写大字报。针对当时的浮夸现象,某天他写了一打油诗:

    流动红旗似火红,

    可惜红旗不流动。

    不是红旗想偷懒,

    无奈竞争一阵风。

    且一时兴起,竟把此诗写成大字报贴了出去。如今回想,这是极其危险的举动,这些句子,完全可成为“恶毒攻击”党的证据,但此刻已是运动尾声,没有引起机关和同事注意。另一种说法是,因他有过多次热爱党的发言,被认为是“对党有感情”的表现。老天保佑他逃过了一劫。

    到一九五七年末,机关动员大批干部下农村劳动锻炼,人人报名表决心,我也写了申请报告,不久就被批准下放劳动,同时被批准的,是席裕珍和凌华媛,下放地址在市北的大场镇沈家楼,一个名叫“东方红农业合作社”的地方。

    一九五八年一月五日,我带着简单的行李出发了。那时从市区到大场镇,是乘58路公共汽车,沿弯弯曲曲的沪太路向北开行,过中山北路,两旁是大片菜地,冬日虽然满目葱绿,但空中不时飘来粪肥的气味,有点煞风景。车到了行知路车站,步行经过行知中学,再走十分钟的田埂小路,到达了目的地沈家楼,单程约两个小时。

    按照规定,我只能两星期回家一次。工会系统的下放干部,编成了好几个分队,每个队员都被分配到农民家,同吃同住同劳动。我和凌华媛住在农民仇囡囡家,每天早晨六时出工,一天干十几个小时农活,有时赤脚泡在冷水里,晚上回来,腰酸背痛。

    房东沈泉生,妻子仇囡囡,都是贫农,沈三十不到,中等身材,长得微胖,一双小眼不时眯缝着看人,有点好吃懒做,经常睡懒觉,有时早出工,我们都起来了,却听到隔壁的他鼾声大作。他家有不少地,此时已经合作化,由于干活“不巴结”(不努力),工分挣得比别人少,生活拮据。我们早晚两顿吃粥,中午吃一顿“洋籼米”(糙米)干饭,虽然每月按标准给他伙食费,可他家的饭仍然是菜少油少,难见荤腥,中午常吃清煮胡萝卜。仇囡囡操持家务,照顾两个孩子,还要下地务农,非常辛苦,每一次她端出胡萝卜,就笑得很尴尬,有些不好意思地看着我们。席裕珍则被分配在一个富农家,该户专事“发”豆芽菜到镇里去卖,生活相对富裕一些,伙食比我们好。

    自小到大,我生在城市,只在南京军大过了近一年的部队集体生活,从没吃过这么多的苦,让我第一次感受到农村生活的艰难,农民生活的不易。

    人在农村,心在家里,每天我急切盼望的,是两周一次的假期能尽快到来。每一次回家就像过节,家人相聚,其乐融融,但往往椅子没坐热,又要匆匆离别了,总是感到不满足。家事根本没办法管,芒芒已经在茂名南路第一小学读一年级,我曾到校请教老师,在母亲离家的情况下,怎样才能让他健康成长,长此以往有否问题。我心里非常不安。

    那时维德仍在轻工业工会,经常下厂搞调研,风浪从未平息,他内心的伤痛不会痊愈,我把家务全推给了他,实在是难为了他。而他却一直鼓励支持我,让我放心参加农业劳动,不要牵挂。这是长期的艰苦锻炼,要我稳下心来,长久打算,不虚度光阴。

    [维德日记摘抄]

    “云今晨下乡,这是一件大事,新鲜事物摆在面前,锻炼固然艰苦,更需要自我改造的自觉性。

    ……57年过去了,像擦了一根火柴似地转眼消逝,工作很不顺手,没什么成绩可言,思想不稳定,每时每刻想到过去的那一切,苦痛万状。我不甘心沉沦,挣扎着不愿被巨浪吞没,求生必须划到彼岸,我没有学会在激流中游泳,觉得筋疲力尽,忽而沉下,忽而浮起,需要切实的援手,来拉我一把。

    ……孩子们已甜睡,舒舒先睡着了,芒要求讲孙悟空,我说要吵醒弟弟,明晚讲吧,他听话也睡了。也许此时,她正在在油灯下开会,明天一早就要出工,也早点睡吧。”

    “今日去上烟一厂,下车间了解香烟生产过程,一车间空气混浊,充满辛辣的烟味,黄色尘雾中,运送烟叶的小车辘辘滚过,抽梗机嚼着叶子,像吃鱼,把骨头不断从齿缝里吐出来。切啊,切啊,刀片飞跃着,黄褐色的烟叶被切成无数的烟丝,像黄土般轻柔,躺在传送带上,飞奔前去。一支烟的生产过程很复杂,恍然觉得半截烟尾也不应该丢掉它了。

    1957年末,机关动员大批干部下农村劳动锻炼,人人报名表决心,不久我就被批准了,同去的有席裕珍和凌华媛。

    这是欢送会后在外滩的合影,左凌华媛,右席裕珍。孩子们还小,需要照顾。我头绪纷乱,愁眉不展,心情并不舒畅。

    1958年下乡不久摄,女五男八,都是下放干部,还有一位对襟衫戴毡帽者为当地农民。大场镇沈家楼“东方红农业合作社”留影。左为老乡仇囡囡家。

    1959年,市建委在湖州小梅口建水泥厂,维德被调去筹办,我决定一起去湖州,申请很快被批准了。此照摄于湖州厂区,中排左二是我,时任化验室副主任。

    在上海水泥厂“实习”,时年33岁。1960年2月。

    湖州水泥厂筹备处,在上海外滩广东路一大楼里,我每天在此上下班。公家买了这张月票,价6元,月内可乘市内所有的公交车辆,上车向卖票员出示即可。

    水汀热得闷人,有工人打赤膊干活,女工们下班了,脱了衣服躲在在小屋的帘子后面洗澡。室外是严冬,这里是初夏似的潮热。

    厂内的新老矛盾很突出。老工人说:‘我们老了,不会再生孩子了,托儿所、幼儿园、结婚新房,这些都只给年轻工人们享受,没我们的份,看医生也不习惯。’厂里最服从调配的,却只有老工人。新工人拈轻怕重,调皮捣蛋,但调皮的人反倒占了便宜,新工人一进厂就定三、四级,老工人干了二十年也同小伙子定一样级别,太不公平。然而,新工人也不服老工人……”

    “星期日,清晨孩子们吵着要去买鸟,九时微雨,我带着芒准备去城隍庙,出门不远,忽然看见云微笑着迎面走来,这简直让我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她去才一周,脸色黑些,也累,有一点泥土气,真是一个令人喜悦的星期天。

    “农村生活是艰苦的,过这一关要下极大决心,这不像一般人想象的义务劳动那么短暂,下乡是长期的,坚毅地度过这一难关,才能茁壮成长,人最需要的是坚强的意志,充足的干劲,有了这些,世间无难事矣。

    ……下乡有重大意义,尤其一些没经过艰苦岁月考验的干部们,更需要补这重要一课。明日又将小别,舍不得离开她,然而必须送她走,必须鼓励她,经历这个考验,因而感情更浓厚了。”

    “拂晓即醒,城市严冬的清晨寒气袭人,晓雾如烟,车辆灯光微弱,马路上空荡荡的,上早班的工人都搭车去远处上工,我送云到车站。”

    “今晨与芒到公园呼吸新鲜空气,上午九时,突接云电话,实属意料之外,她明日想回市区看病,也担心这样请假影响不好。我说为长远打算,要工作好,先把病治好,拖延不治病是不对的。我在城里比云舒服太多,比农民舒服太多,要加强自身锻炼才是。”

    “昨晚与云谈全市的状态,她在乡下,缺少机会学习,没有市区那么紧张,我背着沉重的思想包袱,还没从苦闷里摆脱出来,但仔细一想,如何能避免别人对你产生看法呢。不去计较那些心眼偏狭、心术不正的人吧,原谅他们的短处,拿出一点气概来,让自己的胸襟再宽阔些。”

    一九五八年是狂热的年代,“大跃进”口号铺天盖地,“赶超英国”,钢产量要翻一番达1070万吨,马路上的高音喇叭整天播放激昂的大跃进歌曲,连芒芒也学会了,回家就唱“1070万吨钢,呀呼嗨!1070万吨钢,呀呼嗨!一吨钢也不少,半吨钢也不少……”全市都“土法上马,大炼钢铁”,工会系统也搞了土高炉,炼起了钢,维德被抽去炼钢,他变成工人,我变成农民,我俩真正地“工农结合”了。

    [维德日记摘抄]

    “3日报到去炼钢,开始劳动生活,下午运柴泥和焦炭,坐在车上活像搬运工人。焦炭在张华浜,去后找不到煤建公司出货。车站有大批家属搬生铁,暮色苍茫的车站中,一片铁块撞击的声音,到处有人运焦炭,到后来也不称重了,大家用手抓,八时半始运回。”

    “被分配当转炉工,第一次上转炉有点紧张,怕出事故伤人,但操作过几回就有数了,下午共出钢17炉,直到熔炉烧穿停工。不觉得太困难,但很疲乏。”

    “上午九时半出第一炉铁水,今一共炼38炉,忘了饥饿,直到下午三点钟才吃饭。我的工作离不开转炉,出钢的钟声每五分钟一响,美丽雄壮的钢花在我面前爆发,如同下金雨一般的壮丽。双手抓紧操作盘,任它狂风暴雨,像一个舵手航行在金色的海洋上。”

    与此同时,我在沈家楼的农田里耕作不已。每天早晨五点半,村中响起了预备钟声,我点起油灯,起床洗漱,六点出工,太阳还未升起,天色微明,晨风凛冽,我走到田头,露水早已湿透了裤脚,干了一个多小时,浑身已经微微出汗,七点半回来吃早饭,然后再下地,干到十一时四十五分,午饭后一点下地,一直做到晚上六点,在暮色苍茫中回到住处。一天下来筋疲力尽,晚上躺下就像死了一样。

    有一次下午挑河泥,劳作单调,我耐力不够,到放工时,路都走不动了。劳动可以锻炼意志和毅力,我咬紧牙关坚持,双手磨出了老茧,三个月后我欣喜地发现,竟然能跟上大部分人的节奏了,一般农活也能熟练应对,驾轻就熟,比刚来时进了一大步,成就感大增,这坚定了我的信心,我相信今后会做得更好。

    那时全国开展“扫盲运动”,沈家楼大队,农民文化程度不高,队部成立了扫盲学校,他们不知从哪里了解到,我曾做过上总夜校语文老师,要我去业余学校做语文老师,可在上工时去上课,同样记工分,我有经验,也很有兴趣,因此就同意了。

    [日记摘抄]

    “业余中学29日开课,举行开学典礼,聘我为语文教师,参加校委会,我表示愿意教课,本想教夜校,自己没时间和力气。队里表示,可在日常生产时间上课,那就没有任何问题了。”

    “晚去夜校扫盲班,第一次读报给农民听,来人虽少,但很安静,听得仔细,自己也兴趣大增。今天风大,又去夜校,等了半天没人来,只好自己回来了。以后晚上有空,还是要坚持去。”

    “本就喜欢文学,现教初一语文,如果教高年级,大概更合我意,问题是,我不是师范出身,如何讲得通俗易懂,学生能听进去,尽快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是今后努力的方向。昨去行知中学,找几位有经验的教师请教,大有收益。”

    “6日开始一周‘突击扫盲’,农民的文化程度参差不齐,社队领导要求百分之百完成,但一星期下来,考试合格率只40%,我很失望。”

    “这几天农忙,学校组织中学生参加劳动,小学生也要去割草,家长意见很大。大家说既然交了学费,就该上课,如果还是种田,读什么书呢。”

    大跃进年代,一切政治挂帅,群情激昂,人心亢奋,正从事“前人未做过的事”,报纸、广播连篇累牍报道“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奇迹:粮食亩产超千斤,超万斤,甚至亩产“超18万斤的水稻试验田”!沈家楼合作社紧跟形势,每晚队部灯火通明,召开会议,有时挑灯夜战,开到午夜一时半,提出口号:“抓晴天,抢阴天,大风大雨当好天,起早摸黑接着干,月光底下当白天”,“跃进,跃进,再跃进,棉花亩产达到3000—5000—8000斤!”这里土地多,劳动力少,六十多人要种四百五十亩地,大部分是菜地,小部分种小麦、棉花,当时棉花亩产连一千斤都不到,我担任棉花组小组长,自己没有技术水平,心里着急。因当时强调种粮要深耕,连续几天开夜工,坌地挖泥到三尺深,有一次挖了整整一夜,凌晨才收工。

    [日记摘抄]

    “八月,天气真热,种棉花很具体,需要付出汗水,不像坐机关高高在上,几年来对工作的艰苦性实际体会少,尤其流汗的劳动,现在不同,棉花增产必须亲手做,切切实实,耐心艰苦,在炎热的太阳底下施肥,人要钻到密密层层的棉花枝下,弯腰曲背,一手拿铲,一手抓肥料,一把把撒到棉株之间,衣服被汗湿了又湿,比锄地辛苦多了,施肥不算,还要整枝‘摸耳朵’(手工整枝),为完成任务,领导支持,肥料也领得多,提高产量就有了信心。”

    “这两天患‘粪出手’,手都肿了起来,农民说,手接触地里的粪,难免会肿,这几天为棉花施肥,大概手上有伤口,不慎接触了粪肥所致。”

    “天气奇热,钻在棉花田里整枝,浑身出汗,对劳动的艰苦性更有了实际的体验,21日发现,地里有蚕一样大的毛虫在吃叶,急忙用筷子去夹除。”

    “9月2日晚将睡觉,忽然被通知去乡里开会,回来已是半夜,第二天凌晨3时出早工,雨中搭棉花棚,7时半回来吃早饭,已是浑身淋透,过去我最怕淋雨,如今大雨也不顾了,想不到变化如此之大。”

    村里干劲冲天,但生产工具落后,分配制度不合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相适应的矛盾,逐渐体现出来,合作社提高了生产力,但合在一起的农民,意见不统一,为新生事物意见相左,经常发生争吵……[日记摘抄]

    “由于蔬菜生长快,人手不够,农民都被叫去‘行菜’,有农民陈阿二,是典型的中农,精明会算,今天偷偷地对我说,棉花地里干活太累,工分又低,是‘中工’,他不愿意干,情愿去‘踏水车’,活轻松,工分还高。工分总是定得有些不合理,农民都不愿意种棉花,棉花田里人少,大多是下放干部在做。”

    “最近宣传,即将成立人民公社,昨开大会宣布,实现公社食堂化,到9月,90%以上社员要参加,很多社员心里不愿意,有反对的意见。村里分成两派,女社员张相宝在两边群众中有一定威信,最近还参加了县里的万人大会,她对我说,她姐姐那里,两个月前就成立食堂了,大家反映方便多了。经她这么反复说,很多妇女的思想就通了。”

    “农民群众对人民公社情绪高涨,王根娣(贫农)干劲真足,白天出工,中午烧饭,晚上加班,踏水车整夜,第二天连着干,值得大家学习。昨天她说,仇囡囡磨洋工怎么办?大家说,以后再这样,会有眼睛看住她,会对她提出批评。”

    “公社要实现军事化,集体化,要求青年们住集体宿舍,有人欢迎,有人反对,还有人不愿意住楼上,要住楼下……社里正酝酿收回自留地,或由食堂、托儿所包下来种。对回收自留地,大家也有几种态度,仇囡囡愿意交地(反正她很懒),但一些勤俭农民往往犹豫不决,别人不交,我也不交,有抵触情绪。昨召开社员大会,全体社员投票通过,自留地仍旧保留,但不准在出工时去种……”

    在沈家楼这一年时间,我做遍了所有的农活,变成一个名符其实的农民。基本农活有:“捉花”、“摸耳朵”(棉花活)、耘草、种菜、铲地、深耕、割麦、车水、挑河泥、“晒耘”等等,不一而足。除此外还有五花八门的零散活计如:工分统计、民兵统计、写材料、写大字报、开整风会、接待市北中学学生、教书、协助扫盲、帮助食堂结账、搞沼气、采购沼气管、到乡里开会、到汶水路(当年无此路名)筑路,等等。十二月十三日,我还参加了全市性“捉麻雀,除四害”运动。

    一九五八年是全国农村“公社化”的高潮之年,我下放所在的沈家楼农村,是这一历史的真实见证。在这短短的一年时间里,它从我当初下乡时的“初级合作社”逐渐演变成“高级社”,然后又成为更高级的“农业合作社”,直至建立“人民公社”。我亲历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变迁。

    五

    一九四九年后,“老宝凤”银楼改名为“宝凤”百货店。一九五八年,“宝凤”百货店按政府要求,变更为“公私合营”方式,店名改为“长春”百货商店。(领取定息:“宝凤”定息二百四十元,另一商业“新泰源”布庄一百零二元。)当年我父母购置的房产[16],逐渐被政府收去,不再属私人所有。居住在“老宝凤”楼上的母亲和大哥一家,在这年也举家迁出,搬来陕西南路的房子,住三楼。

    我家住陕西南路房子的二楼,两个男孩和我们住朝南一大间,北面亭子间由婆婆和保姆、小冬居住。二楼走廊对面两间大房,中有移门,拉开可以成为一间极大的客厅,放置了红木八仙桌和靠背椅,平时是母亲、大哥一家的饭厅,走廊朝南有宽大的石扶梯,两侧园子里有几棵高大棕榈树和大叶冬青,园南为大门,平时上锁,一般从后门进出,厨房在底楼,装有煤气,汽车间堆放杂物,底楼西南一间,由一远亲借住。

    母亲和大哥一家迁来后,打破了这幢大房子往日的宁静,大哥家人口多,上下充满孩子们的欢声笑语,也因为喜欢“金伯伯”,常下楼来我家玩,有时缠维德讲故事,他与人为善,喜欢孩子。我婆婆慈祥谦和,我们和兄嫂家相处和谐,从未发生过矛盾。有年冬天,婆婆哮喘病突发,我们都不在上海。我大哥背着婆婆下楼,阿嫂陪同急送医院抢救,转危为安,为此,维德非常感激。

    三个孩子合影,我俩在湖州,他们由我婆婆和保姆照看。1960年秋。

    小冬7岁,跟一位陌生叔叔坐船到了湖州,为的是看妈妈。

    虹桥吉安扫墓,1963年清明节。

    全家合影于陕西南路居所,我们当时还未从湖州调回上海。1962年春节。

    兄妹四人合影,院里有高高的棕榈树。左是大哥,右弟弟新祥、妹妹舜英。新祥新婚不久,背后百叶窗的屋子是他的新房。

    时间转眼到了一九五九年,市建委在湖州郊区小梅口,兴建一座水泥厂,设备从捷克进口,招当地农民做普通工人,技术人员从上海水泥厂调配,行政干部也由上总抽调。维德被调去筹办这个厂,我决定也一起去湖州,申请很快被批准了。

    当时有一些干部全家搬去了湖州,并迁去户口。我们商量后也有了这个打算,为此我做了不少香肠,挂在走廊里做准备。一次我遇到同去的周德清副厂长,他规劝我别这么做,这才作罢。

    三月,我告别沈家楼,结束了一年多的农村下放生活,回到市区。湖州水泥厂上海筹备处位于广东路一幢大楼里,我开始每天在此上下班。当时工厂主要的回转窑设备,还在捷克待运,基建工程已经上马,物资还未备齐,我负责向市计委、物资局等单位申请调拨建设材料。维德则先去湖州,配合地质队勘探取样,再到上海化验,因此他时而湖州,时而上海,经常两头跑,虽然生活没规律,但离开了是非圈,比较充实,精神饱满。

    不久,办事处搬到设在华懋饭店(现和平饭店南楼)建工局机关的二楼,我跑计委、物资局、金属公司,写申请报告、要材料分拨单,非常忙,内心不甚喜欢这工作,但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

    一天在楼下食堂吃饭,看见建承高中的女同学××,读书时她比我高一年级,我们曾经非常要好,她家在北四川路桥堍开一个单开间西装店,我去过她家。一九四三年秋她要去根据地,我去看望她,临走前送她一双银筷以作纪念。这年冬天,突然传来她牺牲的消息,我悲痛万分,特意写了一篇文章悼念她,谁知她并没牺牲,多年后竟在此见到。她没认出我来,因时下处境,我也不便贸然相见。她已是正处级干部,在同一幢楼里上班。有一天,我托人转告了她,我在二楼办公,却未见她反应。一次我就上楼找她,本以为见面时她一定像我那样惊喜,但我又错了,她极其冷淡,连声敷衍,我仿佛当头被浇了一盆冷水,这是我没汲取以前的教训,我的心又被重击了一次,久愈的伤口又开始流血。此后因为工作,我和她见面数次,在北京出差、在“五七”干校都遇见过,我学会了淡淡地对她,如同陌路,尽量不说话。

    一次我在楼下,准备下班回家,忽听到有人叫我名字,原来是与维德在水上区一同工作过的范达夫,这时,他已是建工局副局长,他非常关心地安慰我说:“你心里别难过,老金的事,最后总会解决的,组织上一定会调查清楚的,你要耐心,要好好照顾孩子,当心老金的身体……”听到这几句温暖话语,我如沐春风,不觉流下了热泪。在那些灰暗的日子里,总以为人心已死,事实告诉我,人间自有真情在,我们有这样一位真正的朋友。

    这年七月,厂方任命我负责化验室的工作,他们以为大学生就懂化学,就能把好技术关,其实我的理化知识极短欠,是赶鸭子上架,也只能接受这任务。

    水泥从原料到成品,每个流程必须取样,进行化学和物理检验,以符合行业标准,这是工厂的重要技术部门,我必须重头开始学。先派我去上海水泥厂化验室“实习”,每天乘厂车到龙吴路上海水泥厂上班。化验室主任对我很冷淡,没人主动帮我,我只能和化验工打交道,抄录大本技术资料,困难极大,时患胃病,常在下班路上呕吐。

    仔细看着资料,观察化验工如何操作,了解化验取样过程,跟着上夜班。一次湖州厂领导召集在上海水泥厂学习的负责人开会,要我记录并向上级写报告,四处找不到我。有人说我上夜班,已回家休息了。后来厂领导对我说:“你是去学领导工作的,怎么下车间做夜班了?以后别做。”

    一晃四个月,我对水泥化验的整个流程有所熟悉,掌握了技术要领,不再是门外汉,有了底气,对这工作有了信心。

    一九六〇年二月,我正式到湖州厂上班,维德搞总务,上海湖州两地跑,家里由保姆照顾着三个孩子和婆婆。这年年初出现了大饥荒,连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也供应紧张,粮食每人定量,食油、猪肉更少得可怜,每月凭票供应,菜市场空空荡荡,只能买到卷心菜的老菜帮子,大家都吃不饱,面有菜色,维德两腿浮肿。陕西南路里弄有个居民食堂,我家偶尔也在此买饭。有次老金回家,顺便查了一下家里的粮票,吃惊地发现,保姆没有计划用粮,不到月底,这月粮票都快用完了,到下个月还有好多天,该怎么办?难道全家挨饿不成?他急忙买了个大号铝锅,仔细分配家中余粮,每天煮一大锅稀粥充饥,才度过了难关。那时的保姆叫孔妈,她每次去弄内食堂给孩子们打饭,婆婆总觉得端回来的饭分量不足,初以为是食堂克扣,一次孩子在窗口看到,孔妈端着两大碗饭,边走边舔食,怪不得饭总是平平的,也难怪她,都吃不饱啊!此后,婆婆就让孩子们自己买饭了。

    鱼米之乡的湖州也在闹饥荒,厂里按各人不同的劳动强度定粮,一般人每月定粮二十六七斤,体力劳动者稍高,为三十多斤,由于粮食不够吃,厂里组织了一批人开垦边边角角空地,种山芋、土豆。八月收获,每人分到一些,土豆小得可怜,有的只有鸽子蛋大小,我每天住在化验室里用电炉煮着吃,倒能吃得饱。

    水泥厂的自备电厂发电了,进口设备已经运来,回转窑开始生产,但反反复复不太正常,水泥质量不稳定。化验室有二十个人,都早于我到厂,工程师、两位主要技术人员和老师傅都从上海水泥厂调来,其余是青年学徒。群众反映上海来的技术人员很保守,不积极教当地学徒,技术人员强调专业,领导对他们有看法,也担心他们接受不了批评,我上班后要做双方工作,矛盾却总是存在。

    一九六一年元旦那天,我和维德去了一次陈桥镇,爬上了厂后的黄龙山,登山远眺,只见蓝天白云,满山苍翠,山坡上星星点点,仿佛开满野花,一条蔓延的黄土小路,通向山下的陈桥镇,远望村里炊烟缭绕,一派旖旎景象,可我心情沉重,生活不正常,与孩子们长期分离,没有欣赏美景的闲情雅致。

    这一年,厂领导把维德调去了上海办事处,顺便可照顾家。我独自住工厂化验室小间。晚上全厂人员下班回家(宿舍在厂门外的半山上),除一个门卫,偌大的厂区只我一人独住,现在想想,我当时是胆大包天。有天早上,屋里出现了一条小青蛇,我也并不害怕,让它自由自在地溜走。我住了一年多,平平安安的。

    年底,化验室小徐到上海出差,我托他回厂时把女儿小冬带来,那时小冬只有七岁,我俩睡在门房后边的小屋内,她胆子小,像小尾巴一样地跟着我。有一天下着小雨,我去发电车间有事,让她暂时待在房里,但她不肯,一直跟在我后面,路上要跨过一个小水沟,她跨不过去,就不住地哭,我只能把她抱了过去。

    然后,就是我带小冬回上海过春节,先是坐航船到湖州城里,再搭乘小火轮回沪。这班船票卖完,只有散席票,我们只能坐在甲板上,天黑了,我们找个地方和衣躺下,昏黄的灯光下,甲板睡满了人,过道挤满了人,是活脱脱的一艘难民船。那时粮食困难,我饿着肚子,身边只有一罐花生酱想带回家,不舍得吃,只把搪瓷杯里的冷饭舀给小冬吃。半夜我去上厕所,回来发现,我们睡的地方被人占了,我让对方搬开,为此大吵了一顿。天色微明,船到了上海十六铺码头,看到了熟悉的海关大楼在晨雾中隐现,我的心情才好起来。

    一九六二年夏天,孩子们都在十岁上下,我想让他们来湖州度暑假,这把他们高兴坏了,维德把三个孩子送到码头,再三嘱咐注意安全,并拜托同船客人照顾,他们果然懂事,坐了一夜的船,平平安安来到湖州。第二天一早,我在湖州码头接船,几个月没见面,他们围在我身边,叽叽喳喳,兴奋不已,我们再坐航船经南浔到小梅口,步行穿过纸浆厂,才到了我厂。在航船上,舒舒睡着了。芒芒说,昨天弟弟上船就东看西看,兴奋得一夜没睡。

    我们一起住宿舍大房间,房前种满了向日葵,天气闷热,生活琐事全由我料理,到食堂买饭、洗碗、洗衣、洗澡、防备蚊子苍蝇臭虫,整天忙得不可开交,汗流浃背。两个男孩顽皮,不大照顾妹妹,径自去各处游荡,不愿意带她,害得妹妹在房间里哭。有次兄弟俩走到矿山,坐上了矿山平板车,顺轨道向下滑去,万一车辆倾翻,后果不堪设想!幸好被工人及时阻止。另一天,突然有同事告诉我,说你孩子昏倒了,芒芒在太阳下晒得过久,以致中暑,我大吃一惊,背着他跑到医务室治疗。最令我头痛的是,他俩在化验室里乱动仪器,乱翻办公桌,有人反映到厂领导,我挨了顿批。

    在这一年,工厂生产未能上去,不死不活,似乎就要下马,虽然这个厂全由上海出资,但上级已决定把它转交给浙江方面经营。不久,上海来的主要厂级干部和几个科长悄悄调回了上海,说实话,几个主要领导对在湖州的工作,本来就是心不在焉的,平时难见到人影,这次如愿了。接下来全厂人员精简,老工人也回乡了,厂里人心思动,大家都期盼着能早一天调回上海。

    七月底的一天,厂部忽然通知我正式回上海工作,我大喜过望,没和任何人说,悄悄回宿舍整理行李物品。第二天清晨,一辆卡车停在宿舍门前,我和三个孩子上了车,到达湖州金婆弄的厂办事处,卸下行李还不到八点。天气太热,孩子们满头大汗,我则愉快地带他们去一家老店铺,吃有名的扁豆汤和千张包,权当早饭,游览了这座古老的小城。经历三年的困难时期,一九六二年经济逐渐恢复,市面逐渐兴旺起来,物价还算便宜。中午在人民路一家餐馆吃饭,我用剩余的湖州粮票买了一斤米饭,点了一个三元的红烧大鱼头。等端上桌一看,吓,好大一个鱼头!小脸盆一般,足有三斤多,烧得浓油赤酱,香气扑鼻,幸好多一个心眼,没点其他的菜,不然就要浪费了。四个人就着米饭,把它吃完。

    下午上船,是舱内一条三人的长条椅,我把备好的小席子铺在地上,让兄弟俩睡,小冬睡椅子,我坐在旁边打瞌睡。入夜万籁俱寂,只有“突突”的柴油机声在船尾鸣响,小火轮划开平静的河水前行,月光照在水面上,泛起银光,孩子们都睡着了,我的心也像河水一样的平静,终于可以结束这颠沛流离的两地生活,和孩子们团聚在一起,回上海工作了,我们再也不会分离。清晨,船开进十六铺码头,远远看到维德在码头向我们挥手,我们分坐两辆三轮车回家了。

    我回到上海,维德仍在厂驻沪办工作。那个阶段,他一直在写申诉材料,写了不知多少的申诉书(至今留有底稿三份,一份十八页,一九六三年的一份有四十九页之多)。

    这年,我先在建工局清仓办公室工作近三个月,十月份,我到中国建材公司华东分公司(后更名华东一级站)报到,单位在威海卫路太阳公寓内的一座洋房内,属国家物资总局建材局领导。计划经济时代,每年由全国生产企业上报产量,再由国家物资总局按计划分配给各大区,大区再分配给所属各省市,我单位负责华东六省一市的建材物资分配,我在综合计划科当副科长,任务繁杂,每月要把各业务科的计划总结综合成文字,上报物资总局,每年去京参加全国统配物质的计划分配大会,每次会期一个多月。

    在华东一级站工作期间,一九六四年加了一次工资,我们俩工资共一百八十四元,在当时是中等以上收入水平。生活有改善,经济复苏,市场供应相对丰富,五元可买满满一竹篮小菜,鱼肉荤素俱全。我们带孩子去城隍庙和龙华寺,每逢周六,下班后我会在长乐路转角食品店,用糕点券买些饼干点心给孩子们。一九六五年添置了一台六灯三波段的飞乐牌收音机,花了一百多元。

    一九六五年五月初,一级站开展“四清运动”。六月下旬,维德回沪—此时范达夫任建工局副局长,分管人事。他能调回上海,是和范的关心分不开的,他是我俩的恩人。

    维德被安排在建工局技校当语文老师。地处上海郊区吴泾,每周在徐家汇搭校车回家一次,有寒暑假,休息时间增多了。他爱古诗词,当高中语文教师应是绰绰有余。每个周六常带一大叠作文本回家,逐字逐句批改,有时改一篇用很多工夫。学生们尊敬他,常上门请教。

    维德告诉我,他到校第一天,同校教师刘厚泽就认出了他,称一九五三年听过他在水上区“民改”的报告。在以后的艰难岁月里,他们也一起被学校“监督劳动”。刘的祖辈刘鹗先生,曾被流放新疆,一九〇九年病死于迪化(今乌鲁木齐)。刘厚泽则是在一九七五年突发急性菌痢,校“工宣队”只许他去附近看病,不许去大医院,他领取工资返家时,死于沪郊一偏僻的公交车站上。

    从一九六五年秋到一九七九年三月,维德在该校工作长达十四年之久,但真正的课堂时间,只短短两个学期。“文革”开始,情况大变,他再度陷入了人生的低谷。

    十四年中的十年,他是在清扫厕所和写“交代材料”中度过的,也是他职业生涯中最长的一段经历。

    一九六六年一月三日,青岛召开华东区建材业务会,会场在海边一幢船式的大楼,华东各省的建材公司报来的材料,我在会前都要看完,写开会第一天的发言稿。记得大会前夜,一直写到清晨两点才休息。青岛的冬天真冷,我得了感冒,第二天去看医生,还继续准备最后的总结报告。这次大会得到物资总局好评,但这也是我最后一次参加这类会议。海风刺骨,寒气逼人,我们将面临一场更大的风暴,经历人生中更为惊心动魄的磨难。

    在京开会期间与同事们在长城留影,1963年11月。

    在京参加物资总局会议,时年38岁,摄于北京香山饭店,1965年11月。这件灰色涤卡两用衫,在上海茂名南路一高级服装店买的,围巾是维德在1958年送我的,当时花了8元钱,我记得非常清楚,羊毛质地,红白黑相间的色彩条纹,我十分喜爱,至今还在使用,我会一直用它。

    我89岁,2016年,上海。

    1980年代初摄于曹杨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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