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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卷 第三部 1993~1997 民族品牌进行曲 1993 扭转战局(6)

  分税制的实行,使中国的财政秩序为之大改,中央财政重获活力。1994年~2002年,我国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7.5%,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93年的12.6%提高到2002年的18.5%;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为55%,比改革前的1993年提高了33个百分点;2002年,除税收返还和体制性补助外,中央向地方转移支付高达4019亿元,是1995年的8.6倍,年均增长36%。中国社科院的金融学家刘煜辉认为,分税制改革后,一方面中央把财权高度集中,在税收上削弱地方政府所占的比重,而留给地方的几乎都是收入来源不稳定、税源分散、征管难度大、征收成本高的中小税种。另一方面,中央又把更多的事权层层下放给地方政府,甚至经常以牺牲地方税权为代价来完成中央的某些政策,“中央请客地方买单”的现象大量存在。以经济发达、税源最为充沛的浙江省为例,在1993年,浙江的财政自给率是133.27%,1994年以后这一比率大幅下降到60%左右,而其他中西部地区的财政状况更可想而知。

  除了靠分税制拯救危机中的中央财政之外,朱基另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金融决策是,力排众议实行汇率改革,让人民币大幅贬值。在此之前,中国实行的是官方汇率与调剂市场汇率并存的汇率制度,它是计划经济的一条“金融尾巴”,既保护了国有公司的利益,同时也催生了一个庞大的外汇交易黑市。从1994年1月1日起,两种汇率实行并轨,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单一的有管理浮动汇率”,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定为8.72元兑1美元,比之前的官方汇率5.7元贬值33%——兑换1美元需要的人民币,在1978年是1.7元,1991年为4元,1992年初是5.7元。人民币的大幅贬值,使得中国商品一下子在世界市场上价格变得便宜了,而且更重要的是中国成为一个更加吸引外部投资商的地方。德国的《商报》在评论中认为,人民币的大幅贬值,首先意味着亚洲四小龙低廉的劳动力优势从此丧失,中国必将成为全球制造业的中心。

  这是一个十分具有标志性的政策变化。从此之后,中国公司开始集体远征,中国经济走上了外贸拉动型的道路,它将在2005年达到顶峰,并诱发中国与欧美乃至周边国家的贸易大战。①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中,日本、韩国和东南亚诸国金融体制的脆弱性暴露无遗。1997年6月,国际金融狙击手终于在泰国撕开突破口,灾难发生。

  朱基主政的“第三战”,也是贯穿十余年的治理主题,是搞活国营企业。对此,他的思路也与之前有微妙的转变。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营企业改革的成效一直无法让人满意,凡是有民营企业涉足的行业,它们都表现得不堪一击。这年的局面是,经营机制转换抓了多年但收效甚微,国营企业家们仍在嚷嚷权力太小。在这年的北京两会上,国内最大的钢铁公司总经理李华忠在分组会上大喊:“自主权万岁!”他还羡慕地对身旁的辽宁省海城市东房身村党支书王国珍说,“我的权力还不如你的权力大。”而另一方面,权力放了下去,到底能不能用好,却是另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由于效益不佳和老企业萎缩,失业人口的增加已成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在朱基看来,中国当今的企业问题已非改革之初可比,当时只有国营企业一支力量,不把它们搞活国家当然振兴无望,而如今,乡镇企业已经异军突起,占到了半壁江山,外资企业也蜂拥而入,自是另一股可以借助的商业力量。同时,随着民间资本的日渐充沛,两大股市又可代替国家财政成为向国企输血的工具。在这种新的局势下,国营企业的改革就不应该关起门来,老是在经营体制的转变上绕圈圈,而应当将它们放到市场中去,中央政府则要在整个经济体制的重新构造上多下力气。朱基对陈光在山东诸城搞的企业改革十分感兴趣,专门派国家体改委副主任洪虎前往调查。也是在这一年前后,“抓住少数、放活多数”的思路开始渐渐萌芽。

  这年7月1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周叔莲在《光明日报》撰文《关于国有企业产权的两个问题》,论述“所有制是发展生产力的手段,而不仅仅是意识形态意义上的目的。”由这个判断出发,周叔莲以及其他学者提出,不能把所有的企业都抱在怀里,这样做既不必要,也不可能。国家只要抓住关键少数,搞好500~1000家大公司、大集团,就会为众多的中小企业提供广阔的生存空间。那些没有竞争力,也无关国计民生的中小企业将被“放掉”,政府将主抓那些有成长潜力、具备资源优势的大型企业及盈利能力强的产业。周叔莲的观点得到决策层的赞赏。很显然,这是一种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改革思想,它意味着国营企业的改革从放权式的体制转换阶段进入了“重点扶持、其余放活”的结构调整阶段,同时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公司的成长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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