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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涂水入梦王跃文

  老家村子的西边是汤汤而逝的溆水河,沿河有一弯柔软的沙滩。小时候,我总在隆冬的火塘边盼望夏天,为的就是那河,那沙滩。

  小孩子的夏天比大人们来得早。暮春时节,我总瞒着大人,同小朋友们偷偷跑去河边,脱得精光,抖抖索索,嘻嘻哈哈,推推搡搡,钻到水里去。小男孩都是不服输的,一个个冻得牙根绑绑响,谁也不愿说冷。突然,有谁看见远处有大人的身影,分明是老三或二毛的爸爸。小伙伴们都吓得不敢吱声,躬着腰爬上岸。我们慌慌张张穿好衣服,刚准备逃散,却发现虚惊一场。原来走过来的只是一位陌生的路人。

  可是我们也不敢马上回家去。我们这些小玩皮,一个个眼睛红红的,嘴唇紫紫的,拿指甲往皮肉上一划,一道白色的痕。大人们见了,准知道我们刚从河里上来,肯定就是一顿死揍。

  我们只好赖在沙滩上玩,磨时间。最爱玩的是垒鸟窝。将脚掌伸进沙里去,往脚背上垒沙,用力拍紧,然后轻轻抽出脚掌来。一个鸟窝就垒好了。说是到了夜里,就会有沙鸟钻进这窝里来,明天一早,里面就是满满一窝沙鸟蛋!

  我们从来就没有见到过沙鸟蛋,可我们每次从河里爬上来,仍会蹲在沙滩上垒鸟窝。今年夏天这样,明年夏天我们还会这样。

  油菜花开了,站在沙滩上回头一望,无边无际的金黄。夏天这才慢慢来了。我们在河里疯过了,垒鸟窝也垒得没兴趣了,就穿过漫无边际的油菜田回家去。我们这些小男子汉个头儿不及油菜高,立马就黄花满头了。

  我们还会顺手采些油菜花回去,想捉了蜂儿酿蜜。

  村里到处是土墙,土墙上面有密密麻麻的蜂洞。小鬼们耳朵紧贴着墙,听得里面有嗡嗡声,就用小木棍轻轻往里探,一会儿就挑出一只蜂来了。蜂儿通常被我们放进玻璃瓶里,瓶里早放了油菜花。蜂儿捉够了,就把钻了孔的盖子盖上,眼睁睁看着蜂儿酿蜜。

  我们谁也没见这些蜂儿酿出一滴蜜来,可是一到夏天,我们又会玩捉蜂酿蜜的老把戏。

  夜也是夏天的好。乡村的夏夜,萤火虫漫天飞舞。我总以为天上的星星掉下来了就是萤火虫,地上的萤火虫飞到天上去了就是星星。因为星星和萤火虫都眨眼睛。我喜欢捉好多好多的萤火虫,用棉花团包着,挂在蚊帐角上,就像神话里的夜明珠。夜明珠在我的头顶闪闪发光,我的梦境也总是明晃晃的。

  多年以后,一个夏日的黄昏,我带着孩子在远离家乡的一条河边散步。孩子突然脱掉鞋子,跑去玩沙子。只见他把脚掌伸进沙里去,往脚背上垒沙,用力拍紧,然后慢慢抽出脚掌来。我问,您这是干什么?孩子说,垒鸟窝,到了晚上,会有鸟儿飞进去下蛋!我很是吃惊:我可从来没有教他这么玩过啊!他一直生活在城里,只怕也没有玩这游戏的伙伴儿。

  我也脱了鞋,陪孩子一块儿垒鸟窝。我垒得很投入,就像回到了自己的童年。我不打算告诉孩子这仅仅只是游戏,爸爸玩过,爷爷玩过,爷爷的爷爷也玩过,就是从来没有见过鸟蛋。

  亲情四章王跃文

  爸爸

  小时候,我很害怕爸爸。爸爸脸色很黑,眉毛很浓,眼睛里似乎总是充着血,又不太说话。我本来在外面蹦蹦跳跳,只要回到家里,立即就缩头缩脑,大气也不敢出了。我用不着多看,马上就知道爸爸坐在哪里。因为全家老小的目光和神情,都让我感觉到有股冷气正从某个地方吹过来。我怯生生地回头望去,爸爸果然就坐在那里,低头抽烟。爸爸谁也不看,目光一片茫然。家里偶尔来了客,爸爸脸上会有些笑容。我知道那是做给客人看的。我见来了客人,不免有些放肆,爸爸会避着客人横我一眼,我顿时浑身发毛,知道爸爸那眼神是在骂我“人来疯”。尽管这样,我还是很盼着家里能够来客,可普通农家一年四季哪有那么多客来?日子就这么昏天黑地地

  那时我们家最害怕开会,但那年月的会实在太多。若是斗争大会,爸爸就得上台低头认罪,弄不好还会被吊被打。若是社员大会,爸爸没有资格参加,就得独自守在家里。爸爸好像宁愿站在台上去被人批斗,也不愿一个人关在家里抽闷烟。不知有多少个深夜,我随妈妈开完群众大会回来,都会发现爸爸的屋子里满是烟雾,他的脚边总是一堆尖尖的烟屁股。爸爸抽的是现卷的喇叭筒烟。

  爸爸被批斗,从来不需要太多的理由。不论碰上什么政治运动,都先拿我爸爸开刀。爸爸他本来同村里所有人一样,都是盘泥巴的农民,凭什么就出去当了干部?当了干部偏偏又成了右派分子,被揪了回来,这就该斗争他。爸爸是每次政治会餐的头道菜。抓革命得先斗争我爸爸,促生产也得先斗争我爸爸。什么春耕动员大会、“双抢”动员大会、水利冬修动员大会,都得揪几个人往台上站站,说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而我爸爸每次都跑不过去。

  抓了革命,偏偏又促不了生产。那时候,队里的庄稼怎么也长不好,水稻亩产只有两三百斤。爸爸聪明,又勤快,我家自留地里的辣椒、茄子、豆角,都比别人家的结得多,这却给爸爸惹来了麻烦,有人说他干资本主义起劲,干社会主义没劲。好吧,又上台挨批斗。

  别人奈不何的是爸爸的才智。当时全生产队找不出一个会算账的人,没办法,只好让我爸爸当了会计。可是,当会计是个轻松活,人又显得贵气,有人硬是不舒服。于是爸爸当会计那些年,不知被人查了多少次账,虽说从来没有查出我爸爸有任何贪污问题,可是按照他们的逻辑,右派分子肯定很坏,没有经济问题是不可能的,所以,过不了多久又会来查账。既然查账,我爸爸就得陪着,用不着下田干活。有回他们猛然间发现,社员们正在田里流汗,而我爸爸却呆在家里打算盘。他们似乎觉得上了当,又不想查下去了。只是他们怎么也不相信,一个右派分子会那么干净。

  记不得从哪年开始,爸爸成了养蜂人,放养着大队的几十箱蜜蜂。养蜂要技术,大队没有别的人干得了,不然,这种美差轮不到爸爸头上。有人眼红爸爸,想抢了他的差事,无奈他们拿着蜇人的蜜蜂没办法。其实,爸爸也从来没养过蜂,可他一学就会,别人只好心里恨恨的。

  放蜂得赶花期,爸爸一年总有好几个月在四川、贵州那边转,像个游牧人。我长大以后才知道,让爸爸养蜂,是妈妈的主意。爸爸尽量少呆在家里,可以躲掉许多风雨。我那时还小,哪能体谅大人们的苦难每次爸爸要出远门了,我反而格外高兴,心想用不着天天看他的黑脸了。

  爸爸不在家的日子,妈妈总是把他挂在嘴边。吃饭了,妈妈端上碗,总忍不住会说,您爸爸这会儿吃饭了吗?下雨了,妈妈会望着天,自言自语道,您爸爸那里晴天还是雨天?那时妈妈最喜欢听广播里的天气预报,她每天都在注意四川或者贵州的天气。因为妈妈的念叨,我感觉爸爸好像从来就没有出远门,似乎他就在不远的地里干活,马上就会回家来。妈妈天天说着爸爸,我也会想念起爸爸来。哪天听说爸爸要回来了,我又特别高兴了。

  我上高中时,有天一位同学悄悄告诉我,说是右派分子马上要平反了。因为他的外祖父也是右派分子,而他姨父在北京工作,早先一步听到了消息。我当时在学校寄宿,连忙偷偷写了封信,托低年级的同学带回家去。那是我平生第一次给爸爸写信,好像说了些苦日子总算熬到头了之类的话。

  周末我回家,远远的就见爸爸依门而立,望着我微笑。等我走到爸爸身边,他也没对我多说,只是摸着我的头顶,满面笑容。

  从那以后,爸爸给我的印象不再是那张黑脸。爸爸很快恢复了工作。可是,爸爸也很快老了,毕竟他白白地耗费了二十一年的生命!

  不久前,一位朋友见了我爸爸,很是惊讶,说他老人家那双耳朵,大得出奇,就像如来佛,平生只在南岳见过。爸爸听说自己有佛缘,爽朗大笑起来。

  妈妈

  我记不得那是什么季节,炎热还是寒冷。其实那年月,今天同昨天一样,明天同今天一样,过一天同过一年没什么区别。那天,妈妈扛了一条高高的长凳,带着我们兄弟姐妹五个去大队部开会。大队部就是王家宗祠,有戏台、看台和天井。妈妈把凳子摆在天井最前面,我们娘儿几个并排坐着,很显眼。一会儿,二十几个男男女女低着头,被人吆喝着,从祠堂外面进来,站在我们面前。我一眼就看见了我的爸爸,头埋得很低,双手笔直地垂着。我怯生生地望望妈妈,却见妈妈并不看爸爸,似乎漠然地昂着头,望着戏台。戏台是大会的主席台,好些人在上面来来回回跑,忙得不可开交。

  戏台上面的人来回跑得差不多了,就见几个人在台后的凳子上坐了下来。整个祠堂立即鸦雀无声。突然,有人走到台前,厉声叫道:把右派分子带上台来!只见台下两个男子冲向我爸爸,抓住我爸爸的双手,往后使劲儿一扭。我爸爸的头被压得更低了,腰弯成了虾米。两个男子扭着我爸爸,飞快地往戏台上推。木板楼梯很陡,我很担心爸爸的脚没那么快,会被折断。转眼间,爸爸就被揪到了戏台中间站着。人未站稳,爸爸又被他们踢了一脚,应声跪在地上。这时又有人飞跑着递了棕绳子来,爸爸便被五花大绑起来。这边两个人在忙着捆绑我爸爸,另一个人就在一旁高呼打倒右派分子。台下的人便齐声响应。妈妈也同人们一道振臂高呼。我们兄妹几个也举手高呼口号,这是妈妈早就交待过的。我后来一直记得,捆绑我爸爸的是一根新棕绳,僵硬而粗糙,能将手腕捆出深深的血痕。批斗会正式开始。有人拿着一叠稿子,历数我爸爸的累累罪行。批斗间会儿又让愤怒的打倒声冲断。却见戏台后面坐着的一个男子,戴着眼镜,总是站起来,指着我爸爸叫喊,说右派分子,您要老老实实向群众认罪。突然,妈妈站了起来,冲着那戴眼镜的人喊道:您是右派分子的老同事,最清楚他的罪行。您干脆等别人批斗完了,再上来揭发,别影响了会议秩序!那人望了我妈妈一眼,悻悻然坐下来,再也不叫喊了。妈妈说完,悄悄离开了会场。

  过会儿,妈妈提着个竹篓子回来了,径直上了戏台。全场人目瞪口呆,不知我妈妈要干什么。妈妈往爸爸身边一站,指着爸爸厉声斥道:右派分子你听着!毛主席说吃饭是第一件大事!你饭也不肯吃,想自决于人民?你先老老实实吃了饭,再来老老实实认罪!妈妈说着,就揭开竹篓,端了一碗饭出来。

  谁敢违背毛主席指示?马上有人上来替爸爸松了绑。于是台上台下几百号人眼睁睁望着我爸爸吃饭。我猜想这种场面哪里也看不到,尽管当时的中国如此荒唐。台上有人不高兴,但也无可奈何。妈妈明明听见有人在一旁叽哩咕噜,却有意高声喊道:你慢点吃,别噎死了!碗底还埋着两个荷包蛋哩!

  爸爸吃完了饭,嘴巴一揩,双手往后一背,任人绑了。批斗会继续开始。

  我们长大以后,听妈妈说起,才知道那是爸爸第一次上台挨批斗。头天晚上,爸爸通宵没睡。爸爸是个倔汉子,受不了这种气,只想一死了之。妈妈劝爸爸,你只大胆往台上站,我带着你的儿女们就坐在台下,看哪个敢吃了你!

  那些苦难的日子,如今都成了妈妈的笑谈。妈妈说,我为什么要专门搬一张高凳子坐在前面?除了让你爸爸看见我们,还要让两种人看见。有人关心我们,担心我今天不知躲到哪里哭去了。我要让这些好心人放心,我在这里坐着,没事!也有人眼亮了,我就想让他们知道,我没那么容易就垮了。妈妈还说,你爸爸那碗底哪里埋着两个荷包蛋,我是有意气气他们的。那年月,鸡蛋金贵啊!

  我们村地主富农倒是不少,右派分子只有我爸爸一个,就显得特稀罕似的,于是,只要开群众大会,爸爸必然得上台挨斗。后来妈妈再也没有带我们兄弟姐妹一道去参加过批斗会,她自己却每次都坐在最显眼的地方,望着我爸爸。等批斗会一完,妈妈就上台扶着爸爸回家。边走还边说,快跟我回去吃餐饱饭,你千万莫饿死,要留着好身体,要不下次开会,群众就没有右派斗了。

  往日的辛酸,现在妈妈说起来总是充满了幽默。有回大队开会,统一开餐。有一席早就坐下几个人了,见我妈妈去了,他们连忙起身走开,说是不同右派家属一起吃。我妈妈哈哈大笑起来,说今天我真有福气,一个人吃一席。说完端起碗就开吃。那些人见我妈妈反而捡了便宜,又不甘心,马上跑了回来,气鼓鼓地吃了起来。妈妈慢条斯理地吃完饭,然后又说,我今天本来可以一个人吃一席的!那些人气得脸色发青,我妈妈却没事似的,一抹嘴巴,走了。

  还有一次,大队安排贫下中农子弟学雷锋,黑五类子弟摘油桐籽。妈妈就找到县里驻队工作组的干部问我们兄弟姐妹算什么子弟。干部说是算黑五类子弟。妈妈便同那干部论理,说我子女爸爸是右派,妈妈可是贫下中农呀,他们在共产党领导下是黑五类,如果国民党来了他们又是贫下中农子弟,他们不就横竖都是死路一条了?!干部就说,那你让子女一边去一个吧。于是,妈妈就让大姐去做黑五类,让哥哥去做红苗子。大姐不肯去,妈妈就说,你是老大,去做黑五类没人敢欺负。说不定,你今天还会当官儿哩。果然,晚上姐姐回来说,他们让她当小组长。妈妈笑道,我说你要当官嘛,那会儿我和二姐、弟弟都还小,红也好黑也好都轮不到我们去。

  这样的日子,妈妈撑过了二十一个春秋。人一辈子能有几个二十一年?

  我一直想写一本关于妈妈的书。写我妈妈,用不着半点儿虚构。

  奶奶

  小时候,奶奶带着我和二姐睡。我睡奶奶这一头,二姐睡另一头。每次上床后,我同二姐总闷在被窝里蹬来蹬去。本来都是我先惹事,可每次挨骂的却是二姐。那是架睡过几代人的老床,垫着厚厚的稻草,柔软而暖和。蚊帐满是补丁,早被黑烟熏成了甘草色。记得有个冬天的早晨,我起床后,抖了抖棉衣,听得叮当一响,像是硬币的声音。我再一抖棉衣,又听到了叮当声。原来,蚊帐上有个破了的大补丁,里面装满了硬币。我猜那些钱是二姐平时慢慢储起来的,便偷了她的。二姐过后发现钱没有了,呜呜哭了起来,我却死不认账。那天奶奶任二姐怎么哭,也不骂她,只是抿着嘴儿笑。

  我一直很怀念奶奶的笑容,可她老人家离开我已整整二十五个寒暑了。那个盛夏的黄昏,很闷热。我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听到了噩耗,脑子轰地一热,往家里飞跑。奶奶已经躺在棺木里了,还没有合上盖子。我伸手摸摸奶奶的额头,冰凉冰凉的。我这才哇地哭了起来。

  如今我谋生在外,很少回老家去。一旦回去,妈妈说得最多的便是奶奶。但凡儿孙们稍稍有些出息,妈妈都说是奶奶保佑得好。我愿意相信奶奶的灵验。奶奶不过是俚乡村妪,终生劳碌,穷苦到老。她一辈子跪天跪地跪父母,却从来没有在别人面前低过头。我们穷人家孩子,能够从先人那里继承的,就只有他们身上的骨气了。我想这便是所谓祖德流芳吧。

  爷爷奶奶手上,只有两亩薄田,养不起家小。那时妈妈已到我家来了。只是十三四岁的童养媳;我父亲比妈妈还小几岁;我还有位姑妈,年龄同我妈妈差不多;爷爷是个老实人,整个家都由奶奶撑着。起初,爷爷帮有钱人家干些活,挣些口粮。有回爷爷病了,不能去干活。奶奶上那户人家报信,却让人家说了几句难听的话。奶奶一扭头就回来了,再也不让爷爷帮人家干活。奶奶设法凑了些小本钱,叫爷爷做小生意。从此,爷爷就在老家收些土货,走两百多里山路,挑往武冈贩卖。货脱手后,就地进些特产挑回溆浦,再赚些差价。七八天打个来回,赚下的钱刚够家里粜七八天的口粮。奶奶便带着我妈妈和姑妈在家织麻纺线,我父亲就放牛砍柴。每次爷爷跨进家门,头一件事就是摸摸米缸,看看他出去这几天,家里人是不是饿着了。一家人就这么觅生度日,相依为命。日子虽说清寒,倒也乐得不求人。

  又是一个集日,爷爷早挑着货担上武冈去了,奶奶背上背篓,揣着爷爷留下的一块钱,去集上粜米。米铺老板接过钱,摇头说,您这哪是一块钱,是一串钱啊,只够粜一升米。奶奶听了,两眼直发黑。她顿时明白,爷爷准是让人骗了。奶奶捏着那一串钱,在集市上转了半天,只好买了一背篓芋头蔸子。可怜奶奶三寸金莲,背着一篓芋头蔸子,颤颤崴崴地往家赶。一路上,想着娘儿几个要吃五天的芋头蔸子,奶奶禁不住泪眼涟涟。

  还算老天有眼,正好有户殷实人家要请人纺鞋底绳,奶奶便接了人家的活计,带着我妈妈和姑妈纺了几天几夜。结果,娘儿三个赚的米比爷爷跑一趟生意赚的还多。爷爷准时回家了,照例先摸摸米缸。他见缸里还有大半缸米,不知是惊是喜,问道:“你们娘儿几个这几天没有吃饭?”奶奶闻声,冲着爷爷嚷道:“吃你个死!”

  听奶奶嚷完,爷爷一屁股瘫坐在凳上,长叹着:“养儿不读书,等于养头猪啊!”奶奶同爷爷商量,再怎么苦,也要送我父亲去念书,不然长大了钱都认不得。我父亲因此因祸得福,当年就进学堂读书去了。

  奶奶若是生在有钱人家,只怕是个识文断字的才女。老人家目不识丁,可我记得小时候听她说话,嘴边居然时常冒出些之乎者也来。她同人辩理,或是帮人劝架,满口四六八句,都能押上韵,总是说得人家心服口服。当年为了争水,我们王姓同邻村覃姓年年打架。土枪土炮,大刀长矛,很是惨烈。有年,打完架后,官司打到县衙门。我们王姓却没有一个男丁敢当头上县里说理。想来想去,全族人公推我的奶奶。那是我奶奶这辈子最风光的一回,让男人们用轿子抬着去了县里,同覃姓头人对簿公堂。我奶奶巧舌如簧,谈锋如剑,驳得覃姓人张不开口,睁不开眼。一个女人家,真还把官司打赢了。自此,我奶奶有了“乡约老爷”的雅号,半是玩笑,半是敬重。

  奶奶的掌故很多,都是妈妈和爸爸告诉我的。可是,在我的记忆里,奶奶似乎一直就是位瞎了眼睛的老太太,成天迈着双小脚,在老屋里转来转去,嘴巴总是动个不停,好像老在吃什么。我少不更事,总喜欢问奶奶您吃什么?奶奶便会笑着说,我在吃亏!我们家乡,大凡人生种种苦楚,都可归之为吃亏。现在想来,奶奶那一辈人,除了吃亏,还能有什么呢?

  奶奶临终的情景,妈妈后来时常说起。奶奶已病得不行了。医生每天都说老人家熬不过今天了。可奶奶浑浊的眼睛老是睁着,就是不肯闭上。我妈妈说,你奶奶在盼她儿子。我爸爸外出几个月了,他不知道老母已经病重。这天,突然收到爸爸的一封信。果然,听妈妈念完爸爸的信,奶奶眼睛一闭喉头咕噜一声,就落气了。那年月,我爸爸戴罪在身,独自飘零天涯,奶奶怎么放心得下。

  我的妈妈也早就做了奶奶,可她总是把老奶奶挂在嘴边。看着儿孙们都大了,妈妈总说,要是你奶奶还在,多好。妈妈说,你奶奶那坟眼啊,是五色土,村里人都说奇,到了冬天,别的坟头上草都黄了,只有你奶奶坟上的芭茅青油油的。

  爷爷

  爷爷这辈子,不知总在思考什么经天纬地的大事。除非做事,他总是蜷在堂屋的长凳上抽旱烟。旱烟袋老长老长,戳在地上。爷爷不太说话,他有些结巴,嘴里就干脆衔着烟袋。他的眼睛总是望着某个地方出神。呛人的旱烟袅袅娜娜。爷爷到死都是这个样子,在浪漫的读书人看去,像位深邃的哲人。若是夏天,黄昏将近,爷爷早早地就在屋前的场院里烧上一堆浓烟,熏蚊子。天一断黑,吃了晚饭,爷爷就蹲在烟堆旁,旱烟袋伸进暗红的火灰里,一袋接一袋地抽烟。小孩子们嬉闹也罢,大人们拉家常也罢,都不管他的事。他

  其实,爷爷一辈子只做过三桩事:种田、种西瓜、当小贩。爷爷的西瓜种在离村子三里以外的河滩上。那河滩没主的,谁家愿意种,就去开垦一片。爸爸说起过小时候帮爷爷守西瓜的事。爷爷在河中间的沙洲上开了一片地,爷爷和爸爸每次都得涉过浅浅的河水,才能去瓜地里。爸爸说那时的西瓜很大很大,一个足有二三十斤。爸爸嘴馋了想偷吃,一个又吃不完,只有干着急。我说那么好的西瓜,是不是很赚钱爸爸说,哪里赚钱?亩产也不高,又不好卖,挑着两个西瓜四邻八乡的转上一天都卖不完。田里只种稻子,那时候禾栽得稀,田里还养鱼。要吃鱼了,拿个竹罩子去罩,一罩一个。猪吃叫,鱼吃跳啊。爸爸说得我都神往起来,可他马上又说,田少了,产量又低,爷爷还得在农闲的时候跑武冈,做些小本生意。那生意做得苦啊,来去都得走两百多里山路,还挑着百把斤担子。有回路上遇上强盗,把货担抢了,还里里外外搜身。爷爷有块光洋,幸好事先缝在腋下的衣缝里,才没有被搜走。可怜爷爷双腿叉开,双手举着,任人上上下下搜个遍,身上的汗就像黄豆样地滚下来。据说,奶奶后来只要说起这事,就怪爷爷不该把光洋藏着,老老实实送给强盗好了,让他们花了这钱绝子绝孙去。万一要是搜到那块光洋,散财还是小事,那强盗还会把你耳朵割掉。奶奶一辈子都在后怕这事。

  爷爷闷着头抽烟,他能想些什么大事呢?他在想西瓜怎么不好卖?怎么就不能多置几亩田?能做些什么更赚钱的生意?遭强盗抢劫的事他兴许只是偶尔想起,他在那条路上跑过无数回,毕竟只碰过一回强盗。可就是这些问题,爷爷也许到死也想不明白。这其实是关于他这一生命运的大问题,爷爷注定是想不清楚的。

  也许爷爷这辈子什么大事都没想过。他只是一声不响地劳作。饿了,就得吃饭;要吃,就得做事。哪样事情该做,也都是不需要思考的,手和脚就是他的脑袋。有年冬天,爷爷从地里做事回来,见一个乞丐裤子破得像渔网,人冻得全身发紫,缩在稻草堆里嗷嗷叫。爷爷回来,跟奶奶说了声,就给那乞丐送了条裤子去。其实,爷爷奶奶老两口儿总共才三条裤子,轮着换洗。不知爷爷奶奶又要节衣缩食多少日子,才能重新缝上一条裤子。

  终于,爷爷身体渐渐虚弱了。先是腿弯儿发酸,后来脚发肿。于是一病不起,撒手西去了。他老人家只活了六十三岁。妈妈说,爷爷是累死的,穷死的。爷爷去世的时候,是否已穿上一条新裤子?

  爷爷去得早,那会儿我还没有来到这个世上。爷爷在我脑子里的那些模糊印象,都是我根据爸爸妈妈断断续续的讲述,虚构出来的。爷爷的那些故事,我理不清时间先后,也弄不准到底发生在什么地方,但却是真实的。不像那些线装书里记载的历史,看上去言之凿凿,实则大多是谎话。其实,不管二十四史何其洋洋,老百姓是另有一部史书的。他们更相信口碑相传的祖宗故事,时间长了,祖宗也许就在传说中封神登仙了。民间传说不理会正统,不讲究为尊者讳,也不为谁隐恶扬善,只认天地良心,便往往同正史相悖。

  爷爷就葬在老屋对门的太平垴。上山的路很陡,顶上却平得像跑马场。满山千奇百怪的枞树,夜半风起,林涛凄厉,很吓人的。风清月朗的秋夜,山里的杜鹃叫得人们鼻腔儿忍不住发酸。那是我们王家祖祖辈辈的坟场。有年清明,爸爸带着全家老小上山扫墓。我们在枞树林里钻了好久,才找到爷爷的坟。坟不大,只是一个扁平的土堆,也没有墓碑。爸爸是凭着坟前的一块石头认准的。我顿时眼睛有些发涩。这就是我爷爷啊他老人家也算过了一辈子啊!我甚至怀疑爸爸是否真的认准了爷爷的坟墓,说不定我们祭奠的只是一堆没了后人的荒冢。

  爆竹噼噼吧吧地响起来,我想爷爷是听不见这喧闹声的,他再也不会闷着头想什么大事情。老人家已经安安静静四十多个春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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