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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世间 上部 第三章

所属书籍: 人世间

    光字片的小街,十之八九是没有院子的小街。一户人家挨着一户人家,家家户户的门窗都直接开向沙土街道,开向对面的人家。初来乍到之时都穷得叮当响,拖儿带女仅挑一副担子流落至此,哪敢妄想建一处有院子的家啊!并且,如前所述,那时都还心系着老家呀,没打算长住下去嘛。既没打算长住下去,可不好歹盖成一两间土坯房,全家凑合着有个容身之处就行了呗!所以家家户户挨得紧,大多数人家是为了省事,可少砌一面墙,共有的那面墙也不会是冷墙了,对两家都有益的。小街窄,窗对窗,门对门,在当年图的是安全。任何一家发生了不好的事,开窗或开门一喊,几乎一条小街的人都能听到。

    在此种居住情况之下形成的左邻右舍的关系,是以前他们在农村时没有过的新型关系。好处是,“拆了墙就是一家人”这句形容亲近程度的话,提醒着家家户户和谐是多么重要。不好之处是,如果两户人家闹成了誓不两立、水火难容的恶劣关系,那么可就都别想有顺心的日子了!甭说那么一种关系的两户人家了,就是住在同一条街的任何两户人家,也不愿甚至不敢使彼此的关系糟糕到那么一种地步。“低头不见抬头见”,用以形容小街上人与人包括孩子与孩子的生活常态,特别贴切。还有种不好之处是,家家户户都难有隐私可言。谁家剁菜劈柴砸煤块,无论冬夏,起码左邻右舍是听得清楚的。若在开窗图风凉的季节,街对面人家的大人孩子在干什么,彼此一目了然。若谁家来了陌生人,想让别

    人家在一整天内根本不知道也是不可能的。

    与一九四九年前后相比,小街虽已有了街名,每户人家有了门牌号,但所有的人家,都变得越发不像家了。从前的草房顶看上去还较为顺眼的草,二十几年间早已不知被无数次大风刮到何方去了,草房顶变成了油毡的房顶。油毡房顶换一次得花不少钱,没有哪家花得起。这里那里破了,雨天屋里漏雨了,只得用不知从哪儿捡的油毡片儿盖住。怕被风刮跑,用各种各样的石头压着,许多人家的房顶看上去像留在那儿的象棋残局。

    家家户户的门窗都不正了,有些人家的门窗歪斜得厉害,开关都费事。男人们一次次用菜刀斧头砍削门框窗框,多次后,门框窗框就不成样子了。

    若谁家的女人到别人家串门,见别人家的门框窗框接近完好,都会忍不住羡慕地说:“我家门窗要是也这样,我这辈子对家也就再没什么其他奢望了。门窗这样,才多少像个家的意思啊!”

    所有的土坯房也都变矮了。这是因为当初修路时,将路面垫高了。路面高了,雨水自然会从街上流进屋里。为防止自己家被雨水淹了,家家户户不得不在门前“筑坝”。当然,说筑坝是夸张,其实是用泥土掺煤灰堆成弧形的坎——从小街的这一端向那一端望去,仿佛每一户人家门前都修筑了射击掩体。

    街头街尾的公厕也都摇摇欲坠了。有的公厕已不存在,由街道干部指挥居民填平了。踏板腐朽,上厕所成了冒险之事,怕孩子们掉下去溺死。填平是填平了,但是从开春起,臭味儿便从地下散发上来,人们无不掩鼻而过。街道干部们又煞费苦心,弄来半高不高的树栽在那儿。不久树死了,都是从农村来的人,谁都知道是被过足的肥力烧死了。这点儿属于农民的常识他们是有的,却谁都不道破,怕街道干部指责自己是

    “事后诸葛亮”。

    每一根电线杆子还立在原地,但早已没了灯泡。灯泡总丢,证明那几条街上贪小便宜者大有人在。有的电线杆子也倾斜了,人们经常怀想曾有街灯的美好日子。

    周秉昆的家住在街头,是那条小街的第一户。他家由里外两间构成,两间屋同样面积,都是二十几平方米的方正的房间。周秉昆的父亲周志刚是孝子,当年考虑到了,自己作为单传独苗,一旦在城市立稳了脚跟,应将父母从山东老家接出来,以尽床头之孝。他当年一咬牙借了民间的高利贷,非要使自己的家有两个房间不可。他在做儿子和做父亲两方面都极要强,并且还较幸运。两位老人从山东来到这个家后,秉昆的奶奶交给他一副镯子,说是祖上传下的,值些钱。那年秉昆的哥哥秉义刚出生,周志刚请识货的人过过眼。识货的人断定是好东西,愿意将他介绍给一位喜爱中国玉器的富有的俄国人,条件是成交了给点儿提成。当时东北已“光复”了,放高利贷的人因为有不少恶行被新政府镇压了,高利贷不必还,也没法还,满洲币作废了。所以,那副镯子保留下来了。待周秉昆出生时,新中国成立了,他不但有了哥哥,还有了姐姐。姐姐大他三岁,哥哥大他姐三岁。

    在六十年代初的饥饿时期,秉昆的爷爷奶奶因为没有城市口粮,不得不回山东老家去了,不久先后死在老家。

    那时,周秉昆的父亲已是建筑工人,身在大西北。

    虽然,住两间打了地基的土坯房的周家很被人羡慕,却有不那么开心的方面。政府建公厕时,地点离周家最近,也就十来米的距离。秉昆的母亲当然强烈反对,但经不住一位善于做思想工作的街道干部的说

    服。实际上,因为小街太窄,公厕除了建在周家门窗的斜对面,也没另外的地方可选。建公厕是有益整条街的事,如不许建,会将整条街的人都得罪了,所以成了不同意也得同意的事。为了对周家的体谅予以补偿,街道干部允许周家在门前围上十几米地面做小院子。这么一来,周家又成了那条街唯一有小院子的人家。

    以后的两年,不论多热的夏季,周家的门窗轻易是不敞开的。

    周秉昆的父亲从大西北回来探家那年,见已是那种情况,倒也没多么的不高兴。

    这位新中国第一代建筑工人自我安慰地对妻子和儿女们说:“看来政府办事还是公平的,你们不是都喜欢养些花花草草吗?没有那公厕,咱家哪来这院子?再者,离公厕近有近的好处,上厕所还方便呢!”

    在探家的日子里,他在两间屋的后墙上各开出了一扇窗。屋子不但更亮堂了,夏季也凉快了。

    周家小院子的花草,遂成那条小街唯一的景点。

    一九七二年,周家只剩周秉昆和他母亲两口人了。

    周秉昆的哥哥周秉义“文革”前是市一中的高三学生,他本是要考大学的,父母也支持。“文革”一起来,他的大学梦成泡影了。“上山下乡”前,他是“逍遥派”,除了躲在家中偷阅禁书,就是与自己的同班同学郝冬梅恋爱。郝冬梅的父亲曾是副省长,“文革”初就被打倒了。“黑五类”子女是哪一派红卫兵组织都排斥的,她自己也不愿死乞白赖地加入,便也只能是“逍遥派”。“逍遥派”是造反派们对自行边缘化的一类人的嘲讽之谓,其实既不能升学也不能工作,他们的心理状态并不“逍遥”。比之于狂热的造反派,反而多了份闲愁。造反毕竟是一桩可以让

    青年人暂时忘忧的似乎特有意义的事,连这样的事也不积极,当然就得自己解决烦恼问题啰!

    周秉义与郝冬梅这对恋人,抵抗烦恼与闲愁的办法,只有读禁书和恋爱,那简直也可以说是他俩的绝招、法宝。除了毛泽东和鲁迅的书,其他书籍在中国似乎已不存在了,但也就是似乎而已。任何时代都有些不怎么怕事的人,周秉义和郝冬梅便总是能搞到以前不曾读过的书来读。有时还在周家拉上窗帘一个读,一个听;还讨论,甚至争论。秉昆和姐姐周蓉以及周蓉的男友蔡晓光,是他俩地下读书活动的积极参与者。“上山下乡”运动一开始,他俩便破釜沉舟地报了名,第一批离开了城市。遗憾的是,郝冬梅由于父亲的问题去不了兵团,只得去农场,好在她去的农场离周秉义分到的兵团不远。对于大儿子的走以及与“走资派”女儿的恋爱,周母持顺其自然的达观态度。周秉义成为兵团知青的第二年,调到师部宣传股当上了宣传干事。

    周秉昆的姐姐周蓉曾是三中高一学生。三中和一中都是A市的重点中学,周蓉与周秉义都曾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且都有文艺细胞。周秉义拉得一手好二胡,是校园诗人,“文革”前已有几首诗发表了。周蓉嗓子好,是大美人儿,以学生演唱者的身份参加过A市举办的音乐会。她的追求者蔡晓光是A市一所著名技校的造反派头头,其父是省军管委员会的成员之一。省革委会成立后,他服从上级安排,脱下军装,在省商业厅当了一把手。不过周蓉与蔡晓光的关系不像哥哥与郝冬梅的关系那么明确,似乎是蔡晓光剃头挑子一头热。周蓉甚至不承认他俩是恋爱关系,多次对家人强调仅仅是朋友,而且是一般的朋友关系。

    周母却希望女儿与蔡晓光是明确的对象关系,在当年那意味着是未婚夫妻。未婚而夫妻关系成立,根本不受法律保护,当年却是民间“道德法庭”最喜欢保护的关系。那种保护的义务感和热忱,往往高于对街

    道卫生的保护。

    周母不止一次对女儿苦口婆心地说:“蓉啊,如果连小蔡这样的对象你都三心二意,那你究竟想找什么样的呢?他除了个子比你稍矮点儿,依妈的眼光看,别的方面全都配得上你。人家那种家庭的青年,不嫌咱家门槛低,妈觉得单凭这一点,就是人家孩子难能可贵之处……”

    周蓉总是笑盈盈地应付道:“妈,我的个人问题,你就别瞎操心啦。非要操心,那就先操我哥的心行不?”

    周母则说:“你哥与冬梅,人家两个好成一个人似的,已经是板上钉钉的关系了,钉透了还又砸了个弯的关系,妈有什么可操心的?你的事不让妈操心不行,妈是怕你错失了良缘!”

    周蓉听烦了,就会反驳道:“妈,第一点,你一定要明白,我与他蔡晓光根本不是什么对象关系!我已经在家里声明过多少次了,我和他只不过是朋友关系!而且是一般的朋友关系!第二点,我就不明白了,咱家的门槛怎么就低了?我爸是新中国第一代建筑工人……”

    周母也会光火起来,指着门说:“你看你看,咱家的门槛高吗?”

    周蓉看一眼门那儿,忍俊不禁。

    她就哄母亲,搂着母亲半撒娇半认真地说:“妈,我没嫌小蔡的个子比我矮,我承认他对我特好,人也不错。可全市又不是只有他一个未婚青年,不能说什么错失不错失良缘的。妈,我不急着像我哥似的将个人问题定下来,真的不急,所以求你别再絮叨,多给我点儿考虑的时间啊!”

    女儿一撒娇,当妈的没咒念了。别看周蓉一向文文静静,其实是有拗脾气的,当妈的也有几分怕自己絮叨得女儿犯了脾气。母女俩如上内容的谈话从无结果。

    蔡晓光经常来周家,与周蓉、郝冬梅一起听周秉义读《战争与和平》《德伯家的苔丝》《红与黑》等名著。他虽是技校造反派头头,却并不每每摆出唯我独革的嘴脸,起码在周蓉和周家人面前从没那样过。相反,他表现得特别有礼貌,有教养,文质彬彬。周秉义与冬梅讨论时,他也不见外地坦率发表看法,而他的看法、观点,连周秉义与冬梅也常常一致赞同。

    比如,他认为《战争与和平》,其实更应理解为一部反映战争与人的关系的文学著作。它不仅描写到了沙皇、拿破仑这样的君主和库图佐夫等两国元帅、将领,还描写到了安德烈、皮埃尔等俄国贵族,并为战争大背景之下的俄国贵族女性刻画出了难得的群像。更主要的是,他还用如椽大笔描写了双方军队的下级军官和普通士兵,特别是被占领国俄国的市民、农民甚至农奴的命运和心理感受——它是托尔斯泰笔下人物最多的小说,几乎描写到了战争背景之下的俄国各阶层人物。如果没有这样一部史诗性的小说,托尔斯泰当不起“俄国的一面镜子”,估计列宁也不会以那样的比喻评价他。

    那一日,蔡晓光说罢他的看法后,周家的三个儿女一时都低着头默不作声。在哥哥姐姐和郝冬梅面前,周秉昆自愧没读过几部外国小说,也就没什么个人观点可言,只有默不作声的份儿。但他极喜欢听哥哥们的讨论,觉得比听年长于自己的人聊闲天有意思多了。他是幸运的,也明白自己是幸运的,所以将那种幸运的时光当成幸福的时光来享受。

    周秉义沉默片刻,用小指挠挠腮,抬头看着郝冬梅问:“你认为呢?”郝冬梅想了想说:“晓光的看法不无道理。在俄语中,’和平’一词的词根不是’社会’吗?那么《战争与和平》也可以理解为战争与社会、战争与人。”

    蔡晓光又说:“我还认为,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受《战争与和平》的影响很大,也可以理解为反映革命与人的小说。它的主人公不是彻底的革命者,而是被裹挟到革命洪流中的。特别是他后来写出了《一个人的遭遇》,可以看成是他对革命与人这一主题意犹未尽的补白式的创作。”周秉义听完他的第二番话,没再低下头去,而是继续微眯双眼注视着他,直接问道:“你对葛利高里这个人物究竟怎么看?”

    他立刻回答:“一个身不由己而又不甘于身不由己的人物。”

    低头沉思的郝冬梅一下子抬起头来,她先看一眼蔡晓光,见他起身离开屋子,到外边去了,便将目光望向秉义,微微摇头。

    秉义说:“好,不问他什么了。但我承认,他今天令我刮目相看了。”

    周蓉说:“他也挺喜欢看书的,这倒是一个事实。”

    原来蔡晓光听到了卖冰棍的老妪的叫卖声,出去买回了十几支冰棍,还都是奶油的。

    周蓉接过冰棍后,吩咐弟弟也给在小院里的母亲送一支一一每当孩子们在屋里读书、交谈,周母便找点儿活到小院里去做,就像早年间做地下工作者的儿女和同志们秘密开会,当娘的在院门口放风。周母知道自家的儿女在和别人家的儿女读禁书,却从不反对。如果说有些书是对青年人有害的,这她信。但将全中国的书几乎都禁了,烧了,都说成是“封资修”的,她就不信了,因为连她这位文盲母亲的常识也违背了。何况,自己的儿子女儿自己了解,那是绝不会把坏书当好书读,还与别人家的好儿女一块儿讨论的。既上不成学了,也没工作可找,再不许他们读书,还不将些好孩子闲出病来呀?当妈的总不能跟着社会走,把自己的儿女逼到整天造反的道上去吧?

    所以她从不反对。

    蔡晓光说,他进院时已给周母一支了。

    秉义接过冰棍后对周蓉说:“别让晓光走啊,留下一块儿吃饭。”

    周蓉说:“你要想留他吃饭,那就自己对他说,干吗下指示似的让我留住他?至于他留不留下,那是由你和他的关系决定的,与我何干?

    她说罢,吮着冰棍也到小院里去了。

    秉义皱皱眉,批评道:“阴阳怪气。”

    他只得看着蔡晓光说:“听我的,留下吃饭。”

    蔡晓光笑着点头。

    周母拿着冰棍进屋了,也说:“这个小蓉,有时候就是阴阳怪气的,晓光你别和她一般见识啊!”

    蔡晓光说:“大娘,我怎么会呢?”

    周母又对秉义说:“你是当哥的,该训她的时候,那就得替爸妈板起脸来训她,只是背后表示不满不行。”

    秉义说:“我才不,她会记我仇的。”

    周蓉在外边听到了,大声说:“哥,这点儿明智可要永远保持啊!”

    周母只得自己朝外边训了一句:“小蓉你有点儿样啊!别忘了你是当姐的,也是大姑娘了,给你弟做的什么榜样?就不怕你冬梅姐笑话你吗?”

    郝冬梅赶紧大声说:“我不笑话她。大娘啊,她是成心调节气氛昵!”——她主要是说给周蓉听的。

    周母更加认真了,也大声说:“冬梅你用不着替她分辩!屋里气氛怎么了?有什么不对劲儿的,需要她那么阴阳怪气地来调节?”

    周秉昆冷不丁说了一句:“十个美人儿,九个是性格古怪的!”

    他的话音刚落,周蓉冲入屋里,嚷嚷道:“你个没大没小的昆子,看我今天不把你的舌头系成死扣!”她边嚷嚷,边举手朝弟弟打去。

    周秉昆慌得将冰棍也掉了,从他妈背后躲到冬梅背后又躲到蔡晓光背后。

    除了姐弟俩,大家都乐了。

    吃晚饭时,不知谁引的话题,这些青年又谈论起了《叶尔绍夫兄弟》,秉昆实在按捺不住表达看法参与讨论的冲动,幽幽地说:“老三谢尔盖是值得同情的!”

    一语方出,哥哥姐姐们一齐将目光注视在他脸上,像听到哑巴说话了似的,每个人的表情都是那么的惊讶。

    那时周母串门去了,也不是寻常的串门,街上有户人家婆媳吵架了,她去劝劝。她是街道组长,那类事能带给她别人无法体会到的愉快,就像用指甲花汁染指甲能带给少女们愉快一样。

    秉昆既已开口,索性竹筒倒豆子,将久闷在内心的观点一股脑儿倾吐出来。有次郝冬梅在他家读《叶尔绍夫兄弟》,他躺在床上装睡,听到了几段。

    他像要与谁争吵,脸红脖子粗地又说:“没有哪一个士兵是甘愿当俘虏的!他受伤了,失去了战斗能力,因而成了俘虏,这能怪他吗?能算是种罪过吗?哥哥嫂子们都不理他了,连与他相爱的姑娘也对他无比冷漠,这对他公平吗?”

    郝冬梅将另外三人环视了一番,垂下目光若有所思地说:“从今往后,我对小弟也将刮目相看了。”

    周蓉拍了弟弟后脑勺一下:“以后不许偷听啊!要听我们也不限制你,但那就要像今天一样,规规矩矩地坐在一旁听。”

    她那一拍,又拍出了弟弟一句话:“斯大林的儿子还成了俘虏呢!”

    哥哥姐姐们的表情全都更加惊讶了。

    周蓉严肃地问:“老实交代,听什么人说的?”

    秉昆犹豫。

    周蓉用筷子打了他的头一下,“别装哑巴,说!”

    秉昆小声说:“那天妈让我替你送送晓光哥,他路上跟我说的。”

    周秉义与郝冬梅对视一眼,都暗松了一口气。

    蔡晓光平静地说:“是我跟他说的,但我说的并不是谣言啊!”

    周蓉打断道:“别解释了。希望你能记住,我弟弟头脑简单,爱认死理,以后别什么话都跟他说。”

    秉义忽然微笑了,对周蓉说:“你也不必把气氛搞得这么严肃,多大点儿事嘛!”

    他起身走到弟弟背后,搂着弟弟说:“哥哥姐姐们读了些什么书,谈了些什么看法,别对外人讲啊!”

    秉昆说:“我明白。”

    郝冬梅对周蓉说:“我认为小弟的头脑并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

    蔡晓光紧接着说:“我也这么认为。”

    大家就都笑了。

    秉昆却快哭了,他觉得自尊心受到了严重伤害。

    哥哥下乡不久后的一天中午,一位街道干部来到周家,当时秉昆和母亲、姐姐刚吃完饭,还没收拾桌子。

    姐弟俩都礼貌地起身让座,亲近地称对方“婶儿”。周母与那位“婶儿”稔熟,关系处得很好。

    婶儿坐下后,看着周蓉和秉昆说:“当着她姐弟俩,我话到嘴边还不好讲了呢!”

    周蓉是冰雪聪明的人儿,婶儿一进门,她便猜到了婶儿光临的目的。

    不待母亲开口,她已微笑着问:“婶儿是来动员我姐弟俩也下乡的吧?”

    婶儿两手一拍,夸道:“哎呀你个周蓉,料事如神啊!”

    秉昆抢话道:“可我哥不是下乡了吗?”

    周母说:“既然事关你俩,那你俩就坐旁边,听你们婶儿怎么说。”

    婶儿说:“我要说的事它是这样的,上级政策很明确,也不是咱们省市一级,而是北京那边中央一级那种上级的规定——多子女家庭,只能有一个留城的,其他属于’上山下乡’对象的子女,早晚都得走’上山下乡’这条革命青年的必由之路。所以呢,早走比晚走好,早走不是就早革命了吗?……”

    不待她说完,周蓉爽快且无所谓地说:“婶儿,打住。你已经说得够明白了,我现在就当你的面表态,我和我弟俩,我走。”

    秉昆也大声说:“我姐留城,我走!”

    周母心烦意乱地说:“你俩争什么争啊?我还没表态呢,我这个妈是什么态度就一点儿不重要了吗?”

    “是呀是呀,你俩先别争。这么重大的事,搁谁家都是当妈的意见很重要!你俩究竟谁走、谁留城,娘儿仁好好商量商量,过几天给我个准话儿。我呢,还得到前趟街去继续动员,就不多待了。”婶儿是很识相的人,见机行事地边说边站了起来。

    周蓉紧跟了一句:“我走啊,就算定下了。”

    “行,行,你说定下了那就定下了吧。唉,谁愿意做这种背后挨骂的工作啊!”婶儿说此话时,一只脚已在门外。

    母亲流泪了,看看女儿,看看小儿子,却说:“她也确实是没法子。”

    周蓉瞪着弟弟说:“你是老疙瘩,我是当姐的,必须我走。”

    秉昆赌气说:“你是女的,我是男的。女的留在妈身边,我男的走!反正妈对我这个老疙瘩也不怎么重视。”

    “我哪点上不重视你了?”母亲搂抱住小儿子哭了。

    周蓉笑道:“妈,我认为你表态了啊!”

    秉昆恼道:“我要天天看住你,让你想走也走不成!”

    母亲虽然一句明确表态的话也没说,但下午便已配合女儿拆洗起被褥来,还给了女儿二十元钱,意思是让她买些自己需要的东西。

    晚上,睡在外间屋的老疙瘩听到睡在里间屋的母亲和姐姐说悄悄话。

    母亲说:“妈当然也舍不得你走。可是呢,你弟他哪方面都不如你和你哥,他从小就缺心眼儿,也不懂人情世故,一根筋,他走妈不放心啊!”

    姐说:“妈,我走我没不好的情绪。全国统一的政策,别人家也都是只留一个,咱家有什么资格例外呢?何况我自己也想走,二十多岁的一个大姑娘,整天在家里晃进晃出的,早晚会被笑话。趁现在还没人笑话,何不主动点儿一走了之呢?至于我弟,有的男孩子就是立事晚。他立事晚是有原因的,别说在妈面前了,就是在我和我哥眼里,也总是把他当成个长不大的孩子。凡大小事,家里从没人征求他的意见,就是他发表了几句看法,咱们也从不认真对待,渐渐的他可不就那样了呗。”

    老疙瘩本想大吼一句——“我哪样了?”却没喊成。哥已经走了,姐即将走了,郝冬梅和蔡晓光肯定也不会到家里来了,他有些惶惶不安,害怕自己不适应以后的孤独。

    姐又说:“妈你放心,小昆毕竟是个好孩子,就是不太聪明而已。哪天忽然立事了,兴许还能聪明起来的。”

    老疙瘩的自尊心又受到了严重伤害,不知不觉流泪了。

    母亲说:“蓉啊,妈希望你别去兵团了,在城市周边的哪个农村就近插队得啦。兵团挣工资这一点虽好,可离家远啊,而且两年一次探亲假,有军队那种纪律约束着,不是谁想回家就能回家的。就近插队,你随时可以回家,也省得妈牵挂了。”

    姐说:“行,我听妈的。”

    母亲说:“你这一走,你和晓光的关系不就吹了?”

    姐说:“不一定,从长计议吧。”

    母亲叹道:“姑娘家,好年华就那么几年,你不懂?”

    在里间屋,母亲也流泪了。周蓉轻轻握住母亲的手,用细小的声音说:“妈,你别操那么多心了,好人生比好年华更重要。”

    自那日后,周蓉白天基本不着家了,开始向小学、初中和高中的老师同学们告别。她一向人缘好,特念旧情,与她成为“死党”的同学多,教过或没教过她的老师全都欣赏她,喜欢她。母亲和弟弟明白这一点,也就不疑不问,随她早出晚归。

    一日她回来得早,带回了两张票,说是省市歌舞团为纪念什么“最高指示”发表几周年联合演出的票,一般人搞不到的,让弟弟第二天上午陪母亲去看。

    母亲说没心情去看,秉昆却很想去看。姐弟俩你一句我一句地劝,母亲便同意去看了。

    第二天下午母亲与秉昆回到家里,周蓉没在家。这本身并不奇怪。当母亲发现属于女儿的一切东西都不见了,而弟弟发现了姐姐插在镜框缝隙的信封时,母子二人都意识到情况太不正常了。

    在母亲惴惴不安的催促之下,秉昆赶紧从信封里抽出仅一页纸的留信读给母亲听。

    周蓉信上的字不多,就几行,却写得很美观,一如她向来的字体那么秀丽,证明她写时心情一点儿也不乱,是极平静的。她首先请母亲和弟弟原谅她不告而别了,接着声明她当然是下乡去了,并且是听从母亲的话插队去了。只不过不是在A市的近郊,而是到很远很远的外省插队去了,有蔡晓光送她上火车,所以会走得很顺。至于自己为什么非要到外省的农村去插队,其中自有原因,希望无论母亲还是弟弟,都不必去询问街道干部们。问也白问,他们并不清楚,但晓光清楚,三天后他会到家里来替她向母亲和弟弟解释的。最后一行字是写给弟弟的,要求他多替哥哥姐姐尽孝心,照顾好母亲。

    “完了?”

    兀J。

    “就这么一页纸?”

    “一页纸还没写满丁

    秉昆回答母亲的话时,心中多少有点儿对姐姐进行了种报复的快感,谁叫她对他这个弟弟的评价那么差呢!“不聪明而已!”一一还“而已”——她当姐的有什么资格那么评价他这个弟弟呢?就你这个姐姐聪明是吧?可你这个聪明的大美人儿做的这又是什么事呢?见母亲张大瞳呆住了,他双手捏着信纸的上角让母亲看,并说:“我没骗你吧?”

    “她……她怎么还敢写着是听从我的话?!”

    母亲将信纸一把抢过去,结果信纸的两个上角留在了小儿子秉昆指间。他四指一分,两小片纸像白蝴蝶翅膀似的打着旋飘落地上。

    “捡起来!”母亲命令式地喊道,迁怒于他。

    “有必要吗?”他才不愿代姐姐成为受气包呢,仍想将母亲的怒火引到姐姐身上,指着信说:“这行,你看着妈,我一个字一个字念给你听。’并、且、是、听、从、母、亲、的、话’,一共九个字,我可没多念一个字,也没少念一个字!”

    “她这是要活活把妈气死呀!”

    母亲情绪失控了,放声大哭。

    秉昆这才慌了,终于觉得大事不妙,“妈你小声点儿,让外人听到了多不好,还以为是我在惹你生气呢!”

    椅子一斜,母亲连人带椅子倒在地上了。她坐在地上,直直地伸着双腿,响亮的哭声收敛成了竭力抑制的呜咽。

    无论母亲还是秉昆,都没去向街道干部询问什么。

    母亲跟自己较劲儿地对秉昆说:“我才不去问,也不许你去问!她既然说三天后蔡晓光会来替她讲明白原因,那咱们就等!”

    夜里,秉昆听到母亲在里间屋不断地唉声叹气。

    早上母亲双眼红肿。

    第三天早上,母亲的腮明显地塌下去了,梳头时满地落发。

    秉昆不禁心疼地问:“妈,要不我今天就将晓光哥找来?”

    母亲冷冷地说:“不许。过了三天他不来,那也别去找。妈想开了,儿女大了不由娘,全当我根本没有你姐这么个女儿好了。”

    她的话听来特别的寒心,证明她半点儿都没想开。

    秉昆没听他妈的,背着她自作主张地去找蔡晓光。蔡晓光已不在学校革委会,分配到拖拉机制造厂了。秉昆转而找到厂里,几经周折才见到了蔡晓光。蔡晓光听了秉昆的话,不敢拖延,请了半天假,跟秉昆一块儿匆匆而去。路上,秉昆问晓光,自己的姐姐究竟为什么要到外省的农村去插队。晓光说:“到了你家,讲给你母亲听了,你不是也就一切都明白了?不是几句话讲得清楚的,所以你路上就别多问了。”

    拖拉机制造厂在共乐区内,离光字片不远。二人走得快,十几分钟后就到了周家。

    当着晓光的面,周母不愿让小儿子下不来台,一句训责的话没说,强打起精神给晓光倒了杯热水。

    三人刚一坐定,她便迫不及待地问:“周蓉究竟到哪个省去了?”

    晓光小声说:“贵州。”

    “贵州?”周母的身子摇晃了一下。

    秉昆立刻起身站到母亲旁边,以防万一。

    母亲尽量以平静如常的口吻问:“为什么?”

    蔡晓光也尽量以平静的口吻回答:“她爱的人在那里。”

    “她爱的人?……你俩不是在恋爱来着吗?”

    母亲的双眼瞪大了。母亲年轻时也是好看的女人,就是眼睛小了点儿。秉昆从没见到过母亲的眼睛瞪得那么大。

    蔡晓光摇头苦笑说:“我当然是很爱她的,但她只不过拿我当朋友,当她最信赖的朋友。”

    母亲张张嘴,就那么张着嘴呆住了。

    按蔡晓光的说法,周蓉初二时开始与北京一位诗人通信。通了一年信后,对方才在信中告诉她,自己曾是“右派”,但已摘帽了,还允许继续发表诗歌,所以她才能从报刊上发现他的一些化名诗。他表示要与她中断通信关系,但对于她已经不可能了,因为她明白自己千真万确地爱上了他……

    秉昆也像母亲那样,尽量以平静的口吻问:“等等,你没讲清楚,我姐爱的主要是他的诗吧?”

    蔡晓光扭头看他一眼,垂下目光寻思着说:“有时两者能分开,有时两者根本分不开,这你懂的。”

    秉昆大声说:“我不懂!”

    蔡晓光表情异常庄重地说:“反正我懂。”

    母亲提高了声音说:“别打岔,听他继续讲。”

    蔡晓光就继续讲道:“那位北京诗人,单方面中断了与周蓉的通信。而她在写给他的一封信中发誓,自己一定要考到北京的大学去,从此与他相伴在一起。寄出那封信后,她也几乎没再给他写过信,改寄明信片了。,文革’不久,她十分清楚地知道自己不可能考到北京的大学了,便亲自去了一次北京……”

    母亲问:“周蓉见着他了?”

    蔡晓光回答:“我想是没有。”

    母亲说:“晓光啊,大娘问的不是你怎么想的,而是周蓉她怎么告诉你的。事情都到了这种地步了,孩子,大娘求你,一定要对大娘说实话啊!”

    母亲那么说时,眼里已是满眶泪水。

    蔡晓光难以对视母亲泪光闪闪的目光,又低下头,内疚地说:“大娘,我没往细里问过她,但是,从她对我说的前前后后的话中,我分析她是没见着他的。”

    年轻的工人撒谎了,他不忍告诉周母实情,只有撒谎。

    真相乃是——周蓉不但见着了那让她梦魂牵绕、心灵上已合二为一的人(起码她自己觉得合二为一了),还同时看到自己写给他的许多封信以及更多的明信片,按时间顺序贴在揭发批判他的大字报旁——大字报的题目是“看右派诗人是如何引诱工人阶级的女儿的”,而这意味着他又多了一桩罪行,同样是政治性质的罪行。大字报的内容向人们昭告,曾经的摘帽“右派”政治思想上始终还是不可救药的“右派”,当年给他摘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次深刻教训。深刻就深刻在——树欲静而风不止,“右派”分子等一切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的敌人,绝不会因为无产阶级的心慈手软而改变反动的立场。至于他的诗,统统被斥为“可耻的伪装,两面派伎俩的产物”。

    她见着他的情形毫无诗意。

    他正被批斗。

    在亢奋的口号声浪和令理智者头晕目眩的气氛下,他偶一抬头,居然鬼使神差地发现了她在人群中的存在。此前二人虽未相见过,但彼此都有对方的小照。

    他一发现她,他的头便不再低下,被一双双手一次次使劲儿往下按也不肯驯服地低下。

    结果他被抽了数皮带,一记抽在额角,顿时血流如注。

    “晓光啊,你想不想告诉大娘,既然我们周蓉她……那你和她……还经常在一起……她的事你又不是不知道……你是何苦的啊你?……”

    母亲缓缓淌下的两行泪,已被她转身擦去了。

    蔡晓光说:“大娘,我承认我是周蓉的追求者。但是,自从她告诉了我她和那位诗人的关系,我就决定只做她忠实的朋友了。我觉得,她太需要我这样一个朋友了。因为我俩给别的追求者的印象是恋爱关系,别的追求者就不至于对她纠缠不休了,这会让她减少许多不快。”

    “孩子,你叫大娘怎么说你好啊?”

    母亲眼里又淌下泪来,她的话中既有对蔡晓光的心疼,也有几分对他的怨恨。

    蔡晓光终于勇敢地迎着母亲的目光了,他高傲地说:“大娘,我为周蓉那么做,特别的心甘情愿。如果她是露茜,我也会无怨无悔地要求自己是卡顿。”

    母亲又问:“露茜是谁,怎么又出了个卡顿?”

    蔡晓光就看秉昆,那意思是——你应该知道的,你对你妈解释。

    秉昆没好气地说:“别看我,我没听说过他俩!”

    母亲把目光从小儿子脸上收回,望着蔡晓光,叹道:“我也不管那两个是谁了,大娘心里塞不下那么多杂人愁事了。我只再问你一个问题——那个……那个写诗的男人,他多大岁数了?”

    蔡晓光说:“比周蓉大是大些,但也并非大得多么离谱。”

    母亲追问:“实话告诉大娘,他究竟多大岁数?”

    秉昆说:“妈你就别追问了!问得傻不傻啊?五七年都打成’右派'的一个诗人,怎么说也得二十多岁了吧?今年都六八年了,又过去十多年了,你自己算吧!”

    听了小儿子的话,母亲的嘴又半张着良久合不拢了。

    蔡晓光就又低下头去。

    秉昆看看母亲,看看蔡晓光,不知对人还是对事骂了一句:“他妈的!”

    母亲终于能再说出话来了。

    她说:“秉昆,替妈送送你晓光哥。”

    蔡晓光站起,低头朝门口走。

    母亲又说:“晓光,你以后不要再登我们周家的门了。再见到你,大娘不知究竟该如何对待你了o”

    蔡晓光站在门口听完母亲的话,小声说:“大娘,我记住了。”

    蔡晓光已经走出去了,秉昆却仍坐着未动。他认为蔡晓光毕竟很无辜,不仅同情他,内心里还产生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好感,甚至也可以说那是一种不能确定值不值得的敬意。

    他不是不愿送,是深陷到关于姐姐,也是关于他们这个家的突发事件里难以自拔。

    母亲缓缓扭头看着他说:“没听到我对你说的话啊?”

    他这才如梦初醒地追出门去。

    路上,他问蔡晓光,为什么姐姐常常冷言冷语地对待他,而他却无怨无悔?

    蔡晓光说,那是他和周蓉演戏给他们周家人看的,为的正是有一天需要他替她向家人进行解释时,周家人不至于将他看成一个受害者,感

    到周家对不起他。

    “那么一来,你们周家人的精神压力不就是双重的了吗?现在,我仿佛成了你姐的一个同谋,而不是一个受害者,所以你们周家的人谁也不必对我有什么负疚心理。这样挺好,符合预期。”

    蔡晓光说得轻描淡写,如释重负。

    秉昆问:“你俩,你和我姐那么演戏,是你的主意,还是我姐的主意?”

    蔡晓光说:“是我要求你姐必须那么做的。”

    听了他的话,秉昆心里好受了些。如果蔡晓光说“是你姐的主意”,他想姐姐就有些卑鄙了。

    他又问:“现在你告诉我,露茜和卡顿是什么人?”

    蔡晓光说:“你哥哥姐姐看的那些书,想必一本也没敢带走,全藏在家里,其中肯定有一本是《双城记》。回去自己找出来,读了就知道了。”

    蔡晓光说完,拔腿便跑。

    周秉昆回到家里,见母亲居然还呆坐着。

    母亲说:“你再坐下。”

    秉昆乖乖坐下了。

    母亲问:“现在,你对你姐怎么看?”

    秉昆说:“妈,我不想说。”

    母亲说:“不想说也得说,必须说。”

    秉昆吞吞吐吐地说:“我姐……她爱上了什么人我不好评论,可她的做法确实是不对的。”

    母亲说:“岂止不对,简直就是大逆不道!她眼里哪儿还有我这个母亲?她等于是搬起一扇大磨盘压在了我心上!你爸只身在外,那么放心地把教育你们三个儿女的责任交给了我。他还当面表扬过我,夸我教育有方,对这个家劳苦功高……等你爸探家回来了,让妈怎么向你爸交代?

    就是只想到这一点,妈连死的心都有了!”

    秉昆跪下了。

    他哀哀地说:“妈,你可千万别死。我还没工作呢,你死了我怎么办啊!”

    母子俩抱头而泣。

    母亲叮嘱他,外人如果问起他姐姐来,他就说去往贵州投奔父亲当建筑工人了。

努努书坊 > 人世间 > 上部 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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