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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海海 正文 第十七章

所属书籍: 人生海海

    七八

    现在是北京时间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二日,深夜九点,西班牙马德里时间下午三时。我有两个时间。我必须有两个时间,因为我被切成两半:一半在马德里,一半在中国。我已经六十二岁,在中国是退休的年纪,但我忙得很,现在。崛起的中国给了我创业的机会,我四十九岁开第一家公司,如今有三家,上百号员工,一堆事,几乎每个月要回国一两次,因为时差原因,经常白天黑夜连轴干。开始我担心身子会累垮,但十几年下来我身体越来越好,甚至称得上强壮。都说人是血肉之躯,在健康面前没有谁是铜墙铁壁,可我仿佛是个金刚之身,经常累得站着就睡着了,而疾病从没有在我身上醒过,十几年伤风感冒都没来招呼过我。我觉得自己有两个心脏,像我经常搭乘的民航客机,有两部引擎。

    报纸上说,民航飞机是最安全的,因为所有核心机部都有双份,有预备。当然遇到恐怖分子预备再多也没用,只有预备死。恐怖分子是当今人类的肿瘤——这也是报纸上说的。我每天看报,回国看《参考消息》,在国外看西班牙《国家报》和中文版《侨新报》《欧洲时报》,四张报纸一年四季陪着我,影子一样,奖牌一样——我曾对妻子说过,它们是我年轻时与孤独交战的战利品。现在我不孤独,公司家庭,妻子儿孙,七姑八姨,员工老乡,都要我的时间,我忙得没时间孤独,孤独像风化的干尸,我不认识了,想不起了,唯一留下这战利品:看报纸,伤疤一样,褪不掉。托祖国的福,我生意越做越大了,去年我还去人民大会堂开过侨胞联谊会,中央四台报道过,我妻子在家里看见,激动地抱着孙子哭起来,把小家伙吓坏了。

    做人如做梦,倒退几十年,我拿两个脑袋做梦也想不到会有今天。父亲是怕爷爷作的孽把我作死——不死也活不好,才铤而走险,送我一条逃生之路。尽管这条路寒风凛冽,但事实证明,父亲的选择是明智的,那个乡村已经容不下我们,与其留下来受罚不如逃走。我逃了,其实大哥和二哥也逃了,方式不同而已。

    我逃出来后第一站落脚在巴塞罗那,是西班牙海边的一个城市,很大很美,像中国的上海。城市有多大多美,我就有多小多丑,小得连名字都没有,大白天不敢上街,听到警笛就发抖。偷渡客都这样,像阴沟里的老鼠,只能苟且活着,能找到一条阴沟卖命就是最好的活路。我有幸在一家老一代华人开的鞋厂找到活路,一天上两个班,只做一道工,给皮鞋钉绳扣。一年学徒期不算,整整五年,经我手的皮鞋少说数以万计,可我没见过一分钱。我的钱都让龙头收走了。现在叫蛇头,那时叫龙头,龙头老大,本事很大的意思,带我们漂洋过海闯天下的。但不可能免费,要收钱,收的钱叫出头费。多年后,父亲告诉我,他当初给接手的人付过出头费的,是一只金手镯,从上校屋里拿的,算偷吧。可龙头说,交手的人一个屁都没给他,只给他我一条命。就是说东西没到他手,我只有用工钱抵。手镯去了哪里?不知道,过去那么多年,当初接手的人作了古,说不清楚。

    这是一九九一年,我第一次回国,二十二年前的事,也不必要去说了。

    报纸上说,人要学会放下,放下是一种饶人的善良,也是饶过自己的智慧。我这一生许多事都放下了,但有些事又怎么放得下?我在鞋厂给皮鞋钉了六年扣子,深知一个道理,扣子不是鞋带,可以脱下,扣子钉上去后就跟鞋子长在一起,脱不下的,脱下皮子就坏了。有些事长进血肉里,只有死才能放下。一九九一年,我还没做生意,挣钱难,为了攒足一张机票钱,我得熬五六年时间,像养大一个孩子一样难。我说过,那时回国是伤筋动骨,但只要伤得起,不是粉身碎骨,我是不会放弃的。我已经等了二十二年,每天我用回忆抵抗漫无边际的思念,用当牛作马的辛劳编织回来的梦。

    一切都是为了回来!

    像一个人不能把自己拎起来一样,我放不下回来的念想。一定意义上说,我活着就是为了回来。

    谢天谢地,我总算等到了这一天:用二十二年等的一天!记得那天从售票台接过机票的一刻起,我的心就开始怦怦跳,像接到手的是一张生死命状,激动,紧张,害怕,兴奋,太多的情绪,太乱的心思,一路上我都天昏地黑的。等踏进家门,我一下咚地跪在地上,像这套纸票(我订的是中转往返票,便宜)有千斤重量,我负重竭尽全力挺一路,到家再也挺不住,累垮了。现在想起这些,我依然感到膝盖发胀,眼前浮现出妻子用手轻轻抹去我脸上泪水的情景,仿佛发生在昨天。

    人活一世,总要经历很多事,有些事情像空气,随风飘散,不留痕迹;有些事情像水印子,留得了一时留不久;而有些事情则像木刻,刻上去了,消不失的。我觉得自己经历的一些事,像烙铁烙穿肉、伤到筋的疤,不但消不失,还会在阴雨天隐隐疼。

    七九

    哪里埋着你亲人的尸骨,哪里就是你的故乡。一九九一年,我行囊空空、疲惫不堪地回到家乡时,后山的老虎背上已多出三座我亲人的坟墓:一座是爷爷,一座是母亲,一座是我二哥——如果嫂子也算亲人,就有四座,是我未曾谋过面的二嫂。我在一个阴雨绵绵的春日(这是航线淡季)的下午小心翼翼地走进睽违二十二年的老宅时,父亲正落寞地坐在我和爷爷曾经睡觉的东厢房门前的躺椅上,一边抽着烟,一边看着屋檐水滴答在天井里结满污垢的青石板上。他把我当作走错门的人,抬头看我一眼,又低头抽烟,问我:

    “你找谁?”

    我叫一声爹,报出自己小名。他像只有二十二个小时没有看到我,没有些许激动——也许是怕激动,也许是要给我腾出时间,认识一下这不堪的老屋,目光自下而上、自外向里无精打采地睃视着,好像在告诉这些老墙、老门、老楼板:有故人回来了。屋子里弥漫着一股发霉酸腐的浊气,门楣上、楼板下、屋檐下、角落里,挂满蒙尘的蜘蛛网;几张条凳、竹椅横七竖八地散乱在前堂;堂前正壁贴着我熟悉的毛主席像,已经脱落一只角;阁几上灰扑扑的,像父亲抽了几年的烟灰都撒在上面,并被摊匀。屋里唯一干净的是那张我从前做作业的八仙桌,即使在昏暗的光线下依然泛出丝丝红光。

    我以为父亲痴呆了,数着他脸上一条条狂野、黝黑的皱纹。父亲瘦成了一把骨头,手背的青筋有他指头间夹的纸烟一样粗。足足过了一分钟,我再次叫他一声爹,报明身份。他丢掉烟头,看着烟火在雨丝里慢慢熄灭,终于开口:

    “你爷爷死了。”

    这我早就猜到,从几方面都猜得到。爷爷是那么要面子的人,当初一个鸡奸犯的假传闻都差点把他送进鬼门,何况后来全村人包括父亲集体公然向他发难谴责,他哪受得了?报纸上说,智者可以从过去摸到未来的痕迹。我不是智者,也从爷爷犯的错误中听到了他死亡的脚步声:一步之遥,触手可及。此外,我出去后每年都给家里写一封信,从没有收到一封回信。头些年我还苦等回信,后来根本不等了,写信只是告诉他们我还活着。家里只有爷爷能写信,他要活着一定会给我回信,哪怕明知第二天要死,也会给我写好回信。后来父亲告诉我,在我走后没几天,还没等到上校的申明告示,爷爷已经把命交给他的裤带,在猪圈里上吊了。上校的申明起的作用,也许只是没人去刨他坟墓。老保长一再公开扬言,爷爷没资格葬在村里任何一寸土里,他应该碎尸万段,喂豺狼吃。何况,爷爷要在世,已是年近百岁的老寿星,一个背负骂名、胆战心惊的人无论如何是享不到这福寿的。

    过一会儿,父亲又说:

    “你妈也死了。”

    这我从刚才看到的屋子的凄凉景象中猜得到的。母亲要在世,这些灰尘蜘蛛网不可能这么耀武扬威在我面前。母亲是天底下最勤劳的人,屋子在她手里,哪怕是猪圈,地上的垃圾也不会过夜,板壁上、楼板下的灰网不会过月,如今它们成年不败的威风,显然是母亲入土化为尘灰的证据。我问父亲母亲是哪年走的,怎么走的——我希望是自然走的,不是自杀,也不是他害。父亲不理我,继续说:

    “你二哥也不在了,比你妈先走。”

    二哥是病死的,白血病。这对一个漆匠来说也许是职业病,但父亲不这么认为,理由是镇上漆匠多了去,只他一人得这怪病。我们三兄弟,二哥最像父亲,不爱说话,绰号叫铁疙瘩,心思被铁包着。所以父亲有理由认为,二哥是郁闷死的。父亲说二哥:“他就像被老婆戴了绿帽子,整天愁眉不展,闷声不响。他是被自己憋死的,也是我们逼死的,老辈子作了孽,他是替死鬼。”这是父亲后来说的,那天他像口丧钟似的,只报丧,报了二哥,又报二嫂:

    “你二嫂也死了,比你二哥先死。”

    二哥的性格不讨人喜,三十岁没女朋友。三十二岁,在父母亲极力张罗下,花钱从贵州买了个媳妇,年纪相差十岁。不知是语言不通的缘故,还是年龄相差大的原因,两人结了婚像结了冤,二哥经常不回家,回家就吵架。他宁愿跟家具、漆桶待在一起也不爱回家,像配给家具似的。据说二嫂到死也没学会我们这边话,因为二哥老不着家,没人跟她说话。因为语言不通,两人吵架经常动手,摔家伙,砸东西。一次,二哥下手重了,一巴掌打掉她一颗门牙,然后摔门走掉。二嫂哭了一夜,凌晨喝下一瓶农药。这是他们婚后第三年,遗下一个儿子,当天晚上我就跟他睡在一张床上,十一岁,长得一点不像二哥,在读小学。据说学习成绩很好,门门功课全班第一,这也不像二哥。二哥是反过来,门门功课班上倒数第一,所以早早退学,去学手艺。

    父亲说完二嫂的死,我已经被死人包围,心里已胆怯得发抖,不敢去想大哥。看屋里这惨恻的败象,也不像有大哥大嫂鲜活的样子——当然可能根本就没有大嫂这个人。我问大哥是不是也走了,结果父亲说:

    “是走了,但人还在。”顿了顿,又说:

    “幸亏走,否则也活不成,你也一样。”

    我一下泪满眼眶,好像在战场上,全军覆没,终于保下来一个,也终于保住了我千辛万苦回来的价值。父亲这样子,哪是欢迎我回来的样子——对他,我回来的价值是个负数,他巴不得我别回来呢。后来他告诉我,所以这么多年没让人给我回一封信,就是不想让多一个人知道我还活着。他怕死神恶鬼对着地址去寻我,追杀我。他已经认定,这村子是克我们一家的,他怕我回来,沾了晦气,活不成。

    八十

    大哥是去了秦坞,一个偏僻小山村,做了倒插门女婿。在生死面前他躲过一劫,但在荣辱面前,丢尽了脸面。长兄如父,再穷困潦倒的人家也不会把长子拱手出让,这是一个破掉底线的苟且,形同卖国求荣,卖淫求生。这是生不如死,是跪下来讨饶,趴下来偷生。我忽然明白,即使村里人已原谅我们家,但我们家却无法原谅自己,甘愿认罚赎罪。爷爷寻死是认罚,大哥认辱是认罚,二哥年纪轻轻抱病而死和我奔波在逃命路上,亡命天涯,又何尝不是认罚?

    父亲数完家里遭受的罪罚后,再不吱声。他心里有鬼。他怕跟我说的太多,透露出情感,被死神恶鬼识别出我的身份,又对我作恶。他已经被严酷的事实吓怕了,丢了魂,犯了强迫症。阴雨绵绵的天色,黝黑骨瘦的脸色,胆怯压抑的神色,一头稀疏灰白的乱发,一脸麻木不仁的绝望:这一切,都叫我想起那次漫长的海上逃生之旅。那时我天天做着死的打算,夜夜做着死的噩梦,当终于上岸时,年少的我已变得像一个老人一样懂得感天谢地。我和一群九死一生的同伴一起跪在码头上,一下下地磕头,引来一群海鸥好奇。它们从高空俯冲下来,翅膀扑扑响着盘旋在我们头顶,嘎嘎叫,仿佛我们在抢吃它们的盘中餐而破口大骂——我们的样子确实像鸡在啄食。

    报纸上说,生活不是你活过的样子,而是你记住的样子。

    父亲甚至不许我住在家里,交给我上校家钥匙,让我去那儿住。我问上校的情况,他依然惜字如金,含糊其辞地说:

    “你都会知道的。”

    我以为上校在他家里,我可以去找他相问。去了发现,门前屋后,楼里窗外,一派年久空置的乱象败象:菜地里杂草比人高,乱草堆里藏着各种动物的粪便乃至死尸,在雨水浸泡下散发出阵阵恶臭;院子里野草丛生,铺地的青砖受不了柔软的蚯蚓的顽强拼搏和野草来自地下的压力,已经七拱八翘;一种不知名的藤草爬上台阶,正试图向窗户进军;廊台上从前上校经常躺着看报的躺椅,已经完全散架,支离破碎,像被天打雷劈过。钥匙已经失用,锁眼被铁锈堵住,我只能强行入屋。

    屋里看上去摆设整齐,但闻起来是一股死亡阴森的气息,灰尘和蛛网统治了一切;我每迈出一步,灰尘就在脚底下兴风作浪群魔乱舞,嘴巴眼睛都可能吃进蛛网;放眼看去,目光所及,都令我胆寒心惊,如受了凌迟似的;挂在门后衣架上的一件白色棉衬衫,也许曾有汗水留下的咸味,已被蛀虫吃得千疮百孔,像是从骷髅身上脱下来的;猫房里,金丝绒的窗帘一角悬着,大半挂落着,即将拖地,像裹着个吊死鬼;两只精致的猫篮,里面盛满一层黑干的老鼠屎,无法想象两只猫曾经娇生惯养的荣耀风光。

    我没有上楼。

    我害怕上楼。

    父亲认为我们家里有鬼,我并没有切实感受,但到这儿我切实受到了鬼的威胁,似乎鬼随时可能从楼上或哪个角落里钻出来,对我伸出血淋淋的长舌头。或者,整栋楼就是一个孤独的野鬼,没有任何人迹和烟尘火气。父亲说我都会知道的,现在我终于明白父亲的意思:上校仍在坐牢,要不已被判死刑。我想,若是坐牢,二十二年都坐不穿的牢底,就是死牢啊,还不如判死刑。我沉浸在对上校的哀伤中,心里涌起一阵阵想哭的冲动。这也是我要离开这屋子的冲动。我像被这里的一切羞辱伤害一样,气愤地掉转头,不想在此多滞留一会儿。

    毫无疑问,我不可能来这里住。

    毫无疑问,任何人要来住,都得拿出至少几天时间来收拾、清理大量时间残留的大量垃圾废物。说它是废墟也不为过,所有木头都朽烂,所有铁件都锈蚀,砖墙上长满青苔和各种虫卵,屋顶瓦楞间长出小树。这是一个被冷酷的时间无情啄烂的躯体,父亲大概至少几年没来看过它,他保留的也许是十年前的印象。也许,他认为鬼是怕鬼的,我住在鬼屋里可以借鬼杀鬼,保全自己。

    我转身往外走,在经过一只边橱时,无意间一只相框撞进我目光里:它斜着、平摊在橱柜向门的一边。柜面上除了厚厚灰尘,别无他物,它孤独的样子,斜置的角度,饱含着等人带走的渴望。相框有一本杂志的大,灰尘已盖住相片。我拭去灰尘,看到一对中年男女的半身像,两人肩并肩对我微笑着,好像是一幅婚照。我没有马上发现,但也很快认出男人是上校,他笑得不自然,拘谨又努力,反而显得有些木讷:这也是我没有马上认出的原因。在我印象中上校的笑容是自由灿烂的,笑声是响亮的,并且一贯如此。他是个开朗爱笑的人,现在似乎腰肚里被旁边的女人抵着枪,是被强迫笑的。

    女人剪着齐肩短发,圆盘脸,肉鼻子,阔嘴巴,短下巴。黑白照,肤色是看不出的,但看年纪似乎比上校要小不少,也许是笑得甜的原因,减少了她年龄。在上校拘谨木讷的笑容衬托下,她确实笑得尤为甜蜜,好像在照相机的镜头里看到了上校的拘谨,是一种获胜的窃笑,暗藏着满肚子秘密。我不认识她,但婚照的样式给了她明确身份:上校妻子。这对我是一个惊人的意外,它留在这儿应该也是个意外。我想,照片上的人——也许是上校,也许是他妻子——一定是准备带走它的,其实已经带它到门口,临时不知怎么忘了,像我们有时出门把钥匙落在鞋柜上一样。

    我回去问父亲婚照的情况,父亲倍感意外的同时,断然拒绝开口。他说会告诉我的,但不是在这里。他要求我马上回去收拾那边房间。他怕在这里对我多语,更怕我晚上住在这里。他慌张地睃视着四周,仿佛四周的鬼在偷听偷看我们。他心里已全是鬼。他自己也许并不怕这些鬼,是在替我怕。我告诉他,若真有鬼,我宁愿被自己家里的鬼所害,也不愿被上校屋里的那些野鬼所害。他怔怔地看着我,哭了。这是我此生第一次看见父亲哭,他是个咬碎牙也不愿吭声的闷葫芦,哭需要学习——那么多亲人离去他已经学会了,声音低弱,嘶哑,咝咝的,像一只衣袖被间歇地撕开,而泪水却不间断,分多头,唰唰而下,令我不禁悲伤地想到一个词:老泪纵横。

    八一

    第二天清早,我去镇上请了香火、冥钱,然后直奔后山老虎背上,给爷爷、母亲、二哥、二嫂四座新坟上坟。清明节未到,老坟不能上,这些对我是新坟,又是必须要上的。正是惊蛰时节,乍寒乍暖的,昨天下雨,冷得冻手指头,今天雨后出晴,天气转暖,一路上山,热得我一路脱衣服。父亲只怕鬼认出我来,不愿陪我,甚至阻止我,但也知道阻止不了。正好是星期天,我叫上小侄子,他说他知道坟在哪里。可到了坟地,遍地是坟,冬天的枯草乱蓬蓬的,早春的花草又蓬蓬勃勃的,有点考验他毕竟才十一岁的记性。在反复寻找、回忆和比较中,他给我确定了四座坟。我拜过哭过,心里却在犯嘀咕,小侄子有没有认错坟。我只能安慰自己,如果认错了,正好顺了父亲心愿,叫鬼认不出我。

    下山已过午饭时间,我们在祠堂门口的小吃摊上随便吃了点小吃。有人认出我,七说八说,小侄子陪着无聊,跟一个撞到的同学走了。我不是荣回故里,并不想抛头露面,敷衍过去,便独自回家。经过上校家门口时,只听院门痛苦地呻吟一声,稀开一半,钻出父亲的头脑。他冲我一个摆头,说:

    “进来吧。”

    我很诧异他在二十二年后依然能听出我的脚步声,也诧异他怎么在这儿。进去,我发现父亲已经把门廊收拾干净,摆着一对拭去尘灰而显出古旧老色的竹椅子,地面和椅子都用水冲刷过。午后的阳光明亮温暖,正好铺在门廊的水泥地上,照出水洗过的湿印子。椅子空着,是等着人去坐的样子。我和父亲坐下来,没有寒暄,像一切在意料中,沉默是应有的预备和等待。我看父亲掏出烟,点旺,抽着。抽过几口,他没头没脑地说一句:

    “村里人都知道。”

    “什么?”我问。

    “上校的事。”他说,“女人的事。”

    在这儿,他不怕鬼,甚至喜欢这儿的鬼。不等我催问,他一径说起来,说话的方式、语气和个别使用妥帖的字句,显然是事先思量斟酌好的。父亲这辈子从没有一下对我说过这么多话,不过也并不多,写下来超不过两页纸。他攒了二十二年的话也就这么多,不愧是个真资格的闷葫芦。

    父亲告诉我,公安先给上校母亲判刑,三年有期徒刑,关在杭州女子监狱。上校的刑迟迟没有宣判,他被列入大案要案,县里报市上审,市里又报省上审,判决因而一拖又拖,直到我走后几个月,那年的“五一”劳动节这天,才召开宣判大会,地点在公社礼堂。宣判前一天,广播上一再广播,大特务,大汉奸,大流氓,毒害红卫兵的大凶手,公社有史以来最大的公判大会:一长串吓人巴煞的噱头,诱得第二天去看热闹的人把大礼堂挤破,最后闹出严重的踩踏事件,踩伤小孩子好几个。恰恰是我们村,去的人少,大家出于对上校的尊敬,不想去看他洋相。

    父亲说:“我也不想去,但想到可能是最后一面,要给他收尸,只好去。”

    讲台上坐一排判官,有穿便衣的县革委会领导,有穿制服的公安局长、法官,有红卫兵和群众代表。胡司令——父亲叫他小胡子——坐在最左边,他已提拔到县革委会宣传部当什么股长,这天主要负责喊口号。他带着革命热情和个人感情工作,口号喊得特别响亮起劲,带表演性,有煽动性,把台下群众的革命热情一再激发出来,上校人没出来,礼堂里已经山呼海啸的杀声阵阵。上校从后台被押出来后,礼堂一阵安静,像演出开始似的。上校没有五花大绑,小绑也没有,因为有两个持枪的民警押着,即使他能变成鸟飞,两支枪照样可以把他从空中击落。

    父亲说:“他瘦成一只猴子,蓬乱的胡子遮住半张脸,我都认不出来。”

    那天是大晴天,五月,天已经热了,上校只穿一件衬衫单裤,整个人轻薄得发飘,要不是被公安架着,后来又掀起的喊口号的热浪都可能把他卷走。法官从座位上起身,捧着黑皮夹子,把上校的罪名一项项读出来。当读到他肚皮上有字,证明他曾做过女鬼佬和女汉奸的“床上走狗”——父亲强调这是法官的判词——时,台下有人突然高声喊:

    “把他裤子扒下让我们看一看!”

    这人正是小瞎子父亲,瞎佬,他什么也看不见,那天却挤在台子最前头,瞪着两只白乌珠,冲着大家高喊,引来一阵回应。与此同时,瞎佬的弟弟领着小瞎子和两个从镇上花钱雇来的二流子上台,要去扒上校裤子。小胡子没有用喇叭阻止,反而高喊口号:毛主席万岁!人民群众万岁!其实是在鼓励群众去扒他裤子,看他耻辱。

    父亲骂:“这个畜生!他存心想看上校洋相,专门不制止。”

    押人的民警不知该怎么办,回头看一排领导,领导交头接耳,一时没有形成决定。转眼间,瞎佬弟弟已带人冲到上校跟前,要扒他裤子。瘦弱的上校刚才似乎连站都站不住,这下却爆出天大的力量,像手榴弹开了爆,把后面两个公安和前面四个混蛋,一下全炸散,掀的掀翻,踢的踢倒,撞的撞开,任他逃。他逃的路线怪,先在台上转一圈,找出口,最后却不选安全的后台逃,而是从前台跳下去,跳进人堆里。这一跳又是一个炸弹,把一堆人炸开,有人当场被撞伤,痛得哭叫,却被他癫狂的号叫吞没。他喉咙里像安了扩音器,身躯像一匹野马,横冲直撞,吓得所有人纷纷逃开,怕被他撞碎。他一路嗷嗷叫着,冲着,把人群像浪花一样一层层拨开,最后没人了,他竟然不朝大门逃,而是又回头冲进人群,好像要再表演一次。

    父亲说:“他就这样疯了。”

    八二

    公安不要疯子,监狱也不要,带走后,不到一月,派出所通知村里去监狱领人。村支书和老保长带头,领着全村几十号人,浩浩荡荡去了县城,把人领回村里。一路上,上校都在操人骂娘,村民们都在为他伤心抹泪。

    父亲说:“他彻底疯了,连我都认不得,见人就要打,要骂。”

    以后一直由父亲照顾,村里给父亲记工分,照顾上校就是他的工作。父亲住在他家,吃喝拉撒管完,保姆一样。

    管吃喝拉撒容易,只要尽心尽力好了,而父亲有的是这份心力。难的是管住他不发癫,发癫时不打人和不伤害自己。没有人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发癫,但所有人知道发癫时他见人要打,见刀要抢,捅自己小腹。他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大概就是没有用自己的技术把肚皮上的字涂掉,疯了都惦记着,想涂掉。

    父亲说:“其实我看也是涂过的,涂过两处,但没涂掉,也许是太难吧。”

    为了不让他伤害自己,父亲像牢里的狱警,每天给他戴手铐。这样过去半年多,一个女人寻到村里,找上校。女人干干净净,说普通话,像城里人。她见到上校就哭,哭得稀里哗啦的,好像是上校的亲妹妹。上校是独根独苗,哪有什么妹妹。她是什么人?

    父亲说:“就是照片上的人。”

    她拿出随身带的两张照片,证明她是上校在朝鲜当志愿军军医时的战友。她要把上校带走,说是带他去看病。村支书召集十几个老人,在祠堂召开村委扩大会,大家举手表决,最后同意女人带他走。一年多后的一天,女人带着上校回到村里,疯病是好得多,不会见人打骂吵闹,反而变得十分安静,人也是清清爽爽的,见人有时会笑。多数时候是一声不响,很老实的样子,叫他做什么就做什么,不做就不做,像小孩子一样听话。

    父亲说:“他从一个武疯子变成文疯子了。”

    女人这次回来,随身带着一张结婚证明书,她要嫁给上校,一辈子照顾他,请求村里给上校出同样一份证明。村里又开会,征求大家意见。哪有反对的道理?都同意。于是便去镇上办手续,拍照片,就是我看到的那张照片。这年冬天,上校母亲刑满释放回家——这也是女人带上校回来的目的,算好时间的,专门等老人家出狱回家。老人家本来身体就差,在监狱里受累吃苦三年,身体差到底,走一步停三秒,吃饭要吐,只能喝粥,怎么看都像一支风中残烛。女人一边照顾一个病得下不了床的老人,一边照顾一个像小孩子一样懵懂无知的大人,比男人辛苦,比任何女人周到。在她的悉心照顾下,两个病人活得体体面面,一点不受罪。

    父亲说:“村里人都说,上校妈一辈子拜观音菩萨,真的拜到一个观音菩萨。”

    村里人都叫她“小观音”,也把她当观音菩萨待,她也像观音菩萨一样待全村老小。后来我听村里好多人谈起她,都说天底下这样的女人找不出第二个,家里要有这样一个女人死都愿意。

    一年多后,上校母亲被一口粥呛死,她以嘹亮悲怆的哭声给老人家送终,哭声像鸽子的哨音一样,泣着血,盘在空中,照亮夜空,把村里所有女人的泪腺激活。后来送葬,她一手死死扶着棺材,一路洒着同样泣血奔泪的恸哭,把村里所有男人的泪腺也激活。所有跟我回忆上校母亲出丧那天情景的人,没有一个不带着迷离的神情,噙着泪,一种无法慰藉的悲伤像岁月一样抹不去。

    父亲说:“上校身边有这样的女人,这屋子的风水笃定是好的。”

    这也是父亲所以要安排我到这儿来谈话,包括让我来这儿住的缘故,他认定我们家里有鬼,这儿笃定没鬼。这儿只有观音菩萨,两个女人都是观音菩萨,一老一小。

    做完婆婆“七七”后,女人把上校屋里的东西分好,能带的带上,不能带的都分给村里需要的人,然后领着上校和两只猫回她老家去了。猫是畜生,不知人间沧桑,只是年迈得走不动了,要用篮子拎着。上校体力还是好的,猫对他的感情也是好的,甚至更好,因为朝夕相处,相濡以沫一样的。

    父亲说:“两只猫在他手上拎着,像他人一样老实听话,他们就这样走了。”

    村里出动几百人,男女老少,成群结队,送他们到富春江边,船埠头。船在汽笛声中离开码头,女人对着送行的村民长跪不起,抹着泪,上校像孩子随母亲一样,跟着跪下来,那情景把几百人都感动哭了。几百人哭的场面能感动所有人和所有时间,父亲在回忆中依然禁不住滚出泪花。

    父亲说:“从那以后我再没见过他们,我不想把身上晦气传给他们。”

    我想去看看上校和这天底最好的女人。父亲给我地址,是女人亲手写在一页作业本的纸上的。我看地址居然在上海青浦朱家角镇,是我返程去上海虹桥机场必须要经过的,更加坚定了我要去见他们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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