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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二世必须死 正文 后记

所属书籍: 秦二世必须死

    “荆轲刺秦”,应该算是中国历史上最受欢迎的文学素材之一。

    如果我们抛开历史不谈,单纯从文学角度去赏析的话,会发现无论从哪一个层面来分析,它都近乎完美。

    整个故事里最核心的对抗,是一个卑微到极致的个体,向一个无所不能的君王发起挑战,两者力量之悬殊,近乎弑神。以小乘大,以下凌上,以弱衅强,以决然之姿,迎绝望之境。人类所有文明,对这样的故事类型都津津乐道。从普罗米修斯到眉间尺,从大卫到精卫,概莫能外,可以说是最经典的一个文学母题。

    此外,这个故事里的角色,个个肌理丰满,情感丰沛。一个野心勃勃的大国君王,一个濒临灭国的小国太子,一个视死如归的刺客,构成了一个绝妙的三角,人物关系充满了张力。更绝妙的是,嬴政和太子丹还曾是幼时流落邯郸街头的玩伴,这让宿命感变得更加厚重。

    而从情节桥段来看,“荆轲刺秦”更是呈现出一波三折的戏剧性。田光、樊於期的自刎,易水送别荆轲的慷慨悲歌,有客未至的悬疑,秦宫前秦舞阳的突然崩溃,秦王绕柱的窘迫,荆轲叉开双腿大骂的绝望,以及夏无且那改变了中国历史的意外一掷——所有这些元素,缀成了一条有条不紊、跌宕起伏的情节曲线,节奏感十足。更重要的是,这是纯天然的、未经任何修饰的真实历史,平添了一份厚重的质感。

    我一直疑心,司马迁会不会是先搜集到了荆轲的材料,看得兴奋了,才起了心思要为刺客们专门写个列传,专为这碟醋包了饺子。我很理解他,任何一个在文学上有追求的人,看到这样一个完美的故事,都很难不动心。

    所以从司马迁以降,历朝历代有数不清的墨客骚人津津乐道于“荆轲刺秦”。时至今日,更有大量小说、影视、游戏、漫画、话剧,反复讲述着刺秦之事,在古老的内核之外添加种种油彩。我自然也不例外,每年总会有那么几天,萌生出写一个刺秦故事的冲动。

    这个想法,在2019年变得更加清晰。

    那一年的夏天,我在西安探访秦宫遗址,得幸近距离见到秦宫六号。

    秦宫六号的主体是一座夯土小山,坐落在一片茂盛的花田与庄稼地中间。放眼望去,它就像一头匍匐在平原上的巨象,背脊圆阔,形体广大。这个夯土堆,是目前秦咸阳宫区内已知最大体量的夯土台基。东西长约128米,南北宽约78米,占地总面积将近1万平方米。

    随行的考古学家讲:“虽然没有证据,但秦朝用于议事和举行重大仪式的咸阳宫,多半就是这个。”我一听,双眼立刻瞪圆:“咸阳宫?那可是荆轲刺秦的地方啊!就是这里?”考古学家连忙拦住我:“考古讲究一分证据说一分话,不能轻易做出结论。”可我历史浪漫主义情结发作,全程把秦宫六号当成咸阳宫来观察,结果有三个小发现。

    一是在这个夯土堆的顶端,发现了若干柱础——用来安放柱子的坑洞,这些柱础的直径约为1.5米,由此推想,支撑宫殿的立柱周长大概有4.71米。

    史书记载:秦始皇为了躲闪荆轲的刺杀,拼命绕着柱子跑动。之前我很好奇,为什么绕柱就能避开攻击?如今亲见这根殿柱,我豁然开朗。这么粗的柱子,绕一圈得十几步,确实可以起到遮蔽的作用。我望着那些柱础,浮想联翩,不知道哪一根才是秦王和荆轲曾经跑圈的。

    第二个发现,是关于那个叫秦舞阳的少年。

    秦舞阳是燕国名将秦开的孙子,十三岁就敢杀人。荆轲觉得此人胆气可用,便邀请他一并前往做大事。本来两人的计划是,荆轲捧着盛放樊於期头颅的匣子,秦舞阳抱着地图,徐夫人的匕首就藏在地图里。

    没想到,秦舞阳走到咸阳宫台阶处时,突然脸色大变,整个人精神崩溃。最后荆轲不得不一个人上前,导致计划功亏一篑。如果他俩一起上,秦始皇就算躲到柱子后面,也一定会被夹击,历史将被彻底改写。

    我原来一直不太理解,秦舞阳这么嚣张一个人,怎么在关键时刻掉链子了?这次站在秦宫六号遗迹的现场,我有点明白为什么了。

    秦宫六号太高了,复原建筑的总体高度,推测至少20米。对现代人来说,20米高的建筑司空见惯,对于秦舞阳可不一样。如荆轲所说,他只是一个来自北地蛮夷的鄙人,没见过什么世面,陡然看到巍峨高耸的秦宫大殿,心理冲击一定极其强烈。

    秦舞阳身负扭转乾坤的重任,心理压力想必紧绷到了极点。他一抬头,眼前是高耸陡峭的台陛,两侧是肃杀的仪仗,视野的尽头是一座庄严矗立的大殿,高高在上,如同九嵕山迎面倾倒下来——他会怎么想?

    我一个千载之下的现代人,站在这座夯土堆下尚且感受到其威压,遑论秦舞阳一个即将刺杀秦王的人。史书记载秦舞阳“色变振恐”,背后隐藏的心理变化,或是源自于此。

    第三个发现,则是我回酒店之后,趁着兴奋重温《史记·刺客列传》时发现的。

    《战国策》原文里,荆轲给樊於期讲他的刺杀计划:“愿得将军之首以献秦,秦王必喜而善见臣。臣左手把其袖,而右手揕其胸,然则将军之仇报,而燕国见陵之耻除矣。”

    而荆轲上殿之后,也确实是按照这个动作执行的:“轲既取图奉之,发图,图穷而匕首见。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抗)之。”

    这个“揕”字,现在很多书里包括高中语文教科书,只是简单解释为“刺”,我原来读时,一扫而过,并未过多留心。但从秦宫六号回来以后,再读这处细节,咂巴出一点不一样的味道。

    古代字书如《广韵》《集韵》《康熙字典》等,都将其解释为双重意思,一是刺,二是“拟击”;换句话说,这是个假动作,是作势要刺,但不是真刺,而是出于威慑或胁迫的目的,吓住对方。

    具体到荆轲这个场景。他一手抓袖子,一手拿匕首去“揕”,显然是打算用匕首吓住秦始皇。换句话说,他并没打算一开始就刺杀,还有点胁迫秦始皇的心思。至于胁迫得手以后他要干吗,是喊两句口号,还是让秦始皇当众丢个丑,就无从得知了。

    唯一可以确知的是,荆轲这个“揕”的动作,耽误了大事。刺杀最忌讳三心二意,如果他不考虑胁迫,上来拿刀就捅,也许会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结局。

    这些发现,在史学上没什么价值,却可以给文学创作提供一些有意义的细节。我关于荆轲刺秦的想象,就在这些细节的填充里不断丰满。

    不过当这个想法成长到一定程度时,我改变了想法。如果只是写荆轲刺秦,似乎太狭窄,秦始皇遭遇了那么多次刺杀,每一次都值得展开发挥一下。或者,干吗不把目标扩大一点,秦二世也可以刺一刺嘛。

    秦二世的时代,不如秦始皇精彩。但在那几年时间里,旧的秩序迅速崩解,新的力量蓄积勃发,最终碰撞出了另一个更为庞大的帝国。汉帝国嘴上说上承周制,骨子里却是秦帝国最好的学生。中华文明的底色,在这一次震荡中才得以确认。

    早年间我曾写过一个《扶苏奔鲁》的超现实魔幻故事,后来坑了。但故事里有一个叫张苍的角色,爱掉书袋,爱吃美食,精于养生,还有点胆小和仔细,我还挺喜欢的,就把他拉出来做主角。这家伙后来位极人臣,寿至一百零四,是那个时代最幸福的人,没有之一。

    张良、徐福都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自不必多说。项缠和阎乐,同样史有其名。前者其实有一个更出名的名字,叫作项伯,在鸿门宴挡住了项庄的舞剑。阎乐是赵高的女婿兼亲信,是他率兵攻入望夷宫,逼迫胡亥自尽,可惜其他资料欠奉。

    书中一直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仓海君,是秦末历史上最神秘的一个人。有说他是东夷君长、秽貊国国君,也有人说是越王无疆的后裔,甚至还有说是东海的海神,莫衷一是。但这人擅长蓄养死士,当属无疑。张良正是找仓海君借来力士,才有博浪沙惊天一刺。至于墨家后裔、燕市杀手云云,皆是小说家言,不过在秦末的辽东,有这么个纯粹的刺客组织,感觉挺帅的。

    再说说孟姜女。

    历史上并没有孟姜女其人。这个故事的原型要追溯到《左传·襄公二十三年》。齐国有一位大将叫杞梁,在讨伐莒国时战死。齐庄公在回师途中,遇见杞梁的妻子,要下车吊祭。结果杞梁的妻子拒绝了,她说有先人留下的屋舍在,却于荒郊野外吊祭,不合礼法——就这么一件事,淡得像白开水。

    一直到了西汉末年,大学问家刘向才在《说苑》和《列女传》中讲了同样一个故事:杞梁战死,其妻悲之,向城而哭,隅为之崩,城为之阤。此时已具备了最核心的元素:“哭塌城墙”。到了唐代,《同贤记》里记载了一个燕国人杞良和孟仲姿的爱情故事,讲杞良修长城活活累死,孟仲姿寻夫痛哭,城墙崩塌云云。女主角算是第一次有了名字,而且也首次明确了坍塌地点:长城。

    等到了南北朝时代的敦煌卷子里,才首次看到了孟姜女的身影:“孟姜女,犯梁妻,一去烟山更不归。造得寒衣无人送,不免自家送征衣。”

    至于她老公,则更可怜。源头的名字本是“杞梁”,传抄过程中,把“杞”讹抄成了“犯”,然后又因“犯”而改“范”。后来又有明白人把“杞”加回来,变成“范杞梁”,最后传到民间,散成了范喜良、万喜良、万杞梁种种。

    书中把“孟姜女”解释成齐巫称号,纯粹是望文生义,从“孟”的排行意与“姜”姓和齐国的渊源生发出来的,读者识之。

    对一个作家来说,长篇小说始终是最艰难的挑战。它的创作是全方位的考验,对作家的学识、心气、技法、脑力乃至体力都提出了很高要求。自从2022年我出版了80万字的《大医》之后,后续作品如《太白金星有点烦》《食南之徒》《桃花源没事儿》等,都是轻量级作品。我当然都很喜欢,只是篇幅所限,不能尽兴。

    这次60万字量级的长篇,终于可以让我痛快地过一把瘾了。编辑来问我选题,我就把文稿扔过去,趾高气扬地说道:“廉颇老矣,尚能饭也。”

    对了,最后要特别说明一下。其实所谓“始皇帝”“秦二世”之类的称呼,是在皇帝死后才会使用的,性质类似于后世的庙号、谥号等。严格来说,秦二世在位期间,世人只会称其为“皇帝”。不过“二世”这名字实在太著名了,书中姑且从俗,仍如是称之,读者识之。类似的例子,还有刘邦的“泗上亭长”一职。秦代的亭长官叫“校长”,汉武帝时才改称“亭长”。司马迁在《史记》里一口一个“高祖为亭长”,是误把汉官代入秦吏,以至后世文学作品,也多影从称之。

    可见对历史的钻研,永无止境。

    马伯庸 于三亚,2026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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