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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卷 第四部 1998年~2002 在暴风雨中转折 企业史人物 “烟王”是非

    1998年,中国企业界最大的争议是一个叫储时健的企业家该不该被判处死刑。

    储时健是云南红塔烟草集团的董事长。红塔的前身是玉溪卷烟厂,早在1979年,这是云南省数千家默默无闻的小烟厂之一,固定资产1065.65万元,生产设备全部是三四十年代的水平。云南烟草冠绝全国,其中又以玉溪为“云烟之乡”,储时健当上厂长后,狠抓质量和营销,创出“红塔山”、“阿诗玛”等品牌,他还大量收购优质烟田,最大的一片有2000亩。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玉溪厂已颇有名气,每年可上缴利税5亿元。

    玉溪厂快速发展的时间是从1988年开始的,之前,中国所有的烟草价格都是计划控制的,这年7月,国家宣布对13种“名烟”放开价格,实行市场调节,13种名烟中,9种产自云南,储时健的玉溪卷烟厂就争取到了4种。根据当时报纸记载,7月28日,烟价放开,红塔山的每包售价就从1.3元涨到3.9元,第二天再涨到5元。这一年,在全国上缴利税最多的前10家企业中,云南玉溪卷烟厂名列第5,经济效益跃居全国轻工行业之首,储时健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和“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储时健最有“创新”的一个举措是,为了突破国家对烟厂的产量指标控制,他绕开有关政策,通过购并云南及其他省份小烟厂的方式充分放大自己的产能,日后来看,这是一条“灰色”的改革通道,它让国家对烟草生产总量的限制形同虚设。到1990年代中期,玉溪卷烟厂年创造的利税达200亿元以上,占到云南财政收入的60%,相当于400多个农业县的财政收入总和,稳坐中国烟草业第一把交椅,并跃升为世界第五大烟草企业。在1997年,“红塔山”的无形资产为353亿元,在中国所有品牌中位居榜首,在储时健任职的17年间,红塔集团总计纳税800亿元。一位中央领导在视察该企业时说:“这不是卷烟厂,这简直就是印钞厂。”

    1996年底,中央纪委信访室接到匿名举报,对储时健展开调查。12月28日,储试图通过云南边陲河口边关出境,被边防检查站截获。第二年6月,储时健因贪污罪名被拘捕,他对检察院预审人员坦白罪行:“1995年7月份,新的总裁要来接任我,但没有明确谁来接替。我想,新总裁接任之后,我就得把签字权交出去了。我也辛苦了一辈子,不能就这样交签字权,我得为自己的将来想想,不能白苦。所以我决定私分了300多万美元,还对身边的人说,够了!这辈子都吃不完了。”

    储时健对自己的贡献与收入之落差一直耿耿于怀。1990年,当选“全国优秀企业家”的他对记者抱怨说,“上级规定企业厂长可拿工人奖励的1-3倍,但实际上,我们厂的领导层一直只拿工人奖励的平均数。就我个人而言,十年前的工资是92元,奖金是当时全厂最高的6元,再加上其他的总共月收入才110元。十年后的今天,厂子搞好了,我现在月收入有480多元,加上一些奖项,总共可达到1000元。”到1995年前后,储时健的年薪加上云南省对他的奖励为30万元,他算了一笔账,红塔每给国家创造14万元利税,他自己只拿到1元钱的回报。

    据检察系统的侦察,储时健贪污的金额为700万元左右,其数额巨大,按律难逃死罪。然而,此案见报后,在企业界和媒体掀起轩然大波,几乎所有的人都对储报以同情,时值“国退民进”、产权改革的高xdx潮期,人们均以为储时健功勋卓著,其所得与贡献实在落差巨大,贪心大可原谅。有人据此总结出了一个“59岁现象”——其实被捕之际,储的年纪为67岁,已属“超龄服役”——也就是,国有企业的当家人由于收入偏低,因此很可能造成他们在退休前大捞一把的现象。“59岁现象”被认为是制度造成的陷阱。

    对储时健的同情与声援,成为一股很耐人寻味的势力。在1998年初的北京两会上,十多位企业界和学界的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联名为储时健“喊冤”,呼吁“枪下留人”,一个听上去很能打动人的说法是:“一个为民族工业做出如此巨大贡献的国企领导,一年收入竟不如歌星登台唱一首歌!”1999年1月,储时健“因为有坦白立功表现”被判处无期徒刑。据当时的媒体报道,宣读判决书的时候,储时健只是摇摇头,没有说话。

    在后来的很多年里,储时健一直不是作为“罪犯”而是一个“含冤蒙罪”的企业家形象出现在各种媒体上,很多企业家视之为崇拜的偶像,生产手机的波导集团董事长徐立华便曾经如此表达对储的敬意:“真正的企业家是储时健,那是中国天字号的企业家。中国哪一个企业家超过储时健的?没有!”徐之观点被很多人所认同。

    储时健在监狱里并没有坐多久,2000年前后,他就以身体有病的原因被保外就医。他与妻子在云南哀牢山承包了两千亩山地种植甜橙。一些企业家不远千里前去看望他,其中包括万科集团的王石,王说,“虽然我认为他确实犯了罪,但这并不妨碍我对他作为一个企业家的尊敬。”《中国企业家》记者刘建强还记录了一个传闻,“政府给褚时健立了一个账户,里面存了几十万元钱,作为他看病的费用。没过多长时间,账户里的钱变成了几百万,都不知道是谁存进去的。”

    只有极少数的人对“储时健现象”提出过质疑。以无忌直言而出名的香港科技大学教授郎咸平评论说:“红塔集团的储时健贪污,媒体对他百般同情,凭什么同情他?要不是国家不准民营企业做烟草,能有你储时健的成就?企业做得好,功劳就是自己的,凭什么?国家不是给你待遇和荣誉了吗?”

    “储时健现象”是一面镜子,照得见转型时期的中国商业界在法制观念和价值评判上的模糊、矛盾与迷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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