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渊 第七章 第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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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刘广文家时，我看到刘广文和刘一站在楼道里。两人见到我都很激动，纷纷说“你好歹回来了”。我心想这爷儿俩是怎么了，至于都出来迎接我吗。走近一问才知道，两人都是因为犯了错误被撵出来“罚站”的。

    都是罚站，两人的错误又有区别。刘广文回家后马上揭发了刘一派我出去买臭豆腐的事情，妻子一怒之下处罚了儿子。但刘广文也未能因为“揭发检举”而获得妻子谅解，他一身的烟味暴露了自己，也被妻子赶出门跟刘一做了伴。

    “让你们别在屋里抽那么多烟，我这么大的烟瘾都忍住了，就你俩，一根接一根，弄得我也浑身烟味……”刘广文苦着脸小声埋怨我，仿佛我才是导致他现在有家不能回的元凶。

    无奈，我在父子二人期盼的眼神中上前敲了敲门。刘广文妻子见是我回来了，开了门。刘广文爷儿俩也顺势从我身后挤进了屋，刘广文奔向主卧，刘一奔向次卧，爷儿俩动作出奇的一致，仿佛慢了就会被抓住再撵出去似的。

    “唉，我们家就这样，你别笑话。”这一幕反而让刘广文的妻子有些不好意思。我急忙说不会，也赶紧跑进了刘一屋里。但在刘一屋里屁股还没坐热，我又被刘广文叫去了阳台，看他又要去抽烟，我急忙说文哥你胆子可真肥，这进门才几分钟啊，你不怕再被嫂子撵出去罚站了？刘广文摆摆手说没事儿，你回来了，我和刘一就都安全了。

    “老辛这个事情，你怎么打算？”我知道刘广文把我叫出来肯定为了这事儿，于是递给他一支烟，说就先这样吧，我和你站在同样立场上。

    刘广文吐了口烟雾，好像有什么话想说，憋了半天却没有说，只撂下一句“你想好就行，这事儿风险可不小”。我打着哈哈说没事儿，就算万一真有事儿，不还有你跟我做伴嘛。刘广文看了我一眼，也笑了笑，说还是那句话，到时候你跑就行，我殿后。

    “文哥，你觉得现在发生的这些案子，跟之前我和赵支队调查的‘2·15’专案有关系吗？”

    这无疑是近段时间一直困扰我的问题。从1999年“2·15”系列案件结束至今，已经是第13个年头。其间一直“风平浪静”，似乎没出过什么新情况。但自从我和赵干哲的两人“专班”成立之后，一系列事情相继发生。先是宋来福、胡小飞，后来是张成国、韩品木，甚至连赵干哲本人都罹难。这些都是巧合吗？我难以说服自己相信。抑或是因为我和赵干哲做过什么，应该是这样的，但我们做过什么呢？

    “难说……看似风平浪静的海面，其实早已有暗潮在翻滚。你们不经意间激起的小浪花下面，或许隐藏着一个巨大的漩涡。”刘广文说。

    但“浪花”是谁，这漩涡又是什么呢？

    刘广文走到客厅倒了两杯水，时间已经到了凌晨1点半，他似乎依旧没有去睡觉的意思。

    “我走之后你们还聊了些啥？”

    “有关陈春丽和一个叫‘三叔’的人，就是上次你跟吴霞提到的那个家伙。”非常无奈的是，由于刘广文的好奇心和提前退场，我需要把晚上跟辛吉然的对话再给他复述一遍。

    “宋来福不是三叔。”当听到辛吉然和陈春丽对宋来福的怀疑时，刘广文突然打断了我。

    “不是？为什么？”我很不解。

    “宋来福也不是先前被杀的那个人。”刘广文又说。

    我停止复述，看着他。

    “宋来福家属在悦江苑酒店‘维权’时，赵干哲安排我去做了一件事。”刘广文说。赵干哲让他把现场所有参与“维权”的宋来福亲属的情况摸排一遍，并从亲属们口中了解有关宋来福的信息，刘广文在摸排过程中很快发现了问题。

    “怪不得那天你见面喊我‘李副组长’，闹半天你终究也没跑脱，还是被赵支队抓了壮丁，是不是，‘刘组员’？”我想起了那天的事情，趁机开刘广文一个玩笑。刘广文“哼”了一声，面露不屑。

    “来的人多数不是宋来福亲戚，是他老婆请来闹事的村民，真正的亲属只有两个，宋来福的老婆和弟媳。”他继续刚才的对话。

    “两人看过尸体，也按照程序做过辨认笔录，确定死者是宋来福，但在之后的DNA验证环节中却出了问题。”刘广文接着说。宋来福没有孩子，弟弟名叫宋来顺，6年前与自己的儿子一同死于湖南一靖安路起建筑工地高坠事故，也就是说，宋来福已经没有了直系血亲。

    “我们让宋来福妻子回家搜集一些丈夫生前穿过的衣服、用过的牙刷之类的物品，他老婆很快把东西拎来了，经过DNA检验，也对上了。但赵支队却派人去了一趟湖南，带回了6年前宋来顺父子出事时当地警方做的证据材料，两相一比对，又出了问题。”

    湖南警方当年的证据材料中有宋来顺父子的DNA数据，但与宋来福的明显不同，比对结果是两者并无血缘关系。对此宋来福妻子和弟媳给出的解释是，宋来顺系当年宋来福父母收养的逃荒儿童，村里老辈人都知道这件事。警方随即派人去宋来福老家所在的高碑寨村进行走访，核实了这一说法，同时又获得了另外一则信息——宋来福年轻时曾在一次械斗中受伤，导致单侧脾脏摘除，但警方在尸检中并未发现这一情况。

    为确定这一情况的真实性，警方去周边医院进行了核查，确定宋来福在2002年之前一直有脾切除手术护理用药的购买记录，但奇怪的是2002年之后却没了任何记录。警方重新审查宋来福妻子和弟媳的证词，两人方才承认，死者并不是宋来福本人。

    “她们为什么要这么做？真正的宋来福去哪儿了？悦江苑酒店那些宋来福的证件资料又是怎么回事？”我瞪大了眼睛，问刘广文。

    “嗯，这也就是那场‘维权’一直持续了50天的原因。”刘广文说。

    宋来福的妻子说，宋来福本人其实早在2002年前后就已不知所终。由于两人婚内感情极差，宋来福不但有暴力倾向且滥赌欠了很多债，此前有过多次外出躲债一走就是一两年的经历，因此当宋来福失踪后，她并没有报警或找寻，反而感觉周身轻快。

    直到2005年，一名陌生男子悄悄造访宋家，给她带来了宋来福已在南方某个城市亡故的消息。宋妻震惊之余反倒觉得有一丝安心，因为在那之前的三年里，她已跟邻村一名男性共同生活了许久。陌生男子还给了宋妻6万元现金，一来作为“补偿款”，二来作为交换，让她把家中所有宋来福的证件资料都交给自己。宋妻拿到钱后二话不说便答应了。

    之后数年陌生男子再没来过宋家，宋来顺在2005年前后曾因哥哥失联许久去南方找过一段时间，但毫无音讯。后来宋来顺也因故身亡，再无人关注宋来福。直到2012年5月，另外一名陌生男子找到宋妻，说要给她介绍一个“赚大钱”的差事。

    “就是冒充‘宋来福’家属，找酒店要赔偿，那个人安排人手，宋来福妻子只需要做两件事，一是去现场哭，二是收赔偿款，拿到的钱，两人对半分。”刘广文说。这些情况赵干哲全都掌握，但他没有声张，压了下来，一方面维持悦江苑酒店的现场秩序，另一方面派刘广文暗中调查宋来福妻子口中的“陌生男人”究竟是谁。

    我终于明白为什么那场毫无道理的“维权”竟持续了一个半月。

    “这就是那天你在吴霞家里询问张成国是不是‘那方面’有问题的原因？你怀疑被杀的人是三叔，张成国是他当年的同伙，因为只有作为保安经理的张成国才能帮助宋来福在酒店保安队找到工作并隐藏下来？”我觉得这样的推断并不出格，于是问刘广文。

    “是的，我最初也是这么想的，但问题是宋来福的老婆见过张成国，却说那陌生男子不是他。”刘广文顿了顿，“最诡异的是宋来福的老婆说，她感觉那具‘宋来福’的尸体似乎就是当年带来她丈夫死讯的男人。而后面那个找她‘赚大钱’的人自称是第一个男人的朋友，三十出头，高高瘦瘦的。那人对当年的事情很了解，而且威胁过她，说如果不跟自己合作，那他会把之前的事情捅给警方。”

    不知为何，我脑海中突然升腾出了韩品木的影子，但转念一想又觉得不太可能。韩品木是秃头，这么明显的特征宋来福的老婆肯定会记下来告诉刘广文。想到这里，韩品木的影子随即消散了。

    “这案子简直了……我们究竟遇到一个怎样的对手……”刘广文把杯子里的水一饮而尽，然后望向窗外。阳台外漆黑的空气中氤氲着水汽，估计又有一场暴雨已在酝酿之中。

    “不早了，赶紧睡吧，明天还得上班。”他说着，转身往屋里走去。

    “文哥，还有个事儿想问你。”我在他身后叫了一声。

    “我困了，有啥事明天再说。”他头也不回地进了卧室。

    可能是因为睡得太晚，也可能是因为今天晚上大脑获取的信息量太大，我躺在床上，辗转难眠。

    先是辛吉然的话，他口中宋来福和陈春丽的案子、韩品木当年的不在场证明，还有那个毕德华。之后是刘广文的话，关于三叔，关于“三叔不是宋来福，悦江苑酒店停车场的‘宋来福’不是真的宋来福”，如此等等，他们的话好像一张张PPT不停地在我脑海中划过，将此刻本该当家做主的瞌睡虫子撵得不知去向。

    虽然脑袋很乱，但我总有种感觉，晚上跟辛吉然谈话时，我似乎在某个点上突然受到过某种刺激，当时那个感觉一闪而过，没有捕捉到。后来因为他又说了新话题，我没来得及回头去重新捕捉那种感觉。这会儿躺在床上，又不由自主地思考起来。

    问题出在哪儿呢？

    几次入睡失败后，我索性平躺在床上，开始寻找那种“感觉”。最笨的办法，无非是把今晚和辛吉然的整个对话重新复盘一遍。

    先是韩品木的案子，胡小飞、郭鹏飞当年给他出的“不在场证明”；之后是宋来福的案子，陈春丽说宋来福是三叔，而后又反悔；再往后是毕德华，辛吉然去了光辉中学，他想起当年跟辛小亮打架的人绰号叫“老毕”，被辛小亮打断了鼻梁骨。

    那个感觉又回来了。

    对，问题就出在这里。

    我开始仔细琢磨辛吉然当时的话。

    如果当年受伤的“老毕”真是毕德华的话，他被辛小亮打断了鼻梁骨，脸上还缠了绷带，他受伤是在陈春丽的案子发生之前还是之后？如果是案发之前，那他在实施陈春丽案犯罪的时候脸上应该依旧缠着绷带，但陈春丽当年的笔录里并没有这一条。毕德华被打断鼻梁骨和辛小亮头部受伤应该是同一天。刘广文说过，当年辛吉然之所以怀疑儿子辛小亮，是因为他头部受伤的时间正好卡在了陈春丽案发的时间点上，那么毕德华的受伤时间也必然要符合这一特征。

    两人到底是哪一天打的那场架呢？

    夜很深了，我看看窗外，东边的天际线处已经有些泛白。

    我拿过枕边的手机，犹豫了一会儿，还是给辛吉然发去了信息。

    “辛叔，你记得当年辛小亮脑袋受伤具体是哪天吗？”

    “4月初，具体哪天我真的记不清了。”不料辛吉然很快回复了信息，不知为何，他也熬到这个点还没有睡。

    我把手机塞回枕头下面。

    看来最好的办法就是明天把这个毕德华重新“拎出来”核实一下了。

    那晚我大概只睡了三个小时，早上被闹钟叫醒后，原本想拉刘广文一起去趟第二附属医院，因为当年“老毕”鼻梁骨被打断，想要就医的话，大概率会就近选择二医院。但第二天早上我醒来时刘广文已经走了。我非常奇怪他为什么不像往常等我一起去上班，刘广文的妻子却说他昨晚辗转了一夜没睡着，好像有什么心事似的，熬到5点多便起床出门了。

    “昨晚上你俩干吗去了，搞那么晚才回来不说，又在阳台上聊半宿，今天早上他腿也不瘸了。”刘广文妻子的脸上写满了问号。我不方便把辛吉然的事情告诉她，只是打着哈哈说工作上的事。说完赶紧走了，防止她继续追根溯源。

    去所里点个卯，刘广文同样不在办公室。给他打电话，他说自己有点事在局机关忙。既然这样我只好自己去了二医院，但很可惜，因为时隔久远加上医院几年前进行过改制，早年急诊的工作日志早已不知去向。

    想了想，为了不白跑一趟，我直接去了毕德华家。

    毕德华家位于兴平农场管理区的一栋四层小楼里，他出事时尚未结婚，因而一直跟父母居住。毕德华父母已经年近七旬，满头白发。由于当年计划生育政策规定国企职工只能生一胎，否则会被开除公职，因而到了含饴弄孙的年纪，老两口却只能守着空荡荡的家。

    “这都过去七八年了，你们怎么还来？”站在毕德华家门口，刚把来意说明，毕德华的父亲便表达出了强烈的不满。“还有没有完了，他就算是个强奸犯，人都死了，也算是罪有应得了吧。”

    我只好解释说事情的确过去很久了，但我还是得来了解些情况。

    进屋后，毕德华父亲把我让在客厅沙发落座，他和毕德华母亲坐在一旁的马扎上。盛夏时节毕德华母亲腿上却盖着毯子，她解释说自己有严重的风湿病，腿沾不得一丝凉风。

    “该说的，我们都说给你们单位之前一个姓赵的领导了，也不知道你还有什么情况需要找我们了解。反正还是那句话，自己的孩子自己清楚，我们是绝对不相信小华是强奸杀人犯的，确实他平常比较调皮，但那种事儿他干不出来！”落座后，毕德华母亲对我说。

    “2004年，小华在化工厂出事，按照规定厂里应该给40万赔偿，因为你们拿出了这个事儿，厂里说小华是罪犯，早就该被开除的，结果最后只给了4万块钱的补偿，还说是因为‘人道主义’，你们这个案子到底查清楚没有？不是说小华还有两个同伙吗？到底是谁？抓到了没？”毕德华父亲也搭话说。

    我只好说案子还在查，这次来也是为了这事儿，请你们回忆一下，99年4月份，就是毕德华犯事的那个月，有没有被人打断过鼻梁骨？

    “99年4月？这都十多年了，我们怎么能记得住！你能记住你十几年前因为啥事儿去过一趟医院吗？”毕德华父亲对我的抵触情绪很强，他似乎不管我说啥，都想来怼我。

    “我也就是来问问，您想得起来就跟我说说，想不起来就算了。”我说。

    “没有！”又是一句坚决的否定，来自毕德华的父亲。

    他说完“没有”，屋里陷入沉默。毕德华的父亲在吸烟，毕德华的母亲则一边揉着自己的腿，一边把眼睛看向地面，不知是在回忆，还是在无声地向我表达反感。

    既然“没有”，看来昨夜的失眠是我自己给自己找麻烦了。我也就没有必要继续留在毕德华家了。

    准备起身告辞，却听到毕德华的母亲突然问老伴：“小华打球伤到鼻子是哪年？”

    “嗯？伤到鼻子？”我暂时又坐回到沙发上。

    “人家警官问的是‘打架’，不是‘打球’，你扯那没用的干啥呢？”毕德华父亲说话显然依旧带着情绪，只是这次把情绪发泄到了妻子身上。

    “哎呀，那时候他说是打球受的伤，你就信他是打球受的伤吗，你忘了楼下的刘婶都说看到小华跟人打架去的医院，当时你就是不信！”毕德华母亲埋怨道。

    “他是我儿子，我不信他信谁？信刘婶？信警察？警察说他是强奸犯呢，你信吗？！”毕德华母亲的埋怨仿佛点燃了丈夫的怒火。

    “你就信他！当初要不是你一直惯着，他最后能成那样！”毕德华母亲马上反驳。眼看夫妻二人话不投机，我赶紧把话题接过来。

    “咱先别激动，也先不论他当初是怎么受的伤，我就想知道当年有没有这件事，这关系到毕德华的清白……”

    这句话起了作用，或者说大概是这句话里的“清白”二字起了作用，夫妻两人顿时安静下来。

    毕德华父亲把手里的烟蒂重重按灭在面前的烟灰缸里。

    “好像就是99年吧，那年本来想送他去当兵的，因为鼻梁骨折了，没去成。”半晌，毕德华父亲说。

    “4月份吗？”我想确定一下。

    “对，4月份。武装部要求五一前验兵体检，小华因为鼻梁骨骨折，体检没通过，这才推后了一年。”毕德华父亲说。

    “具体是几号？”我追问。

    “记不清了，应该是月初的一个周六，那天小华回来得蛮晚，我和他爸已经睡了，就没发现他受伤的事。第二天发现了问他，他说是前一天晚上打球撞的。”毕德华母亲说。

    她对儿子的往事记得更多一些。

    我掏出手机，打开日历，看到1999年4月初的第一个周六，是4月3日，陈春丽案发的那天。

    “嗯，差不多，对，是月初第一个周六，本来周天该去体检嘛……”毕德华父亲附和道。

    看来，辛吉然记忆中那个跟辛小亮打架的“老毕”八成就是毕德华。至于当初受伤是因为“打球”，或许只是毕德华糊弄父母的一个托词而已。我当初的怀疑没错，毕德华受伤跟陈春丽出事在同一天，如果毕德华真的被辛小亮打到鼻梁骨骨折，他还能实施之后的犯罪吗？即便能，陈春丽也应该看到毕德华脸上的绷带啊。

    “毕德华当时伤得重不重？”我问毕德华父亲。

    “重，怎么不重？鼻梁骨断成三截，脸上又是绷带又是定型戴了一个多月，听小华说，当天鼻血流得满身都是，在医院洗漱间有个女的用手绢帮他止血，最后手绢都能拧出血来！”毕德华父亲说。

    “一个女的用手绢帮他止血？”我突然想到了些什么。毕竟陈春丽的案发现场只找到了毕德华的血液样本，而这份样本是最终确定他嫌疑的核心证据。

    “他有没有说过女的长啥样？多大岁数？”我问。

    “比我们小点吧，估计当时也就40多岁，后来在街上遇到过，我们还想感谢人家一下呢。”毕德华母亲说。

    “什么时间？在哪儿遇见的？”

    “就是99年，在运输处客运站，女的是售票员，我和小华买票时认出来的。”毕德华母亲说。后来她还专门买了一块手帕送过去，但当时那位女售票员已经离职了。

    “如果放到现在，你还能认出那个女售票员吗？”我问。

    “嗐，看情况吧，这么多年了，估计认不出来了。”毕德华母亲说。

    “好的，你等我一下。”说完，我匆匆出门。

    “小华的案子……”毕德华父亲追到门口问我。

    “等我回来！”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