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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2-3)

  二

  程铁石下了公共汽车,略微辨认一下方向,踩着路灯洒下的昏黄的光斑朝旅馆走。下午跟晚上,他同博士王一块研究写那份告状材料,写完了,两人都满意了,又去打字、复印,全都搞好了之后,他同博士王胡乱吃了点东西,为了让博士王早点休息,他就告辞回旅馆。夜晚的风已带上冷峭的寒意,行人寥寥,程铁石低着头,看着地上随着脚步一会儿变长、一会儿变短、一会儿铺到前头,一会儿又溜到身后的影子。远处传来火车的汽笛声,悠长、乏力,象受苦人的哀叹。近处的楼房里,传出电视广播声、训导孩子的斥骂声,给死寂的夜晚添加了几许活力。

  黑头这会儿也许又去送赵雅兰了,也许已经回到旅馆,正在看电视。由黑头又想到博士王,心里不由涌起一丝内疚。拟稿改稿时博士王的态度非常严肃、认真,逐字逐句地推敲、修改,似乎撰写的并非程铁石的告状信,而是他自己的博士答辩论文。博士王的认真、严谨,让程铁石感动。迄今为止,程铁石没有给博士王送过一分钱的东西,中午几个人一块吃饭,最终还是博士王付的款。这年头,象博士王这样不谈钱、仗义助人的人真是不多了。程铁石感到自己很幸运,在身处绝境时,能遇见象黑头、博士王这样的朋友,没有他们,在这举目无亲的大东北,他只能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前面不远处,霓虹灯、街灯的五彩光映红了夜空,程铁石知道快到车站附近的繁华街区了,暗暗松了一口气,断定自己没有走错路。省城的路他不熟,白天还可以判断方向,夜晚弄不好就会迷失。他朝着前边明亮处加快脚步走去。果然,出了这条街道,东站前面的大广场上的卤素灯开始向程铁石眨眼。像所有车站一样,省城车站内外也是最热闹又最杂乱的场所。虽然夜已深了,车站广场上仍然人来人往,熙熙攘攘,摆小摊的、卖零食的、为旅馆接客的、等车的、闲逛的,各色人等怀着各自的目的忙碌着。穿过广场向右再走一百多米,就是程铁石住的旅馆。

  “这位老板,帮帮忙,”一个抱着孩子的女人截住了程铁石,“我们到省城找亲戚,亲戚搬走了,钱也花光了,孩子一天都没吃饭了,给孩子一顿饭钱吧。”

  程铁石看看营养良好的女人跟孩子,明知她在说谎,仍然掏出两元钱给了她。靠说谎谋生也算是无奈的谋生方式之一。程铁石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不许说谎。在父亲面前,其他错误或许可以得到宽容,撒谎却绝对不允许,肯定要挨揍。他参加工作的时候,父亲送给他的礼物是一幅字:“说老实话,办老实事,作老实人。”社会却告诉他:在充斥着谎言与欺诈环境里,诚实是无能的同义词。然而,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从小被培养出来的诚实性格让程铁石吃够了苦头,不论在官场上还是在商场上,诚实与奸诈相比,诚实永远是弱者。他认识到,父亲对他的教育是个美好的误区,他所能做到的就是教育自己的孩子:不要轻易相信任何人,说谎也并不是罪恶,只要说谎的目的不是损害别人。

  “老板,你的面相与众不同,很有讲究,我来给你说说,”一个打卦算命的拦住程铁石,见程铁石不感兴趣,又说:“我讲得对了,你看着随便给几个钱,我说的不对,一分钱不要。”

  程铁石说:“我已经给自己打了一卦,我要听你讲,我就得破财。”

  见程铁石不上钩,算命先生笑笑,扭头走开,又盯上了一个戴眼镜的中年人。程铁石加快脚步朝旅馆走,显然,社会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连存在了几百年上千年的旧货也都换上了新商标,算命打卦叫“预测”,传经布道聚众骗财的叫“气功大师”,失业叫“下岗”……在这种社会环境下,银行骗客户,法院装糊涂,还有什么可奇怪的呢?程铁石想到这里,真有些愤愤然,尽量远避那喧嚣的夜市,警惕地环顾四周,深怕再有不三不四的人过来纠缠,竟然有些失魂落魄的不安。

  三

  市府大街三号院,被老百姓称为“常委大院”,够省委常委级别的官员,就有资格在里面住一幢小二层楼。市府大街很幽静,三号院的大门是普普通通的水泥门柱,两扇铁皮大门上还有些锈迹,每当挂着特定牌照或车窗前贴着特别通行证的车辆驶到门前,大门就会悄然打开,车辆进去后,大门又会悄悄地关上。在这一开一关之间,驻足窥视的有心人往往可以看到大门里边的岗亭、武警和葱茏茂密的树木花坛。一般人等,不论是乘车而来、骑车而来或徒步而来,要想进入这座大院,肯定会遭到武警战士冷淡而坚决的阻挡。

  赵雅兰一进入三号大院警卫战士的警戒范围,就被从不允许进入大院的一般人等中区分出来,她按下门柱上的电铃,大铁门上的小门洞就会打开,守卫战士已熟识这位小姐,根本不用验证,点点头放行。进了大门朝右拐,二百多米长的小道尽头,就是赵雅兰的大伯、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赵世铎的家。二楼的窗户里灯光还亮着,赵雅兰知道她大伯跟大娘还没睡。门厅的小灯也亮着,那是专门给赵雅兰留的。

  赵雅兰把车锁在门前的台阶下,在这个院里不用担心自行车会失盗。然后她用钥匙拧开门锁,在门厅里换上拖鞋,走进客厅。她没开客厅的灯,怕大伯、大妈发现她回来,唠唠叨叨地教训她归家太晚。黑暗中她坐在沙发上,让黑头在她心里激起的热浪平静下来。她自己也没有想到,黑头居然能让她痴迷到如此程度。跟他在一起,万事万物都那么可亲可爱,分别的时候,时间空间对她都失去了意义,她的存在似乎只为了一件事:下一次的会面。当坐台小姐使她接触了许多男性,可是那些男人绝大多数只能引起她的厌恶与轻蔑,尽管为了挣钱她不得不巧笑逢迎,可她的心里却看不起那些拿钱买笑的族群。而黑头打斗时的勇武、幽默洒脱的举止、非洲猎豹一样矫健的躯体,甚至他的汗味、脚臭都不会让她有丝毫的腻烦,因为那是黑头的。多日以来,她几乎天天跟黑头在一起,可是黑头那大大咧咧的性格,半真半假的嬉笑,若近若远的态度,让她捉摸不透她在他的心里到底有多大的份量,黑头总给她道是无情且有情的飘忽感觉。而今天,蒙在真情之上的面纱终于揭开,赤裸裸的爱奉献到她的面前,她真有些难以消受这突兀而来的巨大幸福。

  “谁啊?雅兰,吓死我了,黑灯瞎火一个人坐在那儿干吗?”大妈从楼上下来,被坐在没有开灯的客厅里的赵雅兰吓了一跳。

  赵雅兰也被从幸福的回味里惊醒,赶忙站起身说:“我骑车累了,休息一会儿,大妈你要啥?我去拿。”

  大妈打开客厅的灯,看看赵雅兰,开始唠叨:“一个大姑娘家,整天在外面疯跑,社会上这么乱,出了事咋办?也不知道你整天在外边忙些啥,我们管不了你,实在不行就把你爹叫来,你给你爹好好说说你一天到晚不着家,在外面都干了些啥……”

  大伯身边没有孩子,唯一的儿子,赵雅兰的堂兄当腻了处长,弃官从商,办了个公司,整天天南地北到处跑拼命挣钱,很少回家。无形中,赵雅兰成了这个家中唯一可以接受管教的晚辈成员。

  “你看看现在都几点了,你这么晚在大街上跑,碰上坏人怎么办?出了事怎么给你爹交待?你怎么就这么不让人省心?”

  “我早就回来了,怕吵着你跟大伯,就没敢吱声。”赵雅兰做出委屈的样子,撒谎为自己辩解。

  “算了,算了,你们老赵家的人都有道理,我说不了你,饿了去吃点东西,冰箱里有糕点,吃完了洗洗早点睡。”

  大妈回楼上去了,准备拿的热水瓶却忘在茶几上,赵雅兰给她送上去,悄悄放在卧室的门外。

  赵雅兰对爱管教人、爱唠叨的大妈并不生气,反而有一种见到自己妈妈的亲近感,她知道大妈是真的为了她好,替她担心。对她大伯,她心里却一直憋着一口气,背着她大伯跑出去当坐台小姐挣钱,也有些跟她大伯赌气的意思在里面。

  赵雅兰的上边有两个哥哥,都在朝阳农村老老实实地务农。她是家里唯一的女孩儿,又是最小的老疙瘩,自然成了父母的珍宝。可是,再是珍宝,也是农村的孩子,能享受到的物质与文化果实少的可怜。幼时,赵雅兰对这一切并没有明显的感受,哥哥送的一只山雀就可以让她兴奋半年,父亲的一把酸枣就可以满足她对零食的要求,母亲煮给她的两只鸡蛋,就可以使她觉得得到了整个世界。时代的进步,年龄的增长,尤其是电视这个充满魔力的窗口把丰富多彩的外部世界引入这贫穷静寂的山村之后,赵雅兰终于发觉自己所拥有的一切是多么的寒酸、多么的狭窄,她不甘心自己的青春像两个哥哥一样消耗在这贫瘠的黑土地上,她不愿意像母亲那样,以猪狗鸡羊这些家畜为伍,以锅台炕头为生活的舞台,把自己的乳汁、汗水甚至生命全部无偿地贡献给并不能给自己带来幸福富足与欢乐的儿女身上。

  父母也不愿自己珍爱的唯一的女儿像他们自己一样,在乡村受一辈子苦,在赵雅兰的软磨硬缠之下,经过多次肯定与否定的反复、犹豫,父亲终于为赵雅兰收拾起行李,又尽可能地收集好山货,领着十六岁的赵雅兰,来到省城,找到在省城当大官的大哥,把赵雅兰交给了哥嫂。

  赵雅兰年幼时也曾跟父亲到大伯家作过客,那时大伯的官还没作到这么大,住的房子也没这么宽敞,大伯也抱过她,甚至想要把她留下来给自己当女儿,可是她觉得大伯的的怀抱没有父母那么温暖自在,闹着要跟父亲回去。她对年幼时到大伯家做客的印象已经模糊,记忆中留下来的不是大伯的家,而是大伯家以外的世界,宽宽的路,高高的楼,多多的车,密密麻麻的人群。

  父亲对大伯讲:“咱们兄弟俩,就这一个闺女,我不忍让闺女留在农村受苦,你两个侄儿都成家立业了,这辈子就那样了,可闺女你得管,好赖让她在城里谋个事儿,以后在城里成家过日子,能吃上商品粮,刮风下雨不用在野地里遭罪我就满足了。”

  大伯问:“闺女留我这儿,你跟弟妹能舍得?”

  父亲赶紧说:“能舍得,能舍得。”

  大伯说:“那就让孩子住下吧,你也多住两天,陪陪孩子,让她适应适应,习惯了就好,其他事情以后再说。”

  大妈坐在赵雅兰身边,摸摸赵雅兰的脸,捏捏赵雅兰的手,嘴里一个劲“啧啧”有声地说:“你们那儿的水土就是好,看看这侄女生的,红是红,白是白,要多俊有多俊。”

  大伯讲:“我们老赵家的人还能含糊?”

  大妈说:“你也是老赵家的人,咋就那么丑?”

  大家哈哈大笑,于是赵雅兰留在了大伯家。送走了抹着眼泪的父亲,赵雅兰的心里也空落落了好一阵儿,但很快就被新生活带来的新奇、兴奋所充实。

  大伯通过关系安排她继续读完了高中,她想参加高考,可是户口在农村,要考得回原籍,回原籍又来不及报名,弄来弄去两头耽误,连高考的考场都没去成。没考成大学,她倒不在乎,本来就是农村孩子,谁听说有哪个农村的女孩子考大学的?农村的女孩儿,能顺顺当当上个高中就已经是稀罕事儿了。她渴望的是有个职业,能挣钱自己养活自己的职业,但由于没有户口,找到的都是临时工,活儿累,钱少,还要受气。她这时才明白,人进了成,户口没进城,实际上等于没有进城。

  她多次要求大伯想办法把她的户口转到城里来,大伯一直借口农转非政策卡的严,很难办,得等机会,迟迟不办。这时她已知道大伯是很有权的大官,要办这事并不困难,可她就是不明白对她像亲生女儿一样的大伯,为什么在这个关系到她前途命运的事儿上却不肯为她出力。

  后来就发生了最令她生气的那件事。一次,大伯没在,家里来了一个身穿警服的老头子,大妈对客人很热情,叫他什么局长。大妈让赵雅兰给客人沏茶,她不小心把开水洒到客人的腿上,正是盛夏,客人穿得很薄,被赵雅兰烫得蹦了起来。

  大妈赶紧给客人擦拭水渍,连连向客人道歉,同时埋怨道:“这孩子,毛手毛脚,把人烫坏了怎么办。”

  赵雅兰不好意思,客人看看她问大妈:“这是你家雇的小保姆?”

  大妈说:“这是我们家的大小姐,再不然哪敢用开水烫你这位大局长。”

  赵雅兰分辨道:“我又不是故意的,对不起叔叔,把你烫疼了。”

  大妈对客人说:“这是我们老赵的侄女,高中毕业了,在家呆着。”

  客人又问:“安排个工作么,老在家呆着也不是个事儿。”

  大妈说:“户口都没有,工作也不好安排,老赵一天到晚穷忙,就这么一个亲侄女都顾不好,说出来都让人家笑话。”

  客人吃惊地看看赵雅兰,半晌说:“赵书记的亲侄女一没户口二没工作,说出来真让人难以相信。赵书记工作忙顾不上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自己亲属的事情他怎么好直接出面办?这事儿交给我了,户口、工作由我全面负责,反正我也干不了几天就退了,临退之前也算做件好事。”

  大妈跟赵雅兰一听,都兴奋异常,象是遇上了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又是洗水果,又是要留人家吃饭,搜肠刮肚的找着好听的话儿奉承人家。客人走后,大妈告诉赵雅兰,来的人是省城公安局的局长。赵雅兰知道户口归公安局管,现在局长亲自答应给办,自然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她兴奋的一夜没睡着觉。

  果然,过了几天局长就派人送来了户口迁移申请表和其他相关的资料。申请表上已经盖好“同意迁入”的核准章,只要原籍的手续一到马上就可以办理入户。堂兄自告奋勇,要亲自跑回老家一趟,为堂妹办户口迁移手续。一切都那么顺利,那么美好,简直像在做梦。可是,好梦尚未成真,便在大伯的一通发作之后变成了泡影。

  “你凭什么背着我给小兰办户口?瞎胡闹。”大伯朝大妈吼,赵雅兰躲在房间里听。

  “人家是主动为我们帮忙,我又没有张嘴求他,”大妈竭力辩解:“再说了,你不管,难道让小兰当一辈子黑人黑户?”

  “主动帮忙?大街上没户口的多了,他怎么不主动去办?你明知他是公安局长,当着他的面提小兰的户口,你是什么意思人家能不明白?人家能不接茬吗?马上给我推了。”

  大妈一听即将办成的事情要给退了,当即发了火:“你说的容易,我办这事难道是为了我自己吗?你既然办不了户口,当初留人家干什么?你这不是耽误孩子吗?弄的工作没工作,大学又考不了,你冲我耍横,我还没找你算账呢。户口成千上万的人落,我不信就多小兰一个。”大妈尖锐的嗓门压倒了大伯的吼声。

  “不行,这事儿不能这么办,你知道不,要是我走后门落一个农转非,他们就敢落成百上千的农转非,到时候我根本没有张口说话的资格。这件事绝对不行,小兰要是想不通,我给她做工作。”大伯两口子为了她的事在吵架,赵雅兰躲在自己的房间里面偷偷流泪。

  此事在大伯的阻挠下,终于没有办成。希望破灭了,眼看到手的红苹果被一阵大风刮跑了,赵雅兰气的要命,却又无可奈何,只能板着脸不理大伯。大伯后来也讲了一些:“不要急,总会有办法”,“你还小着呢,今后落户口的机会多的是”,“只要是合理合法的,大伯一定给你办”之类的话来安慰她,她却根本听不进去。

  再后来,又兴起了花钱买户口的风,按政策,花三万块钱就可以买个农转非,落上城市户口。赵雅兰这时已经不再寄希望于她大伯,她决心靠自己的努力把自己变成真正的城里人。然而决心好下,实行起来却并非易事。她清理了自己的所有积蓄,不到五百块钱。向父母伸手更不可能,农村如今虽然吃穿不愁,可闲钱却谁家都缺。就算家里能资助一点,她也不忍心张口,父母的钱都是一颗汗珠摔八瓣换来的血汗钱。五百和三万之间的差距太大,赵雅兰甚至都灰心了。

  赵雅栏干零工,每个月能有三百块钱的工资,吃住都在大伯家,可以不花钱,大妈不时给她添置些换季的衣服,这笔钱也可以省,她自己的开销每个月不过四五十元,一个月下来可以净存二百五十多块钱。没有花钱买户口这一说的时候,她用积蓄下来的两千来块钱给父母买了台彩色电视机,当时还受到大伯的热烈赞扬,多次强调养女儿好,知道心疼父母,不像他那个儿子,自己在外边开公司做生意,还要想方设法从爹妈的老骨头上刮油水。当女儿的孝道尽了,积蓄也花光了,赞扬也听了不少,可临到自己真需要用钱时,却两手空空。赵雅兰在心里算了一下,按目前的收入水平,起码要攒十年她才能为自己买个城里人的身份。

  她工作的班上有个跟她情况相似的农村姑娘,每个月的工资跟她相差不多,而且还要自己承担衣食住行的所有开销,可人家照样穿金戴银,出门打的下馆子。见她整天愁眉不展,这位小姐妹关心地问她有啥心事,赵雅兰如实地讲了自己想买城市户口却没钱的窘况。这位小姐妹笑了,说:“你真傻,要是真为了每个月才这三百块钱,谁大老远往这儿跑?想挣钱也不难,得有第二职业。”

  赵雅兰问:“啥第二职业?”

  小姐妹说:“坐台,陪舞你敢不敢?”

  赵雅兰问:“啥叫坐台陪舞?”

  小姐妹说:“就是到舞厅里,陪老爷们喝喝酒,唱唱歌,跳跳舞,挣服务费呗。”

  赵雅兰说:“那事我干不了,我不会喝酒,不会跳舞,歌倒唱过。不过,就算会我也不干,多丢人。”

  小姐妹撇撇嘴:“干这个苦工不丢人?累个半死每月三百块破钱,要不是怕一块来的回老家说闲话,我早就不干了。坐台陪舞又咋了?一不偷,二不抢,每晚至少挣一百、两百,有了钱就没人说你丢人了。”

  “每天能挣多少?”

  “少则一百,多则五六百。”

  赵雅兰的眼睛瞪圆了,她真不敢相信钱会这么容易挣。

  “你说笑话吧?你说的是人民币吗?不会是卢布吧?”赵雅兰的堂哥曾经给过她一万元卢布,说是让她留着玩,她挺高兴,后来一问才知道,那一万卢布不过才顶人民币十来块钱,所以她知道卢布不值钱。

  “谁跟你逗笑话了?不信今天晚上下班后我带你去看看,就凭你这长相身材,肯定大赚,要是不愿意干,就不干,反正也没有人逼你。”

  赵雅兰迟迟疑疑地点头答应了。在剩下的时间里,那位小姐妹不厌其烦地详细给赵雅兰介绍了坐台陪舞的规矩、注意事项、自我防护知识等等。她的介绍,逐渐引发了赵雅兰对坐台小姐这个行当的好奇心和神秘感,她决心去试试。

  当天晚上,在这位小姐妹的引导、监护和指点下,赵雅兰顺顺当当挣到了二百元。

  她很高兴,这个行当并没有想象的那么下贱、龌鹾、恐怖,除了跳舞时那个男人把她搂得太紧了点,让她心慌一阵,其余时间也就是喝喝酒、聊聊天而已。分手时小姐妹问她明天还来不来,她坚定地点点头。小姐妹见她这样,郑重其事地叮咛:“你别高兴得太早了,今天的客人算是老实的,碰上混混儿,你才知道这钱挣的比吃屎还难。明天来一定要穿紧身的内衣内裤,宁可不挣钱,也不能一个人陪单身客人,挣钱重要,自己的身子更重要,你可是黄花大姑娘,吃了亏哭都来不及。”头一次干这事,小姐妹的话在她心里刻下了深深的痕迹,至今赵雅兰没吃大亏,不能不感谢这位小姐妹的提醒。

  从那以后,赵雅兰骗大伯大妈说她上夜校,每天下班后就来陪舞坐台,存款折上数目增长之快有时让她自己都感到吃惊。干了大概有两三个月,一天晚上领班让她出台,来到ktv包房外,透过窗洞一看,赵雅兰魂飞魄散,她的堂哥陪着两个人赫然坐在里面,她扭头就跑,领班叫也叫不住。那以后,她连着三天没敢去坐台,她越想越后怕,如果那天她不事先从窗洞里窥视一下,贸然进去,堂兄妹在那种场合见面将会是一种何等的尴尬,恐怕要作为一大奇闻载入他们老赵家的史册,后果令她不寒而栗。由此想到,要干这一行在省城绝对不行,迟早要露馅,她自己丢人现眼不说,连大伯的脸面也都丢尽了,像她大伯那种人,脸面有时比命都重。省城不能再干,可钱还是要挣,她跟一块的几个姐妹商量商量,转移到了据说最好挣钱的海兴。对大伯,她则说在海兴一家合资厂找到了工作,工资高,待遇好。海兴距省城不远,只有两小时的路程,大伯没多想,没有解决她的问题在她面前也就少了点发言权,知道同意她也得去,不同意她也得去,再说也确实没有过多的精力详细了解她的情况,只好同意她到海兴“上班”。

  在海兴一年多,她学会了在客人面前给自己套上一副妖媚的外貌,学会了矫情卖俏,学会了让客人觉得她很风骚,很热情,却又占不到实际的便宜。偶尔遇上混球,硬要在她身上揩油,她只好逃之夭夭,损失一晚上的收入。

  如今,遇上了黑头这样一个让她倾心倾意的男人,她明白,她将永远告别当坐台小姐的生涯,她积攒的钱足够买户口了,她对户口的要求却反而不那么迫切了。

  接受了为程铁石和博士王约见大伯的任务,并没有觉得是一件困难的事儿,可是要真正实施起来,才感到并不是一点问题没有。她在大伯的心目里只是一个半懂事不懂事的小丫头,说话自然没有多大的份量,突然提出要介绍两个大男人来见大伯,大伯会怎么想?他也许不会一口拒绝,但随便找个借口推脱却是很正常的事情,而且肯定还要刨跟问底追究一番,怎样才能让大伯顺顺当当地答应见他们两个一面,圆圆满满地完成好这个任务呢?赵雅兰在床上翻来覆去地思量,一直到睡着也没有想出个妥当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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