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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4章

  父亲在我搬出去的第二个礼拜找到了我。他找到霞飞路560弄来了。是闺中女友把我的地址卖出去的。那天我在外面吃了一碗摊子上的熏鱼面,又到弄堂口去拿早晨忘在那里的大号热水瓶。就在我提着一瓶热水走进弄堂时,父亲从一个剥毛豆剥虾仁的厨房竹凳上站起来,“布克兄弟”牌的风衣被风掀起,活脱脱一个潇洒倜傥的便衣。

  他一定等了很久,等得房东不忍心了,请他进去等,遭他谢绝后,让娘姨端出这个竹凳。好在天不太冷,白天一直有个黏糊糊的太阳。没有那个小夫人,我和他是另一种父女关系,非常非常坦诚,也非常地相依为命。

  我拎着热水瓶,他敞着风衣,相对而立,刹那间看到的,就是我们形影相吊的父女关系。谁也帮不了我们。再坚强再洒脱,在别人的国家成活下来,都是创伤累累。凯瑟琳是不会懂得这些创伤的,做了亡国奴也不会懂。

  他说妹妹你吃饭了吗?

  我知道他一定没吃,所以我回答说:没有啊。

  他高兴地说那么一块儿吃饭去吧。我们去国际饭店,还是梅龙镇?他知道我们已经和解了。

  父亲是客家人,除了客家菜他对所有菜都是门外汉,上海菜只知道个梅龙镇。

  从那晚之后,父亲有空就来和我吃一顿晚饭。有时把我的坤包拿过去,问一声:可以吗?我不做声,他便打开包,往里面放几张钞票。如果我说“No,”他会尊重我的独立自主,把包还给我。每次收了他的钱,我都觉得窝囊,会好一阵不理他,他也会有种不好的感觉,他的小夫人以为我真的硬碰硬独立自主了,而父亲却一直在我这份独立偷偷掺假。

  该是大批客人进餐的时间了,父亲转过身,四下望,看看自己周围怎么一下子如此热闹。如此的钢琴声大作。这琴声耳熟啊。等一等,那过分娴熟又总差那么一点力度的弹奏还能有谁?父亲站起来,往我这边看。一群美国水兵抽烟是链接式的,餐馆被他们抽得茫茫阴霾,所有人都让微辣的空气弄得微含泪水。所以我父亲更加不敢认黑丝绒旗袍上端的侧影。更不敢认,黑丝绒开了条“7”形缝隙,露出一整条腿的侧面。

  我弹着李斯特的《匈牙利舞曲》,自己给自己翻谱。我知道父亲走过来了。

  等我弹完,父亲“噼里啪啦”地鼓起掌来。旁边的人乐得有人带头起哄,便跟着喊了几声:“Bravo!”我爸爸刚才喝了两杯葡萄酒,伪装满不在乎、豪爽率性装得更逼真。他站立起来,巴掌拍得震耳,抵上小型拉拉队。

  我借着下台找水喝走到他身边。他的所有不满都可以用相反的形式发泄。

  我说我找到这个工作才一个星期。怎么样,我的独立宣言特醒目吧?我的脚踢了踢旗袍前襟。美国水兵们个个在瞬间饱了眼福。

  我去你的亭子间找了你好几次。父亲不理会我的挑衅。你每天夜里都回家很晚。身体吃得消吗?

  谢谢关怀。

  我最近收到一笔钱。在美国投资的一点股票——你伯父十年前帮我做的投资——卖掉了,赚得不错。

  你看我父亲多可怜:他想给我一些钱,让我的大腿好自为之,别去喂养各国水手、大兵们的下作眼睛。但他怕直接说会刺伤我,就这样撒谎,绕弯地哄我接受他的钱。我知道他在美国从来没有一分钱富裕,供他去投资股票。他始终是个穷学生,只有别无选择地做学生才能拿到一笔养家糊口的钱。他是到了中国才过上好日子的。每个伯父都掏出点钱,为他们最小的弟弟在上海买下一幢房。怎么可以没有自己的房子呢?伯父们鄙夷地否决了父亲意见。从祖父开始,他们有点钱就买房置地,误认为这样买就能把人家的国土买成自己的。他们不知道,就凭他们的黄面孔,有多少地契都是寄居客。他们也想通过为弟弟买房把一只脚插在上海,可是这房所基于的国土已沦丧给日本人了。

  半法国老板对我打着冷峻的手势,要我马上把屁股挪回琴凳上去,父亲看见了,那客家人的大眼就像点了捻儿的炮仗,嗞嗞冒火星。我赶紧向老板扬手一笑。

  父亲说:这笔卖股票的钱凯瑟琳不知道。

  我才不在意她呢!我用英文对父亲说。假如不是我顾及大体,不想让半法国鬼子、美国鬼子、德国鬼子、日本鬼子、种种的鬼子们看笑话,我拉开阵势和父亲争吵。在别人的国土上长大的人常用这一点给自己提精神鼓劲:绝不让鬼佬们看笑话。

  父亲说假如我不好意思跟老板辞职的话,由他去说。这是他在逼我。老板就在一米以外,父亲只要一句话就可以砸了我貌似独立自主的饭碗。

  求求你,爸爸。我用中文说。我爸爸不止一次说过,他更喜欢说中文的我,那个我带着我故去的母亲最初教我的中文口吻,那种大人跟孩子说话特有娃娃腔。后来我学了英文,不管怎样,背后都有了一个说英文的庞大主流社会,人就变得老三老四。而讲一口娃娃腔中文的我,让父亲觉得一个不可视的私密空间,那里面只有母亲、他、我。

  为什么?父亲问。

  因为我必须在这里弹琴。

  你没有回答爸爸为什么呀。父亲个子大,是客家人里少有的大个头。但他这时跟我说话是用不着佝身歪头,仿佛哄劝的对象十分弱小。他把身体摆出这个角度完全出于习惯。正如他和我最亲的时候,就称自己为“爸爸”,“你没有回答爸爸呀”,‘你听爸爸说”,“不是爸爸批评你”。

  我必须在这里工作。因为我必须等一个人。我一吐为快地告诉父亲。

  父亲问:等谁?

  我说:等一个在这里遇到的人。

  父亲明白了。什么肉麻的浪漫故事,居然也发生在他女儿身上。他本来还有一句训诫,但想到自己在这方面也不是什么好榜样,就不说了,慢慢走回到他的座位上。我回到钢琴前面,凭记忆弹了一支中国的沪剧小调,居然没惹恼谁。大概也没谁在听。一边弹我一边看父亲跟人吵架。他上前台来和我谈话时,侍应生以为客人走了,就把桌子给了四个日本人。父亲本来要和我吵的那一大架现在和别人吵去了。四个日本人见父亲对那侍应生(大概是个法国留学生)张牙舞爪,把会说的所有法语都拿了出来,赶紧嫌恶地离开了莫里埃餐馆。老板走过去,马上就站在了父亲的一边,对侍应生伸出一个瘦手指,指着厨房的方向。等我再转过头的时候,老板陪坐在父亲对面,隔着一瓶白葡萄酒。老板知道父亲这种人大有培养前途,可培养成为他的老主顾。

  父亲等到我十一点下班,才和我续上四小时前中断的对话。中间他到酒吧台上用了一次电话,向他的小夫人告假。

  刚才我们断在哪里?对了,断在他瞠目结舌的一刻。他听我说我在此地廉耻也不要,露着大腿弹琴是为了等一个不知去向的男人。

  餐馆还有几个客人不声不响地坐着,希望醒了酒好开路。我和父亲走出餐馆,在门口,他说:你等了他多久了?

  我说:没多久。

  父亲说:你算了吧。

  我现在有资格评论你的私人生活了吗?我装成很经打击很经伤害的样,笑嘻嘻地说:因为我也是过来人了。

  过去我反对他娶那个小女人,他说等你懂得这种感情的时候,再来评论我的私人生活。

  他问我等的这个人,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说这很难说。我耸耸肩。看好莱坞电影看坏了,学到一系列程式化形体语言和面部表白,包括我现在微笑着的伤感。好莱坞流行的表情有那么几种尤其典型:微笑着残忍、调侃着抒情、争执着浪漫等等。

  我想你也不知道。我父亲哼哼着说。连他在哪里做事,做什么事都不知道。要不你就找到他公司去了。

  他不做事。正在找事做。我说。

  父亲不做声。他在某些方面跟我开洗衣坊的亲戚们差不多,假如我的某个表姐和唐人街蔬菜铺或杂货铺的男孩儿来往过密,我的伯母们会说:找了那么个穷鬼!

  只要父亲再逼问我一句,我就告诉他,我找了个穷鬼,并且是个无国籍寄居此地的穷鬼。

  父亲很明智,一直不安地沉默着,什么也没再问。他叫了辆黄包车送我回家,自己在餐馆门口等他的司机开车来接他。他在此留了心眼:假如司机看见我,小夫人就会知道我没出息到了做餐馆琴手的地步,也会知道他和他女儿在外面接头。我也不愿那小女人知道这些,把事情看得不三不四。父亲在黄包车走出去十多米还跟在车后,满脸自责:他不能在这样混乱凶险的大上海把女儿护送到家。何况是个正在饱尝恋爱苦涩的女儿。

  就在那一瞬,一个可怕的念头向他袭来。他突然停住了,一只手紧拉住车帮:他是不是犹太难民?

  我差不多能看到他下面那句话:我真是白养了你!假如知道你在二十岁的豆蔻年华去和一个没钱没国没家的难民厮混,何必要花那么多钱培养你跳芭蕾、弹钢琴、骑马?何必挥舞戒尺左一声“为你好”右一声“为你好”地做你的死敌?……

  为了他这一夜能睡个好觉,我说:爸爸,放心,我不是傻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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