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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场纸牌屋 正文 十四、小鞋飞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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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发现,我干得越好,就越容易招来猜忌——丁宁他们担心被“越级”,害怕蛋糕被分薄;祝响亮则担心下属没有我出彩,显得他原先教导无方。

    我把东西搬进了综合部。

    我听到窗边传来一句:你总算过来了。

    说话的是丁宁。他正靠着窗台在抽烟。其他人都向我这边点点头。接着,我就淡出了他们的视线。

    他们在争论房价是不是还有跌的空间。他们争论了两个钟头。

    站在他们言语的外围,我立马明白自己得低调。我理解自己,所以也就理解他们,我的到来使他们莫名不爽。

    果然,这一天下来没人来问我些什么。虽然他们与我也算是老熟人了,以前在餐厅里也是有说有笑的,但现在在这间屋子里当彼此视线相遇时,我看到了矜持。

    与所有初来乍到者一样,我对此敏感,但心里却开始犯倔。我一定要在这里待下去!我不待在这儿,我能去哪儿?凭什么这儿只能你们待,而不能让我来?

    于是,看着他们的局促,我想象着他们正在艰难地过各自心眼的小关。我突然幸灾乐祸起来。

    丁宁在瞅着我。我对他笑道:以后要向你请教了。

    他“哟”了一声,压低嗓门对我说:你怎么变得这么客气了?以前改你文案中一个字,你都不服气的。

    我脸红了。他丢给我一本项目簿,说:喏,你看看这里呗,这就是我们干的活。

    他还抛了一支烟过来。他把打火机揿得啪啪响,说:妈的,怎么打不着呀。他把它抛进了远处的垃圾桶。

    他回头对我说:呵,你这一过来,咱这边的力量就强了。

    后来,我听说他在外面对别人讲:真是有趣死了,我们都想走了,他还挤进来。真是有趣死了。

    我还听说,他在外面议论我到综合部来就是为了当官。他说:我们这儿要增设一个“首席项目员”的位置了,难怪有人门槛老精,仗着原先和李瑞关系好,在打主意了。人家李瑞主任去哪个部门,他就跟着去哪儿,跟得屁颠颠的……

    甚至在单位的内部网上,有人匿名写了几句:综合部是香饽饽,人人都想往那儿跑……

    我知道李瑞会在意这样的声音,所以我心里有火,恨不得冲到丁宁面前告诉他:你放心好了,我不会和你争宠的,我还想不了那么远!

    我真想站在办公室中央,大声对这一班人解释:我不和你们争。

    即使我把这话喊得响彻全楼,他们也不会相信。

    在办公室里待久了,人都有点受虐心理,包括我自己,都在提防自己吃亏。

    此刻,在他们心目中,我必定是攻城略地的投机主义空降兵。

    我在餐厅遇到张野,我说:别人的不爽还可以理解,但丁宁已经是副主任了,他紧张什么?

    张野“咦”了一声,表示我怎么连这都不明白,他说:李瑞在咱们这里时,丁宁傍依汤丽娟,压根儿没拿老李当回事,老李对他是看透的。现在你去了那边,丁宁还不担心你上位后把他这副主任给架空了?

    我想,丁宁和其他人给我的脸色,我可以无所谓。因为这个部门的主任是李瑞,常务副主任是祝响亮。

    李瑞是统抓,祝响亮才是具体分管我的人,作为一个还未曾合作的头儿,祝响亮给我的脸色才是关键。

    我还来不及判断祝响亮的脸色,他就叫我过去。

    他瞅着我,脸上是挺客气的神情。

    他说:你刚来,干活呢,也别太急,人总有一个适应过程。你虽是老手了,但每个部门的风格是不一样的,很多东西你慢一点,稳一点。在一个部门有些事会有个程序,有事你可以多找我商量。

    我连连点头。

    他说:都说李主任和你挺谈得来,你们又是多年的上下级,我觉得这是好事……

    我脸一热,忙解释说:我们在一起待了十年呢。

    他一拍腿,说:噢,熟悉也是好事,能和更高一级头儿谈得来,这对干活是利好。但场面上,我还是希望有一个程序,有事儿先在我这儿说一下,否则我这一层就很难做了。

    他说:这些天单位内部网上的那些言语,我也看见了,知道你不舒服,你别往心里去。

    在他的声音里,我有点恍惚,一下子不知自己置身何处。我连连点头。

    他说:传言的东西,就当是让自己多一分警觉。这么说不只是为你好,而是想让这个部门少生点事。

    他很实在地看着我,我连连点头。他真是厉害,我刚来,他就开始打预防针了。

    祝响亮给我安排的第一个任务,是去外地拉一个不太靠谱的项目。

    但我却喜出望外,因为能跑出去透透气,累点难点又算得了什么。更何况,我明白这个阶段我要在这里站稳脚跟,只能靠多干少说。

    我想,顶住,我只是来养活自己的。

    一个星期后我把项目拉了回来。

    因为项目得来不易,还因为孤独,我以极大的热情投入文案创意中。

    我比以前在钟雷那儿时更用心了,我甚至开始熬夜。我不停地写。我想以最快的速度让自己在这里站稳脚跟,而要站住脚跟,我必须体现出实力。

    结果这个项目获得了五百万元投资,在结算月度绩效时,我拿到了这个部门有史以来最高的奖金。

    你好强的,我们只有喝粥的份了,你下次可得带带我哦。

    我没理她。这女人真说得出口。不管你怎么说,反正我认定了:我得猛干,有什么好顾忌的。以前顾忌了那么多年又怎么样了,现在你还能把我怎么样,多干多拿,天经地义!

    我好像回到了学生时代,我忙不迭地跑啊写啊。有一天“二号辣嫂”许惠琴进门看着我说:以后呀,我回忆起你这人来,印象里就是整天对着电脑打呀打呀的一个人。

    我说:别酸了,都每天见面的还回忆啥?

    有一点让我挺纳闷,我在钟雷那儿时,干得再多,也没有引起如此多的集体情绪,除了丁宁。

    而来这里才三四个星期,怎么就集体焦虑了?

    我想了一个星期,终于明白了:

    一、如果我还是书呆子,没人会觉得我这样干劲冲天会怎么样,但如果我现在不是书呆子了,那么我干得越多就好像越有动机。问题是在这边的人眼里,我已是一个有资历、与主任李瑞有多年交往的人,我来这儿想干啥,他们有猜忌就有情绪。

    二、由于我是外来者,多少冲击了原先的秩序。那么原先的秩序是什么呢?它与常务副主任祝响亮、副主任丁宁,以及卓立、宋山他们有关:我的到来,首先让祝响亮有了被“越级”的危机;其次,我分去了丁宁、宋山、卓立原先的一块项目领域;再者是丁宁等几个和我年纪相当,我做得风光一些,他们就显得黯淡一些。

    三、单位实行了新的绩效考核制度,就这么一块蛋糕,不是你多了,就是我少了,于是奖金就随时能演变成“敌意的导火索”。生了孩子的女人什么都说得出口,两个“辣嫂”程珊珊、许惠琴公开抱怨奖金怎么越来越少了:唉,这就像大饼,吃的人多了,就只能摊得薄一些啦。

    又不是施舍给我吃!我多吃两口少吃两口都是我的事,都是公司的,又不是吃你家的。我没偷没抢,而是像个农民工一样,靠跑东跑西干出来的,你犯屁酸!

    我原本想通过埋头干活,让他们明白我来这里只是混口饭吃,但我没想到,我越干他们越觉得我是来抢他们的大饼。

    常务副主任祝响亮又找我。

    他脸上有忧愁的神气,说:你慢慢来。我理解你,初到一个部门,想露一手,但干活就像每天的洗脸洗脚,如果老想着吓人一跳,就会用力过猛,我怕影响持续性,也怕把你累坏了。

    他还告诉我:你刚来想把干劲带过来,想把好的思维方式带过来,这个愿望很好,但很多事不能急。

    我想,我可没想这么多,这家伙到底想说什么呢?

    我断定他一定是个难弄的家伙。

    面对他脸上的忧国忧民样,我想:如果我不用功,初来乍到的,你还不一样得找我谈心,说我懒;我用功了,你又说我心急吃不了热粥,你是头儿总不至于劝我别好好干吧。

    我真的很奇怪,他在愁什么呀?

    有一天上午,我从外面参加一个财经论坛回来,进了办公室,立马觉出空气里因为我的到来,好像有些异样。我拎着水壶去打水,回来后,看见他们上网的还在上网,打字的还在打字,读报的还在读着报,捧着茶杯的还捧着茶杯,但我依然觉得哪儿有点不对劲。

    过了十五分钟,丁宁晃着手上的一张报纸,对我说:你看看。

    这下我才知道,当天省报作为“经济领域提振信心”的产业典型,报道了我们公司由我策划的一个项目。

    这边丁宁、卓立他们嚷着叫我请客。我说:请就请,还有谁去?

    正说着,主任李瑞打电话过来,告诉我这个项目报上去时,被副省长看到了,推荐给了宣传部门。他说:不错,祝贺祝贺。

    我在电话里客气了一番,说该谢谢他领头才对。电话刚搁下,常务副主任祝响亮走进来了,他环顾办公室,见大家正七嘴八舌地叫我请客,就笑着替我打个圆场:什么,请客?那也得等人家拿了奖金吧。

    他向我一挥手,让我跟他上楼到虞总那儿去一趟。

    他说虞总叫我们上去。

    虞老大见我们进来,拿下老花镜,用手指叩着那张报纸,对我们说:这个成果你们应该总结。

    他夸了一大堆。他还说:可见各个部的人是要轮轮岗位的,要把好思维从一个部门带到另一个部门去,这样才能产生裂变。

    我牢牢记住了这句话,是因为我和祝响亮下楼的时候,他含笑的脸色不是太好,好像正在大庭广众之下忍着一个屁,而这让我突然洞悉了以前我所不解的他的心思。

    我想:难怪啊!要说他不希望我干得好,这倒是冤枉了他,他只是不希望我这么快就干得好,所以他才劝我要慢点慢点。因为我越快出彩,就越显出他原先调教下的员工是多么平庸,于是他不仅没功劳,而且还让人联想到他这么多年来的欠缺。如果我慢一点,他的压力就不会太大,甚至人们还会以为那是他调教后的结果,那就是他的功劳。

    想到这点,我吃惊地张大了嘴,我跟在他的身后,几乎听到了自己厌倦的心跳。

    我想,人怎么有那么多心思,他又不直说,我怎么明白?

    我看着他开始秃发的头顶,突然对他的小心眼无比惆怅。

    我找不到部门里的数据表,也找不到与我相关的项目领域内所有原先的资料。

    是不是谁藏起来了?

    我悄悄观察,发现是丁宁干的。他把它们藏在他自己的抽屉里,锁上了。

    尼玛想藏起来不给我看,这有什么了不起,这年头还以为可以垄断信息!

    可是,我接着发现每周都送达的“项目动态信息”材料都不见了。

    我思想斗争了一天,就跑去找祝响亮。

    我说:我初来乍到,只想多做点事,也许是我纯了一点,现在连资料都有人藏起来生怕我看了。我想这样好了,以后每月奖金,我放弃“嘉奖”部分。

    祝响亮很吃惊,说:有这回事?

    他盯着墙壁上的世界地图,皱着眉,在想这事。我能听到桌上那只钟“嘀嗒”走动的声音。好一会儿之后,他说:哎,在做事风格上,我和李瑞主任有点像,喜欢从容一点,慢一点。唉,这事怎么说呢,不是你的错,这是他们的错。但我还是那句老话,什么事反过来想,自己会多一个警觉。干活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要开心地干活,开心是最主要的。我总觉得你有点急,你急他们也急,竞争一过度,这个部门的气氛就不好了——这也是做事的道理。慢慢来吧,慢下来才能做得更好更稳。

    他沉吟道:我不知该不该说,你太性急了,你得给我、给李瑞时间。我知道你的冲劲和能力,但你知道吗,你现在做的这一块原先是谁做的?

    我说:丁宁、宋山、卓立。

    他说:不是,你自己怎么忘记了,是原来你们钟雷主任那个部门做的呀,去年才被虞总划到我们这边来了。虞总嫌钟主任没把这块做好,才转我们这边来的。

    我点头:是啊,这一块是我原先的部门做的。

    祝响亮说:你比我更知道钟雷的性格,他在乎感觉、在乎面子,你得给他时间。

    我想,给钟主任时间,什么意思?

    他看出了我的不解,说:很多东西场面上是要给别人感觉的。如果你我用最快的速度把它做好了,钟主任那么计较的一个人,他会有什么感受,这一点你比我清楚。他会挑我们这边的刺,所以这已不仅仅是你一个人干活的事了,它还关系着两个部门的平衡问题。

    他脸上带着一丝微笑,现在他的脸色轻快了一些,好像终于把憋在心里的那个悠久的屁放出来了。但我想,这屁也确实像真的,只是我不知这里面,钟雷的心眼占几成,他祝响亮自己的心眼占了几成?

    我说:那么,丁宁藏资料的事呢?

    他说:这是事情的枝节,是同一个道理。我想你是个聪明人,自然会去平衡这种关系,一个人如果那么认真地干活,还是让人家看着不爽,这只能说明他做人还不够老练。

    这句话刺了我一下。

    祝响亮可能看出了我的情绪,他说:我说话比较直接的,一般头儿不会跟下属把这些说白的,但我说出来了,真是为了你好,我甚至在教你方法了。

    我连声说谢谢。我承认他说的有那么几分道理。但一个人是不是得有点受虐心理,才能心平气和地吞下这个道理?

    下午三点,祝响亮张罗他分管的项目小组开会。

    一屋子人坐下来,祝响亮先表扬了我这一阵子干得不错。

    他说:领导要我们总结经验,这个经验其实就是埋头苦干,陈鼎柱之所以做出了一点成绩,他的经验就在这里。

    随后他说:陈鼎柱开了个好头,最近部门里不少同志主动请缨,说他们对鼎柱这个项目有参与的热情,这是大好事。所以,这两天我和丁宁等几个副主任在考虑大家的这些建议,准备充实这方面的力量。丁宁,你说是不是?

    丁宁向着我,点头。

    祝响亮向空中挥了一下手臂,说:充实力量很重要,鼎柱一人做这一块,力量是远远不够的。连部门里的几个女同志,对这一项目也有出手援助的热情,她们跟我说过好几次了,我很感动。

    两个“辣嫂”程珊珊、许惠琴在向他点头。

    祝响亮说:充实力量这其实体现了虞总的思路,老大说这叫“激活”,一个新来的同事可以激活原来的工作思路,新老同事的联手就能带来整个部门的裂变。鼎柱开了个好头,现在我们得让更多的人介入。

    听着他在呱叽,我晕在了那里。可能是我觉悟不够,我怎么听都是人人来插一杠子,还裂变呢,你怎么不说是打土豪分田地呢。

    我听见丁宁在说:我们整个部门应该把力量全投在这里,谁都知道这一块现在容易出成果。

    祝响亮连连点头,在兴奋的叽喳声中,我在心里说:分吧,分吧。

    估计我的脸色不太好,祝响亮突然转过身来问我还有哪些建议。

    我说:没想好。

    祝响亮轻拍了一下我的手臂,然后搂住我的肩膀,像大哥一样,任命我为该项目小组副组长,丁宁为组长,对他这个常务副主任负责。

    我骑着车回家,骑到海洋路口,发现骑岔了道。傍晚时分,满街的人流像一锅稀粥,在一瞬间令我晕乎。

    我安慰自己,在办公室里只能平分秋色,不能崭露头角,只能混迹,不能独秀,否则他人会有弱势群体之忧。而“弱势群体”一旦焦虑,就特别容易抱成团,并且特别团结。

    我就算他们是弱势群体吧,得给他们留一口粥。

    我已经有好一阵子没往李瑞的办公室跑了,因为祝响亮的敲边鼓,对我构成了暗示。

    现在准备去一趟,因为我郁闷了两周,还没消化掉自己的情绪。

    于是趁中午时间,我借送一份材料进了李瑞的办公室。

    我一边把这两个星期以来遇到的事儿统统倒给他,一边留意着门的动静,生怕祝响亮进来。

    我说:李主任,你看这个项目小组都成立两个星期了,有谁在做分类文案?连动静都没有。我真的不明白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人人有份就是人人都没份;人人搅和,结果就是人人都不做事,想做事的人也不想做了,自己不想做事的人让别人也别做了。难道那几个女的真的想出去跑吗?祝响亮叫叫她们看,她们不想出千般理由推却才怪呢。让我去激活大家,好搞笑啊,我凭什么啊,我只知道在激活他们之前,自己已经被稀释了。

    李瑞一如既往地温文尔雅,神色安然。他听我说完后,告诉我有些地方我说的是有道理的,但有些地方是偏激。

    他说:你怎么就知道他们参与后就不出去跑了呢?

    我说:都两个星期了,哪有什么动静。

    他顿了一下,叹了一口气,说:你戴有色眼镜了,你得大气点。

    这和我大不大气没关系啊?于是,我绕着圈问他:我是不是不用做了,我以后怎么和他们相处呢?

    他反问我:那么,你说我现在把他们叫过来骂一通?骂骂也很简单,但问题可能更加解决不了了。

    我想,这说的也是。于是愣在了那里。

    我听见他在说:从我这个角度看,与从你个人角度看,很多事是不一样的。对管理而言,有些事,我不想说透,是因为说透了更不好办。现在人与人还有一层底线,至少还能协调得下去,但如果哪天真说透了,人与人扯破脸皮了,那倒真不好办了。所以有时候不管我们承认不承认,管理就是和稀泥,把矛盾弱化,把大事化小,让场面能维持运作。

    他又叹了一口气。

    我理解他的心烦。

    他让我自己和他们商量。他说:你要多多和祝主任、丁主任他们商量。

    这是他的风格,他总是让别人自己去商量。但如果我们自己能商量好,要他这个位子干什么?而情况也确实如此,这样的事如果他这个层面不出手,下面的人越商量就越容易商量出一团乱麻。

    唉,我找谁去商量呢?

    我知道自己做不了什么了。

    这就像一只染缸,或者一个齿轮,它有它的底子,无法让你以你的节奏置身其间。一旦你融入进去,就没了影子。

    我第一次切身感到想要做点什么真的不容易,更遑论想改变点什么了。

    好吧,我等着吧,慢慢来。

    我等着派活。他们也不来派。

    又是两个星期过去了。我想我混着好了,但因为已有了在信息资料室混过的经历,所以转念间我又明白,自暴自弃是没人会来可怜你的,很多人还巴不得你自暴自弃。

    那么,我该怎么做呢?

    要不先观察一下这个部门其他人在做些什么吧。

    很多人在忙着。有人忙着开网店,有人忙着兼职,有人忙着炒股,有人忙着下班后打牌,有人忙着找小蜜……

    虽然他们都有“向外转”的寄托点,但我发现,谁都不能吃眼前的亏,并且彼此的争执常会被端上桌面来。比如,上星期我亲眼看见“一号辣嫂”程珊珊向副主任丁宁摔本子,说:老娘这个月哪点做少了?

    丁宁气冲冲地说:我的姑奶奶,我完全是根据项目业绩计算的,哪点少你了?!

    “二号辣嫂”许惠琴则用一根手指点着墙上的业绩表,嗲嗲地说:丁哥啊,你少算啦。喏,这一块你没计算进去。哎,也没几块钱,不算也就算了,丁哥啊。

    甚至有一天,我看见程珊珊对丁宁说:老娘做了这么几十年,又没有吃里扒外,又没有在外面兼职,又没有开网店,我一心一意在这里干,怎么连我这个老员工的利益都保障不了?

    他们争执不下。我就去看祝响亮的脸色。我发现这个部门里与祝响亮年纪相仿的几个人,不太拿祝当一回事。他们中的某几个还抱成了团,下班后一块打牌,上班时一块跟祝较劲。祝响亮只要能够不理他们,就绝不去理他们,以免牵引出失控场面。我还发现,在这个部门中,比较帮衬祝响亮的是丁宁、卓立等有限的几个人。

    所以,祝响亮是不会因为“藏资料”这类事,为我去和丁宁交涉的。

    当我因郁闷而灰头土脸的时候,想不到丁宁突然给我送来了温暖。

    有一天晚上,办公室里只有我们两个在加班。他大概听到了我无法遏制的一声叹息,突然对我说:喂,不爽吗?

    我没理他。

    就听见他在那头笑。

    他说:你看到了吧,我刚来这儿的时候,和你现在一模一样!这些鸟人!你看到了吧,这儿的水有多深!

    他说:所以你调过来之后,看着你现在的样子,我感触挺深的。真的,其实我应该高兴你过来,因为我们毕竟来自同一个战壕,都吃过钟雷的苦头。

    他站起来,向我这边走过来,他抬起手臂,指着那些空空的格子位,说:他们可以有自己的人,我们为不什么不可以有自己的人?

    我想,尼玛我啥时候成了你的自己人了?估计程珊珊、许惠琴下午跟他吵了一架,让他对这屋子里的人生出了绝望。

    他大概看到了我脸上的诧异。有些不好意思地向我笑了一下,说:唉,真傻,我们有什么好争的,我们俩其实是很相似的,那些社会上混过的老油子才是我们的对手……

    他脸上有深深的厌倦,他捂着肚子,说这阵子胃老是疼,人一不开心,就胃痛。

    我从桌上拿起一块苏打饼干递给他。他一边吃一边对我摇头。他脸上突然有牙痛的表情,他问我:林娜和你没成?

    我脸红了,说:哪有这样的事,你够八卦的。

    他“切”地笑了一声,说:别装,半幢楼都知道有这事,你们那个黄珍芝说的。

    他目光炯炯地盯着我。我支吾:我哪泡得上啊。

    他开心地笑了。但他眼睛里分明有着同情。这一刻我相信他这份感受。他拍拍我的背说:就算咱们同病相怜吧,谁都没追上。在这一个点上,我们还真的相似了。

    人一孤独、烦躁,其实心里是喜欢别人走近的。

    尤其是在一间宛若打牌,牌术横飞的房间里。

    丁宁和我渐渐走近了。我能感觉到这一阵子他对我的真诚。他开始和我谈心,他甚至说自己以前如何幼稚,如何不懂人情世故。他的坦然让我相信情感可能产生于郁闷时刻彼此交流的需要,人在郁闷中需要情绪的出口,这个时候原本横眉冷对的人都可能因此交上朋友。

    在乱哄哄的综合部,很多时候我会忍不住把这部门与原先钟雷那个部门相比较。

    如果说在钟雷那间屋里有些压抑,那么这里就有些失控。人一旦失控,人性中很多东西就会不加掩饰地直奔出来。从表面看,这里没人来管你,更宽松,更随意,但实际上更凌乱累心。

    原先我以为这里宽松随意,但没想到它也让人不爽。

    虽然我对李瑞印象不错,但我明白这种“失控”与他有关,他对许多事儿打心里厌倦,甚至本能地不想多管,但其实,他越不管,这间办公室里的烦心事就越多。他觉得权力下放,让下面的人自己去处理就可以耳根清静了,但其实,下面的人由于站在同一水平线上,他们非但永远处理不清,而且会处理出更多的麻烦。

    当我忍不住将这两个头儿、这两个部门相比较时,我发现,钟雷那儿虽也有纷争角力,但因为有钟的强势压着,它们处于可控状态,因而总的来说还比较好管理;但李瑞这边几乎处于无序状态,很多人什么话都说得出口,在这些言语面前,性格较蔫的祝响亮和温文尔雅的李瑞在场面上就有些吃亏。他们时而想迁就,时而想理顺,时而想大事化小,时而又想什么都不管,因为觉得自己犯不着为上班这点事这么累心。于是,他们越这么想,就越理不顺,就越不被买账。

    我想,人是不是都有点犯贱,非得被强势者压着才理得顺?

    有一天,我甚至想,这个综合部如果来个钟雷就好了。

    这念头把我自己也吓了一跳。

    我不正是因为他的强势,才从他那儿出来的吗,怎么到这里后却开始想念他了?

    难道在这屋子里,对于众人,只有当管理被放大成权力的强势手腕,以及令人不适的打压以及亲疏把戏时,管理才会生效,才被人认可?

    难道通往钟雷主任,是一条必然的归宿?而站在李瑞这边想念钟雷,也是必然?

    但我从情感上依然无法接受这样的管理逻辑。

    因为它让人在劳作中不爽且失去尊严。

    我相信,李瑞也肯定不认同这样的逻辑。当然,他的角度和我不一样,见多了职场风雨的他,心态可能会是:为了单位里的一点事,把自己变成一只好斗的公鸡,烦不烦啊?我为什么要让自己每天这么不开心呢?

    如果我是他们俩,我不知该做钟雷还是李瑞。

    因为他们各自付出的代价,一目了然。

    钟雷主任放大了手里的那点权力,宣泄了自己每天焦虑的情绪,换来了下属的敬畏和称心的秩序,但他也为强势付出了代价——上上下下树了不少敌,以及自己身心的紧张。

    而李瑞的淡然是“绵”,必然每天遭遇那些难缠者的“针戳”,但他在隐忍中,也收获了好人的口碑和与人为善的评价。他在一地鸡毛中养成了淡然超脱的能力,让身心平静。

    在这屋子里,如果不想让自己像钟雷那样以攻为守、整天焦虑弄权,那么,漠然和对许多事装作没看见,就是保护自己心情的办法。

    看着屋子里一盏盏不省油的灯,我也会遏制不住地假设:如果李瑞想管好这里,如果他不想将自己变成钟雷,他还有别的招可使吗?

    没有。如果你凑近一盏盏不省油的灯,它们各有各不省油的道理,这就像难缠官司的双方辩护,听着听着就有些迷糊。那闪闪烁烁的灯光,掩映着千姿百态的焦虑,那么大面积,让我心里冒出一团怜悯和厌倦的火苗。

    我真弄不懂了:到底是怎样的群众塑造了怎样的头儿呢,还是怎样的头儿创造了怎样的群众?到底是有怎样的群众注定了怎样的管理,还是怎样的管理培育了怎样的群众?

    老同学石峰打电话来,问我最近怎么样,说他自己最近在单位遇到了极品。作为口才绝佳的主持人,他的描述像生动的电影片段。说着说着,我差点以为我们遇到的是同一班人马,只是名字不同而已。

    我说:我现在突然知道体制是什么东西了。

    是什么东西?他问。

    我告诉他体制就是文化基因,它早已渗透到了每个人的血液里,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文化就决定了什么样的体制。我说:我们别抱怨它了,因为你很难改变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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