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颜色 正文 5.绿
绿
再次踏上这列火车的时候，三年已过。夜幕中的田野一片漆黑，无法勾勒的细节就像这一路匆匆经过的生活，速度那么快，然而什么都不曾看见。
西北的土地一马平川，没有钻入钻出的山洞，也没有让人不断转移注意力因而回避困扰的灯影霓虹，只有无限重复而深广的静夜，只有足以让人迷失在其中并且面对记忆的寂静的天穹。
三年的生活宛如这玻璃上的幻象，我以为能看到风景，窗口却始终如一。明亮的玻璃上映出自己的影子，映出正在欢愉游戏的身边的旅人，映出狭窄的个人空间和仓促的擦身而过，映出亘古不变的车厢的恒常。这正是我的路途，我的寻找。我想找到心底的那片绿洲，可是一路走来，只看到幻象。我仍然记得三年前望着天空时心底那清淡而单纯的愿望，不求闻达，不求显贵，只求听喜欢的音乐，读喜欢的书，在一个人流浪的路上迎向蓝色的阳光与流水，在天边清简而孤独的路的尽头与心里的绿洲不期而遇。现在想来，这愿望是如此固执。从那之后我走了很多路，绿洲却一直没有出现，窗口只映出恒常的车厢，拥挤却欢闹。
这一次回来，是收到学生寄来的信。三年前在这里支教一个月，留下些许未断的联络。当初教的学生中考刚刚结束，现在是高考结束。有两个孩子考上大学了，其中一个写信给我，要我无论如何来看看她们，吃一顿给她们庆祝的家里的面条。我欣然允诺。
学生住在山里，除了县城，她们哪里也没有去过。虽说西北的荒山不像西南那样险峻，但出山进城的旅费依旧让人无法负担。她们考上了大学，这就意味着可以走出山，走进这个看起来繁华的花花世界了。
记忆里还有三年前的那一趟火车。那一次是白天，阳光灿烂，平原辽阔一览无余，田地的四方形黄绿交错，路过大片大片的金黄的油菜花，带着无忧无虑的茁壮抚慰生活的贫瘠，让人看了心生暖意。我们在车上拍了很多照片，同行的美国学生更是连连呼叫。对他们来说，贫瘠不是问题，这样的异域风情，连贫瘠都是一种风情。我们在车厢里讨论时事、生活梦想、未来的世界。美国学生总有一种在我看来有些夸张的拯救世界的热情，口中不停说着领导、改变、救助，仿佛他们的到来真能拯救这片古老的土地。他们的话语映着窗外灿烂的太阳，显得热气升腾，我们坐在对面，常常沉默以对。一个美国女孩问我们生活的激情，我们说了很多关于爱好、关于学术、关于寻常生活，她问我们为什么都是逃离世界的激情，一个男孩说，世间黑暗，让人无处踏足。
“那是当然，世界总是黑暗的，”女孩说，“所以才需要我们嘛。要是已经到处一片光明，还要我们干什么？”
大概这就是思维差异了。
广袤的土地休养生息，在阳光的普照中看不出久居其上的人的悲苦。干旱少雨的地方，连悲苦都是干旱的。除了九八年水灾，再没有过大灾大难，没有让人放声哭泣的场合，没有嘶喊。然而年年都是干旱而漫长的，小麦栽下去只有稀疏的收获，豆子有时死在地里，土壤裂开伤疤似的裂口。年年如此。莫说三年，怕是三十年也难有太大变化。
时光在每个人身上画下痕迹与烙印。土地用万年退尽青涩，人只用三年就够了。同样是不可逆转的过程，却不知道结果是否同样赤裸而粗糙。三年中，那个美国女孩已经结婚了，在洛杉矶买了房子，做了阔太太。同行的一些伙伴有的远走异国他乡，有的继续学业，有的已经开始在大都市的霓虹里偿还生活的贷款。大部分我们教的学生已进城打工，和我们失去联系。我一个人继续着没有结果的寻找。
物是人非，只有火车依旧。
小站到了，已是晚上十点。
出站就看到王老师，给我写信的女孩的父亲。他在村里的初中教书，五年前是我们主要的接待。我在他家住过两天，因而和他，和他的女儿都分外亲切。
一见到我，他就热情地迎上来，憨憨地笑着，接过我的背包。他人没有什么变化，皱纹也不见多。成人的面容总是不像孩子那样容易变化。他将我带到他的面包车上，背包放后排，我坐到副驾驶，车门松松垮垮地碰上，透着夜风，一路驶上盘旋的狭窄山路，驶入旧时光。
我问他这几年还好不好，他说还行，老样子。我说女儿可真争气啊，这下不用担心了，他嘿嘿地笑了，没有夸赞，但笑容里透着自豪。他一直说孩子上不上得了大学都无所谓，但看得出来，女儿能考上大学，他比什么都高兴。
夜阑如水，土坯的民居在道路两旁偶尔滑过，轻易让人想起那时每天乘车去上课的时光。也是这条路，也是这样旷达的视野。那时总是队长阿平坐在我这个位置，我们挤在后座上，在每一个转角相互挤压出大声呼笑。
“你这几年都没来看看啊。”王老师忽然说。
“哦，不好意思，”夜色遮住我的脸红，“总说要来，但总有事情。”
“啊，”王老师连忙笑道，“不是责怪你，只是以为你会和小李一块儿过来呢。”
“队长？”我诧异道，“他后来常来？”
“何止常来，有一段时间是常住哩。”
“真的？他来做什么？还是教书吗？”
“不是，是做项目。”
“什么项目？”
王老师忽然扭头，带着含义丰富的笑问我：“你不知道？我以为你俩好着呢。”
夜色再一次遮住我的脸红，我支吾着说：“没……没有。您误会了。”
那时阿平确实在追我。只是我没有答应。我们有时午饭后会去村后的小河边一起走走，下午回来的时候难免出双入对。时间久了，不仅大人看得出来，连上课的孩子都起哄笑着。阿平会佯装恼怒，跟笑他的小鬼追跑打斗。这画面现在想起来已经那么遥远，画面里的笑容都恍然成了摄影一般，静止着没有动作，咧开嘴没有声音，眼睛亮得像星星，无论是阿平，还是笑闹的孩子们。王老师的误会是正常的，然而他不知道的是，我们已经三年没有联系了，原本就不是同学，那次支教之后更是各奔东西。
我不敢再问，怕问多了又引起暧昧的怀疑。阿平来这里做什么，我心里一点概念都没有。他不是我从前喜欢的类型，我们和平地把话摊开，之后告别分手，心里没有太大波澜。也许他心里有波澜，我不知道。我只是尽我所能做到坦率，把话说得坦率，说我只是还想流浪，而他不是喜欢流浪的性格，不是他不好，真的。我不知道当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无法回应时，除了实话实说，还能做些什么。我不曾掩饰自己因年少轻狂而充满幻象的矫情，而这不掩饰已经是在那时那刻我能做到的最大限度的真诚。他接收了我的坦率，从此成为了解我轻狂的陌路行人。我不知道他现在人在哪里，过得好不好。
黑夜包容人的一切遐想，我没有再开口，王老师也善解人意地没有多问。
车进了村子，开始颠簸。除了穿村而过的国道和中学门口的一段柏油路，村里的大部分道路仍然是土路或石路。零星的路灯低矮昏暗，照亮土房门口一隅巴掌大的空间。远远就能看见绮梅站在门口，披着一件长衬衫，穿着拖鞋，仰首看着。
我下了车。她已经长高了这么多。还是一句话都不爱说的忸怩的性子，只是看着我笑，双手还是相互攥着，脸蛋上的高原红倒是退去了很多。女孩子常常在某一个时刻突然舒展，因为未来在面前的庞然展开而眉眼获得不期然的舒展。
我跟着她进了房间，看到一切都没有太大变化。十八寸的小彩电，墙上贴着大幅年画，炉子不知为何撤掉了，但宽阔的炕上，还是能看到熟悉的绣花枕头和被子整齐地摆在一端。绮梅说那是她绣的，高考之后没事在家绣的。她又拿出一双鞋垫，绣满了凤凰和鲜花的鞋垫。三年前她就给我绣了一双，说是女孩子出嫁时需要的嫁妆。我笑了，说三年前那双还没用上，她羞涩地笑笑说没关系，多留两双，嫁人之后也可以用。绮梅对嫁人有着和我自己从前相似的秘密的凝思，她家来过一个画家，住了几个月之后离开，她便想走出去寻找他，或者寻找和他相似的人。
绮梅的妈妈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臊子面出来了。村子里的面条馨香漫溢，不知比东部城市里卖的好吃多少，不加肉星的纯素面就已经有唇齿留香的幸福感觉。
村里缺水，小麦和土豆是主要作物。地里种出来的基本只够一家人糊口，每年靠粮食的收入不过千八百块，再刨去烧煤取暖的五百块，剩下的零零星星只够买一些生活用品。孩子的上学、大件物品的添置都要靠大人去城里打工。王老师和妻子算是幸运，都有一份文职，总算可以不必远行也能把女儿供到毕业。剩下的大部分家庭，孩子都与父母长期分隔在国度的两端。村子没有矿产、没有历史、没有手艺绝活，只有一片笼罩空无的阳光。曾经有一个台湾慈善商人想为这里投资网络，幻想教村民直接进入信息时代，但在我们那年到来的时候，这工程正像无水的河道尴尬地悬停。地域就是生存的限制。
绮梅和妈妈坐在床上，絮絮地给我讲着这几年学校的状况，各个学生的变化，王老师笑着站在门旁，叉着双手悠悠地听着。
村子和外界的沟通越来越多了，村子在一点点变好，留在村子里的孩子比前几年多了。
我看着面前的绮梅，思绪又一次回到三年前。
三年前。木桌木椅的教室。红砖绿框黑板的教室。拉着我们问东问西的孩子。一心希望从我们身上了解世界从而走出去改变命运的孩子。纯良的孩子，早早懂得世故和功利的孩子，没有学会看天下先学会愤世嫉俗的孩子，而又纯良到不懂得掩饰这一切的孩子。刚见到他们，队里有几个人很是震动了一番。孩子们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懵懂纯朴，一相识便眼泪汪汪地讲述自己家庭悲惨，或是怒火中烧地控诉世间腐败而不公。他们或许将我们误解为能够将他们拯救出生存窘境的人。这实在不难理解。村子里来的外人实在太少了。
其实，能教他们什么，该教他们什么，我们心里一点都不清楚。他们在意的是如何改变自己的命运，声音带着电视上学来的腔调与措辞。我们大部分人手足无措，陪他们流眼泪，但不知道如何言说。他们说的我们何尝不知道，若不是为此，我自己又为何想去流浪。
只有阿平和我们不同。还记得在第三周的一堂课上，他突然严肃而愤然地拍击黑板，说：“你们说，我们这世上有多少没有腐败的地方？”
孩子们吓得愣了，不明了他的意思。有的小声猜“一半”，有的更加小声地猜“四分之一”，阿平让他们再猜他们也讷讷地不开口。
最后，阿平自己回答：“没有。”
孩子们略略骚动起来。
阿平端来一个空置的花盆，盆里有土，他在上面浇上半盆水，说：“没错，淤泥遍天下，但这不是什么稀奇的事。这个世界的本质就是腐朽。包括你我的人体自身，我们都在腐朽，所有的动物和细菌都在不停地吃，实际上就是在惊恐中试图延缓这种腐朽。除了树，一切都只是消耗财富的腐朽者。你们知道叶子为什么是绿的？很简单，因为叶子吸收了红蓝光子。但这种吸收和其他颜色都不一样，叶子不仅能吸收，还能转化。你们看这水，清不清？它和泥分得这么开，有多么清。可是清有用吗？你把这盆泥水放上三个月，要么泥水混合了，要么微生物让盆里腐臭。你将它倒掉重来，三个月后还是一切重头。能改变这一切的不是水，而是叶子。只有当某一天绿色诞生了，能将能量转化，这个系统才有了生机。世间有淤泥谁都知道，但正是如此，我们才要去转化。”
阿平的长篇演讲孩子们听懂了多少我不知道，在当时，即便是我们，也只是坐在台下，像孩子们一样静默地听着。一些孩子哭了，但我想他们是被阿平语言中涌动的激情所打动。下课后泪水平息，生活继续。阿平那个时候就是想要踏入泥沼的人了，他不介意应酬喝酒，也不介意商业侵蚀，他不喜欢远行流浪，只是一个人做寻常的事情。
记忆片断化地飘进心里，和眼前的现实混在一起。
晚上和绮梅并肩躺下，她还是不想睡，小声地时不时问我一些问题。我看着她欣悦期待的年轻的脸，想象着在她面前展开的未来的旅途。其实是他们能改变我们，我们什么也改变不了他们。改变他们的只是他们自己。
“姐，你最大的心愿是什么？”她忽然问我。
我静了片刻说：“找到心底的绿洲。”
“什么样的绿洲？”
“干净的、宁和的、让人心灵沉静下来的一个地方。我仍然幻想着世间有这样的地方。也许还有很多绿色的房子。”
“是吗？”
不知为什么，绮梅的声音显出一种特殊的惊奇。我想问她，她却笑笑不说话了。我们又断断续续地说了一些话，不知不觉睡着了。乡村的夜晚出奇地静。
第二天早上，绮梅先我一步起床。我起来独自穿衣收整，叠好被子，在墙边的盆中洗脸。正在梳头发，绮梅忽然从门外跑进来，拉着我的手，也不说话，就带着我跑到后院爬上梯子。我问她这是去哪儿，她只是笑着，却不答话。
屋顶阳光灿烂，我眯眼了好一会儿才适应。
我一瞬间呆了。眼前是一大片绿色的小房子，干净、宁和、闲散铺陈，有炊烟袅袅升起。房子还是那些熟悉的土坯房，低矮浑厚，形状朴实。然而房子的屋顶和墙壁却变成了绿色，大片大片全村的绿。那是一种新鲜而青嫩的草绿，像春天叶子刚刚开始繁盛时候枝头的绿，介于黄与浓绿之间的轻盈的浅绿，让人满眼发亮而心头沉静的无边的绿。有老人和孩子在小巷里行走，清早的阳光有透明的温度。那一片绿，那一片安宁，正是我幻想中的绿洲，分毫不差。我吃惊地呆住了。
“这是怎么回事？”早饭的时候我问王老师。
“这就是小李的项目啊。”王老师像前一晚一样富含深意地笑着。
“队长？”
“嗯。你们走以后，没过多久他就回来了。他带了一项技术，叫什么绿色房屋工程，是一种光合作用细菌，可以培养在我们土房的墙上和屋顶上。我们这地方离电网远，用电困难，冬天烧煤又得从内蒙古买，很贵，别的资源啥都没有，只有阳光多。他就拿了这技术过来，太阳能蓄电，晚上取暖，多了用不了的还能卖给企业。他和那个台湾商人谈了，让他把建网络的钱拿来投资，跟县里也说了，在税收上给了优惠，结果两边都很满意。”
我沉吟了很久没有说话，心底波澜起伏。我踏过那么多清水般的路途都没有找到的绿洲，竟在尘土遍布的贫瘠的土地上绽开了容颜。阿平知道我的幻象，因此他建了它，让我走到天边，终于在原点与它不期而遇了。
我轻声问王老师：“队长他现在人呢？”
王老师摇了摇头：“这我就不知道了。项目推进了两年，因为不难，所以挺顺利，然后他就走了，没说要去哪儿。我还以为你比我们知道呢。”
我的眼泪瞬间涌上眼眶，在眼底打转。我把阿平弄丢了。我找到了绿洲，但丢了他。他人在哪里。他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窗外阳光点亮高墙，一片温柔。清者清，浊者浊，唯其绿者自生息。
写于二〇〇八年十一月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