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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母亲眼皮“啪嗒”一垂，表示默认，表示默然接受，表示她将温顺地接受他给她的一切。她刚才的张和现在的弛，她刚才的积极、主动和现在的消极、被动，她刚才的冲锋和现在的投降，搭配得好得不能再好，恰合李师长这样一个对摩登开放和封建古雅两种女性都梦寐以求的男性的理想。我母亲任他照料她，将她裹进大衣。一看就知道他是个从来没照料过别人的人，这点更让我母亲怦然心动，他是个指挥千军万马，手一挥就有人去冲锋陷阵、去送命的男人啊。我母亲认为一旦男人有了这样的权力，这样的威风，他在女人心里才是个真丈夫、真汉子。其实我母亲对此缺乏实质性的认识。能指挥千军万马的权力使男人很性感。他将深橄榄绿的呢大衣，从我母亲的一个肩头兜到另一个肩头。军大衣足有十斤重。它是李师长沉甸甸的间接拥抱。我母亲给粗糙的呢子大衣拥抱着、抚摸着，荷尔蒙幽暗的热流从她下腹、从她雌性源泉的底部涌出来，在刹那间完成了她最后一段青春发育。这个男人和这个少女的雌雄电流在空中接通，火花进溅。
“你父亲是在五十年代初离开军界的？”
“是的。”
“离开的原因是什么？”
“治理淮河。”是为了我母亲。我母亲使李师长受了处罚。他的上级对抛弃原配妻子的军官们突然觉得有必要收拾收拾。我猜想那个收拾李师长的上级艳福太浅，假如我母亲那天在医院碰到的是他，那么抛弃妻室的天良沦丧的事就轮到他头上了；这是由不得他的，我母亲一旦进人了一个部落，首选必定是酋长。
“治理淮河是怎么回事呢？”便衣福茨拿不准这是不是个情报要点。
“治理淮河是毛泽东的主意。毛泽东说：一定要治好淮河。”
“毛泽东和你父亲够交情吗？”
“没交情。”父亲和毛泽东的合影一共有三张。后来它们就是我父亲政治生活的三个盾牌。我母亲把这些盾牌用得很好。放大了十倍尺寸，挂在父亲的办公室，她自己的办公室，她孩子们的校长和教师的办公室，她那潜藏五百两黄金的娘家的堂屋。因而她娘家的几栋大瓦房片瓦未损，继续包藏应家的黄金悬疑。“时间已经过了。”
“不会吧？”理查说。他忙看一眼表：“真的，不过只过了两分钟。”
“抱歉，我还得上班。你要付我的房钱饭钱管我的饭，我陪你审到底绝不会有意见。我已经好几次迟到了。”
理查看我已站起身，拿起椅背上的挎包，弯腰去系一只鞋上松了扣的鞋带。马上追上一句：“最后一个提问。”
“问吧。”
“你父亲现在还信仰共产主义吗？”
“当然信。他没办法。”
“你是说……”理查还没组织好他的脑筋，“他没办法有信仰的自由选择？”
“我和我父亲从来没谈过信仰什么的。我们不是那种装腔作势的家庭。我可以走了吗？”
“哦，当然！”理查的歉意接近真实了。“你任何时候都可以离开，任何时候都可以拒绝和我们谈话。你完全是自由的；你要感到我干扰了你的自由，那可真对不起，因为我们本意不是如此。”
“谢谢。”
我走到门口，突然站住脚。
“理查，你知不知道有这么回事——FBI在五六十年代把美国所有著名作家都列在黑名单上。连福克纳都在内。女作家赛珍珠在你们这儿的档案，一共有二百多页。是她言论、行动的记录。”专业名词，那叫“搜集黑材料”。
“是三百多页。”
“你们当时的头儿胡佛还是她的最热衷读者之一。”
理查瞪着眼，蓝蓝的目光。他想，她这样冒出一句鬼话是什么操蛋意思？
我也不知道我是什么操蛋意思。
“阿书要我问你好。”
“替我问她好。”他滴水不漏；难堪、意外、狼狈、措手不及，一概不漏。
“你还是自己问她好吧。”反正你给她打长途电话既拿薪水又花国家的电话费。
我笑出一个颇厚颜的笑，想到阿书果真把他拉下水的情形。
他也回了个同样厚颜的笑，被同样的念头激发的：阿书特意换上风骚短裙，对他左一个眼风又一个眼风，抽象地吃了他一回豆腐，具象地请他吃了一回豆腐。
下了课近十点钟。我把两封事先打印好的推荐信塞到格润教授和翰尼格教授的信箱里。所有教授的信箱就是一个大方格中的无数小方格，每一小方格上印着小极了的姓名。不按字母顺序，按一个暗中被认定的主次排列，因而非常难找。这暗中的主次地位，暗暗在系里所有学生，所有教、职员心目中确立，我选的这两位教授，都应该属于成就不显著，却也不是显著低能的。他们该被排列在中间地带。果然，我在非优非劣的一带找到了他们的名字。这是两封措词一模一样，内容一模一样的信，是推荐我拿奖学金的。我跟两个教授事先商量过，他们都说不介意我自吹自擂，他们会一个字也顾不上读，只在签名处签上他们的名字。
乘电梯下楼时，我对着电梯里的锃亮的不锈钢墙壁理头发，看见一行圆珠笔写的小字：“大麻能让你放屁放出彩虹”。毫无道理地，我突然想到在推荐信上我把“精彩”、“杰出”这类词用在自己头上，是不是无耻了点？除了“精彩”“杰出”的学习成绩，还有“罕见的写作天分”。我罕见吗？在教授眼里，一个二十九岁的中国女人操着时态混乱的语句在课堂上口述故事，大概够罕见的。但“天分”呢？对这个时态上毛病百出的人，“天分”帮得上多大忙？电梯显示器的数字在一声声短促的鸣笛中下降，我突然浑身潮热，所有汗毛孔同时扩张，泌出汗珠。我发现自己的食指摁在上升键上。电梯昏昏然地升上去，却在第十层停了下来。门阴险地缓缓打开，一辆巨大的垃圾车被塞进来，狭小空间立刻消失了百分之九十五。半分钟过去，电梯警铃响了，垃圾车仍是无所从属地拥塞在电梯门口。“罕见的文学写作天分”使我一身一身地出汗。我这才明白这些教授们狡猾得可恶：他们让被推荐人自己写推荐信。人在自我吹嘘时的厚颜程度毕竟有限，否则就会像此刻的我一样臊得活不下去。因而那点可怜的奖学金额数不会造成学生之间太大规模的自相残杀。教授们真油啊，他们把希望建筑在我们的廉耻心和自轻自贱上。我把两个掌心紧贴在冰凉的金属电梯壁上。却仍是无望将我浑身的燥热镇下去。这些流氓教授们就是要我为自己冠上的“杰出”和“精彩”无地自容；每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形容词在此刻都会成为自我羞辱。
我从垃圾车旁边挤出去，跑到走廊末端，这里的一扇门通防火楼梯。我听着自己的古老皮靴在防火阶梯上“嗒嗒嗒”地攀登，踏出荒凉的回音。文学系在第十六层，系办公室的门十点钟关闭，我得赶在它关门前把两封推荐信收回，然后再到电脑上去删除“杰出”“精彩”之类的词汇。
上到第十六层，就见一盏盏灯正在熄灭：自动熄灯器在十点之后开始熄灯。我大张着嘴喘息，整根喉管干成了一眼枯井。只好明天一早来取信，系办公室九点开门，系里最早的课也是九点开始。无论如何，我得在格润和翰尼格到达之前把那两封信取回。
地铁站口关上了两扇朝北的门，为预防暴风雪。我小跑着往南边绕，白天被踏烂的雪这时冻结成冰，大片无序的凸凹，我的步履便踏在无数歪曲细碎的齿锋上。脚上这双靴子的前任主人或许不必在如此的雪地上起舞般行走；她的纤纤秀足在菲薄的鞋底与鞋面之间，在六十年代的“林肯”或“福特”车内和着JOanBaez或CatlySimon（两位都是六十年代的女流行歌手）的节奏踏动，那时的一双脚为活着的舒适感到幸运或无所谓；那时的一双秀足以它们的形状永远地把轻盈婀娜的步态留在这双靴子里，三十多年后为万里之外来的异国女人制定着步履；那优美婀娜的幽灵此刻同形状迥异的这双异族之足一同受罪。她在三十多年前无论如何想象不到这双秀丽皮靴的归宿；她绝想不到它们曾经的所有非功利、唯美的属性，它们引以为荣的华而不实之处，在三十年后终于被看透，被定罪为华而不实。她是否还活着？倘若活着她会在哪里？是坐在残喘的壁炉边微醉地想到三十多年前一小截情史；她穿着这双靴子在爵士吧里强作痛苦地扭动甚然发现一束钟情的目光？还是躺在暖洋洋的鸭绒被里昏昏入梦，而在她无边无际的辽阔忘却中，藏纳着她对于这双皮靴的彻底忘却？……每一件来自旧货店的物品都如此的暧昧与丰富。劳拉却绝不会要这一份暧昧和丰富。在这样的冰天雪地中，任何人不到万不得已，都不要这份暧昧、丰富。谁都宁愿要三十块钱一双的尼龙棉靴，带厚厚的防滑胶底。再要个性、再不愿牺牲风度的人都会毫不犹豫地摒弃这双优美婀娜的皮靴，而选择芸芸众生的尼龙棉靴。而我却没有选择。我拿不出三十块钱，只好忍痛优美啊娜下去。
我正要进入地铁入口，忽然听见一个声音说：“晚上好。赏一个角子吧。”
我看看这个流浪汉，毫不减速地步下地铁阶梯。空气既温暖又肮脏，拐弯抹角处的尿被蒸发在空中，一股特殊的辛辣。
流浪汉跟着我下楼梯，坚持要我赏他一个角子。空气里的尿味有他一份贡献。我声音和他一样平板，透着同他一样的大度、超脱、顽韧，告诉他我今晚也缺一个角子。我们这样扯着皮便下到站台。他今晚喝得可真不少。很可能抄起什么给我一下。我只能让让他了，掏出个十分币，摁在他粉红色的掌心上。
他说，嗨，你怎么回事？我要的是一个角子。
我说我没有角子。我摊开两手，让他看看我就剩命一条了。
他果真看明白了，眨巴着眼，手指合拢在十分币上。他突然说：你看这样好不好？我给你买份晚餐。
我说：晚餐就免了吧。
他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回答呢？你应该说：谢谢晚餐。
行。谢谢晚餐。
你要热狗还是要汉堡？
都行。
要我是你的话，就要热狗。因为可以在波兰香肠上加腌酸菜。这样的夜晚，烤热的波兰香肠加腌酸菜没治了。
没错，肯定没治了。
流浪汉最受不了的或许不是吃不饱喝不足，而是他们终日终年的沉默。人们会赏他们一两个角子，但从来不赏个面子站下脚，听他们说句话。
热狗上可以加到四种配菜：葱末、腌辣椒末、番茄酱和芥末酱，不超过四种，不必付额外的钱。他告诉我。他认为我缺乏这方面的基础教育。
好的。那就来四种吧。
你看，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完全可以请你客。
从粗大的柱子后面突然闪出两个粗壮的警察。
一个警察对流浪汉说：哈，你可让我今天没白过。
另一个警察指着流浪汉问我：他怎么你了？
我说：没怎么我，就是打算清我吃一个热狗。
火车带着轻微地震进了站。我正要迈步上车，听见身后“咔嗒”一声金属砸击。回过头，见警察们已将流浪汉铐起来了，手铐的另一头留在警察甲手中，警察乙提着警棍随时打算抡出去。我立刻从车里回到站台上。
我说：他没怎样我，就是要给我买个热狗！
警察们不理会我的说情，将流浪汉半提半拖，向出口处走去。流浪汉在两个大象般的警察手里干瘪稀松，成了个漏掉大半填充物的布玩偶。
他真的没怎样我！……
我们看见了他胡闹的全过程。警察甲迈着大象般傲慢阔大的步子；并且，他没买地铁铜币，从门上翻过来的。
我继续跟着他们小跑，一面打听：你们这是要把他押到哪儿去呢？
押到一个很暖和的地方去，警察乙说。
流浪汉这时转过脸，两个大眼珠子在他污秽的脸上干净得如同两汪清水。他心情半点也没被损害，龇嘴朝我一乐。他觉得这晚上值了：竞然有人和他聊上了。他给尿憋急没事，地铁有不少拐弯抹角的方便地方；给话弊急了却只有一日日憋下去。这么深而广的孤独，借大的芝加哥是盛不下的，寒夜里有多少游魂般的流浪者，对他们耳闻目睹的一切质疑或抒怀，诅咒或评点，永不停息生发着内心独白。
离得很远我就把钥匙准备好，找准开大门的那一把。这样屏声敛息，蹑手蹑足地进出这房子或在这房内活动，我已非常习惯。即使不是深更半夜，我的动作也极轻。我总是早早竖起耳朵来听：走廊没人了，厨房空出来了，我才尽量迅速而无声地穿过走廊，闪人厨房，为自己倒杯水，或泡碗麦片，或烤片面包。我还是习惯喝热水，常常接一杯自来水放到微波炉去加温。我盯准计时器上跃过的一秒又一秒，在它五声鸣笛之前将门拉开。一切声响都被我极端严密地控制着。房子不大，这样留心便使它有了独属于我的通道和空间。我和牧师太太已有很久没碰面，连房租、电话和水电以及煤气的费用，都以留言的方式过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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