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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娱乐乎?预言乎?王跃文

  前几日看了一场电影,《黑客帝国3》。这一看,竟吓出一身冷汗来。我的上帝,你原来真是有的,而且你不是神,也不是人,而是一台极端高智能的机器,一台能不断自动升级、自我完善的计算机。人类存在的惟一意义,就是共同充当这台计算机的肉体电池。人类意识里所具有的七情六欲,千姿百态的生活——上班、购物、吃喝、恋爱,所有的悲喜与疯狂,全是一种幻觉,一种网络中虚拟的世界。轻松的娱乐快感中让人体会着某种深层次的恐怖,正如一位哲人疑问过的:谁知道这世界不是被一个魔鬼控制着呢?

  只有极少数人了解真相。可了解真相的人幸耶?不幸耶?有人承受不了面对真相的痛苦,逃回到虚拟的网络里,心甘情愿再去做一个如同肉蛹一样把能量供给机器的电池。真实的残酷被遮蔽,只剩下虚幻的幸福,这幸福在意识中却又是真实的。真耶?幻耶?假作真来真亦假,辨别真伪究竟还有没有意义呢?

  哈姆莱特有一句台词已成了经典: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个问题。人们总喜欢在各种不同语境中套用这个句型,不过,大多时候是追求一种荒诞的效果,为了反讽和解构。可是,如果我们在此处也套用一回这个句式:真实的痛苦还是虚幻的幸福,这是个问题。这个套用未免太过沉重,让人无法选择而又无法回避。墨菲斯怎么选择呢?他倾毕生之力找到了拯救人类的“救世主”尼奥,可这尼奥原来也不过是电脑为了让自己进一步升级的一个程序。一切尽在程序的掌握中。孙悟空一个筋斗翻了十万八千里,却还在如来佛的手掌心。那种明了真相后的痛苦和绝望,实乃凡人无法直面。

  很多以幻想为前提才可能存在的东西往往会使人忘了它是幻想。比如童话《小王子》,比如科幻片《黑客帝国》。《黑客帝国》里有些道理颇耐人琢磨。尼奥确实只是电脑为自己升级而设置的一道程序。可尼奥最终还是成了击败电脑、拯救人类的救主。为什么?因为每一次他都违反了趋利避害、自我保护的原则,主动选择了死亡。正是死亡,才使他获得了更高一级的生命,摆脱了作为一个电脑程序的命运。而电脑为什么要给自己设计一个如此危险的病毒呢?它是为了让自己有一道更厉害的防火墙。这个世界似乎共同实践着这样一条真理:置于死地而后生。只不过,一个是在并不知道自己死后有生的情况下选择了死,另一个是自以为自己一定不会死而选择死。两者相形,高下立判,胜负定局。于是,尼奥赢了,人类获救了。

  曾看过一篇小文章,好像说外国人看不起中国人的想像力,理由是中国没有科幻片,有人不服,于是举《封神榜》、《西游记》之类佐证之。其实,外国人说我们缺乏的是预言式的科幻片。这确实是中国的弱项。中国人的幻想力似乎仅限于过去和局部,盘古开天地、孙猴子取经,如此这般,还能有些许幻想,但若想像未来人类生活的模样、想像未来人类社会的完整形态,似乎比较费力。是不屑去想那些离现实太远之事?还是现实负累过重没有余力去想?或者干脆就是想不出?总之,中国人真不会像外国人那样,哲学的、宗教的,甚至人类终极命运的、宇宙起源第一推动力等等,都煞有介事地给你描绘出来、演绎出来,你不得不提前思考,惊悚,警惕。人类要往何处去?只能往何处去?尽管永远没有答案。

  中国爱情通俗版王跃文

  大概不同民族的爱情,有不同的经典版本。西方爱情的经典版本似乎都是王子和公主历经磨难、最终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中国爱情的经典版本则好像都是公子落难之际,小姐以身相许,最后公子中状元,洞房花烛夜。这同西方爱情异曲同工。

  受朋友之托,作应景文章,我曾硬着头皮看了电视连续剧《青河绝恋》。只看了几集,便领略到了中国爱情经典版之外的通俗版。据说这部电视剧很热,也许因为通俗版的爱情更贴近大众。爱情的经典版同通俗版其实骨子里没区别,只是后者纠缠了更多的爱恨情仇,而演义的无非都是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的爱情。

  那么,这种爱情是什么?我以为是自虐,如果我们有理由相信那是爱情的话。这种爱情就好比一只味道鲜美的兔子,渴望被老虎吃掉而且必须被吃掉。有时候,这只老虎的名字叫义。这是中国人价值观念中至高无上的东西。杀生取义都理所当然,何况杀爱情取义乎?!老虎坚信生来就有吃兔子的特权,不吃掉兔子,就显不出老虎的高贵;不吃掉兔子,老虎就不可能有真实的血肉,也就不可能显示出老虎残暴的力量。如果一只老虎不残暴,它还能叫老虎吗?所以它必须吃兔子,吃的过程还必须越血淋淋越好。越血淋淋,那只叫做义的老虎的形象就越神圣。

  最让中国人动情地抹眼泪的爱情,似乎就是这么一只可爱的兔子。它的幸福就体现在被老虎吃掉上。一只能被老虎当作食物的兔子是幸运的。它趴在虎爪边颤抖,泪水涟涟,等待着被吃掉。那种颤抖是幸福的颤抖,那种泪水是幸福的泪水。兔子生命的意义就在此。如果不能被老虎吃掉,那还能算一只高尚的兔子吗?如此,作为兔子,最悲惨的命运似乎成了不是被吃掉,而是没有被老虎来吃!

  爱情兔子还有男女之分,贵贱高下又有不同。男兔子高贵,因为取义成仁的使命往往非他莫属。为了显示义的神圣,义的祭品必须高贵。为了成就男兔子的高贵,又必须有女兔子为他牺牲。所以女兔子还不配享有为义牺牲的高贵命运。她的最高幸福便只能是心甘情愿地为男兔子牺牲。如果几只女兔子争着要为一只男兔子牺牲,怎么办呢?古人老早就有训在先了:后妃之德嘛!

  我从不相信共为一个男人而争宠的女人之间会有真正的宽容与爱。我甚至认为这不过是女人为了蠃得男人欢心的另一种手段,是一种更残忍的自虐。这种后妃之德把女人逼向了更深的奴性,如今却成了电视机前无数人为之唏嘘感动的理由。因为男人们要缅怀那逝去了的尊贵和实惠,女人们则可以笼罩在自我牺牲的高尚的虚幻光影里。

  我总觉得,女性的善良宽容只有在摆脱了男人的阴影后才有可能真正实现。当女人们不再共为一个男人而争宠,她们才有可能真正找到自己,坦然面对被层层压抑在内心最深处的自我真面目,才有可能最自然地将女人天性中的善良美好释放和升华,展现出健康的人性。所以,我们瞪大眼睛,努力在《青河绝恋》中寻找让爱情真正升华的理由和力量。

  我们也许根本不可能从任何电视剧里看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但可我们仍天天在看。也许生活太沉重,太枯燥,太乏味,正像卡尔维诺说的,我们需要减轻些重量。

  野蛮女友来也王跃文

  大凡读过沈复《浮生六记》的人都会忘不了芸娘。芸娘是沈复的妻子,娴淑聪慧,擅风情又解人意,与夫君感情深厚缠绵,不幸早死。沈复把他们夫妻的哀艳故事写得幽芳凄绝,读之令人心醉。以至林语堂都说,芸娘是中国最理想的女人,得妇如此,三生有幸。

  我却不怎么喜欢。我总以为在中国,生活最黑暗的便是妇女儿童,因为历史上从没把他们当人看过。西方学者坦陈“中世纪以前没有儿童”,说西方中世纪以前从没把儿童当成具有特殊情感要求的人来看待。中国什么时候发现了儿童,把儿童当做有独立人格和特殊情感需求的人来看的?消极一点儿说,好像现在都没有。现在的儿童,吃得好,穿得好,物质生活有求必应,但在精神情感上,相当程度儿童还是父母意志的服从者。中国的妇女就更惨了。古人有训,女人在家从父,出家从夫,夫死从子。中国的儿童如果是个男孩,好歹有长大的一天,那就总算熬出头了,做一个大男人威风威风。他们在外面做不做奴才不知道,在家里总可以做绝对主子的。可怜只有妇女,永无翻身之日。更可悲的,妇女从小身受传统文化的奴性教育,以当好丈夫的奴隶为己任、为光荣,美其名曰“妇德”、“妻性”,实在这里头更多的是奴性。现在的妇女,制度性解放可算是实现了,但未必就获得了深层文化意义上的解放。

  向来为中国男人们津津乐道的芸娘就是一个美好的奴隶。固然她算有幸,丈夫爱她疼她,也懂得欣赏她的灵心慧性,可根本原因还在于她本身的“可爱”。为了做到如此“可爱”,说穿了,就是她的一切喜怒好恶都以丈夫的脾胃为准绳,百依百顺。她的善解夫意之“可爱”,竟能主动为丈夫选妾,周密筹划,亲自把看中的女孩憨园诱入闺房,百般哄劝,直到终于将一只玉镯戴上憨园手腕,然后奔出闺房向丈夫邀功:此事成矣。后来憨园被一富商夺去,芸娘因之自责到吐血落病,再三为丈夫无福消受憨园而叹惋,直至郁郁而死。此种妇德,中国的男人当然要大加赞颂的。

  曾有种论点说,太平天国妇女的解放是人类史上最先进的妇女解放运动。论据是太平天国的妇女走出了家庭,广泛参与到战斗和生产中来,而且“天足”。可是,洪天王洪秀全亲自撰写的《妻道》却规定:妻道在三从,无违尔夫主,牝鸡若司晨,自求家道苦。还规定了一个“十该打”的条规:服事不虔一该打;硬颈不听教二该打;起眼看丈夫三该打;问王不虔诚四该打;躁气不纯静五该打;讲话极大声六该打;有唤不应声七该打;面情不喜人八该打;眼左望右九该打;讲话不悠然十该打。我真不知道历史上还有哪个奴隶主、邪教主能比洪天王更残酷地对待妇女。那些固守教条的太平天国研究专家仍在为如此残暴腐朽的天王叫好,实在是没了良心。

  鲁迅先生有言:暴君的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愚民的专制使人们变成死相。大家渐渐死下去,而自己反以为卫道有效。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我真情愿妇女们首先能做到如先生所说的“六敢”,哪怕她们因此变得不那么可爱。虽则如此,她们至少能以自己的头脑去思考、以自己的心灵去感受,是一个有真生命真情感的独立的人,能自己把自己当人看。须知道,女人不择手段牺牲自己的一切,只为了把一个男人紧紧抓在手里,这并不美好。

  据说现在挺流行“野蛮女友”,是不是对传统妇德的反动呢?

  奢侈的失恋王跃文

  歌曰:爱情是场感冒,烧退了就好了。年轻人哼着这首歌,有些油腔滑调,有些心不在焉,有些顽世不恭,有些下意识或无意识。他们好像不再用脑子思维,只用五官和手足;或者干脆就蔑视思维,感官刺激比思维更加撇脱和实惠。时下行为艺术多是笑料,他们便都是前卫的行为艺术家。这个种群好像有个时髦的称谓:哈韩族。他们通体韩服,肥大得恐怖,双肩包当单肩包斜挎着,在大街上摇头晃脑,簇拥而过。我望之头皮发麻,侧身避让。我明白,自己真的老了。

  有旅日学者回国,同我说到村上春树。她说日本仍有很多严肃作家,认真从事着纯文学写作。他们靠出版文学作品根本没法生存,但他们令人敬重。而那些通俗文学作家,往往被人看成低俗者流。村上春树例外,他既是位通俗文学作家,又是位颇负声望的思想家。他的书好销,人也不掉格。我闻之神往:效法村上春树多好,腰包弄得鼓鼓的,羽毛又梳得光光的。村上春树的青春小说,少男少女少妇和少爷气的成年男人都爱看。据说他的每本书在日本都要印到几百万册以上,在中国也要印几十万册。中国作家同每位同胞一样,实在穷怕了,顶顶重要的是先把肚子塞饱。谁以为中国作家计较稿费就有辱斯文,我便恨不得煽他个斯文的嘴巴。他们自己捞起钱来可以六亲不认,却要老子去斯文,呸!这个呸字是跟鲁迅先生学的,还嫌斯文了些。依老子脾气,就得用上国骂。

  想学村上春树,却苦于自己青春不再;贩卖往日青春,又怕没有市场。夫人在高校从教,便求助于她。她说,青春嘛,无非是爱情和忧愁。可是现在的大学生,没有爱情,也没有忧愁。

  怎么可能呢?记得在《参考消息》上看到一则报道:俄罗斯有个成年男子让一位十一岁的女孩怀孕了,警察当局要追究那男子的法律责任。不料小丫头挺身而出,说,不!这一切都是爱情的结果!我看罢忍俊不禁。可眼下说中国大学生已没有爱情了,我不敢相信。人家俄罗斯乳臭未干的小女孩都懂爱情,中国人怎么了?难道男女之事都有个中国国情?夫人笑曰:现在年轻人,谁说失恋了,会被讥为老土。他们没有失恋,无非是换个人做爱而已。失恋,已经是种很奢侈的事情了。

  可我仍是懵懂。没法躲避的激素、转基因食品及带激素特质的影视文化,催得孩子们早熟。幼儿园的小朋友已学会了争风吃醋,小学的调皮男生背地里给男女同学配对儿,大学校园的情侣们按日韩电视剧的经典姿势热烈拥抱,如此如此,怎么就没了爱情呢?

  不过,说起早熟,年轻人又有意见了。祖先们不更加早熟?往远了不说,单说光绪皇帝大婚,册立一后二妃,他最宠爱的珍妃才十三岁。依现行法律,这位皇帝要以强xx罪论处。再说那皇后,小小年纪,就得母仪天下,真神人也。那么,中学生、大学生就不可以拉拉手,搭搭肩,做做爱?怎么就是早熟了?

  看来,他们仍是有爱情的。然而,他们的爱情只是感冒。感冒本来有多种体征,有的咳嗽,有的头痛,有的喷嚏,有的畏寒,有的发烧。而据说他们这种感冒,通通只是发烧。有种特效药,患者自备,注射几次,烧就退了,病就好了。这让我想起一个真实的故事。当年我们村有个女知青,长了满脸青春痘,问怎样才能消掉。生产队长说,往脖子下面三卡的地方,打针西林油,就好了。有两处需做训诂:卡是当地方言,大拇指和食指用力岔开为一卡;西林油是上世纪七十年代通用的注射液,白色,黏稠如牛奶,患爱情感冒症的这代人没见过。没想那女知青是个傻大姐,真的就收腹挺胸,卡将起来。才卡到两卡,发现上当了,哇地红了脸,大骂队长流氓。如此说来,那位生产队长原来很前卫的。

  爱情本来就是种稀有元素,人类开采了几千年,早已所剩无几了。据说,在中年男女那里,还有些许储存,但也不是富矿,就像乱开滥采的小煤窑,百孔千疮。中年女人的爱情会遭何种境遇,我没法臆测;中年男人,冷不防就会碰上尴尬。有回在饭桌上听某女说,她向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发了个暧昧的手机短信,本是玩笑,他却当真了,弄得很不好意思。她的结论是,别同四十多岁的男人开感情玩笑,他们会信以为真的。我听罢自嘲:男到中年,就得让小丫头片子当猴耍了。

  正写着这篇文章,听说一位朋友最近又失恋了。我这朋友,说他风流倜傥,义薄云天,并不溢美。因为事业成功,自然老是恋爱。我曾经同他开玩笑:一个人谈点儿恋爱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谈恋爱。他听罢诡谲而笑。他最近这次恋爱,始末我都见证了。他爱得像模像样,并不只是年轻人的感冒,简直是病入膏肓。所以,他就真真实实地失恋了。真是奢侈,他居然抛开朋友,独自去了个遥远僻静的所在,面对崇山瘦水,玩他的失恋去了。这时节,那朋友去的地方,应该开满了杜鹃花。他若知道杜鹃啼血的典故,真该换个地方去凭吊爱情。

  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中年男人就最讲认真。我的又一位兄弟,说他前几年读《廊桥遗梦》,居然嚎啕大哭,状同京剧票友吊嗓子。我听着虽是大笑不止,心里却淡淡的酸楚。谁让我们都进入了中年呢?却又想起某女奚落她的男友:你就看什么《廊桥遗梦》了,早着呢!看看那对男女,我竟有些不屑:你们中年之后,只怕什么梦也遗不了!

  有人编了本书,好像叫《正在消失的词语》,很有意思。我想若干若干年后,汉语如果还有幸存活着,也许会收录这么一个词条:失恋,不常用词,指古人类具有的一种特殊心理现象,即男女交媾一段后不再往来,一方或双方感觉头昏、失眠、厌食、精神萎靡,少数人伴有自杀反映(见不常用词殉情)。人类这种心理现象同爱情、友谊、真诚等在大致相同的历史时期逐渐消亡。

  菩萨的大哭笑王跃文

  我总有一些很可笑的念头放在心里缠来绕去,不得其解。比如菩萨会大哭大笑吗?他们大哭大笑时是什么样子?我真想写一部让菩萨也大哭大笑的小说。我知道佛是不会大哭笑的,他们已洞彻一切、了无因果、法力无边。可菩萨毕竟比佛还是低一级。我案头就有一尊木雕的菩萨,低眉垂目,嘴角现出一丝淡淡的笑容,一派智慧安祥。

  这菩萨曾很使我惭愧,也让我无比羡慕。他姓甚名谁,来历怎样,有何法力我都不知道。他衣裳破旧,漆迹斑驳,连足下踩着的莲花宝座都裂了坼,真不知在尘世已流转了多少轮回。可他依然波澜不惊,似喜似悲,安祥尊贵,连眼角儿都不曾抬一下。

  我曾想,做人的最高境界就是菩萨。人不可能做成佛,因为佛已不是人。可如果真有了大智慧,像菩萨那样笑看人生也许并无不可能。比如以前,我心目中的杨绛钱钟书夫妇,如果让我给他们画一幅画,我会把杨绛先生画成一棵绿意丰盈的树,把钱钟书先生和他们的爱女画成栖在这绿树上的两只鸟。树永远在,也永远绿,所以两只鸟就放心地啁啾淘气,尽着自己的痴情痴气生活。这树和鸟虽也在红尘闹市中,眼睛把俗世悲喜看个清清楚楚,心里却并不受一点儿沾染。血雨腥风何尝没有,可树把风雨挡着,把鸟儿护着。风雨过去,树直起腰来,抖一抖雨水,眉目间依然淡淡的,舒展的。鸟儿依然啁啾淘气着。我想,这种境界,就是菩萨了。

  今夏,我读了杨绛先生以她九十三岁高龄写下的回忆录《我们仨》,我读到她写的“我们稍微有一点快乐,就会非常快乐,所以我们仨是不寻常的遇合”,不觉一下悲从心来。我突然明白,菩萨也会大哭的,这就是菩萨的大哭了。

  原来菩萨早已明白,人生的真正快乐多么稀罕难得,多么值得珍惜。而懂得珍惜这稀罕难得之人生快乐的人能聚合在一起,更是“不寻常的遇合”。为着这人生快乐的稀有难得,值得大哭。为着这懂得的人能聚合在一起,生生死死、相依为命几十年的不寻常,更值得大哭。

  这大哭亦是大喜。懂得了人生快乐难得,找到了一点点儿快乐,又能将之变成非常的快乐,这是大喜。与懂得的人相聚,一起享受这稀有的大快乐,更是大喜。这大喜的得来,需要有多少灵心慧眼、多少对人生苦难透彻的体味和承担、多少理性和坚强才能得到。然而,缘起缘灭,一切虽然都了然在心,铭心刻骨,念兹在兹,可一切最终又都得放下、交出去,眼睁睁看着它离散、逝去、灰飞烟灭。这大喜之中又是蕴含着怎样的大悲!

  这就是菩萨现在的样子了。大喜过,大悲过,最后低眉垂眼,留一丝嘴角淡淡的微笑,是一种曾经沧海过的大彻大悟,一种幻灭后似喜还悲。

  “我们稍微有一点快乐,就会非常快乐,所以我们是不寻常的遇合”。仔细琢磨着这话里的彻骨悲哀,我双泪纵横。

  炎炎夏日,热浪舔噬着一切。想着人生种种,我的心却有了如许的悲凉。

  陌生的广东人王跃文

  某报索稿,命题作文:写写广东人。这可难煞我了。

  我家乡的方言里,“广”字带有傻的意思。比方,“广鸡”意思是马大哈;“广里广气”就是傻里傻气;谁说话口齿不清,就说他像个广东佬。精明的广东人,在我家乡老辈人的眼里,似乎个个都有些弱智。我想这种隔膜的缘由,大概因为语言不通,就像百多年前的中国人看外国人,红毛绿眼像个野人,就连他们的膝盖都不会打弯的。

  我同广东人没有太多交往,很多关于广东人的识见,不是书上读来的,就是道听途说的。

  广东自古物华天宝。唐人段成路的《北户录》,记载岭南风土物产,种种奇异,令人神往。高潘有一种无核荔枝,五六月熟,莹白如水晶,汁液甘甜,真乃奇果。此果是否就是苏东坡馋的那种?不然他怎会“日啖荔枝三百颗”呢?《北户录》里更记有一种睡菜,五六月生田塘中,长得像莲藕根梢,食之好睡。我长期受失眠之苦,不知现在能否找到这种睡菜?

  广东古时有好多稀奇事。比如用鸡蛋占卜,巫师把鸡蛋扔出去,有蛋黄的是凶兆,没有蛋黄则万事大吉。鹦鹉的背不能触摸,摸了会患“鹦鹉瘴”,浑身颤抖着死去。鹤子草是媚药,女人食之,风情万种。树叶能化蝶,竹子可化蛇。广东人还相信孔雀是不交配的,雌孔雀只要听到雄孔雀的声音,或看到它的影子,就会怀孕。我想幸好人类不像孔雀,不然这个世界岂不大乱。

  衣食住行,广东人特别注意“食”。原本排在头位的“衣”,广东人倒不讲究。男人们穿着大短裤,踢着拖鞋,手挥蒲扇,招摇过市,不是去喝茶,就是奔别的什么美食而去。广东人舍得在吃上面费脑子下功夫,这正是他们的聪明实在处。民以食为天,吃高兴了比什么都重要。广东奇异的出产多,他们吃得也特别复杂怪异,简直匪夷所思。雕豆腐、灌汤黄鱼、齐天大圣会虎鲨、龙虎斗且不说,居然还有踏雪寻熊、滚油烫猴脑。据说有一种菜叫做“三叫”,吃刚出生的老鼠,粉嫩粉嫩,咬到嘴里还要吱吱吱叫三声,颇令人毛骨耸然。最近听到一个笑话,说如果广东人抓到一个外星人,他的第一个念头是:这东西怎么吃?清蒸还是红烧?

  古时候穷官最愿意到广东任职。《晋书?吴隐之传》里说,广州环山临海,富产珠宝,一箱子珠宝几世都用不完。虽然那里有瘴气,却是发财的好地方。所以,古时那里的刺史多有贪官污吏。离番禺二十里的石门,有一处泉,饮者怀无厌之欲,变得贪婪无比,谓之“贪泉”。我想,实则是此地自古贪官太多,民怨塞巷,迁怒风水。人心自贪,关泉水何?

  广东人却是实实在在看重发财,理直气壮地奉行拜金主义。他们见了面打招呼,不是“您吃了没有”,而是“最近在哪里发财啦”。这“啦”字拖得长长的,调子往上翘,显得自信自在。俗世生活,发财比仅求吃饱饭的档次当然要高得多,所以,广东人最先富了起来。《圣经》里有个故事,马太让他的几个儿子各自拿钱去做生意,谁赚得最多,下次给他做生意的本钱就越多。广东人就属于赚得多拿得多的那种。人再怎么扮斯文,再怎么扮高尚,总得承认钱毕竟是好东西。说钱是王八蛋的是两类人,一是赚得太多的虚伪之辈,一是想赚而赚不到的寒酸之徒。北京人原是称粤语为“鸟语”的,颇为不屑,但自从广东人发财了,北京人有段时间说话听上去也有些油腔滑调了,原是加了些广味,只是后来最最有钱的到底还是呆在北京,北京人才恢复了讲普通话的信心。

  有人说广东人教育孩子:你要好好读书,不然长大了没本事,只好去当干部。这话干部们听着哭笑不得,却实在值得额手称快。中国几千年官本位,学而优则仕,仕而后不优,确确不是好事。广东人不再以为当干部是件很风光的事,不经意间颠覆了官本位,岂不痛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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